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夺嫡的真相
    清朝有部很奇特的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内容分为两部分——雍正的上谕及曾静的供词。对清朝的文字狱略有了解的，都知曾静其人，他籍隶湖南郴州，因读吕留良遗书，慨然而有反清复明之志。其时康熙身后的骨肉伦常之变方告结束，曾静为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年羹尧等人大抱不平，因遣弟子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说清出于金，而钟琪为岳武穆后裔，与清应为世仇，今握重兵，居要地，曷不起而反清，为宋明复仇？书中列雍正罪状九款：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用佞。事发，拘提曾静到京审问，因而连及吕留良的子孙门徒。定谳之后，吕氏一门，被祸甚酷；而曾静师弟，反得无事。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以为雍正心感曾静给了他这么一个自辩的机会，所以不杀以报。
    《大义觉迷录》就是雍正自辩其“雍”亲王得位甚“正”，所谓弑父、逼母、杀兄、屠弟，全为允禩、允禟门下获罪充军时沿路捏造谣言，故作诽谤。但事实胜于雄辩，而雄辩反透露了更多的事实。读完《大义觉迷录》我有一个感想：尽管雍正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但诚如《清史稿·世宗纪赞》：“孔怀之谊，实有未笃！”至于得承大统，似偶然而实不偶然，概括而言：巧取豪夺，兼而有之。心史先生的考证，精彩绝伦，可惜不是人人能读，因为不明八旗制度、清宫规例、康熙个性、后妃皇子的个人背景，以及清初政治派系纠纷者，即不能了解其真相及关键所在。
    康熙有子三十五，早殇不叙齿者十一，不及封爵而卒者四。清朝的家法，皇子乃子以母贵，所以康熙的太子是皇二子胤礽，而非皇长子胤禔（世宗即位后，依避讳之例，改胤为允，本文为书写方便计，以后胤皆作允），即因皇二子为嫡出。
    允礽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为育允礽，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难产而崩。或者是为了安慰死者，允礽于第二年十二月即被立为太子。他的禀赋不坏，康熙在允礽将入中年时，有过这样的评论：“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可惜，“不仁不孝”，以致两立而两废。
    允礽第一次被废在康熙四十七年，年三十五。被废的理由，也就是允礽的罪状是：“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暴虐惂淫”“咎戾多端”。所以如此，则由于失教之故，而所以失教，则又由于康熙本人纵容之故。如允礽赋性奢侈，康熙特用其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便其征索。此见诸康熙自述，为最显著的例证。但康熙自己并不承认，认为纵容太子的是索额图。
    索额图是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当削藩前后，与明珠并为权臣。由于血缘上的关系，索额图对太子有着类似外祖父对外孙的那种溺爱，则不仅纵容，且为过分的纵容，照康熙的说法：“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段话实在是有保留的，索额图之为“第一罪人”，还有助允礽“潜谋大事”——篡位的惊人逆谋在内。事在康熙四十一二年之间，索额图因此被拘禁于宗人府，不久秘密处死。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允礽大概是迫不及待地想做皇帝，竟有弑父的企图。康熙在塞外行围途中，召太子及诸王大臣宣谕，据王氏《东华录》所记如此：“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允祄忧（按：皇十八子名允祄，其时八岁）。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愤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乃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又：“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及允礽左右（数人）；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又：“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
    以康熙的英明及修养，如果不是允礽有密谋弑父的确实证据，不会引起他情感上如此激烈的大震动。而其处置逆子，则以严加防范为第一要义，故在旅次交皇长子允禔“监之”；而还京之后，“设毡帐上驷院侧，命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不命皇三子允祉一起看守，而特命四皇子允祯，是因为允祉与允礽颇为亲爱，而允禔与允礽不睦，允祯则与允禔又较为接近，唯有派此两子看守允礽，才可以保证不会让允礽逸出，复逞逆谋。
    此外，康熙还有三项处置：一，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此为必有的手续。二，亲自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举动。而最有关系的是：三，郑重宣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
    谋为太子就必须结党，党同则必伐异，朝政就会无可避免地陷于混乱。事实上，早有皇子结党图谋夺嫡，所以康熙的宣谕，是有为而发的。
    要了解康熙朝夺嫡的纠纷，先要认识几位皇子：
    一，皇长子允禔，实为康熙第五子，生于康熙十一年，较太子长两岁。庶妃那拉氏所出。按：清朝妃嫔的等级为皇贵妃、贵妃、嫔、贵人，得选八旗世家之女；贵人以下的宫女，有“常在”“答应”等名目，选自旗营小武官之女。所谓“庶妃”，无此名目，在“清皇室四谱”中，列于贵人之次，可知即为常在、答应的统称。
    允禔以庶妃所出，虽居长而不得被立为太子，且亦未封亲王；他的封号是直郡王，康熙三十七年封。
    二，皇三子允祉，生于康熙十六年，较太子小三岁。他的生母庶妃马佳氏，共育五子，康熙真正的长子承瑞，即马佳氏所出，但存者只有允祉，康熙三十七年封诚郡王。
    允祉颇得其父器重，是康熙做学问的助手。为李光地所出卖的陈梦雷，以及与李光地同受过耿精忠伪职的天文算学名家杨文言，皆为诚邸门客。以陈、杨之助，允祉主修过两部大书，一部叫作《历律渊源》，另一部就是《图书集成》。
    三，皇四子允祯，就是后来的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三十七年封多罗贝勒。他的生母乌雅氏，最初大概也是庶妃，直到生了允祯的第二年，方始册封为德嫔，又两年晋位为德妃，以迄于康熙六十一年成为皇太后。
    四，皇八子允禩，康熙二十年生，三十七年封贝勒。其母卫氏，出身于“辛者库”——旗人官员获重罪，本人大辟或流放以外，妻女没入“辛者库”罚做苦工。“辛者库”是满洲话，仿佛明朝的浣衣局，为执贱役的宫女集中之地。卫氏何由得幸，已不可考，但直至康熙三十九年，始封为良嫔，后晋为良妃。康熙诸子中，允禩“夙有才干”，是连雍正都承认的，他是此一时期夺嫡纠纷的主角。
    五，皇十四子允禵，雍正的同母弟，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比雍正小十岁，是康熙所钟爱的皇子之一。
    在太子被废以后，谋为太子最力的是皇八子允禩。说得正确些，是有一班拥护允禩的人，认为机不可失，在积极活动。这班人衔名赫赫，声势莫道无一皇子可及，甚至废太子的集团，相形之下，亦大为逊色。提到这班人，请容我先谈一谈清初的外戚，因为诚如心史先生所指出：“圣祖昵于外戚，待外戚之子弟，宽于诸皇子。”又谓：“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不明清初外戚，即无以了解康熙末年夺嫡纠纷及雍正得位的关键所在。
    清初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孝庄太后的母家。清朝的公主，多下嫁世族。王公无数，而知者只有僧格林沁，他的封号叫作“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称谓拗口，所以都称之为“僧王”。
    另一家佟氏，其盛犹过于博尔济吉特氏。康熙、雍正年间佟家红顶子无数，有“佟半朝”之称。佟氏籍隶抚顺，明朝万历末年，有堂兄弟二人：弟名养性，早投清太祖，并成为姻亲；兄名养正，官拜辽东总兵，天命初年亦投降了清朝。乾隆年间修《贰臣传》，实应以佟养正为首，因为是国戚，得免乾隆的笔诛。
    佟养正于天命六年为毛文龙所杀，所以清史称其忠义。佟养正有两个儿子，长子同时被害，次子名佟盛年，改名佟图赖，曾随多铎下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佟图赖都曾亲历，颇具战功。
    佟图赖有女为顺治之妃，亦即康熙的生母——母以子贵、崩于康熙二年的慈和皇太后。由此可知，康熙已有二分之一的汉人血统。清朝诸帝，有一半以上汉人血统者，除康熙外，乾隆占八分之五，嘉庆占十六分之十三。其由来容为文另述，此不赘。
    慈和皇太后，亦即孝康章皇后，一兄名佟国纲，一弟名佟国维。佟国维有女入宫，康熙十六年册为贵妃。按：康熙元后以育太子允礽难产而崩；次后钮祜禄氏于十六年八月册立，次年二月底即崩，谥为孝昭皇后。此后统摄六宫者，即为佟贵妃，二十年晋为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去世前一日立为皇后，是为康熙第三后孝懿仁皇后。
