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
    （戈理基）
    我刚才将寄给你的一封信付邮寄出后——告知“托尔斯泰出走”的电报就到了，现在，重来一次，因为我的思想还在萦绕着你，所以再来写一封信给你。
    大约关于这事情的我所欲说的一切，由你看来，或许是乱杂无章的，或者也许简直是近乎粗暴而含恶意的，但你定能恕我。我现在正感觉着仿佛是喉头被谁紧扼住了而几乎要因绞窒而致死的样子。
    我和他曾有过多次的长时间的会谈；当他住在克利米亚的轧斯泊拉的时候，我常走访他，他也很喜欢过来看我；我曾满心悦服地爱读过他的各种著作；所以我觉得我十分具有着将我对他所有的意见直说出来的资格，即使我的意见是大胆无忌和世间一般的意见或大不相同的，但我想我却有将它直说出来的权利。和其他的人一样，我原也晓得，世上配称天才两字的人除他而外更没有一个比他再适合的了；在无论哪一方面是没有一个比他更复杂，更矛盾，更伟大的人——是的，在各色各样的方面，我说的伟大，是带有着特异的意义的，广大无边，而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伟大，在他一身之内，有些地方，简直要使我对无论何人都想大声叫唤地说：“是何等奇异的一个活在这世上的人啊！”因为他是，就这么说吧，总而言之第一着，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我们人类中间的人。
    但是在他的行为倾向之中，有点常使我觉得讨厌的地方就是他那一种顽固的专制的倾向。那一种想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涯变作“我们的神父贵族莱阿的圣者似的生涯”的倾向。
    你也晓得的，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曾决心想去受苦；后来他对衣·所罗维奥夫和斯勒儿曾表示过怅恨，因为这事情他终于没有做得成功，可是他的想去受苦，并不是单纯的想去受苦，并不是出于想把他的意志的抗拒力，拿来试验试验看的那一种自然的欲望的，不过是为了那个很明显而又——我再说一遍——很专制的目的的缘故。就是为了想增加他自己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加大他自己的教义的重量，可使他所宣传的说教成为不可违抗的东西，在众人的眼里可使这说教因他自己的受苦而变成神圣，于是乎可以强迫着——你明白么，是强迫着的——众人来接受这个说教。何以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自己晓得他的说教是不完全足使众人信服的；你大约总有一天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读到他对他自己的说教和人格的怀疑的好例。他知道殉教者和受苦难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都是暴君般的专制君主然的，——他是什么也知道的——可是他还在对自己说：“可是假如我为了我自己的思想而必须去受苦的话，那这些思想的影响必定会变得大些。”就是这一点，这就是常使我对他感到讨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不得不感到这是一种对我想加以暴力的行为，是一种想紧握住我的良心，用正义之血的光辉来眩惑着它，而加上我的颈项以一种独断的锁轭的欲望。
    他对于这人生的彼岸的永生，常在非常地赞美的，但这是因为他在人生的这岸的缘故，所以尤其觉得彼岸的永生之可爱。最真实而又最完备的意义上的民族诗人托尔斯泰，把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全部缺点，和因我们的历史的拷问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损伤，都具体化在他的伟大的灵魂里了，他的朦胧的“无为”与“对恶无抵抗”的说教，默从忍受主义的主张，这些都是中了蒙古民族的宿命论之毒的不健全的旧俄国血液的发酵，与不倦地在从事于创造工作，对于人生诸恶在作积极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的西欧，几乎是生理的相敌对的。所谓“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根本上不过是我们斯拉夫人种的反国家性的表现，并且实际上这也是国民性的特征之一，系从古代混入在我们的血肉里的只想飘散开去的我们那种游牧性的表现。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这一个四散游牧的意志还是很热烈地沉溺在这里头的，正如你和其他的无论何人所晓得的一样。我们俄国人大家都晓得的，但是我们却还要常常沿着最小的抵抗线而分散开去；我们也知道这是要招致灭亡的，可是我们还在一层远一层地互相爬散开来；这些可悲的蟑螂似的游行，就是所谓“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差不多系偶然地纯机械地——真使它的高尚的国民大多数不得不吃一惊的——由伐利亚格人（variags），鞑靼人，巴尔的沿岸的日耳曼人及地方小警吏等所建设组成的国家的历史。我说国民的大多数是不得不吃一惊的，因为我们在这中间只在不断地“游散开去”，直到了我们在那里比那些地方更坏的地方是再也寻不出来了——再要走远去是不能够走的了——我们然后才停止了下来，定住了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运命，我们的宿命是注定不得不在雪地里沼泽里住下而与那些野蛮的民族爱耳查（erza）、秋突（tchood）、美而味（mervey）、魏斯（vess）、牟洛玛（muroma）相邻接的。可是在我们之中体会到我们的光明必须自西方而来，并不是从东方而来的诸人出现了。而现在，莱阿·尼古拉维支，这一位我们古代历史的完成者的他，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想把他自家像一座高山似地横躺在我们民族的到欧洲之路的中间，这一条到欧洲的积极能动生活之路，原在是对众人严格地要求他们的全部精神力量的最高紧张的。他的对于经验科学的态度，当然也是十分带有民族的色彩的；吾人可以在他之内，很饱满地看到旧俄罗斯乡村的怀疑，从无知而来的怀疑的反映。在他的一切，都是带有民族的色彩的，他的说教的全部便是一个对过去的反动，也就是我们已在开始摆脱与克服中隔世遗传。
    你且想一想他在一九○五年写的那封信，“知识阶级，国家与人民！”这是一件何等可憎的，满含着幸灾乐祸的恶意的事情呀！你在这里头可以听到那一种有恶意的含有分派教徒的“我岂不是这样告诉你们过的么？”的口气。我在当时曾以他对我说的他自己的言语为根据而写了一封回驳的信给他；就是他说，他“老早就失掉了关于俄国国民与为俄国国民说话的权利了”，因为我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对于他的如何地不愿意听取与了解俄国百姓之欲对他来披肝沥胆地谈话者，这一件事情我曾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我的那封信是很辛辣的，是以结果我终没有把这一封信寄送给他。
