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具象在社会中
    近事
    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这些宅院繁殖出更庞大的村落：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子孙满堂的景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称谓不胜其烦，常令西方人一头雾水。英文里的亲戚称谓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o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o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亲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和“n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和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总是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说，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习惯于浪迹天涯，“家园”概念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也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一六二〇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仅止于实用，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图、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就大体而言，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
    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古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当中国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时候，欧洲古人却重在“格理致知”。当中国古人的知识重点是从修身和齐家开始的时候，欧洲古人却展开了神的眼界，一步跃入世界万物背后的终极之being——他们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游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文以载道
    十二世纪匈奴大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以前，匈奴人知道织布、铸铁、造车，却不知道文字如何书写（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比较而言，中国虽然是一群关心近事甚于远事的定居者，却是文字的早熟国家之一，三千多单字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已经定型，足以让先民们对人情与事情的琢磨日渐其深。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书同文”，使表意的汉文字贯通众多方言区，建构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符号网络，为后来一次次维系国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术条件。
    不仅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欧洲也没有这个文字稳定而统一的条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文字随语音而变，也就太容易变，可能有利于追新，却不一定利于温故和袭旧，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借助外文的中转，从穆斯林的大量译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腊——很多欧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腊。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罗马大帝国崩溃，拉丁文随之分崩离析，新一代文字随方言四处哗变再也难以融合，文字壁垒后面的体制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文字大家族之内虽然还有亲缘关系，但彼此差异已僵固下来，甚至成为当代欧共体统一的重要障碍。
    是文字促成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还是造纸术促成了中国文字的进一步发达？这一问题不易确解。但不管如何，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一〇五年改进的造纸方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文字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使文字不再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也不再成为他们气喘吁吁的艰辛之物——想想看，当时臣子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一奏章，所用竹简竟要用两个人才能抬进宫去！再想想看，在造纸术于十二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那里的文字常常记录在笨重的羊皮书上，一部哲学或一本《圣经》的传抄，得耗费成车的羊皮，也得让奴仆们肩挑背扛：如此昂贵的文字，对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下层平民来说，是何等的稀罕和遥远。
    “蔡侯纸”代表的群体性发明过程，最晚也始于汉初，有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纸为证。这带来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国理性认知的一次大规模突飞猛进。文风大盛，文运大兴，连乡村中也学馆遍地，数以万计的读书人冒出来，形成了强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贵族而代之，成为社会中新的强势阶层。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连锁效应，是官办“太学博士”的出现，开辟了读书人进入政权的通道，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察举制，但已确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现出科举制的雏形。知识的新领域一个个也在被开拓：医学（张仲景等）、天文学（张衡等）、文字学（许慎等）、自然哲学（王充等）、史学（司马迁、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种方术，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完全重写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连文学也成了一件求真务实的工作，司马相如和杨雄的汉赋，取材广博，“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写山川草木之状，极铺陈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浓厚兴趣，如同一部部文学化的百科全典。
    汉语思维的成年期已经到来，反过来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极大提高了汉语的抽象化程度。隶书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文经学那里流行的“今文”，是一种方方正正、结构有序、笔画简便的字体，已经大幅度蜕去了甲骨文和篆书的原始象形痕迹。各种理论也不再是政治经验和道德经验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现出前理论的初始样式，比如，孔子的语录体、庄子的寓言体以及《易》的象数体，而走向了一个个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发展了一套中国式的逻辑思辨，表现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学术大雄心和知识大胸怀，展开大规模的理论生产，著述动辄数十万字乃至百多万字，是继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后第一次着手的文化整合。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汉代开始的整合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十个多世纪以后的宋代理学——那时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实现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终完成了中国从“纹治”到“文治”的转型，即文化从象符主导到字符主导的转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国万象缤纷的时期，是象符空前活跃和丰收的时期。农耕社会的物产丰足和商业繁荣，使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等都有极盛表现，书画、演剧、音乐等亦迅速扩展为大众性消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京都：
    坊巷院落纵横万里，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种挥霍奢靡的生活景观令人震惊。当时的“宋词”代“唐诗”而兴一项，足以证明文学已经更多脂粉气，流向了梨园和青楼，亦证明了文士与优娼的广泛联系，还有音乐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区别在于：此时之“乐”已非先秦之“乐”。先秦之乐深藏于宗庙和宫廷，钟、謦、琴、瑟等乐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乐则已扩散市井，琵琶、三弦等乐器也就趋向小型化和便携化（据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乐器的这一历史性嬗变，证明了“乐”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别尊卑”、“施赏罚”以及“禁暴胜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时的音乐已经下渗基层，入俗随众，甚至妖声艳调淫词艳曲过把瘾就死，正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音乐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长怨”（见《通书/乐上》）。
    在某些人士看来，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礼教的巨大威胁，已经与“礼”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昔日役夫式“非乐”的立场，曾被儒家痛诋为墨家之愚，现在却差不多偷偷移入儒家的严峻面容。历史的重心出现回摆，只是没有摆回原有的轨道。
    一个文化的更年期悄悄临近。宋代理学家们纷纷“卑艺文”，连历来传统深厚和名分高贵的诗歌，因为与音乐有亲缘关系，难免世俗声色的感染，也开始让他们惴惴不安。程颐斥诗歌为“俳优”与“闲言语”，朱熹则发誓“决不作诗”。在他们的心目中，作诗也是“玩物丧志”和“耽于声色”，属道德败坏之举。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动，物质世界的千姿百态，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论、前文字、前语言的直觉隐喻，但太容易让人意乱心迷，太容易偏离儒家的政统和道统。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伟大目标，他们既然已经失控于“象”，就不得不重“文”轻“象”，不得不求助文字来建立认识屏障，以文字清洗人体内各种危险的感觉勃动，制造出人欲的空白和禁锁。他们是一些读书人，是掌握了造纸和印刷两大技术的读书人，文字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和法器，因此被他们奉为唯一的意义载体。
    从此，“知书识礼”是成为高士的不二法门。“知言”与“立言”是君子的毕生使命。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伟大而艰难的“文治”，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者”。
    周敦颐及时提出的“文以载道”，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
    夷
    中国某些少数民族曾被名为“夷”，其实不一定有人种血缘的特别，只是受益于纸张和印刷的程度低于中原华夏。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华夷之谓仅可“别文化高下”，“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见《中华民国解》）”
    夷可以为夏。吴、楚、闽、越，原来都是典型的“夷”，后来演化为华夏正统的文教之薮。李白出生于新疆，白居易据说是回民，元好问是金人无疑，他们都有夷狄背景，却又都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元朝和清朝也是疗救中国农耕文明的两次大规模文化混血。反过来说，夏也可以为夷。江南“三苗”中的部分，是上古时期一些从黄河中、上游地区避难南迁的弱势部落，原初并非隔绝在文明主流之外。他们只不过是在蛰居山地以后，相对而言搭不上纸张和印刷这两列信息技术快车，因此有语言而无文字（如瑶族），或是文字体系还较为粗略（如苗族），信息的传达往往较多借助于象，比如用舞蹈记录历史，用歌唱传播知识，用图腾宣示信仰，用各种似乎奇怪的巫祝仪式来营构威权和组织社会。云南省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则可视为一例亦文亦象的原始符号，一直游离于汉语演进过程之外。
    他们有时候可以围在篝火边连续几天几夜地跳舞，是感情的排解和宣泄，同时也是生存经验的总结和表达，以完成对新一代人的系统教育。如苗族“吃鼓藏”节时的木鼓舞，从《开天辟地歌》到《洪水滔天歌》，再到《跋山涉水歌》，整整十三部史歌和史舞，一部苗族史尽在歌舞之中，地理的、生物的、伦理的知识传授也在火光和鼓钹声中进行。显而易见，他们是“文”的晚熟群落或者薄弱之域，却是“象”的高产之地。中原汉人看到他们能歌善舞，华装艳服，常常觉得好奇，以为汉人天性拘谨而少数民族天性活跃。其实除了中国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拥有广阔的草原，中国西南的“三苗”或“百越”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断隔，深流拦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间里，如贵州苗民生活在“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并没有多少活跃的条件。他们之所以对歌舞有更多的练习，对彩饰、节拍、形体动作等表现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为文字这种工具不够用。
    相比之下，汉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脑，已经丧失了很多可贵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来表达尊敬或忧伤的能力，用木叶和木鼓来表达思念或愤怒的能力，用腰带、项圈、头帕、各种针绣花边表达友爱和庄重的能力。汉人的舞蹈、音乐、诗歌、美术创作，常常在所谓少数民族那里得到营养和动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人的服装，除少数贵族有些“行头”的讲究之外，就民间服装而言，比诸一些所谓少数民族要呆板和简陋得多。虽然作为强势群体的服装，有时也被夷地的男人们效仿，但在感情更为纤细灵敏一些的夷俗女人们那里，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苗、侗、瑶等地“男降女不降”的服装现象，可能就伏有这样的原因。汉人恋爱或求亲，常见的是写字条或者开口说，有时候甚至送上一份彩礼便完事。写过《傩史》的侗族学者林河先生曾经告诉我：这真是呆得不可思议。他还告诉我，他们这些到汉区都市里参加工作的侗人，好些都感到不习惯，最终一个个跑回侗山里去了，情愿种包谷当山民，也不愿意在城里吃国家粮。我想其中可能不排除这样的原因：那些人肯定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肯定觉得汉族是一个粗鲁和乏味得让人避之不及的民族，是一群服饰的哑巴，也是一群肢体的聋子。
    这正像奥地利、德国等中欧民族，在诞生了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瓦格纳、巴赫等音乐巨匠之后，肯定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大力砸碎文化传统以后的近代中国人，无异于一些音盲，连半音与和声都辨不明白，难怪都变成了大嗓门，不论红喜事还是白喜事也只剩一个“闹”。还有法国、荷兰等西欧民族，在诞生了马奈、塞尚、莫奈、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美术大师以后，肯定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大力砸碎文化传统以后的近代中国人，无异于一些色盲，竟把几十种各不相同的灰色看作同一个灰，把几十种各不相同的黑色看作同一个黑，难怪穿起衣服来只有一个大红大绿的俗。
    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汉人也把欧洲人、印度人、日本人等视为“夷”，与境内诸“夷”相混淆。对于这些感觉官能已有不同程度障碍的汉人来说，想象另一种听觉或者视觉，想象那些细腻感觉里的文化蕴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野言
    我对太平墟的口语有如下印象：
    词缀很多：@zk人们不单说“黑”，总是说“墨黑”；不单说“白”，总是说“雪白”；不单说“重”，总是说“锭重”，不单说“轻”，总是说“络轻”；不单说“胖”，总是说“垒胖”，不单说“瘦”，总是说“刮瘦”；不单说“直”，总是说“笔直”，不单说“弯”，总是说“蜡弯”；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黑”、“白”、“重”、“轻”、“胖”、“瘦”、“直”、“弯”这一类形容词过于抽象，不容易被人感受以及理解，必须分别搭配更为具象化的词缀，才能合成起码的表达。
    尽量减少抽象词汇：@zk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农民”，只会说“泥脚杆子”；不会说“秋天时节”，只会说“打禾的时节”；不会说“来了十几个客人”，只会说来了“来了两桌客人”；不会说“事情保密”，只会说“话都烂在肚子里”；不会说“这人土到了家”，只会说“放屁都是红薯气”。如果描述吝啬，就说“蚊子过身也要拔一根毛下来”。如果谴责懒惰，就说“敬三根香打九个屁，菩萨不怪自己也不过意吧”？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任何抽象概念难以给人留下鲜明印象，也就缺乏足够的信息，不换个说法万万不可。
    叙事时中多细节描绘：@zk我发现他们在情况急迫的时候说事，在心情气愤和烦恼的时候说事，在向上级汇报或者大会报告中说事，总之在一切应该言语简洁的时候，也不忘描述有关场景、装束、神情、形态、气氛的细节特征，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啰嗦，或者会搅乱主题。比方坐牢就是坐牢，农民会说成“坐牢吃小钵子饭”；当官就是当官，农民会说成“当官坐皮椅子”。我还看见一个男人在盛怒之下骂老婆：“我一嘴巴（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这句话在我听来怎么也是幽默，但言者脸色铁青，咬牙切齿，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觉得描绘一下甚至夸张一下挨打者的具体形象，是说话的应有之规，是不能不这样骂的。
    借用间接的具象化手段：@zk某些歇后语的运用，常常是比喻的附会和强加，与语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依谐音的关联借取具象，以增声色趣味。比如“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对着窗户吹喇叭——鸣（名）声在外。”这些语言需要谐音的交流默契，否则便让人摸不着头脑，表现出一种宁可失“义”也不能无“象”的偏激言语态度。
    常用衬字：@zk乡村歌谣中经常夹杂很多无意谓的“呵”、“啦”、“喂”、“咧”、“咿吱”、“呀嘞”一类，似是有义无字时的随口吟咏，如同幼儿的咿呀之语，是文字和逻辑的胚胎状态。汉代辞赋中多用“兮”字，汉以前的文学中也多发语助词，大概也是早期汉语的现象，是很多难言心绪的暂用和未定符号。
    可能还有其他特点。
    少数民族为“夷”，下层贫民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为纸张和印刷术渗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语言的抽象化程度较低，语言中留下了具象的丰富遗迹，或者说保留了人们对语言具象化的依赖与追求，应该说没有什么奇怪。如果我们绘出一张文字发育的地图，又绘出一张政统和道统扩展的地图，可以发现这两张地图有大致的吻合。这当然证明“文以载道”的认定，甚至可以证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礼教和反文治倾向。
    活在特有的口语世界里，乡野之人离生活实象近而离文字规限远，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驯温良、君臣有序、重农轻商、男女大防等森严纲纪，一旦从上层移入下层，从都市移入乡村，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我曾亲眼看见几个乡村妇女追得一个后生满山跑，戏谑地定要脱光他的裤子；也曾亲眼看到一群乡村农民追得一个干部满山跑，气愤地定要把霸道的家伙捆绑起来。这种无法无天的狂野之态，一定能震惊很多都市里的读书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大反传统礼教，显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内容来说，其实并不比乡下农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
    粗痞话
    读书人大多不会骂人，憋红一张脸，结结巴巴，还可能词不达意和词不尽意。倒不如一些社会下层的粗人，脑子里较少抽象和逻辑，所以深得骂人艺术之精要：那就是骂得感性，骂出具体形象，使听者脑海里有突如其来的声象涌现，形成猛烈的情感杀伤。
    咒一个人将要倒霉，说他染色体将残缺，说他白血球将消失，说他的品德败坏心灵扭曲作风堕落违纪犯法，不可谓不恶毒，但都算不上骂人，至少算不上精彩的骂人，说不定还要招来他人的讥笑。“你要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这样就骂对了。“你将来生一个小孩没有屁眼！”这样就骂得更对了——没有肛门的小孩，其形象何其怪异刺眼，何其鲜明难忘。周围听到的人肯定神思飞扬哄笑不已，而被骂的人一定急眼。