    自此三十余年之久，中宫缺位，而妃嫔中地位最尊，摄行后职者，为孝懿仁皇后之妹佟贵妃。因此，佟家，尤其是佟国维一支，与康熙关系之亲切，无人可比；而由于为帝内助，整肃宫闱的权责，始终掌握在佟氏姐妹手中，是故所有的皇子，皆不能不尊敬佟家，亦为可以理解之事。佟国维于帝，既为舅父，亦为岳父，康熙朝尊称其为“舅舅佟国维”，口头书面，皆是如此。而佟国维就是拥护允禩的首脑；其次是他的侄子，也就是佟国纲的长子鄂伦岱；再次是孝昭皇后之弟阿灵阿；又次是武英殿大学士，颇得宠信的马齐；复次是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之弟，家赀巨万，交游素广的揆叙。此外，汉大臣中拥允禩者，亦颇不乏人，如王鸿绪等。
    允禩最不可及的一点是，弟兄中亦多倾心。彰明较著者有皇长子允禔、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等。
    允禔为人极其糊涂，对允禩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荒唐的一件事是，当太子被幽时，允禔向康熙说：“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相允禩是大贵之相，如果要杀允礽，不必出父皇之手。”这意思是说，只要立允禩为太子，将来便可假手允禩杀太子。世上有这样不通人性、不明事理的妄人！康熙大怒，下诏痛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得纵容属下生事。于是不久，又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原来康熙此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对太子竟有弑父的逆谋，震惊悲痛；一方面又不信太子的本性会变得这样子的禽兽不如，疑心他有“狂易之疾”。此时由于允禔的失言被责，更可证明康熙对太子的父子之情未断。因此，与允礽亲密的皇三子允祉，便出首告允禔指使喇嘛巴汉格隆以邪术镇魇太子。康熙命侍卫搜查允礽的住处，果然获得纸人纸马之类“魇胜物”十余件。
    所谓镇魇，自然是迷信，但当时的旗人，确信其事。《红楼梦》中，赵姨娘暗算王熙凤、贾宝玉，叙其事活龙活现，读者可以参考。但以我的判断，此是允祉救允礽的一计，镇魇物从允礽住处搜出，岂足为凭，但允禔已为康熙视作“凶顽愚昧”，有假手老八杀老二的想法，则镇魇允礽，自不足奇。而况，康熙本来就疑心允礽的行事，若有鬼物凭附，所以一获“真赃”，确信不疑，将允禔削爵，幽于私第。
    允禔一垮，连累了允禩。其时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太子允礽乳母之夫凌普得罪抄家，允禩为了收买人心，颇加庇护。康熙大怒，以“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的罪名，降旨将允禩锁交议政处审问。
    事发之初，允禟想救允禩，但自顾在父亲面前，说话不够分量，所以找到为康熙所钟爱的允禵，去为允禩求情。康熙方在盛怒之际，拔佩刀要手刃允禵。正好皇五子允祺在旁边，跪下来抱住康熙的腿，方始救了允禵。结果，术士张明德被凌迟处死，而允禩则被削去贝勒的爵位，降为闲散宗室，腰中所系的不是“黄带子”而是“红带子”了。
    相对地，允礽的境况却大见好转，由上驷院侧的毡帐移居武英殿之西的咸安宫，并曾召见。据康熙自己向近臣表示：“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使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此已露复立之意，但有人请复立废太子，则康熙又认为是一种趋附允礽的投机行为，反加严谴，因而使得臣下误会，康熙实不愿复立允礽。于是允禩一党又活跃了。
    但是，允禩一党的势力虽强，而情势飘浮微妙，颇难着力。在康熙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既谈不上力夺，亦没有机会巧取。唯一可做的事，只是试探及制造纠纷。
    于是，已解职闲居纳福的佟国维，当康熙以朱谕宣示大臣，说明废太子近况时，上了一个简单的奏片：“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之意，熟虑施行为善。”这几句话的含意，颇为暧昧，何以谓之“易于措处”，何以谓之“难于措处”？所谓“速赐睿断”之决断，又是什么？
    但是，寻章摘句，固难有明确的解释，而通观全文，却不难了解佟国维的言外之意，废太子或者复位，或者终于废斥而另立，都要快！不管原定的主意是什么，总之要快！似废似不废，拖延着最不好！在废太子复立刚有转机之时，佟国维作此主张。第一，对允礽当然不利；第二，会引起臣下的不安，以为此一问题迁延不决，还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因此，康熙大为恼怒，只是抱恙在身，没有精神来料理这个麻烦，所以将佟国维的奏片留中，只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
    康熙的本意是想大家复举允礽。但佟国维的主张已流传在外，复由于阿灵阿等人的竭力活动，所以举出来的是皇八子允禩。
    此非康熙的本意，断然拒绝，理由有二：允禩有罪；其母微贱。不过，康熙究竟是英主，由于允禩有这么多人拥护，虽不愿立他为太子，却不能不复他的爵，以为对臣下的安慰。这是四十七年年底的话，到了四十八年正月，康熙病愈，一面诘责佟国维，作为对允禩一党的警告；一面决定复立允礽为太子。夺嫡的纠纷，到此本可告一段落，谁知允礽太不争气，以致至五十一年十月又废。朱谕中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由此可知，允礽在这复立的三年之中，做了许多坏事，使得康熙深恶痛绝，对他不存任何希望，故能有此豁达的表示。
    从此，康熙打定了主意，不立太子。因为立谁做太子，即是为谁树敌，皇位谁不觊觎？不争则已，一争必出死力，什么不测之祸都可发生。相反地，不立太子，临终以末命传位，则一方面默默观察，可以从容择贤；一方面严诫树党，则有志于皇位者，唯有进德修业，以期见赏，而绝不敢树党，否则便是自绝上进之路。
    康熙朝的夺嫡纠纷，至此告一段落。至于雍正的得位，乃是另一回事，只能说是窃位，不能谓之“夺嫡”。其时，康熙的用意，所有的皇子，无不了解，希望继位者，都在暗中下功夫，而最深沉的是雍正。在康熙驾崩以前，没有一个人认为雍亲王是一个皇位竞争者，他的保密功夫，真是做到家了。
    当时在无形中竞争皇位而有迹象可寻的，似乎只有一个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他的策略是兴文教以期康熙会视之为守成之主。他的对手，自然是皇八子允禩，但允禩又不是为他自己“竞选”，而是别有拥戴。
    原来允禩颇有自知之明，深知“出身微贱”是个致命伤，而康熙对他的印象又不佳，将来绝无得位之望。不如师法当年“四大贝勒”时代，皇二子代善拥立皇四子皇太极（太宗）的故事，所谋得遂，即能博得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则不但及身荣耀，而且亦可为子孙长保富贵。说起来确是异常明智的打算。
    允禩所拥立的对象，即是雍正的同母弟皇十四子允禵。选中允禵的原因有三：第一，当然是他具皇者气象；第二，颇得康熙宠爱；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允禵笃于手足之情。如当康熙震怒时，敢进言以救允禩，即为明证。而允禩则一方面借此以报；一方面亦是确信允禵得位后，一定会对他作极优渥的报答。至于雍正为允禵同母兄这个因素，可能亦为允禩估计在内，照他的想法，拥立他人，皇四子或许会反对，拥立他的同母幼弟，岂有胳膊肘朝外弯之理。如果允禩果真有此想法，那就是对“四阿哥”全不了解，雍正城府之深，亦由此可见了。
    康熙五十七年，西藏不靖，康熙特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领西北各军进剿。出师时，特御太和殿宣诏，准用正黄旗纛，此即默许其继位的强烈暗示。按：清初的“大将军”仪制异常尊贵，如康熙二十九年，亲征噶尔丹，康熙以其异母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为副手，领左翼人马出古北口；异母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领右翼人马出喜峰口，可见“大将军”的职衔，绝不轻授。而允禵的称号虽与当年裕亲王福全相同，但准用正黄旗纛，即有“如朕亲临”的代帝亲征之意。此为允禩拥立，已收实效的证验。不意十年辛苦经营，为雍正在一举手之间，巧攫而去，岂能甘心。此所以雍正即位之初，尽管加意笼络允禩，而允禩仍不愿帖然听命，实在是一口气咽不下！
    雍正的久蓄异常之志，当时绝少人了解，后世则有铁证。《故宫文献丛编》收有雍邸门下载铎的书启十件，为载铎奉差湖广，服官福建时所作。第一启作于康熙五十二年，旅途中献议雍正如何收揽人心，以图大事，最后一段说：“奴才今奉差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微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
    此所谓“高才捷足者先主子得之”，即指皇位。雍正于此启的批示是：“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惺惺之态，溢于言表，因为其时康熙方严禁诸皇子谋立太子，而载铎亦未取得极深的信任，为恐此启万一泄露，而有所追究，须留将来自辩无意于皇位的余地。
    第三启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奴才路过武彝山（按：清朝忌讳‘夷’字，凡能达于皇室的文字，“夷”皆作“彝”），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论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这是试探。如果雍正果然安安分分，只想做一个亲王，自然恶闻荒诞不经之言，载铎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往下说。而雍正的批示是：“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此乃大为动心的明证，最后一句是俗语的所谓“假撇清”，为雍正用惯的伎俩。
