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大喋血发秘
    《明史·后妃传》太祖的这一部分，列后一、妃三。马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其时太祖已五十五岁，自无册立继后之理，因于马皇后除服后，以李淑妃摄六宫事；李淑妃薨，以郭宁妃摄六宫事。郭宁妃两兄，一名郭子兴，封巩昌侯；一名郭英，封武定侯。武定侯郭，是明朝外戚第一家。
    当马皇后在日，妃嫔中地位最高的是孙贵妃，薨于洪武七年。《后妃传》中，太祖部分的后一、妃三，即此而已。但由《诸王传》中可知太祖的妃嫔，至少还有胡充妃、达定妃、郭惠妃、胡顺妃、韩妃、余妃、杨妃、周妃、赵贵妃、李贤妃、刘惠妃、葛丽妃、郜氏等，独无碽妃之名。其实，照母以子贵为例，碽妃应被追尊为皇后，只以成祖贪位，竟至灭母。此亦明朝一大疑案，至清初修明史时，犹未有定论，直到清末由于一部禁书的刊行，方能祛五百年之惑。
    明成祖《永乐实录》记：“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棡、次上（按：指成祖，初封燕王）、次周定王橚。”藏于内府，叙天潢贵胄的“玉牒”，亦是如此记载，所以《明史稿例议》否定了潘柽章的《国史考异》之说。
    潘柽章，吴江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元年，殁于康熙二年，得年三十六岁。明亡时他只有十七岁，而以遗民自居，所以称明朝的史实为“国史”。其中有一条说：“南京太常寺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但潘柽章未亲见神主，同时实录、玉牒及其他官书，均记成祖为马皇后所出，因而《明史稿例议》中，力辟潘柽章之说为妄，而其实不妄。
    孟森先生《明史讲义》：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
    这段话对成祖所以冒称嫡出的理由，已说得很明白。因此，永乐中将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实录》改修了两次，就是为了要删除成祖庶出的一切有关文字。而有趣的是，清初根据前朝公私记载修明史，经过爬剔整理，找到两个漏洞，叙入列传之中，殊足耐人寻味。一个漏洞在《成穆孙贵妃传》中，一个漏洞在《黄子澄传》中，都是由周王庶出，间接证明成祖庶出。
    先引《明史·黄子澄传》：
    （建文帝）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按：兵部尚书齐泰）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
    照三段论法，此第一段证明燕王与周王同母。第二段见于《成穆孙贵妃传》：
    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按：期服一年），敕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
    于此可知周王为庶子。那就很明白了，燕王与周王同母，周王庶出，所以燕王亦是庶出。
    不但燕王为庶出，明太祖似乎根本无嫡出之子，这一点，历来史家似均不曾谈过，我亦不敢轻率考定，只能请读者注意潘柽章的《国史考异》，即前引一条：“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已说得很清楚。按：“孝陵神位”，设于建文朝，如照太祖生前后妃的位分，则“左一位”应该是成穆孙贵妃，而竟为李淑妃，此自是建文帝追尊祖母的孝心，既按此原则，则右一位便不能不尊碽妃。
    于此可以作一大胆的假设，马皇后终身无出，懿文太子、秦王、晋王号为嫡出者，不过马后抚以为子而已。当太祖起兵时，将士眷属皆为集体生活，由马后主持。而李淑妃当是卒伍之女，年轻生子，不善抚育，以马后之贤，一定会毅然代尽母职，而李淑妃常侍前方帐中，携子而往，亦非所宜，所以所生之子，一直在马后膝下。及至太祖得天下，一方面为将来着想，有嫡出之子嗣承大统，在名义上比较堂皇；一方面为眼前着想，不忍道破真相，显示马后无子。
    太祖在称王以前，生子女甚多，男子之母，尚可稽考；女儿之母，则竟不知所详。试以《公主传》参证，太祖十六女，序次为：
    临安公主，不载母名。
    宁国公主，记为“孝慈皇后生”。
    崇宁公主，不载母名。
    安庆公主，记为“宁国主母妹”。如是，则安庆公主亦为马皇后所出，何不直书孝慈皇后生？
    疑问不仅于此，就宁国公主而论，至少还有这些含糊不清或不太可能的疑义：
    一，《明史·公主传》说宁国公主薨于宣德九年，得年七十一岁，依此推算，则应生于洪武七年。
    二，马皇后崩于洪武十一年，享年五十一岁。如宁国公主果为马皇后所出，则应在四十七岁分娩。更年期的皇后生子，在历史上未之前闻。而在宁国公主之后，复生安庆公主，就更不可能了。
    三，《公主传》说宁国公主于洪武十一年下嫁驸马梅殷。其时公主仅五岁，如何嫁法？若非订婚的记载之误，则公主的生年必有误。
    我引录上文，并略作推论，是要说明一点：当明太祖未得天下以前，子女的出生年月以及名分，固看得甚轻。但既得天下，又未可随意更正，将错就错，无人敢于深问。所以成祖自以为嫡出，可以骗得天下人，因为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
    孟森先生《明代史》：
    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松，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碽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
    按：“《南太常志》所云”，即前引潘柽章的《国史考异》所叙。《明代史》又云：
    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
    《三垣笔记》自为有力的证据，其实不待清末的足本出，已有强有力的证据在。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有“钟山”一则，记其瞻仰明太祖孝陵的飨堂的经过，记配享妃嫔共四十六位，右一位即是碽妃，此为张岱亲见，绝不致误，可惜孟先生未能注意及此。
    碽妃死于何时已不可考，所堪论定者，当成祖在藩时，碽妃已死，并且早已下葬。《鸿猷录》卷七，记“颠士”其人：
    尝启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贵不可言！殿下岂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无之。”颠士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颠士曰：“亟改葬是。是当有征。”成祖从之，今所称“圣夫人墓”是也。
