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猎虎》论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大学国语学科毕业，在父辈的斡旋之下到了横滨女子高等学校任教。那是一个就业难的时代，刚一毕业就顺利找到工作的人，在中岛敦的同级学生中仅有四人。在横滨安定下来之后，在整个大学时期几乎没有写过任何作品的中岛敦重新拾起笔来，开始了创作。1934年3月，中岛敦创作了《猎虎》，应募该年《中央公论》杂志的悬赏小说。该作未能当选，但是被评为落选作品中的十篇佳作之一。中岛敦在这年7月写给友人冰上英广的信中略带自嘲地提到这件事：“《猎虎》又失败了。但是入围了某某佳作，其实大可不必勉强选进那种地方的，我有些反感。”
    尽管入围了选外佳作，但《猎虎》当时并没有能够在杂志上登载出来，一直到1942年7月才收录在由筑摩书房出版的文集《光风梦》中。不管怎样，从1929年在东京“一高”时期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有巡查的风景》以来，中间经历了1933年12月份创作的《在游泳池边》，再到次年创作《猎虎》。这三部作品均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朝鲜半岛为舞台，均取材于中岛敦本人在朝鲜的亲身经历。换言之，少年时期在朝鲜半岛的生活，不仅在中岛敦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殖民地空间所存在的黑暗、错位以及荒诞的底色，与中岛敦长年对于存在的不真实性的怀疑精神是紧紧相连的，甚至说是前者强化了后者的记忆。
    《猎虎》情节非常简单。“我”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从日本“内地”到了殖民地朝鲜。“半岛人”赵大焕是“我”在龙山小学和京城中学时期的同学。一次，“我”受赵大焕的邀请，去山里目睹了赵大焕的父亲等人猎杀猛虎的全部过程。
    关于《猎虎》的主人公赵大焕这一人物，据当年中岛敦的同学们回忆，是有原型的。比如，中岛敦在龙山小学及京城中学时代的同学山崎良幸回忆说：
    在《猎虎》中出现的韩国学生，在我们同年级中有两三个。即便谈不上是模型，但也许是得到了某种启示。其中有一人好像姓赵，是一个个子高挑帅气、老实而又善良的学生。据说是出身名门，或许因为其母亲是日本人的缘故吧，没有觉得他是韩国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忧郁，但是成绩很好。还有一个姓金的学生，听说他家与王室有关系。
    中岛敦在京城中学的另外一个同学证实说：“此外，关于《猎虎》中的同级同学赵大焕，柔道部一位姓赵的男生或许就是原型。另外，还有一个叫金大焕的同学，可以说赵大焕就是这两个同学合并起来的名字。”作家汤浅克卫在谈到《猎虎》中赵大焕这一人物的原型时有如下发言：
    在《猎虎》中出现的朝鲜贵族同学，其原型或许是同年级的李达宰君吧。只有那些在日韩合并中有功劳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进入京城中学。李达宰君个子很高，长得白皙，温文尔雅的，俨然是贵族子弟。而且，成绩很好，排在班上第三或第五左右。四年来一直在敦的后面追赶。他似乎是考上了一高或者是三高。
    如上所引，尽管三位当年的同学在谈及《猎虎》的人物原型时意见有分歧，但基本可以认定，中岛敦在创作赵大焕这个人物时，一定是想起了当年自己身边的某一位熟悉的同学。而且，这三个人在回忆中，都提到了一点，就是那位疑似赵大焕原型的人物出身名门，并非普通朝鲜家庭的孩子。这一点很重要。
    如前所述，1876年2月釜山开港，日韩之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那之后流入朝鲜半岛的日本人逐年增多。在朝日本人子弟的教育问题也变得迫切起来。在1877年5月，成立了最早的日本人学校——共立小学，1898年8月成立日之出小学。但日本在朝鲜大规模地推行近代教育，乃是1906年2月日本统监府成立之后的事情。1906—1908年，统监府分别在釜山、汉城、仁川建立了高等女学校；日俄战争后不过18所日本人小学校，到了1910年年末激增到了128所。1909年5月，京城居留民团立京城中学校成立。该校的校舍由亲日团体“一进会”提供。校址在位于汉城西北边的庆熙宫里。1910年8月，学校更名为朝鲜总督府立中学，就在中岛敦毕业的1925年，该学校由原来的总督府立降格为公立京城中学。在1909年刚成立时，该校同时招收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入学的学生人数合计159人，其中很多人的父亲都是在统监府工作的官员或职员。中岛敦是京城中学的第十五届学生。
    按照汤浅克卫的说法，只招收200名学生的京城中学，“地方小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不是前三名，在京城规模达1 000多毕业生的学校里，若非前十名，根本就没有资格报考”。至于说朝鲜学生，不难设想，那更是凤毛麟角了。