    于是第四启：“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说将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田石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看。”
    所谓“一个万字”，意指“万岁”。而“代字甚觉干系”，可知有许多万不能为康熙所知的话，用“双层夹底”秘密通讯，亦是件大干禁忌的事，而雍正竟是如此批示：“你如此做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以大干禁忌之事，嘉许其“谨慎”，雍正的本心可见。“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则为对载铎的暗示：倘能谋得皇位，必许以富贵。
    第七启作于康熙五十六年：“奴才数年受主子高厚之恩，惟有日夜焚祝，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近闻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
    按：所谓“传言”，指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康熙已默定储位。但载铎的说法，大非雍正的本意。争储第一回合的暗斗，看来好像已经失败，其实不然，雍正成竹在胸，认为允禵要想顺利取得继承权，并非易事。
    这就要谈到年羹尧了。他的后裔，改姓为“年”，颇有人知。但他的本姓为严，则连年羹尧自己，也许都不知道。《明史》卷一七七：“年富字大有，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年为独一无二的姓，凡姓年，必为这位明朝天顺年间，当到户部尚书的年富之后，而年羹尧为雍正所深恶而被斩的长子，亦名年富。如果年羹尧知道他的姓氏之由来，就绝不会犯这样一个荒唐忘本的讳。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名年遐龄，做过湖广巡抚，一兄名希尧，当到工部侍郎。年羹尧本人为康熙三十九年的翰林，放过四川、广东的主考，按部就班做到内阁学士。翰林熬到这个职位，就快出头了，只要没有过失，不是内用为侍郎，就是外放巡抚。年羹尧是外放，四十八年擢任四川巡抚。
    自点翰林至外放巡抚，历时仅仅九年，官符如火，殊不多见。所以然者，年羹尧有一奥援，即为雍正。
    清制，王子成年封爵分府，视爵位高下，分给多寡不等的“包衣”，称为“属人”。包衣者，奴才也，为清兵入关以前，被掳或自行投靠的汉人，与清朝降服明朝的官军编为“汉军”，仍为战斗兵者，身份与职司皆不同。但诸王府的包衣，亦名为汉军。年家其实为镶黄旗的包衣，当雍正分府时，拨归门下。在雍正未蓄意打散八旗、化私人武力为国家武力之前，旗人的主从之分极严，包衣称主人为“主人”，自称为“奴才”。如载铎即为雍邸的包衣，年羹尧亦然，所不同者，年羹尧是翰林，又其妹为雍正侧妃，论其人，值得提拔，论其情，应该提拔。
    年羹尧的四川巡抚干得很出色，康熙嘉许他“治事明敏”。年羹尧知兵，而巡抚无督兵之责，因而康熙五十七年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及至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康熙又派给他两个副手：一个是顺治的长兄肃亲王豪格的孙子延信，挂平逆将军印；另一个就是年羹尧，为平西将军。
    以年与雍正关系之深，自然了解雍正觊觎大位的本心，然则对允禵之处处钳制，是不必雍正嘱咐就必然会有的事。证之雍正三年上谕，有“太监阎进系允禩深信委用之人。雍正元年，年羹尧来京时，阎进在乾清门见年羹尧，指云：‘如圣祖仁皇帝宾天再迟半载，年羹尧首领断不能保。’”等语，可知允禵在康熙生前，必有密奏讦年羹尧钳制掣肘诸事，所以阎进有此判断。
    既有年羹尧在对付允禵，则皇位犹在未定之天，载铎的建议，便成隔靴搔痒，而想法又非常危险，所以雍正于此启严加申斥。
    载铎另有一启，透露的消息甚多，原文是：“奴才载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越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
    按：《故宫文献丛编》所收载铎十启，将此启列为第九件，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恐有误。李光地于康熙五十二年奉旨准假两年，五十四年还朝，殁于五十七年。载铎此启，当作于五十四年李光地假满赴京之前。视函中语气，亦应为初到福建履任时作。
    雍正于此启有三批，察视文气，应为两条行间夹批，一条总批。夹批中有一条：“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出语粗俗，却能充分表达出雍正看不起他的同母弟允禵，视之为浅薄，故如程万策之流，亦奉之为上客。
    一条总批是：“你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做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所谓“前世”，乃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语“前世一劫”的简称，意谓冤孽缠身，无可奈何。而此总批最要紧的一句话，即是开头的“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作用仍是在一旦事发，留一自辩其从未嘱咐门下结纳朝士的证据。事实上倘非深知雍正的本心，载铎又何敢贸然向李光地进言，以共富贵相许。
    不过，雍正虽有大志，并不敢公然结党，皇位之能巧取豪夺，完全是善于利用机会之故。雍正有两个绝好的机会，都让他很有效地掌握住了。年羹尧的地位，恰好能钳制允禵，是一个机会；另一个机会更重要，即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之独蒙宠信，“一呼可聚二万兵”，力足以控制整个京城。
    隆科多为佟国维第三子。《清史稿》列传及外戚表、封爵表，不载隆科多有兄，仅有一弟名庆福。又，佟国维有一孙名舜安颜，尚雍正同母妹温宪公主，而隆科多于雍正五年得罪，王大臣共议得大罪四十一款（本为四十二款，其中有一款不成立，后文会谈到），其“大不敬”第五款：“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公主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则知温宪公主或即为隆科多的子妇。以此而论，康熙与隆科多有三重姻亲关系：第一，隆科多为康熙生母慈和皇太后的内侄，亦即为康熙的表弟；第二，隆科多为孝懿仁皇后的胞弟，亦即为康熙的内弟；第三，隆科多为额驸舜安颜的父亲，亦即为康熙的儿女亲家。
    因此，以康熙之昵于外戚，且在举皇八子允禩为太子一案中，佟氏一门包括“舅舅佟国维”在内，大多废斥。为了弥补愧对外家的内疚，对隆科多格外宠信亲密，亦为情理之常。
    隆科多本来与阿灵阿、揆叙相交好，亦为拥护允禩的一分子，只是形迹不显，所以未曾得罪。及至阿灵阿等获咎，隆科多见风使舵，退出党争，而如何为雍正所结纳，则事无可考，或者是舜安颜在其中穿针引线，亦未可知。
    从康熙五十年起，隆科多即受任为步军统领。这是个很显赫的职位，全衔叫作“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清中叶以后，编制更大，衔名中“三”应改为“五”），官文书中，简称为“步军统领”，而民间称为“九门提督”。照《清会典》所定的职掌是：“掌九门之管钥，统率八旗步军，京营马步兵；颁其禁令，以肃清辇毂。”实为京师最高治安长官。在汉朝即为光武早年所艳羡的“执金吾”，所以清人笔记中提到步军统领，多称之为“大金吾”。准以近代的官职，相当于首都的警备总司令，或者卫戍总司令。
    我说雍正的皇位是由巧取豪夺而来，即以内有隆科多为步军统领，诸王若有异议，隆科多可以武力镇压，取得绝对的优势；而允禵如果想起兵，略如明朝燕王之“靖难”，则年羹尧力足以钳制。因为有此豪夺的把握，雍正方能以秘计巧取，其经过在清并无足够的资料，亦不能公开讨论，所以只笼统而言“雍正夺嫡”，其真相不明。自心史先生的考证出，雍正巧取皇位的经过，十明八九，所存疑者，是康熙的死因。
    雍正巧取皇位的经过，清朝的实录与史馆的记载，并不相符。清朝历代的实录，每一朝皆有改饰，务求掩盖其不可以示天下，不足以昭后世的真相。《大义觉迷录》一书，真如俗语所谓“越描越黑”，因而在乾隆朝被列为禁书。心史先生据《大义觉迷录》而作《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对康熙的死因，略而不论，固为心存厚道，但就事论事，不得不谓之大醇小疵。按诸实际，康熙何由而崩，大成疑问，后文将作一质疑，以为心史先生大作补充。
    康熙得病至上宾的经过，只有最后一刻的说法不一，在此以前并无异词。兹胪举如下：
    一，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幸南苑行围（打猎）。
    二，十一月初七，得病，回驻畅春园。
    三，十一月初九，以十五日南郊祭天，特命皇四子雍亲王恭代。皇四子以圣躬违和，恳求侍奉左右，康熙不许，于是入斋宫斋戒。
    四，十一月初十、十一、十二，雍亲王皆自斋宫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问安。
    五，十一月十三丑刻，亦即凌晨二时左右，康熙病情有变，命令皇四子速至畅春园，南郊大典另行派人恭代。
    六，同日寅刻，亦即凌晨四时左右，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至病榻前，皇十五子以下诸皇子则在寝宫外待命。
    七，同日巳刻，亦即上午十时左右，皇四子雍亲王奉召至畅春园进见，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进见问安。
    八，是日戌刻，亦即晚上八点钟左右，康熙上宾。
    至于皇位之授受，据实录及雍正六、七年之间的一道上谕。所记者是如此：
    一，康熙于十一月十三寅刻召诸王子及隆科多进见时，已经面谕：“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
    二，雍正三次进见，康熙始终未曾面告，他是未来的皇帝。
    三，康熙崩后，隆科多始述“遗诏”，以雍正继位。
