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三录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绿洲》，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题解
    近年来我不常见作家。因为作家们相见，大多爱谈文学。而文学如镜花水月，很难用词语和理论来解说，差不多一谈就是要错的。我自己就一次次这样后悔。那么互相打哑谜绕圈子斗机锋吧，又太累，因此还是不谈或少谈为好，不见或少见为好。
    更重要的是，世上很多东西宜远看而不宜近观，有些作家便是。
    我们读其作品，以时间与空间相隔，算是远看；结交其人，当属近观。有些作家如月亮，远看皎洁可人，一旦进入近距离细察，月球表面的坑坑洼洼乱石荒沙难免让人失望。有些作家则如太阳，我们遥遥承领他们的光明和温暖，但谁想去接近他们，便无异于投火。他们内心猛烈焚烧的智慧和节操，可以灼毁接近者的尊严，烧焦接近者的才具，因此他们在周围留下的常常不是盲从便是怨恨——虽然太阳的本意也许并非如此。于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还是远离月亮和太阳吧，我们从作品中享受他们惠赐给大地的昼夜和春秋，不是已经够了么？
    一九九一年秋我去巴黎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因此机缘认识了一些作家，又经历了一次近观的冒险。
    以上稍微说得多了些。
    班·哲伦
    这位摩洛哥血统的作家获一九八七年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奖。我见到他完全是一种偶然。那天我与a从出版社出来，顶着塞纳河边的阳光，觉得有点饿也有点累。a说这圣·米雪拉广场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咖啡馆，很时髦的，文人雅士都爱去光顾，你愿不愿意去看看？这样我们就去了。
    咖啡馆十分热闹，人满为患，座位皆狭小。我们把腿小心翼翼地依次插入难得的空隙之后，肩与背后和邻座的陌生人摩擦挤压了。a突然站起来，朝我身后的某个地方打望，说她发现了一个人，是十多年没见的朋友。她朝那边挤过去，片刻后又从那边挤过来，身后就跟着这位哲伦大哥。这位阿拉伯汉子个头魁伟，未刮胡子，麻色胡子便朝整个脸上猖狂蔓延开去。身上是一件廉价的化纤羽绒衣，领口和袖口各有一圈黑色污垢，脏得有点出格。手中一份小报证明着他的悠闲。他说话很沉缓，喉音很浑厚，眼光老是越过我们投向大门。我第二次在咖啡馆与他见面时，发现他仍保持着目注大门的习惯。也许，这位客居巴黎的作家是在等待什么人？在期待通向世界的大门口发生什么奇迹？
    后来我在归途中读他的《神圣夜晚》，才理解了他的孤独。他也许就是自己笔下那个总是在暗夜里的孩子，把目光投向亲人们消失的大门。
    他问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学与出版的情况，在第二次见面时，还送给我一本中文版的书，是台湾翻译出版的。他说台湾没有给他稿酬，而现在他没有职业，完全靠稿酬为生。那一刻我颇为他抱不平，并分担着台湾出版者的羞耻。我立刻送上我的法文书，摩拳擦掌想为他做点什么，热情参谋他访华以及在中国出版著作的打算。在海南一家杂志上发表他的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有了定案和把握。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起身告辞。他把账单翻过来瞟了一眼，摸出几个硬币叮当搁在桌上——在三份咖啡中他只付了自己的一份钱。他毫不含糊，把你我他的责权利分得清清楚楚。
    艾特玛托夫
    当我还是文学小青年的时候，对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崇拜得一塌糊涂。他的《查米莉亚》、《包红头巾的小白杨》等作品烂熟我心，有些精彩段落我甚至可以背诵如流。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活越伟大了，《断头台》等长篇新作在苏联推出简直隆重如节庆。有次我从报刊上读到，他居然把戈尔巴乔夫及国际上一帮思想文化界名流邀请到他乡间别墅去，讨论新思潮、太空时代及全球和平，其胸怀和见识真是何等了得。
    尽管我常常觉得他的言论大而不当，也太时髦，但最终还是怀疑译者没有译好，不忍削弱我对他的崇拜。
    他也来巴黎参加国际作家会议。主持人报过发言者姓名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显眼地就座在主席台边，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至少占据了两个人的空间。他抢先发言，颇有点当仁不让的气派。但他穿着太考究了，而且总是挺着自己浑身的威严和深刻，如首长在接受部属的仰视。尽管大会安排了五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他还是带来了自己娇小漂亮的女秘书和女译员，左随右从，前呼后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驻某国大使，文而优则仕，故有非同一般的权势和排场。