    碽妃死于哪一年，已不可考。当成祖即位后，不闻有尊礼先朝妃嫔之说，但明太祖陵寝享堂，显然在永乐年间做过一番安排，重定位分。《陶庵梦忆》所记，很值得参考：
    壬午（按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暖阁去殿三尺，黄龙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黄锦孔雀翎，织正面龙，甚华重。席地以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稍咳，内侍叱曰：“莫惊驾！”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
    于此可知，太祖妃嫔共四十七人，而碽妃近阁独设一座，此为成祖追尊所生的唯一表示。
    碽是姓，此字《辞海》不收，《大汉和辞典》有此字，姑红切，则仍音如贡，注释有二。《集韵》：“碽，击石声。”又《字汇补》：“碽，姓也。”但除却碽妃，别无姓碽的人可考。碽妃的一切，后世几无所悉，只知道她是朝鲜人。元朝的达官，多用朝鲜女侍，以意测度，当是太祖部将夺自元朝大官而进献的。按：成祖生于元帝至正二十年，则合理的猜测，碽妃当是至正十九年归于太祖帐下。
    这年在太祖创业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年，方国珍投降就在这一年。因方之投降，太祖乃遣千户王时往方国珍处，附海舟至元都，侦察元朝的政情，以及察罕帖木儿所部军马的情形，为准备北伐中原的先声。
    陈友谅称“汉王”亦在这一年，因其势力强，而且地盘在湖广江西一带，太祖亦无暇计及。此时明朝的开国名将胡大海、常遇春、李文忠等人，都集中在江、浙一带，主要的敌人是张士诚。
    张士诚是江苏泰州人，盐场的经纪人出身，至正十三年五月，以十八人起兵，五六年之间，北有淮海，南据浙西，由盛而衰，即在这一年。《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吴”篇：
    （至正）十九年二月，张士诚兵寇江阴，艨艟蔽江，伪将苏日佥者，建牙君山，指画为进攻状。守将吴良下令曰：“彼众我寡，当以计破之。勿轻动。”有顷，敌阵于江壖，命弟桢，整兵北门，当其西北面，以十余骑蹂之，擒其卒数人，贼党莫敢前。贼分兵欲攻东门，良遣元帅王子明驰击之，擒其将士五百人，杀溺死者甚众，贼大败。
    江阴为江防要塞，张士诚的水师从此受到限制，为平吴的一个关键。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中说：
    太祖席郭氏之业，转战江淮，所夷剪元代之官吏必多，则虏其妻女以为姬妾，本起兵草泽者，必有之事。
    我认为这说法虽近乎“想当然耳”，而实与事实相近。
    韩国在当时自称“朝鲜”，中国则称之为“高丽”，有部记元朝末年风尚的书，名为《庚申外史》。记高丽女子谓：
    祁宫（庚申帝次后祁氏，高丽人），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
    碽妃是高丽人，确凿无疑，亦有说她是色目人或蒙古人的，皆非事实。而说她是蒙古人，且为元顺帝之妃，尤为荒诞不经，但此说在燕京自明初流传到清初，与建文出亡的传说相始终，可知此说在贬斥成祖，其来有自。
    清初有部很有名的笔记，叫作《广阳杂记》，作者刘献廷，入清朝国史的《文苑传》，所记明末清初的史实，翔实生动。清修明史，多采其说，但记成祖的生母，可信的成分不多，引录如下：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在蒙古，亦有同样的传说，说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怀孕七月，为“洪武汗”所纳，越三岁生一子，是岁戊申（按：洪武元年戊申）。“朱洪武降旨曰：‘从前我汗曾有大恩于我，此乃伊子也！其恩应报，可为我子，尔等勿以为非。’遂养为己子，与洪福晋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又说，朱洪武在位三十年，崩后由朱代嗣位，在位四个月十八天即崩，无子，“其蒙古福晋所生子，于己卯年（按：惠帝建文元年己卯）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卒，年五十岁。
    这段出于《蒙古源流》的记载，前言不符后语，如说“蒙古福晋所生子”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则享年应为五十四，何以说是五十？即此一端，可知不值一驳。所当研究的，倒是这个荒唐传说的起因。
    成祖为庚申帝——元顺帝亲子的传说，是庚申帝为宋德祐帝亲子这个传说的翻版。但两个传说的真假大不相同，后者可信的程度，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前者则是可笑的。
    宋恭帝名赵，度宗之子，在位一年，年号德祐，降元后封瀛国公，他是庚申帝真父的传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庚申外史》：
    国初，宋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因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王采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
    又一说见谈迁《国榷》：
    宋帝降元，封瀛国公，俾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其后明宗逃居沙漠行帐，适与瀛国公相近，缔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寝，闻瀛国公帐中有笙镛声，问其故，乃婴儿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归，养为子，妥懽帖睦尔是也。闽人余应有诗纪之，见何乔新、郑晓所载。又瀛国公薙发号“合尊大师”。终嫌死。
    按：元朝的世系，明宗在位一年，弟文宗得位，在位五年，无子；传明宗次子，是为宁宗，在位一年，七岁崩；兄终弟及，即为顺帝。是则明宗求瀛国公子为子时，原已有子。
    又《庚申外史》记：
    尚书高保歌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时，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庙，并问当时草诏者为何人？