    我在乡下听到过农民骂人，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其恶意程度总是与具象化程度成正比。比如“你是我崽”，只是表达一般恶意时的语言。一旦恶意增强，抽象的父子关系势必转换成具体描绘：“我肏你老娘顿顿的！”“我肏你老娘叫翻天！”倘若恶意更强，村里人还有一种抹胯相骂的方式：每骂一句，撩起一只脚，在自己的胯裆下抹一把。无非是骂出了动作、场景、声响等细节还不够，还得辅以肢体表演，引导听众通向更多的直观联想。
    粗痞话与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相逆，而且一骂就常常骂到裤裆里去，显示出人们的动物性未绝，特别是在情感和情绪的领域里，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大多取义于近物，取义于身体，表达方式几千年一直恒定不变。一个衣冠楚楚的现代人，在最高兴或者最烦恼的时候，也可能有“他娘的”一类粗痞话脱口而出，非如此就难以尽兴和尽意，非如此就不能打开心理高压阀门。
    据说太平墟以前有个骂出了大名的赣三爹，骂术十分了得，最终骂出了一门手艺一门业务。哪个人有了冤仇，特别是与外村人有了冤仇，就提一个猪嘴巴和两瓶酒去请他帮着出气。他操着一根木棍，随着骂声戳地指天，算是助骂的一件道具，类似县衙里的惊堂木。他开骂时要戴上客户的一顶帽子，或是缠上客户的一条头巾，以示自己仅仅是代人办事，对骂词并不承担责任。他一骂就是两个时辰，决无词语的重复，也不特别下流。有条有理，生龙活虎，声情并茂，酣畅淋漓。有设问有直述，有立论有反讽，有排比有韵脚，有口白有唱段。从骨头生蛆骂到舌底生疔，从尖刀剐肉骂到铁丝穿颈，从先人雷劈骂到后人马踩，从种禾禾死骂到养猪猪瘟，有时还骂出一些谁都意想不到的奇诡和荒诞：看你家奶崽满背上长几百只眼睛天天对着你眨！看你脚板里长头发一天长出两丈长！诸如此类，其画面之怪诞，足令某些现代派作家自愧弗能。
    据说他的咒骂太恶毒了，那些被骂之人家不仅人畜遭殃，而且四周的草木枯黄，蚊蝇死绝，石头都要暴出裂纹。
    当年这四乡八里都有匪患，只有太平墟真正太平，原因就是盗匪们都知道这里有个赣三爹，有一张毒嘴，不敢前来冒犯。
    “文化大革命”中，碰到上面有些干部做劳民伤财的事，太平墟就有人私下里恨恨地嘀咕：“要是赣三爹还在就好了。”
    考字
    乡下人见到城里来的读书人，最喜欢谦虚地问字，比如问，“九”字下面加一个“国”字是个什么字。见我们无人知晓，问字者便可能洋洋得意，“城里先生怎么不认识这个字呢？这就是我们钟家的姓呵。”
    原来他们不是问字，不过是拿一些难字或者生造之字，设圈套捉弄外人。小雁就被捉弄多次。有一次，一位老人把极普通的“（十）拾”字拆开来问，把笔画顺序颠倒过来问，问得她如坠雾中。下面是个“口”，上面有一横，还有一个“人”，另一边加上个挑手，是个什么字呢？小雁想得出了汗，总算把“合”字凑出来了，说“合”字旁边再加挑手，合手为“捧”吧？老人诱敌成功，不动声色，“这就对了，我家三娃仔昨天写字，原来写的是：‘五、六、七、八、九、捧！’先生的才学真是高呵！”
    小雁自知上当，差点被气哭。
    知青对农民那里源源不断的问字深怀恐惧，不知他们对这种阴险袭击为何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其实乡下字符稀有，才变得珍贵和神秘，才成了必须全力争夺和占有之物。而且考字不失为一种对识字人的报复，对识字阶层长期欺压的报复，算是以字攻字，以毒攻毒，让不大识字的乡下人获得心理补偿和安全感。幸好有一位附近的胡老师深谙此道，教了知青们一招：见人前来考字，就把字典往桌上一甩：“你自己去查，字典上没有的字，就不是个字，就是个猪肏的字！人民政府根本不承认！”这一招还真灵，算是有效的自卫之策，让小雁及其他知青从此免除了一再被考的窘迫。
    党八股
    有一次我为某家农民结婚写对联，被公社党委杨秘书看中了，说这伢子的字写得不错，应该到公社去誊材料。当时正是全国大学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各级官员都得应付很多公文材料，包括经验总结、典型讲话、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等。我也就有机会借一支笔躲避下地干活的日晒雨淋。
    誊材料渐渐变成写材料，写材料还渐渐出了名，我有时被调到县里去写，住在招待所里好吃好喝。其实我写材料自有诀窍，首先一条就是要大量收集范本，按总结、规划、报道、讲话等不同门类分别整理，暗藏备用，到时候搬出来照瓢画葫芦，天下文章一大抄，换脑袋不换大腿，换胳膊不换屁股，七扯八拉也是一篇。在我的体会中，要写好官样文章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把相同的事情说得不相同。比如前年种了棉花，去年也种了棉花，今年还是种棉花，这有什么好说的？不行，写材料的人就要从相同的种棉花中找出不相同的东西来，于是前年的棉花成为“治理整顿”的结果，去年的棉花成为“批林批孔”的结果，今年的棉花成为“农业学大寨”的结果，步步都跟上了最新政治潮流。另一条是把不相同的事情说得相同。比如，某书记的老婆前年是农民，去年突然当上工人，今年摇身一变成了干部，这应该不是一回事吧？不行，写材料的人也可以从不同的职位中找出相同的东西来，写出当农民是“投入艰苦锻炼”，当工人是“支援国家建设”，当干部则是“勇挑革命重担”，不管地位如何变，一颗红心始终不变，都是一如既往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
    那个书记的老婆眼下可能也不当干部了，可能当老板挥金如土珠光宝气了。我想象眼下可能仍有人词语滔滔，仍可以一如既往地写出优秀事迹：当老板不就是改革开放么？不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么？不就是率先奔小康的光辉榜样么？
    事实是团泥，文字可以把它随意揉成什么样子。这是文字的魔法，也是文字与事实脱落剥离，就是俗语说的“强词夺理”，不空洞、含糊、枯燥、干瘪以及呆板也不可能。铺开稿纸，上好墨水，文章总是从党中央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精神照耀”下开始。小标题则是一些对偶排比句，比如，“狠抓一个学字”、“落实一个干字”、“讲求一个细字”，等等。文章最后则必有“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一类假造民意，或者是“红旗飘飘战鼓擂”、“一路欢歌一路笑”一类假造民谣，以示作文者自鸣得意的豹尾之功。这种下流文章言中无“实”，常常表现为言中无“象”，即语言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对文字稍有感觉的人，一般都可以从文字的空洞化程度，判断出这里谎言的多少。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日益庞大的革命党，面临着语言习惯特异的广大中国农民，面临着文字传输在巨大组织控制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曾特别郑重地提出了“党八股”问题，将文风作为党内整顿的三大主题之一，无异于把语言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是他明显高于其他书生政治家之处，也是身处中国这个文字富积大国的必要觉悟。可惜的是，毛泽东执政后也困于官场公文的十面埋伏，不仅未能有效消除“党八股”，反而有“党八股”的愈演愈烈，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信息公害。连“两亩土地一头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类生动的具象化号召也消失无几，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大量抽象概念，让民众对革命目标不能不渐感隔膜和迷茫。我注意到很多电影里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语言反面教员，观众一看到他们在屏幕里出场就焦急和丧气，就一脸灾难。包括在一些警探片里，英雄警察们出生入死，栉风沐雨，抛妻别子，智取勇斗，本来干得好好的，唯公安局长或市委书记一出场就大煞风景。警察说话很生动，群众说话很生动，罪犯说话也很生动，怎么英明的领导们一开口就废话连篇呢？“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案子破出来！”这话还用得着你讲吗？“我们一定要依靠党组织，一定要依靠群众，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让任何一个狡猾的敌人溜掉！”这也算得上指示吗？“小张同志，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呵，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么！”这句话也有什么幽默于是值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不着边际的慈祥或豪迈随时可以一掏一大把，首长们怎么可以凭着这些废话就居高临下地拍这个的肩握那个的手？怎么有资格总是坐在会议室最显要的位置并且被小民们心情激动地仰视？
    可以设想有这样一首美国歌：“共和党呵，我们前进的力量，我们伟大的母亲！你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你带领我们实现美利坚资本主义发展的伟大理想！从道琼斯股票指数到纳斯达克板块，你推动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从科索沃的硝烟到阿富汗的征途，你一次次让白人种族转危为安。呵共和党呵共和党，你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谁会相信这样的疯歌会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美国共和党？谁会相信写这种歌词的人不是存心要给美国共和党设陷阱、下毒药、心窝子上捅刀子？但很多革命的宣传家不作这样的设想，也不曾以这种简单的比照来反省自己的党八股。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他们貌似爱党实则祸党，对此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不惜把老百姓一批批推到党的对立面。小雁的反动立场差不多就是被这些党八股逼出来的。她当时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开始自学英语，偷偷收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有一次，她听到广播里有几位受访嘉宾谈健身之道，到节目结束，主持人再一次介绍嘉宾身份时，她才大吃一惊：尼克松！美国总统！刚才一个略略低沉的声音确实是美国总统但怎么可能是美国总统？他怎么还可以开玩笑、唱民歌、弹钢琴并且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怎么可以与小学教师、消防队员、大学生以及家庭主妇混在一起并且互相随便哈罗？他好像不是革命样板戏里的鸠山、坐山雕、南霸天那样的恶魔，但也不是郭建光、少剑波、柯湘那样的首长同志，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总统？……她如五雷轰顶，目瞪口呆，好一阵还回不过神来。从那以后，她总是恐慌得像一只中了毒药的蟑螂，一次次问我们：“我的思想越来越反动了，你说怎么得了？”
    她努力迫使自己去读当时官方的报刊，但读得越多，读得越细，倒越成了一个坚定的美国发烧友，并且在几年后最终去了那个国家。
    镜头
    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崩溃于林彪座机失事的一九七一年秋。这当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忆起自己当时在乡下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惊。武装民兵在紧急集合并且四处布岗，让我们已经猜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报纸上有关林彪的图片和言论突然消失，使我们猜到了大事是什么却不敢把这颗烫嘴的大炸弹说出口。好几个夜晚，我拉上一个朋友翻山越岭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消息而只有沿途的狗吠，但我无法停止在遍地月光里行走，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兴奋。大队党支书四满焦急万分，因为他习惯了开口就敬祝统帅万寿无疆和副统帅身体健康，还有“三忠于四无限”一类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话，一旦林副统帅那个了，他觉得自己口舌僵硬，无法再说话，一开口肯定反动。他开会之前总是狠抽自己两个耳光，怕这个嘴巴给他闯祸。
    这是个多疑的秋天，神话开始动摇的秋天。但是在这件事以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等等，再添上一个林彪，即便是分量最重的一个，虽有短时的震惊，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旧，社会暗层的怀疑浪潮仍可以得到当局的基本控制。接下来三四年革命如常实际上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许不是林彪出逃而是电视的悄悄出现。
    电视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成为传说，据说能录制和转播一点戏曲，昂贵得只能让红墙内大人物们偶尔看个新鲜，与老百姓自然没有什么关系。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变化，中央电视台和联结全国的微波干线已经陆续建立，国产的黑白电视机也批量生产，连太平墟一九七三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行政配给公社机关以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记得那一台电视机曾让乡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后就被抬到地坪当中被人山人海围着观看，于是所有的节目都弥漫着成分复杂的汗臭。虽然信号质量很差常常出现满屏的雪花飘飘，但这个“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两只肥鹅的照片出现并且伴以“再见”二字才罢休。
    那时的电视节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而且包括太多打农药、水稻密植一类科教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呵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呵！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机子，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电视确实是宣传革命的工具，充塞着社论、报告以及官方口径的新闻。但文字崇拜传统之下电视管制往往只及于文字，声色则因意义的多向性和隐晦性而很难辨认，无法得到严格规限，于是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常常出现“言”“象”相离或者“言”“象”相违，形成了实际上的信息失控。比方说吧，一部表现西方工人罢工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控诉西方资本制度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淡忘，但屏幕中工人们的皮鞋、手表、卡车以及便携话筒却让人过目难忘，不能不让很多人震惊：他们戴上了手表还罢什么工呢？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无比为何就不能让我们也都弄个手表戴戴呢？又比方说，一部表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歌颂伟大新中国朋友遍天下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忽略，但屏幕中纽约的摩天大楼却让人目炫，人家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穿什么衣，还有女人有什么发型，这一切同样让很多人震惊。解说词无论怎样高分贝地证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伟大胜利，仍然抵消不了他们面对纽约繁华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国怎么就没见到怎样的“水深火热”？他们没有“翻身解放”怎么就能喝牛奶吃甜饼而且不需要天天担牛粪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类解读已经不再只是观众们的暗自思忖，成为较为公开的议论。当时我已经回到了城市，买下了一台小屏幕黑白电视机，于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邻居来家看电视，赔上香烟和茶叶以及聊天的时间。这时候中国已经同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了外交关系，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点外国电影产品，只要文字内容大体上不出格，加上进口价格不太贵，也被引入了中国，成了电视以外的另一个远望窗口：电影。最开始的是日本产品为多：《望乡》、《追捕》、《生死恋》、《野麦岭》、《沙器》，等等，同时也有了美国的《车队》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影视产品。我现在罗列这些片名的时候，相信绝大多数过来人已经忘记了它们，其台词、情节以及主题内容可能已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某一个镜头，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当时他们最强烈的兴奋点和最深切的感受点。日本或美国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机、酒吧服务、电脑作业、男女热吻、时装新款、浴室陈设、割草机械、迪斯科舞乃至耸肩摊手的欧式习惯动作，无不让人耳目一新，打击着这些观众的最初观感。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经济强势的认识，多是从这样的黑白小屏幕开始，从文字禁网中泄漏出来的诸多零散物象开始。
    有些图像甚至立即成为最好的商品广告：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不仅是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真由美成为全中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电视机、日本录音机、日本汽车、日本洗衣机、日本电子琴，等等，都有了亲和力与感召力。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仓健或者真由美那样一股劲头，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们的趋之若鹜，促成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外国进口商品浪潮。
    在这个时候，媒体的高调文字其实已渐空洞，正在被渐多的耳膜拒斥，被很多影视声象蚕噬和颠覆。官方媒体一直在反击西方化和自由化，批判了几篇文章和文艺作品，仍然是从文字着眼，似乎不明白声色并茂的高仓健们和真由美们其实是更大的难题，其爆炸性和摧毁力远非文字可比。这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算不上一个新问题，只是因为没有得到理解才成为了新问题。民间的政治生态和伦理生态很快改变。八十年代初文艺界成了中国最为动荡不宁的事故多发区，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好几次全国性政治紧张。如果联系到文艺界人士与影视较为密切的职业关系，这些紧张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唯文艺界与普通百姓有别，甚至与新闻界、理论界、教育界有别，可在促进创作的名义下享有观赏“内部参考片”的特权，可内部播放电影资料馆的收藏片或者从外国使馆租借来的“过路片”，当时走红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克莱姆夫妇》、《午夜牛仔》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片子成了每一个文艺界会议的最重要的节目和最受欢迎的款待，让人们早早地心神向往和奔走相告，入场券总是成为赠客的厚礼或者黑市倒卖的珍品。不难想象，撇下其他因素不说，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这些“内部参考片”的声光迸放中播种。作为这一过程的反证，九十年代后随着“内部参考片”向全社会逐步开放，文艺界的超前高热便明显告退，在社会思潮中的表现很快黯然失色——更激进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在很多影视受众那里出现。在报业、娱乐业、广告业、it业、证券业等新兴行业的很多弄潮儿看来，文艺界激进元老们已经保守，在真正的市场和真正的自由面前忸忸怩怩，不管是抗拒潮流还是追随潮流，都有了明日黄花之感。
    卡拉ok
    日本的卡拉ok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言”“象”分离的另一个典型案例。
    有一个带子教唱中国革命歌曲《血染的风采》，画面是各种泳装女子摆出的各种性感姿态，美女出浴，玉腿齐飞，以表现英雄战士卫国尽忠的歌词。另一个带子教唱中国著名革命歌曲《春天的故事》，歌颂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但画面是一大溜戴斗笠赤脚板的渔家小妹，随着旋律一件一件地脱衣，一直脱到半透明的“三点”遮盖，真是给人一种误入女澡堂子的感觉。制作者并没有忘记加一点政治佐料：渔家小妹们脱来脱去，腰间始终晃荡着一个电话手机，指尖还有亮相时夹出一个镀金信用卡——这些道具都是当时新富的时髦，以示渔家人民也在美好时代大步走向了繁荣富强，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
    你能说什么呢？手机和信用卡不对吗？渔家少女展示美丽体形有什么不对吗？依照当时的审查标准，这些片子的歌词全是合法的，甚至是正统的、革命的，而它们的图像也够不上“色情”更够不上“淫秽”，虽然让人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和荒唐，有点那个，但奇怪和荒唐不是罪名，“那个”更不是罪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管理部门到二十一世纪才做出反奢华一类镜头处理部署之前，中国城乡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这一类的卡拉ok。为了适应和利用这股大众热潮，有些宣传、青年工作等方面的官方机构，还出版和推广了各种成套的革命化卡拉ok，让一批新旧革命歌曲来占领这个市场，在锣鼓鞭炮声中送进了军营、学校、工厂以及乡村，辅以授受双方领导激动热情的握手。这种广泛的覆盖甚至让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望尘莫及。
    有意思的是，这些产品同样重组了人们传统意识中歌词与画面的关系，比如，“革命”不再与战场硝烟而与摩天大楼相联系，“人民”不再与衰老父母而与酷男靓女相联系，“祖国”不再与高山大河而与花园别墅相联系，“理想”不再与荒原篝火而与“波音”“空客”等巨机腾飞相联系，如此等等。我还看过一个俄国著名民歌《三套车》的卡拉ok：一个农夫怜马的悲惨故事，居然被一个港装小妞在游乐场里一连串疯玩疯笑的画面来阐述，三套车一路大起大落风驰电掣——过山车！
    我不能说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甚至得承认画面不再有禁欲的冷酷，打破了很多僵固的理解模式和想象旧套。但我仍有挥之不去的疑惑：当屏幕上大量充塞着金钱与美色之时，当社会等级金字塔顶端成了镜头唯一聚焦之点，诸多革命的歌词是否已经空洞？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其有限而宝贵的道德资源是否正在被肆意摧毁？
