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三太子
    “朱三太子”这个名词，从理论上讲是不通的。太子只有一个，通常是皇帝的嫡长子，经正式册立，备位东宫，始取得太子的称号。但嫡长子在皇子的排行中，也许不是第一，是行次、行三，而既经册立，便仅称为太子，不得称为二太子或三太子。唯有皇子才冠以排行，如皇长子、皇二子之类。民间对太子和皇子的区别不明，所以才有“三太子”的称呼。“三太子”且姓“朱”，知是明朝的皇子，说得明白些，就是明思宗的第三子。
    明思宗七子，这一辈命名的第一字，照规定为“慈”；第二字依五行“木、火、土、金、水”五字的偏旁依序取名，周而复始，思宗名由检，下一辈即应取火旁，所以七子名为慈烺、慈烜、慈炯、慈炤、慈焕，六、七两子名俱无考。次子及三幼子都早殇，皇长子慈烺立为太子，皇三子慈炯封为定王，皇四子慈炤封为永王。
    思宗的女儿有六，长成的只有两个，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明史·公主传》：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惊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砍之，断左臂。又砍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日，长平公主复苏。
    此即吴梅村《萧史青门曲》中所写：苦忆先皇涕泪涟，长平娇小最堪怜，青萍血碧它生果，紫玉魂归异代缘。尽叹周郎曾入选，俄惊秦女遽登仙。
    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上书：“九死臣妾，跼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摄政王多尔衮不许她做尼姑，觅着周显令其复尚故主，赏赐了田地、邸宅、金钱、车马，但如此“皇恩”，自难消受。长平公主终日以泪洗面，郁郁成病，一年以后就死了。
    为了不使后妃受辱于流寇，思宗在决心殉国以前，传旨后宫，皆令自裁。所御宫嫔有贪生的，思宗手砍数人。袁贵妃自缢，绝而复苏，思宗拔剑砍其肩，终于生殉。但他对太子及永、定两王，则另有处置，而《明史》记思宗三子，都说“不知所终”，实为隐笔。
    未谈朱三太子以前，先要谈真假太子慈烺与王之明。而朱三太子又非皇三子，名字亦不叫慈炯。前引思宗诸子的名字，根据《明史》而来，但《明史》在这一点上是错了，后文将有说明，姑作搁置。
    按：明思宗周皇后生太子及皇四子，田皇贵妃生皇三子。甲申三月十九日，李闯破京，思宗命太子避往成国公府。成国公朱纯臣，此时统率京营，思宗的意思自是希望他能保护太子。皇三子定王及皇四子永王，则分投外祖父家。永王的外祖父为嘉定伯周奎；定王的外祖父为左都督田弘遇，住铁狮子胡同，梅村歌行中的《田家铁狮歌》，以及《圆圆曲》中的所谓“相见初经田窦家”，都指此处。
    其时京城已经大乱，太子及两王，一出宫就被冲散。但定、永两王最终还是到了周家，却为周奎献于李闯，而太子不知所往。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闯挟两王及其在山西所俘虏的晋王出京。“一片石”一仗，吴三桂与多尔衮夹击李闯，李闯大败。晋王找到个机会投往吴三桂军中，定、永两王则下落不明。
    到了这年——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的冬天，忽然有个青年男子，投往周奎家，由周奎的侄子周绎接见，此人自言：“我就是太子，出了宫无法到成国公府，躲在东厂门。到半夜里才敢出来，找到一家豆腐店，店主人给我换了一身旧衣服，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暂住。以后又转到太监常进节家。最近听说公主在这里，我特为来看她。”这个公主就是被她父亲砍断了左臂的长平公主，救治以后，送到周奎家住。
    周绎不认识太子，但长平公主可以相认，太子与长平公主同岁，照月份算是兄妹，两人一见，相向大哭。周奎留太子吃饭，并以君臣礼相见。到了天黑，太子告辞，长平公主给了他一件棉袍，而且叮嘱他以后不要再来。这可能是长平公主已看出她身受国恩的外祖父不是个玩意儿，怕生危险之故。
    而太子不能领会他妹妹的告诫，过了几天又来了。周绎留他住下，但告诉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太子。只说姓刘，以说书为生，可以免祸。”太子不愿依从，周绎便把他赶出门外，事先周奎已向地方官去出首，说：“有一个男子自称太子，不知真伪，现在我家，不敢隐匿。”所以太子一出门便被捕了。
    又有一说：周奎留太子住了两天，方始自首，并非被逐而为逻卒所捕。不管如何，总之，太子是被捕送到刑部审问了。
    因为周奎有不知真伪之言，所以第一步就是“验明正身”。这一案被传讯的人极多，包括常进节及其他曾执役东宫的太监。常进节和另一太监王化澄都说不假；再审周奎家的奴仆，供出周绎接待太子，以及太子与公主兄妹相见的情形。这就很显然了，周家明知是真，而故意说不知真伪，则其意何居，不问可知！
    当时主审的是刑部尚书吴达海——顺治初年，六部尚书尚无“满汉两堂”的制度，只有一个满尚书吴达海，他不懂汉语，根本不知堂下所供的是什么。有个陪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却忍不住了，怒气冲冲下得堂来，对准周绎就是一拳。钱凤览为什么揍他，吴达海也是莫名其妙，只知真伪难决，下令暂且收监。
    第二天，周奎又上了一本，其中有“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的话，可知是劝满清杀太子。因而又举行“廷勘”，仍旧以辨真伪为先，特召随吴三桂降清的晋王及旧时东宫太监十人辨认。十个太监一见太子，立即跪倒，指称为真，唯独晋王不以为然。这时头一天说了真话的王化澄也改口说假了。
    于是太子慨然说道：“我来看公主，并无其他企图。现在为周奎叔侄所出卖，真也是死，假也是死，何必还要辨别？”
    这话说到了多尔衮他们心里，然则何以要辨呢？其中另有说法。满清原为明朝的臣属，为了消除汉人的反抗心理，经过洪承畴之流的“高人”指点，不承认他们是夺了朱明的天下。他们说，朱明亡于流寇，清兵入关，赶走李闯，乃是为明报仇，所以对于明朝殉节的帝后妃嫔，以礼安葬；对于长平公主，仍旧要替她找“驸马”。既然如此，发现了真太子，却又如何处置？因此，满清绝不能承认有真的明太子出现，一个绝不可更移的原则是：假也是假，真也是假！
    这当然是他们心里的意思，而有些天真的人识不透，以为满清说得这样仁义道德，则如发现了真太子，即使不能推位让国，起码也会像宋太祖对柴家子孙那样，有个好好的位置，所以极力想办法要证明太子为真。
    钱凤览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得可敬的人，他根据周奎所说“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的话，认为“此语真情已露，请复讯”。满清不得已，只能再召晋王及前明的侍讲谢升来求证。
    不提根本没有心肝的晋王，且说谢升。他是山东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受恩不为不厚，而“廷质”时居然“方证其非”。于是太子喊他：“谢先生！”说某时某日，在某殿讲某书、谈某事，还记得不？谢升语塞，一揖而退。
    这下又恼了钱凤览，当时就大骂谢升和晋王。一场真伪之辨无结果而散。消息传了出去，士庶百姓自然更不会明了满清贵人的用心，他们的想法比钱凤览还要单纯，纷纷上书，为太子声辩，同时无不痛责谢升。满清一看情势不妙，初度展开了高压的手段，凡有上书助太子的，无不收捕下狱，而民不畏死，言者不已。
    最后迫使摄政王多尔衮不得不亲自出面，他御殿亲询群臣，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别人沉默，只有钱凤览与赵开心，侃侃而言，表示“人各为主”，多尔衮大怒，表示：“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为前明王子，谢升亦是大臣，钱凤览对晋王不逊，百姓辱骂大臣，便是犯上。”因而传谕，钱凤览、赵开心以及其他因本案而下狱的人，一概处决。群臣为赵开心求情，赵开心得以免死；钱凤览改为绞刑，于顺治二年正月处决。
    就在这时候，南明也发生了真假太子的大风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南明的鸿胪寺少卿高梦箕有个家人叫穆虎，从北方回南边，船过山东时忽然有个少年请求附搭便船，穆虎答应了。到晚来，少年解衣入寝，里面穿的衣服上绣着一条龙。穆虎大惊，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就是太子，吴三桂把他从李闯那里救了出来，叫他逃走。提到思宗和皇后时，少年便放声大哭，哀痛不胜。
    “那么，”穆虎问他，“李闯称你什么？”
    少年又是涕泗交流，惨然答道：“他把我当儿子。”
    看这样子还有何疑，穆虎便把他带到金陵，一望见明太祖的孝陵，少年便伏地痛哭，一切的一切，都是末路王孙的模样。但是高梦箕到底不比穆虎，而且也听说北方在闹真假太子，所以起初还不肯相信。
    于是此少年为他描述数年前始行“冠礼”那天的情形。当时高梦箕是鸿胪寺的“序班”，这个职位与“鸣赞”同为大典礼的司仪，对于当时的经过大致还记得，一听不错，便信以为真了。
