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具象在人生中
    空间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人们投入这些超级部落，寻求创造的机会或者统治的地位，寻求群体的协作或者独行的自由。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种成功感，不过是一种空间比量后的心理幻觉。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为自己的居地而自鸣得意，历数都市里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楼、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以及大人物——其实他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享受那些设施，一辈子也可能见不上什么大人物，与乡下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些东西就在身边呵，就在大墙那边呵，就在马路那边呵，这就足以让他们油然多出几分自豪和放心。这种心态也延伸到有些出国寻梦者那里。他们常常无缘接触更无法占有国外的好东西，甚至生活质量比在国内时更差，但与曼哈顿近多了，与卢浮宫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稳稳当当的安慰。
    看来，所谓都市无非就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说，占有呢，占有无非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须消费品除外的话。有些女人爱逛首饰店，买下什么意不在穿戴，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首饰。有些男人爱逛古董店买下什么意不在倒手，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古董。这里只有场地更换，如此而已。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守财奴，日食不过三餐，夜居不过一室，积攒着那么多钱财并无实际用途，无非是可以把楼宅、珠宝、存折之类不时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聊以自慰。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后把所有财富权当己有，都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因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完的东西，摆在街上与摆在家里，终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有了照片、电视以及博物馆，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砖银锭在内的任何好东西都不难临场目睹，不必把它们都搬到家里来看，不必以为这种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与太阳就不宜搬到家里来看吧。但人类就是这样没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腾在从家门外到家门内这段奇怪的空间距离里，于是多出了好些战乱、政争、贪污、阴谋、抹眼泪、研讨会、心绞痛、金融危机等烦心的事。从这个差不多是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说，精神常常是对物质空间状态的反映，历史常常是从事财富位移工作的一个搬家公司，是把某些东西搬近搬远搬来搬去的一笔昂贵运费。
    记忆
    你记得那时门前的水面，总是有一只大鸟掠过，划破一缕缕飘移的蓝色雾气。在月色朦胧的深处，传来了疲惫的捣衣声，还有口琴的吹奏被风搅得七零八落，飘入了坝下余热未尽的稻田和藕田。你却不记得那个吹口琴的邻队知青叫什么名字了，不记得自己曾经与他说过什么。
    你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凉席上的大被子，发现院子里有猪在叫，一个身高刚够桌面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杀猪，揪住猪尾一拖，将庞然大物从容放倒。还没看清他的动作，猪颈上已有一个口子红血喷注，流入了身旁沾着草须的瓦盆。你记得这一切，但不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借宿在外，更不记得那个操刀猛士是谁家小孩，如何还有杀猪的惊人本领。
    你可能还记得天边那令人惊骇的乌云，像一盆巨大的浓墨压顶泼来，云的边缘却被夕阳镶上了一轮弯曲的金边。乌云有两层或三层，钢灰色的高云，与浓墨色的低云形成了明显夹层，夹着一个幽深阔大的空间。有一只迷途的山鹰在那里上下翻飞，似乎不知道从哪里才能逃出这暗夜的四面合围，逃出自己的绝望。你这一辈子从未见到这种景象，也许永远不再会见到这种景象。你记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记得那一天你为什么外出，是在什么地方观看这雨前的乌云，同行者还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与之有关的前因后果却大多消失无痕，就像博物馆里的墙上图片尚存，说明文字大多已经脱落——是图片比文字更便于记忆么？如果没有纸写笔载，言词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于图像？是否总要早早地褪色和蒸发？两年前，时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一个刊物邀请我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们的当年，十几个催稿电话打得我实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负疚感。但我一次次铺开稿纸还是没法写。我的记忆力变得如此糟糕，脑海里的零落图景总是残缺必要的说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视那一段故事，也没法把碎片重新编织成章。