    很多人认为不是这样。有些管理者只要看到这些产品仍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只要人间充满爱”之类的字样，就基本放下心来，就觉得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没有得到最佳展现，至少也得到了基本的坚守，是可以批准放行的，甚至是可以鼓励的。一些异端力量，包括很多西方的观察家，也对这些字样瞪大了眼睛，觉得中国虽然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正是这些歌词确证了革命意识形态依旧，愚民的赤化宣传仍在负隅顽抗，必须坚决予以讨伐。这两种看法的政治指向完全对立，判断卡拉ok的方式却如出一辙：感官只过滤文字，不问声音和色彩。他们是文字机器，展开文字对文字的殊死斗争，对文字以外的一切无可奉告。那些富豪的表情，权贵的排场，纵欲的骄态，虚情假意的眼风，自恋自狂的背影，还有可供男人玩味的性感呻吟和性感扭动，似乎都与意识形态无关。即使有关，也无法得到确诊，似乎只能听之任之。他们不明白这些卡拉ok把人们引至灯光暗淡的歌厅里，声色制幻，声色按摩，是不是干出了比那些歌词更重要的事情。
    在那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卡拉ok甚至成了社交中的一种款待，吃完了酒席，就得去歌厅，叫一条龙服务。老木对这一套当然熟门熟路，夜夜在歌厅里生了根，并且就是在这样的歌厅里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事情败露以后，他怕挨打，托人给陈家送去了六万块钱，又东躲西藏蛇行鼠窜，烫了卷发还戴上墨镜，天天换衣服，半个月没有回家。
    他还是被陈女士派来的四个大汉找到了，堵在一个公共车库里，墨镜也被对方摘下来摔得粉碎，当着自己老婆的面，声音忍不住发抖。
    他总算装出了几分镇定，说好好好汉做事好汉当，今天你们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要是躲了一下，就是猪猪猪肏的。
    “嘴还硬？最好等一下还硬得起来。”
    “条件只有一个，你你们让她先出去。”
    他是指他老婆。
    老婆又惧又恼，骂他臭不要脸，先将他打了起来。但惩罚是不能替代的，她被强行拉出了车库之外，听到库内沉闷的殴打声迭起，还有咣当一下什么重物倒塌的声音，急得大喊大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要出人命啦……”
    她被一个大汉捂住嘴，好容易才挣脱出来，不顾一切地冲回车库，发现事情基本上已经结束。地上有几块拍断了的砖，有打断了的木棒。老木头发蓬乱，沾着一些砖碴，半张脸是血，嘴里鼓出一两个血气泡，嘴角夹挂着一颗白牙，只有一只独眼间或轮动一下，显示出还是个活人。他脑袋尽力往两个肩峰间缩，紧紧地背顶着墙，双臂死死地夹住腋窝并且相互抱住，继续保持住一种最佳的挨打姿势，事情结束了好一阵还一动不动，好像刚才已经睡过去了。
    “算你有种，”领头的大汉临走时丢下一句，“今天多给你留两颗牙，卡拉ok的时候好唱气声。”
    他还没有醒来。
    广告
    在国家电视台露面，算是老木在朋友们中间挣回了面子。这是一次全国很多大牌歌星荟萃的扶贫助学义演，由老木的香港公司独家赞助并承担最大一笔捐款。主持人请他上台讲了两三句话，义演期间又插播了他在贵州的一个镜头：给贫困山区小学送去书本和教具，并把两个穷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看着他脸上的雨滴，还有一只独眼中透出的热情光芒，我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我很难把这些镜头与他前不久的惨遭毒打联系起来。在那个时代，屏幕似乎是一片圣土，一个需要仰视的殿堂，一个不同寻常的感觉区位，于是出现在屏幕上的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难免给人不同的感觉。事情就是这样：一朵花长在苗圃与插在坟头，都是花，意义未必一样；一个男人给女人赠送雨衣与赠送内衣，都是赠衣，意味也未必一样；一耳光扇在对方的脸上还是甩在对方的臂上，都是打击，伤害程度显然不一样；一次游行发生在县城与发生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都是游行，感觉分量当然更不一样。坟头，内衣，脸面，天安门，是一些特别敏感的区位，暗伏了人们的心理预支，一旦触及就可能启动人们丰富的联想，就可能使事情发生没有什么道理但又极有道理的变化。老木看来是悟到了这个道理的，因此不惜重金给自己洗刷名声，从日常生活中走进电视台：不是一般的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不是一般的播出时段，是黄金时段，是黄金时段的辉煌聚光灯下——那是国内外政要、社会名流、大牌明星出现的地方。他老木看准的就是这个，从容不迫地在那里微笑。
    我当然没有把他当作政要，没把他当作名流或明星，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没法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目光，好像自己长期来投入屏幕的全神贯注，悄悄移植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很成了一回事。以至我忘记了他的放浪丑闻，在他抽出烟找打火机的时候，情不自禁凑过去给他点燃了烟。
    事后才后悔自己的情不自禁。
    他不就是个小奸商么？不就是个走到哪里见女人就发骚的大种猪么？我对他太失望了，不该给他忙不迭地点烟，甚至根本不该来吃他这顿破饭，省得看到他抽烟时挤挤眼皮的得意一笑。我知道是电视黄金时段搞得我昏了头，是他挥金如土的几百万搞得我昏了头，竟然把他很当回事。
    广告代表着金钱的力量，以出神入化的形象制造，悄悄进击人们重要的感觉区位并且在那里攻城略地，力图最终操纵和改造我们。广告当然可以成为正常的表达，但也常常能打造出一些虚假的幻象，用来包装劣质的产品，或者劣质的人，让我们在恍惚之际把厌恶打下一些折扣。
    电视剧
    九十年代前期的很多电视剧，不过是一种有情节的卡拉ok：爱国与革命搭台，金钱与美女唱戏。
    学潮
    一九八一年的大学学潮，事情本来很简单。k大学校园里来了几个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区滋事，打伤了一位女生。学生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凶手，校方也答应报警缉凶，双方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但学生指责校方在修复围墙一事上行动缓慢，收回外单位违规占地方面也办事不力，这就牵涉到官僚主义的问题了。还指责校学生会在此次请愿中藏头缩脑，完全不能代表学生利益，这就牵涉到“伪学生会”必须改选的问题了，牵涉到民主、自由一类大事了。
    校方掉以轻心，没料到一件寻常的刑事案会越闹越大。校学生会主席是个乡下来的人，见夏天饮水困难，只知道挑着水桶为大家挑开水灌水瓶，照例当他的抗旱模范，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学们都回到教室里去上课，不要围在行政楼前影响领导们的工作，这一态度被视为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漠不关心，引起了很多同学的愤怒。当即就有人喊出口号：打倒学贼！打倒御用消防队！诸如此类。
    面对闹哄哄的一群，学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领导习惯于老一套，层层召开的党、团员师生会议，部署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打击——事后被高层调查组斥之为官僚主义的简单化，在所难免。他们对八十年代同样缺少必要的敏感，以为学生们在唱了邓丽君之后，在跳了迪斯科以后，在看了各种西方影视并且翻了几本萨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后，还会以恭顺听话为荣。这些人连父母的话都不爱听，怎么可能乖乖地听命于政工部门的官员？学生会其实看到了这一点，曾经想树立一点亲民形象，比如擅自举办过一两次舞会，擅自召开过一次改革座谈会，但立刻被校方整肃，差点落下个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余之衷情”的委屈。
    学生会主席想必焦心于这种急死人的作茧自缚，不过他是一个听话的人，不可能纠正高层决策而只能急得满头大汗地在同学中跑来跑去，在周围的起哄、奚落、口哨以及反对声浪中结结巴巴。
    大川就是这个时候出山的。他对学生闹事本来不以为然，权当小儿科付之一笑，见闹大了，不知为何又半道上杀出，似乎学生娃娃们不能没有他的指点。历史既已拉开新的一幕，就不能断送在无能之辈的手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由别人去创造。当我们几位老插友知道消息时，已经很难找到他了，听说他在与领导谈判，听说他在与学潮骨干们开会，又听说他去其他大学演讲，传闻种种，反正是见不到他的人影。
    绝食是后来发生的。是出于大川的主意，还是出于他对群众的失控，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绝食触及特殊的感觉区位，把言语之争引向了身体摧残，无异于自我加刑，使请愿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在省委大院门前的绝食，几乎自动继承了历史上各种绝食的悲壮情调，可以让人联想到往昔无数仁人志士的动人牺牲。男女青年躺满大门前的马路和人行道，躺在一长排武警战士的脚下，躺在粗陋而颜色各异的旗帜之下，面色苍白，身肢困乏，目光深沉而坚定，头上缠着标语布条，两指不时向围观者举示一个表示必胜的v。一瓶糖水，或者一瓶果汁，在人群中传递，感情交流也就有了最好的机会和最好的形式；谁也不喝，谁也不愿意多喝，总是把生命的机会让给别人，英雄品质的表现也就有了最好的道具和最好的台词。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躺在多瑙河河谷送走晚霞，是枕着高加索群山面对星斗。朝霞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躺在街垒或者营地，守卫着曾经爆发光荣“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带着人类历史上一切受难者必不可免的饥饿和寒冷，正在迎接世界上最早的一束阳光。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人身体出现了险情，于是出现了氧气包，出现了点滴针和血压计，甚至出现了白色救护车，这种情形让人恐慌，也让人悲愤。
    悲愤出诗人，于是他们写诗，朗诵诗，更多地唱歌，唱一切鼓舞斗志和不畏牺牲的歌，在歌声中深深感动，也把围观者们感动。一次崇高的大展演终于进入高潮，很多围观者情不自禁地高呼声援口号，或者开始捐钱，捐食品或饮料，包括把烟盒撕破然后一把香烟雨点般撒向男女同学——这些围观市民的行为，虽然庸俗可笑却也无关紧要，还是得到同学们的掌声感谢。
    场景是极有感染力的。省委机关旁边是东方宾馆，正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住在这里，一位头戴法式贝雷帽和身着英国花呢西服的老导演，握着大烟斗来看了一眼，带着几位青年男女给捐款箱里塞钱，很快就成了众多新闻中的最新一条，而且一百元捐款最终被讹传成万元，导演姓名则被讹传成另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姓名。大川的将军伯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电话，也被讹传成“中央来电”，内容不明的电话则被讹传成“中央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切小道消息都在被放大，都被沸腾的情感自动地添油加醋并且反过来再对沸腾的情感火上浇油。即便最终被证实为谣言也没关系。民主的谣言就不算谣言而只是说错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只是做过了头的德行——民主所反对的专制，也标举过这同样的逻辑。
    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后来也在歌声和掌声中激动。当一个不认识的小同学扑在我怀里大声哭诉的时候，我乖乖地热泪涨涌，在一个陌生的肩头仰望长空，感到时间的消失和寂静。这真是很奇妙的情绪传染，是典型的情绪拉动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卷进来的，都是在民主的美学形式面前有身不由己的冲动——这至少是原因之一。照理说，警方已经抓到凶手，围墙修复和占地收回一类工作近来也进展很快，学生们的要求得到基本满足。至于有些管理干部的态度生硬和方法简单，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还得有待整个社会的改进，学生不宜要求太急和太苛。这就是说，k大校方勉力而为，但不知学潮为何反而越闹越大，不知庞大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为何就压不住大川这种乳臭未干的学生头。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控制是太粗心于形式感了，太缺乏美学冲击力了。开会，文件，指示，全是文字，全是文字的重叠和累积，依赖逻辑和概念的强制，再加上管理干部大多穿戴老气过时的中山装和黑呢帽，走着清朝衙门里常见的四方步和八字步，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不能接通青年人的情感。相比之下，身处一个视听时代，一个域外文化正在涌入国门的时代，反对派在形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演讲、集会、游行、朗诵、漫画、热泪、旗帜、舞会、西装、募捐、牛仔裤、立体声、飞吻、女子长发、v型手势、bbc广播、缠头标语、搭人梯登高以及其他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使冲突双方一边是公文，一边是诗歌；一边是工作日，一边是狂欢节；一边是白开水，一边是美食大套餐：强弱对比显而易见。
    青少年是最好玩的年龄，也就是对形式最敏感的年龄。k大学生三舍前灯光球场上曾有一次集会，突然有人拉闸断电，造成球场上一片漆黑——据说是校方秘书长干的。拉闸者没有料到学生还是不散，纷纷点起了蜡烛、火柴、打火机，或者打开了手电筒，一时间灯火如海，闪闪烁烁，与天上的星空交相辉映，集会更有了无限温柔和无限浪漫的诗意图景，让人流连忘返心醉神迷，烛光舞会的美妙也不过如此。这一个夜晚，学校附近商店里的蜡烛和火柴被抢购一空，电池也被抢购一空。灯光球场上到处留下烧过的木炭和纸灰。
    这次拉闸当然是弄巧成拙，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给学生们一种专横和粗暴的印象。而且由此逼出来的一场星火集会，反而大增学潮的光彩，把大川及其同伙进一步送入了星海闪烁之中的圣主地位。
    可惜的是，大川手里的形式牌并非无穷无尽。随着学潮规模的扩大，组织混乱令人恼火，不能不强化领导，民主美学也就不容易贯彻到底了。他不能不开会，不能不下文件，还学会了设定干部的级别和制订管理的纪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学联”和“省改革联系会议”的班底——做的事与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态度未见得更温和，方法未见得更高明。我与易眼镜、小雁等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被体育系那些粗壮“警卫”挡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书”一再盘问，满鼻子都是对方喷过来的橘汁气味和胃酸气味，还有现场的汗臭和尘土气味。经过长时间的通报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张油印的通行证，得以穿越森严警戒的人墙，走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见的一位美国记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后面。我不想记述这次与他的面谈过程，不想记述这次学潮中更多的事情。我只想说出我走进小房子时的一丝惊讶：他忙碌而烦恼，正在背着手向几个学生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工人在哪里？总罢工为什么还没开始？北山区的农民也要抓紧联系！”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不知因为什么事大光其火，竟拍着桌子大骂一个蓄平头的男生：“你们这是暴动，是违法，是草寇行为，我马上开除你们！滚出去！滚！”
    他又对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如果你一分钟谈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部长，你就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个大首长。当他提到“中央来电”但必须向我们严格保密时，教导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的时候，其做派更像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首长了——一个他心目中应该打倒的那种官僚。
    显然，到了这一步，大川要反对的形式几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复的形式，事情离结束也就不会太远。形式的优势毕竟有限，不构成胜败因素的全部。轰轰烈烈的学潮外观，一开始就掩盖着参与者们的诸多内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目标日渐多样和散乱，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争取多读书还是少读书？是要改选学生会还是干脆不要学生会？是要恢复革命的民主还是要推行宪政的民主？要参加这个政府还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是要倡导利己主义还是要指责官员们那里的利己主义？……这种乌合之态当然严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市民不过是来共享一次形式的怀旧（中国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欧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诗歌、狂欢节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过足了瘾，一旦没有更新的节目出现，事情似乎就只会有两种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学生要去拦截火车并且抢夺枪弹，这被大川愤怒地反对；既然如此，学生们那就只好向旧的形式回归，离开街头和广场，回到校园里去，回到课本、食堂、运动场等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种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适和轻松的生活。
    大多数参与者很快选择了后者，在狂热和浪漫够了以后陆续还俗。他们重新算计自己的成绩、学位以及即将逼近的毕业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与官员的人际关系，对学生头的后事如何并不特别关心。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敲着饭盆评头品足，说说领袖们的无能和弱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摘出来，徒劳无功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实惠，还可以像不久前狂热地叛逆一样，转过来狂热地效忠和媚上，频繁出入校领导办公楼，抹着鼻涕大举揭发同学的劣迹，其薄情寡义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预料。他们面临着另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有机会把他们一个多月来的领袖描述成一个野心家，一个狂人，从不接受劝说和批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别人打伞，抽烟要别人点火，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人为他提包……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揭发，校方当时被中央调查组批评得自顾不暇，还不至于发现大川的诸多把柄，不至于取消他的入党对象资格和扣下他的学位。
    大川住进医院的时候，没有多少同学去看他，倒是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走道里观察着来访者。我默默地坐在床头，发现大川已经人瘦毛长，听他激动地大声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他们怎么都成了犹大？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都给狗吃了吗？好吧，走着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背叛感到耻辱！”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他坐起来，让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药片。
    国际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分子，现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当年，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曾经错用过一些符号，就像男人错戴了女帽，婚礼误奏了哀乐。那时候加州青年学子们高扬“伯克利共和国”的大旗，在人民广场安营扎寨，种粮的种粮，煎饼的煎饼，一心要建立天国式的现代自由部落。哥伦比亚大学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则攻占了大楼，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长大人的雪茄烟和雪利酒，操着木棍、枪、燃烧瓶来保卫他们的五个“解放区”，任校园沦为一片硝烟滚滚的战场。他们誓与帝国主义的美国一刀两断，但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找到一种替代性的体制方案，只知道不要什么，不知道要什么，因此是一堆不满和绝望情绪的大混合，缺乏符号资源和恰切的符号表达，也就在所难免。这样，他们呼吁平等民权和反对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队伍里往往光怪陆离，有人举着马克思的图像来欢呼大麻和可卡因，有人分发完毛泽东的小红书便来散发避孕套和一丝不挂地走进课堂，有人谈论着马尔库塞的“绝对自由”理论然后兴奋地向大楼玻璃猛掷石块。某些来自百万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则争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脏自己的头发，在摇滚乐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汉的姿态，不愿被时代潮流所遗弃。
    他们中间有红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军，使资本主义美国不仅面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而且身后遭受一次个人主义的袭击，或者说是遭受着个人主义枪口里喷射出来的理想主义火焰。
    这一切符号的奇怪链接，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然而暧昧、纷杂、混乱的思想拼图，显示出当时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右派，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思想情感的时代季风当然不同了，马克思、毛泽东，还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当年美国校园里那样时髦了；恰恰相反，美国体制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灿烂灯塔，他们一心要在中国实行最为彻底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弃一切乌托邦以后投向美国这最后一个乌托邦。他们最急切地宣传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最激烈地诅咒专制和腐败，但同样受困于思想的混乱，受困于美学符号的贫乏和芜杂，比如，一集会和游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国际歌》——居然可以唱得动情投入，唱得眼热泪流。他们难道不知道这首歌与美国体制南辕北辙？不知道这首歌纯属左翼声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产党的党歌？不知道这首歌是他们极不喜欢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要求全党、全民、全军都得唱会的红色圣乐？