    是啊，现在他是为想赋予他的思想以最高的意义之故，正在试他的或者是最后的一大飞跃。和伐西利·蒲斯拉耶夫（vassily buslayev）一样，他本来是爱这种飞跃的，可是总只是为了确立他自己的神圣与得着一个灵耀的后光之故。——虽则他的教义是能因俄国的古代历史与他己身的天才的受难而被认为正当，但这总不免是审判官似地专制的东西。神圣的获得，须与罪恶相周旋，而使意志服从于生活才能办到。人都在想生活，而他却想说服他们而对他们说：“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东西。”这对一个俄国人去说是很容易说服他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懒惰的生物，对于他自己的无为的安息的辩护是比什么也衷心喜欢的呀。全体的说来，当然，一个俄国并不是一个泊拉东·喀喇泰耶夫（platon karatayev），也不是一个亚肯拇（akim），也不是一个培崇希（bezonkhy），也不是一个内克留道夫（neklyudov），这些人物全是——并不是完全照托尔斯泰的典型——系由历史与自然造成的产物；托尔斯泰不过为更能强固维持他的教义之故，把他们改订了一番而已。但是，由全体看来，俄国却是毫无疑问的下为丢琳（tiulin——哥罗伦科小说的主人公）上为奥勃洛莫夫（oblomov——贡却洛夫小说的主人公）！关于丢琳，有一九○五年在那里指证，至于奥勃洛莫夫呢，则看看亚力克西·爱奴·托尔斯泰（alexei n.tolstoy），看看蒲宁（bunin），和看看在你周围的随便哪一个就可以晓得。畜生和诈欺者等我们暂且可以不去管他们，虽然我们的畜生却是带有异常浓厚的国民的性质的（你且看呀，具有了一切的惨酷阴险，这畜生是何等的丑恶卑怯呀；）诈欺者等，当然，是国际的。
    在莱阿·尼古拉维支一身之内有许多地方有时候曾常使我起过一种对他的几乎近于憎恨的感情，而这种憎恨的恶感曾以压倒的重力压上过我的心头。他的生成得法外强大的个性，简直是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差不多是丑恶的现象，在他的身内简直具有些像播轧太（bogatyr）、斯维亚拖果尔（sviatogor——俄国传说中的勇士之名）的地方，这勇士是地球也载他不起的。是的，他实在是伟大得很！我在深深地信着，相信他在他所说过的一切事情之外，他秘默着不说的地方还多得很，就是在他的日记里也是一样的；他秘默在那里，大约这些他对无论何人将永远地沉默过去。这他所秘默着的“有些事情”有时候只在他的谈话之中偶尔会透露出一点痕迹来，这些痕迹与暗示在他给我和斯勒儿济兹基看的那两册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一切肯定的否定”。是从一处无限的不可救治的绝望与孤独的境地里发生出来的最深刻而最恶毒的虚无主义，这一种绝望与孤独，大约除他而外是没有一个人曾经以这样可怕的清晰明白来身受经验到过的。我常常觉得他在他的灵魂深处对一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地休戚不关的冷淡的人，他是高出在他们之上，远离在他们之外，到了这一个程度，简直可以说他们之于他犹之乎蚊类之于巨人，他们的一切活动由他看来是可笑而可悯的，他离开他们离得太远了，终而至于进入了一处四顾无人的穷荒大漠；在这里，一个人孤独地用了他的全部精神气力的最高努力在深切研钻着“最主要的问题”，研钻着“死”。
    他一生之中，是无时不在怕惧着死，憎恶着死，“亚儿萨马斯的恐怖”（the arsamasian terror）在他的一生之中是常在他的灵魂里颤栗着的——他也不得不死么？全世界，全地球都在瞻仰着他；从中国，印度，美国——从世界的无论哪一处都有活的颤动着的线牵伸到他这里来；他的灵魂是为大家而存在，是永久的。为什么自然就不可以在她的律法之中造一个例外，而给与一个仅一的人以肉体的永生呢？为什么不可以的呢？他当然是很富于理性感觉不至于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神异之事的，但是在另一面他却是一个气急的暴徒，一个实验的探险者；和一个为未知的兵营生活的恐怖与绝望所压倒的青年新兵一样，他在顽强狂抗。我还记得，在轧斯泊拉（gospra）的时候，他把莱阿·希世笃夫著的《在尼采与托尔斯泰的教训里的善与恶》（leo shestov's cood and evil in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olstoi）那本书读了，当安东·契诃夫对他说，他是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回答说：“我却觉得这书很好玩，虽有一点写得傲大过实，但这是很不错，很有趣的，对于冷笑家们，只教他们是真率的话，我是实实在在爱他们的。希斯笃夫说：‘真理是不必要的’，可不是么？他为什么要真理呢？他终究是不得不死的。”
    明白看取了他说的话并没有得到了解，他迅速地一笑就又接着加上去说：
    “若一个人既学得了思想这玩意儿，那不管他所想的是关于什么的事情，他的想头总老是集中在他自己的死的上头的，无论哪一个哲学家都是这样。若有死这一件事情存在那里的话，那在死的上头更有什么真理呢？”
    他又继续着说下去，对于无论何人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之爱。可是关于这问题他说的神气是很冷淡而倦困的。吃过早餐之后，在回廊上他又把希斯笃夫的那本书拿起，寻出了下列的一节：“托尔斯泰，杜斯妥以夫斯基，尼采，对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不给与以回答是不能够活下去的，而对于他们却无论怎样的一个回答，比完全没有总好些。”他笑了起来并且说：
    “这真是一位何等大胆的理发师呀，他竟在直说出来，说我正欺骗了我自己，这就是说我也欺骗了他人。这岂不是很明白的结论么。……”
    “为什么——叫理发师？”斯勒儿问他。
    “啊，是的，”他沉思着回答说，“这是偶然想起的事情。他实在是很时髦漂亮——却使我想起了那个从墨西哥来的理发师，他是为他的一位农夫叔父的结婚而到乡村里来的。他的态度和举止是最优美不过的，而他也会跳极时髦的跳舞，因此他就看不起另外的无论什么人。”
    我想这一段对话的重述，是几几乎一字也没有移易改变的；这是一件我记忆得很牢的事情，我当时并且曾经把它记录下来的，如同我的记录其他的许多感动我的事情一样。斯勒儿济兹基和我曾把托尔斯泰所说的关于许多事情的话写下来过的，但是斯勒儿当他向我住在那里的亚尔萨马斯（arsamas）来的旅途中把他的笔记遗失了，他素来就是这样粗糙不经心的，虽则他之爱莱阿·尼古拉维支像一个女人的样子，但他对托尔斯泰的态度却很奇怪，简直仿佛是一个优越者对下辈似的态度。我也把我自己的笔记不知放落在什么地方了，终于寻它们不着；大约总系留存在一位在俄国的什么人的手里无疑。我对托尔斯泰是十分精细地守视着他的，因为我过去曾在找寻——现在也还在找寻，而到我的死时为止总也还在找寻的——一个有活的积极的信仰的人。并且也因为有一次安东·契诃夫曾谈到了我们的文化缺乏，他苦诉着说：
    “哥德所说的话是一字不遗地被记录在那里。可是托尔斯泰的思想却将在空中遗亡消散了。这真是，可爱的朋友呀，绝对的俄国人的态度。在他的死后，怕他们都将忙起来，都开始将写关于他的回忆，而来造出许多谎来哩。”
    但是且再回转到希斯笃夫的上面“……——‘眼看着可怕的幽灵在前面’——他说——‘人还要活着过去，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从何处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他若知道了的话，他若看见了幽灵的话，那他将不写这些无意义的东西，而去做些认真的事情了，正如佛陀在他一生中所曾做过的一样。”
    有人说起，说希斯笃夫是一个犹太人。
    “不见得是吧，”莱阿·尼古拉维支怀疑着回答说。“不，他不像是一个犹太人；世上绝没有无信仰的犹太人的，你们总不能举出一个来吧！……不，决没有的。”
    有时候似乎觉得这一位老魔术者在和死狎玩，在和死调情，在想试用了底下的言语来欺骗着她：“我是并不在怕你，我在爱你，我在渴待着你，”而同时，又用了他那锋利的小眼守视着死：“你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在你之后究竟是什么？你将完全的将我毁灭么？或者在我之内的有些事物将继续生存下去么？”
    从他的言语“我觉得舒服，我觉得非常舒服，我觉得太舒服了”里，每会生出一种奇异的印象来。因为其后马上就是“要去受苦”。去受苦——这在他也完全是真实的事情，对于他的病方半痊的现在，他却真真很愿意去被拘入狱，被处流刑，或者简直说去戴一顶殉难者的荆棘之冠，对这事情，我是半点儿的疑念也没有的。大抵受苦殉难这一件事情多少必能将死合理化一点，必使它从外表的形式的方面看来，觉得很可了解，容易接受一点的。可是他是从来也没有觉得舒服快乐过，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这我是深信而不疑的；在“智慧的书卷”之中，在“马背”之上，在“妇女的怀里”，他都没有感到过“地上乐园”的完美的快乐。他对此是不能享乐的，因为他的理性太丰富，对人生和人类是晓得太彻底了。这里还有几句他说的话：