    作为日本在朝鲜实施的殖民统治制度，在初等教育阶段，有为在朝鲜日本人子弟开设的寻常小学校和针对朝鲜人子弟教育的普通学校两种。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儿童尚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都只有自己的母语知识，尚不能讲外国语。所以，按照母语的不同，分成两个类型的学校，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中包含了民族歧视。中等、高等教育，原本是与朝鲜人无缘的。在官立的初中、高中以及京城帝国大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几乎都是日本人，只有个别极其优秀且日语水平不错的朝鲜人，才有可能被允许进入日本人学校。朝鲜人若想上学，就只能去招收朝鲜人的由教会兴办的专门学校或女子学校，或者是上日本“内地”的私立学校、专门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赵大焕这个姓名的设定。显然，中岛敦并非是随意给自己作品主人公起名。在他同为朝鲜题材的另一部小说《有巡查的风景》中，男主人公叫作赵教英。如此看来，中岛敦似乎对朝鲜姓赵的人情有独钟。在朝鲜，最大的三大姓氏乃是金、李、朴，接下来就是郑、尹、姜、徐、崔、许。赵姓并不是罕见的姓氏，但也不是排名靠前的大姓氏。但是，赵姓尽管人口相对较少，却是一个与贵族有关系的姓氏。比如朝鲜第23代国王翼宗的妃子赵大妃就是一个例子。赵大妃出生于丰壤赵氏一族。1863年，第25代朝鲜国王哲宗去世后，就是由赵大妃一手安排了第26代国王高宗的即位，并让高宗的父亲兴宣君（大院君）来辅佐国王行使政治实权。上台后的大院君，首先将滥用势道政治的安东金氏一族从政府机关的要职中逐出。赵氏一族的权力就凸显了出来。
    关于赵大焕的父亲，小说中有这样的说明：“赵的父亲原本出身名门，是一位绅士，据说在韩国时代做过大官。而且在辞职之后现在还是两班，其经济上的富有，从他儿子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得出来。”
    在朝鲜的历史上，李朝国家的政治体系是源于中国历代的制度，位于权力顶峰的是国王，在国王之下由文官、武官两官官僚联合执掌政务。像这样，高级官僚分成文官（文班）和武官（武班），合称“两班”。由于李王朝是实行文治主义政治，所以，武官要比文官的地位低很多。李朝时期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作为地主阶层的两班是统治阶层，在两班之下又分成三个阶层：从事技术与行政事务的官僚为中心的中人阶层；从事农工商，全面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常民阶层；隶属于国家机关或个人的、作为奴婢的贱民阶层。每个阶层都作为世袭身份而固定下来。
    如此看来，赵大焕能进入日本在殖民地朝鲜开设的官立最高级别的中学，全靠了父亲的特权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殖民地朝鲜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差别意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赵大焕的另一个身份，即他的母亲是来自“内地”的日本人。如前面章节所述，在日本的殖民统治时期，作为宗主国的日本人与朝鲜人之间的通婚，即所谓的“内鲜结婚”，曾作为“国策”的一环而被大力推广。
    《在游泳池边》中，三造所访问的朝鲜少女几乎不会讲日语，所以三造和少女之间不能顺利地通过语言来达成交流。与这个朝鲜少女相比，《猎虎》中的赵大焕精通日语，是一个近乎饶舌的人。关于他的日语能力，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总之，他的日语非常好。而且经常阅读小说。所以，他甚至知道在殖民地的日本少年们都没有听说过的带有江户味儿的词汇。初看之下，谁也不能识破他是一个半岛人。”
    斋藤实在就任朝鲜总督时，曾大力推进所谓的“文化政治”。在教育制度方面，通过《第二次朝鲜教育令》，确立起了普通学校六年、高等普通学校五年这一与日本本土相同的教育制度。而且，根据第十五号总督令，日本人与朝鲜人可以共学，但前提是朝鲜人不能超过班级人数的1/3。按照所谓的“三面一校”的计划，普通学校也日益增加起来。仅就男子的就学率而言，在“三一运动”之后的1920年达到了6.5%，而1925年则达到了22.1%。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急剧上升。
    在“三一运动”之后，井上哲次郎就分别在该年4月28日、4月30日、5月2日的《大和新闻》上发表文章，对《教育敕语》提出批判，主张为了实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必须要对《教育敕语》进行修正。井上批判了《教育敕语》的缺陷，指出其在朝鲜不能通行，并要求取消对朝鲜在教育方面的歧视。但他又反对威尔逊所提出来的民族自决主义，极力证明朝鲜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认为朝鲜这样的文化程度很低的民族，是需要日本这样的先进民族的指导的。