    与美国的新左派相比，中国的新右派有同样的热情和破坏力，也有同样的光怪陆离：有人搂着情侣的腰却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里，似乎这里是示威也是逛街；有人吃着冰激凌却躺在绝食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绝食也是野餐；有些人言必称自我，却习惯于一齐振臂高呼口号，似乎步调整齐异口同声就是独立自我的临时标志；多数人愤怒要求官员们下台，却强烈要求官员来看望他们并肯定他们，要求官员与他们一起合影纪念，似乎官员们的看望和肯定非常重要，合影纪念也非常重要，必须在他们下台前完成。他们对上课、跳舞、进馆子的同学十分愤怒，认为那些人在可耻地逃避民主，然而他们宣称过民主就是为了大家今后更好地上课、跳舞、进馆子，但这一切美事似乎万万不可提前进行，提前了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从理论逻辑上来说，他们是主张个人至上的，就是拒绝群体的；是利益至上的，就是远离崇高的。但他们眼下偏偏是在一个习惯于群体和崇高的国度，投入一种偏偏是群体的而且崇高的民主伟业，于是对革命的美学遗产常常既拒又迎。手挽手和肩并肩的时候，总不能唱《美酒加咖啡》或者《何日君再来》吧？总不能在喇叭里播放出爵士乐或者迪斯科吧？总不能一声不吭吧？他们连一首合适的歌也不容易找到，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左派歌曲，给喇叭裤和牛仔裤镀上金色诗情，让“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响彻云霄。
    《国际歌》就是这样兼容了二十世纪后期左派和右派的悲壮——问题是，这是一种交融汇聚？还是一种自我分裂和左右不是？
    领袖
    当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认购和张贴领袖画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队长家里去认购，见桌上一大堆画像里有大有小，便挑了张小的，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穷，平常买猪娃只能拣小的捉，今天也捉个小的算了。对不起呵。”
    他一心想省钱，居然拿猪娃比领袖画像，反动言论令人发指，立即被大队党支部书记下令抓起来斗争。幸亏他是贫农出身，免了牢狱之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个人崇拜不时兴了，革命领袖的画像大多被撤下来，但很多农民往往还在厅堂正墙的对联之间，留出一个肖像的位置，留下空荡荡一块四方白墙，似有一种顽强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还愤愤地冲着我发过牢骚：“你看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党的领导呢也没有形象，还四个坚持呢，坚持空气么？这话谁听呢？”
    他是指阶级敌人都摘了帽，指墙上也不见了画像，革命就没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个轻易崇拜的人，从来就不崇拜毛主席的双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体食堂，但这与墙壁不能空着是两回事。他需要一个领袖，不管是什么样的领袖，就像鸭群需要头鸭和羊群需要头羊，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其实，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茫然。在一个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的时代，即便在一个治权集中于组织而非个人的社会里，人们还是需要有血有肉的个人形象来代表治权，需要这些形象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甚至墙壁上，这一动物性的视觉习惯，并没有因为所谓个人崇拜的淡化而结束。
    这当然容易造成极权和迷信，也带来了历史上很多领袖的苦恼。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怎样繁忙、怎样乏味、怎样危险、怎样倍遭压力和攻击，但常常不能脱身，有太多无形的力量将你强按在这个位置上不得动弹。他们虽然可能有无上的威权，却也丧失了很多个人生活乐趣。比如，没有行动自由：一个中国明朝皇帝与爱妃做爱稍稍超时，伏拜于龙床四周的太监们就会齐声喝止，以防天子自伤龙体；也没有个人隐私：美国总统克林顿闹婚外恋的每一次射精，都会成为传媒的头条新闻并且被国会仔细地审查。他们几乎没有私事，任何私事都会道德化，任何道德都会政治化，常常成为巨大政治冲突的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就是人形符号，以个人对群体政治做出风险担保。针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神化）”或“个人苛责（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众心理习惯，无非是具象目标代理了抽象目标，个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制度，政治成了细节政治，就变得易于想象以及实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个人崇拜。没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学潮的领袖，公众的道德放大镜同样开始审查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不过是五分钟崇拜狂热后的一个反弹。他压制组织内更激进的一派，攻击之辞便接踵而来。他口里的牛奶气味成了罪证：要别人绝食自己却大吃大喝，这不是腐败特权么？他与一个女同学多说了几句，也成了人家手里的把柄：这不是搞三宫六院“天子从此不早朝”么？他的更多丑闻出现在大字报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钱未还，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园滋事没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对手们绘声绘色地描绘。“让那个见义勇逃的假圣人见鬼去吧！”大字报下边是这样一条赫然入目的大标语。
    到最后，学潮平息之际，校方的调查和清算开始，很多不是他干的事，比如，掀翻了两辆汽车（那样做很不理性），哄抢了三个水果摊（不知是哪些王八蛋干的），绝食现场的垃圾里发现了避孕套（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账上，都得让他来解说和分辩。在很多人那里，学潮似乎与民主与自由无关，看它闹得对不对，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绝食现场用了避孕套。
    他气得差一点吐血，深感愚民们的不公。他为什么不能喝牛奶？为什么不能与女同学多说几句？他认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责任更重大，就像一个元帅统领千军万马，别说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么样？别说没用避孕套，就是用了避孕套而且身边美女如云又怎么样？再说领袖并非圣人，民主也不是圣人运动，这些道理你们不都是很明白吗？即使他个人的品德一无是处，他就没有伟大和英明的资格并且成为民主的救星从而名垂青史？……带着这种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愤慨，他后来当领袖总是不顺，总是短命，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与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华，请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总，让他威风凛凛地掌控整整一幢豪华写字楼。大楼里有四台电梯，只要他走进其中一台，秘书立刻在门口伸开双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进入。已经进入了的员工也吓得赶快蛇行鼠窜逃出电梯，不敢有扰老总的清静和耽搁老总的时间，否则就可能被秘书盯住胸前的工号牌，就可能卷铺盖走人。大川对这一切倒没有什么明确态度，只是装着没看见。
    可惜总公司三个月后又免去了大川的职务，原因之一，是这里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联名上书抗议他的盛气凌人。
    团结
    大川在乡下与老木吵过架，也打过架，回城后分道扬镳再无往来。对此最为焦急的是吴达雄。他是我们中学的娃娃老师，教历史，好打球，与同学们在下乡前那一段自由时光里玩得熟，后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没有当过知青，却比任何知青都发知青烧，家里一直挂着草鞋、斗笠、柴刀以及红袖章等历史文物，收藏着各种各样发黄的知青老照片，任何知青爱唱的歌他都会唱。
    知青们都回城以后各有各的生计。他一到节假日，仍要尽可能地把同学们邀到他家去，在那里吃饭喝酒，聊天唱歌，并且在他的引导下讨论国内外的形势。他不时插着话，笑眯眯地鼓励和帮助任何人往下说，同时笑眯眯地鼓励和帮助任何反驳者往下说，存心挑起群众斗群众，斗到适可而止的时候，他又及时来弥合分歧，恢复友好氛围，总结出各方优点和潜在优点，不惜分发一顶顶什么主义和什么流派的哲学大帽子，让每个说话人都英明伟大，都受宠若惊。他似乎不管客人们来这里说什么，只在乎这里必须有讨论，有辩论，有格言的交锋，有哲理的碰撞，有幽默和笑话穿插其中，有诗歌或电影台词点缀助兴，有一种关怀天下事的阔大胸怀。这就行了。如果客人们齐声高唱一首《国际歌》，如果客人们进出时有人举手低语“消灭法西斯”，有人举手低语作答“自由属于人民”，如此老一套把戏更会让他快乐得如醉如痴。
    他不好酒，不好烟，更不喜欢打牌，唯一的癖好就是扎堆，就是助人扎堆。他为扎堆的氛围而活着，以天下革命志士的团结为己任，顽强维护着他们中间的一种团结。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朋友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不是矛盾，觉得大川和老木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没有理由不重新结为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他找大川谈过，一句规劝就惹得对方大发雷霆，但他笑眯眯的不生气，仍然耐心地说出很多道理，包括大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在做好团结工作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他也找老木谈过。老木虽然没发火，但送他一个绰号“团结鳖”——鳖与龟相对应，在方言里是指女人的生殖器官。他受此大辱仍不生气，继续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仗着比对方大几岁，把啤酒杯往桌上一砸，“你娘的听着，老子今天就要当这个团结鳖。你要是不转这个弯，今后就再不要认我老吴！”
    他最终未能使大川与老木和好如初。不仅如此，连他已有的团结阵线也出现危机，节假日的知青沙龙活动人迹渐稀。无论他事前如何盛情相邀，很多人还是觉得国内外形势不能当饭吃，三天两头来扎堆，不是有病？还有些人日子混得并不好，平时躲熟人都来不及，还主动送到圈子里去现丑？好在他并不气馁，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次次走出去登门拜访。他有很多登门的理由，送一本新出版的书，送一盘新的录音歌带，送两张新电影的入场券，要不就说正好路过门前顺便看看。但这一切都是铺垫，铺垫出他的团结维护工作。他大谈各位朋友的优秀品德，任何相关的好消息都及时传播，希望能引起你对朋友们的敬佩和牵挂，引起你离群独行的歉疚不安。他有时也来点邪招，比如闪烁其词地传点流言，某某对你有点意见啦，某某对你那个那个啦，你就当着没这回事吧，如此等等，企图以此逼当事人激动，逼他们产生澄清误解的急迫，从而重新关注那些生活里其实并不重要的人，关注那些生活里其实并不重要的事，也就是关注他那个实际上已经解体了的革命大家庭。
    他这一招确实还比较管用，虽然有时玩过了头，在本来很团结的朋友之间闹出了不团结。
    甘地
    艺术是富有义涵的形式新创。艺术不可多得，因此历史上多模仿照搬、因陈袭旧、随意胡来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却可遇难求。
    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常常超越文字理念，发挥直觉的想象力，并且调动大众的直觉想象力，造成行动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觉效果，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力推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选择了光头、赤脚、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鞭策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来说，对于好谈斯宾塞、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这种换装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
    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顶，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民当局最致命的打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首先，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而纺纱和晒盐最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钱、体力、时间以及勇武。其次，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劳动，俭朴，忍让，让人同情，便于传说和上镜，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这是一种天鹅绒炸弹——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
    只要当局怯于镇压，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处一个积弱、积贫甚深的宗教国家，一个习惯斋戒、施舍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以至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伦敦街头成为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语）之光辉。他只是微笑就够了。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就已经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
    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不是矫饰造作故作姿态，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没有这种美，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虽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刻板、累赘、冗长以及成本高昂；有了这种美，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象，有了神来之笔，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当时空空大狱之内仅有七名犯人，两个是神经病，四名是弄虚作假者，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属于父母无能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们在占领车站、银行、桥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如入无人之境，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连伤带死也仅有六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如果没有这实际效益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如果没有广大民众这场哪怕是即兴式的演出，历史会是什么模样？
    拉开历史距离来看，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也难以记忆，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诗境。
    象征没有什么实利的价值，却可蓄积和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征性事物有画龙点睛之功，以一种有声有色的行动为革命造型和成像，以一种历史创造力的爆发焦聚着大众的理想和激情。在这个时候，生活本身就成为艺术。
    电视政治
    象征正在现代政治中得到广泛运用。很多政治人士都从历史上诸多成功的象征那里受到了启发。有些人会更加注意个人的着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巾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而俄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牛仔裤和旅游鞋来宣示自己自由开明的风格，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最让评论家诟病，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青年人觉得好笑，老年人觉得讨厌。
    还有很多人会更加注意行动的感觉效果。他们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纺纱和晒盐，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独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像俄国总统普京那样驾驶战斗机和上场摔跤格斗，让人联想到流行影视作品里日本影星高仓健或美国系列电影《〇〇七》里的“邦德，詹姆斯·邦德”，一种“酷”劲光彩夺目，肯定能博得大众的惊喜。很多人已经断定，人类已经进入“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主导权确实已从政党悄悄移向了媒体，政治人物的镜头表现将极大影响选情。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说过：“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政治”，“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自我造型技巧正在“把最好的政治家从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见《环境危机下的国家政治》）。他们频繁在公众面前看望灾民、亲吻小孩、慰问残弱、体贴爱妻、热衷体育、漫步街头、与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这一切即算不全是虚伪之举，但再诚实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现代文明造型法则对自己的规定。在一个电子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就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可视的比可说的重要，可说的比可想的重要，一个人即便满腹经纶宏图大略，如果不能为电视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内在素质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投合民众欣赏习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败涂地。一九九六年，叶利钦争取俄国总统连任的时候支持率还不到百分之五；二〇〇一年，小泉纯一郎争取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但他们迅速地脱颖而出，主要靠媒体上的风头更健，最终分别战胜了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国民党籍的领导人马英九进入冬天之后，还披挂红绶带和身着短球裤，在大街上万人围观之下跑着小圈子，向市民展现自己的健康和青春活力，简直如同猴戏，让人可笑和可怜。一个才华卓著的小马哥真是被整苦了。这种民主制度下取悦于民众的行为，与专制制度下争宠于君王的行为，其实都是酷刑。
    中国《南方周末》报不久前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我们就是要狠狠地作秀！”这种咬牙切齿的决心，刚好证明在一个远离崇高的市场化时代，要创造出激动人心的象征其实很难。市场是平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铁律，因此利欲重于操守，算计之心多于慷慨之情，美的生产已经大大短缺心理资源和现实条件。这时候的政治人物们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即便他们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即便他们狠狠心让设计师们吃掉竞选总费用的百分之十，还是只能获得一些差强人意的形象包装。娘娘腔之柔，贴胸毛之刚，总是被媒体受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作秀者还能有什么招？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了诗情澎湃的演说，以超常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掌声，而且去清真寺与穆斯林们握手，弥补有关“十字军战争”的失言，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可惜的是，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太落套了，不足以弥补他的形象亏损。事件突发之时，他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却一再拖延和躲闪，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钻进一个空军基地的狭窄防空洞里时的双目无神和举止惶乱，曾大大加剧美国人民当时的紧张，让没有防空洞可钻的人茫然无措。他当时为什么非要去路易斯安娜和内布拉斯加不可？为什么不能直接飞去纽约或华盛顿？为什么不能唾弃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发表讲话？为什么不能在滚滚浓烟前来凝定美国人民的镇定和团结以及承受灾难的勇气？他后来面对着美国经济的一片休克和瘫痪状况，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乘坐一下空荡荡的民航班机？为什么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荡荡的地方率先战胜自己的恐惧？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样亲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馆？去商店里推着小车购物？……他只要迈开脚步就行。这比他在国会发表一百次精彩演说重要得多。