    但高梦箕很清楚，这个“太子”如果一露面，十有八九小命不保，所以秘密把他送到杭州，藏在他侄子高成家。住了有个把月，此少年不安分了，渐渐露出颐指气使的“东宫”派头，这样下去，定会引人疑心，给高成带来灾难。忧惧之下，高成写信给他叔叔。高梦箕回信叫高成把“太子”送到金华。揣测他的企图，是要把“太子”送到福建巡抚张肯堂那里，另建“正统”。按：郑芝龙与张肯堂拥立唐王是之后的事。
    可惜，事机不密，将肇大祸。高梦箕不得已密报马士英，自然，福王也立刻就知道了，派了两个太监去追，在浙江汤溪追到人，护送至南京，暂住兴福寺，半夜里秘密移入大内。
    这时的福王，与宋高宗的心情一样——在王国城的宋钦宗倘若回来，高宗便不知何以自处。此刻太子出现，福王的皇位便将不保，所以极其焦灼。
    于是有人上言，说驸马王昺的侄子王之明，相貌很像太子。这就可能发生了假冒的问题，所以立刻把此少年收捕下狱。
    三月初六在大明门会审太子真伪。事先福王于内殿召见翰林刘正宗和李景濂，说道：“倘是真的太子，我怎么办？你们从前都是讲官，应该去仔细认个明白。”刘、李二人听出弦外之音，福王是要学多尔衮的样子，反正这个“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此刻就把他认定了！
    但是，要把此“太子”公开认定为假，也不容易。刘、李二人虽曾当过讲官，其实不曾在东宫进讲过，所以根本不知此“太子”的真伪。那就只有用陷真于假的办法。
    在会审的那间屋子里，“太子”东向而坐，神态倨傲，而应对极其敏捷，随问随答，十分厉害。刘正宗便想了许多方法来套他的话，只望他言多必失，捉住一个漏洞，就可以说他冒充。
    问来问去，把“太子”问得冒火了，板起脸来说：“你们以为我是王昺的侄子，就算王昺的侄子好了！你们不想想曾做过皇考的臣子，何以一旦翻脸竟不认人到如此地步！”
    这一骂，在场的臣子，有的羞惭，有的愤怒，但亦无可如何。审了半天，真假依旧无法分明，大家商量后，认为非要把最早收容“太子”上船的穆虎抓来，归案质讯不可。“太子”只好仍送监狱。
    那时在别殿有许多官员正翘首盼望消息，宫门外亦有百姓在等候结果，照他们的想法，认一认太子的真假，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何以会有困难，令人不解。再往深一层去想，倘是假冒太子，便该严究其罪。照现在的情形看，明明是要以真为假，这搞的什么鬼！
    于是内外臣工纷纷上书，有的以大义责南明的“首辅”马士英，应该保全“太子”；有的大骂杨维垣——首先上疏说“太子”像王之明的就是他，他也是所谓“魏忠贤干儿”的“阉党”之一，现在再干了这件“大逆不道”之事，越发被骂得狗血喷头。
    民间如此，宫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诸臣回奏以后，福王召见，对大家表示：“先帝身殉社稷，这一案我不能不关心，在宫里只等你们的消息，如果是真的，我仍旧叫他做太子。哪知道又不是！”听他的语气，真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但案子总要有个归结，倘或有个有力的人证来说一句：“这不是太子！”便可塞中外之口。刘正宗之流，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方拱乾。
    方拱乾的子孙，从清初直至乾隆朝，都是有名人物，这一家的遭遇，升沉荣辱，多彩多姿，而终清之世，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桐城方家”，说起来几乎无人不知。
    方拱乾，号坦庵，在明朝官至左谕德兼侍读，照料东宫读书。所以他对太子最熟悉不过，也就是最有资格来鉴定太子真假的一个人，但他此刻被关在监狱里。
    李闯入京，有许多明臣被捕投降，变成“附逆”。及至清兵入关，他们乘机逃出京城，投奔南明，结果又被捕，这个附逆的案子，称为“顺案”，这是阮大铖发明的名词。崇祯初年大治“阉党”，称为“逆案”。此时阉党余孽的阮大铖，便对东林展开报复，他说：“你们从前搞‘逆案’，我现在就搞个‘顺案’给你们看。”“顺案”之“顺”，由李闯的“年号”“大顺”而来。
    方拱乾亦是“顺案”中人，正被关在监狱里，此时先把他放了，然后由刘正宗等人拿名帖把他请来。等方一到，刘正宗兜头一揖，为他道贺，说道：“先生恭喜！审真假太子一案，全在先生一句话，不但可以免罪，而且还要高升。”
    方拱乾是出狱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件案子，现在一听刘正宗他们的话，知道了福王及其左右的意思，便“嗯、嗯”地敷衍着。那时“太子”又被提出来审问，依然倨傲高坐。审到一半，好些人拥着方拱乾到了，“太子”一见就喊道：“方先生，别来无恙？”
    听他这一喊，足见认识方拱乾，但方拱乾不敢答应，悄悄退到后面，别人问他太子真假，他亦不答。这是种非常奇怪的态度，越发启人疑窦。大家都这样在想，太子一定是真的，只是方拱乾受了压力，不敢相认——就因为他这一暧昧微妙的态度，刘正宗跟他结了冤家，十年以后，报复得他好惨。
    由于方拱乾不肯“验明正身”，只好另想办法。有的人说，太子口中有虎牙，有的说足底有两颗痣，一一相验，都不符合。审问的官员便要加刑。就在这紧要关头，传来了黄得功的一道奏折，为真假太子一案，有所主张。黄得功是南明“江淮四镇”之一，其人与高杰大不相同，《明史》将他与周遇吉列为一传，评价在左良玉以上。《明史》本传：
    黄得功号虎山，开原卫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与母徐氏居。少负奇气，胆略过人，年十二，母酿酒熟，窃饮至尽，母责之，笑曰：“偿易耳。”时辽事急，得功持刀杂行伍中，出斩首二级，中赏率，得白金五十两，归奉母曰：“儿以偿酒也。”由是隶军略为亲军，略功至游击。崇祯九年迁副总兵……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进封侯，旋命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四镇。……得功粗猛不识文义，江南初立，王诏当指挥，多出群小。得功得诏纸，或对使骂裂之。然忠义出天性，闻以国事相规诫者，辄屈己，改不旋踵。北来太子之狱，得功抗疏争。
    黄得功驻仪真，与金陵一江之隔，那些审问真假太子的官员，心存顾忌，不敢再用刑讯，所以这二次审问，依然不得要领。
    第二次的审问，虽以黄得功一奏而暂时中止，但刘正宗等人却打算就此糊里糊涂定案，联名具奏，说“假冒是实”，并请方拱乾具名，方不肯，于是有三月十五日的第三次开审。这时把高梦箕、高成叔侄和穆虎亦都提到，决心办个“水落石出”。
    主审的官员点名，首先就叫：“王之明！”那“太子”的词锋极犀利，他说：“何不叫‘明之王’？”问官大怒，喝令动刑，把“太子”拉了下来，要上夹棍，“太子”狂喊：“太祖！”“皇考皇帝！”声彻内外。
    夹了太子又夹高梦箕等人，因为在穆虎衣袋中搜出高成给他叔叔的信，内中有“或往楚或往闽”的话，“往闽”是投郑芝龙，“往楚”则是到武昌投宁南侯左良玉，而左拥重兵正扬言“清君侧”，更触犯了马士英、阮大铖的大忌，此时就必欲追究，到底往楚往闽，何人主使。
    虽在刑讯之下，高梦箕等人并无确实的供词，再加严刑，非立毙堂下不可，于是陪审的大理寺官员葛亮，悄悄对刘正宗等人说：“诸公自度朝廷的兵力，能不能声讨左良玉、郑芝龙的罪名，制江淮四镇的死命？如果不能，这样搞法，会激出变故！”这下提醒了刘正宗，急令松刑，仍旧送入狱中。
    以上所记，大致据吴梅村《鹿樵记闻》的“两太子”篇。太子不可能有两个，有一真，便必有一假，所以能找出真的来，就可知另一个为假冒。孟心史先生在《明烈皇殉国后记》中下一断语：
    今为较其踪迹，则北太子不能不信为真，即南太子自显其伪。夫欲以太子之名投南，犹为以明投明，可冀获福；若以投北，何所希望？且所投者为外祖之家，岂有不识太子，而贸然跪献酒食之理？长平公主又在周奎之家，公主与太子同岁，均为十六岁，非幼少无知，而相见哭泣，认识必确。此等情节，又出《东华录》，非故明遗老之传闻。后来周奎之出首，自缘求媚于新朝，忍负帝后。晋王由李自成自晋携来，本非生长宫中，虽属宗藩，未必能辨太子面貌，其不以不能辨为辞者，亦愿为新朝效“除患”之力耳。
    这段话可以说是定论。至于“南太子”确为假冒，而其人则如杨维垣所说，果然是王之明。
    诚如杨维垣所指，假冒为“南太子”的是王之明。《弘光实录钞》载有问官所上的“审词”。可知其来历：
    审得王之明供称：年十八岁，三月十六日生，保定高阳县人。伯祖王昺，尚延庆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纯，嫡母刘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止有一妹，嫁与举人张廷录子问成。齐驸马之叔行四者，同陈洪范自南而北，故住之明之屋，语以南方乐土。之明买驴一头，随一仆王元出走，行至山东，王元逃失，邂逅穆虎及长班张应达，生员刘承裕，遂结伴同行。穆虎、张应达胁之明冒称皇太子。至南京，留梦箕家四日，随送汤溪潜住。
    又供：武公名下一小内监教之明：皇后是周，东宫是田，西宫是袁。又与一单，细注历代祖宗，各省藩府，令之明牢记。又讯：“方讲官汝何故识之？”之明供：“有人语我，多髯而方冠者，方拱乾也。”臣等会看得王之明，即汉史所云夏阳男子假冒卫太子之故智也。
    这篇“审词”，曾加刊刻，颁行天下，而天下臣民，见而愈疑。按：“卫太子”即汉武帝太子刘据，卫后所出，所以一称“卫太子”，获罪亡命，死后谥为“戾太子”。昭帝始元五年，有张延年其人假冒卫太子，形貌酷似，群臣震骇，独有隽不疑喝令拿捕，他认为即是真的太子，收捕了也不要紧。引春秋卫国蒯聩出奔，灵公崩后，太子辄即位，蒯聩想回国，太子辄不纳的典故，说卫太子得罪先帝，亡命出走，果真不死回来，亦是国家罪人。现在断王之明之狱，引用这个典故，无异表示，即令是真的太子，不能随先帝同殉社稷，亦是国家罪人。这可以看出刘正宗之流，根本就有“假也是假、真也是假”这个成见横亘在胸中。
