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的运算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人民日报》华南版，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未能使我动心。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我一开始十分怀疑。因为此前不久那次流产了的高考我也参加过，自信考分不低，不料后来冒出一个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冒出一场全国性的“反复辟”运动。在我当知青的那个县，据说所有的考卷没评分就封存起来化了纸浆，给我一种大受其骗的耻辱感。我自认为从此多了一分清醒，不再相信在领导印象、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之外，还能有什么公正考试。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高考一事不闻不问。适逢有关方面安排我采写一本有关革命历史的书，我被遣往湘西、江西、陕西等革命老区收集资料，频繁整装出差，出入于炮火隆隆的历史，完全成了一个备考热潮的局外人。直到考前不久我回到单位，发现周围差不多所有的青年朋友都已经报名，发现他们把复习要点和重点公式一类贴满墙壁备忘，这才有心头的七上八下。有一个平时写家信都要借纸笔的人，也拿着几何难题得意洋洋地考我——凭着他那一沓乱七八糟的数学题，竟声称他正在北大和武大之间做志愿选择。这真让我吓了一跳，也有点不甘心。
    这样的刺激受多了，我终于却不过朋友们的纷纷鼓动，抗不住革命形势的轰轰烈烈，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确定参考，算是拿命运再赌一把。我的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屈指一算，最薄弱的数学科目也只有十来天的业余准备时间。这就是说，对于我这个初一之后就下乡务农的人来说，我差不多每天要攻下一本数学，每天要啃下两三册历史或地理，才能马马虎虎地把应考内容过一遍。至于从严要求精心准备，从何谈起！
    好在那一年的数学考得不难，让我差点一举拿下满分。好在那一年的所有科目都考得不算难，而且高考几乎成了一项新鲜的改革壮举，考生们像当年的红军和八路军一样在社会上广获支持。单位上点名放假以便我专心复习功课，同事们热情为我打探消息和收集复习资料，教育局开办了一些免费的备考辅导班，名义上尚未取消的家庭政治审查在实际上也变得十分宽松……凭借方方面面的这些关照，几个月以后我居然得到了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时我再一次出差旅行，正在大西南的一列夜行列车上，看车内的旅客睡得七歪八倒，看窗外黑浪般的山影悄然无声地汹涌而来。
    我这才隐约感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一纸录取通知书对于我的命运有多大改变，也从不相信这份通知书注定与我在一九七七相逢。我似乎永远会是我。但如果没有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大学对于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后来很多生活事件对于我来说也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伴。他比我年长几岁，老高三的高才生，聪明而且好学，只是因为当年已经成家，有家庭负担的拖累，就没有参加那次高考。这一机会的错失使他一直待在他那个国营工厂里，一直到工厂在市场竞争中破产，一直到他在郊区靠喂猪谋生。我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因夫妻的不和，女儿的失业等等闹得满脸憔悴，目光微弱而涣散，背也过早地弯曲如弓。
    他支吾了一下，几乎不想说话。
    如果全国恢复高考能早一年，早两年，早三年……大学教室里的那个座位为什么不可能属于他而不是我？若干年后满身酸潲味的老猪倌就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而不是他？一个聪明而且好学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教授、大夫、主编、官员或者“海归”博士从而避开市场化改革下残酷的代价和风险？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人，是人世间的一颗微尘，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所谓小势可造，大限难违，是之谓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无法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热烈致敬。我从老朋友一张憔悴的脸上知道，在命运的算式里，个人价值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的关系，一项为零便全盘皆失。作为复杂现实机缘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我们这些社会棋子无法把等式后面的得数仅仅当作私产。
    这道最简单的算题，无论何时都不该被我们算错。
    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