    事实上，我忘了当时朋友们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为什么高兴，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到县城去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为什么一律剃成光头后来又为什么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艺，还有老木与大川为什么大吵一架愤而割席……而只记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户有一些禁书，大家曾经像大学者那样每人一盏小油灯读书到深夜，然后一脸庄严地围在小桌旁，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讨论到国家副总理一级的人物，至少是讨论到能管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大规律，如此等等。依据一些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传闻，争吵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其结果也毫无用处而且往往过几天就忘却。有些女知青甚至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常常把名字搞错胡乱放炮。但我们必须讨论，必须严肃地讨论，至少得用用“革命”、“国家”、“哲学”这一类大词，断断乎不能谈及庸俗无比的猪油和酸菜。我们肯定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有层出不穷的豪举，比方在农民家里大口吃着苍蝇叮过的剩饭，二话不说就把身上仅有棉袄脱给缺衣的穷汉子，自己花钱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后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夜校是办成了，农民都兴致勃勃地带油灯来识字，但他们总是思想落后得很顽固，总是一边唱《国际歌》一边抠着脚指头，一边听着马克思一边放出臭不可闻的红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种猪苗么？也抢收晚稻么？那他们不成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凭什么还要大家来学习？……这些山里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启蒙家还是特别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一眼看清进军凡尔赛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们的屁股，让他们在蚊虫叮咬之下明白写对联根本没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们也就统统完蛋。我们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说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最后，我还能记得朋友们的各种英雄动作，比如，见到远方来访的同志，紧紧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万语都在无言的两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还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为明天更艰苦卓绝的事业而磨炼自己的皮肤和意志。嵩山大队的来辩论，有人望风，有人做饭。来人见到望风的便交换口令，一方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消灭法西斯”，另一方就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自由属于人民”——当时一部外国革命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们，在某个联络点相遇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不记得那是一部阿尔巴尼亚还是罗马尼亚的影片，更不记得影片的名字是什么。这一规矩后来还传到了广西和广东，独眼老木拿着女生们卖血的钱，到那里去串访更多的同志，若不是我们这边有人坚决反对，他差一点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党，一个要闹得人头落地的党。
