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游泳池边》论从年谱上看，中岛敦的《在游泳池边》脱稿于1933年的年末。在小说的开始部分，有如下一段话：
    这一周以来，每天被火车持续摇晃的那种感觉尚未消除。从满洲旅游的回程上，取道朝鲜的三造离别八年之后再次踏上了京城这片土地，首先拜访了自己曾经在此度过了四年时光的中学校园。
    如前所述，中岛敦于1926年4月初中四年级时从京城中学提前一年毕业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甲类。按照上引内容，“时隔八年”之后重访母校，那就应当是在1934年的盛夏时节。事实上，中岛敦本人在1934年夏天并没有去“满洲”旅游过，也没有顺道去过京城。1934年的夏天，中岛敦已是横滨高等女学校的教员。实际情况则是两年前的1932年8月，也即是在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夏天，他拜托从“关东厅”外交部翻译科长任上调至“满洲国”任执政府咨议的叔叔中岛比多吉，到大连、京城一带旅游了一个月左右。如此说来，《在游泳池边》其实是以这次的经历为素材而创作的。
    《在游泳池边》最核心的部分乃是描写了少年三造与年幼的朝鲜妓女在青楼中的短暂交往。作为铺垫，小说的前半部分花费了不少的篇幅来写少年三造多愁善感又相当叛逆的复杂性格。《在游泳池边》讲述的是少年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对家庭、时代充满了反叛的心路历程。而这样的反叛，又是通过曲折的性冲动与消解这一自我净化作用来实现的。这一抗争、净化的历程又恰恰是与充斥在殖民地统治空间中的荒诞氛围紧密地关联着。
    结合上述内容，在考察《在游泳池边》时，需要引出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朝鲜的公娼制度。
    在二战前的日本，卖春作为合法的商业买卖而被认同。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府是承认公娼的。但是，废娼运动渐渐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且“国际联盟”也曾批判过日本的公娼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在抗日战争全面化之前的1934年，在日本的群马、埼玉、秋田、长崎、青森5个县，已经废除了公娼制度。很明显，时代已经朝着将卖春视为不合法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中，日本殖民政府在朝鲜推行公娼制度显然是悖逆时代潮流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战前的日本，卖春很大程度上是与人身买卖连在一起的。在明治维新后的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太政官布告第295号令，这就是所谓的“娼妓解放令”，其中将人身买卖定为非法活动。在那之后，认定因人身买卖而实施的对妇女的拘留、扣押是不合法的，但又认为娼妓和青楼经营者之间的金钱借贷关系是有效的。这一政策，在法理上显得特别奇妙。于是，钻法律空子的青楼经营者就通过事先借钱的方式使女性失去自由，而强迫其从事卖春活动。对这一情况，政府是默许的。
    把公娼制度移植到朝鲜的，是日本殖民地政府。其造成的一个恶果乃是以卖春为目的的人身买卖大肆横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不少朝鲜妇女因为经济原因而被迫走上卖身的道路。除此之外，日本国内也有大量妓女、酌妇、艺妓等从事卖春职业的人涌入朝鲜半岛。据统计，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6年年末，在汉城的日本女性为730人，但从事卖春职业的就有140人。据高崎宗司的研究，1902年7月，日本在釜山修建了妓院。到该年11月，在釜山的妓院就达到了7家，从业的妓女有280人。同年12月，在仁川也修建了妓院，1903年，在开港城市元山也出现了妓院。1904年，汉城居留民会会长中井锦城花费数千元在汉城双林洞购地7 000坪（1坪约合3.3平方米），修建“特别料理店”，将该地改名为新町，并从日本招来娼妓开业。到了1929年年底，新町已建起了5家妓院，有261名从业妓女。看到汉城娼妓业的兴盛，各地民团组织纷纷效仿。1904年在镇南浦，1906年在龙山，1907年在群山，1908年在大邱，1909年在清津、罗南，1910年在木浦、新义州、大田等地都建起了妓院。而且，在1908年年末，汉城一地的妓女就有244人、釜山有141人、仁川有141人、平壤有103人。还不算打着酌妇的名义卖淫的人员。
    1931年，在朝鲜的日本人娼妓的数量为1 824人、艺妓2 058人、酌妇479人。
    在当时的京城，从事性交易的场所分成两大部分：主要以日本客人为服务对象的新町妓院和附近的位于坡道下面的以朝鲜人为服务对象的妓院。在《在游泳池边》中，主人公三造去的就是位于坡道之下的朝鲜人妓院，那里也接待收入低的工薪阶层和学生。朝鲜男性到日本人的妓院的则非常少。