    是则，元朝宫廷，固有此说，非民间好事的谰言可比。因此元顺帝为宋德裕帝亲子的传说，在元末明初，流传甚盛。宫闱事秘，莫可详证，但事在有无之间，传说不能成立，亦不能推翻。
    至于成祖为元朝后裔一说，只要举几个旁证，就可攻破。傅斯年先生有一段分析，极为精辟。
    傅斯年提出这样四点理由，决其为“无稽之谈无疑”：
    以明太祖之雄才阴狠，如燕王所出来历不明，独肯封于最大之藩、最重之都，胜国之旧京，假以重兵乎？一也。
    成祖妻，中山女也（按：徐达封中山王）。中山为明太祖第一功臣，其女所配，宜不及乎螟蛉贱种，二也。
    终洪武之世，北边未靖，故北边诸藩，皆节制军权。洪武末年，燕王所膺尤重，及帝不豫时，犹以燕、谷、辽、宁诸护卫归燕王节制，三也。
    且明人传说：高皇帝尝以燕王善战似己，欲废皇太孙而立之，率以人心归附太孙而罢。此言纵不实，然终洪武之世，不闻太祖与燕王间有破绽，且屡命之出塞讨虏，继徐达以镇北平，宿将如傅友德等，皆归其节制，四也。
    至此，我们必须研究两个传说所产生的心理背景。蒙古入主中原，色目番僧，任意荼毒，人心思汉，因此说元顺帝为宋帝之后，正表示百姓不忍宋祚之终。至于说成祖为元帝之后，则为丑化成祖，傅斯年对此所做的解释，极为合理。
    明太祖自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一案以后，严刑峻法，杀戮甚多。世人唯有寄望于皇太孙，即以后的建文帝，他浸淫儒术，天下归心。虽误于齐泰、黄子澄而失位，而民间追思不忘，更以同情弱者的心理，自然而然不满于成祖。
    如果能够采取宽大的手段，自然可以修正百姓对他的印象，谁知成祖善战似父，好杀亦似父，靖难之变，至灭方孝孺的十族，草菅人命到如此，几无人性。因此，终明之世，在士大夫心目中，皆以建文为正，成祖为篡，“则士人凭感情之驱率，画依样之葫芦”，不足为奇。
    当然，传说之产生，以及传说虽无稽而偏为人所相信，主要的原因，亦在成祖之母，本非汉姓。官史忽略成祖的生母，是讳；野史说他为元孽，则是诬。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定论：“官史失之讳，野史失之诬。”关于成祖生母的传说，正好为这个定论作了铁板注脚。
    由于成祖有一半高丽血统，所以他对高丽及高丽女子的感情特殊，不足为奇。高丽亦或许因为有外甥当大明天子之故，所以终明之世，忠顺不二。
    成祖喜爱高丽女子，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成祖从小随母而居，习于高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方面。譬如泡菜，是每餐必不可少之物，而他人仿制，总不如高丽人自制来得道地。此后权妃的得宠，以及巡幸必从，主要就因为唯有她照料成祖的饮食起居，能“惟意所适”之故。
    明成祖朝鲜选妃，第一次是在永乐六年四月，特派太监黄俨等到汉城，宣谕圣旨：“恁去朝鲜国和国王说：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其时李朝的皇帝名叫李芳远，磕头答复：“敢不尽心承命。”于是在汉城及各道府州郡县，选拣文武并军民家女子，一共选中了五名，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与以后宫廷大喋血有关的是这两个人：
    权氏：嘉善大夫工曹典书权执中女，十八岁。
    吕氏：宣略将军忠佐侍卫司中领护军吕贵真女，十六岁。
    选美之事，到十一月完成。当时的安排是，各女的父或兄，随同到中国，另带从者女使十六人，火者十二人。所谓“火者”，就是厨子。为了遮人耳目，李芳远是以进纸为名，高丽笺是有名的，这一次进了“纯白厚纸六千张”，以“艺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进献使”，文和的侄女儿，就是所进五美之一。
    名为“美人”，其实不美的居多，因为万里迢迢，远适异邦，而此去与家人亲友，可说永无相见之日，所以真正德容并茂的大家闺秀，多设法规避，只好降格以求。《朝鲜太宗李芳远实录》有记：
    是行也，其父母亲戚哭声载路，吉昌君权近为赋诗云：“九重思窈窕，万里选娉婷，翟茀行迢处，鲲岑渐杳冥；辞亲语难决，忍泪拭还零，惆怅相离处，群山入梦青。”
    这“五美”，后来据成祖自己说：“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是看在你国王敬重的上头，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按：《明成祖实录》永乐七年二月己卯记：
    册立张氏为贵妃，权氏为贤妃，任氏为顺妃；命王氏为昭容，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
    其中除张、王以外，其余五人，正是上年选自高丽的女子。同时伴同到京的五美的父兄，亦各授官职，官位最高的是权妃的哥哥权永均（《明史》作权妃之父，误），当了光禄寺正卿，因为权妃是“胖、麻、矮”中的鸡群之鹤。
    关于权妃的资料，并不算少，但各家所记，或有参差，兹排比疏注如下：
    （永乐七年）四月甲申，谢恩使李良佑、副使闵汝翼回自京师，良佑等言：“二月初九日，帝幸北京，本国所进处女权氏，被召先入，封显仁妃。其兄永均除光禄寺卿，秩三品，赐彩缎六十四、彩绢三百匹、锦十匹、黄金二锭、白银十锭、马五匹、鞍二面、衣二袭、钞三千张。”（《李芳远实录》）
    按：永乐即位，诏改北平为北京。国都仍在南京，称为京师，但其时成祖已决定迁都。第一步移各省富民实北京，发流罪以下囚垦北京田；第二步自永乐四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及城垣。当高丽女子到北京时，成祖仍在南京，第二年二月壬午发京师北巡，三月壬戌至北京，是年四月朔为癸丑，以次上推，则二月壬午，恰为初九，三月壬戌约为三月十九，故知前记“二月初九帝幸北京”，系指启驾日期而言。
    权妃的封号为贤妃，册封日期在二月初六，当成祖在南京启驾以前。所以，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因为消息阻隔，不知其正式封号，此云封“显仁妃”。显仁当系原燕王府中一处宫殿的名称，移贤妃住此，因误会为封作“显仁妃”。
    除权永均外，任、李、吕、崔四女的父兄，均授为四品官，赏赐亦相同。推测当时的情况是，高丽五女到北京，立即奏报在南京的成祖，只说权氏如何出色，其余四人的容貌，不过品评次第，比较而言。所以成祖特封权氏为贤妃，其余虽封等有差，而推恩亲族及赏赐则相同，不过一律以庸脂俗粉视之。倘或早就发现“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便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恩赏。