    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广获同情和关切，最缺乏的就是对安全和经济的信心，机场、市场、银行等都有点六神无主。在一个经济学家们命名为“信心经济”的时代，公众信心而不是到处乱窜的军舰和战机，才是让美国社会生活得以摆脱阴影的精神太阳。可惜的是，总统先生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是受制于一种组织体制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比方说，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技术的时代，政治机器通常都会以为高科技的军舰和战机更能带给人们信心。
    这种逻辑在九一一以后的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历史提供的机会并不很多。布什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和各教派内心生活激情的美学机会。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
    包装
    “包装”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流行词。面对一个传媒和信息的时代，大多数商业机构、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国家、教会、艺人以及学者，都不得不更为关注它们的外部造型，包装的眼光已经遍及着装、形体、用具以及某些社会行为，包括赞助体育或学术的慈善举措，包括向艾滋病人或者环保团体伸出援手。这些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包装，显然都纳入了预算，是一种合理投资，以最大市场利益份额作为预期的回报。
    以色列听从一位美国顾问的建议，一直想找一位金发美女当外交发言人，相信一头金发可以大大加强对欧美社会的形象攻势（据埃非社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电）。比利时首相曾下令组建一个包装团队，打造出全新形象，包括广泛使用新的标识语和新的颜色，力图把国家从官员腐败、儿童色情、鸡肉污染等丑闻中拯救出来。团队中的一位广告专家声称：“比利时不大，但我们要使它成为电脑业的virgin（公司名），你不论到哪里都能看到！”而爱莎尼亚也用心良苦，不愿意充当“前苏联”国家，甚至不愿充当“天主教”国家，其外交部长宁可将它说成“预欧盟”国家，“北欧”国家，或者“绿色”国家，力图给听众一种洁净与温和的联想，一种文明主流的联想，从而吸引国际投资（均见美国《外交事务》二〇〇一年九、十月号）。
    相比之下，中国有些宣传机构就显得缺弦。一九九九年美国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际，我正在美国，遇到大头和他的朋友史迪温，一起在电视机前等待日语节目结束，看中国台汉语节目开始。这个节目真是把史迪温急坏了。他同情中国，对美国各大媒体有关导弹攻击的一面之词愤愤不满，特地早点赶来要收看中国电视，但盯着屏幕看了好半天还没有看到死者的情况，只看到了一二十来个党政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按级别高低排序的表态。“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坐卧不宁地走来走去，把一个杯子拿起来又放下：“三个人丧命，这么大的事！其中一对还是新婚夫妇。多好的题材！新婚夫妇呵，还在蜜月呵，放到cnn手里，不搞得电视前的老太太们眼泪鼻涕哗哗流才怪呢。你们的电视台怎么这样笨？”
    他又大搔脑袋，“这么多机构和官员，说的意思差不多，就不怕观众烦？就不怕观众换频道？要说也可以放到后面去说吧？”
    大头也跟着急了，指着电视屏幕里的一个发言者：“鳖，少说两句行不行？”
    史迪温是从业传播的，深谙镜头煽情和造势之道，批评当然很有道理。我对新闻中的官阶排序同样不以为然，但也生出另外一种担心：假使中国的电视台有了更多新闻敏感，更多的炒作技巧，假使中国的电视台都成了cnn甚至一个个更cnn，事情又会怎么样？诚然，宣传效果会好得多，全世界老太太们的眼泪也可能给挤出来，但死者一旦成为卖点，一旦成为新闻市场的商品，包括死者的亲属一次次被押解上阵，在无数镜头的围剿和瞄准之下，反复招供自己的悲伤，反复呕吐自己的寸断肝肠，反复撕开自己刚刚愈合的精神伤口以惨兮兮的奇观供他人感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过于残忍？如果他们习惯和乐意这种伤口的展示，其悲伤之情是否会逐渐透出几分造作和几分势利？利用这种造作和势利做成的视听催泪弹，是不是更像是一种宣传而与真正的感动无缘？
    事情真是很难办。
    美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有内含的外形，特别是在社会领域里，美永远与非权谋、非利欲、非技术的正义和同情相连，不可能是买卖的筹码，不可能被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随意地劫持。与其被宣传机构推到耀眼的位置上去哗众，美更愿意沉默，成为人们不经意的一种遭遇，成为人们悄然入心的一丝心灵战栗。历史中一切有沉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离不开从来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哗众的多数。这决定了美的沉默地位，美的边缘地位。相反，由权力、金钱、技术所支撑的很多强势宣传机构，可以制作出各种热热闹闹的包装，却常常使美变得无根。它们的成功造势，在大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药物除皱，看似永驻青春，其实美在浅表，得不到面部肌肉的支持，恰好以残害面部肌肉为代价。他们对感觉的商品化大生产，正在失去多数人自发和自然的心理参与，正在一步步远离感动，甚至退出感觉，让人们熟视无睹或者一见便疑。
    行为艺术
    以大头的聪明，以他曾经对艺术的拳拳之心，他似乎不应该不明白美是怎么回事。他曾在太平墟的一小土屋里嚼着红薯丝，用小提琴拉着《伟大的大头畅想曲》，然后宣布：“老子要在三年征服全省，三年征服全国，三年征服全世界！你们就等着拍贺电吧！”这种气吞万里的气概令我佩服不已。他后来居然成为包装业内一个蹩脚的手艺人，完全在我意料之外。那时他还没有出国，不甘心在剧团里当画工，一心想着在画界出人头地，曾灵机一动地请来几个朋友，租下郊区一间库房，打造出几十张各种各样的门，大汗淋漓地运到北京去开办了一个命名为《门》的个人画展。画展多如牛毛，与他同馆展出的就有五个，个个都先锋，个个都感觉，个个都抽象，一时难分伯仲。观众们入馆后大多去了别的展区，一些碧眼金发的西方记者进馆后，也更注意另一个画家的草船和石砖。大头一开始还沉得住气，渐渐冒出了汗，在人流中钻来窜去，发现形势极其危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找来墨汁，迅速在大堂正中央画出一个中国的八卦图，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只剩下一束布条遮羞。他在八卦图的中心盘腿闭目打坐，嘴里念念有词，屁股边还放了一圈刚刚找来的断绳头意义莫名。他事后得意洋洋地夸耀，说这一招真是绝了，真是盖了，立刻哗啦啦把绝大部分观众吸引到他的展区来。你想想，行为艺术呵，时髦吧？秀吧？既有八卦，又有裸体，又有断绳头的哲学，是萨特和海德什么什么，你肯定知道的人——他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见我一头雾水，便说反正是那个海什么鸟吧。你想想，中国的和外国的鸟都有了，传统的和现代的鸟都有了，还能不深刻吗？还能不火和shock（惊人）吗？
    他在床上翻了个跟头，把烟头胡乱弹向空中，一个劲回味当时的爆炸性效果：洋记者纷纷要给他拍照并且有人在预约采访时间。他只是没有对记者说得太好，生命存在和振兴中华等等胡说了一通。
    我看过他当时的照片：很瘦，光着头，赤着脚，半裸身子，安详坐地的样子有点像一个苦行高士。他只是有一点像，因为事实上不是，而是一个习惯于打架斗殴的浪子。他力图把自己包装成高士，等于承认自己向往高士而无力做到，承认自己尊敬苦行而无意实现，并且承认了自己的最终放弃。他体现了这个时代很多包装者对美同时留恋和背叛的内心两难。
    他后来有一张画入选了美国的什么画展，事后却被揭发为模仿之作，是不难预料的事。他后来差不多放弃了画画，只能晃荡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做点古董、家具以及组团旅游的生意，也是不难预料的事。包装者们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呢？一个想做包装者又缺乏包装资金的人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呢？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行为艺术”这一回事的，而且一直面带微笑想做个开明人士，一直愿意相信艺术向日常行为的延展，可令人陶醉和惊醒，不仅大大开阔了艺术天地，而且将对人类行为给予及时的诊疗和示范。但我也很快从他那里看到了行为艺术的危险：在市场利益原则之下，如果不说全部，不说大部分，至少有很多行为艺术正在被商业化潮流收编，成了某些才子企图坐地收银的肢体杂耍。
    我相信最伟大的行为艺术一定发生在无人观看的地方，比方在荒野，在斗室，甚至在深夜的厕所。就说作家史铁生吧，他的行为艺术有谁观看、评论、研讨甚至授奖吗？他多年前一坐下去就不再站起来，双脚永远告别大地，其医学名称叫“高位截瘫”。
    他眼下每三天就要把自己的血彻底洗刷一遍，每三天就要抛放出漫长的血流在自己身旁旋舞——其医学名称叫“透析”。
    书
    大头下乡前偷过一次图书馆，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他后来想一口吃出个艺术大师，免不了故伎重演。时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省图书馆大部分藏书还封存在省政协旧礼堂，等待着清理和转运。他将有关情况打听好了，多次骑着脚踏车去踩点，做好犯罪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准备了一辆拖车，几只麻袋，还有准备动武的铁榔头。他打架从来是用铁榔头，光着膀子光着头一马当先，在中学时代没有人不怕他。
    他干得很顺利，几麻袋的法国、意大利的精装画册，一袋袋扛出门，装车离开大楼，没有任何人注意他，更没有人麻烦他。他在出院门时遇到了一个坡，车拉得有些吃力，守门的老头还前来推车，说：“星期天还干活，你真是个好同志呵。”
    如果他不是玩笑开过了头，开罪了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如果那个女演员不知道这些书价值连城，他是根本不会栽在这件事上的。问题是那个娘们到团长那里去哭诉，顺便把书的事情捅出去了，作为对他偷拆情书的报复。警笛尖啸，兵临城下，他被铐起来推入囚车。警察说，别看只是一些书，是动用国家外汇进口的，价值人民币两百多万啦！差不多就是抢了一次银行吧！这不仅让大头自己吓了一跳，也让团长和其他人吓了一跳。有人熟悉刑法，知道大头从这张门跨出去，恐怕是再不会从这张门跨进来了，不知道他年迈的父母双亲这一下能不能扛得住。
    三个月后的法庭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大头自己对此结果也疑惑，瞪着眼问：“你们骗我吧？就判这么一点？”他一直呆呆地站着，对看押者不辞而别而且自己可以自由回家的事实将信将疑，登上公共汽车后还觉得这坐椅、这地板、这司机不是真的。不是说两百万吗？不是说“一万判一年”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怎么倒来到了大街上？
    他事后很久才知道，给他轻判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全在于他偷的是书。书么，在一般人的眼里并不值钱，也不是钱，藏着知识和良心，有良好的形象。书不是金银珠宝、武器弹药、白粉大烟、电器仪表、钢轨铜线，故中国有句俗语：“偷书人不是贼。”看来法官也是人，在法律和人们的感觉定势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就选择了后者，所谓合情不合法。
    不仅如此，握手告别的时候，一位老法官还对他亲切了一番，说：“你虽然犯了罪，还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那个孩子要是像你一样呀，我也就知足了。”
    其实大头算不上爱学习，偷书是一时心血来潮。聪明到他这个程度还需要学习么？他这样的大师和天才还需要学习么？他后来是这样说的，半是玩笑半是当真。像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有更多精彩的诱惑让他忙不过来，使他难耐读书的寂寞。但这个时代仍是一个多书的时代，印刷机几乎都在高速飞转，书市一个比一个更为浩阔，不仅求知者需要书，很多有身份的上流人士有了豪宅，有大书房和大书架，更需要大批大批的书，特别是成套的经典作品——虽然他们可能一个月也读不上三页，打起精神连一篇短序也没法硬着头皮读完。但他们像大头碰上的那些法官一样，像更多的人一样，对书的良好形象心知肚明，不能不多加收藏囤积。他们甚至知道电脑差不多可以代书了，知道电脑更新潮，但不管怎么说，电脑的形象却远不如书那样古雅、深奥、恒久、清高、有年头、有深度，就像暴发户可能比老贵族有钱，但贵族就是贵族；微型冲锋枪比佩剑更实用，但佩剑就是佩剑——贵族情愿在墙上悬挂佩剑但决不会悬挂微型冲锋枪的。他们要最大限度利用书的意象，让这些堂皇的废物充当自己的背景，给自己的人生铺下某种知识世家的底色。
    身后有了这个背景，他们就有了一张大大的文化身份证，一张大大的道德介绍信。据说有些商家专门生产空心的精装书，是专门充塞书架的廉价纸砖，大概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对于他们来说，书的实用意义正在逐渐被象征意义取代。
    进步主义
    早就有人知道书的实用功能正在被削弱，知道更强大的信息手段正在取印刷物而代之——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当埃及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总统宣称：“收音机改变了一切。”敏感到埃及将面对西方媒体的技术强势，正在走向一个很不确定的新世界。“西方化已经不再仅仅依靠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依靠喇叭向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因此西方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也是这样描述当年。
    在不久的以前，这种西方化曾经表现为直接军事占领，比如英国对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对南美的殖民，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殖民，还有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在亚洲的疆土拓展……再加上日本“脱亚入欧”时对朝鲜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贸易专营和资源独享全靠枪炮来保卫，世界几乎到处都有热爱奶酪和威士忌的统治大人。但那种方式在二十世纪已经越来越显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一九四五年上台的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认识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使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大为萎缩，而维持统治的费用已超过殖民所得，令人厌倦的印度问题必须斩仓割肉，舍此别无选择。艾德礼政府推动了印度独立法案在国会的通过。
    与很多共产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同时也与很多帝国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英国从广阔殖民地的撤出后并没有进入衰败，相反却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法国其他西方列强的情况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是：过于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弃殖民地，后来倒成了欧洲的贫困户。
    葡萄牙是否证明殖民主义只是西方列强历时四个世纪的愚顽之举？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进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强国的竞争选择。只是这四个世纪前后的技术条件已经大变，殖民者们在撤出时已经获得了一个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纳赛尔总统面前的收音机。古人云：攻城莫若攻心。以枪炮攻城，较之以广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继收音机之后出现的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各种手段，使听觉更添视觉，西方强国可以借此轻松地俘虏任何边地居民的两耳和双眼，可以让数以百计的频道快速实施全天候的视听轰炸，越过任何军事防线、政治边界以及文化传统屏障，摧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心理抵抗。一般来说，这种摧毁并不主要体现为颠覆性宣传。鹰派的冷战宣传在鸽派看来并不高明也失风雅，意识形态的张牙舞爪让人反感，美国在韩战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失败，让大多数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已属过时的臭招。即便能够强行占领，谁还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穷国和乱国？
    这里的征服，其实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项足矣。人人都想过上好生活，过上视听传媒中那种技术优越和财富丰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呵！曾经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的红色苏联，也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变体部分。构成那种生活的一切要件：无论是苏联的航天飞船，还是欧美更高超的航天飞船，还有汽车、电话、飞机、高楼、化妆品、时装、唱片、电脑，其生产核心技术皆为西方垄断，后发展国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须把廉价资源投入交换才能获得这一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沦为单纯的资源供应方。一九三八年的世界贸易统计资料称：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原料价格一直被迫走低，后发展国家用一定原料与西方换取的工业品在十年间要少去三分之一（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多年以后，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坦承这种交换不平衡的结果：除了少数成功追赶西方的国家，世界上约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比十年前更穷，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水准比由一九六〇年的一比三十扩大到一九九五的一比七十四。多达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竞争的同类生产结构和同等技术能力，只能一步步更加依附西方，并且背上沉重债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〇〇二年的统计更加惊人：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今天世界上最富的三个人，其财富可敌世界上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入九十亿美元才能确保正常用水，美国妇女每年美容的花费就高达八十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解决温饱问题尚缺一百三十亿美元，而欧美国家每年为饲养宠物就用掉一百七十亿美元。
    这种信息、权力、资本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换，造成抽血后的残疾，当然会更进一步反衬出西方的“进步”。残疾者只能自叹无能和自理后事。现在哪怕你想请回当年的总督，请回夹着皮包的帝国主义，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再踏上你殷勤铺下的红地毯。
    这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的趋向。后发展国家就不能拒绝或者摆脱这种交换吗？当然能，如果他们能安于马车而不要汽车，安于草房而不要高楼，安于草木灰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勒紧肚子，他们当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或者慢慢等待自己发展出来的商品和技术，包括等待这种发展中的对外吸收。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做到这一点。电子视听所实施的文明示范和消费示范，造成了大众性心理高压，造成了对西方产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着权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难守清苦，总是在推进这种交换时抢先一步，成为很多穷国的买办性新贵集团。获得了知识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难耐荒废，于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个人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西方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构成了这种不平衡交换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看来确实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国的总督和军队在一旁实施强迫；但交换事实上又别无选择，因为来自西方的视听传媒早已规定了大众心理高压之下的选择结果，规定了很多穷国朝野上下对这种交换的心甘情愿甚至急不可耐：看不见的手取代了看得见的手，传媒殖民主义取代了炮舰殖民主义，霸业转型再次确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活动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权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微笑着想到了一句中国格言：“不战而胜。”
    也许，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纪撤出殖民地以后更加强盛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同时失败和胜利的秘密之一。