    此中疑问甚多，为清眉目计，首先要提出的是：康熙以皇四子继位的宣布，究竟是口头，还是书面？皇帝临终以前的口头遗嘱，谓之“末命”；书面的遗嘱，方得谓之为“遗诏”。如前所述，则隆科多乃与皇三子等，共受末命，而雍正自道康熙崩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足见另有一朱谕。其后宫中太监所传，说“传位十四皇子”的朱谕，由隆科多及雍正，将“十”改为“于”，不为无因。
    其次，有大悖情理之两事：第一，康熙既于是日寅刻召诸皇子及隆科多，面授末命，以皇四子继统，则必有专程报喜之人。点了状元，尚且有“头报”“二报”“三报”；做了皇帝没有人去报喜，又何贵乎做皇帝？退一步言，即令无专程报喜的人，则皇四子至畅春园以后，至少皇十三子允祥会向他道贺，而并此无之，岂不可怪。
    再次，康熙既以决定传位皇四子，而且已面告其他诸皇子，何以独独未告本人？雍正进见时，康熙尚能以症候日增之故相告，而独不一致意于勉为令主。这不是更可怪的一件事？
    事实上可以断定，康熙在崩逝以前，根本没有什么末命。心史先生于此举一反证，极为有力，雍正八年五月，上谕中引叙隆科多所奏的一段话：“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侧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迎驾侍候。”心史先生于此论断：“父死不惊，惟四阿哥嗣位则惊而欲疯，是凶问到京而嗣主之问犹未到也；是阿其那（允禩）等并无一传讯于兄弟间，仍凭隆科多一语而始露出；是在京在园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之口也！”确为不刊之论！以各种迹象来看，当日康熙的病势虽有变化，绝未到危在旦夕的程度，康熙自己亦不以为毕命就在此日，所以不仅没有传位皇四子的末命，而且根本就不曾提到皇位继承的问题。
    考察康熙的本意，已顾虑到行将不起，故事先有旨，令允禵进京。《大义觉迷录》引“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此一传说，是非常可信的，因为康熙从五十六年特授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时，就已为他做了接位的安排。这可以从当权大臣的调动上，很明显地看出来。兹略作分析如次：
    一，马齐于康熙四十八年因首举允禩为太子获罪，第二年复起，主办与俄国通商的交涉；至五十五年便已大拜，论资格犹在李光地之上，所以位居首辅。
    二，康熙五十六年，命文华殿大学士萧永藻在议政处行走。《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世宗宪皇帝御极，以永藻勤慎清廉，加太子太傅衔，命往马兰，总理陵寝事务。雍正五年十一月，宗人府奉：‘闲散宗室广善在陵寝居住，越分请安，永藻不行拦阻，应革职。’得旨：‘萧永藻向来操守甚好，每自恃其有操守，骄矜偏执……惟知阿谀允禵，以长其傲慢狂肆之罪。’”可知萧永藻为允禵的拥护者。
    按：清初在雍正七年未设军机处之前，平章军国大事，采取王大臣议政制度，满洲蒙古的大学士，自能参与；汉军、汉人大学士，则须特许。萧永藻汉军镶白旗人，早在康熙四十九年即已入阁，而至五十六年三月，始奉特旨在议政处行走；其年冬，允禵拜大将军之命。只看雍正所谓“惟知阿谀允禵”这句话，便可恍然，萧永藻之得与议政，乃是康熙为允禵培植辅佐之臣。而萧永藻与允禵关系之深，亦只看雍正一即位就将萧永藻撵到东陵，便可想而知。如果允禵如康熙所预定的得以继位，则萧永藻之必受顾命，殆在意中。
    如上所述，马齐之能复起，虽为允禩放弃大志，拥立允禵的一个明显表征，而萧永藻之获重用，更为大位将归允禵的一个强烈暗示。
    至于康熙的病势，并不见得严重到随时可以宾天，为更明显的事实。否则，所有的皇子应都在寝宫侍候，准备送终，同时亦必召马齐、萧永藻等人受顾命，而竟一无动静！然则因何而死，岂不可疑？
    历考各种有关文献，令人惊奇的是，找不出任何记载，说康熙咽气时，或者至少还能说话时，有一位皇子在他的病榻前面。这就是说，看到康熙离开人世的，只有一个隆科多。
    总之，康熙看来好像是病殁，其实是暴死。事先并无任何快要咽气的迹象，否则就会急召皇子，而允祯亦就不会第二天一早方始驰往畅春园。
    即以最保守的说法，如有皇子送终，亦仅仅送终而已，绝未承受末命。否则，康熙一定有几句话叮嘱，兄弟和睦，共辅新主之类。是则，大位授受之际，暧昧不明，固为铁样的事实。在情理的推测以外，我们更可以从文献中，找到铁样的证据。
    兹先从《雍正实录》开始。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三，“戌刻，圣祖宾天，上哀痛号呼，擗踊不已。尚书隆科多进曰：‘大行皇帝，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上恸哭仆地，良久，乃起，趋事御榻前，抚足大恸。”按：“擗踊不已”下紧接“尚书隆科多进曰”云云，文气中断，所谓“付授鸿基”是如何“付授”？口传末命，还是由隆科多宣诏，如此付托天下之大事，岂得无一言之叙述。于此可知，修《实录》时，实有难言之隐，其真相不妨看雍正的自述。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与朕。朕岂可明知而任国家之扰乱乎？不得已缵承大统。皇考圣明，凡事预定，所以大业授受之际，太平无事，以成国家之善庆。”而在修《实录》时，此上谕已删改为：“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宾天之后，朕缵承大业，授受之际，中外敉宁，以成国家之善庆。”依旧不言“授受”的实况，亦正因为既有难言之隐，则不言胜于多言。征诸实况，授受之际，岂得谓之为太平无事？
    据《永宪录》记，康熙驾崩后，“次日至庚子，九门皆未启”。这就是说，从十一月十四至十九，京城的九个城门，关了六天之久。此在当时意大利籍神父马国贤于1855年在伦敦出版的回忆录（memoirs of father ripe）中说，当天晚上听得畅春园中哭声震天，宫门随即紧闭，而全副武装的骑兵到处皆是。当时猜测，不是康熙驾崩，便是宫廷发生政变。后来证实是皇帝宾天，传位于皇四子。第二天早晨，他准备与另两位神父去吊丧时，竟“未得入城”。（按：“未得入城”系据王钟翰的译文，见《燕京学报》第三十六期，王著《清世宗夺嫡考实》。至于马国贤的原文是：the next morning i repaired to peking with father angelo and seipel，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the palace，to show our concern for the death of kang-hy，but we were not admitted that day or the following.）
    像这样的情形，何得谓之为“太平无事”？在这闭城的六天之中，有何杀戮之事，因为《实录》经过历朝删改，真相不明。但自宫中至诸王府，风波迭起，则犹可稽考，后文将会谈到。这里先澄清末命及遗诏的问题。
    有部非常珍贵的孤本，名为《皇清通志纲要》，邓之诚藏有抄本。此书的作者弘旺即允禩的长子，曾为雍正逐出于玉牒之外，改名菩萨保，直至乾隆四十三年方始恢复原名，但《清史稿·皇子表》中，竟致漏列。弘旺既为允禩之子，为报父仇，自然秉笔直书，所以这部《皇清通志纲要》，在当时是秘本。如果在洪杨以前，有人抄藏这部书，可能会招来灭族之祸，因为这部书中，透露了一个绝大的秘密，证实了雍正夺嫡为如山的铁案！
    拙作前面提到雍正的名字，都写作允祯，这是依照当时的习惯。雍正的名字应作“胤禛”，登极以后，循避讳之例，他的弟兄“胤”改为“允”，而臣下写到御名，则“禛”改为同音的“祯”。绝大的秘密在此：皇十四子允禵，原名允祯。
    请看《皇清通志纲要》的记载：
    一、“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祯生。”
    二、“四十八年己丑，三月初十日封……皇十四子讳祯贝子。”
    三、“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中旬命皇十四子祯授王、抚远大将军。”
    四、“五十九年庚子，二月十六日命抚远大将军、王、祯以西宁进兵。”
    五、同书的《元功名臣录》载：“恂勤郡王讳允祯，圣祖皇十四子，改讳禵。”又：“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抚远大将军、王，讳允祯，改讳禵。”
    据此可知，允禵不仅原名允祯，而且封抚远大将军时，既已封王。而《雍正实录》固隐其事，连《康熙实录》亦删改得毫无痕迹。封王一事之必须隐讳，因为由此可见康熙对皇十四子是如何器重，则与《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蔑视同母弟，自道“夫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皇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之语，完全不符，所以务必抹杀得干干净净。不意天壤间竟有此遗文，可发三百载之覆。仓颉造字，鬼为之哭，良有以也！
    有此秘密，则所谓改“十”为“于”之说，更为可信，因为“祯”“禛”声音相同，字形相似，“禛”改为“禎”（“祯”的繁体字）绝不可能，而“禎”改为“禛”，固甚易易。雍正即位以后，可循避音讳之例，为允祯改名。
    按：禵音齐，据《字汇补》的解释：“禵，福也。”而《艺文类聚》释“祯”字亦为：“祯，福也。”此亦可作为允禵原名允祯的一个旁证。雍正则又以“禛”字须改写之例，变名为“祯”，恰好张冠李戴。雍正夺弟之位，复夺弟之名，手段实在巧妙。
    话虽如此，汉文遗诏亦仍未宣布。《雍正实录》记宣读大行皇帝遗诏在十一月十六日，事后有御史杨保等“参奏鸿胪寺官宣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未宣汉文”，可知仅用“国语”宣诏。满文于姓名都用拼音，则“祯”“禛”之不同，更无从显示。因此，雍正不以杨保等人的参奏为是，谕以“宣读清字诏书，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
    雍正之得位如此不正，他的弟兄们当然不服，从大行皇帝未还大内以前，即有纠纷。而《实录》记载为一片中外敉宁之象。当时“恭议殡殓大礼”，以为“宜奉大行还宫”。于是“命淳郡王允祐守卫畅春园；固山贝子允禵至乾清宫敷设几筵；十六阿哥允禄、世子弘升，肃护宫禁；十三阿哥允祥、尚书隆科多备仪卫、清御道”。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许多花样。