    《明史·权妃传》：
    恭献贤妃权氏，朝鲜人，永乐时期朝鲜贡女充掖庭，妃与焉。资质秾粹，善吹玉箫，帝爱怜之。
    此记信而有征，宁献王朱权的《宫词》中有两首，即记其事：
    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
    魫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宫漏已沉参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
    按：宁王此时早已自大宁徙封南昌，因为有人告他“巫蛊诽谤”，事虽无验，颇自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前引《宫词》，当系根据听闻而作，他本人并未到过北京。“花下听来独自行”不是指他自己，否则，即凭这二首诗，便可兴起大狱。
    宣德年间有个女官王司彩，她所写的《宫词》中，有一首亦记此事：
    琼花移入大明宫，旎旎浓香韵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
    以这首词参证宁王的《宫词》，则知“花下听来独自行”，正指成祖。“三十六宫秋一色”，何以权妃独承恩宠，正缘玉箫指引；在权妃或者对月思乡，寄情箫管，不承望发生了“羊车”的作用。当然，被宠亦自有故。成祖在临死那年，犹不忘权妃，曾对朝鲜使臣说：
    老王（按：指李芳远）以至诚事我，至于干鱼，无不进献；今小王（按：指李祹）不以至诚事我，前日，求老王所使火者，乃别求他宦以送。朕老矣！食饮无味，若苏鱼、紫蟹、醢文鱼须将来进。权妃生时，凡进膳之物，惟意所适；死后，凡进膳、造酒，若浣衣等事，皆不适意。
    由这一段记载，可知成祖的私生活是彻底高丽化了的：
    第一，要求“老王”的御厨（火者）替他掌膳。
    第二，非韩国的土产，食不甘味。
    第三，“若浣衣等事”亦非如权妃者不能适意。
    成祖待权妃的家属甚厚，而且爱屋及乌，对其余的“陪臣”亦有优渥的待遇，照当时的情意稠叠来看，谁也想不到会有以后暴虐的大残杀。据《李芳远实录》：
    （永乐七年）闰四月乙丑，进献使者李文和及权永均等回自京师。帝待永均特厚，引入内殿，谓曰：“除汝崇班，欲令近侍，然尔妹在此，尔亦不还，老母当有不豫事情矣。命尔还国，往谨乃心，恭事国王。尔不闻古事欤？毋以怠荒，累及朕躬。”及永均朝辞，帝谓之曰：“你再来时，休从海上过，你那里来的使臣，教他旱路上来。”
    一则虑及权家老母，倚闾之望；再则又虑及海上风涛之险，成祖在这些小地方用心，足以看出对权妃的深情。
    就在这年五月，成祖仍派太监黄俨到高丽再次选妃，除丰厚的赏赐以外，口敕是上年选的女子“都不甚好”，“王如今有寻下的女子，多便两个，少只一个，更将来！”结果李芳远进了两名女子，一个姓郑，十八岁；一个姓宋，十三岁。由于黄俨又传成祖的意思：“若得绝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所以这一次李芳远的托词是，已退位的亲兄，“旧患风病，日益加重”，遣使“赴京”购药。于八月间启程，由于走旱路的缘故，历时甚久。
    当时成祖正亲征漠北。按：元顺帝于洪武三年死于应昌，即今察哈尔多伦县东地方，谥为惠宗。太子即位，改元宣光，史家称此一时期为北元。终洪武之世，对北元征抚兼施，不能彻底解决。洪武十二年宣光帝死，谥为昭宗，子脱古思帖木儿立。以后的情况就乱了，“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此为蒙古的旧称，而元朝入主中华后所濡染的中土文明，亦逐渐剥除，复返游牧民族的本色，至此，元朝才算全亡，而明朝也等于出现了新的外患。
    永乐四年，鬼力赤为其臣阿鲁台所杀，迎立元裔本雅失里。七年夏四月，成祖北巡至北京后，遣使以彩币赍书安抚本雅失里及阿鲁台等，结果竟至使臣被杀。于是，成祖一面封为鬼力赤、阿鲁台所败的瓦剌部（今天山北路、宁夏、青海及外蒙科多一带）马哈木为顺宁王，作为“统战”的手法；一面以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北征，八月出塞，然丘福不听成祖持重的告诫，贪功轻进，遇伏大败，全军皆没。
    成祖得报震怒，是年十月议北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主军粮调发，以“武刚车”三万辆，运粮二十万石，沿途筑土城贮粮，以供军用。
    八年春正月，以皇长孙（即以后的宣宗）留守北京，以夏原吉辅助，然后车驾发北京亲征，权妃在后帐随侍。
    这是成祖五次北征的第一次，在鄂伦河畔，击败鞑靼，本雅失里西走依瓦剌，阿鲁台北走，为马哈木击破，势竭降明，成祖于七月班师回京。
    论功行赏已毕，成祖在九月间临幸昌平州天寿山，巡视所营山陵，十月间启驾回南京。
    此时的权妃，奉旨统摄六宫，地位等于皇后（按：成祖后崩于永乐五年七月），到了十月二十四，得病而死。《李芳远实录》记：
    （永乐九年）三月己丑：光禄寺卿权永均回自京师，启曰：“去庚寅年十月二十四日，显仁妃权氏以病卒于济南路，仍殡于其地，令济南民蠲役守护，将欲迁之合葬于老皇后也。永均曾拜光禄职，未受诰命，至是锡之，其待遇之厚倍于前日。帝赐言之时，含泪伤叹，至不能言。”
    此一死也，实为成祖精神上最惨重的打击，因为自此饮食起居，皆不适意，贵为天子，竟至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内心的抑郁，可想而知。于是到了三年以后，爆发了宫廷大惨案。
    事情的起因，只能从成祖向李朝的通事元闵生所说的话中略知梗概。据说在永乐十三年，原属权妃的奴婢与吕美人的奴婢吵架，前者骂后者“你家主子使毒药杀我的主子”。语为成祖所闻，下令究治，据供内幕是如此：
    吕美人和权氏对面说道：“有子孙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几个月？这般无礼！我这里内官二个，和你高丽内官金得、金良，他这四个做实弟兄。”一个银匠家里借砒霜与这吕家，永乐八年间回南京去时，到良乡，把那砒霜，研造末子，胡桃茶里头下了，与权氏吃杀了。
    以上所引是成祖向元闵生所说的话。内官、银匠自然被诛，吕美人是用“烙铁烙一个月杀了”。成祖并告知元闵生，转启其国王，吕美人家属，以后不必再来。李芳远因而下令，拘捕吕美人的母亲及家属。
    其后成祖又亲口告诉权永均：“吕氏不义，与内史金得谋，买砒霜和药饮之，再下面茶致死了，朕尽杀吕氏宫中之人。”但细释前经过，实多可疑，权妃如何对吕美人“无礼”？何至于致以死命？如谓夺宠，则吕美人本来无宠，话中牵涉早已崩逝的皇后，更为支离。果然以后才知道是一大冤狱，“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余人”之多。
