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在升腾
    文/邓安庆
    萌萌突然一个人走了，对于每一个认识她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们的心突然为悲痛所笼罩。我们心痛失去了一个可以开怀畅谈、不带杂念的纯粹朋友，我们也悲切于因萌萌的离去而可能失去某种对美好、友善、纯真和灵性的感知力，失去在苦难中对神话的想象力。失去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日渐稀少却又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将暗淡得毫无光彩，毫无意义……
    对于我们做哲学的人而言，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自然是永恒的主题，但每个哲人之所以有不同的回答，与哲人独特的经历和他（她）对生存的基本处境的领悟相关，特别是与哲人对“死”的“感知”相关。柏拉图和海德格尔这些大哲如此，萌萌和我们这些人亦然。
    我本人就做哲学而言，纯然是学界的一个晚辈，但对“死”的感知却太早了。儿童时期正值“文革”，父亲在“单位”为了避免被人“打倒”，放弃公职回农村老家务农，本来就在农村的母亲却在这时病倒了。我清晰地记得我陪母亲去县城、去九江看病而根本找不到医生的情景。在县城的一间冰冷的小屋内，只有到处乱跑的小老鼠为我们带来一丝生的气息，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却只知道哭，全然不知道安慰受死亡威胁的母亲。屋外却是红卫兵喊出的一阵阵“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嘈杂的口号声。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就焦急暴躁的母亲喊出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我要把你打死一同带走！”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有了“死”的概念，我朦胧地意识到“死了”还可以有某个“世界”可“走”。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我根本不敢再去见病床上的母亲，而母亲越来越对她的“生”没有了希望，也越来越明确地似乎真的要“把我打死带走”。我是母亲生了三个姐姐后的第一个儿子，一直是她最喜欢、最疼爱的人，为什么她坚持要把我打死带走，这是我儿童时期想得最多而又最想不清楚的问题。在亲历了母亲之死之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自闭、自卑的人，除非是非常要好的小朋友，否则我很少跟别人说话。
    第二次亲历的“死”的震撼是送别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的陈修斋先生带来的。陈先生一直是我们学生们非常敬重的恩师，他对我们的学业虽然严格，但私下非常和蔼可亲。在他住院期间，我们这些弟子在病房内聆听了许多他自己从事哲学的故事，从他开始学“外交”，如何去听贺麟先生的哲学史课，如何进入“西方哲学翻译小组”，在西南联大那样的环境中如何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如何研究莱布尼茨，以及他如何提出“唯心主义”也有合理之处并因此后来长期受到种种不公平的批判，等等。但给我带来震撼的是，陈先生的追悼会后，我们几个弟子把他的遗体送到火葬炉前，炉内烈火熊熊，炉外被烟熏得黑不溜秋……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还是多么渺小的人物，无论多么辉煌或多么卑下的人生，但人的肉身都必须归属于此，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是追悼会上那些“盖棺论定”的说法吗？
    但送别萌萌给我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体验。我和周兴兄搭乘的飞机到达广州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当我们赶到陵园时已经10点多。一路上我们心情十分沉重，如同陵园内的一片漆黑。我们在萧帆先生的带领下，见到了灵柩中的萌萌，虽然看起来比平时显得瘦小了许多，但她的神态依然是那么安详。我们想与平时一样跟萌萌交谈，但却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全部的悲痛、全部的哀伤、无声的话语，此时只能变成泪眼蒙蒙的专注。萧帆说：“萌萌，你的朋友们又来看你了……”我隐约地看到，萌萌的脸上有了一丝不易察觉、但还是能够察觉的触动，脸上的安详变得更加柔和，这时，我坚信，萌萌依然是可以跟我们掏心掏肺地交流的朋友，她并没有真的离开我们，只是现在的交流不需要“一再失重”的话语，而是我们共通的心灵。我坚信，病魔虽然摧毁了她的身体，但并没有摧毁她的灵魂，她的灵在我们中活着，在“升腾”，也带着我们一起在提升……
    我和周兴和庆节兄回到宾馆，已经深夜2点多了。一身的疲惫却根本无法入睡，空洞洞的房间内除了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心酸和痛楚之外，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是，我拿出了这次我所带的唯一的一本书（这或许是萌萌的第一本书？）《升腾与坠落》来读。扉页上萌萌写着：
    一生中，
    有许多时光，
    我徘徊于我的密林幽径，
    在那里倾听我和我的私语。