    按：其时除皇长子、废太子禁锢，皇五子允祺奉旨祭陵以外，在畅春园的皇三子允祉，等于长子，办理在丧，衡情度理，应由允祉总其成，而丧仪执事中，竟无职司。此外年长能办事的允禩、允禟、允等亦皆被摒，亦出常情之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四人皆处于一种被软禁监视的状态中。
    至于被派到执事的诸人中，皇七子允祐，身有残疾，庸懦无用，故命之留守畅春园；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六子允禄此时持中立态度，不妨一用；而皇五子允祺的世子弘升亦被派职司，更见得放心可用之人不多，此时的雍正，是相当孤立的。
    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皇十三子允祥。此人在康熙朝，似乎默默无闻，及至雍正一接位，立即出人头地，自此以至雍正八月五日下世，雍正誉不绝口，而所蒙恩宠，更为异数，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封怡亲王。
    二，雍正元年十一月，赐钱粮二十三万两，辞之再三，仅受十三万两；因命换怡亲王例，一切用度，皆支官物。
    三，雍正三年二月，加封郡王，由怡亲王于诸子中指封。
    四，雍正三年八月，加俸银一万两。
    五，雍正四年七月，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
    六，雍正六年，命怡亲王所兼管佐领，俱为王属。
    七，雍正七年十月，命增仪仗一倍。
    八，雍正八年五月，病殁，辍朝三日，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痛，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又谕：“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谥‘贤’，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
    至乾隆年间，复有恩命，最有关系的是，亲王“世袭罔替”。清初本有八个所谓“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辛酉政变为慈禧太后目为“三凶”之一的载垣，为允祥的玄孙。载垣虽被赐死，而爵位不撤，终清之世，仍有怡亲王的称号。
    读清史至雍正一朝之事，我总有一个难释的疑团，以雍正的忮刻残忍，何以独对允祥有此深厚的感情？而允祥又有何德何能，独蒙精明非凡的雍正之如此赏识？而以雍正对允祥的称许来看，品德无亏，是个君子。孰知大谬不然！
    兹先提出一个从未有人谈过的疑问，《清史稿》诸王列传、皇子世表，以及清皇室四谱的记载，都是康熙六十一年，雍正接位后封允祥为怡亲王，在此以前，是何爵位？按：康熙于四十八年三月，大封年过二十的皇子，已封者晋爵，未封者始封，雍正之为雍亲王，即在此时。允祥之一兄一弟允祹、允禵皆封贝子，则允祥又缘何未封？
    这个疑问，亦是在《皇清通志纲要》中可以求得解答，虽不完至，但却透露了一个极大的秘密。原来允祥在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的纠纷中，亦是主角之一。王钟翰所引的《皇清通志纲要》，有这样一条：“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既云“开释”，当然曾被看管，可知第一次废太子的纠纷，闹得极大，允祉、允祺及雍正全都牵涉在内。至于后世官书，不及此三人，当然是雍、乾两朝，有意隐没。
    可注意的是，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同被圈禁，而开释的只有皇太子，于此可知，允祥是与皇长子同罪同科。康熙四十八年，大封成年皇子，允祥尚在圈禁之中，自然未封。据雍正元年十一月上谕“怡亲王于皇考时，敬谨廉洁、家计空乏，举国皆知。朕御极以来，一心翊戴，克尽臣弟之道。从前兄弟分封，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朕援此例赐之”等语，换言之，允祥并未得过此二十三万两钱粮，更为在康熙朝未曾受封分府的明证。否则即无所谓“援例”，更不至于“家计空乏”。
    由此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允祥之被圈禁，必与皇长子镇魇废太子一事有关，而且情况相当严重。我很疑心，这是允祥替人受过。前面谈过，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第一次废太子时，允礽被监禁于上驷院侧的毡帐中，帝命皇长子允禔与雍正共同监守。镇魇之事，可能是雍正与允禔同谋，因为雍正本人亦很相信这一套，当他与年羹尧在“政治蜜月”期间，曾有一道朱谕：“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着实缜密好。番僧中镇魇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可证。及至事发，雍正可能说动允祥，代为顶罪。如果我的猜测不误，则雍正对允祥之崇功报德，固亦宜然。
    总之，允祥有大功德于雍正，乃是一件确凿不疑的事。我还有一个想法，当康熙宾天以后，隆科多口衔天宪，硬说传位于皇四子，恐众不服，为杜人之口，可能举允祥为隆科多亲承大行末命的见证。是故，允祥与隆科多共同受命“备仪卫、清御道”，备仪卫者备皇帝的銮驾；清御道者防有不测。凡此任务，雍正非交与绝对肯定已承大统的人，不能放心。
    明乎此，可知雍正夺位时所引起的宫廷危机，远比后世所知者为严重。但尽管雍、乾两朝，删改《实录》，十分周密，如雍正本人及允祥牵涉及第一次废太子的纠纷，几于无迹可寻，但只要仔细搜索玩味，仍不难了解其真相。
    今按雍正所被指控的四款罪名：“谋父”则如前述，康熙实同暴崩。当时道路传言：“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意谓雍正有弑父的嫌疑，此为莫可究诘之事，唯有存而不论。至于其余三款，则信而有征，不妨一谈。
    所谓“逼母”，传言是如此：“将允禵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邦（允禩）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这里所说的太后，就是雍正与允禵的生母，德妃乌雅氏，雍正嗣位，拟上徽号为“仁寿皇太后”，未及与行册尊大典，太后即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崩逝，是即母以子贵的孝恭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是否触柱自尽，留待后文再研究。我首先要向读者指出的是：从古以来，儿子做了皇帝，不但不高兴，反有无限悲伤委屈的，只有一位孝恭仁皇后；从古以来，在盛世而母以子贵的皇太后，居然有人敢对她无礼而犹不敢发作的，亦只有一位孝恭仁皇后；从古以来，原是真太后，突然一变而为假太后，更只有一位孝恭仁皇后。
    此话怎讲？须知允禵简在帝心，必继大位，已是众所默喻之事，允禵做了皇帝，德妃成为皇太后，是真太后。
    但此皇太后非由允禵而贵，乃由允禛而贵，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雍正这个皇位既是巧取豪夺而得，则皇太后的来路亦就不正。真太后变成假太后，所以宜妃郭络罗氏，当着大行皇帝的梓宫，给太后难堪。
    《清史稿·后妃传》：“（圣祖）宜妃，郭络罗氏，当圣祖崩时，妃方病，以四人舁软榻诣丧所，出太后前，世宗见之，又傲。世宗为诘责宫监。”此太后受气的情形，大庭广众间如此，深宫中冷嘲热讽，当更有甚者。因此，雍正登极，皇太后不肯受礼，说是：“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至于我行礼，有何关系？”此直为不认雍正为子之意。以后再请再辞，三请始允，而理由还是为了康熙即位时，诸王大臣亦曾向太后致贺，所以说：“诸王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请，我亦无可如何！”本意仍是不愿承认此一贺由雍正而来。其后又议上“仁寿皇太后”尊号，亦复“坚执不允”。雍正“叩请再三”，所奉的懿旨是：“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次叩请，这所奏，知道了！”如此而已。
    更有一个太后始终不愿自居为太后的迹象是，她一直不肯由原住的永和宫移居皇太后颐养之地的宁寿宫。先还无所谓，到了大行皇帝奉安景陵以后，移宫之事，突形急迫，因为“仁寿皇太后”尊号的奏请，在奉懿旨“这所奏，知道了”之后，依旧言之不已，太后只好拿大行皇帝犹未奉安来作推辞的借口。如今旗人父母之丧，持服百日早满，山陵大事，亦已告一段落，太后如再推辞，则明明是不慊于帝，反映出嗣君得位不正，所以雍正很伤脑筋，而太后坚持如故。
    这当然会引起母子之间的争执，而真正伤了太后的心的，却还是为了允禵。《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自叙命允禵奔丧的经过是如此：
    一、“朕即位之初，召允禵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禵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洲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禵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为防范允禵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禵声价之论也！”按，雍正作此言时，允禟、允禩、允、隆科多、年羹尧，皆已死于非命；即知内幕者，亦皆被幽，噤若寒蝉，因而可以肆无忌惮地自说自话。衡诸实际，雍正之召允禵入京，绝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冠冕堂皇！须知所统数千兵，已经不少，而大将军便宜行事，节制督抚，果然要反，是否年羹尧所能钳制，亦在未定之天。而况允禵早承默命，众所共喻，果真领兵“靖难”，师出有名，其号召力比明成祖不知要高多少倍。更何况，内有诸王的支持，而且允禩居“总理事务”四王大臣之首，亦握有相当权力。雍正对允禵岂能不作防范？