    这个秘密的泄露，在仁宗登极以后。由此秘密的泄露，证明当时成祖对元闵生所说的亦不尽是实话。兹转引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一文所引，《李祹实录》七年十月记载，分段注释如下：
    （一）使臣言：前后选韩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
    按：使臣为明朝礼部郎中李琦等，出使目的在颁仁宗登极诏。朝鲜老王李芳远崩于永乐十六年，十七年为今王李祹元年，李祹七年则为仁宗洪熙元年。
    韩氏为权妃以后最得成祖宠爱的高丽女子，永乐十五年，为高丽选进。同时被选者，还有黄氏，容貌犹在韩氏之上，但黄氏非处女，且上道时，已有身孕。此尴尬情事，《李祹实录》有颇为生动的记载：
    初黄氏之未赴京也，姐夫金德章坐于所在房窗外，黄俨（明朝遣来迎接两女的太监）见之大怒，责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医用诸药皆无效，思食汁。俨问元闵生曰：“此何物耶？”闵生备言沉造之方。俨变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进，如此草地，何得此物？”（按：汁不知何物。以意度之，当是高丽的一种特殊羹汤，须由很特别的材料，旅途无可得，所以黄俨有那些“气话”。）
    结果发现黄氏的腹痛，是由于怀孕之故，在旅途中，每夜由侍婢用按摩的手法，达到了强迫流产的目的，而阴私亦因此外泄。成祖得报，诘责黄氏。她承认曾与她姐夫金德章的邻人，一名皂隶私通，而实为姐夫与小姨偷情，因为金德章曾赠一木梳为表记，是为征验。成祖大怒，预备责备李芳远，敕书都已制成，后为韩氏谏阻，始寝其议，而黄氏虽貌艳于韩，却自此无宠。至于韩氏殉葬，留待以后详谈。
    （二）先是，贾人子吕氏入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欲结好，吕氏不从，贾吕蓄憾，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药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余人。
    按：成祖选妃，第一次为权妃等五人，第二次为韩氏等二人，历历可考。此贾吕未与其选，而蓄憾在权妃未死之前，可知其人即第一次随权妃等人入京的“女使一十六名”之一，偶承恩眷，“入皇帝宫中”。是枕上进谗，还是如成祖所说“两家奴婢肆骂”，贾吕即为责吕氏“杀我的主子”的人，已不可考。
    （三）后贾吕与宫人鱼氏私宦者，帝颇觉，然宠二人不发，二人自惧缢死。帝怒事起贾吕，鞫贾吕侍婢，皆诬服，云欲行弑逆，连坐者二千八百人，皆亲临剐之。或有面诟帝曰：“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按：此段记载中，包括三个问题：第一，事在何时？第二，贾吕与鱼氏私宦者的“私”字作何解释？第三，成祖的穷诘，出于怎样一种心理？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考查成祖晚年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影响了成祖的性情，论定成祖的一生，是必须注意的一个关键。
    这场灾难是，成祖在永乐十五年初已经中风。《三朝圣论录》记：
    宣德三年十月，刘观有罪下狱。先是六月间，一日早朝罢，召杨荣及臣士奇至文华门，命光禄赐食既，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师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时朝臣无贪者，年来贪浊之风满朝，何也？”对曰：“贪风永乐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问：“永乐何如？”对曰：“十五六年以后，太宗皇帝有疾多不出，扈从之臣放肆无顾藉，请托贿赂，公行无忌。”
    这段记载，对于成祖因疾不能视朝而产生的恶劣影响，已很扼要地叙明。所谓有疾，据《李祹实录》记其通事林密所言，实为“风痹”，痹者麻痹，由脑溢血而引起的局部生理障碍，宫婢面诟“自家阳衰”，其直接诱因，自是中风之故。
    成祖中风的时间，当在十五年春，或者即由南京北巡，于途次得疾，亦未可知。因为其时方建灵济宫于北京，祷祠服药，颇有效验。是年御制灵济宫碑谓：
    乃者，朕躬弗豫，用药百计，罔底于效，神默运精灵，翊卫朕躬，顷刻弗违，随叩随应，屡显明征，施以灵符，天医妙药，使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
    又御制《二真成仙传》（按：指福建所信奉的南唐徐知证、徐知谔）：
    比者，朕躬遘疾，默运化机，大阐灵贶，翊卫左右，顷刻不离，施以灵符，济以天医妙药，随言随效，感应如响，使困敝之体既危而即安，沉痼之疾尽脱而复旧。斡旋之力，同于更生，感神之惠，铭刻不忘。
    “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斡旋之力，同于更生”，凡此措辞，都见得成祖得疾不轻，于中风之说相合。
    成祖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庚子，至是已五十八岁，老年人高血压，固为通病，而发作为中风，则往往由于暴怒狂喜，情绪受重大刺激所致。于此有一事可以参考，此即成祖次子高煦的谋为不法。《明史纪事本末》：
    十五年三月，汉王高煦有罪，居之山东安乐州。高煦所为不法，上颇闻之，还南京，以问蹇义，义不敢对，固辞不知，又问杨士奇，对曰：“汉王始封国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坚不行。今知朝廷将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贻永世之利。”上默然，后数日，上复得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诘之，褫其衣冠，絷之西华门内，皇太子力为营救乃免。上厉声曰：“吾为尔计大事，不得不割，汝欲养虎自贻患耶？今削两护卫，处之山东乐安州，去北京甚迩，即闻变，朝发，夕就擒矣！”比至乐安，怨望异谋益炽。太子数以书戒之，竟不悛。
    这段记载中，可注意的是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愈炽”，而成祖竟无处置。以意度之，此时成祖已经中风，太子纯孝，不忍以其事上闻，致病中忧愤。同时我还怀疑，成祖中风，即为高煦有异谋，情绪受了重大刺激所致。