事实上，在“三一运动”之后，尽管废除了宪兵警察制度，却大幅度地增加了警力，和20世纪10年代所实施的“武断政治”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在参政权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对朝鲜人的控制始终是很严格的。正如学者所批判的那样：“值得瞩目的是，朝鲜总督府以及日本政府非常暧昧地处置包括天皇制问题在内的成为统合核心的理念，与通过宪法、《教育敕语》和日本语三位一体地创建出来的‘民族国家＝日本’与‘殖民地＝朝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日本的语言学者时枝诚记在决定去京城大学任教时，特地向在日的朝鲜人学习了朝鲜语及朝鲜的概况，并带去了很多关于朝鲜问题的图书资料。在朝鲜的生活，也给时枝一个思索朝鲜语言问题的机会。在朝鲜的生活经验，成为时枝建立其语言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但是，时枝诚记的语言学体系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半岛人必须放弃朝鲜语，应该统一到国语（日语）上来”。
    至于日本学生与朝鲜人学生同校读书的事情，在学制分开设定的时候，在日本人学校里，只有极少数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的朝鲜人的子弟才会获准入学，这是只属于上流阶层的特权，与广大朝鲜普通百姓无缘。在日韩合并之后的20世纪10年代，为了避免同化教育，在朝鲜，作为民族教育场所的书堂迅猛增加。早在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之前，以民众为对象的书堂，已存在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女子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实施韩文教育，殖民地化之前的民众的识字率，尽管无法正确统计，但是不会比前近代的周边国家低。
    在公立普通学校，自日韩合并的1910年开始，所有科目的讲授，原则上是用日语来进行的。日本教师几乎都不会讲朝鲜语，所以即使一年级学生，从一开始就要用日语来学习。但是，学校里的朝鲜老师，根据实际需要，在不涉及重要内容时，也可以使用朝鲜语。而且，在必修课程中，确实也有“朝鲜语”这个科目，但和作为“国语”的日本语相比，课时要少得多。1938年以后，“朝鲜语”被降为随意科目，由校方自行决定，从制度上将其降格为可有可无的科目。从此，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都不再开设“朝鲜语”课了。在这一时期，学生若使用朝鲜语会遭到惩罚，有一种导向就是要将朝鲜语从所有的公共场所扫除。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进一步强化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开始了对朝鲜人的皇民化教育，所谓的“内鲜一体”的“国策”也运时而生。作为具体的措施，日本在1938年3月推出了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同月又推出《第三次朝鲜教育令》，1940年2月开始实施众臭名昭著的“创氏改名”政策，这一同化政策的核心就是语言。
    日本著名的学者矢内原忠雄曾指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与法国的殖民地政策的同构性，尤其指出两者之间在语言同化方式上的一致性：“在通过教育尤其是语言来实施的同化政策方面，日本和法国一样，不，应该是采取了超过法国的决绝的态度来面对殖民地。也就是说，通过对殖民地人灌输日语来将其日本人化。此事，作为我国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根本而被坚持。”在矢内原忠雄看来，将日语和日本精神同等看待这一逻辑，是支撑日本同化政策的根本：
    首先，对（中国的）台湾人或朝鲜人，阿伊努人或南洋群岛岛民灌输日语，由此来让他们拥有日本精神。由此，等他们都会讲日语并成为作为日本精神的所有者的日本人之后，社会性、政治性的自由就指日可待了，这正是我国殖民地原住民同化政策之根本性精神。这不是在法国的那种基于自然法的人类观的东西，毋宁说它是基于日本国民精神的优越性的信念之上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起法国的同化政策来更是民族性的、国民性的、国家性的。因而在与军事性统治相结合方面，比起法国来就更加容易了。
    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所推行的语言政策，被称作是“朝鲜语抹杀政策”或“民族语抹杀政策”。这种类似于军事术语的暴力性称呼，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在殖民统治方面的彻底性及残酷性。但是，日本在殖民地朝鲜推行日语，将其作为“国语”来强加给被殖民的朝鲜人民，是缺少任何法理上的依据的。正如李妍淑所批判的那样：