    他首先谈及他的日文译者最近在日本惨遭暗杀，却未说明原委。接着阐述苏联文学及他的作品在世界上遭受敌意的排斥，目光凶狠地环顾四周。这多少使我觉得有点夸张。他老艾已经活得这般风光，如何还做出受迫害的姿态？《查米莉亚》之类是否值得敌对势力以暗杀方式来予以排斥，也大可存疑。他论述着翻译的重要，历数苏联政府促进翻译方面的诸多数据，历数苏联政府热情接待外国作家的诸多事实，与会议议题沾不上边，其口气也完全不像一个作家，倒像一个政府发言人。把常识当创见，把大话当妙语，渐渐引起会场上一片嗡嗡嗡的议论声，失望不满情绪在听众的眼中涨涌。连他的女译员也觉得尴尬了，译得畏畏怯怯并越来越偷工减料。但他竟无知觉，仍把工作报告作下去。他无视发言时间限制的自傲，最后使主持人忍无可忍，终于公开请他结束发言，闹了个大没趣，引起会场上一片笑声。
    我出国前，作家王蒙曾请我向艾特玛托夫转达问候，并就未能接受对方邀请出任苏联《世界文学》编委一事作些解释和表示歉意。会议休息期间，我几次鼓足勇气也未能完成王蒙托付的事。对不起，我的脾气不好。我非常厌恶在苏联人连面包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去对某个挥霍公款排场十足的苏联官员主动献上笑脸，去说劳什子“你好”——我只是写了一个字条请别人转给他。
    人们端着酒杯在三三两两聚谈。艾特玛托夫大使在角落里形单影只，没有什么人去搭理他。他可能再一次认为自己受到迫害了。
    乔治·阿玛多
    巴西作家乔治·阿玛多是一个不错的老头，年过花甲却很不服老地穿着牛仔裤和跑鞋，鹤发童颜，爱说爱笑，一头发白得晶莹雪亮，真是白得纯粹而高贵。他的太太据说是音乐家，给我们端来咖啡以后，听说我是中国人，立刻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唱一支中国“土改歌”。她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四十年前的歌词，仍被她唱得清楚准确。我愣了一下，只好将就将就：“对，算是土改歌吧，是土改那时候的歌。”
    他们对中国比较熟悉，一九五二年就来过中国。一九五七年第二次访华，结识了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但离开北京时他们已经不能来送行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全成了“右派”，受到严厉的政治整肃。一九八七年他们第三次到中国，照相簿上留有他们与很多文化官员的合影，有他在中国很多地方的留影。他们的女儿原拟与肖三的儿子联姻，后来阴差阳错，那小伙子成了刘少奇的女婿——这是他夫妇俩一大遗憾。
    阿玛多喜欢中国，尤其喜欢昆明与西安。据他说，他有一次甩掉陪同人员，晚上偷偷潜入西安的小街小巷，看市民们怎样做菜，怎样吃饭，十分有味道。他说他也想学着做羊肉泡馍，可惜没有学会。
    谈到法国，他的核心话题还是吃。他说下次见我时一定要请我吃法国饭，但千万不要去大饭店，要去小巷深处那种鸡毛饭和大排档，那里才有真正的法国饭。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他叽叽哇哇比画着说了一大堆关于菜名，实在难为了译员，使她一直在菜谱里挣扎奋斗，只差额头冒出汗来。老头看着她笑了笑，递给她纸巾，遗憾地说：“反正是十分好吃的东西！”
    他是巴西人，基本上定居法国。是不是法国的饭店吸引了他？还是巴黎的文化开放度使他更方便关注全世界的饭菜？小孩子通常好吃。一个好吃者也许就是童心犹在的人，是生活中的幸运儿。这一天我刚与法国某作家深刻了两小时，每一个手势都操练着哲学与文学，练得有点精疲力竭。感谢同行者把我拉到这里来，与阿玛多老头谈吃，渐觉活络舒筋，怡然自得，身上有了几分活气。
    几个月后，总统蓬比杜请作家们吃饭，我在爱丽舍宫聚会时见到阿玛多，与他握手和笑谈。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请吃的许诺，只说他要送一本书给我，还说要去香港和东南亚旅游，然后去别人那里握手。这个狡黠的老头，还想把这一餐赖掉么？我暗暗好笑，心想下次专择个吃饭的时候去见他，看他怎么办。
    当然，我还是更愿意在床头灯下走进他的《下流坯》，看他与同胞们一起，在殖民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压迫之下，如何屈辱、穷困以及疯狂，如何饥饿得眼珠发绿，放出绝望的光芒。
    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