    我认为整个案子中，最可玩味的一点是，方拱乾的态度。他明明已看出“太子”是假冒，何以保持沉默？深入研究，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福王即位后的表现，令人异常失望；对阮大铖的复起，更是痛心疾首。方拱乾的沉默，乃是一种沉默的抗议，等于表示希望真太子出现，代替福王继承大统。
    第二，可能是为了暗中支援左良玉。其时湖广总督何腾蛟、江楚总督袁从咸等，多不满南明处置“北来太子”的经过，纷纷上疏抗议，宁南侯一军的态度，尤其强硬，“传檄讨马士英”，南明诸臣，惶惶不安。而左良玉的“清君侧”，又与东林有关，所以方拱乾暗援左良玉，实在是站在东林一面，对抗阉党。
    于此，我们不能不先谈一谈福王被立的经过及背景，其事相当复杂，而简洁扼要的列叙，莫如孟心史先生的《明代史》，引录如次：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贼陷北都，帝后殉国。四月十二日凶闻至南京。时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诸大臣会议立君，仓猝未定。亲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钱谦益（等），入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言福王立，虑修衅“三案”，大器遂与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曰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读书、曰干预有司，潞王贤明当立。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爱子始封“福王”。
    所谓“三案”，即“梃击”“红丸”“移宫”，皆与福王由崧的祖母即神宗宠妃郑贵妃有关。此三案造成东林与阉党的绝大冲突，在此三案中，郑贵妃扮演了反面的角色，而有阉党的援助。崇祯初办“逆案”，大捕阉党，此时如福王得立，则为她祖母“报仇”，一定要翻“三案”，于东林不利，所以钱谦益等人，不主张立福王。
    不过，东林的动机虽不无私意，议论却颇为正大，福王的“七不可”，皆有实据。以“淫”而言，当福王被立，宫内日日演传奇，召秦淮妓女侍酒。明朝宫中的规矩，凡宫女被幸的，赐金凤钗一支，作为表记。有一天福王召集群臣看阮大铖所编的《燕子笺》，一剧未终，座中妓女已有五六个头上插了金凤钗，搔首弄姿，自鸣得意。福王的好色，于此可想。
    福王在位一年，几乎可说无一善政。当时的人心士气，因崇祯的殉国而复有所激励，大事非不可为。但马、阮窃政，正人被残，诸忠尽斥，到底把明朝送了终。史阁部虽然精忠耿耿，但才具不过太平宰相，当危疑震撼之际，不能以非常的见识与魄力，应付非常的局面。当其时也，长江上游有左良玉，下游则史可法为重镇，如果他能联络左良玉，足以遏制马士英与高杰、刘泽清之流的野心。并且立福王之谋虽出于马、阮，成其事者实为史可法。《明史》本传：
    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谒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备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议战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战。”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议监国事，张慎言曰：“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若何？”诚意伯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复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监国，廷推阁臣，众举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孔昭，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士英旦夕冀入相，及（仍督师凤阳）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辞……士英即以是日入直。
    由这一段记载看，史可法是当时众望所归的第一重臣，但是他的主张，没有一项实现！黄子澄愚而好自用，史可法则正好相反，心知善恶而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福王初时犹自知“不似人君”，而史可法劝进。马士英入相愿虚，虽愤怒而无之何，谁知史可法懦弱怕事，节节退让，把宝贵的半壁河山，硬生生送入昏主奸臣手中。尤以自请“督师出镇淮扬”一举，真不明白他的本意何在。如果扬州守得好，犹有可说，事实上“扬州十日”的浩劫，充分说明了史可法究有几许将才！当时以为“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且不说是被驱还是自请，至少史可法不能与李纲相比！而三百余年四月梅花，克享大名，真事之不可解者。
    由于史可法的软弱无所作为，马、阮用事，一片败象，在上游的督抚，大为不满。尤以左良玉雄居武昌，军容甚盛，为马、阮所畏忌，防左军甚于防清兵，此又何得不反？《明史》二百七十三本传：
    李自成败于关门（按：指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败李于“一片石”），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居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障。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走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闻数里。诸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良玉势，而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
    按：侯恂就是侯方域的父亲，有恩于左良玉。据侯方域《宁南侯传》，左良玉在辽东任都司，曾犯盗劫，而错劫了锦州的军装，本来罪当斩首，幸有同犯丘磊独自承担，得以免死。后来他因为失了官职，到昌平投靠侯恂，侯恂很赏识他，不断提升，直至总兵官。（引自“文光”版《桃花扇》注）
    《桃花扇》第十出“修札”、第十一出“投辕”记左良玉内犯，马士英托杨文骢出面，求得侯方域以他父亲名义致左良玉的一封信，由柳敬亭赴武昌投递，希望退兵。《桃花扇》号称于南明史事，无不相符，而柳敬亭为宁南侯的上客，则有吴梅村的《楚两生行》可证，因此，在当时可能有此“修札”“投辕”的插曲。但柳敬亭一番游戏舌辩，而有第十三出“哭主”，以内犯之师，勤王北上，则与正史记载有所不同。
    按：善说书的柳敬亭为左良玉的清客。吴梅村《柳敬亭传》：
    良玉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宏域……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按：指柳敬亭）莫能解者，乃檄生至，进之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谐调笑，旁若无人。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
    据此可知柳敬亭善于排难解纷，为左良玉所重。但据《楚两生行》序，左良玉自武昌发兵时，柳敬亭已“先期东下”，并不在军中，自更无劝左勤王之事。
    “讨马”之役，左良玉全军尽出，自汉口至蕲川，火光接天，顺流东下到了九江，总督袁继咸到船上相见，忽然城内火起，他的侍从向左报告，说是袁继咸的部队烧杀反叛。事后左才知道是他的部将干的好事，自觉对不起袁继咸，大为悔恨。他原已老病侵寻，经此刺激，当夜呕血数升而死。《明史》本传：
    良玉死，诸将推其子梦庚为“留侯”，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时大清兵已下泗州，逼仪真矣！梦庚遂以众降于九江。
    左梦庚的投降，为当时仁人志士所痛心疾首。吴梅村诗：
    忆昔将军正全盛，江楼高会夸名胜；生来索酒便长歌，中天明月军声静。将军听罢据胡床，抚髀百战今衰病；一朝身死竖降幡，貔貅散尽无横阵。
    此即叙左良玉开府武昌，以及柳敬亭初见左良玉的经过，而“一朝身死竖降幡，貔貅散尽无横阵”，乃深致慨于梦庚不能继父之志。
    研究当时东林诸君子的心理，马、阮猖狂，而史可法无用，此时寄望于左良玉者甚深。黄澍的力请“清君侧”，显然是得到东林支持的，照实际情形看，亦非改组整个朝局不能谈恢复中原。福王继位原为权宜之计，但要废掉他，只有期望真的太子到来，因而明知可疑，亦不能不借此作一番文章。方拱乾知而不言，是因为不能言，一旦说破“太子”是假，左良玉一军“兴晋阳之甲”便是师出无名了。
    南明这一幕闹剧，随清兵的南下结束。多尔衮于前一年的六月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遣使到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迎接世祖入关，九月十九日自正阳门入宫，即皇帝位。十月底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这两个人与多尔衮同母，阿济格是他的哥哥，多铎是他的弟弟。