    视听技术是这次世界重组的主要依托。中国人素来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比较而言，书报无法企及影视的“眼见”之功，心理冲击力较为有限。我在乡下插队时看到过台湾用气球送来的红绿传单，当时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缴；也偷偷听到美国或苏联的华语广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勾当并无太多危险。但坦白地说，这些文字宣传虽然令我好奇，却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愿意相信它们对美国制度或苏联制度的夸耀，这种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扑来和暗袭心头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肤，其爱不足以入骨。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连书报都没有的时候，来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点传说，根本不足以引导社会舆论，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的竞比几乎缺乏信息依据，因此不可能展开。一七九三年，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与英国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声称“那里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可以想见，皇帝是在没有视听技术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这种傲慢自大的判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还没有“进步”的概念，更没有“落后了就要挨打”之类共识。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如果说曾经有过“进步”的文明的话，一般的惨痛经验恰恰是“进步了就要挨打”！“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第一批被所谓游牧蛮族摧毁的例证。同样“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游牧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强敌的铁蹄，朝廷一次次屁滚尿流地南迁乃至覆灭。
    这些“进步”大多体现为农业文明，以至英语词culture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时又意指耕作与养殖，而且成为agriculture（农业）的词根，暗示出农业在往日的高贵身份。道理很简单：唯农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宫殿，奇妙的水利设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饮食，繁荣的市场与货币，华丽的戏剧与辞赋，还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贵族，让游牧部落望尘莫及。但这些“进步”与其说未能对“落后”文明产生示范、引导、磁吸、征服的作用，不如说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外界知道。在很多域外人那里，盾牌和长城那边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只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粮食和女奴。没有充分的视听信息传播，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互相隔绝的世界。有些世界，比如，曾经一度辉煌的玛雅，自生自灭后直到沦为废墟一片才被后世的考古者们发现，否则就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那个时候的族群冲突中不可能有文化霸权而唯有武力霸权，“进步”既不会产生商业优势也不会产生政治优势，更不能产生异族崇拜和他国崇拜。在能征善战甚至茹毛饮血的好些游牧民族看来，“进步”倒常常是文弱、怪异、腐败以及臭狗屎的代名词——就像中国清朝乾隆皇帝后来猜想中的英国。现在好了，视听传媒大规模改变了这一切，每一个人都可以耳闻目睹远方的生活，身临其境，声气相接，天涯若比邻。域外文明已不再仅仅是几个外交使臣、不再是少量的外贸货品和外国传奇读本，而是通过视听技术潜入普通民宅并且与我们朝夕相处的男女来客。他们密集的来访和闹腾甚至使我们无暇与真正的邻居和亲友们交流。他们金发碧眼奇装异服喜怒不定非吻即杀，常常使我们对伦敦、巴黎、莫斯科，继而对东京的银座与纽约的曼哈顿、皇后区、华尔街、第五大道更熟悉，对天天在门前扫地或拉车的同胞反而感觉陌生。直到这个时候，一个统一融合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似乎也必不可免：人们都卷入以欧美为源头和中心的现代化进程。
    要人们蔑视乃至憎恶屏幕里的好生活是很困难的，以不合国情之类说辞来怀疑这个好生活也是很困难的，除非施以正教或邪教的魔力，本能和常识会驱使人们在屏幕来客那里悄悄凝定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即便是一些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他们愤怒的面孔之下通常也是欧美风味的领带和皮鞋，电话和手表，还有哲学或宗教，由此显示出他们愤怒中隐伏的西方血缘。他们常常不过是要在现代化大赛中要争当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选手，要用反西方的方式来赶超西方，在最终目标上与其冲撞对手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的桀骜不驯同样是西方文明一枚易地变性的坚果——红色苏联就曾经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步”是比较的产物，如果没有视听技术充当最有效的全球性比较手段，“进步主义”简单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进步主义”意味着标准统一和直线进化的历史观，意味着所有后发展国家向西方文明融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向欧美文明融入——同样是根据这个主义，这个欧美一定是最有钱的“欧美”，是布什的“欧美”政治而不是华盛顿的“欧美”政治，是好莱坞的“欧美”艺术而不是丹麦或葡萄牙民间的“欧美”艺术。人们从此明白了，见官不一定要叩头，女人不一定要蒙面，被警察逮住了有沉默的权利，还有世界上居然存在着快过牛车的汽车和飞机一类神物。他们当然还看到了人人开车和家家别墅的幸福，虽然那意味着不足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着世界百分之三十四的能源，意味着欧洲当年向外移民六千三百万，包括说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此类缓解资源人口压力的特权地位和历史机遇其实不可复制。按一下手里的遥控器，屏幕中的幸福诱惑委实太多了，孰宜孰乖并不容易分辨。穷国国民们对幸福的追赶因此便成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的学习要比他人的创造要容易，可以跨越式抄近道避弯路以及低费搭车。但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带来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各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
    在这些国家，在这些出局者当中，人们不能不渐生疑惑：视听传媒给我们的“进步”是不是空空道人的风月宝鉴？
    触觉
    有一次我奇怪地发现，照片中的场景似曾相识，原来是我家的客厅，但比实际上的客厅要光洁漂亮许多，包括墙上的一些污点都全无踪影，门上和窗上的尘灰也隐匿莫见。朋友们也有过类似经验，说景观总是拍出来更好看。我这才知道，镜头也可以骗人，并不能真正做到“眼见为实”。
    镜头表现出什么，不仅取决于拍摄对象，还常常受制于感光器材和拍摄者的选景、配光、剪接乃至电脑处理等其他条件，在广角镜或长焦镜下更难免尺寸的走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在前面《怀旧》一节提到过，感觉活动中的触觉缺位，很可能使怀旧者进入错觉，那么凭着一张照片来判断事实，岂不是更可能差之千里？即便照片提供了最成功的视力远程延伸，事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有一位外国朋友莫莉曾经对我在太平墟拍下的一张照片大加赞美，说你下放的地方真是漂亮呵，能在这种地方生活实在让人羡慕和嫉妒！我听后吃了一惊，看看照片又觉得她说的话不无道理。过了好一段，我才明白问题出在镜头下的视觉抽离。也就是说，她对于这个乡村充其量只有视觉在场，却没有听、嗅、味、触等其他感觉能力的远程延伸和配套参与。她只看到了镜头下的美丽风光，却嗅不到这张照片里熏眼刺鼻的牛粪腐臭，听不到这张照片里恶批狠斗的喇叭高音，触及不到这张照片里的蚊虫叮咬、酷热蒸腾、厉石割足、重担压肩，至于拍摄者当时的饥肠辘辘，当然更在她的感知之外。如果她感知到了这一切，还会羡慕和嫉妒我的知青时代吗？
    很多观众喜欢看灾难片，但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去亲历灾难；希望了解流氓和妓女的奇特生活，却不会有任何人愿意与这类角色为邻：可见媒象与实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见媒象与实象之间的鸿沟，迄今为止难以逾越的鸿沟，主要在于身体的在场与否，尤在于触觉的有无。中国词“体察”、“体认”、“体会”、“体验”等，相当于“感知”。在中国前人看来，无“体”则莫察、莫认、莫会、莫验，表现出中国文字遗产中感觉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底蕴，表现出前人对“体”另眼相看，念念不忘，心向往之，视之为获取知识的最高和最后的手段，近似海德格尔笔下万物从zuhandenheit（待用）到vorhandenheit（在用）过程中的核心词根hand（动手），只是心有余而力未必足。现代技术专家们于心不甘，一直在挖空心思把“体”触也列为传媒对象，以求全部感觉的同步传输，似乎力图最终消除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动感电影”就是这样的尝试。专家们为此不仅发明了立体眼镜和三维音响，还给观众安装了可以震动和摇晃的椅子，安装了可以喷水雾的管网，在将来还可能安排改变温度和制造气味的各种设施，让观众尽可能亲临其境和亲历其事。但无论他们怎样忙乎下去，我们能够在电影院里亲历挨打的痛楚吗？能够在那里亲历暴风雨的抽击吗？能够在那里亲手触摸到潮湿的泥土、粗糙的树皮以及人体炸弹造成的鲜血喷溅吗？
    而且观众是否愿意头破血流或者满身泥水地走出电影院？
    基因技术和生物芯片恐怕也很难完整复制触觉。
    生活中的感觉实际上是联动与有机合成的，各种感觉不可能各行其是零买零卖，每一种感觉都受到其他感觉的制约和改变。手术床前女护士的微笑和交谈，可以使患者分散注意力，减少手术时的身体痛感；一曲优美的配乐，可以使某个观众心醉神迷，顿觉电视片里的湖光山色魅力大增。一个饥饿得挖心和头痛得哆嗦的人，对于一切美声美色必定麻木不仁。这种感觉转移的现象，其实早被前人悟出，引出了文字修辞理论里的“通感”说：声音是可以“响亮”的，也就是可以变成视觉（亮）的；色彩是可以“热闹”的，也就是可以变成触觉（热）和听觉（闹）的。这些文字遗产证明每一种感觉中都潜伏着另一种感官反应，都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感官反应，包括身体的触觉。
    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对传媒中的触觉缺位掉以轻心？怎么相信触觉缺位的一张照片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怎能相信一个没有在太平墟生活过的人，能够通过——即便是最先进的传媒技术——来“体”察、“体”认、“体”会、“体”验到你当年的一切？
    痛感
    痛感是触觉中最有伤害性的一种。户外劳动的减少，医疗条件的改进，还有暖融融的衣食充裕，会使我们对疼痛过于敏感。一个新几内亚的部落人，从容不迫地拔出刺入自己大腿的长矛，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而一个现代都市白领可能对自己手指头里的一根小刺也大喊大叫，将它挑出来，得拿出刑场就义的勇敢。我们可以怀疑这里有心理素质的差异。但新几内亚部落人的伤口很快愈合，比现代都市白领那里同样的伤口要快上两三倍，就不是什么心理不心理了——据实而言，他们几乎长了一身猛兽的皮肉。
    这样，当我在上文中谈到下乡时忍受的蚊虫叮咬、酷热蒸腾、厉石割足、重担压肩，还有当时咕咕咕的饥肠辘辘，当我把这一切当作知青时代的痛苦，当作革命给自己带来的磨难，说得自己心惊肉跳也说得一些听者心惊肉跳的时候，太平墟的很多山民很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和不以为然。他们听说城里的读书人把晒晒太阳和爬爬山路都当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家伙纯是吃饱了撑的？特别是你们一些当干部、当教师、当医生、当演员的，当时都拿着国家工资，有吃有穿地下一次农村就那么受罪？
    他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跟着你们心惊肉跳甚至抹鼻涕？
    他们自有他们的苦水，比如饭吃不饱，比如饭吃不饱的时候还要做诗——全民做诗在“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了好一阵。他们当然也会有痛感，只是敏感的程度和敏感的区位，与其他生活处境里的人不尽相同。他们当时看见知青们玩篮球，大惊失色，说一上场就像老鼠子跑个不停，汗流得水洗一样，好重的功夫呵，一顿不吃三斤米如何做得下来？还有人说这些后生也没犯什么大错误，政府如何让他们受这样的罪？
    因为这种深深的同情，当时我们每参加一次公社组织的球赛，队上就要给我们加计二十分工，而且要补假两天。这足以让今天很多青年人羡慕。
    商业媒体
    小雁留学美国以后，美国烧倒是大大降温，与出国前很不一样。她尤其痛恨美国一些医院和保险公司认钱不认人，说有钱人能看上病，没钱人看不上病，这算什么人权？还说她挂一个急诊号居然等了六个小时，脱下全部衣服，换上那种蓝色的消毒就医服，就薄薄的一层膜，在没有暖气的急诊室里傻等，没病也要冻出病来，这算什么人权？她颈椎痛得要命，照个片子的权利却没有，全因为保险公司不批准，而且常常是在一个地方门诊，开着车到二十公里以外去验血，再开着车到二十多公里以外去做脑电图，简直要把她折腾得发疯，结果什么药也没有拿到，大夫竟要她多喝果汁，补点维生素就行，还不就是保险公司在后面使坏？这不算骇人听闻的草菅人命和谋财害命又是什么？……
    她眼睁睁地看着医疗改革寸步难行，总统上台前哪怕信誓旦旦但最终也拧不过保险公司的大腿。她一看到有些保险公司不可一世的摩天大楼就来气，就随口编造出一些新版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美国保险公司及其一切走狗！”如此等等。她觉得当年太平墟的赤脚医生更人权一些，虽然是一把草药几根银针，至少不会让她活活冻上六个小时，至少不会见死不救——她亲眼看见很多穷人被拒绝在美国的医院门外，亲耳听见他们羡慕古巴的医疗制度并对电视里的卡斯特罗主席大声欢呼。
    她的话让国内的朋友们将信将疑。有人甚至猜测，她是不是在美国混得很惨？是不是属于那种失意的“绿卡族”然后才狗急跳墙地闹革命？是不是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拿了秘密补贴并且领取了特殊任务？很多年以后，大家才逐渐知道小雁这点牢骚算不了什么，像她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二〇〇一年初，美国国会委托的一个小组进行了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三的居美华裔对美国尚缺乏足够的认同，包括一些自称多胎超生或者练了法轮功从而骗取了美国绿卡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对共产党并无好感的人。其比例大大超出了居美犹太裔中同类现象的比例，与中国国内很多人的崇美热更形成鲜明对比（据香港凤凰卫视报道）。我们无法穷知全部个中原因，比如不知道华裔与犹太裔在美国的处境差异，不知道华裔在美国和中国的处境差异，但至少能确定一条：这些大大小小的小雁是美国真正的在场者。美国是他们亲历了的美国，是他们嗅过的、尝过的、听过的、触摸过的以及肉眼全面观察过的美国，与太平洋这边仅仅出现在媒体中的纽约不是一回事。
    这倒不是说小雁明天就要打着背包回乡。事实上，她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不但拿了绿卡，后来还入了美国籍，甚至与一个美籍爱尔兰人有过一段婚姻，看来有长期待下去的打算。她只是对美国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欢“他们美国人”（改换国籍并不能改变她的人称习惯）的热情，没什么城府，好管闲事，有点不无天真幼稚但十分可恼的高傲。她同情“他们美国人”出身贫寒粗莽因此总被欧洲人暗中低看，有了大钱而且在二战和冷战中出了大力还是动不动就被欧洲人拿来开涮：美国人尚且如此，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人想出头谈何容易！她还留恋“他们美国人”夜的宁静，有松鼠在窗外探望，有小鹿悄悄溜进院门，空荡荡的大街和关门闭户的小镇似乎是世界的完全消失。说到这里，她最不能容忍好莱坞电影在这一点上的完全颠倒——美国的夜生活哪有那么多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如果说拉斯维加斯和纽约四十二街等极少数地区是那个样，但那根本代表不了美国。那明明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台湾和香港，明明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是广州和上海的奢华和排场么。
    她不接受好莱坞，并不觉得他们把美国美化得过了头，恰恰相反，是觉得他们把美国丑化得过了头。她说美国人做起事来算不上快手，但大体上是一个真正勤俭的民族，并不擅长享乐和闲适，既没有麻将也没有足道馆，于是才有了夜的清冷寂寞。她的邻居总是勤劳得让她惭愧，一到周末就刷油漆、剪草皮、修整路砖，几乎每家都有琳琅满目的工具库，记录着他们动手操劳的丰富故事。她的同事也总是节俭得让她惭愧，每一个硬币都不会乱扔，整整齐齐收藏在硬币小皮夹里，过桥或停车时再捏搓于指，审慎出手，用出一脸的庄重——决不像她把钞票往四五个口袋里胡乱塞。她知道美国人不勤俭也不行，撇开竞争的压力不说，撇开供楼还贷一类的压力不说，美国一开始就是个人力稀缺的地方，不像西班牙人进入的南美那样人口稠密。移民前辈面对过于辽阔和荒凉的新大陆，输入了千万非洲黑奴仍感人手奇缺，于是不能不习惯于凡事都自己动手干——总统和部长都得自己当木工盖房子。英国的《名人录》列举名人的各种嗜好，美国的《名人录》里只会记录工作。十九世纪一个观察家评论道：“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者擦皮鞋、磨刀、削苹果和能够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他们把自己的勤劳延伸和移植给了机器，又被机器催逼得更加手忙脚乱，于是几乎全民性地成了工作狂。
    包括一部分成了剥削狂，也没闲工夫去夜总会灯红酒绿。
    小雁不理解的是，中国观众怎么就很难看到一个大汗淋漓的美国？好莱坞怎么就不让我们看到一个气喘吁吁和筋疲力尽的西方？传媒的镜头指向是怎样被扭转然后纷纷落入了只有灯红酒绿的例外和偶然？也许，流汗过于普通和乏味，没有娱悦性，没有刺激力，也就没有商业传媒的利润。镜头不是上帝之眼，而是由人掌握的，在现代社会更是由投资者掌握的。投资者最为清楚，影视是一种好“看”而不便“读”的传媒，其主要销售对象是大众不是学人。这意味着一个史无前例和无可限量的诱人市场，连诸多穷国大批低学历的半文盲或文盲也都纳入其中，文字的阻隔和知识的限制微不足道。这同时也意味着镜头反过来也前所未有地受控于市场利益，必须迅速从学院化向市井化转移：喋喋不休地介绍伏尔泰、弥尔顿、牛顿、海森伯、达尔文、爱因斯坦、莎士比亚、康德、凯因斯，显然过于生涩难懂和不合时宜，只能是商业传媒的愚蠢自杀。聪明的投资者都必须到观众的欲望和贪欲那里去争取收视率，用低俗化、娱乐化、消费化的镜头，接近这个受众主体的理解力和兴趣。枪战片和艳情片以及一律加上超高消费的作料，就成了最常见的选择。航天飞机升空时的突然爆炸，旧金山的灾难性大地震，苏联冷血克格勃的神出鬼没，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凶杀疑案，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与车祸，加上阿富汗没有战事时由摄制组出钱雇人空射的几发炮弹……都会因具有视听“卖点”而遭爆炒，而“电视新生代”里知道鲁迅的美国人和了解凯因斯的中国人，永远是凤毛麟角。
    媒象可远程传输，可复制增量，因此能使“卖点”无限膨胀，最终淹没真正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视听“卖点”的世界将会成为编辑间里的废料，将会退出镜头，隐入黑暗。
    也不再成为民主决策者或专制决策者的感觉依据。
    m城
    小雁去m城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一个学术机构主办，大概是出于粗心或者经费有限，没有配备同声翻译，只有少数细心的发言者事前散发了提要译文，几张刚出自复印机的纸，还微微发烫。从世界各地飞来的学者们依次说起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一位以色列青年明明能说法语但也要说希伯来语，据说是为了保护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没有人能听懂这么多语言，但都保持着听的姿态，对进出过多或者呼呼入睡的人甚至眼露惊疑，不容自己听的姿态被搅扰。
    会议就是这么开着，就这么开着和开着。如果你能听懂发言中个别关键词，就算是能把大概内容和眼下的发言进程猜出一两分，就算是有了重大收获。有意思的是，主办者没有钱安排同声翻译，却有钱准备了上等葡萄酒和好几种饮料，让大家在休息时间大喝特喝；主办者没有安排翻译时间，却给会后的鸡尾酒会安排了冗长的几个钟头，还给一个满头白发的大人物安排了漫长的会前致辞，恭敬地请他胡说了一通什么航海、银行与交响乐的关系，还有非洲人民的苦难。他是个银行家吧？是这次会议的赞助者吧？当时小雁好几次看表，为会议主办者着急。
    小雁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这种国际会议，对认真而热情的语言不通、答非所问、话题杂乱、废话连篇等已有准备，对耳朵闲置而笑容上阵的学术交流已有准备。她照例是用一脸肌肉来开会的。她喜欢m城。喜欢这个城市每一个毛孔都在流淌着浪漫和优雅，喜欢这里明亮的阳光和砖石上水渍的气味，喜欢地铁里流浪汉低沉的大提琴声，喜欢小咖啡馆里橘黄色的温柔，还喜欢轰隆隆的火车驶过高架桥去了一个神秘的方向，一个指向夕阳和教堂尖顶的方向。她在这个城市散步就像在一首十四行诗里梦游，每一步都拨动了竖琴，都留下了星光，叩醒了一个沉睡的传说，关于王子，关于地中海，关于那个在广场中旋舞的西班牙少女——如此热烈而动人，她怀疑自己已经是同性恋，已经深深爱上了那个少女，忍不住就要去追求那个小美人。她不敢想象一个没有m城的世界，那是多么乏味，多么令人遗憾。但她害怕这个城市很多角落里的学术，准确地说，是害怕学者们慢性理论谈在会议上的急性发作。m城网罗了多少人才和知识呵，建立了多少大学和学术机构呵，但上天并不能像烤面包片一样来增加人类智慧，于是m城像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样，也在一股劲地生产着智慧的外形，生产各种文化规程和文化形态，把这种生产进行得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很多研讨会都是这样进行的：交流的热心人凑到了一起，语种各异就像来赶一场文化大集，有身份介绍和名片交换，有热烈鼓掌也有冷面沉思，有俏皮话也有外文引注，有录音记录也有记者采访，有私下请教也有欢乐聚餐……凡是交流的一切外形都有了，哪怕一个最无聊的小事也做得精致无比了，交流就宣布大功告成。只是很多交流家一直忘记在会议主题方面说出一句确有内容的话，哪怕是一句愚蠢的话。