    二、“及允禵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按：“举动乖张，词气傲慢”，此在允禵为必然之事，而在雍正为自取之辱。昔日曾见有人登报警告其脱离关系的同胞之兄，谓为“姑念台端之令堂，亦乃敝人之家母”，叹为天下奇文。而允禵以臣以弟，行文礼部询问已登大宝之兄的仪注，亦为千古创闻。度允禵此举，无非要表示失位的真皇帝会见窃位的假皇帝而已，意在泄愤辱兄，并非真的希望有此仪注。可惜，允禵的原文与礼部的复文，不传于世，否则亦必是一段天下奇文。
    三、“朕曾奏请皇太后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道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禵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禵进见时，皇太后并未与允禵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者。后允禵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实责允禵，严加训诲之，此亦宫中人所共知者。”按：太后果有如雍正所引述的话，则为大不可解之事。做了太后，连亲生之子都不能召见，此亦是千古创闻。即如雍正所说，太后以为“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则诸兄弟入见太后，允禵当然亦在其列，又何须请示？捏造之语，破绽毕露而不自知，诚所谓心劳日绌。今按雍正所叙，仿佛太后视允禵为忤逆之子，不愿一见，乌有是事？事实是：允禵到京后，雍正始终不准他见太后，不久，即遣往守陵。《大义觉迷录》中自道：“即允禵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以专阃之寄的大将军，贬谪到陵上闲住，而做母亲的居然“欣喜嘉许”。这种谎话，亦编得太离奇了！
    以现存的史料来看，允禵大概只在大行皇帝奉安时，随众见过太后一次。而太后之死，乃是愤于雍正虐待同母之弟的允禵。我前面曾据《皇清通志纲要》指出，允禵受任为抚远大将军时，即已封王，《雍正实录》中亦有证据。雍正元年二月庚甲（初十）为以允禄承袭庄亲王爵，外间“捏造谣言，妄生议论”，宣示诸王大臣的上谕中有一句：“大将军、王允禵到京后，未定应行回任与否。”是则允禵在二月初未到京前，仍是王爵，及至五月二十三日，太后崩逝之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贝子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屡加训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终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则终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着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泽；若怙终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禵由王忽变为贝子，再变为王，其中隐没了许多事实，但亦颇易测度。
    首先容易了解的是，允禵之由王变为贝子，乃是因为他有“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那个“举朝骇异”的举动，所以雍正将他由王降作贝子，借为报复。
    在雍正，当然不会承认是报复，而只是膺惩，目的在希望允禵“改悔”。上谕中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只要允禵能上奏自劾，即等于写一张“伏辩”，他就会“加恩”，仍封王爵。而这一原则在封了郡王以后，仍旧适用，“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泽”，等于暗示，只要驯服，则由郡王晋封亲王，甚至世袭罔替，都在意中，否则，不但爵位保不住，性命亦保不住。
    然则，允禵既未改悔，又何以降而复升，封为郡王？唯一的原因是，“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这不就明明指出，太后一直在为允禵争原有的王爵，是则所谓“太后谕云：‘我只知道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云云，其为雍正谎言，不攻自破。
    至于太后的死因，亦很可疑。试看雍正元年五月《实录》：
    一、己亥（二十一）：“上因天时少雨，减膳虔祷，甘霖立霈，大学士等恭请皇上照常减膳。”上曰：“上天暨皇考在天之灵，慈悯朕躬，即时昭应，朕心焉有不感荷欣庆之理？所奏知道了。”据此，则太后毫无有病的迹象。在此以前，雍正约三四天到永和宫问安一次，亦从无太后违和的记载。
    二、庚子（二十二）：“仁寿皇太后不豫，上诣永和宫亲视汤药，昼夜无间。”按：史家记帝后疾病，有特定的用语，“不豫”是起病或微恙；疾笃或病势突然恶化，称为“大渐”。既是起病或微恙，则“亲视汤药”又何须“昼夜无间”，可知其中必有文章。
    三、辛丑（二十三）：“丑刻，仁寿皇太后崩于永和宫。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以来，皇太后哀痛深切，每致撤膳，上在哀毁之中，惟恐慈体违和，晨夕问视，孝养倍笃。皇太后积哀日久，疾遂大渐（下略）。”按：太后之疾是何疾？不明。如“积哀日久”而成疾，则是时发时愈，遂致大渐的慢性病，但在此以前，从无记载，而且明言雍正“惟恐慈体违和，晨夕问视”，则如太后违和，《实录》中为表现雍正的孝思，必有如何亲视汤药、忧急不安的“实录”，而竟无之，则可肯定，太后并无疾病。
    自“不豫”而“大渐”而“崩”，为时不过一昼夜，如为中风之类的急性病，自不妨秉笔直书，何必讳言。由此可知，太后自尽之说，未必子虚，“亲视汤药，昼夜无间”者，正在从事急救，看迹象似乎是服毒或吞金。
    导致太后自尽的原因，不一而足。总结而言：雍正自年前十一月十三日以来，半年中的所作所为，无不大怫太后之意，使她在宫中处于一种见不得人、说不响嘴的窘迫境地中。而尤其大伤慈怀的一事是，雍正对允禵既夺其位，复降其封，更褫其职，又禁其足（软禁于景陵）。太后为允禵争王封，如前述已可证明确有其事，此外，太后亦可能坚持让允禵回京居住。而雍正一方面不能仰体亲心；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面子，逼太后由永和宫移居宁寿宫，以便在上尊位时，接受群臣朝贺。在这种彼此意愿相左的情况下，母子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于是“以天下养”的太后，便一无生趣了！
    以上推论，自信与事实相去不远。至于道路流言，“皇上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看来倒确是谣言。因为雍正虽有诸般恶德，却无好色的名声，并且他残忍而不昏庸，非东昏侯之流，烝父妾之事，可信其必无，更何况和妃其时已四十岁，非少艾之比。猜想谣言之起，是因为和妃首受尊封，不过，这在上谕中也说得很明白，是奉了太后的懿旨，是和妃侍奉先帝最为谨顺之故。
    “弑兄”一款，亦有实据。但“弑”之一字，似嫌稍重，如谓雍正“不弟”，则确凿无疑。雍正行四，当即位之初有亲兄三人俱在，而结果皆无好下场。兹先从皇三子诚亲王允祉谈起。
    允祉亦有继位的可能，已如前述。他之见忌于雍正，一半为追憾当日康熙以允祉为做学问的助手，一半则以允祉深知雍正夺位的真相，深恐发其隐私。因此，在即位以后，雍正首先驱逐陈梦雷，并否认允祉主修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功，此是一个警告。及至曾静案发，《大义觉迷录》刊行，其中许多恬不知耻的谎言，由于当事者或则已死，或则被幽，无可指证其为颠倒黑白。唯独允祉，身在局中，名在局外，而又以皇兄的地位，议论有较大的自由，倘或道破真相，则数年来的苦心掩饰，尽皆败露。为此，雍正就有了“卿不死，孤不得安”的感觉了。
    于是雍正八年五月，授意庄亲王允禄参劾允祉，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为名，宣布其罪状。所叙情事，猥屑不情，有如无知村妇的谩骂，《雍正实录》不载，想是乾隆亦看不顺眼之故。
    心史先生对雍正的这道上谕，逐段指摘，议论精微，做一次文抄公，转录数段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心史先生评曰：“诚邸为世宗兄，其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按：雍正小允祉一岁，类此文气如长兄之责幼弟，即令六岁之兄责五岁之弟，亦觉不伦，何况以五岁之弟，责六岁之兄？雍正早年的谕旨，于作伪之处，下笔相当谨慎，八年下来，自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撒谎而不自知其撒谎，诬人之语，摇笔即来，所以有此荒唐之语。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者，将其心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心史先生评曰：“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惟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陈梦雷集中，有《责躬集序》文。”按：“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不义不孝、肆行忤逆”，皆为欲加之罪。康熙谕旨中，殊少责备允祉之语；相反地，自允禔、允礽被幽以后，康熙即视允祉为长子，嘉许其修文之志，岁一临幸或再幸诚亲王府以为常。就做学问而言，允祉无愧为康熙的令子，安得谓之为不孝？