    经此一病，成祖的性情，变得相当暴戾，喜怒无常，而性机能的丧失，当亦在此时。由性机能的丧失，更导致了虐待狂的性变态心理，命“画工图贾吕与小宦相抱之状”以及后来的兴起大狱，“亲临剐之”，都是由于这种虐待狂的变态心理使然。
    （四）乱之初起，本国任氏郑氏自经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黄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为？我当独死。”终不诬一人而死。于是本国诸女皆被诛，独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宫女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乱作，杀宫人殆尽，以后至获免。韩氏当乱，幽闭空室，不给饮食者累日，守门宦者哀之，或时置食于门内，故得不死，然其从婢皆逮死。乳媪金黑亦系狱，事定，乃特赦之。
    按：“乱之初起”不知在何时，推测当在永乐十八年，因为以后所记，有“鱼吕之乱方殷，雷震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俱烬”的话，此三大殿的被灾，在永乐十九年四月。其前又有自南京召宫女至北京对质者，迁延时日，总当在一年左右，所以定乱起为永乐十八年。
    韩氏、崔氏之后终不免一死，为成祖殉葬。明初宫眷殉葬，及廷杖朝官，为秦始皇以来最大的人性反动。明太祖行事学汉高祖，而缺乏汉高祖的恢宏大度，有些只讲形式不问底蕴的史学家动辄喜称朱元璋为“平民革命”。出身平民不错，掌了政权，何尝想着平民？明太祖的封建思想，与秦始皇并没有什么两样。洪秀全亦是如此，说什么“铁桶江山自有人扶”，当其在“天京”梦呓之时，何尝想到后世有些史学家，会找出许多民族大义的理由，来强调他是革命先进？
    以上是闲话，说过就算。再扯回成祖崩逝以后，宫眷的情形，当时殉葬者共三十余人，包括来自高丽的韩氏和崔氏：
    （五）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廷，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
    这一段记载，惨无人道的情景，已如目见，真是谋杀而已！
    先朝妃嫔殉葬，嗣后应加礼遇，故以下有记：
    （六）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韩氏泣谓仁宗曰：“吾母金黑年老，愿归本国。”仁宗许之丁宁。及韩氏既死，仁宗欲送还金黑，宫中诸女秀才曰：“近日鱼吕之乱，旷古所无，朝鲜国大君贤，中国亚匹也。且古书有之，初佛之排布诸国也，朝鲜几为中华，以一小，故不得为中华，又辽东以东，前世属朝鲜，今若得之，中国不得抗衡必矣。如此之乱，不可使知之。”仁宗召尹凤问曰：“欲还金黑，恐泄迎日事也，如何？”凤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遂不送金黑，特封为恭人。
    按：尹凤为高丽籍的太监。此一明宫血案，先由尹凤泄露于李朝。至金黑回国，乃有更进一步的详情透露。
    金黑回国，时在李祹十七年四月，亦即宣德十年四月。宣宗崩于是年正月，所以金黑之归，是在英宗即位以后。《李祹实录》十七年四月：
    使臣李忠金角金福等奉敕率处女从婢九名，唱歌婢七名，执馔婢三十七名来，上迎至景福宫，受敕如仪，敕曰：妇女金黑等五十三名，久留京师，朕悯其有乡土之思，亦有父母兄弟之望，今遣内官李忠内定金角金福送回，王可悉访其家归之，勿令失所。李忠等就令展省毕即回京，故敕。李忠永乐六年随权氏入朝，金角玉果人，金福平壤人，并永乐元年入朝。
    以下记金黑自道得以回国的经过：
    金黑言：韩氏卒后，日侍太皇太后，待遇甚厚，赐与无数。一日，白太皇太后曰：“年老蒙恩甚厚，但欲还乡。”太后许诺，命还。仍请并还执馔唱歌婢，后曰：初不知来在也，仍命并还。拜辞日，后执金黑手泣别。金黑所受诰命之辞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帝王致孝于亲者，必受恩于其所爱，若于所爱尝有保育之勤者，亦推恩及之，仁之至，义之隆也。咨尔金氏，故康惠庄淑丽妃（韩氏封谥）之乳母也，丽妃恭事先帝，允称贤淑，及六御升遐，陨员以从，既加封谥，以旌贤行，念尔昔有保育之勤，今特封为恭人，服此光荣，钦哉无歝。”洪熙皇帝之命也。
    送还的五十三人中，除了高丽妃嫔的“从婢”以外，另有歌婢七名，执馔婢三十七名，而张太皇太后即仁宗张皇后竟“初不知来在也”，可知纯为成祖个人所服役，此更为成祖的生活趣味倾向于高丽化的明证。
    又李祹六年即永乐二十二年，高丽的由通事升任为“奏闻使”的元闵生，在京曾受成祖诘责，谓“小王不以至诚事我”，索苏鱼紫蟹等物以后。据《李祹实录》所记当时的结果是如此：
    内官海寿立于帝旁，谓闵生曰：“将两个好处女进献——”帝欣然大笑曰：“并将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工于造膳造酒侍婢五六选来！”……上（指李祹）曰：“前日火者事，余非不知皇帝之怒也。然今此言，欲得处女而发欤？”即召政府六曹共议，命禁中外婚嫁，置进献色。
    按：这年成祖已六十五岁，犹好色如此。李祹所谓“火者之事”，即指成祖欲求老王李芳远御厨，未能如愿一事。照李祹的看法，此无非“欲得处女”的借口，是则成祖的好色之名，早远传异邦了。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北征蒙古，无功班师，七月至榆木川而崩。《明史·本纪》：
    太监马云密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谋，以六军在外，秘不发丧，熔锡为椑，载以龙辇，所至朝夕上膳如常仪。
    按：此是师秦始皇崩于沙丘，秘不发丧的故智。秦始皇崩于旅途，亦为七月，不发丧则不殓，尸身腐烂，气味难闻，当时是弄了好些腥臭的盐鱼载于一车，乱其气味。成祖之崩，秘不发丧，自不能公然备办“梓宫”，所以“熔锡为椑”以殓。椑者，椭圆形的盒子，用锡盒盛殓密封，尸臭不致外溢，马云比赵高来得高明。
    但同一秘不发丧，原因不同，一个对内，一个对外，成祖最末一次北征，损兵折将，等同败绩，而《明史》有所讳，仍须看《李祹实录》，始能得其真相。七年（洪熙元年）二月记：
    （使臣）尹凤谓总制元闵生曰：“总制年前赴行在，艰难而还。”闵生答曰：“皇帝特赐羊酒与料而送，何艰难之有？”凤曰：“其时事不可说，不可说。北京距榆木川不迩，自榆木川以北，奚止八九倍，銮舆入幸，逐中山王阿禄，大王使人曰：‘予自昔受赏与爵，不可以拒大军，自东逐我，则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则我乃东走，终不与战。’不幸皇帝病亟，还至榆木川而崩，崩后，大军与三卫兀良哈再战，我军被虏，不知其几千人也。”
