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会议前后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0年《上海文学》杂志。
    有些中国人喜欢赶外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新名词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名词用得合不合适。“另类”呵，“偶性”呵，“此在”呵，“不及物”呵，这些舶来语有时用得牛唇马嘴，但只要用上了就有足够的酷和炫，足以让某些听众肃然起敬。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进口名词水货的推广商。
    类似的情形其实在外国也有。有些汉学家吃中国这碗饭，于是也得赶中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最新动态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动态是否真有价值。“寻根”呵，“稀粥”呵，“凹凸”呵，“棉棉”呵，这些文坛快讯下面常常没什么像样的研究，但只要一手甩出几张消息牌来，其论文也就有了中国通的气派，让同行们不敢低看。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快嘴包打听。
    虽然都是赶时髦，但中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材料，进口业务重点并不一样，甚至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决定的交换格局。全球化就得讲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出技术加上发展中国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衬衣、电视机。因此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学术批评上也只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能提供点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
    这也没什么，中国人讲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学术批评当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计较各方对外贸易的什么顺差或逆差，什么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问题在于，诚实而能干的跨国研究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总是为数有限，对来自异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一旦误读和误传得离了谱，事情就可能会闹得有点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说到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一九八四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
    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起码还有点发言权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历程？
    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牵头召开的，杭州市文联等单位好像也有参与。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充满着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印象中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当时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们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八十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但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说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们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是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被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受到重视。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虽然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已见诸《参考消息》，但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也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的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没有拿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很兴奋的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一百从而在杭州组建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以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这种描绘被后来很多批评家和作家信以为真，于是在这一种描绘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奇异和浪漫发挥。
    当然，批评文章也得有趣味，写出黑白两分的棋场拼杀或球场争夺当然更热闹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来观摩和评点，但我怀疑这样写出来的文坛门派武打图景，就像我们对以前“创造社”、“语丝派”、“第三种人”、“山药蛋”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以前对国外“新小说”、“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扭曲，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尽信的。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
    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门派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
    “文化寻根”意识的浮现，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是重要推手，贾平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虽然有关言论不多，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呼应。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政治化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求变，是全球化激发本土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批下乡或回乡知青作家生活经验的如期发酵。但正如我说过的，“寻根”只是有关作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并非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寻根”不可能孤立发生。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我感谢他们。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我同样感谢他们。
    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我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
    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匆匆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一类挥之不去的遗憾。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