    “其接待诸兄弟，皆刻薄寡恩。诸兄弟皆深知其人而鄙弃之。”心史先生评曰：“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惟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惟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卷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按：允祉接待诸弟兄，不仅非刻薄寡恩，且于雍正得位亦有助力，足征忠厚。其说见后。
    “从前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庄亲王曰：‘东宫一位，非我即尔。’其狂诞怪妄如此。”心史先生评曰：“在储位未定前，有此私话，但储位定后即不复觊觎，亦不当论罪。至独与庄亲王语此，则知世宗所深忌者杨文信代修《历律渊源》一书，当时必深契圣祖之意。庄邸亦诸皇子中习天算之学者，圣祖甚重此学，故有此揣度。当世宗发此谕之先，庄邸正弹劾诚邸，以引起种种罪状。则前此私语，亦庄邸媚帝而举发之耳。”按：庄亲王允禄为雍正除怡亲王允祥以外，另一早下了功夫，俾资为助手的弟弟。允禄的天算之学，为康熙所亲授，父子间接近的机会甚多。雍正窥探其父意旨，必有大得力于允禄者。故庄亲王博果铎一死，即以允禄承袭，作为酬庸，因而颇有流言。雍正于元年二月，在以允禄袭封庄亲王的第六天，即有一道上谕，说是“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谓朕钟十六阿哥，令其承袭庄亲王王爵，承受其家产，朕为君上，多封诸弟数人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借承袭庄亲王以加厚十六阿哥乎？”出词似乎振振，而于“承受其家产”一节，则仍未辩。博果铎之父硕塞，太宗第五子，原封承泽亲王，为八“铁帽子王”之一。硕塞曾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末东南膏腴之地，未受流寇荼毒，益以北地避难南来者，多挟赀财，只看当时秦淮风月之盛，可以想见其繁华富庶，清将南下者，恣意掳掠，无不满载而归。允禄袭庄亲王爵，所得遗产，绝非受雍正封为亲王例得钱粮二十三万两银子可比，是故以允禄袭封庄亲王，谓非有意“加厚”，纯为自欺欺人之谈。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心史先生评曰：“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按：允祉与允禩（阿其那）密语多时，必是对隆科多口传的末命大感怀疑，商议弟兄之间所应持的态度。证诸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发布前后所作的谕旨，“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等语，可以推想到，允祉主张隐忍持重。否则，以其在实质上居于皇长子的地位，而允禩、允禟、允又皆在愤懑之时，号召诸弟群起而攻，雍正的得位，就未必能够如此顺利。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憸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摇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禵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前，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心史先生评曰：“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按：此评极其精当。允祉的态度，完全出于一种作为长子不忍见骨肉同室操戈的心情。马尔萨为满洲“八大家族”姓瓜尔佳氏的费英东之后，时任内大臣、正黄旗都统，而搜检书札，竟可不听允祉的命令，当然因为雍正有过交代，不必理会亲王之故。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此时曾向廷臣言之。”心史先生评曰：“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按：此评不甚得当。以允祉的性情而言，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果然如此，则允祉岂非与允禔为一丘之貉？雍正对弟兄诬赖侮蔑之诈，不一而足，此信亦不可信。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未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不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悸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歔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心史先生评曰：“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按：此论最为公允。不过，于此亦可察觉，允祉虽于兄弟不薄，但爱憎之间，亦不免有所轩轾。允祥如果当年曾参与允禔镇魇废太子之谋，则其见憎于允祉，乃是必然的，而且亦是绝对可以谅解的。但在雍正，就恰好不能原谅了。
    以上所引，举其数端，此外，不近情理、不成体统的语言尚多，最后的结论是：“允祉从前作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复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既言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为何又“势必为国家之患”？这就是一个绝大的矛盾！雍正不自知而乾隆知之，所以在《实录》中对诚亲王的罪名，已删削得只剩下八个字：“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但希旨定罪的复奏全文，则以出臣下，仍旧保留。
    廷议允祉的罪名为：不孝、妄乱、狂悖、党逆、欺罔不敬、奸邪、恶逆、怨怼不敬、贪黩负恩、背理蔑伦，凑足十款大罪。建议将允祉革爵正法，子孙逐出玉牒，家产交还内务府，即是变相的抄家。以皇兄之尊，只为亲属的丧礼中失态，而廷议竟视之为谋反大逆的重犯，此亦为罕见之事。于此可知，有残刻的皇帝，才有残刻的臣子！明思宗自谓：“朕非亡国之君，诸卿乃亡国之臣！”证以雍正君臣，殊不其然。怎么样的皇帝，出怎么样的臣子；唯其有亡国之君，才有亡国之臣。思宗昧于此理，此所以终为亡国之君也。
    当然，将允祉“正法”是绝不会有的事，但削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亦等于致命的打击。雍正十年闰五月允祉去世，视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为“隐”，无异暗示禁锢非罪，足证雍正的所作所为，连他的儿子都不以为然。
    至于大阿哥允禔、废太子允礽，则在世宗即位后，禁锢如故。其实允禔、允礽之被禁制，完全是因为怕他们恢复自由以后，又有争夺皇位的活动。现在改朝换代，夺位之事，不复存在，则禁锢原因，便已消失。雍正如果稍有手足之情，很可以将此余年无多的两亲兄释放，责成其家属小心奉养。然而雍正不愿。一死于雍正十二年，一死于雍正二年，皆不得谓之善终。
    “屠弟”之名，雍正自道“不辞亦不受”，实即等于承认。所屠之弟，即允禩、允禟、允。允禩初封“廉亲王”，为总理事务四王大臣之首领，看似重用，实为抚与监视。据说，允禩封王时，曾对贺客表示：“何喜可贺，不知死在何日？”此与隆科多自道：“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皆可以想见，雍正的狰狞面目，在他一接位时，便已为人看透。
    大致雍正对诸弟撕破伪面具，公然视之为深仇大敌，是在雍正三年初，年羹尧被诛之时。四年正月，雍正宣布允禩罪状，二月授为“民王”——清朝定制，亲贵封爵，第九等镇国公以上，皆入“八分”，表示为与皇帝最密切的亲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赍必均及”。若是“民王”，则既非宗室，自不入八分。所以雍正之封允禩为“民王”，是不但不认其为手足，且是不认其为族类。以故，到了五月间，将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满洲话的猪；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满洲话的狗。同胞之弟为猪狗，不知雍正自居为何物。世间有如此辱父之人！亦是千古奇闻。
    雍正“屠弟”的手法，大致不外乎这样几个步骤：隔离、监视、察看、幽禁、秘密处死。就文献信而有征者言，是允禟死得最惨。
    允禟被祸的经过如下：
    一，雍正元年，召禟回京，以允禟出驻西宁，屡请缓行，雍正责其太监。
    二，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小故谓之为“违法肆行”，请夺爵，雍正宽免。
    三，三年春，雍正以允禟在西宁纵容家人生事，命都统楚宗约束。允禟有牢骚，雍正手诏深责。按：是时年羹尧已死，隆科多去死不远，为雍正开始大举清算骨肉之时。
    四，三年七月，以山西巡抚伊都立之奏劾，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按：此即“不入八分”矣），即西宁幽禁。
    五，四年正月，京城搜获允禟私书，“书迹类西洋字”，为允禟所造之字（按：允禟有一门客，为意大利籍天主教士穆经远，相知极深，其后亦牵连被捕，据穆经远口供透露，允禟用“类西洋字”所作的隐语家书，大致为用俄文或拉丁文拼音而成）。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回京。
    六，四年五月，改允禟名为塞思黑。
    七，四年六月，诸王大臣复劾允禟罪状二十八款，请正法。时允禟行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暂禁，观其行止。
    八，四年八月，允禟以腹病卒于幽所。