    阿禄即是阿鲁台，所采的战术极其狡猾——我以前曾一再谈过，自来中土北征，必受天候的限制，春去夏还，能收功即在此两三个月内。金风一起，便当班师，因为秋高马肥，霜雪踵至，有利于敌而不利于王师，在塞外过冬，是件极危险的事。阿鲁台的战术，就是先避大军的锐气，拖到夏去秋来，成祖收军南返，则蹑其后俟机而击，所以成祖无功而还，即当于失败。其时危机潜伏，须当加倍警戒。所以秘不发丧的缘故，就是怕动摇军心，同时也怕阿鲁台得知真相，趁六军无主，大举进击。
    又《李祹实录》六年（永乐二十二年）九月，记明朝太监王贤述成祖之死云：
    皇帝（成祖）与鞑靼相遇交兵，阿禄（阿鲁台）大战，死头目李英云。忠勇王（金忠）自请招安鞑靼，扈驾而行，未知去向。皇帝行在所雨冰如瓦，军人或折臂，或碎头而死，马亦多折项而死，皇帝以此劳心而崩。
    以此与前引之文参看，可知成祖之崩，实由师行不利，情绪遭受刺激，因而触发旧疾。《明史纪事本末》“亲征漠北”篇：
    七月丁亥次翠微冈，上御幄殿，凭几而坐，大学士杨荣、金幼孜侍，上顾内侍海寿问曰：“计程何日至北京？”对曰：“其八月中矣！”上颔之。既而谕杨荣曰：“东宫涉历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双流泺，遣礼部尚书吕震齐书谕皇太子，并诏告天下。己丑，次苍崖，上不豫，下令大营五军将士严部伍，谨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渐，召英国公张辅受遗命，传位皇太子。辛卯上崩。
    按：榆木川即在察哈尔多伦（即今内蒙古多伦县——编者注）地方，西北为苍崖山，又西北为双流泺，又西北为翠微冈，成祖自此而至榆木川凡四日，由从容召对而不豫、而大渐、而崩，显为暴疾，自是再次中风。崩后虽秘不发丧，而消息可能外泄，因而阿鲁台乘机进攻，明军被俘者达数千人之多。这一场大败仗，由于明朝官书讳言，其详已不可知了。
    成祖的第一次中风，情况并不严重，但误于“仙方”，至死不悟。此类仙方，多为金石药，据王崇武《明成祖与方士》一文中考证，其中有一味“小涵丹”，内有麝香、附子等熟猛之药，服后易于暴怒使气。所以明宫大喋血数年之中死二千八百人之多，一半是那些讲服食修炼的道士作的孽。
    成祖误于方士的金石之药，此现实的教训，固应记取，所可嗟异者，仁宗竟甘蹈覆辙。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洪熙元年五月崩，在位仅九个月。《明史·仁宗纪》：“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以言事改御史，寻下狱。”为仁宗临崩前两日的事，所言之“事”，即为谏劝仁宗节欲及摒拒金石药。《明史·罗复仁传》：
    宣德初，（翰林院侍读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
    至于李时勉所上一疏，《明史》不载，考之《明臣奏议》，原文相当率直，指仁宗于“斩焉衰绖之中，而遣内使远自建宁选取侍女，旭日已旦始朝群臣”。仁宗本性宽和，乐受诤言，独于李时勉积憾不释，“召而便殿，命武士扑以金爪，胁折者三，曳出几死”。大渐之际，犹谓夏原吉：“时勉廷辱我！”《明史·李时勉传》至此说：“言已，勃然怒，原吉慰劝之，其夕帝崩。”又《本纪》于李时勉言事“下狱”后，接书“帝不豫”，照此看来，仁宗竟是因李时勉上书，情绪受了重大刺激而致疾，而暴崩。
    按：仁宗体肥，且有足疾。《明史纪事本末》载：
    上（指成祖）命太子及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皇太孙同谒孝陵，太子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
    此是仁宗四十岁以前的事，甫入中年，已是如此，所以他的暴崩，应当亦是死于中风或心脏病。但致死的直接诱因，则起于情绪激动。以仁宗的秉性，不致如是，所以然者，因多服热猛的金石药，脾气会变得暴躁，仁宗之死，与成祖的大杀妃嫔、宫女、太监，起因正自相同。
    于此可以列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公式：纵欲、性机能衰退，服壮阳的兴奋剂，因兴奋剂的副作用而致性情暴戾，最后复以兴奋剂的副作用造成高血压或心脏病而致死。
    明朝的方士及所谓“宫方”，实在害人不浅。光宗的“红丸案”，不过其彰明较著者，此外细按史实，都可以看出列帝误于金石药的蛛丝马迹。仁宗以后，好的皇帝皆不永年，宣宗、英宗皆三十八岁崩，孝宗三十六岁崩，而照史书记载，往往得疾以前，毫无异状。“不豫”未几，旋即“大渐”，到底得何疾而死？真所谓“宫闱事秘，莫知其详”了！
    附带我要谈一谈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在本篇中，我一直称韩国为高丽，是尊重友邦，用其英文译名。以下为行文便利计，或称韩国，或称高丽，或称朝鲜不一，特先作声明。
    《明史·外国传》首列朝鲜，从高丽改称朝鲜的过程，正也就包含了高丽臣服于明朝的主要原因。《朝鲜传》开宗明义就说：“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所以中韩一家，是毫无疑问的事。在清朝，朝鲜亦就因为箕子之后，多少有些藐视女真，所以朝鲜与清朝的关系，较之与明朝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高丽之名，起于汉末，而古名为朝鲜。改朝鲜为高丽者，其人姓高。高氏由汉末统治至后唐，为王氏所代，一直到明太祖得天下，还是王氏，其王叫王颛。太祖即位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又送还许多高丽侨民，因而王颛对明朝有好感，进贡请封，被封为“高丽国王”。以后遣使不绝。大致说来，颇称友好。
    到了洪武二十年，发生了纠纷。《朝鲜传》：
    先是，元末辽沈兵起，民避乱转徙高丽，至是因市焉，帝令就索之，遂以辽沈流民三百余口来归。十二月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三地，旧属开元地，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者，本国统之。各正疆境，毋侵越！”二十一年四月，禑（按：老王王颛嗣子；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王禑为李仁人所立）表言：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旧便。帝曰：“高丽旧以鸭绿江为界，今饰辞铁岭，诈伪昭然。其以朕言谕之，俾安分，毋生衅端。”
    当王禑上表乞地时，已有侵犯辽东的打算，派出两名大将，一名崔莹，一名李成桂，以平壤为前进指挥所。李成桂的部将陈景，因粮食不继，退回后方。王禑大概是听了崔莹的谗言，迁怒李成桂，杀了他的儿子。于是李成桂一怒回师，攻破王城，把王禑及崔莹监禁起来，立王禑的儿子王昌为王。