    很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文化大集里产生的：学位论文是他们的身份证明而不代表他们的兴趣，满房藏书是他们必要的背景而从不通向他们的感情冲动。他们好谈文化，准确地说只是好谈关于文化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好谈关于知识的消息，与其说是知识分子，毋宁说更像是一些“知道分子”。他们见多识广，不一定博闻强记但至少能说会道，具有熟练的标签辨认技能，知识上的七流八派像开了个中药铺，你要哪一味就给你抓哪一味。他们的知识有时深奥得没有一个词可以让同行听懂，有时则通俗得可以让任何行外人参与消费，包括名人的逸事，大师的掌故，诗人的情妇是谁，画家的遗作售价多少，不一而足。他们的文化交流还包括音乐家的手稿展出、小说家的母语朗诵、油画家旧居的奇花异草、哲学家的油画收藏、科学家的钢琴客串。在做这一类事情的时候，他们更热衷于在该用耳朵的地方用眼睛（不听音乐看手稿），在该用眼睛的地方用耳朵（不读小说听母语朗诵），在该用眼睛的地方用鼻子（不看油画而嗅旧居的花草），在该用脑子的地方偏偏不用脑子（看哲学家的油画和听科学家的钢琴）——就像小雁并不需要带着脑子，只需带着一脸微笑来开会就行，似乎这里不是会议厅而是照相馆。
    于是，他们就更热闹也更忙碌，使文化更接近他们的理解力，什么时候都能一交流就“懂”。
    他们是一些什么都能谈的知识留声机，使一切文化都受到了宠爱也变得轻飘飘的失重。他们最内在的激情其实只是交际。不仅学术会议是交际，看画展，听歌剧，用午餐，打台球，环保游行，海边钓鱼，政治集会……一切都是交际，是终于找到了画展这一类借口的惬意交际。他们是一群天才的交际家，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与陌生人交往，从服饰到仪态，从修辞到手势，从沉默的时间控制到对视的距离控制，交际技术无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无不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足以让小雁这样的大土鳖一开始总是对自己的笨拙和拘谨羞愧万分——连握手的技巧都得从头学起哩。他们的交际甚至可以从公共场所扩展到了家庭内部，“亲爱的”、“我爱你”以及“甜心”“宝贝”一类客套每日必备，是动不动就跳上舌尖的习语，在亲人之间润滑出温馨和甜蜜，曾让众多下层粗人一听就肉麻但眼下却奉之为文明规范，心怀感动地争相效法。毫无疑问，他们以交际培植和表达情感，有时也仿造和替代情感。正像m城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也用捐赠仿造和替代慈善，用政党仿造和替代政治，用流派仿造和替代艺术，一句话，用外形仿造和替代内涵。
    小雁曾经想起她老师杰姆逊先生说过的一句话：m城是一大堆能指，一大堆到处滑动的隐喻。
    她匆匆告别了m城，在机场候机室里遇到一群中国民航的空姐，一群突然冒出来的黄肤黑发，亲切之感袭上心头。奇怪的是，她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好一阵，才发现问题就是那群姑娘的目光：天啦，差不多个个眼露凶光。小雁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描述它。确实是凶光。
    她们是多么年轻漂亮的一群，裸露的小腿光洁动人，红唇朵朵鲜明而小巧，颈后隐约可见的茸毛有初春和早晨的感觉，可能还散发出母亲的乳香，但她们的眼光透出了隐隐的生硬、冷漠、提防、疑拒甚至凶狠……是菜市场里争吵时的目光，是公共汽车上争座时的目光，是见到流氓和强盗时的目光——可她小雁并不是流氓和强盗。
    她抱住双臂浑身颤抖了一下。
    她看见三位中国空姐在小店里凑在一起看唇膏，大概是刚才买的。忍不住想去给她们提供购物建议，提供外语服务，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会遭到敌意的冷淡——虽然事情并不一定就是那样。她不敢靠上前，怕听到她们说话，尤其怕听到冷不防的一句：“你丫的傻b呵……”
    虽然事情不一定就是如此。
    她知道自己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们这种目光了，才觉得分外扎眼。她甚至怀疑自己已经在m城娇惯了，被m城女人们的温柔之态娇惯了，已经失去了面对这些同胞的勇气。她想起昨天晚上与大头通过的一次电话，当时对方用家乡话抱怨：“妈妈的，你这个鳖什么时候回来呢？汽车已经坏了，老子又听不懂车行老板的话……”她当时被话筒里的粗鲁吓一大跳。尽管她知道大头的粗鲁是家常便饭，粗鲁是对方表示亲密和亲近的方式，但还是吓一大跳。她半天没有吭声，努力镇定自己，想一想，再想一想，这才意识到对方是谁：是她丈夫，一个与她具有法律关系的人，一个将与她相伴到老的人——她即将回到这个满嘴粗话的男人那里去。
    她知道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m城已经偷偷地进入了她的身体——无论她怎样感觉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相距遥远。
    她到卫生间洗了一把脸。
    教堂
    小雁刚到美国的时候，举目无亲，生活上全靠教会人士的帮助，旧床铺、旧桌子、旧沙发、旧冰箱等都是他们无偿提供的，亲自送上门的。她去买菜或者到银行开户，每次也全靠host family来人开车接送，真是一个个送上门来的活雷锋，比雷锋还雷锋，使她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她差一点就接受了洗礼，何况host family的俩夫妇每次请她吃完饭，就压着她看传教磁带，不看完不让她走，看完不谈谈心得也不让她走，有一个非攻下这个堡垒不可的劲，非套住这个客户不可的劲。她总得给人家一点面子吧？
    她最终没有入教，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故。有一天她路过电报街，远远看见前面三座相邻的教堂，都有高耸的尖顶，完全像三座高高支着天线的大电台，正在与上帝偷偷地联络。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偶然跳出来的比喻，但一跳出来就在那里了，就怎么也收不回去了，就永远搅乱她的心情了。她没法不把尖顶教堂想象成大电台，没法不把牧师们想象成戴着耳机的情报人员，虽然满面仁慈身着教袍，但转背就可能躲进什么密室，向上帝及时报告机密和领取锦囊妙计，有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样——她在电影里看到的电台总是与这样的图景相连。
    她不愿意把自己的隐私交给情报人员，即便他们真是上帝派来的也罢，即便他们建起了大电台从而获得过很多人的信赖也罢。她陷入不可逆转的想象里无法自拔，知道是一个比喻改变了自己。
    城市
    我曾经梦想着从乡下回城，梦想着城里人每个月的二两豆豉票和半斤肉票，那是城市户口的标志之一。何况城里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人呵人，这还不够么？我那时候最喜欢看人，每次回城探亲，没事做的时候就逛街看人去，从中山路折向黄兴路，沿着墙根按顺时针方向走，觉得在人堆里钻来挤去的日子真是美妙无比。我总是能碰到同时回城探亲的鲁少爷，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鲁平，也在街上闲逛，是个不知疲倦的街虫子，不过是沿着墙根一圈圈按反时针方向走。我们走着走着又会合一次，擦肩而过，会意一笑，并不说话——兴奋得没工夫说话。
    我在报上发表了几首酸诗和几篇酸文，被调到县文化馆，比鲁少爷早两年离开太平墟。他过早结婚生孩子，不符合招工条件，一直在乡下喂猪。他不会说话，曾经装高血压，装肝炎，想得到“病退回城”的机会，但只要人家多问几句，他就张口结舌，语无伦次，骗局首先在脸上败露。到最后，他横下一条心，去找县知青办的主任，见对方翻翻他的材料还是不承认他有什么够得上条件的病，便把一个指头伸进门缝里，一推门，嘎嘣一声，半根断指就悠悠然耷拉在手上。
    “这不是病么？”他举着折弯的指头，把对方吓得面无人色。
    对方哆哆嗦嗦去找笔，赶紧在他的材料上签字。
    其实，鲁少爷并不适于在城市生活。他喜欢种菜，但城里没有地，沥青或水泥的地面不容他开发。他喜欢养鸡，但鸡叫得邻居烦；喜欢养狗，但狗让邻居的小孩害怕；而养兔子没有草源，最后十几只鸽子吧，眼看着鸽食越来越贵，也养不下去。他在一个街办工厂做事，老婆则在一个酱品店里站柜台，两人工资都很低，而家里上老下小的开支负担日渐沉重，要给儿子买个书包，要缴电费水费，都得把手里几个钱攒了又攒，还顾得上鸽子吃什么？
    他怀念起乡下生活的简单。那里的溪水不值钱，瓜菜不值钱，柴禾不值钱，劳动力更不值钱，经常是今天我帮你做屋，明天你帮我砍树，做多做少都不是什么大事。你出了一身汗，滚了一身泥，腿上血糊糊刮破了一块皮，这都是人情，人家记在心里，有机会就要还的。在乡下你不论走到哪里，哪家的房门不可以推呢？哪家的茶杯饭碗不可以端呢？而城里不一样，人情不好使，也就是说，你出没出汗、滚没滚泥、刮没刮破皮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钞票，是钞票上同时大写和小写的数字。
    数字是特殊的文字，冷冰冰地衡量一切，兑换一切，是物质生活的最有效凭证，是删除生活复杂性的密码。因为城市是商品堆积起来的，凡商品都必须购买，不能免费享用。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一个崇尚购买力的地方，是一个崇拜数字的地方。这里其实没有工人、商人、警察、医生、官员一类身份区别，只有购买力赚取者这一个共同的身份。没有机械、电器、百货、饮食、运输、金融、环卫一类行业区别，只有赚取购买力这一个共同的行业。于是，一个男士花数千元喝一瓶味道不过尔尔的进口洋酒，这一类乡下人费解的事情就不太费解了，因为那是购买力的展示。一个姑娘在餐厅里操作着见谁都下跪的东洋跪式服务，这一类乡下人惊讶的事情也不必惊讶了，因为那是追求购买力的代价。很多乡下人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城里人常常邻居之间不打交道甚至不认识；明白为什么在城里走到别人的家门前常常没有人出来打个招呼，也没有人抽出一张椅子请你坐下，其实道理十分简单：这能带来购买力吗？你身上有购买力吗？
    有一次，老同学聚会，老木挺着啤酒肚也到了那里，多喝了几杯，出门时倒车不小心，车屁股撞倒了鲁少爷的小孩加加，把一只小脚板碾了个骨折。
    老木为此赔付了医药费，还搭上一万元。他觉得这样够意思了，旁边的人也觉得够意思了：反正小孩的骨头已接好如初，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不料鲁少爷大为不满，倒不是嫌钱少，是嫌钱给得好没意思。怎么说呢？他当时将x光片子交给老木，对方对着亮光看看片子，随即找开保险柜，甩给他一沓钞票，回头同客户说业务去了。
    这算怎么回事？最可气的是老木手下那两个伙计，见钱就两眼放光，说这么多哇！你鲁少爷真是没亏！你看看木哥多大方！要不是碰上我们木哥，人家顶多给你报个医药费就算不错啦！你今天的运气真是能点得火燃呐……
    好像他儿子中了一次大彩。
    他黑着一张脸没吭声，事后越想越气：票子怎么啦？我睡你老婆然后给一百元行不行？我扇你老娘然后给你两百元行不行？我一脚踩瘪你儿子的脑袋然后给你个十万百万行不行？他后来对我说，要是在乡下发生这种事情，惹祸的人可能赔不起这个一万，但可能心急火燎，一脸愧疚，全身哆嗦，手忙脚乱地下门板把伤者往医院里抬送，还可能马上燃起松明到山上去寻草药……在那种情况下，一种温暖的场景可能使鲁少爷有火也发不起来，大事也可以化小。很明显，那就是人情。人情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那些充满着汗气、烟草味以及松明火光的声音和形影。在穷人那里，人们赔不出钱但可以赔出一大堆有声有色的情况——鲁少爷觉得那更为重要。
    他没少帮过老木的忙，包括把指头伸进老木他爹的肛门，帮助老人疏通便秘——当时老木捂着鼻子根本不敢靠近。这个满身肥肉的家伙现在怎么能甩下一沓票子就去同别人说话？
    他在城市里感到孤独。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在很多方面还变得越来越亲切和温柔。他见到过的一些有钱人，有钱到一定的程度，并没有唯利是图和见钱眼开的模样；相反，开口闭口就是钱，刚好是属于没有品位、没有格调、没有教养的“乡巴佬”习气，只能令他们摇头叹气，或者付之一笑。钱，多俗呵，身外之物，简直是个王八蛋，怎么能脏兮兮地说得出口？他们成为高雅人士，吃饭要挑剔地方了，购衣要讲究牌子了，出席音乐会要问问档次了，网球、高尔夫一类洋把戏正在成为他们新的周末时尚。城市经过最初发展阶段的狂乱，也开始褪去自己身上的一些污垢，在外观上焕然一新。人们在这一个水泥盒子里干活然后跑到另一个水泥盒子睡觉，在这一块水泥板下谈生意然后跑到另一块水泥板下谈恋爱，在这一堵水泥墙前患高血压然后到另一堵水泥墙前听流行歌曲，这一类水泥的专制和水泥的压迫，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正在逐渐被什么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各种建筑风格所掩盖。水泥、砖块、钢筋、瓦砾这一类视觉暴力，眼看着就要被花坛和绿草地所清除一尽。城市不再以水泥为本质。城市宣称它自己正在向“生态城市”“艺术城市”“人性城市”的目标迈进。保险公司聘请了歌星或笑星作为形象大使，改变自己以前那种过于刻板的传统形象。贸易公司在展销汽车时必配上妙龄小姐，给冷冷的汽车增添媚丽风情。麦当劳的快餐店总是装置得像个儿童游乐场，一派天真和纯洁，一派嗒嗒嘀和咚咚锵，一派风筝漫舞和气球腾空，没有任何一丝铜臭，其总经理甚至在报纸上宣布：“我们不是餐饮业而是娱乐王国，是一切孩子们的节日！”
    更多商品的包装和广告都成了艺术精品，博大雄浑，或者狂放奇诡，让艺术人才们大有用武之地。据说过不了多久，更多的公司写字楼还将像美国那样室内公园化，出现绿树、鲜花以及流泉飞瀑，员工们可以身着休闲装和旅游鞋上班，可以带着小猫小狗上班，甚至还可以踩着滑板一溜烟窜到主管领导那里去。
    城市开始有了感性的仪态万方，正在分泌出爱心和人情味。但这一切与鲁少爷不再有什么关系——他在厂里下岗，也付不起房租，只得搬到郊区去再一次喂猪。
    同样是在这个时候，他变成很多城里人最看不起的那种乡巴佬，嘴上总挂着一个“钱”字，常常为钱的事情同老婆开骂。每天晚饭以后，你同他说任何事情，只要与赚钱没有关系，他笑容可掬地刚听了个头，转眼就目光迷糊连连哈欠，高超学问也好，下流故事也好，在他那里都是速效催眠药，很快让他在竹躺椅里呼噜噜鼾声如雷。他有时会惊跳起来，“要上班了么？”见窗外天还黑，又呼呼地睡去。
    假冒产品
    有一种人家懒外勤，鲁少爷就是。他对别人的事可以百倍殷勤，你想省出一分钱他就一定帮你省出两分钱，你想一天做完的事他就一定给你半天做完，比你亲爹亲妈还想得周到，一边周到还一边吹出兴高采烈的口哨，婉转动听如百灵鸟。如果你说他吹得好听，他就周到得更为风风火火，恨不能给你白干，恨不能将裤裆里的尿憋上一天。
    碰到陌生人，他情不自禁地甩京腔，一口七歪八斜的塑料京腔其实让四川人或者江西人觉得更难懂。老婆一听到他满口塑料，就知道他要冒傻气，对家里的事肯定漫不经心，刚说就忘，心思全在别人那里。更让人生气的是，他对家里的事管不上这也罢了，挣回来那么多无用的劳动模范奖状这也罢了，儿子的事他总得管管吧。他对亲儿子从来只有高腔，任何一句好话都要说得恶声恶气，吓得对方像一只老鼠东躲西藏。他的京腔就不能剩两句拿到家里来？
    我在前面《忏悔》里说过，一位中学英语老师说他不是读书的材料。他记得这件事，说老师说得不错，他学的那点东西早丢光了，没法教育儿子。妻子只好接过他的职责，承担孩子的家庭辅导。她自己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只好偷偷陪着儿子死读：儿子从小学读到中学，她手里的课本也从小学升到了中学，常常插在她的衣袋里。在街头与同事推着小车卖咸菜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摸出书读上一段，碰到戴眼镜的文化人来光顾，就赶紧问上几句。她被同事们嘲笑，但一想到儿子可以得到她的辅导，嘲笑算什么呢？她只是着急三角函数太难，一时还不容易懂。
    她让儿子很小就开始识字：小，不是小鸡的小，而是《小逻辑》的小。红，不是红旗的红，而是《红与黑》的红。牛，不是牛羊的牛，而是牛顿的牛和牛津大学的牛……儿子的每一条鼻涕都闪耀着学贯中西的光辉。她后来还送儿子学过钢琴、国画、书法、英语、航模、足球、计算机，等等，还进过数学和物理的“奥赛班”，有时一天之内在四五个培训班之间匆匆跑场，像一只鸭子被母亲赶得连跑带飞。如果说鲁少爷夫妇曾经错失了读书的机会，那么她要让在儿子身上把一切书都统统读回来，要把儿子栽成一棵知识的大树，要把儿子做成一个知识大卫星发射出去。
    这当然需要很多钱，光奥赛班一个小时的讲课费就是五张大票子。母亲像当年在知青点干革命一样，再次想到了卖血这个最简单的出路。她有的是血，只要能让儿子成才，她的血可以像大江大河一样汹涌而出。
    她的血终于流出了成果。儿子一举考入了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其神童般的优异成绩成了朋友圈子里的传闻，成了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的羡慕。独眼老木还把他的二公子从香港送回来，央求他们夫妇代为管教——那是后来的事情。
    直到这个时候，鲁少爷还是很少同儿子说话。很多年以后，他才想起自己实际上是与儿子说过很多话的，想起儿子差不多是他唯一的梦。他很少梦见别人，入梦就常与儿子相对而坐，谈鸡和狗，谈鸟和兔，谈养鱼和种菜，当然也谈儿子最喜欢的军舰、飞机以及激光导弹，谈吃了苹果核以后头上会不会长苹果树以及老和尚不结婚那么小和尚从哪里来……谈得真是开心呵，双方哈哈大笑。奇怪的是，他在梦中总是看不清儿子的模样，只能看到一张开开合合的小嘴，只能听到很像儿子说话的声音，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回响。他怀疑儿子戴着一个面具，或者总是躲着什么柱子的后面，像一个罪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他真的有这样一个儿子么？他的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他为什么从来就不能在梦中看清那张面孔？
    他想起那一次，假日里下乡去看望母子二人，走进家门，没见儿子。妻子说加加不就在村口玩么，这才让他记起进村时好像路边确有几个小人影，竟然被他错过了。他回头找去，找到了村口那几个娃仔：都是满脸泥污，说着乡下土话，挂着鼻涕傻笑，把夹杂着草须的红薯丝往嘴里塞。
    “恩是徐（你是谁）？恩搞么里（你做什么）？”他们一起叫喊。
    他的泪水一涌而出。因为这几个娃仔中有一个是他的儿子，他认不出来，而儿子也不能认出他。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失去了梦中儿子的相貌。
    加加现在不说“恩是徐”了，说城里人的话了，甚至完全忘记了乡下的日子。但父亲永远也忘不了，每每想到这里，就有一阵刺心的痛，忍不住要省下一顿中饭或一顿晚饭，给儿子再省下两块钱。他要用这些钱给儿子买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以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要补偿儿子已经忘记了而且父亲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告诉儿子的那一段童年。人家有阿迪达斯，他儿子也必须有，人家有花花公子、佐丹奴、皮尔卡丹、圣罗兰，他儿子也必须有。他买不起那些名牌，只能买名牌的假冒产品，特别是买假冒但不一定太低劣的产品。话说得更坦白一点，他其实要的就是假冒货，这样可以少花些钱，可以花得起钱，却能使他的加加看起来一样也不缺，一样也不落人后，完全享受了现代生活。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那些亲爱的假冒货，像他鲁少爷这样手头紧巴的父亲，就得在儿子面前愧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一身寒酸备受同学们取笑——他还算得上个父亲吗？
    他最反感电视台里关于“打假”的新闻，最反感大人物们在镜头里慷慨激昂的“打假”动员，那无异于有钱人吃完了肉也不给无钱人留一口汤。你们这些臭王八蛋有屁没地方放么！他冲着邻居家的屏幕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好在他常去光顾的几个货摊并没有被打掉，只要风声一过，又纷纷冒了出来。更奇怪的是，只要电视里报道了哪里有假冒产品工厂，哪里有假冒产品批销，这些摊子上很快就会出现电视里面曝光的东西。好像电视里的警告刚好是他们的向导，电视里的曝光刚好是他们的进货指南，一跟一个准。他们百折不挠，赴汤蹈火，惦记着很多穷人对体面的需求，一心在全社会制造服装外形的平等化——如果不可能有实质平等的话；一心要实现服装技术享受的大众化——如果不可能真正那么大众化的话。在一个据说是平等化和大众化的时代，服装没有理由不首先实现这一点——即便止于远观的效果。
    名牌广告充满着传媒之时，他们是名牌产家和上层消费者的大敌，却是鲁少爷这一类顾客最贴心和最知心的人，是他们最为感激的尊严提供者。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公共场合也跟着别人怒斥假冒，似乎生着很大的气，似乎他们已经穿上了正宗名牌，或者说他们是一心要买正宗名牌的，只是没买上，在商家那里受骗上当而已。
    郊区
    c城向四面疯长，摊煎饼一样迅速摊到地平线那边去，灰蒙蒙无边无际。陌生的人流还在从四面涌来，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现代都市，使c城与中国其他城市一道，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展开了人类史上也许史无前例的大建设。人流和物流所至，一片片城区颇让人担心是否将要塌陷。
    在我看来，城市规模爆炸至少离不开这些原因：
    一、城乡差别较大，源于长期实行的户口限制，社会福利制度未覆盖乡村，计划经济时代里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还有市场经济时代里各种生产要素快速向城市集中，都造成了乡村经济发展的缓慢。人均土地资源的匮乏，也限制了这种发展。
    二、与欧美的城乡差别不同，中国的城乡差别还包含着特有的文明差别，因为中国城市正在跟踪和仿制欧美文明，吃、穿、住、行大多具有西方风格，与乡村民间的传统景观形成强烈的外形反差，更增强了城市对乡村居民们感官的刺激性和诱惑力。
    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视听传媒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包括电视的“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信息闭塞的状况得以缓解，也使很多乡下人对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和文明差别耳闻目睹，有了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难免巨大的心理震荡，难免急迫的变化要求。这与南亚、非洲等地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虽然也有巨大的城乡差别，却没有较为成功的电视普及，很多乡下人并不太知道城市是一个什么样子，离乡背井也就较为缺乏动力和目标。
    ……
    简言之，中国既不能像欧美很多富国那样，把城乡差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不能像南亚、非洲等地诸多穷国那样，让大多数乡下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没法阻止千万电视屏幕在乡村居民心中的同时加温，没法阻止城市之梦在这个农业大国形成核爆，只能听任乡村人流朝城市轰隆隆灌注。落差已经足够，流速不可能不加快，流量不可能不增大——数以亿计的人流还悬积在浪潮的那一头。
    今日的郊区，一转眼就是明日的市区——黑石渡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c城，昔日的田野、河沟、残林、牛粪以及两间小小的纸盒厂，一转眼就被房地产建设大浪越顶而过，留下钢铁水泥的森林。我们还是叫它黑石渡，就像我在中学时代常来这里游泳时一样，就像我在中学时代常来这里支农劳动一样。这里还没有学校、医院、文化中心以及邮电所，土地还未纳入市政管理，行政权力还在某个乡政府或某个村管会那里。但你又不能不说这是城市，因为这里已经大道纵横，人声鼎沸，三星级和四星级的酒店拔地而起，其豪华程度甚至能让欧美很多酒店都望尘莫及。但这里还十分缺乏三星级和四星级的客人，来客多是粗声大嗓，适于田野和工场的音量还未降下来，未能适应酒店的隔音材料和封闭包厢。来客的肩头、胯骨以及手脚也都左冲右撞，左扫右荡，太占地方，尚未被挺括的衣装驯服出上流人的持重，熨斗在衣装上规定的线路，总是被肢体揪拧着和拉扯着。来客也大多探头探脑，有时过于冷淡，有时又过于活跃——足以让一些女房客或者女服务员感觉到脸上被什么目光反复叮咬。
    目光、声音、手势体态，等等，都在实行无形的侵犯，造成某些高雅男女情绪上的伤痕累累，感到在这里无法安坐。其实你在这里待久了，也会发现那些侵犯并非有意，侵犯者甚至并不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偶尔来摆个排场露个脸，偶尔来开个洋荤尝个鲜，还算是一爽；真要在这里接受西式酒店的调教，长时间服从地毯、桌布、鲜花、射灯、壁画、轻音乐、侍者微笑一类洋玩意的局束，嘴不乱言、脚不乱搁、衣不乱脱，这鸟日子还怎么过？从内心冲动来说，他们很讨厌墙上那些圣婴、大卫、恺撒、安琪儿一类眼生的家伙，往往更愿意去那些低档次的酒店，去路边的露天排档，大动作可以在那里尽情舒展，大嗓门可以在那里随意开放——他们如笼鸟归山和池鱼入海，哈哈大笑一定比忍受这种星级刑法要可爱得多。我认识这里的一个老板，曾经开了个优雅洁净的餐馆，地毯一尘不染，漆具光可鉴人，但无论他如何降价让利，生意就是不火。他后来的经验是“清贫浊富”论，所谓清则贫浊则富——用他的话来解释，“浊”当然包括混浊和污浊。地毯一类上档次的东西都收起来，桌上的油污无须抹净，地上的纸屑也不必扫光。几只苍蝇倒是难得的摆设，可以让有些顾客一见就有亲切感：他们就是从有苍蝇的地方来的；一见就有放心感：这些有苍蝇的东西价格一定贵不到哪里去。这家餐馆后来果然人气大旺，顾客们在这里吆吆喝喝说说笑笑外加挖耳朵挠脚趾，交换着一些淫秽的话，满地烟头和瓜子壳，座无虚席宾至如归。
