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心情 注释标题 以上最初分别发表于1995年《今日名流》杂志、2005年小说集《报告政府》以及2004年《韩少功自选集》，为三本作品集的代序或代跋。
    南方的自由
    海南岛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内地舞台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天边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道路上连一个像样的红绿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诱惑着我。
    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岛。
    事实上，这个海岛很快也不那么安静，因为建立经济特区，因为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它云集商贾，吞纳资财，霓虹彻夜，高楼竞起，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一个新的生长点，聚散着现代化的热能和民族的欲望。但是，作为一种代价，在很多地方，这种经济高热似乎总是以某种文化的低俗化为其代价。公众的目光投向了金钱，无暇投向心灵。港式明星挂历和野鸡小报成了精神沦陷区的降旗纷纷飘扬。流行话题灼干了拜金者们的闲暇和判断力，甚至起码的正义感。很多文化同行对此不能不慌，不能不开始内心深处高精度的算计和权衡。
    在身边人影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不迫——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不需要你预付悲壮。
    初上岛的两年时间没有写作，为了生存自救也为了别的一些原因，我主持了一本杂志的俗务。我不想说关于这个杂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说说我对它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愤世嫉俗者也志得意满之后，在一群清高文士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产业就可以与你没有关系。一些断断续续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些文章不是美文，也没有什么高深，尤其在时下的文化淡市，甚至连标题也很难招引什么读者。我完全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严肃的写作在当前差不多确实已经成了一种夕阳产业，甚至是气喘吁吁的挣扎。我也完全知道。但这些丝毫也不妨碍一个人在遥远的海岛上继续思考，继续凭一支笔对自己的愚笨作战，对任何强大的潮流及时录下斥伪的证词。
    这是我在南方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今天，大街上的自由都有太多的口香糖味而引人生疑。比如“免费”，比如“闲暇”，比如“奢侈”，比如“不负责任”……这些乐事在英文中确实都与“free（自由）”共名，都分享着“自由”的含义。这个词条中恰恰没有诸如“独立思索”之类的地位。但人们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识到这个英语词的浅薄。人的自由是这些，但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正好相反，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入绝境，表现为对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
    自由也许意味着：做聪明人不屑一顾的事——如果心灵在旅途上召唤我们。
    1993年10月
    重新生活
    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可以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可以让时间停止和倒回，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孤独者重历友爱，智巧者重历幼稚，消沉者重历豪迈。
    因为有小说，过去的时光还可以提速或者缓行，变成回忆者眼里的匆匆掠过或者流连忘返；往日的身影和场景还可以微缩或者放大，在回忆者心里忽略不计或者纤毫毕现。从这一点上来说，重新生活也是修改和再造生活，是回忆者们不甘于生命的一次性，不甘于人生草图即人生定案的可恶规则，一心违抗命运的草草从事，力图在生活已经结束以后，再造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像拿着一张废车票，在始发站再一次混进车厢里始发。
    捏着废车票再一次获准登车旅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废车票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多次生效——这就是小说写作及阅读的特权。
    我翻翻自己的小说，不过是进入重新生活时不得不多看两眼和多待一刻的驿地。这里只有过一些凡人小事，有过一些平淡的年月日，在这个浮嚣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笔者在这里补上一些端详或者一些远眺，添入一些聆听或者一些触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经上路。哪怕是一条隐没在大山里的羊肠小路，也可能在这里焕然一新和别有风光，其陌生的光彩和气味让自己吓一大跳。
    小说于我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比方说小说能够果腹和暖身吗？能够取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以及新闻吗？恐怕不能，恐怕很难。但小说至少能弥补过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说，至少能洞开一种新的过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于心的发现，增收一种更加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对此已感激不尽。如果读者们能从中分享到一丝微笑或一声叹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2005年6月
    镜中的陌生人
    这些作品都署有我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往事依稀，恍若隔世，我难以回忆起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它们的缺点和优点，似曾相识却令我惊讶。它们来自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来自什么样的知识启迪？其中有些句子，因何种愚钝或何种机灵竟成了这等模样？这都让我有几分茫然。
    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我写的，那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决心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他们就不应与这个姓名有什么关系，纯属其他人的言说。
    出于一种好奇，我想知道这个同名者的一切，很想知道他在短暂而仓促的人生中，怎样在车站出发，怎样在雨夜里发病，怎样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怎样曾把日子挥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经心，直至某一天看到镜子里的成年沧桑大吃一惊——我对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心酸和抱歉。以我现在的阅历，我肯定还能挑剔出他的诸多幼稚、轻率、浮浅以及盲目，在很多问题上甚至会与他展开激烈的辩论。欧洲作家齐奥兰（e·m·cioran）想必就是在自己的旧作前，写下了那句话：经过一段特定的经历之后，我们应该给自己改名，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人（after certain experience, we should change names, since we ourselve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很不幸，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和基因。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有一点同名而异实，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勉强共享一个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高速地更新换代，在生理微观层面万世悠悠；我们身上更流动着一群复数的自我，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谱系中各行其是，只是一旦时过境迁，就在遗忘中成为单数的这一个，定格于当下的孤立肉身。
    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没有葬礼的死亡经常发生，没有分娩和啼哭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人即众生，众生即一人，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转世，并且在回忆中习惯性地冒领一个个同名者——正像我们也会习惯性地排拒一个个异名者，以为他们真的与我了无干系。
    作为时间的证据，文学写作将这一切记录在案，让一个人身上众多的自我别后相逢，让这个同名者俱乐部成员们有相互打量和审视的可能：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不是说我们彼此可以不负责任，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可能多一份旁观的清醒——在现在，也在将来。
    作品就是这样一面奇怪的镜子，让我从镜中看见了陌生人。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