    王昌在一年以后又被废，据说是“国人弗顺”，启请王颛的元妃安氏，在王氏族中另择王瑶“权国事”。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王瑶遣子王奭入京，朝贺正旦。王奭未归，李成桂已篡位自立，是为李朝的始祖。
    王氏自后唐传国至此而亡，李成桂对国内的局势能够控制，但王瑶父子与明朝的关系不坏，怕太祖出兵干预，所以特派一个名叫赵胖的使臣，进京向太祖解释，说王瑶“昏戾信谗，残害勋旧”，王奭“痴騃不慧”，皆“不足以主社稷”，而李成桂则为众望所归，由耆老共推主国事，请“圣主俞允”。
    明太祖的态度是如此：
    帝以高丽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
    明太祖作此宽大的表示，原因有三：
    一，已入暮年，性情较为平和，不愿轻易用兵；
    二，劳师远征，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
    三，有比耀武扬威更大的兴趣在。
    洪武二十五年以后的数年，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好的年代，当时是太祖锐意“经济建设”之时，有一项财经的伟业，较之萧何入咸阳，保存天下国籍，不致毁于西楚霸王的“怒火”，有过之无不及，此即是丈量海内土地。孟森《明代史》：
    （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监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册，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白“鱼鳞图册”。先是“黄册”之制，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于是以鱼鳞册为经，凡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凡赋役之法治焉。……于是始无产去税存之患。
    孟森评此事有言：“‘鱼鳞区图’之制，为田土之最要底册，明祖创之，清代沿用……今全国之所谓土地台账，即此法也。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按：指国子监生），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
    同时工勤课桑麻，兴修水利。在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已垦的田地，计有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海内几无弃土。而太祖深谋远虑，曾有提示：
    二十七年三月，谕工部：“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设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种桑免税，直至清末，犹是如此，虽有豪强侵占，但大致春蚕人家是受惠的，此对江浙丝业的发展，甚有关系。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太祖仍遣国子监生，周行天下，兴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冬天，凡开塘堰四万余处，河道四千余处，筑陂渠堤岸五千余处。办事效率，相当惊人。
    就为了这胜于耀武扬威的、锐意经济建设的兴趣，太祖才承认了李成桂的政权。其时适值皇太子朱标薨，李成桂遣使上表，慰劝太祖，同时请更改国号。太祖命复古号“朝鲜”，随后更请求李成桂更改他本人的名字，由李成桂改为李旦。
    《明史·朝鲜传》：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进马九千八百余匹……是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朝鲜国招引女真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谕，示以祸福，旦得敕惶惧，陈谢上贡。
    李旦敢于挑衅，以及太祖不愿出兵讨伐，可能都由于蓝玉谋反一案。一方面认为有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因为内部有了麻烦无意远征。蓝玉谋反，为明初四大狱之一。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与胡惟庸同乡，都是安徽定远人。初隶常遇春帐下，征元立功，太祖比之卫青、李靖。《明史》本传：
    玉长身赤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徐达）、开平（常遇春）既殁，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怒逐御史，北征还，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王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禁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按：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官衔”皆高于蓝），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璞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
    到九月间，逆案平定，太祖自谓胡惟庸、蓝玉为乱，“族诛者万五千人”。严刑峻法，慑服中外。李旦于建文即位后，自陈年老，传位于子，就是李芳远。
    李芳远对成祖极其恭顺，更因成祖有一半朝鲜血统，所以彼此交好。直到明末，满清兴起，有传朝鲜与清讲和者，朝鲜国王李珲犹上疏声辩，说：“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崇祯十年，清太宗以“渝盟助明”之罪，亲征朝鲜，不久皮岛为清所夺，道路阻隔，关系自此而绝，而明祚亦覆。但朝鲜以助明之故，对清军将帅反感甚深，比较受欢迎的只有一个多尔衮。多尔衮之后亦有朝鲜选妃之举，此是另一重公案，将来有机会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