    在《在游泳池边》中，主人公三造与友人一起夜访朝鲜人妓院。这一情节其实也是基于作家中岛敦的真实体验。如前所述，1932年夏天，中岛敦曾受到叔叔比多吉的关照到大连等地旅游，而且也是通过朝鲜半岛回国的。在归途中他顺道到了京城，除了访问母校之外，还与几个友人有过交往，通过他的友人们的回忆，可以证实如下事实：
    我想应该是在昭和七年，中岛君在中国旅游的归途中，到京城我家里住过一宿。当时我家在冈崎町及古市町车站附近，高桥务老师的家就在前面第三家。这次是我和他的永别。《在游泳池边》就是写的这个时候的事情。我们读书的时候，京城中学还没有游泳池。而且当时东京和京城之间车行时间为两个昼夜，学生打折票特快列车再加卧铺票才十五元，就算加上盒饭等的也才二十元一毛钱，那个时代真的是很舒适。
    除此之外，中岛敦的另一名京城中学时代的同学对他此次的京城之行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昭和七年，大学三年级时，是夏末时节，中岛君到京城我住宿的地方来了。那是在昌庆苑附近的山丘的腹部，那里紧挨着京城大学。在我那里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也很贫困，只有一床被子，我们俩盖同一床被子。《在游泳池边》写的就是那时的事情。关于他的行踪我一无所知，他一个人行动。正好是大学三年级，正是愁毕业论文的时候，但他丝毫不以为意，也看不出他在学习。只是晚上的时候会对我说“别跟着我啊！”自己一个人去了色情场所，还详细对我讲了具体情况。对此一无所知的我，觉得他所说的话很清爽，丝毫不觉得卑猥，真是不可思议。他不去新街供日本人使用的地方，而是去了接待韩国人的地方。
    尽管少年三造是在性欲的冲动之下闯进朝鲜人妓院的，但他是怀着“疑惧、踌躇和好奇心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去的。他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空间，开始了一次成长中的“越境”活动。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爬完那条种满了槐树的昏暗坡道，在那里明晃晃地排列着那种店铺。”这条坡道分割开了两个世界。三造在那里遇到这样一个朝鲜妓女：
    女孩身材很矮小。他想她恐怕还是一个孩子吧。眉毛描得淡淡的，鼻子和嘴唇也是淡淡的，耳朵也没有肉，小小巧巧的。只有圆圆的大眼睛不像朝鲜人，将她的脸衬托得较为娇艳……从她上衣的袖子里露出一双修长的小手来。
    这是一个近乎没有被赋予身体的、抽象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她交还给三造纽扣这一举动又证明了她良善的品质。这样两种精神气质叠加起来，她对三造来说分明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与该小说前半部着力描写的庸俗的继母的形象相比，完全就是一个理想女性的化身。在这样一个近乎纯粹精神化身的女性面前，三造的欲望被最大限度地相对化了：
    他绝望了，也就不再提问。女孩子铺好床后，抬起头来，以询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为了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想说自己只是来这种地方看看，随便在这里住一宿就行，请她也自便。他最大限度地使用他所能够知道的朝鲜语，再掺和着日语想对她把这个意思说清楚。可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面对这个喋喋不休的客人，女孩子完全不知所措。（中略）
    “行了，我不是在生你的气，你把钱拿去就可以了。你自己睡吧！”女孩子还是一脸的吃惊。当三造看见她这副吃惊的样子时，渐渐地觉得自己又要生气了。他不再理睬女孩了，开始读起《保罗与薇吉妮》来。可是，还是没法读进去。同一个地方反复读了好几遍。就在这时候，女孩子站了起来，这次她是真的要准备上床睡觉去了。
    三造随身携带的“红色封皮”的《保罗与薇吉妮》简直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它强化了对三造性欲的去势。《保罗与薇吉妮》是法国18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名作，被视作卢梭《教育论》的实践版。这部小说在日本最早由生田春月翻译，于1917年1月28日作为新潮社的一套六卷本的丛书之一出版。当时的装帧设计就是红色的。毫无疑问，三造随身携带的就应该是这个版本了。该小说的舞台设定在一个远离了宗教和社会伦理禁锢的荒岛上，那是一个不曾被文明污染过的乌托邦世界。保罗与薇吉妮的爱情最后以悲剧结束。薇吉妮在回岛屿的途中遭到暴风雨袭击落水后死去，伤心不已的保罗殉情而死。如果说保罗与薇吉妮的爱情悲剧是源于外在的自然力量，那么，三造与朝鲜少女之间的那种淡淡的拟似爱情之间就隔着无数重人为的障碍：宗主国的日本人与被殖民统治的朝鲜人、男性与女性、买春的嫖客与卖春的妓女。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地位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