    “回教主亚勃杜拉曼（the kaliph abdurahman）一生中曾有过十四天的快活日子，但我却真真的没有这些个快乐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也是不能够——为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灵魂而生活过的缘故；我只为了外表——只为了他人在活着呀。”
    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安东·契诃夫对我说：“我不相信，他是不曾快乐过。”但我却相信的。他从没有过快乐。可是不确的，就是他所说的他只为了外表而活着的那件事情。是的，他曾经把他自己所不要的东西分给了他人，正如一个人的把东西分给许多乞儿们一样。他最喜欢强制他们，强制他们读书，走路，强制他们以菜食为主义，强制他们爱农夫，强制他们信仰莱阿·托尔斯泰的健全合理的宗教思想。对于一般的人必须给他们些或者可以使他们满足或者可以使他们高兴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各走各的路去！请他们离开这一个人，不要来搅乱他的和平，让他在他的习惯的，很苦恼的，但有时却也觉得安适的寂寞里，去和那“最主要的问题”的无底深渊去对面凝视。
    俄国的说教者的全部——除了亚伐孔（avvakum）与或者蒂公·柴同斯基（tikhon zadensky）之外——都是冷淡的人，因为积极的活跃的信仰他们是没有的。当我在《下层深处》里描写着路喀（luka）的时候，我是正想描写出像那样的一个老人来的，对于各种解答他是都有兴趣的，可是对于一般的人他却不然；当他不可避免地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就安慰安慰他们，这原不过是为了可以教他们离开他去而不来搅乱他的和平之故。像这一类人的哲学与说教，都是有一种厌恶之感蒙隐在背后的布施，在他们的说教之后，是有言语在哀求地阴惨地响着的：“走你的吧！且敬爱着上帝和你的邻人！但走你的路，诅咒上帝，爱着不相识的疏远的人！可是莫来嬲缠着我！让我独自个儿和平地过活吧，因为我是一个人，是被注定总有一天要死去的人。”
    唉，可叹者，是现状如此，而以后将来永久也必是如此的。在过去是非如此不可而现在也不得不如此的，因为人类个个都是疲尽，倦极，可怕地互相离散，都是被系缚在一种摧残灵魂，非要使它枯竭不可的孤独里的缘故。假使莱阿·尼古拉维支真的曾和教会有了一种和解的时候，那对这事情我也决不会感到一点儿惊异。这事情是自有它的论理的；人都是渺小而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大主教们也是一样。可是实际上严格地说起来，即使真成立了和解，这却也并不是和解；对他自身这行为也不过是合乎论理的一个步骤。“我对于憎恶我的人并不怀恨而饶恕他们。”这却是合乎基督教义的行为，在这背后也许伏隐着一种轻快的讥讽的微笑在那儿，这是可以当作聪明人对于愚人的复仇解释的。
    我所写的并不是我所欲说的话；我不能够真正地把它表现出来，我的灵魂里有一只狗在号吠，我预觉得仿佛将有些什么不幸的事件要发生的样子。正是现在，恰恰新闻纸类到了，明明白白的在你们那里是“在制造出传说来”了；“从前，一直从前是只生着许多懒惰者与不中用的人们的，而现在却从那里产生出了一位圣者”，你且想想，这对于这个国家，正当这个时候，正当这失望者的人们的头在颓沉下俯，多数者的灵魂完全空虚，最善者的心灵里只充满着悲哀的时候，是如何的有害呀！饥饿得要死受着割裂的苦痛的他们，是在渴望着一种传说的出现。他们正因为想减轻苦痛，慰抚苦闷而在那么热心地渴望的。于是他们正好造成他一生所曾经愿望着的那一件事情，这对他们却是毫无所用的，——就是一个神圣的人的与圣者的生活。
    但实际上的确他是伟大而神圣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一个类乎疯狂，苦闷得不堪地美丽的人，是一个全人类的人。我在这一点上也许有点自相矛盾，这可是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是一个并不为自己，而为他人在找寻上帝的人，就此上帝可以让他自己，让他本来是一个人的自己，得在由他自己所择定的沙漠里和平孤独地过去。他因为想使我们可以忘记基督教义里的矛盾之故，给与了我们以福音；他把基督的像单纯化了，将互相冲突的本质缓和了一下，而把那“差遣他来的神意的”谦逊显扬了出来。当然托尔斯泰的福音是比较得容易接受，因为这是可以慰抚俄国民众的“疮痍”的缘故。他不得不给与他们些东西。因为他们在那里诉苦而大地在因他们的呻吟而震摇，在从“最主要的问题”方面远离开去。但是《战争与和平》和其他的艺术作品全部却不足以慰抚这灰色的俄国的绝望与悲哀。关于《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曾经说过：“老实说来，这是同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一样的东西。”却各芜斯基（m.y.tchaikovsky），是曾从他的口里听到过关于《幼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同样的赞词的。
    许多新闻记者从拿泊尔（naples）来到了这里；其中的一位并且还从罗马赶来的。他们问我关于托尔斯泰“逃亡”——这“逃亡”两字是他们用的字眼——的意见。我不愿意和他们接谈。你当然是明了的，晓得我在内心是如何的在起混乱。我并不愿把托尔斯泰当作一位圣者来看；还是让他成一位与有罪恶的全世界的人心相接近的犯罪者的好，好和我们无论何人的心都接近些。普希金（pushkin）和他——对我们是世上并没有和这更崇高更亲爱的事物了。
    莱阿·托尔斯泰死了。
    一个电报到了，只含着最普通的“死了”的两字。
    这一个打击直打到了我的心里；我又苦痛又愤怒地恸哭了一场，而现在，在半疯狂的状态里我在回想着他，回想着当我认识他而看见他的时候的情形；一种想和他谈谈的欲望几乎把我苦得要死了。我想象着他在他棺木里的样子：他像水底里的一块光石似地躺在那里，而在他的灰白的胡须里一定有一痕孤独的神秘的微笑平静地隐藏着在的。而现在终于他的双手是和平地叠上了；这一双手是已经把它们的艰难的工作做完了的。
    我又想起他那双英敏的眼睛——这一双眼睛是把什么都看得穿的——想起他的手指的动作，仿佛是常在从空中捏制些什么东西似的，想起他的言谈，他所说的笑话，他所最喜欢用的农夫的吐属，他的不可捉摸的声气。我看到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是含有着如何地丰富硕大的生命之量，他又是如何地聪明得不像我们人类所应该的样子，真真是要使人怕的样子。
    有一次我曾看见他在一个大约是从没有人曾经看见他过的环境里，我是在沿了海滨走向轧斯泊拉的他那里去，而在优索坡夫地产之后，当岸边岩石的中间我看见了他的小小的崚嶒的身体，穿着了一套灰色的皱纹很多的粗服，戴了一顶折叠痕很显著的帽子。他把两手支着头坐在那里，风在他的手指之间吹动他的雪样的须毛；他正在凝视着海面的远处，小小的绿色的海浪柔和地回环游濯在他的脚下，仿佛是在对这老魔术者讲述关于它们自身的什么事情的样子。那是一天游云弄日的晴天，云的影子时时飞过岩石之间，和岩石同时这位老人就变得有时而通明有时而黑暗。岩石是很大，也常有裂痕，而气味强烈的海草生满在石上；前一日似乎是刚有过高潮凶浪的。而他也像是一块变了有生命的古岩巨石，是知道一切的事物的原始和终结的，是在思考着一切的岩石，地上的草木，海里的海水，和从世间的石块起一直到天上的太阳为止的凡世间一切的事物的将于何时终结与如何地终结的样子。大海似乎是他的精神的一部分，在他周围的万事万物似乎都是由他而来，从他发出的。在这老人的思考不动的姿势之中我却感到了些永远的，魔术的，直逼到他的底下的黑暗中去，又像探海灯一样高伸出在地上高头的蔚蓝空中的事物。正仿佛是他，他的集中的意志，在吸引海浪，驱拨海浪，在支配云和影的行动，于焉激动石块而给与以生命。忽而在热狂的一瞬间，我感到了“这确是可能的，他将站立起来，挥动一挥动他的手，于是海面就可变成为玻璃一样的固体，石块就能开始行动而放出大声的叫唤，在他周围的一切事物就都能得到生命，发出声音，各在它们自己不同的声音里说出关于它们，关于他，和反抗他的话来。”我在那时候与其说是想到毋宁说是感到的一切，简直是没有法子将言语来形容。在我的灵魂里也有喜悦也有惧怕，然后一切就只混合在一个快乐的思想里：“当这一位人物生存着的中间，我在地上总还不是一个孤独者。”