    在保定的两个月，允禟的遭遇，奇惨无比。为鹰犬、为狱卒者李绂，请先略谈其人，作为我的看法——“有残刻之君，方有残刻之臣”的证明之一。
    李绂是江西临川人，孤贫好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翰林；六十年以左副都御史充会试副考官，出榜之日，黄雾满天，康熙对大学士说：“此榜或者有乱臣贼子，否则抑或有读书积学之士不能中式，以致怨气冲天。”因而榜发以后，特命磨勘试卷，即是指派御史调取学子亲笔所书的墨卷，与誊录所书的朱卷对勘，如果墨卷有误而朱卷不误，当然是誊录的毛病；如果朱卷有误而取中，则考官视情罪轻重而有处分。此榜磨勘结果，好些取中的进士，不准参加殿试，作为惩罪。而落第的举人，则对李绂大表不满、上门诘责。李绂不敢出见，于是落第举人，投砖石砸门，大闹了一顿才散去。
    据《国朝贡举年表》，康熙六十年辛丑会试一栏下注：“副考官李巨来、绂。博采名誉，所取皆一时之俊，如宜兴储氏、金溪冯氏，均昆季联镳。落第者喧闹盈门，中式者无由入谒。事久，物议始定。”按：宜兴储氏弟兄五人，皆以“文”字命名；金溪冯氏弟兄一名咏、一名谦，并有文名，而会元即为储氏五文之一。李绂所取虽一时之俊，但卷子弥封，姓名何由而知？此中自有情弊。落第者闹门，不敢出见，犹可谓之为怕吃眼前亏，事后并不奏闻，请予闹事者以应得的惩戒，则明明为情虚之故。因此，言官一旦弹劾，李绂便即落职，发往永定河效力，是重于革职，轻于充军的一种处分。
    雍正元年，以藩邸属人汉军蔡珽之荐，李绂起复，署吏部右侍郎，外放广西巡抚，雍正三年秋天调任直隶总督。《清史稿》本传叙其品学：“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朱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韪之。”原来是位道学先生。
    康熙年间有真道学、假道学。真道学者，汤斌、陆陇其等；假道学者，熊赐履、李光地之流。但其时的假道学，总还维持一个假面目，尽管李光地“卖地卖友、夺情、晚年外妇之子来归”三事，为时流资为口实，总还不至于自告奋勇做皇帝的刽子手，而李绂居然就是！皇帝要杀胞弟，就是“道问学、尊德性”的“道学先生”磨刀霍霍，奋袂而起！有其君乃有其臣，岂不信然？
    以下请看李绂的“德性”：
    一、雍正四年五月，李绂奏：“五月十一日未刻，奏景侍卫纳苏图至保定，口传上谕：‘允禟奉旨回京，路过保定时，着总督李绂，即将允禟留住保定，钦此！’臣随飞檄密饬由陕至京，沿途直隶州县各官，如遇允禟入境，即差员役，密送至保定，仍先行报臣……现在于臣衙门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俟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四面另有小房，派同知二员，守备二员，各带兵役轮班密守。再允禟系有大罪之人，一切饮食日用，俱照罪人之例给与。”按：其时允禟方由康亲王崇安在等议罪之中，而李绂已肯定其为“有大罪之人”，并对纳苏图表示：等允禟到后，将便宜行事。意谓下手谋害允禟。雍正岂能容他如此鲁莽，所以朱批：“万万使不得！岂有如此大事，令你悬揣而行之理？”李绂自告奋勇，不想碰了个钉子；复以另一事处置失当（见下一节），越发惶恐。但雍正要杀允禟的本意，是他确知不疑的，所以口中不言，出以行动，而为雍正所默许，屠弟之迹，殊为显然。
    二、六月二十七日，李绂奏：“窃查塞思黑圈留保定，一切俱照牢狱囚犯。惟伊家人四名，系奉旨酌量带来之人，故臣等令与塞思黑一同拘禁，但臣等细思，塞思黑罪恶深重，岂宜容其家人，同在一处？臣谨与都统楚宗商议，即于本月二十六日，将伊家人四名，俱行提出，交按察司司狱，另行拘禁。”雍正朱批：“此必是楚宗的疯主意。李绂，你乃大儒，封疆重臣，岂可听彼行为，不自立主见？此事大错了！”
    按：允禟虽于六月初三由王公大臣议罪奏闻，但雍正上谕：“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处，朕不能即断，俟再加详细熟思，颁发谕旨。”此就法理而言，允禟仍为圈禁，未曾定罪。尽管实际上已视允禟为死囚，仍应容其随带家人，所以李绂原奏中，亦有“系奉旨酌量带来之人”等语。现在允禟未曾定罪，而绂已公然视之为罪犯；其家人未犯罪，竟送按察司拘禁，更为目无法纪。然而，违法还不算大错！
    大错是在李绂完全不了解雍正的手法。像这样的情形，雍正对允禟的这四名家人，必有一番处置，赐以利禄，胁以严刑，恩威并用，使其不敢透露任何有关的话。照李绂的处置，这四名家人岂有不在监狱之中大谈“新皇帝的新闻”之理？而雍正口中的所谓“大儒”，竟亦不过善于料理罪犯而已！
    三、李绂奏：“窃臣赋性迂愚，过于褊急，屡蒙天语，训以和平；而气质所偏，至今未能变化，嫉恶过严时时有之。（朱批：果如其恶，自然嫉也。）
    “若失之宽纵，臣自信不至于此，况塞思黑等，柔奸巨猾，众所共知。（朱批：众何由而知？众如果知，何劳朕数年心力也！）
    “臣于四月在海淀陛见之时，实与大学士张廷玉、尚书蔡珽、法海、都御史傅敏、总督高其倬诸臣，首先倡议公疏纠参。（朱批：正为此，恐朕前退后不一之谓。）
    “因奉旨，先期回署曾否列有臣名，臣未及知。至伊等罪状，岂复有丝毫之疑，敢有宽徇之意？故五月十一日，侍卫纳苏图传旨到保，因臣词气过激，至有便宜行事之奏，随钦奉御批，有‘万万使不得，岂有如此大事，令你悬揣而行’之谕。（朱批：今日仍是此旨，便宜行事则朕假手于大臣，如何使得？）
    “是皇上惟恐臣失之过严，岂至今日敢失之过宽乎？（朱批：恐非过则不及也。）
    “臣伏思古之圣人，待此等元恶之人，有二法焉。一为舜之待象，一为周公之待管叔。象之所谋，在舜未有天下之前，盖家庭之蠹，故以封为放，曲全之而无妨。管叔所谋，在周既有天下之后，则社稷之贼也，故破斧缺斫致辟焉而不赦。今塞思黑所犯，在皇上登极之后，自当以诛管叔之法待之，故臣于奉命圈住塞思黑之时，实深愤激。及钦奉皇上朱批，有‘万万使不得’之谕。因思圣人如天之仁，或出于常法之外，止欲严行圈住，锢其终身，俾与圣世之草木鸟兽，同尽天年，亦未可知。（朱批：即此，朕意尚未定。尔乃大臣何必悬揣。）
    “故于搜检行李之时，去其刀刃等物，既防其钻穴窜逸，亦不欲其速尽，以仰体皇上如天之仁。然臣于近日闻都统楚宗言，其与年羹尧私书往来之事，则断不可容于圣世。（朱批：此不过楚宗防汝之论而已，被塞思黑之愚矣。与阿其那、塞思黑对面数日，有能不被二人之奸诈所愚者，朕未见也。）
    “虽皇上更有宽大之恩，亦非臣民所愿，岂敢失于宽纵？（朱批：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必奉朕谕而行，干系甚巨。）
    “除楚宗告臣之言，臣谨专折纠参外，现在给与塞思黑饮食与牢狱重囚，丝毫无异，铁索在身，手足拘挛。（朱批：此又太过矣。不过粗常茶饭，不必加意供奉就是了。总以折中，乃朕之意。）
    “房小墙高，暑气酷烈，昨已报，中热晕死，因伊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始苏。（朱批：此即汝被愚处，未闻死而复活者。）
    “大约难以久存，盖不善所致，即有皇恩，亦难逃于天殛也。（朱批：但从他一点，有为，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至臣前折所奏，似觉恐惧，因奉旨将伊光景奉闻，故冒昧言及。（朱批：朕躬自省，实无愧于衷，自有天地神明、皇考圣灵在天鉴察。汝但遵旨而行。）”
    此奏未注年月，大致为七月间事。其间必有一奏，为雍正疑李绂还有后言，行为亟亟自辩。“铁索在身，手足拘挛，房小墙高，暑气酷烈”，何其酷也！而经此虐待，“中热晕死”，急救得苏，雍正犹不信真有其事！此人之残刻，不独帝皇，常人中亦少见。
    李绂关于处置允禟的奏折，不止这一个，就这一个奏折，亦不止如前引的数段，但已足够了解雍正之为人了。不过要作个结论，则又非引雍正对李绂此奏的“总批”不可。按：雍正朱批有两种，一种是行间夹批，如上所引，乃是为了排印方便，特以括弧缀于正文之下。以下所引的一段，乃是奏折全文阅毕以后的“总批”：
    “知道了！总以‘无为而严之’一句料理，则无过矣！朕自有道理，处分此事。将发来上谕、奏章、案卷，送入令其观之，不必一言；看毕送出时，亦不必听其一言。严饬看守人员奉行！”
    “无为而严之”五字，是雍正千万遍思量，锻炼又锻炼而成的一个对待不两立的异己的原则，允祉、允禟皆死于此一原则。
    至于如何谓之“无为而严”，则雍正已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将发来上谕、奏章、案卷，送入令其观之，不必一言；看毕送出时，亦不必听其一言。”是即“无为”，而“严”逾有所言。所送允禟阅看文件，自然是对他极端不利的主张与“事实”；而送阅文件者，则又极端冷漠，套不出一言半语的口风。试想在此情况之下，当事者忧疑震撼，生死莫测，则日夜萦心者，无非患得患失地去设想个人的祸福而已。在这样高度的精神虐待之下，岂有不死之理？而在雍正，便可有残害手足之实，而无“弑兄”“屠弟”之实！
    四、“无为而严”，尚且不堪，何况李绂的“有为而严”，所以允禟到七月二十五，就支持不住了。李绂于八月二十六日奏报：“臣查塞思黑在于保定圈住从前，饮食如常，至二十五日，忽患泄泻，随即痊愈。至八月初九日以后，饮食所进甚少，形容亦日渐衰瘦。至二十二日早上，有鹗鸟在房檐上呼鸣，半日始去，塞思黑自后不入内室，坐卧小房门外看天。人役送饭至转桶，亦不来取，从旁窥听，觉其语言恍惚。至二十五早上，声息愈微，呼亦不应，至晚更觉危笃。看守之同知色尔特、守备陈明道，向臣告知，臣因小房内别无看守之人，随即差同知色尔特，告知都统楚宗，商同料理。楚宗因系奉旨交臣管理之事，当未即来，臣与布政使臣德明，及臣中军副将李逢春等，同至小房，揭开封锁，见塞思黑果卧于门外。
    “臣亲入室内，查看明白，因令随行员役，将伊衣服等物，俱搬入东一间炕上，另加封锁，仍将塞思黑移至中一间安置，塞思黑业已昏迷不知，不能转动，目暗语喑，惟鼻息有气，两手动摇，喉吻间有痰响而已。似此危笃，难以久延，除臣一面饬令该员弁严加看守，并衣衾棺木，现在一面料理外，所有塞思黑患病危笃情形，理合据实奏明。”
    至此，允禟已有死无活。雍正的朱批是：“朕不料其即如此，盖罪恶多端，难逃冥诛之所致。至今日，汝不曾被其欺，朕被其欺也。多设人密查，如有至塞思黑灵前门首哭泣叹息者，即便拿问，审究其来历，密以奏闻，着实留心，不可虚应故事！”开头一句，是雍正猫哭老鼠的标准语气，此中最堪注意的是这一句：“至今日，汝不曾被其欺，朕被其欺也！”此中含义深刻而曲折，明为自责，暗为抚慰，而又欲在“刽子手”面前，卸其“屠弟”之名。雍正之工于心计，真可说是叹为观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