    近代日本，对于在殖民地的语言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制定一以贯之的被称为“政策”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组织性地来推行过这一政策。殖民地的公用语是什么语？或者说在法院或教育方面应该使用什么语言？对这些问题做出规定的法律概不存在。俨然日本语就占据着这样的地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不是采用法律性的措施，而是采用赤裸裸的强制力量来让日语肆无忌惮地统治殖民地。
    在日本，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肯定日本在朝鲜等地所施行的殖民地语言政策，在这些论点中，一个普遍性的看法就是在殖民地朝鲜的普通教育中，开设有“朝鲜语”这个科目。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诡辩。根据1911年的《朝鲜教育令》而设置的乃是“朝鲜语及汉文”这一极具欺骗性的科目。在这个科目中，实际上只教授汉文，要说朝鲜语，充其量只是在解释汉文时，作为补充手段而使用一点朝鲜语。而且，按照规定，朝鲜语只是“国语”教育的一个辅助手段。这在第十条的规定中说得很清楚：“在讲解朝鲜语和汉语时，要时常与国语联系起来，而且应该让教师用国语来解释。”
    1922年通过的《第二次朝鲜教育令》中，规定“朝鲜语”作为一个科目取得独立地位。但是，朝鲜语依然未能摆脱作为“国语”附属的地位。这个所谓的第二次教育令的诞生，其背景乃是“三一运动”之后，日本对于朝鲜殖民统治策略从“武断政治”向“文治政治”的转换。但是，自那之后，按照对作为“国语”的日语掌握的程度，按照法律的规定“内地人”是“国语的经常使用者”，而朝鲜人则是“不常使用国语的人”。换言之，朝鲜人已不再是朝鲜人，而是“国语”能力欠缺的半个日本人，是始终需要同化的类群。
    日本殖民统治者将此作为“皇民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也即在殖民地朝鲜推行“国语”（日本语）的教育。通过这种暴力性的“国策”训练出来的朝鲜人也都能讲流利的日本语。但是，通过强制手段而习得了日本语的朝鲜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国语”能力达到了与宗主国人一样的水准就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语言能力甚至远在日本学生之上的主人公赵大焕的命运就是一个上好的例子。中岛敦的小说《猎虎》正是通过一个日本中学生的眼睛，冷峻地观察到了朝鲜少年遭到日本学生欺负的经过。在初中三年级的一次冬天的军事演习会上，在一个月夜，赵大焕被叫出宿营的帐篷，遭到几个高年级的日本学生的殴打。赵大焕之所以会被高年级学生欺负，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是：“赵很早以前就被高年级学生盯上了。首先，赵在路上碰见他们不敬礼”，“对他们这些高年级学生很傲慢，且时时面带嘲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赵大焕“从那时起醉心于阅读永井荷风的小说，在属于硬派的他们看来，这过于软派了。所以赵被高年级学生盯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小说《猎虎》的开头处，作者直言“我要讲一则打虎的故事。虽说是打虎，但并非是达拉斯贡城的英雄达达兰猎杀狮子的那种瞎掰的故事”。众所周知，《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是法国19世纪的作家都德的名作，讲述了一个天真幼稚又爱慕虚荣的达拉斯贡人去阿尔及利亚猎狮过程中所上演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从这样的类比性的暗示中，读者很容易读出隐藏在《猎虎》中的“殖民地性”。那个射杀了一头瞎眼狮子的达达兰，被当作一个英雄而受到敬仰。达达兰以宗主国人的身份君临阿尔及利亚，处处表现出充满东方主义式的歧视意识。相对于《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来说，都德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更为有名，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广为流传。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的自述，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