    我于是竖着脚尖走开了，因为想使脚下的小石块可以不至于跌着发声，而打散他的沉思。可是现在我觉得成了一个孤独者了，一边写着我一边正在号泣——我在从前从没有这样伤心，这样悲苦绝望地号泣过。我并不晓得我是不是爱他的；可是对他是爱是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曾常常在我的心灵之中搅掀起巨大的狂想的感觉与兴奋；就是被他所挑动的不快和憎恶之感也并不是一种压迫灵魂的东西，倒反是一种开发灵魂，能使它的感受性更为强化，能力更加增大的作用。当他在地上响着他的靴子，仿佛是具有着威严要把地上的崎岖踏平似地，突然间从有些地方，或从门后或从角上出现，用了那种在地上曾行走过许多路的人的短短而又轻又快的步伐走向你这边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崇高威严得很的。将两手的大拇指插入在腰间带里，他只须站住立定一分钟头，用了他那副无所不包的眼光敏捷地向四周一望；他的眼光就马上能将什么新的事物都吸收进去而立时把一切东西的意义都明白收尽而无余。
    “您好吧？”
    这几个字我老是把它们这样的翻译的：“你好么？对我是满足的，可是对于你另外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意义；可仍是，您好么？”
    他走出来，看去似乎是很小的样子，而立刻在周围的无论哪一个，马上就会变得比他更要渺小。一簇农夫似的胡须，粗硬的可也异样的双手，简单的衣服；这些外面的安乐的平民主义是有许多人要被它欺倒的。而我每看见只认衣裳不认人——这是一种很古的奴隶性的习惯——的我们俄国人等会直泻出一道他们的臭气可厌的本性来，这更适当地说来，实在是可称作媚上骄下的劣根性的。
    “啊啊，我们俄国之宝！你真是我们的国宝。多谢上帝的恩惠，我终于及身见到了我国所产的最伟大的人物。愿你长生不老！请你受我现在的这敬礼。”
    这是古俄罗斯的俄国人的那种单纯感激的样本，还有另外的一种，可是带着点“自由主义的色彩”的，就是：
    “莱阿·尼古拉维支，虽则对于你的宗教的哲学的见解，我不赞同，我可深深地尊敬你这个人，因为你是我们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突然间，在他的农夫髭须下面，在他的平民式的皱折的外衣底下，会现出古代俄国的大地主，庄严贵族的相来。而心理单纯的拜谒者们，或者受过教育的及其他的人们的鼻头便会因难耐的寒冷之故而变成青紫。看着这一位有最纯洁的血液的人物，守视着他的高尚闲雅的举止和骄矜地保留着余地的语气，听着他的强有力的剀切的谈话，真是一件无上快乐的事情。他所显出来的大地主的神气是不多不少在这时候对于这些农奴们正到恰好需要的那一个程度，而当他们把这大地主的神气在托尔斯泰身上唤起的时候，这神气会很容易很自在地显现出来，而把他们压服到颠倒畏缩甚而至于放出悲鸣的声气。
    有一天我曾经和一位本系这些心理单纯的俄罗斯人之一的墨西哥人同道，从耶斯那耶·朴利耶那回到墨西哥去，好一晌时候他不能把他的呼吸回复转来，只是悲哀地微笑着，茫然不知所措的再三反复着说：“嗳，嗳，这真同一场冷浴一样。他真是严厉得很……唉！”
    在这当中，他更是明明怀着遗恨似地叫唤着说：“我想他真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大家都在说：‘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也相信这……”
    这个人是一个很富的大工场主，大腹便便，脸色如同生肉；为什么他一定要托尔斯泰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这也是俄国人心理的“深奥的神秘”之一端！
    假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想使人欢喜的话，那这事情在他比一位聪明美丽的妇人还更容易做到。他的周围有各色各样的人围坐在那里；大公爵尼古拉·密开洛维支，粉刷油漆师伊利亚·（ilya），从耶尔泰（yalta）来的社会民主党员，斯东提士教徒派兹克（patzuk），德国的音乐家，克莱茵密奢尔（kleinmichel）伯爵夫人的财产管理人，诗人婆尔轧诃夫（bulgakov）；他们都一样的在用了那一种恍惚热爱的眼光注视着他。他把老子的哲学讲解给他们听，由我看来他简直是一位同时能奏数种乐器而成立一个乐队的奇人：——铜喇叭、大鼓、小风琴、明笛等等。我平常也和其他诸人一样地老是恍惚注视过他的。而现在我还渴想着再见他的一面——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重见到他了。
    新闻记者们来了，在说，罗马有一个“否认托尔斯泰死耗”的电报到来。他们都是很兴奋的，大声的在谈天，而絮语绵绵地在对俄国表示着同情。俄国本国的新闻纸上之所载可已经没有再容疑虑的余地了。
    对于他来说谎，即使是出于同情的怜悯他的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他病到了垂危，人对他也是不能够怜悯的。对于像他那样的一种人而来说怜悯简直是丑恶的冒渎。他们是只能被守视被爱护，而不可以用了那种破损的无诚意的言语之尘来加上他们的身去的。
    他老爱问人：“你不喜欢我么？”人却应该是如此的答：“嗳，我不喜欢你。”
    “你不爱我么？”——“是的，今天我可不爱你。”
    他在他的问语里是厉害得丝毫无顾惜的，而在他的回答里却总是保留着余地，真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人的样子。
    关于过去的事情他讲得美丽动人，尤其是关于杜葛纳夫（turgeniev）的事情曾说得很多。说到斐德则他总是带着一种好人物的微笑说些滑稽的事情，对涅克拉梭夫他是冷淡的，怀疑的。可是关于全部的作家他说的时候总仿佛他们全是他的小孩，而为父亲的他是满知道他们的过失的，——你瞧！——他总先指出他们的缺点在说到他们的好处之前。每次他说到什么人的坏处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对听话者们给以布施，因为他们是贫困的缘故；听取他的批评判断，是一件不大舒服的事情；在他的那种锋利的微笑之下教人不得不把眼睑俯下来的，——而在记忆里却是什么东西也难以保持得住。
    有一次他热烈地主张着说，乌斯班斯基（g.y.uspansky）是用土拉（tula）的方言写的东西，是一点儿才能也没有的。而又有一次我听见他对安东·契诃夫说及关于乌斯班斯基说：“他才是一个作家！他的真挚之处要令人想起陀斯妥以夫斯基来，不过陀斯妥以夫斯基要施狡计奇策——并且还要卖弄风骚。乌斯班斯基却比他纯粹比他正直。假使他是信仰上帝的话，那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分派教徒（sectarian）。”
    “但是你曾经说过他是一位土拉作家而没有才能的。”
    他把他的毛丛丛的眉毛蹙下盖住眼睛说：“他写得笨拙。他所用的真是什么语言呀？句读符号比文字还要来得多。才能——那就是爱。爱的人是有才能的人。且看看恋爱者们，他们都是有才能者。”