    他们接头时也在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只是更多了一个暗号：手里的苏联小说《落角》或者是《白轮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种模仿，模仿记忆中某些事物。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记忆可能来自电影、小说、音乐、图画、雕像以及博物馆，来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们或是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杀败了罗马帝国的大军，或是在延安开荒种地挑水扫地为老大娘送来救命粮，或是衣衫褴褛地在篝火前和战马前拉着手风琴等待顿河边诗情画意的黎明。欧美的、苏俄的、中国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媒象从各种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乃至保皇主义的传奇英雄们身上抽离出来，从各种社会主张和历史事件中过滤出来，成了青年们操作生活的蓝本。他们无意复制前人的意识观念，不大关心而且很快忘却了那些意识观念，只是想重演那些激动人心和趣味无穷的细节——比如一次秘密接头时的口令。
    记忆定制了模仿，模仿巩固和再生了记忆。模仿是一种具象的繁殖，经过一层又一层记忆的中转，传之久远和播之广远。比较而言，语言是一些难以记忆的奇怪声波，文字是一些难于记忆的复杂笔画，语言文字的记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大脑来说是一项较为生疏和艰难的业务，因此在缺乏特别学习和训练的人那里，总是力不从心，业绩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动作和神态很容易，要传达成人嘴里的言语或笔下的文字，特别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说得一塌糊涂。成人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通过接触文艺作品，他们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将军刮骨疗毒、单刀赴会一类行态，要重现他嘴里的文词，特别是一些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详，顶多也只是三言两语。正因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词，包括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或者耿耿于怀的思考，曾经让我们唇枪舌剑或者冥思苦想的辩论，要不了多久，就会在人脑里大面积死去，最终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脑记忆里英雄的意识形态当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后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态和动作的模仿。
    前人说过，“得象而忘言”（王弼语）。看来，言词易忘，自古皆然，不仅是诗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对心智性能的某种总结。
    爱情
    知青户开始几乎是一个共产主义部落，口粮和油都是公有，各人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或腌肉也一律充公，还有晾晒在木楼前的衣服，谁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大川的上衣常常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袜子常常到了老木的脚上。知青的母亲若到乡下来探望，对儿女身上十分眼生而且权属混乱的“万国装”总是大为惶恐。
    共产制度大约在一年后解体，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母亲们的唠叨从来都只是我们的耳边风，从未被认真对待；也不是因为内部私有财产的增加——解体之时大家仍然穷得彼此一样，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需要分配或争夺。在我看来，共产制度的解体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爱情。
    没有爱情这个俗物的时候，同志们道德上都较为纯洁，奠定了公有制的重要基础。一段时间内，少女们都受到少男们的剥削，似乎并不在乎剥削，包揽了洗衣和做饭一类家务，每天从地上收工回家，天色已暗，蚊声渐起，听任男生们去看书或者游泳，听任他们高谈阔论布哈林或者舒伯特，自己却一个个黑汗水流地烧柴做饭和喂猪喂鸡。直到饭菜飘香了，大男子们才拍打着蒲扇，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坐到饭桌边来，对饭菜的味道评头品足。她们因此不大了解除布哈林或者舒伯特，常常成为大男子们的笑柄。有一次小雁闹了一个什么笑话，被大川取笑，说她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她顶嘴，更遭大川训责，于是夺门而出，哭得眼睛成了个红桃子。
    她们忍无可忍愤然反抗，但这种反抗仍然充满着集体风格，似乎是全世界女性团结起来讨还公道。她们不下战书就开战，悄悄地罢了工，直到月挂枝头蛙声四起，大男子们腹中咕咕作响了，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伙房里居然一丝动静也没有，女生们的房门居然全数紧闭。他们围着一口冷锅转了好一阵，面面相觑，只得接受妇女闹革命的现实，无可奈何地开始洗菜和淘米。但他们混账透顶地见鸡蛋就打，见腌肉就切，恶心的红薯丝甩到一边去，锅铲在猪油罐里刮得当当响，扑鼻的香味史无前例地弥漫开来。少女们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又一次同仇敌忾：“你们明天就不吃油了么？”“每餐都要搭配红薯丝的你懂不懂？”“可耻呀那些边叶、菜根都是好东西！”……她们冲上前去重新夺回菜篮子和锅铲，但被少男们赶出伙房，只能在紧闭的门外愤怒地咚咚咚打门。