    这段话在此情此景下突然让我感受到一种刺激，一种汗颜。我们平常许许多多要好的朋友，或者十分熟识的师生，自以为对对方的思想十分了解，却让“熟识”变成了一种“隔膜”，我们并未甚至也没有想真正进入对方的思想之中深入地理解它，使得他人的毕生探索变成了一条“密林幽径”，他的话语变成了只有他自己才真正倾听的“私语”。萌萌在90年代之后出版了《断裂的声音》《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及《典型与性格整体》《形式与意义》等一系列著作，惭愧的是，我却未能做到像拜读她的《升腾与坠落》那样认真仔细地读她后来的著作。尽管我一直认为，《升腾与坠落》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她日后的问题意向和思想结构，确立她作为当代女性哲学家的当之无愧的特质。萌萌思想的魅力在于，她以其女性特有的情绪和敏锐、特有的诗性表达方式以及她特有的内在纠缠的问题意向结构，来反思梳理现代哲学、毋宁说女人和男人共有的命运。她不同于女权主义，要向男性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相反地以“拒绝”男性过多关怀的方式，凸现女性本有的自立和尊严：“我感激却并不沉醉于那许多投射给我的太阳的光芒，因为那光芒常常只是为了衬托出我在被动中无力的黑暗。”（《升腾与坠落》）她所争取的“主动”，却并非为了从男性世界中夺回“半壁江山”，而是为了主动地弥补男性思想本来的欠缺，在“互答”和“嵌入”中实现“对男人文明理性的硬结的消解”。萌萌的哲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生活中，我与萌萌直接的、个人的交往并不太多，但从在湖北大学认识她算起，却也有将近20年之久！她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快乐、阳光的感染力，但在她的快乐和阳光中又同时能够让人感受到她心底的某种忧愁、静默的力量，认真细致的功夫，那种宁愿让自己站在黑暗中穿透黑暗、在黑暗中想象光明从而使“光华变得真实”的厚度。在我与她的交往中，有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是在长沙，她和志扬师在湖南师大讲学。讲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自然不在话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萌萌面对那么多的听众非常清晰地讲述了她长期思考的情绪向语言的转化等诸多问题的阐发。演讲、讨论安排得非常紧凑，但在讲学即将结束时，萌萌却对我说：“我要见一个湖南师大已经退休多年的教授，她是我妈妈从前的同学（还是邻居？有点记不清），我妈妈委托我这次一定要来看望她。”我说：“那你把她的姓名和住址给我，我先让学生去问清楚她现在住在哪里，然后我们过去。”由于萌萌得到的这位教授的地址是从前许多年的，我想现在找起来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萌萌却告诉我，她自己在头一天晚上，硬是挨家挨户地、一个村一个村（湖南师大的教工宿舍是以“村”命名的）地找，终于让她找到了那位老教授的确切住址，但隔壁邻居却告诉她，这位老教授现在在医院住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你的心已经尽到了，就不要再继续找她了吧？”她却说：“不，妈妈委托我要看的阿姨，我无论如何也要看望她。”就这样我又带着她到湖南医学院的第三附属医院终于找到这位阿姨。她的这种认真执着，一丝不苟，在她的字里行间也清晰可见。
    第二件事是我在德国访学期间，她每次给我谈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术规划，学术前景，他们的打算，他们目前的困难，她主编的“启示与理性”丛刊的出版，他们与海外相关研究所的合作机制等等，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她那种立志把海南大学的哲学所办成一个真正的学术中心，办成哲学家的乐园，办成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想交流场所的决心和毅力，她为之热情地付出，真诚地网罗国内外名家名徒的心胸，都让我非常感动。我开玩笑地说，你这么努力地为海南大学卖命，是不是给了你百万年薪？特别是每次谈到所里新进的我尚不认识的“林氏兄弟”那种赞不绝口的神情，让我感受到了她待人的那种纯粹和豪迈，内心里真为“林氏兄弟”感到幸福。
    第三件事是在2006年6月的一天，我已从家琪师那里得知萌萌的病情有好转，一直想去广州看望她，却从电话里听到了她洪亮的声音：“安庆，我是萌萌。”一点都感觉不到她是一个与病魔战斗了6个月并依然躺在病床上的人，哎呀，我这时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想不到的是，她这时依然还在向我谈他们研究所的打算，如何计划申请博士点，询问我是否可能调去海南等等，我心里在想，海南大学怎么有这样的福气，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一个教师这样为她真正呕心沥血地工作？这次我们谈得非常开心，我邀请她病好后一定来上海，她说，她一定会好起来的……谈了半个多小时，我怕把她累着，就说，你好好休息吧，我们下次再聊。
    尽管这次通话让我感受到了萌萌病情的好转，但在内心确实还是一直在为她祈祷，企望她能真正闯过这道坎，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又从家琪师那里得知她的病情恶化，直至病逝的消息。一个快乐鲜活的人，一个即使在病中依然热情洋溢的人，一个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这其中有着有限的人的宿命，谁也无法抗拒的宿命。
    萌萌说，在懂得升腾的同时懂得了坠落，而我们从中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在肉身坠落的同时灵却在升腾，这种“升腾”作为“一种虚无化的力量”也让我们在提升，这正是萌萌哲学的实存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