    关于陀斯妥以夫斯基他只是勉强地，不得已似地说到，说的时候也仿佛在回避些什么，努力抗抑些什么的样子。“倘若是他曾经听到过孔子或佛教徒的教义的话，那在他还要好些，因为这些教义可以使他镇静一点。无论何人先应该晓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本是一个有叛逆狂暴性在他的血肉里的人；发怒的时候他的秃头上马上会胀起肿瘤来，他的耳朵也就会摇摆起来的。他的感情特别地丰富而思想可真不足。他的思想是从富利哀社会主义者（fourierist）们和婆他奢维支（butashevich）及其他诸人那里学来的，可是后来终其生他却恨他们恨得切齿。他的血液里是有点犹太气质在那里的。他每是无理由的怀疑人家野心很大，笨重得很而又是不幸之至。爱读他的人会如此之多，真也是一件奇事，我真懂不得这个理由。他的东西都是那么笨重而无用的，因为他的那些白痴们，青年们，拉斯可儿尼可夫们（raskolnikovs）及其他的许多人在实际上都不是那样的，真还要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懂得。大家的不大爱读烈式诃夫是一件可痛的事情，他是一个真真的作家——你读过他的么？”
    “是的，我很喜欢他的，尤其是他的言语。”
    “他的运用言语之技巧实在是可以惊叹的，技巧洗练得精之又精。你的喜欢读他却也有些奇怪；你倒是有些非俄罗斯式的地方的，你的思想是非俄罗斯式的对不对，我这样的说大约你总不会生气吧？我是一个老人了，或者对于现代的文学许再也没有理解的能力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俄国的文学。现在他们开始写一种奇怪的诗；我简直不明白这些是什么的诗，也不晓得是为何人而写的。大凡学写诗总非从普希金，替皆夫（tiutchev）和斐德学起不可。可是你哩？”——他转向了契诃夫，——“你倒是纯俄国式的。是的，是非常，非常之俄国式的。”
    慈爱地微笑着，他把他的手按上了契诃夫的肩头；契诃夫有点觉得难为情了，便用了低音开始说了些关于他的平屋和鞑靼人的事情。
    他是很爱契诃夫的，当他放眼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总满含着慈爱，似乎在抚拂安东·保罗维支的脸部的样子。有一次，安东·保罗维支在花园草地上和亚力克山特拉·里伏夫那（alexandra lvovna）在散步，那时候托尔斯泰的病没有好，坐在回廊上的一张椅子上面，他把身子向着他们伸伏了出去守视着他们，嘴里轻轻地念着说：“啊，是何等美丽可爱的一位男子汉呵；谦虚沉静得像一个女孩儿，而他的走路也像是一位女孩子。他真是一个值得惊叹的人。”
    有一天傍晚将近黄昏的时候，他半闭着眼睛动着眉毛，朗读了一段《神父赛儿纽斯》中的当那女人去引诱那位隐遁者的情景给我们听；他把它通通读完了之后，随即举起头来闭上了眼睛，很清晰地说：“这老头儿把这写得真出色，真出色。”
    这是用那么令人可惊的单纯从他的口里叫出来的话，他的对于所读的文字之美的愉悦又是如此地纯真，致使我一生中把这时候所感到的欢喜永也不会忘掉，对这一种欢喜我简直不知道要如何才可以说出来，对这欢喜的制驭我却不得不费去一番绝大的奋勉。我的心暂时停止了一刻跳跃，——而觉得周围的一切事物就变得新鲜活泼，都带着了生气的样子。
    人若想了解他那种特异的不可言说的言辞之美，必须亲自听见他的说话才行；——那是，在某种意义上许是不正确的，对一个同一的语句时常在再三重复着的，而又满盛着些乡下老的单纯。他的言语的效力并不是单纯于他的说话的音调和颜面的表情，但也从他那双眼睛的活动和光辉上来的，这一双眼睛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雄辩的眼睛，在他的两只眼睛里莱阿·尼古拉维支却有着千万的眼睛。
    有一次，斯勒儿，赛儿该·里伏维支（sergei lvovich），契诃夫和另外还有几个人坐在花园里谈论到了女人；他默默地倾听了好久，然后突然间说：
    “我当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时候，当说出关于女人的真相来，那时候我说出了真情，就马上往我的棺材里一跳，把盖子盖上；——将对她们说：‘好，由你们来怎么奈何我吧！’”那时候他的眼光是那么的阴惨，那么的可怕，致使大家不得不沉默了好久。
    我想在他的一身之内含着有些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iev）般的喜穿凿的，凶恶的野性和泊洛都朴泊·亚伐孔（protopop avvakum）般的心的顽固在那里的；在这上面或旁边可又隐伏着一味却大耶夫（tchaadayev）的怀疑主义。他的亚伐孔的本质在用了说教而苛责虐榨着他的艺术家的灵魂；诺芜哥洛特（novgorod)的凶恶的野性者把在他里面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但丁(dante)打倒了；同时却大耶夫的分子又在嘲弄他的灵魂上的愉快，并且也在嘲弄他的苦痛。在他里面的旧俄罗斯人的气质一击之下，把科学和国家的思想压伏了，这俄罗斯人的气质因他的硬想造成一个较善的人类生活的全部努力的失败，而驱他入了消极的无政府主义。
    真也是奇怪之至！在托尔斯泰之内的这一重蒲斯拉耶夫的性格，却会被“新泊利雪西姆斯”(simplicissimus）志的漫画家奥拉夫·古儿勃兰生（olaf gulbranson）的神秘的直觉所发见的。你且仔细地看一看他的画；真是如何可惊地他把真实的托尔斯泰的像画出在那里呀，在那一张有深藏隐伏着的眼睛的脸上，真有几许的大胆的理智力流露在那里呀，——在这一双眼睛里，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决不相信‘喷嚏，梦兆，或鸟的啼声”的。
    这一位老魔术者立在我的面前，对谁都是生疏，凡是思想的荒野，他为找寻一种可以包括一切的真理之故，都走遍了的这一位孤独行旅者，这真理可终于没有找到的这一位老魔术者，立在我的面前，——我在守视着他，虽则因为他的丧失而在感到绝大的悲痛，但因我是曾经见过这个人的缘故而感到的一种可以傲人的骄气却减轻了我的苦痛与哀伤。
    立在托尔斯泰宗徒之间的莱阿·尼古拉维支，看起来真有点特异；在那里特立着一座伟大的钟楼，钟声不断地在向全世界响着，而在它的周围奔走着一群微小的胆怯的狗类，对着钟声各在瞎叫，同时又互相猜忌地在斜睨同类仿佛是在说：“谁叫得最好！”我时常在想，耶斯那耶·朴利耶那的房子，伯爵夫人派宁（countess panin）的第宅都被这一群人的伪善，卑怯，贪欲与微贱的商人根性，以及争夺遗产的精神所玷污了。这些“托尔斯泰宗徒们”有些地方真和那些在俄国各处的暗角落里游行乞食的和尚差仿不多，他们是常在把狗骨头当作了神圣的遗骨而示人，贩卖着“埃及的黑暗”与“圣母的眼泪”的，我记得有一位这样的托尔斯泰宗徒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则为怕加害于母鸡之故而不食鸡蛋，但在土拉的车站上则很有味道似的在吞食肉类，还要说：“那老头儿是在说过实的大话！”他们的全部差不多都喜欢发发叹声，互相亲亲嘴的，他们都具有着一双汗湿的无骨的肉手和两只在说谎的眼睛。同时他们又都是善于实际事务的人，处理他们的俗务是很巧妙的。
    当然，莱阿·尼古拉维支也很晓得这些托尔斯泰宗徒们的真价的，而托尔斯泰非常慈和地爱他，常是含着了青年般的热情和喜悦在说到他的斯勒儿济兹基，也知道得十分明白。有一次这些宗徒们中间的一个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雄辩地说明着说，自从他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教义以后，他的生活就变得如何地快乐，他的精神变得如何地纯洁了。莱阿·尼古拉维支靠近了我轻轻地对我说：“这家伙，他是只在说着谎话，可是这谎却只是因为想使我欢喜之故而说的。”
    有许多人在努力想使他欢喜，可是我却没有看见过一个能够好好地巧妙地把这做得成功。他和我差不多是从没有谈起过那些他所常谈的问题——如一般的宽容，对邻人之爱，福音书，和佛教之类。这是明明因为他老早就看取了这些对我是不配我的胃口的缘故。而我对于他的这一点却是觉得很感激的。