    这些客人的大脑已经进入了城市，鼻子、眼睛、耳朵、手脚等还留在一些破旧乡镇那里，一身实现了城乡的结合，全球东西两方的浓缩。有这些新城区的居民在，摇滚乐与鸡犬齐鸣，好莱坞与麻将同欢，在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星巴克咖啡的巨大广告下，西装蒙上尘土，皮鞋踩踏泥浆，四处可见臭气频来的垃圾堆，没有人来清除，只能等待自然化解。有些中药渣子则倒在大路中央，据说药渣让千人踩万人踏，病人的病就可以好得快一些。一些死老鼠也抛弃在大路中央，据说死老鼠被汽车碾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其他老鼠才会被震慑，不再来捣乱。
    他们大多做着小生意，但铺面太多也就家家生意清淡，只有面向门外的小电视机有一搭没一搭地播出点动静。人们在这里互相购物，有时也互相帮帮忙，比方照看一下别人的铺面或小孩，用这种熟人交情而不是商业服务的办法来互相帮助，共同节约成本。他们来自各方，也缴不起多少税，于是社区组织建设既缺乏人情基础也缺乏资金，只能留待将来。抱团的小圈子倒是有的，操着乡音的某位军人或警察有时也驱车前来，在乡音笼罩着的人群里受到尊敬，成为“江西村”或者“益阳村”里的客座成员，甚至成为准黑社会里的临时外援，通个消息或者给几颗子弹。
    他们传布各种各样的消息：某个女人自杀了；某个老人中彩了；某个汉子大神附体；某个老板不久前遭劫；某个益阳人前年还阔气得一进餐馆就要擦鞋匠把所有在场人的皮鞋都擦一遍，没想到今年就穷得家里臭气烘烘，夜里电灯都不亮一盏；某个岳阳人去年进城时还穷得只穿一条短裤，没想到今年就大金戒指带上五个，走到哪里都有秘书和司机跟着，家里的钱多得不能数而只能用秤称……他们对这一切传闻都习以为常。最离奇的神话，最惊人的罪案，最动荡的人生，在这里也都像每天升起的太阳那样普通。
    鲁家儿子在这个地方遭遇抢劫，大概不是一件特别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母亲让他放学后来找一个退休的大学教师补习化学。他在一个街角被三个陌生少年拦住，对方命令他脱下身上的阿迪达斯。
    他不服从。一阵小小的口角之后，有个影子从侧面冲上来捅他一刀。
    拥抱
    鲁平听到电话以后大惊失色，赶到医院时，发现大哥鲁安也赶到了那里，而且一见面就抱住他痛哭，说出大事啦，出大事啦，你们的加加在外面……杀人了……
    鲁少爷听后一愣，震惊中透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冲冲，边挽袖子边骂：“有什么好哭的？他犯到哪里就要办到哪里！这个畜生毙了也活该！政府不枪毙他，老子也要枪毙他！”
    大哥不让他进医院，让他在大门外一个小饭店等着，说要等公安人员来，等孩子他妈妈来，说话支支吾吾，才引起了鲁少爷的心疑。正在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吹过，哗啦啦地刮倒了头上一根树枝，砸坏了一只路灯。鲁少爷突然全身一颤，疯了一样地要冲出门去，把大哥的胳膊都拧得咯咯响，嘴里只有叫喊：“老子要报仇！要报仇呵——”
    大哥刚才怕他受不了。没把事情真相一步到位地全说出来，但他已经猜到了一切。
    他冲进急救室里，把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撞得东偏西倒，发出尖声大叫。然后，他在学校领导、老师的背影那边消失，只有一声长嚎放了出来。
    墙角里丢弃着加加带血的书包，还有他的跑鞋，雨衣、耳机、一张球星的照片，虽然可能还带着他的体温，但眼下与医院里的废棉球和旧纱布混在一些，与脏兮兮的纸盒和塑料袋混在一起，抛弃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还有一个薄膜袋子里的槐树叶，是他每天放学后在学校附近摘来喂兔子的，这样可以减少母亲的劳累。孩子眼下管不着这些了，顾不上这些爱物的无依无靠和七零八落了。他面孔清秀而安详，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楼板，目光似乎已经凝固。
    直到深夜，加加还没有闭上眼睛。
    父亲抓住儿子冰冷的手，猜到了儿子死不瞑目的原因，揪了一把鼻涕，凑到这张面孔前说：“加加，我会喂兔子的。”
    孩子的眼睛还是大睁着。
    “我再也不对奶奶发火。”
    孩子的目光似乎颤抖了一下，还是盯着天花板。
    “我起誓，我今天决不责怪你妈妈……我起誓，向你起誓，以后一定要对你妈妈……”他吐出一个虚弱的字，“好。”
    加加显然听清了这个字，这才把眼皮缓缓合上。
    父亲知道，自己从此肩负着沉重的使命，肩负着儿子对母亲的爱。他还知道刚才隐隐地流出眼泪，无非是感谢父亲刚才的拥抱，一个很少得到却很想得到的拥抱，就像他刚刚来到人世时那样靠近一个宽阔而温暖的胸膛。他甚至知道儿子今后还会流出眼泪，在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对拥抱一次次甜蜜地回味。
    当年儿子是由父亲接生的——天快亮了，油灯飘忽，狗叫得让人心惊，产妇在床上痛得几乎昏了过去，乡下的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急得快发疯的鲁平就吼着、叫着、哭着，心一横，决定亲自动手。他大喊：“坚持住！用力！再用力！我求求你……”他终于让老婆挺过去了，自己也挺过去了，一团血淋淋的小生命最终贴在他的胸口。
    他不习惯拥抱儿子，好像接生的恐惧和污浊败坏了他的胃口。孩子三岁那年，母亲需要离开农村，而城里的招工条件不容任何已婚已育的青年，那么这个小生命就应该在人间蒸发，在招工单位的眼里从不存在。经过多次商量，父亲决定把儿子送出去，而且这个决定似乎早就潜伏于心头，是早晚都要走出的一步。他看着加加的小小面孔总是感情复杂，担心这个儿子并不……怎么说呢，他没法说出口。他没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象万恶的太平墟，不去想象老婆平时一个人守着的那个集体猪场。猪场孤零零地在山坡上，前后有三条小道通向别处，通向各个可疑的村落，通向他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的深夜脚步，来自大队书记、民兵排长、小学教师那些可疑的王八蛋。他疑心儿子脸上有那些男人脸上的某一根线条，希望找到那根线条又害怕找到那根线条。大队书记见到他总是很客气，这太可疑了！民兵排长见到他总是不太客气，这也太可疑了！小学教师的一把雨伞还曾出现在猪场里，还不能说明问题么？何况老婆怀孕五个月以后才告诉他，更是一件不容狡辩的铁证——老婆后来解释，那是怕他着急，怕他抛弃她，但他并不相信。
    他半夜里起来，把小杂种抱出门，抱到一个事先约定的周姓人家门前，放下人就走。他害怕孩子的哭声会突然动摇他的决心。他确实听到一个孩子哭了，跑了好远还能听到满城都嗡嗡嗡地呼啸着这种哭声。
    在他的记忆里，儿子最后结束在那个静夜里的一道开门之声，还有一个老太婆的故作惊讶：“哎呀，谁家的娃仔睡在这里呵？”……他没想到儿子一定要回来，说什么也要回来，说什么也要再次扑进他充满猪潲味的怀抱，扑向这个狠心的父亲。那是三年之后，忆冰从湖北一家纱厂调回c城，一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发现有一个孩子的身影总是在附近的街口出没，朝这一个家门打望，一旦发现有人走出这张门，就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他们看也不用看，就知道那个狂跑而去的小小背影只能是自己的骨肉，是任何契约也无法将其割去的胸口之痛。忆冰哭干了眼泪，鲁平终于也红了眼，在这一天完全违背了当年对周家的承诺，冲出门去，一口气追上了那个狂跑的小小背影。无论他怎样没法忘记乡下猪场的三条小道以及他想象中的深夜脚步，他还是将那个轻得像一片影子的儿子呵儿子紧紧搂在胸口。
    “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加加大喊。
    “加加，是我，是我！”
    “我不叫加加！不叫加加！”
    父亲当着满街的人跪倒在地，放声恸哭，攥紧儿子一双小手。就像多少年后他再一次当着众多送葬者放声号啕，抓起了一把泥。
    儿子已经成了墓碑前的一把泥。
    老木从香港赶来，不知如何才能安慰鲁少爷，最后想到了老同学当年的疑妒。“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就当他不是你的骨肉，人家的东西终归要还给人家的呵，这不就是命么？……”他没料到鲁少爷一拍桌子站起来，两眼充血，操着菜刀就要下毒手。他吓得夺门而逃，几乎是被鲁平抡着菜刀一路追杀出去。
    天国
    你们要记住，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否认其发生。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降级能使人升级的；当大地震荡，山峦粉碎，化作散漫的尘埃，而你们分为三等的时候，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薄命者，薄命者是何等的人？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这等人确实蒙主顾眷。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许多前人少数后人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服侍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痛也不酩酊。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和自己所爱好的鸟肉，还有白皙而美目的妻子，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善行。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但听到“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结实累累的香蕉树，漫漫的树荫，泛泛的流水，丰富的水果四时不绝，可以随时摘食；还有被升起的床榻。我使她们重新生长，我使她们常为处女，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当你观看那里的时候，你会看见恩泽和大国。他们将披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们。这确实是你们的报酬，你们的劳绩是有报酬的……
    死者的外婆是白帽子回民，信奉依斯兰教，因此在葬礼上请人诵读经文——包括上面这一段。
    宗教总是在葬礼临场，在这种生死交接之处散发出缕缕熏香，倾吐出如泣如诉的漫漫长音，在苍茫上空旋绕，使你突然震惊于人与天之间的无限空阔。历史上的每一种宗教都有关于天国的描绘，回教也不例外。每一种宗教的天国描绘都充满着具象细节，近乎优美的诗文，回教也不例外——没有生命轮回许诺的教派，在这方面似乎尤为突出。它们还善于运用壁画、雕塑以及音乐来帮助人们想象天国，想象生命最后的金色家园。
    其实都是对生者的抚慰。如果我们不是把死者送往一个如诗如画的美境，送往如花似锦的下一程旅途，而是送往一个关于死的冷冷概念，一片未知的黑暗，就像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的那样，想象亲爱者的躯体被蚂蚁噬咬，被蛆虫蛀空，被草根抽吸，被各种微生物腐蚀，在坍塌了的棺木或灰罐里化为臭烘烘的烂泥，化为五官如洞胸骨高挺的一具白色骷髅，然后在永远见不着阳光的地方长成阴森森的蘑菇，或者变成一汪汪铁锈色的水永远渗入大地——那种物质不灭的图景虽然正确，但会不会让我们有点不寒而栗？
    我不相信天国，但有时候是很软弱的人，宁可接受欺骗。
    文明
    我又来到了这里，在一条寂静无人的山谷里独坐，看一只鸟落在水牛背上举目四顾，看溪水在幽暗的斜树下潜涌而出，在一截残坝那里喧哗，又在一片广阔的卵石滩上四分五裂，抖落出闪闪光斑。
    山里的色彩丰富而细腻，光是树绿，就有老树的黑绿和碧绿，有新枝的翠绿和粉绿，相间相叠，远非一个绿字了得。再细看的话，绿中其实有黄，有蓝，有灰，有红，有黑，有透明，比如樟树的嫩芽一开始是暗红色，或说是铁锈色，半透明的赭色，慢慢才透出绿意，融入一片绿的吵吵嚷嚷碰碰撞撞之中。
    溪边有一条小道，证明这里仍在人间。沿着溪流的哗哗声往上走，走进潮湿的腐叶气味，从水中一块石头上跳到对岸，又缘一根独木桥回到此岸，反复与溪水纠缠一阵，好一阵才能潜出竹林。你可能觉得前面一亮：天地洞开，蓝天白云，有两户人家竟在那高坡上抛出炊烟。
    你会听到狗的叫声，微弱而遥远。
    你知道这里远不是人间的尽头。只要你有气力，扶着竹杖继续溯水而上，你还会发现小路，通向新的密林和新的山谷，也通向新的惊讶——在你觉得山岩和杂树将把小路完全吞没之时，已经准备完全放弃之时。随着一只野鸡在草丛中扑啦啦惊飞，一块更大的光亮扑面而来，出现在刚才贴身擦过的一块巨石那边。那里有竹林后的一角屋檐，地坪前有晾晒的衣服，有开犁的农田以及盛开的花丛。
    你觉得这里任何一扇门都应该是你的家。朋友们也觉得这里令人惊羡——真美呵，只是交通太不方便，有人曾一边擦汗一边这样说。但“方便”这话该怎么说？细想之下，如果说这里太不方便，那么城市里的方便体现何处？市民们买零食很方便，但呼吸新鲜空气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需要驱车数公里或数十公里去郊外的公园；市民们进茶楼酒馆很方便，但饮用洁净水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即便有钱买得起桶装矿泉水，也经常埋怨送水不及时或者埋怨水质不可靠；市民们看电影和逛商店很方便，但与动物和植物交道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养条狗还得躲躲藏藏还得挂牌缴税还得防止邻居的厌恶；市民们去北京、上海、美国、欧洲很方便，但观飞瀑听松涛邀百鸟赏明月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要忍受窗外的废气、烟尘甚至沙尘暴，有时只能把自己锁在蜗居斗室里，拿电视里的观光节目来过过干瘾；市民们串门聚会有空间的方便，但人心和人情的交流远不如在这里有时间的方便，常常不知闲暇为何物，不知邻居是何方人士，与亲友同城而居却不易相聚，家有藏书累累却难有机会开卷，最后还可能闹出个日本式的“过劳死（karoshi）”……这样一比，不知为什么没有人一边擦汗一边叹息城市的不方便。
    在工业和市场化出现以前，这里靠近田土，靠近山林，靠近水源，其实是家居最方便的地方。燃料就在屋后的山坡上，饮水可以用竹筒直接引入房中，建筑材料就来自门前的泥土和窗外的柴窑，家具材料就是路边砍倒了多年的大树，脂肪和蛋白质就在伸手可及的层层梯田里生长着，在鸡埘里、猪栏里、羊圈里、套夹里、陷阱里、蜂箱里、闸网里以及四周山坡上储藏着，还能想象出比这里活得更方便的地方吗？直到人们的生活需要电器，需要煤气，需要玻璃、水泥、钢铁等新型材料，总之需要一切从工厂和市场里得到的东西，这里才突然变得不方便起来，才突然成了所谓偏僻之地，才产生了远离公路的叹息。一个崇尚公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以公路以及其他交通干线为纽带，从而彻底改变地图和地理意识的时代。公路是文明的末梢、触须以及救生缆绳，只有抓住它才能得到现代化的救赎，才能通向工业技术、信息技术的创造和享受。
    这当然是事实。但公路的那一端的城市是自然日渐稀缺从而日渐珍贵的地方，是人们抛离了自然从而百倍渴念自然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如果考虑到生命体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空气、阳光和水，同时也考虑到自己对技术进步的向往，比较而言，我该选择哪里停下来？
    文明，刚好需要对文明的反省。我到过意大利的庞贝，在那一座古罗马文明的石头城里，惊叹文明的宏伟和深远，刹那间就成了一片废墟。早在几千年前，庞贝就有了宽阔广场和通衢大道，有了供水和排水的合理管网，有了精美的楼台、花园、浴场、凯旋门，不会比现在的很多都市更差。庞贝还有似乎过多的环形剧场和运动场，记录着文化体育活动的丰富，比现在的很多都市肯定更好。庞贝还有高耸的法院大楼和公民自由辩论的场地，表现出古欧洲文化的特有传统，不能不让人想象那时候这里人声鼎沸的盛况：温暖的阳光之下，人们裸露着骄人的肌肉，愿躺就躺，愿立就立，愿吃就吃，愿睡就睡，投入体育竞技之余从事工艺制作，享受情爱之余传唱歌谣，交易货品之余辩论哲学与政治……贺拉斯和维吉尔都不过是那些半裸者中普通的面孔，与身旁的铁匠或骑手共同探讨着真理。那里的人可以同时是商人、演员、学者以及政治家，一身数职，一生数业，也许是比当代很多人更完整的人。那里当然不会有汽车和飞机，不会有因特网、宇航卫星、激光唱盘、磁悬浮列车、无线电话以及机器人，但拨开这些机巧的器具，谁能说那种赤脚长袍的多方位个人生活不更符合人性？甚至不比当代人更——文明？
    庞贝是一块沉埋在历史中的化石，证明人类的文明一直在演进，有获取也有失去，有蜕变也有返祖。也许，我们在视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比方说已经取消了恐怖的角斗，销毁了残忍的刑具，甚至已经在很多国家取消了死刑；即便还有死刑，用药物注射代替砍头和枪毙，让死亡貌似睡眠，也在成为重要的刑法改进，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文明风范。问题是：注射只是免除了见血的恐怖，与砍头和枪毙没有实质意义的不同。取消死刑也只是免除了公开的杀人，至于用贫困、疾病、生产事故、环境破坏一类手段造成的无形杀人，甚至大规模的杀人，在当今世界并不曾得到过遏止。较之于平均每天有两万多儿童死于发展中国家，当年几个角斗场又算得了什么？
    还可以说，我们在听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绅士们不会咀嚼出声，淑女们不会当众放屁，革命好同志不会拍桌子，城市噪音也在一步步减少。除了这些象符的文明化，层出不穷的修辞方法，也正在把语符系统更革得温和可亲：“黑人”变成了“有色人种”，“土人”变成了“原住民”，“失业者”变成了“待业者”和“富余人员”，“酒鬼”变成了“有酒精问题者”，“傻瓜”变成了“慢速学习者”，“瘸子”变成了“有身体障碍者”，“贫民窟”变成了“城市腹地（inner city）”，“监狱”变成了“纠正机构（correctional facility）”……但一切刺耳的声波即便都能消除，卑贱者可曾因为言说的委婉而获得了高贵？人际之间粗暴压迫是否因为声响的悦耳而比庞贝有所减少？世界大战就不用说了，一场由政治狂热或经济投机造成的百业凋敝，足以在一夜之间使千万人失业或失学，无衣或无食，比较而言，古罗马的奴隶制度还能再坏到哪里去？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化妆，文明有效地摘除了视、听、嗅、味、触等方面的恶象，进而消除文字中的恶语，诚然减轻了人类的一些痛感，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难题和政治难题。相反，文明使这些难题变得更为隐形化和无象化，逃离我们的日常感觉，从这一角度来说，倒是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难解决，甚至更难了解。
    我知道这样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老木以港商身份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玩的是空手道，一纸许诺注资的合同就取得了产权，然后在评估资产、抵押贷款、扩股融资、投资失误、申请破产等环节做了手脚，最终狠狠地刮走了一瓢。这是他最为得意的大手笔。两家企业都垮了，被他抽血了。失业工人愤怒地到处找他，在他的寓所里贴满大字报，盗走了他的德国奔驰汽车，最后还把他的保镖和他本人全打得头破血流。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呢？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只能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老木的并购、经营、破产手续全都是合法的，经过了境内外多家审计所、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政府有关机构的认可，法院挑不出任何毛病。而暴怒的失业工人确有违法之举：贴大字报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大字报既贴在屋内就不算贴在公共场所，未与追究）；盗汽车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汽车既为熟人所开走并且公开化，就属内部纠纷而不算刑事犯罪，未与立案）；打人致伤当然更不对（警察虽然同情工人，现在也无法可说了）。事情的结果，是老木这个吸血者坐飞机去了香港，而带头打人的三个工人受到刑事处分。
    我知道老木是文明的受益者，把两千多工人文明地掠夺以后，用文明的泡沫洗净了手上的血迹。
    倒是受害者手上留有刺目的血迹。
    这就是文明的无血迹与不文明的血迹。
    我当年是多么向往文明呵，是多么向往伟大的都市呵。在知青点的时候，扳着手指头数着日益临近的假日，找不到汽车就顶着风雪步行上路，从天明走到天黑，才赶到了县城的火车站。火车也过站了，我不耐等待，在站台上转悠了一阵，看上了一列运煤车。我在启动的煤车上被不断旋来的煤粉呛着，全身很快变黑，颈子里也结出一层煤垢，硬如铠甲使脑袋难以转动。咣的一声，我一个喷嚏把自己打入了黑暗。光明在我身后迅速微缩，再微缩，飘飘忽忽的一个白点，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感觉列车不是在平行地移动，而是竖起来向地心深处坠落。我想挣扎，但黑暗中看不到自己挣扎的手脚，更谈不上挣扎的方向。出口在哪里？在左边在右边在上边在下边？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膨胀和爆炸，不是来自哪一个方向，而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钢铁的恫吓，一团团猛击我的脑袋。我咣当咣当的脑袋不管用了，不知道煤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埋掉，不知道列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压成肉酱而我居然还好端端地坐着。我好一阵才明白过来：眼下已进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我就是那样一身黑煤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更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叫唤。我并不后悔，而且感谢这些年匆忙的生活，使我最终明白了文明是什么：既不在古代也不在当代，既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只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佛僧们说：“立地成佛。”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跺一脚，说这里就是地球的中心。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叶尖的露珠上，看到你灿烂的幸福。
    儿童
    鲁少爷举起筷子，注意到朋友们的一片兴高采烈之中，儿子远远朝他投来怒目。他知道儿子在想什么，粗声说：“吃吧吃吧，不要紧的，这些都是菜鸽，同我们家的鸽子根本不一样，反正是你不认识的。”
    “那你们上次吃的青蛙呢？”儿子还是百倍警惕。
    “菜蛙呵，没错，菜蛙。”
    “你们刚才还说吃孔雀！”
    “那也是菜孔雀！”
    “你们还要吃菜人吧？”
    餐桌上爆发出大笑。鲁平觉得加加今天太捣蛋，把筷子一拍，“你他妈的才是菜人，吃就吃，不吃就拉倒。小杂种哪来那么多废话！”
    儿子眼睛红了，撅着嘴，扭过头去看电视，不管身边的伯伯叔叔们如何哄劝，只是干干地咬着手里一只馒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加加。我得承认，当时那么多大人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也不能理解他，是大人们的残酷。他怎么能够区分“菜（饲养）”的和不“菜”的？又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种区分？在儿童们的眼里，生命就是生命，而一切弱小的生命都值得怜爱，包括老虎中的小老虎，豺狼中的小豺狼，鲨鱼中的小鲨鱼，马熊中的小马熊——任何动物只要弱小，就没有侵害性，难免让人暗生一种毛茸茸黏糊糊的温情。
    我相信，这就是同情，是目光中的情感滤镜，是人道主义理论体系最为深远的生理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