    《最后一课》最先被介绍到日本是在1902年，刊登在该年的《新小说》上，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1924年，儿童文学作家铃木三重吉重译此文，登载在《赤鸟》上。作为单行本问世乃是收录在樱田佐翻译的《星期一物语》中，193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总之，中岛敦毫无疑问是阅读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小弗朗茨所体验到的那种被剥夺掉母语的痛楚与《猎虎》中的赵大焕的感受是相通的。一个生活在故国土地上的朝鲜人，却流畅地讲着日语，并在日语课堂上接受“皇国”教育。这无疑是长年生活在殖民地朝鲜的中岛敦要着力批判的荒诞性。结合作者自身的经历，作为日本人却千里迢迢地来到并非自己祖国的异乡。尽管生活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宗主国的优越状态中，但他体验到的正是这种作为异乡人的分裂感。中岛敦着眼于这一分裂感，并将其上升为具有形而上学性的对于存在的怀疑和不安，这是中岛敦文学一以贯之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分裂感同样存在于作为被欺凌对象的主人公赵大焕的身上。
    遭到日本学生痛殴的赵大焕曾经对“我”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怕他们，也不觉得挨揍有多么可怕。尽管如此，每当经过他们面前时我总会发抖。我也骂自己窝囊，身体会情不自禁地瑟瑟发抖”；他又说道：“这究竟算哪一桩？所谓的强与弱，究竟是怎么回事？”倚强凌弱，这既是主人公赵大焕的愤怒的控诉，也是作者中岛敦对日本殖民者批判的声音。
    这样一个傲慢而又怯懦的、有着双重人格的赵大焕，在作为小说高潮部分的打虎一章中突然变得冷酷、狰狞起来。在狩猎过程中，一名猎人因为过度惊吓而昏倒在地上，这时赵大焕的表现是：
    那时，让我们震惊的是赵大焕的态度。他来到昏迷后倒在地上的男子边上，用脚非常粗暴地一边猛踢他的身体，一边对我说道“妈的，又没有受伤！”
    他绝非是在开玩笑随便说说。听他的口气，他似乎为这个男子平安无事感到很遗憾，也就是说自己之前一直期待着的惨剧没有发生，这让他感到很气愤。而且，在他身旁盯着看的父亲也并不阻止儿子用脚去蹂躏猎人。忽然，我仿佛看到了流淌在他们身上的此地豪族的血脉。他一直恶狠狠地俯视着晕倒在地的男子。我一边凝视着弥漫在他两只眼睛之间的刻薄表情，不禁想到我曾经在讲谈社文库本上读到过的所谓的“扭曲的长相”大概就是指他这个样子吧。
    显然，赵大焕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人。置身于日本学生中的赵大焕，被褫夺掉了母语，被迫讲日语，在感情上找不到归依之处，在日本学生面前，他既傲慢不逊又有些卑躬屈膝。但是，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他那被压抑的戾气又暴露无遗。所以，在赵大焕的世界里存在一种套盒般的二重歧视结构：作为宗主国子民的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作为两班贵族子弟的赵大焕对于下层朝鲜人的歧视。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中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如论者所言：“在近代帝国主义体制中的歧视的重层性结构中，一方面日本人也是‘人种歧视’的客体，但他们又将这种歧视转嫁给朝鲜人和台湾人。原本为了摆脱来自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化而期待富国强兵的日本政府，将台湾、朝鲜等地殖民地化这件事本身就昭示了这种转移、压制的原理。”
    事实上，翻阅当年日本人或朝鲜人所写的日记、游记就会知道，在朝鲜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露骨的侮辱态度无处不在。对于朝鲜人的蔑视态度不仅仅存在于日本人的特权官僚，即使是位于殖民社会底层的日本人也大多如此。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出于兵源的需要，为了动员朝鲜人上战场，总督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扩大了朝鲜人的受教育权利，也出台了一些禁止日本人对朝鲜人赤裸裸表露歧视的措施。但事实上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太大的成效。即使到了二战后，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对朝鲜人抱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比如，殖民地时代在朝鲜大发横财的不二兴业社社长藤井宽太郎的女儿猪原利子就认为其父亲所主导的“不二兴业的骄人成绩在日本朝鲜统治史上，作为一个民间企业对半岛的国利民福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者，会流芳千古”，她还认为：“在朝鲜，普遍都是以粗粮为主食。比起大米来，朝鲜人更爱吃粗粮”；她甚至感叹说：“那些认为日本对朝鲜实施了高压政治的空洞学说十分可怕。”
    正如论者所言，生活在殖民地朝鲜的日本人总会不断地追问自身存在的依据，体验到了一种作为殖民者的自我矛盾。这种体验至少是那些在充满自足与天真感的共同体中怡然自得地生活的“内地人”所无法体验的。他们会长期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危机，想要克服这样的危机，并没有一条简捷的、情绪性的解决之道。