    在这个时候，她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荣辱与共，利益相连，说话时都习惯于用“我们”而不是“我”，连吃不吃饭都统一步调，见男人们在伙房里可耻的大浪费，便全体赌气不吃以示抗议。她们就是这样一伙共一个脑袋的人。但她们的团结其实也很脆弱，特别是在爱情面前一触即溃。事情首先在这一天暴露出来：老木找柴刀，在易眼镜的床下发现了半瓶白砂糖，根据团体内严格的共产制度，斗胆私藏食物者，须淋猪粪一瓢以作惩戒。少男们兴奋无比，快意地狂笑，七手八脚大动家法，把易眼镜强拉到猪栏边，拉扯得他的眼镜都掉了。
    “你们不要欺侮老实人！”小青跑来夺下粪瓢。
    “你以为他老实呵？”
    “他破坏公约罪恶滔天。”
    “他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
    我们鼓动她一起参与制裁，去拿块抹布来堵住易眼镜的嘴。
    “不就是一点糖吗？他凭什么要上缴？”小青黑着一张脸，指头差点戳到木胖子的鼻子尖，“凭什么你就可以抽烟喝酒？凭什么你的烟酒不充公他的糖就要充公？这里的人还没有分三六九等吧？”
    似乎不是一般的同情了，而是别有味道了，让人傻眼了。事情闹到这一步，易眼镜也豪气大增，从七八只手那里挣扎出来，抢过老木手里的糖瓶子，对地下叭的一声猛砸，“你们去吃，去吃，吃了去烂肠子屙血水！”
    说完拉着小青就走。
    大家突然发现易眼镜与小青的形迹可疑，回忆起这对狗男女最近经常在一起说话，不光惦念着代数和几何，还经常鬼鬼祟祟一同去菜地或河边，小青织的一件红色毛线衣已经出现在易眼镜身上，易眼镜的一只热水瓶也总是出现在小青的床头。好哇好哇，居然还有了白砂糖，说不定还私下消受了好多山珍海味呢，说不定还避开众人花天酒地呢。男人们如梦初醒，怒斥爱情的香风臭气吹得这对狗男女昏了头。
    他们当然错了。易眼镜与小青其实不会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更自利，很多年后他们才会最终看清这一点。即便是现在，小青砍的柴也比任何人砍的更多，洗的衣也比任何人洗的更多，为了给大男子们筹集回城的路费，她毫不犹豫地去医院卖血。但砍柴、洗衣、卖血是一回事，白砂糖是另一回事。白砂糖是爱情的象征，正像一个眼神，一次抚摸，生病时的一碗药汤，生日里相赠的一条手帕，是不能被剥夺和替代的。爱情必须有相应的物化形式，需要言词以外更多图像、声响、气味和触摸的形式，才能确证爱情的真切存在。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说，他妻子每到周末和节日都强烈要求他赠送鲜花，鲜花是他没有第三者的证明——虽然完全不可靠。我的另一个朋友说，他妻子是海南人，每天都要对他进行爱情的考验，包括一次次盘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并且坚决不容许他用方言“新呵几（亲爱的）”、“哇碍鲁（我爱你）”之类来敷衍。那岂不是成了“星火街”、“华爱楼”一类可笑的地名么？哪里是爱？这就是说，妻子即便能听懂方言，但期待的回答不是语义而是语感，是纯正普通话里的庄重和神圣。她只需要特定的表达形式。
    爱情似乎只有在形式里才能存活。
    进入爱情的人差不多都是形式主义者，女性尤其可能这样。易眼镜和小青很快找到了白砂糖以外更重要的形式：单独开伙。他们买来了自己的锅，垒起了自己的灶，有油有盐地过起了小日子。相伴而炊，相对而食，你吃我做的汤，我吃你夹的菜，还有属于两人世界的小瓶子小碟子等等热气腾腾叮叮当当，既是婚前的家庭生活预演，更是爱情的大规模建设。就这样，爱情——或者说爱情的形式，与原有的生活格局大相冲突，直接导致了我们共产部落的深刻裂痕，让同志们无可奈何。大家即便还可以维持表面的亲热，但爱情是幸福的，幸福的人呵常常是自私的人，是重色轻友的货，是发情的狗。离心离德，打小盘算，搞小动作，性别联盟瓦解了不算，整个知青户也不可阻挡地礼崩乐坏。即便小锅小灶并不意味着道德沦丧，即便易眼镜和小青依然在很多事情上克己让人，甚至对分灶吃饭不无惭愧从而更愿意大张旗鼓地助人为乐，但额外交情与同灶开伙仍然大不相同。大约半年以后，大川与老木的一次恶吵导致了团体最后解散。他们都觉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分歧使他们无法再团结下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自我误解。因为在恶吵之前，这个团体已经私房话渐多，代替了公共讨论；私房钱渐多，代替了公共财政；私下关照渐多，代替了公共友谊。团体早已徒有其表，到最后，竟有大小四套锅灶出现，使浪漫的、欢乐的、充满着苏俄共青团歌曲味道的时光一去不返。
    核心人物的分裂，不过是给摇摇欲坠的泥墙最后推了一把，为飞鸟各投林提供了一个较为堂皇的理由。
    我一个人走进伙房，看到一片爱情的残汤剩饭和杯盘狼藉，感到不寒而栗，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
    女人
    我相信女人是千差万别的，并没有统一规格，关于女性共同特征的说法常有太多的夸张、武断以及男人的偏见——与其说女人是那样，不如说很多男人希望女人就是那样。但这并不等于对性别特征不可以进行概率性的比较。比如说吧，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测定，百分之七十四的女人每个月流一次以上的泪，这个比例比男人的百分之三十六要高出一倍（见俄罗斯二〇〇二年《健康》杂志）。
