三如果这六万元结余经费能够以发票冲抵而领出现金，刘子仁并不打算一人“独吞”。他认真考虑过分配方案:三分之一作为自己该获得的人工费，上交给妻子;三分之一分给参与课题的三位研究生，算是劳务报酬;另外的三分之一则暂不动用，为它单列一个账户，名曰“科研小金库”。今后的科研开支就有赖它了。这实际上相当于把科研经费预领出来，暂存我处，慢慢使用。手段不够规范，究其本质，倒也合乎情理。没办法，这是逼良为娼啊!
    刘子仁心想，套现后首先要支付的是研究生的酬金。这两个项目把他们拖累得够呛，刘子仁始终对他们怀有某种歉意。自以为尚具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他，本来不想将研究生当劳动力使用的，尽管这在当今的高校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也不喜欢研究生在背后称自己为老板，就像在工科圈内习以为常的那样。在他看来，他和研究生之间根本就不存在雇佣关系，“老板”这一称呼对双方都是一种侮辱。或许，研究生使用这一称呼本身就隐含着一种遭受剥削的不满。但项目是限期完成的，若无研究生辅助，他就独力难支了。只好违背初衷，把研究生拉到项目中来效劳。不过，他早已打定主意:将来成果出版时，一定要署明研究生付出的实际劳动。不仅如此，还要给他们支付劳务报酬。这是必须的。否则就违背了他做人的基本原则。当然，支付的时间要在套现以后，总不能自己掏钱垫支吧?
    其实，刘子仁本来是想垫支的。那是在其中一位名叫曹润南的研究生“含沙射影”地暗示他以后。那天讨论的是唐代永贞革新的评价问题，刘子仁做完总结发言后，大家正收拾书本准备离开，曹润南突然毫无来由地说:“咱们学人文的就是惨，每月才能领300多元的奖学金，连饭钱都不够;人家学工科的，光帮导师做项目，每月就有1000多元的收入呢!”这看似自叹境遇不堪，但其中分明隐含着一些让刘子仁听来十分刺耳的内容。精通历史的他对这番话的解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在提醒他效法工科的导师，及时给研究生支付应得的劳务报酬。长年向故纸堆里讨生活，刘子仁有些迂，但不笨，对这类旁敲侧击的手法有足够的敏感。不仅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赵晴也马上就醒悟过来，瞪圆一双杏眼向曹润南横扫过去，逼视得这位自知失语的同学面红耳赤，而这种情态又更加坐实了刘子仁的判断。他不由得心头为之一凛!
    回家后，他便与妻子商量，能否先从家庭存款中取出两万元给研究生发放酬金。没等他说清缘由，就遭到妻子的断然拒绝:“好哇!什么破项目?没见往家里拿一分钱，倒要我倒贴这么多，没门!”这话就很不实事求是了———按规定可以提取的那12万元人工费，有9000元是上缴给她的。另3000元平均分给了三个研究生。当时，他是想给每个研究生2000元的，他觉得那样比较公平合理。但向妻子请示时，妻子不由分说就调整了分配方案，让天平向丈夫这边严重倾斜。他后悔不该事无巨细都向妻子禀报，一旦禀报，那就得服从她的决断，毫无通融余地了。然而这次却非禀报不可，因为家中的财政大权是由妻子独揽的，她不点头，别说两万元，就连两百元也难以支出。唉，谁让他一开始就定位错了呢?他本来想抓住妻子话中的不实之处，再与她理论一番，一看她神色越来越凝重，似乎马上就要发飙，赶紧罢休。一边暗自感叹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固然不高，在家中的地位尤堪哀怜啊!
    垫支不成，用发票来套现的事就显得更加急迫了。可是，用什么途径来获取允许报销的发票呢?刘子仁犯难极了!他也跟要好的同事李大伟交流过，李大伟说:“很简单嘛!让学生去找。”刘子仁问:“这合适吗?”李大伟答:“有什么不合适的?‘师门有事，弟子服其劳’嘛!这可是老祖宗教导我们的。”刘子仁又问:“学生能有多少渠道呢?”李大伟再答:
    “学生可以再发动他们的同学亲友嘛!不是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刘子仁说出自己的担心:“那样会不会弄得满城风雨?”李大伟满不在乎:“咱不偷不抢，只不过设法花光自己名下的经费罢了，还用担心舆论谴责吗?再说，谁不在那么干呢?你就别假清高了!”李大伟其人平时也未见得有多么特立独行，这番话却让他刮目相看，自愧不如。然而他很难采纳李大伟的建议。尽管他理解那样做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终究是斯文扫地。学生会对自己怎么看?指使他们去搜罗发票，明摆着是弄虚作假，以后还如何为人师表?又如何对他们进行学术道德和人格操守的教育?想到赵晴那清澈得不带一丝尘杂的目光，想到她听课时那两手托腮?纯洁无邪的模样，他无论如何抹不下这个面子，开不了这个口。他不想破坏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知道，像她那样崇拜他的女弟子今后恐怕很难遇到了。
    既然如此，搜集发票的事，只有他亲力亲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