    在小说《猎虎》中，赵大焕在初中三年级的那次夜间演习挨打之后就突然消失了。听赵大焕的父亲说，赵去了中国。
    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关于他的种种消息。有一阵子听说他参加了某种运动，很活跃。不久之后又传来消息说他去了上海，身败名裂。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同时又认为这两种消息都是无稽之谈。就这样，我中学毕业之后马上就到了东京，那之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这里所提到的赵大焕秘密参加“某种”运动，不用说是指从事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结合小说《猎虎》创作的1934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作家是不能直接在作品中写出这样的字眼来的。事实上，据筑摩书房《中岛敦全集》第三版的编者之一的川村凑所说，在《猎虎》小说中出现的“内地人”“半岛人”这样的称呼，在原稿中最初都写成“日本人”“朝鲜人”，作者后来又全部将其抹掉重新改写为“内地人”“半岛人”。当时，朝鲜总督府正在推进所谓的“内鲜一体”化的政策，俨然是两个独立国家一样的“日本”“朝鲜”这样的称呼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猎虎》是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征文小说，更是要注意时局的“要求”了。
    中岛敦在小说中给主人公赵大焕安排一个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有深意的。结合同样是以朝鲜为舞台的《有巡查的风景》中的赵教英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结局，不难看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尤其是抗日义兵运动给中岛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义兵反抗运动从明治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越来越猛烈，在最高峰的明治四十一年超过了1 400次，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也达到了900次之多。
    赵大焕去了中国，并在上海开展反日活动。这和《有巡查的风景》中的赵教英及其同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地点是一致的。日韩合并之后，朝鲜的抗日活动组织多是以上海为据点的。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成立于上海。这个流亡政府被誉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大韩民国在上海正式确立废除君主制，成立民国；在上海选举出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在上海召开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代表会议；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在上海通过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1919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1919年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韩国志士经李光洙、孙贞道提议，同时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的玄楯住所，召开了由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的独立运动代表29人出席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韩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于1926—1932年在上海的办公旧址，位于今天的黄浦区马当路306弄4号。1932年4月29日，朝鲜的抗日义士尹奉吉在上海的虹口公园刺杀了日本的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将军出任总司令，李范奭将军出任参谋长。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
    毫无疑问，中岛敦是熟知这些历史事件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殖民地朝鲜兴起的蓬勃的反对力量，以文学的手法表达了他对朝鲜民族的同情以及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