    百分之七十四不是百分之百，但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大体印象：女人活得更感性一些，情感更敏锐也更丰富。这个特征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写成一本大书，在这里只能从略，有兴趣者可以参看笔者《性而上的迷失》一文。从概率上说，女人们着装不光是为了保暖，只要条件许可，常常会使身上有更多悦目的色彩和线条，以证明穿戴的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她们饮食不光是为了果腹，只要条件许可，常常对零食有更多兴趣，以证明咀嚼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她们大多喜爱逛商店，不全是为了购物，其实购物这件大俗事有什么意思？充其量只是逛商店的一个借口，就像吃鱼只是钓迷们的借口，健身只是球迷们的借口，治国安邦只是政客军阀们争夺权力的借口。即便是手头拮据也不打算买任何东西，很多女士仍愿意去商店朝圣，与缤纷商品热烈幽会。万紫千红，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变化莫测，各种商品暗示着各种生活的可能，闪示幸福的各种方向，使商店成为她们的一个梦境。
    此时的男人们在哪里呢？可能在店门旁的“丈夫休息室”里，无精打采地看体育类报纸，或者烦闷不已地抽烟。
    在我周围的女人中，小雁最不像女人，从无逛商店的兴趣，也不涂脂抹粉。在乡下抓鱼、打蛇、犁田，开拖拉机，还有后来出国留学而且读什么印度史和梵文，比男人还胆子大。明明有茶杯，她总是搬大碗，说这样喝水喝得痛快。明明是一张长方形的床，她身体总是睡成一条对角斜线，踢得枕头被子七零八落，挤得同床女伴落荒而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以短发男装混在男人堆里的人，也仍然不是男人。她随丈夫一同去理发，见那个为她丈夫服务的理发妹太丑，很不高兴，一定要换上一个漂亮的脸蛋来动手。丈夫笑道，说你就不怕我心猿意马？妻子想了想，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美，说情愿让你心猿意马，也不能让我看着恶心，一个长得那么丑的人，在你头上摸什么摸呢？
    视觉唯美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恐怕非女人弗能。法国作家西蒙·波娃说过：“爱情是女人的最高职业。（见《第二性——女人》）”其实凡感情都在女人的血管里最充分地储存着，随时可以喷涌而出。中国俗语称：“世上最毒妇人心。”是指仇恨情感之下的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而喜爱情感之下的不由分说和不留退路，也多表现在女性身上，一如波兰裔的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女士断言：“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在街垒上战斗到最后的革命家，那一定是个女人。”这也就是说，“世上最诚妇人心”或“世上最善妇人心”的说法亦可成立。
    易眼镜因为打伤警察而进了看守所以后，我去探视过他。所长是位熟人，让我也顺便看了一眼监房。女犯们都关在北边，有的只挂了一个乳罩，有的干脆光着整个上身，用各种办法散热纳凉，见我们出现在监视窗前根本不躲闪和回避。所长说，这些女犯多是杀人犯，多是情感性犯罪，下手最狠，不是杀情夫就是杀丈夫，诈骗、贪污等智能性犯罪倒是很少，与男犯们有较大差别。据所长说，情感性犯罪常常比智能性犯罪更残酷，更决绝，往往也更单纯。我对此印象深刻，不由得不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如果不作男权主义的解读，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多贬义，只是指女性与下层野民一样，思维以具象和情感为主导，如洪水和烈焰，很容易冲决理性的罗网呼啸而去。“养”在这里不是“供养”，而应是“修养”、“调养”以及“驯养”之义。
    独眼
    老木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独眼，并且因此获得县政府颁发的一张奖状，还获得了身残回城的权利。他的独眼有一种苦难感，也透出一种狠劲，使他的娃娃脸平添了几分男子气。
    独眼如果再配上一件斗篷，配上手里一条马鞭，就可以让人联想到某部战争史诗里的英雄——简直是浪漫少女眼里的一枚英雄的勋章。这样，老胖子尽管个头不算达标，两腮肥肉太多，走到哪里居然颇受女子倾慕。她们肯定已经浮想联翩，已经把无形的斗篷和马鞭添加给这位独眼人了。一位漂亮的广东女子一见他就发呆，把他从广东追到湖南，不由分说地进门就扫地，接着就洗碗刷锅抹桌子，好像反正就是他的人，最终赖也赖成了他的老婆。她叫阿凤，在香港出生，有移居香港的权利，这是老木曾经嫌拒她的理由。不料老木多年后能到香港做生意，反倒大大受益于这一段奇特的婚姻。
    听说这位广东女子曾经也有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还与她有五年的通信史，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也是她表哥的一位朋友。有意思的是，他们五年之后的相会，却使女子大为失望：“天啦，他太漂亮了！”
    “漂亮不好么？”表哥疑惑不解。
    “脸上连一块疤都没有，这怎么行？”
    “你什么意思？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样说吧，他那个奶油脸蛋，充其量只能让我产生——母爱。”
    表哥眨巴着眼，觉得女人完全无法理喻。
    忏悔
    我当过红卫兵，注意过中国报刊上对红卫兵的声讨，注意到很多长辈人和晚辈人两面合击式的愤怒：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你们为什么没有基督教那种崇高的忏悔意识？你们为什么不谈谈你们那些不可告人的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首相那样跪下来求犹太人恕罪而凭你们这样子中国还能实现现代化么？……
    众口一词之下，我倒想说说不必忏悔的事情，比如，我写过的两张大字报，是我在学校期间针对老师的仅有两张：