    他若是愿意的话，那也能够做得到特别的优美，易感，而柔和可爱。他的话语是要使人恍惚般地单纯而优美，但有时候听他也觉得要感到苦痛而不快的。我每不喜欢听到他讲的关于女人的话，——那真是不可言说地粗俗得厉害，在他的言语里是有些故意造作的、不认真的地方在那里的，可是同时也觉得是很富于他的个性的。这仿佛是因为他曾经受过了一次凌辱，而到现在也不能够忘记，不能够宽恕的样子。我第一次认识他的那一天晚上，他领我到他的书室里去，——那是在墨西哥的喀墨夫尼克（khamovnik）——教我和他面对面的坐下之后他就开始讲到了《伐连加·奥理梭伐》和《二十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我被他的语调所惑乱，简直觉得不知所措了，——他是单纯残酷地在说着，说一个强健的女子是不晓得有羞耻之心的。“假如一个女子到了十五岁而是身体强健的话，那她是在渴望着被触动被拥抱的。她的心是还在对那未知的事情和她所不懂的事情感怀着恐惧；这就是被一般人称作羞耻心和纯洁的地方。可是她的肉体是已经晓得了，晓得那件还不懂的事情是正当的，合乎理法的，是以，不管她的心在怎么样恐惧，而肉体却在要求这理法的实践。而你的描写伐连加·奥理梭伐，身体是强健的，但她的感觉却是有贫血病般的——那却不是真实的事情。”
    然后他又讲到了《二十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中的那个少女，极单纯地用了一大串猥亵的言语，在我听来觉得是对我的冷嘲，我简直在心里头感到了一种愤怒。到后来我才了解，他的所以要用那些平常所不用的言辞者，单因为想把意义说得更确切更适合一点；但在当时听他那么的讲却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当时并不回答他一句话，马上他就变得很注意的，就很诚恳地开始问起我的生活来，问我在研究些什么，曾经读过些什么东西。
    “我听见说你是读书读得很多的，是真的么？哥罗伦科是不是一位音乐家？”
    “我想他不是的；不过我也不的确知道。”
    “你不晓得么？你喜不喜欢他的小说的？”
    “我是喜欢的，很喜欢的。”
    “这是大约因为相对称的关系。他是抒情的，而你却不然。你曾经读过魏耳脱曼（weltmann）没有？”
    “读过的。”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呀，是不是？简切，正确，而没有浮夸。他有时候比郭果尔（gogol）还要好些。他是认识巴尔札克（balzac）的。郭果尔可只学了马零斯基（marlinsky）。”
    当我说郭果尔或者是受了霍夫曼，斯敦（sterne）或迭更司的影响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问我说：“这是你在什么地方读过的么？不是的么？那是不确的。郭果尔怕简直没有知道迭更司。可是你真读书读得很多；不过要注意呀，这是危险的。科儿莎夫（kolzov）就因此而破灭的。”
    当他送我到门口将分手的时候，他抱住了我和我亲了一个嘴说：“你真是实实在在的农民。大约处身在诸作家之中做人，你将感觉到十分的困难。可是不必管它，不要惧怕，常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就是粗俗一点也不要紧的。感觉锐敏的人总会懂得。”
    这一个初次的会见给与了我两个印象，就是我感到了一种喜悦与自豪，因为曾经见到了托尔斯泰；可是他的谈话使我有些想到了一种考试，而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看出他是一位《哥萨克》（cossacks）、《诃儿斯托米爱》（kholstomier）、《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但看出了他是一位大地主，屈身俯就来和我谈话，而觉得对我非用一种平民的言语，就是在街头和市场上所用的言语来交谈不可的样子。这把我对他所有的一种理想倾覆了，这理想是我所深深地怀着而对我是非常之贵重的。
    第二次的见他是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那是一天阴郁在下细雨的秋日，他穿的是一件厚重的外套和一双深深的革制的雨靴，他带了我走上白桦树林里去散步。他同小孩子一样地跳越过了许多沟渠和水荡，把树枝上的水滴摇震摇震，很美丽地把斐德曾在此地树林之中如何将叔本华讲给他听过的事情述说了给我听。极仁爱地他用手抚拂了一回白桦树的湿着而发丝光的树干，并且说：“我新近不知在哪里读到了一首诗：
    蕈类是早已无存。但临谷底
    还留着它们潮湿的深沉的香气。
    非常之好，非常之真实。”
    突然间在我们的脚下跳出了一只兔子来。莱阿·尼古拉维支兴奋着高跳起来了，脸上罩上了一层红光，像一位实在的老猎师似地叫出了一种呼声。然后，含着了一脸奇异的微笑注视着我，而放出了一种明敏的为一般人所通有的大笑。在这一瞬间，他真是值得惊叹地使人可爱。
    另外一次他在庭园里注视一只老鹰。这只老鹰飞翔在家畜小舍之上的空中在画大圈子，极轻地摇动它的两翼几乎是停住了的样子，它仿佛还决不下心来，这时刻究竟好不好飞下来而施一袭击。莱阿·尼古拉维支用手遮着眼睛直立在那里，感到了兴奋喃喃地在说：“这家伙在看想我们的小鸡。啊呀，啊呀……它是来了……喔，它在那里怕。大约车夫是在那里，大约总是的吧？我可得叫他……”
    于是他大声叫了一声车夫。当他叫的时候老鹰惊骇了，飞翔了起来，退缩到了一边，就不见了。莱阿·尼古拉维支叹了一口气，显然是责备自己似地说：“我又何必那么的叫呢，不叫总也是会飞逃开去的。……”
    有一次在告诉他铁夫列斯（tiflis）的中间我提起了弗来洛夫斯基——白耳未（v.v.flerovsky-bervi）的名字。“你认得他么？”莱阿·尼古拉维支很有兴趣似地讯问着说：“请告诉我，他是怎么的一个样子？”
    我告诉了他关于弗来洛夫斯基的一切；身材很高，有长胡子生着，身体是瘦瘦的，很大的一双眼睛。又他如何地穿了一件长的帆布的外衣，只以带在腰带上的一包在赤酒里煮过的米包和一柄很大的洋伞为武装，而和我两人曾徒步在屈阑斯——高加细亚（trans-caucasia）的山道上跋涉过；如何的有一次我们在狭路上突然遇到了一只野牛，一边用了张开的洋伞威胁着它，一边我们冒了一步不慎就要从危岩坠入到深渊中去的大险而谨慎地退走了的话，我也都叙述了给他听。忽而我看见托尔斯泰的眼里充满了眼泪，我因此就感到了困惑停住不说下去了。
    “不要紧的！”他说，“你且说下去吧，说下去吧！我很喜欢，喜欢听到关于一个好人物的事情。我也在想他大约总是这个样子的，真是一位和他人不同的有趣味的人物。在全部的过激派文学家中，他是最成熟最聪明的一个。在他的《启蒙书》（a.b.c.）里，他真很明确地把我们的全部文明是野蛮的，文化是和平怯弱的民族的产物，可是强有力的民族所造成的，生存竞争这句话是为辩护作恶之故而创造出来的谎语等证实在那里。当然，你总不赞同这些见解的吧？可是都德（daudet）却是赞同的，你知道么，你记得保罗·亚斯谛爱（paul astier）么？”
    “可是吾人譬如将诺耳曼民族在欧洲历史上所演的史实拿来一看，则这将如何地和来洛夫斯基的理论相一致呢？”
    “诺耳曼民族？那却不同。”
    当他不愿意回答人家的质问的时候，他总老只说着：“那却不同的。”
    我时常觉得——而我也相信这是不会错的——莱阿·尼古拉维支是不大喜欢谈论文学的，可是他对于一个作者的个性却是非常的感有兴趣。“你认得他么？他是像怎么样的一种样子的？是生在什么地方的？”这些问语，我时常从他的嘴里听到的。而差不多他的意见的全部又每能把一个所说的人的性格从特别的方面来给以一个新的意义。
    关于哥罗伦科他深沉思考着似地说：“他不是一个大俄罗斯人；所以他一定须把我们的生活看得比我们自己还更正确更好一点。”关于他所很爱的契诃夫则：“医学阻碍了他的路；假使他不是一个医生的话，那他许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作家。”关于青年作家中的一个则：“他在装作着是一个英国人的样子；可是在这资格上一个墨西哥人却最不容易成功。”对我他有一次说：“你是一位发明家；你的那些枯伐耳大式的人物（kuvaldas）都是由你的空想里制造出来的。”当我回答他，枯伐耳大是实际的人物的时候，他说：“且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当我把在喀山裁判官科诺伐洛夫（konovalov）的裁判室里——是在这里我初次见到了那个后来以枯伐耳大的名字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情景说给他听的时候，他呵呵地大笑了起来。“是青的血！”他笑着以手揩拭着眼泪说：“那真是——青的血。可是何等的漂亮，何等的有趣！你说起来比你写的还更好些。是的，你真是一位发明家，是一个浪漫者，你可不得不承认你是。”