    三造登楼买春的消息走漏之后，他遭到了来自高年级学生的铁拳制裁。这样的制裁可以视作是他为擅自越境而付出的代价，也可以认为是“在殖民地朝鲜，作为宗主国人的日本人本身的受难和赎罪”，这样的暴力的实质，用文中主人公三造反复提及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对于肉体的屈服”和“对于精神的蔑视”。这样的暴力性就是充斥在殖民地空间里的最为根本的原色。在小说的最后，身在游泳池中的三造从三位肌肉发达的像是游泳选手的中学生身上再次感觉到了这种“对肉体的屈服”和“对精神的蔑视”的恐惧。言下之意是，这样的暴力性的结构还依然存在于殖民地朝鲜中，从而有力地解构了诸如“内鲜一体”“内鲜和睦”这样的神话。
    日韩合并后，在日本出现了一种将日韩关系从之前的姘居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的言说。就在日韩合并的1910年9月，在日本就已经出现了将两国关系比拟成夫妻的漫画。比如，由北泽乐天画的一幅戏画就赫然刊登在该年9月发行《东京小精灵》上，画面中出现了新婚的日本丈夫为韩国妻子剪指甲的场景。这充满了讽刺意味，日本丈夫为韩国妻子剪指甲，意思是说要剪掉韩国人的指甲，这样就不会去到处“搔挠”了。这是与日韩合并当初，韩国民众，尤其是韩国义兵的反抗背景相关联的讽刺画。日本人与朝鲜人的结婚被称作是“内鲜结婚”。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期间，1926年“内鲜结婚”仅有五六十件，但到了1935年达到250件，1939年达到2 405件。1938年8月，在朝鲜总督府里设置了时局对策协会，着力推进内鲜通婚；1939年，朴南圭建立了内鲜一体实践社，通过其内部刊物《内鲜一体》高举“内鲜结婚倡导实践”的口号；1941年3月，举行过模范夫妇表彰大会，由时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兼任“国民总力朝鲜联盟”总裁，向他们颁发奖状和奖品。但是，日本政府所竭力宣传的“内鲜结婚”无疑是十分脆弱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在该年的年底，居住在南部朝鲜的日本人减少到了不足3万人，到了1947年，在朝日本人基本上撤退完毕。但是，釜山日本人帮助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了1948年7月，因为要“遣返那些内鲜结婚失败的人”，直到1949年还有1 041人回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内鲜结婚”破裂的人。
    在“夫妻关系”这一比拟之上，后来又出现了基于血缘的“兄弟关系”这一日韩连带感情的言说。这样的“兄弟”之说当然比夫妻关系又近了一步，兄弟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一说法的提出，并非发自日韩两国民众的内心，而是由那些参与了朝鲜殖民统治的政治家、文人以及媒体杜撰出来的。当然，能发展到兄弟情谊，那当属人类友谊中的最高境界了。毕竟夫妻关系还只是两个“他者”之间的组合。从“夫妻”关系到“兄弟”关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精心的建构过程。比如，大隈重信在日韩合并不久之后的1910年9月强调说：“日韩两国之间，自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关系”，“从长相上看，日本人和朝鲜人非常相似”，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性，“我相信朝鲜人也是可以被同化为日本人的”。法学家浮田和民也主张“日韩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同文同种的一个民族，有着亲密的关系。从民族史上观之，日韩是容易同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本国人和鲜人的关系，必须要像和睦的夫妇、亲密的兄弟同住一室的状态……换言之，正如日本人视鲜人为弟弟那样，希望鲜人能视日本人为敬爱的兄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日韩亲如兄弟的关系中，扮演哥哥的自然是日本，而弟弟则是韩国（朝鲜）。这样的“兄”与“弟”的关系，绝非仅仅源于年龄上的自然差异，而是基于诸如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的级差判断而决定的排序。换言之，日本扮演着启蒙、开导朝鲜的角色。在这一时期由日本人所纂写的朝鲜见闻录等，多数都详细描写了朝鲜恶劣的卫生环境以及朝鲜人懒惰、粗暴的个性。总之，在朝鲜人的身上有着落后民族的诸多劣根性，这样的朝鲜人认日本人做“哥哥”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在游泳池边》当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如上所述，这篇小说中包含了相当重要的问题意识，作者原本是要讲述一个作为宗主国的日本少年通过自我净化，跨越横亘在成长道路上的障碍物走向成人的故事，却在无意中切入了纠葛在“性差”中的主题，从而解构殖民地空间里曾经有过的堂而皇之的宏大话语，凸显了它的荒诞性，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