    多铎的军事行动是先肃清大河南北的流寇，然后移师江南，一路势如破竹，于顺治二年四月十八到扬州，劝史可法投降，不从。于是从四月二十五直到端午，有“扬州十日”之惨，史可法殉难，但其过程有三种说法：一种如正史所说，“不屈见杀”；一种是“沉江”，出于《桃花扇》：
    【锦缠道】（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回头望介）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白）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哪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拼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缒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
    等渡过江，才知福王和马、阮等人已经逃走，于是：
    【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白）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
    按：《桃花扇》叙事务求真实，则此“沉江”一说，自系记述当时的传闻，不可视作孔尚任个人的想象。
    再有一说是史可法自求“办一死”，见于王渔洋的笔记。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刑部主审的官员叫安珠瑚，他曾随多铎下江南，知道史可法的下落。安珠瑚后来在宁古塔做副都统。丁酉科场案中受冤的吴汉槎，在被捕时颇得安珠瑚的照应，此时异地重逢，结成知己。当康熙二十年，由于纳兰的营救，吴汉槎得以赦还，此时安珠瑚已升任吉林将军，吴汉槎路过时，安珠瑚特为告知其事。
    王渔洋的《池北偶谈》是这样说的：
    康熙二十年，吴江吴汉槎自宁古塔归京师，驻防将军安某者，老将也，语之曰：“子归可语史馆诸君，昔王师下江南破扬州时，吾在行间，亲见城破时，一官人戴巾衣氅，骑一驴诣军营，自云：‘我史阁部也。’亲王引与坐，劝之降，以洪承畴为比。史但摇首云：‘我此来只办一死，但虑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劝谕，终不从，乃就死。此吾所目击者，史书不可屈却此人云。”
    按：此“驻防将军安某”即安珠瑚，看他郑重嘱咐吴汉槎的语气，可知当时民间对史可法之死，必有异闻。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的尸首始终没有找到。当“扬州十日”时，清兵无纪律可言，而且语言不通，史可法被杀后，无人料理，黄梅天气的烈日大雨之下，尸首腐烂，事定已不可复办，所以扬州梅花岭的史墓，只是衣冠冢。
    清朝修明史，在康熙十八年特开“博学鸿词”以后，“史馆诸君”颇多吴汉槎的旧识，安珠瑚的话，他必已转告，而《明史·史可法传》并无自诣军营见豫王的话，此或者因为豫王既杀史可法，不能以礼葬，会受后人的批评；或者嫌史可法不能奋起杀敌，死得不够壮烈，所以隐去，亦未可知。总之，以安珠瑚的为人，可以断其必不妄言，只可惜这条史料经过两道手，不能认为百分之百可靠。
    在扬州的清兵，屠城以后于端午节前“封刀”。过节那天，清兵渡江，郑鸿逵的水师溃败，于是镇江沦陷，清兵由丹阳、句容直扑南京。
    福王是在五月初十逃掉的。第二天马士英也一走了之。其间有许多丑态，先看《桃花扇》描写马士英“逃难”：
    【香柳娘】报长江锁开，报长江锁开，石头将坏，高官贱卖没人买。（白）下官马士英，五更进朝，才知圣上潜逃，俺为臣的，也只得偷溜了。（接唱）快微服早渡，快微服早渡，走出鸡鹅街，提防仇人害。（倒指介）那一队娇娆，十车细软，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唱）要随身紧带，要随身紧带，殉棺货财，贴皮恩爱。
    马士英逃难的行列中除了细软、姬妾以外，还有福王的生母在内，由他的亲军四百贵州兵保护，走浙江，经安徽广德，知州赵景和恐其中有诈，闭城不纳。马士英攻破城门，杀了知州，然后放了一遍抢，往杭州而去。由于有福王母妃在内，杭州的地方官以总兵府为行宫，这样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不多几天，阮大铖和兵部侍郎朱大典，以及马士英的同乡严州总兵方国安，也仓皇逃到杭州，这时才知道黄得功兵败，福王为清兵所擒——福王逃难之日，犹在演戏。《清史稿补编·南明纪》：
    （己酉五月）初十日，都门尽闭，大风猛雨，午后犹集梨园入内演戏，帝与群小杂坐酣饮。时日将晡，帝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赞周曰：“此番势既汹汹，我兵单力弱，战、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帝然之。二鼓，乃与屈、张二阉，单骑从通济门出，奔黄得功营。得功方与左兵战，闻之即归营，向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误陛下也。臣营薄弱如此，其何以处陛下哉？”
    福王在黄得功营中住了两天，阮大铖他们得信赶到了。前方危险，且黄得功已有无法保护的表示，于是“君臣”商议，改投太平府。刘孔昭以当时未能入阁，犹有余憾，飨以闭门羹；因而改投芜湖，总兵黄斌卿一看是“祸水”来了，逃之夭夭，这才决定转往浙江。
    其时江淮四镇，高杰为许定国所杀，刘泽清入海，刘良佐投降，只有黄得功孤军撑持。刘良佐投降后自请擒福王赎罪，追到了福王，又去招降黄得功。黄隔河大骂，刘良佐伏弩突发，正中黄得功咽喉，自知无能为矣，回营拔剑自刎。四镇中唯此人忠义激烈，但竟受马士英的命令，与左良玉为敌，此则史可法不善调护之过。
    福王于五月十五日回南京，以无幔小轿入城，头上包块布，身穿蓝布衣服，自知羞见百姓，以油纸扇遮面，但老百姓恨极了他，夹路唾骂，投以瓦砾。
    只逃了五天的难，福王依旧回到了南京，但身份已有云泥之判。当福王及马士英逃走的消息一传出，南京城内大乱，勋臣忻城伯赵之龙关闭城门，准备投清。老百姓大杀马士英的部下。到了午后，有个姓赵的监生领着一群人打开监狱，把“太子”放了出来，拥入宫中，登殿鸣钟，文武百官不知是怎么回事，都不敢出门。王之明就在百姓“拥立”之下，成为“明之王”。副都御史杨维垣是首先揭发王之明真姓名的人，怕他报复，吓得上了吊，两妾相殉。南明殉难诸臣的名单中，有杨维垣的名字，认为他虽出身阉党，但紧要关头，不亏大节，犹有可称，其实他的死因是如此。
    就在这天，豫王到南京，赵之龙挟王之明投降，福王亦到，降王的地位反在假太子之下。《南明纪》：
    （弘光帝即福王）见豫王叩头，豫王坐受之，命设酒于灵璧侯府，坐帝于“太子”下，赵之龙暨礼部八人侍宴，唤乐户二十八人欢唱饮酒。席中豫王问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尊，何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又曰：“先帝遗体，止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磨灭，何为？”帝不答。……席散，拘于江宁县，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在？豫王令帝旧臣一一往视，诸臣见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
    按：王铎是南明的东阁大学士，他曾为福王写了一副集句的对联，公然悬于殿廷：“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可知虽为“宰相”，实同“帮闲”，而此时居然“攘臂呼叱”，倒不如“伏地痛哭不能起”的钱谦益，虽皆为贰臣，毕竟有所不同。
    不久清兵挟福王及王之明到杭州，潞王出降。其年九月，豫王班师，福、潞两王及王之明，相随北去。第二年五月福王为清所杀。在福建的隆武帝为福王遥上尊号，曰“圣安皇帝”；桂王永历十一年，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但这些尊号不为史家所承认，多称为弘光帝或福王。
    当清兵将到杭州时，马士英先期开溜，渡江到绍兴投监国的鲁王。鲁王左右不欢迎他，如是辗转浙东各地，每为百姓所驱逐，最后到了他的同乡总兵方国安军营里，与阮大铖相遇。阮犹掀髯谈兵，马则以恶事多出于阮，而恶名多归于己，所以对阮颇见怨恨。及至清兵渡江进迫，马士英逃入天台山最终被杀，阮大铖则投降了清朝。
    阮在阉党中有个关系极密切的朋友冯铨，冯是河北涿州人，以阉党巨擘而为《贰臣传》中的重要人物。阮大铖靠他的力量，得为“军前内院”，从征立功。其时勒克德浑已代豫王多铎领兵，阮大铖在他军中以婢妾之道事清将的穷形极相，真是叹为观止。《藏山阁文存》卷六“阮髯事实”记：