    我说大抵的作家到相当的程度为止大约都是发明家，他们描写人物都照他们的想这些人物在实生活上应当是如此地在描写的。我又说，我是喜欢那些不问用了怎么样的手段而决然想抗拒人生之恶的积极的人物的，就是用了暴力也不要紧。
    “暴力就是最大的恶！”他挽住了我的手臂叫着说。“你将如何地脱出那一个矛盾呢，你这发明家？但你那《旅伴》（my travelling companion）却不是空想发明出来的，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就好。可是你若一运用思想，那你就要产生出英雄武士来，如亚马提斯（amadis）和齐格弗利特（siegfried）等。”
    我说，当我们不得不住在那些具着人形的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旅伴的狭圈里的中间，我们所造的一切都系建筑在流沙之上和敌对的环境之中的。
    他苦笑了起来，以手臂轻轻地向我一突说：“从这里可以有非常非常危险的结论演绎得出来。你是一位很有疑问的社会主义者！你是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者却都是君主主义者，那是一定的。”
    “那么于俄（hugo）呢？”
    “于俄？那却不同。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狂躁者。”
    他时常问我，我在读的是什么书，而常常非难我，假如我选择了些照他的意见说来是不好的书的时候。
    “吉朋（gibbon）比可斯托马洛夫（kostomarov）更坏。你必须读孟姆生（mommsen）的；他的书虽则要使人厌倦，可是非常稳确的。”
    他听见了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生轧恩诺弟兄》（the brothers semganno）简直是发了怒的样子：“你晓得么？这一本坏小说！把你弄坏了的就是这小说。法国有三个作家，斯丹达儿（stendhal），巴尔札克，弗劳培儿（flaubert）或者还有一个莫泊桑（maupassant），可是契诃夫要比他好得多。龚果儿弟兄（the goncourts）不过是丑角儿罢了，他们只在装作正经。他们只在从书本上研究人生，这些书本是由同他们一样的发明者们所写的。这书本上的人生他们却以为是了不得的认真的事情。这对于无论何人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不赞成他的这意见，这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有点不自在的样子。他是不大能够容忍反对论的，而有些时候他的意见却实在是奇妙不过，是一时任性的意见。
    “世上是无所谓‘退化’（degeneration）的这一件事情的。”他有一次说，“这是由那个意大利人郎勃洛梭（lombroso）捏造出来的，而其后那犹太人诺儿道（nordau）就学了他的样，像一只鹦鹉似地在叫着。意大利是出大骗子和浪漫冒险者们的国家；像亚伦铁诺（arentino），喀萨诺伐（casanova），喀格利奥斯屈洛（cagliostro），和其他像这样的许多人之类都是生在意大利的。”
    “那么轧利罢耳提（garbaldi）呢？”
    “那是政治，那却不同。”
    对于从俄国的一家商人家族的生活中摘取下来的一全串事实他也回答说：“这可不是真实的，这不过是在聪明的书本上写在那里的事情。”
    我就告诉了他一家我所知道的商人家族的三代的实际事情，是一段退化的原理真特别惨酷地在起作用的历史。于是他也兴奋了起来，拖着我的袖子激励我把它叙写出来，对我说：“是的，这倒是真实的。我也晓得这样的一回事；在土拉有两个家族是像那样的。这是应该要写出来才行。务须要写得简洁，但尽够一大部长篇小说了，你说对不对？你必须要把它写出来。”他的眼睛兴奋得放起光来了。
    “可是，那么，英雄武士们势将出现，莱阿·尼古拉维支！”
    “别说这个。这真是非常真率的事情。那一个为全家族之故而去出家祈祷的和尚，——这真是可惊异的。那是真真的实在；你们犯罪，我去出家，为消灭你们的罪孽之故而去祈祷。还有另外的那一个，那个对万事都厌倦的，爱钱如命的这一家族的创始者，——这也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大饮酒家，禽兽，放荡儿，——但对什么人他都有爱，而突然间却犯了杀人的罪——啊啊，这真好。这你可非写出来不可。向盗贼和乞儿中间去寻英雄是不可以的，你可真不该去。英雄——这是谎语，是假造出来的东西。世上只有人，平常的人，另外是什么也没有的。”
    他常在指摘我的小说中间的夸大过实处而加以非难。可是有一次——讲到了《死灵》（dead souls）的第二部的时候，——他却好好先生似地微笑着对我说：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爱捏造作伪的发明者。我自己当写东西的时候，忽而会对一个书中人物感觉起怜悯来，于是我就只好给他些好的性质，或从别的人物身上除去些好的性质，可以使他和另外的人比较起来不至于变得十分太坏。”
    其后马上用了像硬直的裁判官似地严厉的声气说：“所以我说艺术是虚言，是随作者之意的欺骗，是对人有害的东西。一个人所写的并不是实际的人生，但是是他一己在想的人生。我如何的看这一座塔，或那个海，或这一个鞑靼人，这对人又有一点什么用处呢？这又有什么趣味或什么必要呢？”
    有几次我觉得他的思想感情是瞬忽善变的，简直是故意弄得奇矫歪曲似的。但尤其是常常因了他的思想的毫无顾忌地严烈之故，一般人致被他颠倒被他惊服，正如人之怕对于严酷的上帝也并不恐惧的责问者的约伯（job）一样。
    有一次他说：
    “五月末的有一天我遵沿了克爱夫（kiev）街道在走。地上真是乐园，万物都在欢愉，空中一点儿云影也没有，鸟儿在唱歌，蜂儿在哼着，太阳照得再灿烂也没有的了，——周围的一切都是同在过赛会日似的，富有人情的，美丽得很。我被感动得几乎要流眼泪；我感到自己仿佛也同一只凡世上最美的许多鲜花都被给与了它的蜜蜂一样，觉得上帝是近在我的灵魂的咫尺之间了。忽而我看向了边上，路旁灌木丛下却躺着了一对圣地巡礼的男女信徒，甜蜜地拥抱着在那里；两人都是灰色的，肮脏的，非常年老的；他们同虫类一样曲拥在一块，嘘嘘地喘息着气呢喃地轻谈着话……而太阳却一无顾忌地直照在他们的青灰光裸的腿脚和干枯的身体之上！这真像是直打到我心里的迎头的一击！啊啊！上帝，一切美的物事的创造者，你难道不晓得羞耻的么！我实在是难过极了……
    是的，这是普通的事情。自然——抱古密耳（bogmilen）派把这当作恶魔的一种工作看的——残酷地冷嘲地在苦弄着人，从人身上剥夺去力量，而只留剩下这欲念。这——对于有活的心灵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人不得不经验到全部的羞耻和附着在他的肉体之内的苦闷的恐怖。我们在我们之内肩负着这个正好像是不能避免的罪罚。可是为了什么罪孽呢？”
    当他在说述这事情的当中，他的眼色奇特地变过了——起初是小孩子似的怪可怜的，然后冷冷地放出了钢铁似的光。他的嘴唇在颤动，胡须竖立了起来。他把这事情说完之后，就从他的长衣袋里拿出了一块手帕来很起劲地擦了一回脸，虽则他的脸上本来是干燥无汗的。然后用了他的农夫似的强固的如钩的手指，拉梳他的胡须而轻轻地重复着说：“是的，为了什么罪孽呢？”
    有一次我和他在从“杜耳白”向“爱托道儿”去的下低街道上走路。他同一位青年似的轻快地在走着，一边比平时更为兴奋一点地说：“性欲应该是精神的服从的走狗才行。应该听从一切精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如何呢？性欲在狂乱反叛，而精神只无力地悲惨地跟随着它而已。”
