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之道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安妮·居里安翻译过我的一些小说，是法国汉学家中文学译笔最佳之一——很多法国读者这样告诉我。她还翻译和研究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炼等等。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中国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
    最初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肥大布袄，驾一辆半客半货的灰色工具车，从弥漫着光流香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匆匆驶过，奔赴某个书店或某个讲演厅里的中国文学。三年后我在戴高乐机场再次遇到她，她还是穿这件衣，还是驾这辆车，依旧与脂粉无缘。这使人难以知悉——其实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于巴黎望族，亲属中有一串让法国小民惊羡的科学院院士、内阁部长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学术机关——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这种人不是最有朴素的权利么？
    一九六八年人类理想主义的大年和热季，红色成了法国学子们的流行色。他们向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厦挥舞着拳头，高诵毛泽东的语录，声援中国与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农民的贫困区……安妮的丈夫皮埃尔向我比画着讲述他们当年的狂热。我怀疑安妮的中文学习，就是从毛泽东的小红书开始。
    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
    她像不少法国人一样，有时谈论美国，就像谈论乡下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而可口可乐，一般来说简直是浅薄粗野的赃证——虽然她如此诋毁友邦后总是礼貌地补偿一些对美国的赞词，但她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的寺庙和书法、中国山民的耕耘和图腾仪式，眼里总是闪耀着非礼貌亦非职业兴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后，抿嘴低下头去，起身去干别的什么，会心笑意仍开放于嘴角良久——这种侧面最能焦聚她的美丽。
    有一次，她还愿意学做中国菜，切了点辣椒，切了点蒜，在同西红柿斗争的时候差点切了自己的手指，紧张得脸一直红到耳根。她把这些东西煮成一锅，非中非西糊糊涂涂，如同比较文化热衷一些时髦论著。最后我按捺不住，说还是我来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几度在美国当访问学者。但密布美国的卡拉ok令她好笑，美国人习惯于雇佣花工定期上门剪草浇花（此现象在法国大概也渐渐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来，自己动手是一种自尊，一种光荣和乐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修整着绿茵小院，其实是清扫着培育尊严的精神净土。
    她在中国最感不快的经验，是作为洋人处处受到的优宠，比方住特别的宾馆，在特别的窗口买车票，得到政府官员特别多的笑脸。这不啻对她的侵凌和侮辱。她情愿自己扛大箱也不让侍者来代劳，情愿两腿酸乏地排队也不去外宾窗口优先。她说有一次在黄山，她执意要住中国人住的旅店，与普通中国人接触，结果竟被警察反复盘查，大概认为她有敌特之嫌，图谋窃取有关黄山的情报。
    这次，她来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与我见面了。大家同游长江三峡的路上，东道主安排外宾坐一辆有空调的豪华中巴，内宾则坐普通大巴。安妮没有表示抗议，克制着巴黎人喜怒均形于色的脾气，但说什么也要钻到大巴上来，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动最剧烈的后排座。车一出城，黄尘一浪浪扑入窗内，连中国人也啧啧烦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顾主人一次次规劝，坚持不回到豪华的凉爽和洁净中去。她在车壳子乒乒乓乓震耳噪声中，在尘浪的气味中，兴致勃勃地扯大嗓门，与邻座的黑发黄肤者谈长江、谈法国，甚至耐心地为某英语爱好者当口语陪练。满车男女都喜欢上她了。“这个法国妞，除了鼻子高一些，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呵。”有一老头这么说。
    “为什么只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国人的眼睛不一样，是不是？”她滋滋喜悦之余却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峡，船重水浅，内宾们须上岸跋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绝继续留在船上的优待。我知道，这并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矫俗。她是完全不赞成“牺牲”的。她只是把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对普通人的亲近，化作了自己的享乐。她的道与利欲已融为一体。
    道不能止于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种自我强制，只是一种伪善者的勉强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会在利欲的爆发中灰飞烟灭。而真正的道是渗透骨血的。得道者们不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好事，不以为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他们对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棵树祥和欣悦的目光，纯属性情的自然。这种人出现在你面前，不用开口也不用行动，他们的眼睛时时向周围播染着愉悦、友善、充实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着无善无恶的大心之光。人们可以在一大群人中，毫不困难地把他或她辨认出来。
    安妮用这样的目光，凝视着三峡群峰，眺望山那边的山，云那边的云，射向世纪末深不可测的蓝色天宇。长江在她脚下，黄汤奔泻，污浊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声淘洗成呜咽。她说得对，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与中国人不一样。
    这一次，她送给我她女儿朱丽的一张画，汉文题目是“中国女儿”。画中人像朱丽自己，但也像她母亲，有一对蓝色的眼眸。
    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