    是时北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征官，无从得食，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何处得来？”则应曰：“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齿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偶，令作诗，才得押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因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高唱，以侑诸公酒。诸公此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诸公就内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遍历诸帐皆如是。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或诵其枕上诗。诸公劳顿之余，不堪其扰，皆劝曰：“公精神异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铖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及诸公起，鼎烹悉除，复人人餍饫，盖须饬厨人以夜备矣。
    他这样一面刻意奉承，一面示人以既老益壮，目的是在福建巡抚一职。无奈年岁不饶人，兵次衢州，脸忽然肿了，其时虽还不了解这是心脏病的征象，但面肿必有病是知道的，于是大家好意劝他在衢州暂住，等过了仙霞岭攻下建宁，再来接他。
    哪知阮大铖一听这话，大惊失色，以为有人故意破坏，不让他随军入闽。
    阮大铖说：“我虽年已六十，还能骑劣马，挽强弓，从不知什么叫生病。这一定是东林和复社的人中伤我。我的仇人多，愿诸公勿听。”大家越劝他越疑心，最后逼出一问：“福建巡抚眼看已在我掌握之中，诸公必不许随军入闽建功，是不是不想教我当福建巡抚？”
    这一说，大家便都劝他“不必多心”，随他夹在先锋队伍中，由衢州南下渡仙霞岭，岭上有关隘，叫作枫岭关，大家下马休息，只有阮大铖不服老，左手牵马，右手指着大家说：“你们看我鼓勇先登！”说完，跃身上马，加上两鞭直奔关口。
    其余的人休息已足，策马缓缓上岭，到了关前只见阮大铖的马拖着缰绳在吃草。他自己坐在一块大石上喘气，等喘息已定，叫他不应。有个清将开玩笑，在马上用皮马鞭绕住他的小辫子往上拉，阮大铖身体仆倒，众人才发觉他已经断气。中国历史上臭名昭彰的一个有才无行的卑鄙小人，就此侥幸逃脱了刑戮，伏了天诛。
    现在再谈“北太子”的结局。南北两太子，初起之时，各以为真，在北者说北太子为真，在南者说南太子为真，但之后真相逐渐明了，而犹各言其真者，自是一种民心不忘故主的具体表现。在南方，首先知道北太子为真太子者，是史可法。他曾接到由南明遣派北上议和的使臣左懋第的报告，抄传摄政贴的告示一纸，说是“有妄人自称明朝太子”如何如何，最后武断地说：“实非真也！为此合行晓谕，若太子避迹民间，即来投见，以便恩养。”当然，左懋第另有详细叙述，密告北太子为真。随后又有北方来人告诉史可法：“摄政将认太子诸人皆杀死，百姓不平，集内院之前而噪。摄政又将谢升杀死，以谢百姓。”这一段话说谢升已死并不错，但不是为多尔衮所杀。
    据戴名世《南山集》，清朝以真太子为伪，其谋皆出于谢升。谢是山东德州人，崇祯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时授职为“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但其时谢升已经往北投清，受职为“建极殿大学士管吏部”，“共理机务”，为取媚新朝，明知其真，方证为假，为钱凤览所斥。及至钱凤览被杀，谢升不久亦得病——不知是什么病，只是病状之一是“颈渐肿”。
    据吴梅村《鹿樵纪闻》的记载，钱凤览于顺治二年正月受绞刑而死。不久，谢升早朝出宫，在路上忽然遇到“钱凤览”，惊而得病，颈项日肿，临死之前只是喊：“钱先生饶我！”这段谢升见鬼的传说，散播得很广，足以看出当时的民心，对钱如何同情，对谢如何深恶痛绝。但也就因为有此传说，反而不得使北太子多活几日。当时各地小规模的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落，层出不穷，大都奉一年轻男子为“明太子”，以资号召。多尔衮就在某一件“平乱”的案子中，把北太子与被捕的“乱民”一起杀掉了。
    南北“两太子”既死，始有“朱三太子”的名号。依照老百姓的想法，崇祯太子被杀，而次子早夭，则伦序以皇三子为长，加上“太子”的尊号，而又明标其姓为朱，正所以表示不忘故主，别有遵奉者在。于是仁人义士反清，亦就必奉“朱三太子”的名义，始能产生号召的力量。
    清朝自康熙十二年以后，屡屡破获“朱三太子案”，因为其时崇祯还有两子即皇三子定王慈炯、皇四子永王慈炤在民间。而顺治初年处理此案，湮没了许多事实，所以真相益加隐晦，情况益加复杂，清廷疑神疑鬼，处置务必从严，以期无所漏网。这样扰攘了数十年，必欲得积年传诸人口的三太子而甘心，于是而有“张先生案”，确确实实是皇四子永王慈炤，事发于康熙七年，距崇祯甲申已六十五年了。
    这重公案的发现，孟心史先生曾为长文考证其事。秘密的揭开，得力于辛亥革命起后，有位傅先生在吉林获得一个手抄本，题名“张先生传”，作者为清初李方远，他与“张先生”相交二十五年，到案发始知“张先生”的真面目。李方远因案牵连，充军到吉林，于戍所著成此篇，是从未发表过的“海内孤本”，且是第一手的从未为人所知的史料，就学术的观点来说，异常珍贵。
    傅先生有个朋友叫魏声龢，民国初年宦游吉林，写了一部笔记名叫《鸡林旧闻录》，将《张先生传》全文收入《录》内。孟先生即据此考证其事，底蕴尽出。《张先生传》即使在清朝刊行，亦必成禁书。当时人对当时事，有时反不比后人知道得清楚，即因有许多“时讳”之故。建文帝的真相，清人比明人知道得多；崇祯的真假太子及所谓“朱三太子”，我们比清人知道得多。这就是读史的最大趣味。
    据《鸡林旧闻录》所载《张先生传》，李方远大概是山东人，康熙二十二年春天，在一次应酬中，得遇张先生，看他仪表文雅，议论风生，颇有好感，因而私下向主人询问他的来历。
    主人姓路，告诉李方远说：“姓张，号潜斋，是浙江的名士。学问渊博，写作俱优，而且工音律，下得很好的一手围棋。现在在张家教书。”而张先生似乎跟李方远也有缘，在宾朋杂坐，觥筹交错中，独独跟李接近，情意殷殷，一见如故。
    过了两天，张先生便来拜访李方远，送了他一把自己题了诗的白绫团扇，正式订交。如是诗酒往来有半年多的工夫，一天，张先生忽然向李方远说：“我要搭船到南边去一趟，大概两个月就可以回来，特来辞行。舍间还有几口人，柴米出自东家，菜钱每个月要一千文钱，不能不为知己告。”
    这是告贷的意思，李方远一口答应，以后按月送一千文钱到张家。这样又过了有半年多，不见张先生回来，但李方远却要出远门了，他到山西办完了私事，随即转往京城，准备参加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的会试。这一次会试大概不曾中进士，回到山东后，才听说张先生已举家回到南边去了。
    其间不通音问者十年。那时李方远想是中了进士，榜下即用，补了河北饶阳县知县，兼署平山县。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饶阳为大军所经，李方远备办两县军需，忙得不可开交，张先生却又到了饶阳来访故人。李方远没有工夫跟他叙旧，送了他一笔程仪，匆匆又别。
    这样又过了十年，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天，李方远正辞官家居，而张先生忽然带了他的两个儿子登门造访。据他说：“江南连年水灾，米贵如金，不得已到山东来，在他门人张岱霖家吃口闲饭。长此以往，不是办法，请为荐一个‘馆’，聊以糊口。”
    教书先生都是隔年聘定，差不多的人家，西席都已定局。李方远考虑了一下答复他说：“我有几个孙子，都是蒙童，如果你不嫌屈就，那就住在我这里。”
    张先生欣然同意。住在李家时，有时也到张家去，大概总住个十天左右，便即归来。
    短期勾留，旋即归来的原因，据张先生表示，是“师弟间不便笑谈”，李方远也就深信不疑。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张李二人正在书房里下围棋，忽然当地的张知县与一个姓高的同知率领兵丁差役，包围了李家，把张先生父子及李方远一起锁拿，星夜解到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
    先审李方远，在后堂会审，巡抚赵世显居中而坐，左右是藩、臬两司，此外再无任何人，关防极其严密。赵巡抚与李方远的问答如下：
    问：你是李方远，曾做过饶阳知县吗？
    答：是。
    问：你既读书做官，当然知道天理国法，为何窝藏朱慈炤，图谋不轨？
    答：我闭门读书，门外之事亦不与闻。不晓得什么人叫朱慈炤，也从不敢做犯法的事。
    问：你家的教书先生是什么人？
    答：教书先生叫张用观，是南方人，二十年前他在东平州张家坐馆，我跟他才认识。到了前年十二月，他们父子来看我，要我一定设法替他寻个馆好糊口。我有几个孙子，便请他教，至于朱慈炤不法之事，我并不晓得。
    问：他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道吗？
    答：丝毫不知。
    这时把张先生父子提堂，赵巡抚问他：“你是什么人？”
    张先生答道：“我是先明朝皇子朱慈炤，原封永王，事到如今，不得不实说了。”
    赵巡抚又问：“你何以在浙江呢？”
    于是朱慈炤自陈流离经过，他说崇祯十七年流寇围困京城，崇祯帝把他交给一个姓王的太监，设法藏匿在民间。城一破，王太监把他献给了李闯，李闯把他交给了“杜将军”。不久，吴三桂同清兵击败流寇，因而各自逃散。李闯部下有个“毛将军”把他带到河南，置田买牛，种了一年多的地。因为清朝查捕流寇余孽，风声甚紧，“毛将军”便抛下他只管自己逃掉了。
    这时朱慈炤十三岁，一个人往南走，由河南往安徽，到了老家凤阳，遇见一个姓王的老乡绅，此人在崇祯朝做过御史，细问其根由，执手悲泣。朱慈炤便改姓王，留在了王家。