    他用力擦擦他的心脏上面的胸部，蹙起了眉毛，随后似乎记起了些旧事，他就说：“有一年秋天在墨西哥斯喀利奥夫门（the sukhariov gate）近旁的一条支路上，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醉的妇人躺在道旁的沟里。从一家人家的庭前流出来的污水正冲在这妇人的颈上背上。她睡在这冰冷的水里，嘴里在咕哝着什么，身上在发抖，在水里抽动着她的身体，她可终于站不起来。”
    他骇了似地摇震了一下，皱紧了眼睛，摇摇头，轻柔地说：“让我们在这里坐一歇吧……一个醉了酒的妇人，实在是最可怕，最可厌的东西。当时我真很想去帮扶她站起来，但终不能够；我感到了十分的厌恶。她的身体变得那么湿滑粘污了，我觉得若我去和她接触一下，则我的双手将经一月也洗不干净——真真可怕！而在步道边沿的石上，却有一个很活泼的眼睛灰色的小孩坐在那里，脸上流满了眼泪；他一边啜泣一边在反复无力地叫——娘……娘……您站起来吧！——她动动她的手臂，喉头咯咯地响响，稍稍把头举起了一下，但又——她的颈项又掉入了污水之中。”
    他沉默了，既而向四边望了一望，几乎听不出来似地又反复着说：“是的，是的，真可怕！你总见过不少的醉倒的妇人的吧？很多？我的天呀！你可断不要写，你断不要把这写出来。”
    “为什么呢？”
    他直视着我，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为什么”落后又思考似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只偶尔说出的……不过写这些丑恶的事情，是一种羞耻……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写的呢？是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写的必要的，无论什么事情。”
    他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他擦去了眼泪，微笑着在注视他的手帕，眼泪又重新流下来了，流过了他脸上的皱涡。“我在哭，”他说：“我是一个老人了。当我想起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总要直逼到我的心胸里去。”
    很柔和地以臂角微触触我，他说：“你总也要变得这样的——你将一直活过去到老年，而一切物事将同旧日一样地仍复是那么的样子，然后你怕也要哭，哭得比我还厉害，将哭得‘泪似河流’像那些农妇们之所说。但无论什么都非写不行，无论什么。否则那个活泼的小孩也许会感到不快而责难我们——‘这是不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全部，’他将说。他是很严谨地在要求真实的。”
    突然间他全身震摇了一下，用了极和善的声气要求着我说：“现在请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听吧，你是讲得很好的。讲些关于小孩子的事情，关于你的幼年时代的事情。要相信你曾经是一个小孩子过这事情可真不容易。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正仿佛是生下地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么长大的似的。在你的思想里却有许多小孩似的未熟的观念在那里的，不过你的知道人生却在十足以上——比这再丰富的知识是可以不必的了。来，讲吧……”
    他舒畅地躺下在一株松树的露出的根株之上，守视着许多蚂蚁在灰色枯叶中间忙碌奔走的样子。
    在南方的天地里，一切都在各自争强地茂盛着，色彩斑斓的无制限的植物满长在四围，这南方的自然对于一个北方的人是奇异地不大调和的，在这里，他，托尔斯泰——他的名字就在表示着这人的内部的力量——似乎是一个渺小的人了，但全身节瘤很多，却是从地下深处的坚强的根株里编生出来的人的样子；在克利米亚的斑斓夸耀的自然之中，我说，托尔斯泰似乎是不大适合的而同时却又是很适合的。他像是一个很古的古代的人，像是这环境附近一带的主人公；像一个主人，创造者，离乡出去了一百年之后，重回到了他自己所造的领地邸宅里来的样子。他已经忘掉了许多这里所有的物事了，有许多物事对他是新奇的；一切都按着应分的秩序整列在那里，但也不是完完全全是如此的，而他所以必须要马上来看出什么是不专的和为什么使它不对的理由。
    他用着一个老练的地球探险者的忙碌的迅速的步伐，在大街小巷上行走；用着一副锐利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是一块小石一个思想也隐藏不过去的，他在观察，计算，测验和比较。而在他的周围他在散播着他的不能驯服的有生命的思想的种子。他有一次对斯勒儿说：“你，莱阿夫式加，是什么书也不读的，那可不行，这是你的自己过信；而高尔基却读得太多，那也不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我写得太多，那也是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老人的野心，想使大家都有着同我一样的思想。当然，我的思考，是对我有益的，而高尔基的思考却是对他有害的，但是你呢，却完全什么也不想，你只在开闭着眼睛等着什么东西掉到你的手把里来。许有一天你将捉握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在你是曾经有过的事情，你将把你的手爪伸出去将它抓住些时候，可是当它将从你手里滑走的时候，你也不想牢捉着它。契诃夫有一篇很好的短篇，叫作《心肝宝贝》（the darling），你简直是像那一个‘杜奢趣喀’（dusetschka）。”
    “在哪一点？”斯勒儿笑着问他。
    “你爱是能爱的，但是选择——你却不能，你是不能够选择的，你只在些无聊的细事上费了你的工夫。”
    “是无论哪一个都像这样的么？”
    “无论哪一个？”莱阿·尼古拉维支重复着说：“不，不是的。”
    而突然之间他就问我，这正像是他故意乘我的不备而施的一击，说：“你为什么不信仰上帝呢？”
    “我是没有信念的，莱阿·尼古拉维支。”
    “这是不真实的。你天生成是一个信者，你无上帝将不能过去。这大约你总有一天会感到的。你的不信是从倔强顽固来的，因为这世界是不同你所想望那么地创造在那里，所以你生了气了。另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怕羞而不敢信仰上帝；在年轻的人中间大抵是如此的；譬如他们崇拜一个女人，但因为怕她不能了解，一半也因为自己没有勇气，他们就不敢把这崇拜之心显示出来。信念同恋爱一样，是要勇气和大胆的。一个人必须先向自己说：‘我是信仰的，’——然后一切都顺当了，一切都将如你心之所欲地出现了，自然你会了解，而牵引住你。你现在对很多的物事是感到爱的，信念不过是更大一点的爱罢了；你必须爱得更强烈一点，然后你的爱自然会变作信念。当一个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这女人总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这就是信念。一个无信念的人是不能够恋爱的；今天他爱这一个女人，下一年他就要爱上另外一个了。像这一种人的灵魂是同浮浪者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无益的沙漠里的生活——那是不好的。可是你却是一个天生的信者，——你真可以不必对你自己来反抗。是的，你可以说，‘美，’——什么是美呢？最高的最完美的却是上帝。”
    以前关于这问题他却从没有和我讲到过，而它的严肃性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一种突发性使我完全陷入了困惑的当中。我沉默了一歇。
    他两脚整然地坐在沙发上，一脸胜利的微笑隐现在他的胡须的中间，他把手指向我威胁似地摇动着说：“你光是沉默着不响是不成功的，不可以的。”
    而我哩，不信上帝的我哩，不晓为了什么只非常谨慎地注视着他，且感到了一点畏惧。我注视着他而心里在想：“这一个人真有点像上帝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