    在王家，朱慈炤与王乡绅的儿子一起读书，到了十八岁，王乡绅病故，他亦离开了王家。渡江而南，举目无亲，孤苦无告，一念心灰，削发为僧，云游到了浙江，在一座古刹挂单。
    在那里他遇见一个姓胡的余姚人，是官宦的后裔，偶尔跟他谈论诗文，大为诧异，说：“你有如此才学，为何流于空门？”于是把他带回余姚，劝他还俗，后来又把女儿嫁了他。这就是他姓王并成为浙江人的由来。
    听了他这番供词，赵巡抚告诉他：“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案，都说扶你为君，恢复明朝。你要到浙江去对质。”
    这天是四月初六，赵巡抚备齐供词公文，派出四员差官，统领马步兵丁数百人，将朱慈炤父子及李方远解送浙江。四月十四日到淮安，换车乘舟，沿运河南下，一路护送的战船水师比陆路又加了几倍。
    四月二十二日至杭州，在贡院开审。问官一共六个：钦差大臣礼部侍郎穆旦、杭州将军、两江总督邵穆布、闽浙总督梁鼐、江苏巡抚于准、浙江巡抚王然。堂上问朱慈炤：“朝廷待你不薄，你何故谋反？”
    “我数十年来，易名改姓，就是希望避祸。”又道，“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我感戴不忘，何尝谋反？”
    “哪三大恩？”
    “第一，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第二，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第三，我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况且我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眉皆白，在三藩之乱时不谋反，何以现在天下清宁之时倒来谋反？再说所谓谋反，一定要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军买马、打造盔甲，这些，哪一件我曾做过？我因为年荒米贵，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是南北来往的车道，而且离京师甚近，在这种耳目昭彰之地，还敢有谋反的事吗？”
    “你强辩！现有大岚山的叛贼张某，说保你为主，这就是你谋反的证据。”
    于是把那个张某带上堂，指着朱、李两人问他，谁是朱慈炤？张某看了半天，说都不认识，根本也没有见过朱某，只不过借他的名义，以为号召而已。
    于是又问李方远：“他在你家两年，你岂有不知情的？从实说来！”
    李方远答道：“他在我家，不过是西宾朋友，我曾做过朝廷命官，先人受过诰封，朋友重呢，还是君父重？我虽不知轻重，也知利害。我如果知情，一定把他藏在深山幽谷，岂有仍旧让他住在我家，门临官道，而且与城市亲友饮酒作诗之理？人虽至愚，不至于此。”
    “你说饮酒作诗，都是些什么人？”
    李方远怕株连亲友，急忙说道：“我尚不知情，何况别人？在东平、汶上的读书人，求他写斗方、扇面的，不止一人，大人体皇上好生之心，想来不肯波及无辜之士。而况山东离浙江三千里，南方的事，如何知道？”
    杭州的审问到此暂时告一段落。钦差穆旦吩咐浙江臬司，说这两个人都不是强盗，应加善待，可以将狱神庙收拾干净让他们住，派官看守。
    朱、李二人住在浙江按察使监狱的狱神庙，颇受优待，看守的官员对他们相当尊敬，每天饮酒、作诗、下棋、看书，几乎忘却身在囹圄。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山东东平府的张某，也就是朱慈炤的学生被解到杭州，恢复审问。张某说李方远当知县时，朱在他任上当幕友。当庭对质，张某语塞。
    堂上便又问朱慈炤说：“你认得这个张某吗？”
    朱慈炤说：“他是我的学生，跟我读过好几年书，怎么不认得他？”
    受业的弟子告先生，堂上大怒，将张某严刑究讯。不久，又由江苏解到一个和尚，这和尚素行不端，曾铸印，伪造定王符札，散给乡愚，煽惑作乱。等提朱慈炤上堂对质，那和尚也说不认识他。
    照这样说，朱慈炤应可辩白无辜，只是他与贼党叶氏，义结金兰，并为亲戚，难免嫌疑，而且朱亦不是绝对谨密的人，有时藏头露尾，难免招祸，但当时江、浙两大叛乱案，跟他实在没有关系。
    朱在杭州又关了些日子，京里的公事下来了，这样判决：“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细询李某，坚供不知情，正在伊家捉获，且住有年余，说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自首之例，流徙三千里。”
    以上为李方远的自叙，时为康熙四十九年，为其充军到关外的两年之后。李的笔下极谨严，凡所叙及朱慈炤者，都为他的目睹，着墨虽不多，对朱慈炤的刻画，却颇能传神。
    关于李方远所叙不足的部分，孟心史先生找到了当时直隶巡抚赵弘燮的三个密折，可加以补充。这三个折子中。录有单独审问朱慈炤父子的供词。也就因为他自己在供词中所提到的情形，确非外间所能臆造，所以能证明他确是崇祯的“皇四子”。
    现在先说他的家属。朱慈炤在被捕的那一年，有一妻一妾，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妇。他一共生了六个儿子，老三早夭，尚存五子，他们的名字是：和、和、和、和在、和堃。“”为古“尧”字；“”为古“封”字；“”非中画长、下画短的“壬”字，而是中画短、下画长，此字音“挺”，加上“在”和“堃”，可以看出他们弟兄的名字的下一字中，各有一个“土”字。
    我记得以前谈过明朝皇子取名的规矩，现在再录《明史·诸王表序》如下：
    太祖定诸王府子孙字辈，燕府后为帝系，曰：“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第二字则以木、火、土、金、水五字偏旁递转，崇祯帝为“由”字辈，下一字用木旁，则下一代“慈”字辈，应用火旁，所以皇四子名慈炤。“慈”字辈下一代为“和”字辈，偏旁用“土”，由此可见朱慈炤为诸子取名犹依家法。此非任何人所能假冒，亦非任何人所能想到，是为“张先生”即“朱慈炤”的铁证。
    朱慈炤的书读得不坏，但读书人最大最好的出路是做官，其次是游幕，这两条路在他都不肯走，也不能走，那就只好以“坐馆”为生。而他教人读书，又不是教猎取功名的八股文——因为他不肯应试做清朝的官，可能他自己也没有读过八股文，这样就不可能有很阔的门生。同时他为了避祸，必须多方隐藏身世真相，所以亦没有办法定居一地，建立起广泛的人事关系。这种先天上的限制，使得他的谋生之道，狭小艰困，真所谓苟且偷生，实在可怜得很。
    因此朱慈炤的生活中，有个很特殊而近似“没出息”的情况，那就是在交游之中，极力争取他人的好感，随时注意忠厚、慷慨、比较富有的陌生人，殷勤结交，以期在必要时取得庇护或者经济上的助力，李方远就是这样受了无妄之灾的。古稀之年，荷戈万里，固为人间惨事，但古往今来，芸芸众生，今日的读者，独知有一小小知县李方远，曾有如此罕见的奇遇，衡诸“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俗语，则当时一番忠厚，实在也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好的报酬。
    当朱慈炤在李方远家被捕时，曾由主管地区治安的济南府同知先作单独审问，所供的一切，大多为李方远自叙所未载，有择要摘录，并加解释的必要：
    问“张姓人”：今江南俞祥麟说你姓朱，改姓王，人都叫你王老先生，你将真名、真姓从实供来。（按：俞祥麟是安徽舒城人，只知与朱慈炤的关系很深，但不知是何关系，可能与慈炤长子为同窗。他先在安徽被捕，供出在东平府汶上县见过朱慈炤，知朱在李家处馆，于是由安徽移咨山东密拿。）
    据供：我原姓朱，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名叫慈炤。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传闻说，我三哥哥是甲戌年死的。他有儿无儿，我不知道。（按：“我与三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了”二语，恐录供有误，皇三子慈炯比慈炤大一岁，皇子照例于十岁受封，既封以后，自有师保教养，不得如同在母妃膝下时，朝夕相见，所谓“十岁上离开”，似应如此解释。又按：“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据朱慈炤所供，则五十年间，弟兄尚通音问，而亦果有“朱三太子”流落民间。清圣祖既获朱慈炤，并不再追朱慈炯，因为民间只知有个“朱三太子”，处置了朱慈炤，便是打倒了一个偶像；倘或再追朱慈炯，则一朱三太子以外，又出一朱三太子，岂非庸人自扰？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清圣祖的政治手腕的高明。）
    又问：你有几个儿子？家口如今都在何处？
    又供：有六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一妻、一妾、一个大儿媳，俱吊死了。（按：朱慈炤的眷属移住浙江长兴县避祸，逻者到门，女眷恐受辱而自尽。）
    接前供：大儿、四儿在先出来，原在舒城读过书。后来我到李朋来家，是四儿先来。后来大儿到来寻董载臣，因董先生死了，也不曾往曹县去。（按：朱慈炤谈此一节行踪，有简略之处，当与其长子及李方远的供词合看，始能清楚。当时的情况是如此，老大、老四在四十五年七月以前，先自浙江镇海到安徽舒城访俞祥麟，原意大概是由老大觅一个馆地糊口，顺便教十九岁的老四读书。七月间朱慈炤设法移家长兴后，北上山东，先住在他那姓张的学生家，及至老大在舒城所谋不遂，先遣老四到东平川依父，接着他自己也到了。父子三人恃张家为生，他那学生天性甚薄，当然不会有好脸色，不得已改投李方远。不久，老大又到河南仪封县访友人或同窗，捐纳中书周伯章，此行的目的，大致也是为了谋生。周家派人到山东曹县去请他的老师董载臣，董的儿子董琅回信说他父亲已经故世，于是老大又回东平。东平到曹州不远，而必先折往河南再派人到曹县去请董，其中的曲折，已无法明了。总而言之，身份特殊，便平费多少周折，此正见得常人所享的自由之可贵。）
    接前供：去年夏天，大儿曾往宣化府西宁县李宾阳家去过。到了冬天，又到李朋来家，才留他训蒙。别的相与的人，还有知道几分儿底里的，唯李朋来他并不知道底里，连我姓王他也不知道，我在嘉兴府称姓王，他们原先叫我是王老先生。到了山东，只说姓张。（按：“去年”是指康熙四十六年，这年五月，老大自李家动身到京城，至李宾阳家所开的三元当铺相访，李宾阳仍在原籍，于是再转往西宁，与李盘桓了十几天，再回李家，接替他父亲教李方远几个小孙子的书。李家既在京师开当铺，自系富户，则老大此行，可能亦是有所告贷。）
    接前供：那李宾阳、王云开、周伯章，都是我儿子的相与，我并不认得。（按：老大有好几个化名，最初叫王益，字孟发。到山东改为张益。老四名为张挺。四十五年大概拿捕的风声甚紧，董载臣嘱老大再改名王正，字子则。周伯章和李宾阳是老大的好朋友。王云开是商丘县的。此外还有山东曹县的石氏兄弟，与老大是同窗。交往比较密切的，不过此数人，都约略知道他姓朱，却也都不曾说破。）
    又问：外边这些人行不法的事，你有知道的吗？从实供来！（按：所谓“行不法的事”，自是指奉朱三太子的名义“谋反”。孟心史先生指出：“《东华录》自康熙十二年始，屡破获朱三太子干连犯案，多不胜载。”如所引《东华录》康熙十八年事：“十二月甲戌，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擒获伪太子朱慈炯，或在军前正法，或解送京师。上谕：‘朕以此事问之在内旧太监，据云：彼时朱慈炯年甚小，必不能逸出，大约是假。朕思历年已久，至今始出，自然近伪，但事迹未明，不便即在军前完结，今王不日回京，可将朱慈炯带来，俟到日请旨定夺。’”又《清宗室王公传》记岳乐受命平三藩之乱：“十九年三月凯旋，俘明伪太子朱慈炯以来。”下狱后“拟凌迟如律，诏并改为处斩”。由此可知“朱三太子”其名的由来。
    （复按：三藩之乱起于康熙十二年撤藩之议，据《清代记事年表》述其过程大要为，“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请老，许之。请以其子之信嗣封，镇粤，不许；令其撤藩还驻辽东。秋七月，平西王吴三桂，嗣靖南王耿精忠先后疏请撤藩，许之。”其内幕为：“尚可喜撤藩，三桂、精忠闻之，不自安，疏请撤藩，以探朝旨。廷臣皆主勿徙，惟尚书朱思翰、明珠、莫洛，力请徙藩。上念藩镇非利，特允之。时三桂冀朝廷慰留，如明沐氏世守云南故事。及命下，愕然，乃阴勒士马，禁遏邮传为反计。”吴三桂的反噬其新主在当年十一月，其子吴应熊在京师策动变乱，有人自称“朱三太子朱慈炯”，伪署广德元年，纠集京城内外党羽放火，在鼓楼西街及灯市口被擒。于此我们可以意会，朱三太子朱慈炯，在康熙十二年以前无所闻，十二年以后，屡有“干连犯案”，无非吴三桂既叛朱明，复又利用明朝太子的尊号，作为保护其个人利益以反清的一项工具。而朱三太子之号一出，各地都发生了影响力量，时已在清朝入关三十年以后，于此益可见当顺治初年，如果吴三桂能悔罪补过，奉明裔勤王，则大事犹有可为。然而这样的想法，对不忠不孝不义的吴三桂来说，期望未免太高了。）
    上引的一问，自是全案关键所在，所以朱慈炤对此的答供，格外值得重视，他是这样答复问官的：
    外边混账人要行不安分的事，我怎么敢说不知？也有些知道的。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岁月而已。若有别的心肠，难道不会走到别处去，反向这离京不远的地方来教书么？我不早出首他们，这是我的不是。我今年七十五岁了，别的话记不清，也不敢妄对。
    这段供词，相当坦率，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真话，从吴三桂反清开始，三十余年中，假奉朱三太子名号的案子极多，因为都是毫无影响的事，所以牵连不到身上，但大岚山一案，多少不同，朱慈炯虽未同谋，却不能说一无关系。
    据《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记载：正月庚午，浙江巡抚王然奏：大岚山贼众，于嵊县、慈溪、上虞等县行劫，随遣官兵往捕，前后斩杀贼人四名，擒获十五名。
    在擒获的十五名中，即有在杭州贡院提案指认朱慈炤、李方远而不知谁是朱三太子的张某。由于张某“假他名色，以鼓动人”，且有在朱慈炤的行踪上较为确切的说明，因而特派钦差穆旦到杭州会审。《东华录》同年又载：
    二月丁酉，奉差审大岚山贼一案，户部侍郎穆旦……请训，上谕穆旦曰：“此贼结队横行，已二三年，不比寻常小盗，情罪可恶，尔今速往，会同将军督抚会审，务须决断，毋得柔弱。一到即将贼首张念一（按：当是李方远所称之‘张某’）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拿，并将见获贼犯，速行审结。若俟罪犯拿获，则旷日持久。巡抚王然，卸过武官，委罪下属，身为封疆大臣，地方有盗，谓之不知可乎？况千总被杀，乃曰坠马身殒。下属欺蔽不报，上官隐匿不奏，酿成盗贼，大玷官方，尔其传旨严饬。”
    于此便有一问题，张某或即张念一，既然不认识朱慈炤，何以知道他父子的行踪？其中另有道理。
    因为李方远与贼首张念一虽不相识，而且亦未参与在案中，但他与“贼党叶氏”有渊源。李记末尾曾有补叙：
    （李氏）按：先生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发捕捉，遂一家投缳，六命俱尽。叶氏兄弟长曰伯玉，有女名安庆者，佳丽人也，生而颖秀，幼学能文工诗，乃先生之二子妇也，年已二八，尚未于归。叶氏行刑后，家已解京，例应分旗，而安庆为一义气满所得，安庆恐被污辱，是晚书绝命词于壁，自缢殒命。
    这一段按语所记，微有错误。第一，李记慈炤的眷属，人数不符，此当为得之传闻；家在余姚亦不大对，朱家眷属被捕，是在浙江长兴。第二，“义气满”三字中，满是满洲人，“义气”二字不可解，恐传录有误。
    朱慈炤因为与叶氏有此一重关系，所以李方远感叹他“未免油污着手而不能无坚白之磷缁”。如无叶氏的关系，不会被大岚山盗贼所利用，亦不能确切指明其行踪，则阖家连同未过门的子妇一共十四口，何至于靡有孑遗？一念之误，后果如此残酷，可不警惕！
    谈到此案最后的结局，且先看清圣祖对此的了解。《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记：
    是年四月戊午，上谕大学士等：“山东巡抚赵世显，拿获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旦处。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若尽拿容留伊等三人，恐株连太多，可传谕穆旦知之。”
    因为圣祖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所以此案不如后来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那样恐怖。而穆旦的对朱、李优容，亦以有此上谕之故。
    圣祖的作此表示，自然是根据赵世显的奏报，原奏中有朱、李的供词。朱慈炤行四，为皇子，而说他“朱三者，乃明代之宗室”，是圣祖有意如此措辞，以四为三，就是存心要借朱慈炤来了结喧腾人口的“朱三太子”，而又不能承认其为“太子”，俾作为以后诛死的伏笔。于此都可以看出，朱慈炤只要被捕，不管他是不是曾有“逆迹”，都非死不可，此是“借人头”，弭乱源，在政治上，迫不得已的措施。
    撇开这一层不谈，当时疆臣执行命令，有两点可以特别谈一谈，第一是搜捕的效率甚佳，案中主要人犯，无一漏网，而株连虽难保其必无，大致不算苛刻。第二，办案的态度甚佳，如朱慈炤、李方远均未受刑讯，且颇蒙优待。凡此都可以看出盛世的作为，毕竟不同。
    此案牵涉的人犯约两百人，地域广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河北、青海等六省，全案不过半年工夫，即已办结，康熙四十七年六月间，九卿复议，大多为“凌迟处死”及“立斩”。上谕：“拟正法之人太多，但将首恶正法，其连坐人犯等，从宽改为流徙。至朱三父子不可宥。”及至再议定案，却未即处决，因为还有一个障眼法要做，即是“肯定”朱慈炤为假冒，如此方可与圣祖所常说的“本朝得天下最正”，清朝入关驱流寇，系为明朝报仇的话相符。
    《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载：
    十月丁未。先是奉差察审大岚山贼，吏部侍郎穆旦，押解贼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科道会审。九卿等复奏：“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但不认识。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得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这明明是欲加之罪，且不说崇祯十三四年间，死的是皇五子而非皇四子，且时隔六十五年，即有当时见过皇四子的太监，又何能辨认正确？总之，朱慈炤的下场如此，正如俗语所说的，“情屈命不屈”“不幸生在帝王家”而已。
    喜欢读历史的人，对于亡国后妃、末路王孙的悲惨故事，知道得很多，但我以为其事之可哀，莫如朱慈炤的生平。他以六十五年的长时间，追求一个微小的愿望，做一名默默无闻、平凡无事的老百姓而不可得，世间境遇之厄之窘，宁有逾于此者？他的一生，可以说无时不在屈辱忧虑之中！一个人活在世上，第一个追求的是自由，倘或失去自由，则须有希望，仁人志士，慷慨赴义，或身在缧绁而甘之如饴，就因为存着希望，我死则国生，继起有人，志愿可达。而朱慈炤既无自由，亦无希望，我真不明白，是什么因素在支持着他的生命？
    朱慈炤的不自由，就是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不虞匮乏的自由”，他虽须谋生，却不能置产，因为他的来历不明，务须隐秘，随时要弃家而遁，根本缺乏置产所必需的环境和心理上的安定。而其谋生之道又甚狭，靠人周济而活，除了挈子就食以外，赡家则常为力所不逮，其中苦况，可以想象得之，所以妻妾女媳，一闻缇骑到门，集体自尽，毫无瞻顾，虽为畏罪，其实亦是生趣索然，活亦无味之故。
    说到希望，恢复明室的希望早随南明三帝的覆灭而覆灭；成家立业，寄望于子孙上进，则既不能做清朝的官，又如何飞黄腾达？室家之乐、朋友之欢，在常人得之不难，而在朱慈炤便成奢愿，甚至在李家知道了妻女自尽，子孙被捕，竟不能放声一恸！做人做到这地步，而还能够“苟延岁月”，无非恶死之一念而已。“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两句哀赵孟頫的诗，正不妨用来叹朱慈炤。
    孟心史先生的《明烈皇殉国后纪》，第三篇名为“清世宗封延恩侯为明后”，其事尤成讽刺。按：康熙六次南巡，四次祭明孝陵。《东华录》载康熙三十八年上谕：
    谕大学士等：“朕今日往明太祖陵寝致奠，见其圮毁已甚，皆由专司无人。朕意欲访察明祚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代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俟回都日，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
    孟先生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罗网，等明朝后裔来自投。这年康熙南巡，至阙里谒至圣先师，并特开经筵，又祭明陵，就表面看，雍容恢宏，浑忘种族之念，而究不知内心如何？所以群臣都不敢冒失多事，五个月以后，始以“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建议各地官佐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的话复奏。及至抓到朱慈炤，正如所愿，可以“酌授一官，俾司陵寝”，岂知三十八年的“温谕”，只字不提，可见孟先生的罗网之说，确非厚诬古人。
    圣祖驾崩，皇四子胤祯即位，就是年号雍正的世宗，这位皇帝得位不正，但逆取而能顺守，处处表现出成父之志的孝子模样，一查档案，当初有此一段未了的公案，于是“特申前谕”。据《东华录》载：
    雍正二年二月丙辰，礼部等衙门奏：“圣祖仁皇帝以明太祖宗祀沦绝，访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蒸尝。我皇上继志存恤，特申前谕。臣等谨按：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余年，子姓虽繁，无从准证。查得镶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时，简王后裔代王，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山。我太宗文皇帝时，代王与伊侄文元，因被俘获，遂归我朝，曾蒙圣祖仁皇帝召见，亲询宗系。今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锡海之子朱关保等，俱文元之孙也。文元于顺治年间，曾奏明德大同，取其宗族来京，今见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是也。请于此一支内，查取谱牒，吏部拣选引见，择用一人，随饬礼部差官同伊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仍令回京居住。嗣后每年春、秋二季，令其呈明前往。”从之。
    于是礼部赍旨，唤取正定府知府朱之琏等六人进京，“引见”以后，朱之琏封为一等侯世袭，族内人丁，俱入镶白旗。到乾隆年间，定名号为“延恩侯”。
    朱之琏封侯，实为傥来富贵，此人是否明太祖第十三子，封在山西大同的代王之后，大成疑问。孟心史先生提出“五可疑”：第一，代府子孙命名，行辈二十字为“游仕成聪俊，充庭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根本没有“文”字，且第二字应用五行偏旁，“元”字亦不合。第二，明朝派到各地“监军”的，多用太监，绝无用藩王的。第三，如果崇祯年间监军的代王特别英武，不同于其他各藩王的生长富贵、愚蠢纨绔，则《明史·代王传》，不应不叙。第四，洪承畴在松山兵败投降，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如果再有一位藩王被俘，则不但《明史》，即许多私人笔记，亦一定会有记载，何以竟无一字提及？第五，洪承畴救锡州，守松山，为明清间的一大战役，清军诸将俘获明将，多详叙以纪武功，何以俘虏明朝一位藩王，为何亦不见一字提及？
    因为有此五可疑，朱之琏的身份成了谜，可能是代府的远支宗族，亦可能根本不是。但既称“镶白旗”，大概是“包衣”——旗籍的汉人分为两种：一为“包衣”，一为“乌真超哈”，即汉军。万历年间，满洲人常破“边墙”，自河北南下至山东掳掠子女玉帛，被掳汉人沦为奴仆，即名包衣。明清接战，明军投清而另行编组者称为汉军，就对满洲人的关系而言，包衣比汉军更见密切，亦更见信任。朱之琏可能是镶白旗的包衣，可以相信他虽奉明祀，绝不致成为另一个“朱三太子”，因而被选来作为傀儡。按：镶白旗的旗主为多铎，则朱之琏的祖父或曾祖，亦可能曾下江南，立过战功，果然如此，越发可以信任他必忠于清。
    话虽如此，仍旧要护他“回京居住”，而且每年春、秋两季，祭扫明陵，尚须“呈明前往”，可见猜忌防范的严密。
    延恩侯朱之琏，连他本人一共传了十二代，末代延恩侯为朱煜勋，入民国后，犹称“侯爷”。民国八年有人好奇，特为去访此“遗少”，所记令人感慨不置。此人名张相文，著有《南园丛稿》，内有“记朱侯”一篇，首先提到光绪三十四年，他游昌平“明十三陵”，有个樵夫跟他说：“是司祭扫者，固有朱侯。侯岁以春秋来，十三陵各以牲牢献焉。然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张相文当时就想见一见这位“朱侯”，当面考查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明太祖的血胤。
    到了民国八年，他有个朋友林传甲编《京师地志》，因而得知延恩侯府第在东门内羊管胡同。此君一时有所感触，写了一篇文章：“中华共和，固以五族合成者。满、蒙王公世爵，载之优待条件；新疆各部回族，亦有王公，藏人政教一致，然世有达赖、班禅，亦犹之王公也，而我汉族何独无之？今宜崇朱侯之阶，而崇其禋享，则于体制合矣。”这篇文使张相文记起往事，便约了林传甲及另外一个朋友访谒侯门。
    侯邸与寻常百姓人家无异，既无门额，规制亦不宏，家人妇女，多旗下装束。等把名片投了进去，朱侯不即出见，来接待的是他家西席常某。
    据那位常先生谈朱侯的家世：两百年来，侯家的人丁不旺，现在的“延恩侯”朱煜勋，只有一叔一弟，弟弟年纪还轻，跟哥哥同住，他们的叔叔则住东门外，靠所谓“马甲俸”过活，没有儿子。
    朱煜勋仍有“岁俸”，由北洋政府财政部发放，每年约八百元。但其时的官员因为常常欠饷，被称为“灾官”，所以朱家的“岁俸”也常收不足。幸好另外有数十顷祭田，生活不致成问题。
    朱煜勋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常先生的学生。至于朱煜勋本人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从他书桌上所摆的书，如详梦的《玉匣记》，以及《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可以估量得出来。
    谈不多久，“侯爷”出见，其人三十多岁，是个粗浊的胖子，一脸的酒肉气，寒暄过后，客人向他请教，出自明太祖的哪一支系？哪一年受封为侯？传了多少代？朱煜勋茫然支吾，无以为答。
    不谈祖先，谈他自己的职司，客人们以为他既奉祀明陵，当然到过凤阳，祭扫过在南京的孝陵，谁知他连凤阳和孝陵的远近所在亦不明白。
    于是只好请他拿家谱出来看了。不知道他是根本没有家谱，还是另有别的顾忌，吞吞吐吐地表示改天再说——很可能是没有家谱。因为封侯的来历就不明，而看朱煜勋的家教，亦不像是慎终追远、重视谱系的人家。
    谈话至此，已无可与语，而来客中那位林传甲，居然还拿他的文章给朱煜勋看。张相文这样记述：
    林君出示以所具论草，乃瞠目相对久之，已复置之几上，亦不解其何说，而顾咻咻然以租垦陵地相筹质，且申言之曰：“昔岁曾谋之曹总长汝霖，许以抵质外债，拟辟为公园以偿之。”林君闻之微笑。余离座大言曰：“十三陵地处荒僻，何以能作公园？公休矣！且无听卖国之言，以卖而祖陵！”
    以布衣而奄有天下的明太祖，其子孙最后的消息是如此，坐食恩俸，蠢如彘豕。而如朱慈炤，少年流离，反倒教养成知书达礼、练达人情，若非身世所限，必是有用之人。帝制的最大罪恶，即在封建，制造了无数废物。因此，现在如还有恩荫承袭之制，政府的优待，不宜在教育上有所姑息，否则，真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