    第一张大字报，是攻击小学一位老师的。这位女教师矮胖，常常对学生摸摸头和整整衣领，语文课也讲得不错，讲课时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个刑满释放的右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夹着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职务，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于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学生干部撤下，让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面掌权。特别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算术成绩最臭的新班长，只因为有一个当党委书记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宠成了红色大公主。不但考试中可以无端加分，劳动中可以无端闲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农时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苹果或腊肉，根本不同贫下中农的白菜萝卜相结合，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气煞了满朝文武，让我们几个男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纠集起来，往讲台上射过尿，在厕所里画过漫画，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机会，回到母校给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们是初中生，不理解一个女教师难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后面的无奈。我们是成人以后才想到这一层的。
    第二张大字报，则是攻击一位中学老师的。这位男教师瘦高个，挂金边眼镜，据说在国外读过书，又为驻华美军当过翻译，身上至今还有一股从敞篷吉普里走出来的风流味，动不动就打一个响指，好像在日本招妓或者在菲律宾赢了台球。这一天是他的英语课，我前座的一位同学有些拘束不安，被美军翻译发现了。对方过来检查他的课本，发现是一个冒牌的旧练习本，便生气地叫他站起来，问他为什么没有书。他支支吾吾好一阵，说自己没有钱缴学费。美军翻译轻蔑地哼了一声，将练习本甩回桌上：“鲁平，你不是读书的材料么！”这句话羞得我的前排同学低下头去，前额差点砸到了桌面。我是这件事距离最近的目击者，我亲眼看到了老师的眼光寒意侵骨，亲眼看见了叫鲁平的同学低着头站了整整一节课，还看见了他的裤沿高高吊起，脚上冻得红肿的双脚没有穿袜子，插在一双空荡荡的红色女式大套鞋里。这位搬运工的子弟后来几天没有来学校，是班上同学凑了学费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场，才挂着鼻涕重返教室。这当然是我后来写大字报痛斥美军走狗的好题材。
    回想这两张大字报，我应该向老师道歉，清算当时那些粗鲁的火气，清算那些不着边际的结论，比如不公道就是不公道，缺心肝就是缺心肝，人皆有缺点，有缺点并不一定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或者“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而这些大帽子无疑是可笑而且伤人的政治恫吓。但我不会忏悔。我想不出为什么我应该忏悔——这与承认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基础的一分子从而加以反省检讨，不是一回事。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靠父亲官职而取得特权是不可接受的，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因贫穷而受到歧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权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表示反对。
    即便一个初中学生没有找到更好的反对方法，理应就此向当事人道歉。
    忏悔是一个道德概念，追究行为的动机，一种正当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遗憾甚至可怕的结局，应该得到及时的反省和纠正，但与忏悔没有什么关系。医生手术失误可以有技术的检讨，但不需要忏悔。士兵卫国杀敌可以有对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忏悔。只有恶意才应该忏悔，无论这一恶意表现为善行还是恶行，带来了善果还是恶果——包括沽名钓誉的到处行善。正因此，如果我想赶一把道德时尚，用假惺惺的真诚在满世界谴责红卫兵的异口同声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权与反特权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歧视与反歧视的关系颠倒过来，那么才是铸下大恶，才真正值得忏悔。那甚至是对两位老师的进一步侮辱：他们肯定知道我应该道歉但不需要忏悔，他们从不要求我忏悔因此更让我长久地尊敬。
    我当然知道，我也有值得忏悔的事，将在本书后面说到。我还知道，不少红卫兵手上确有鲜血。我看见过老木怎样被红卫兵殴打，看见过高君家怎样被红卫兵查抄，还看见过红卫兵的起哄声中，一位右派女教师怎样头发蓬散，糨糊满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与另一个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挥舞着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威逼。我心里发紧，看见她眼里既没有愤恨也没有恐惧，是一片深广无限的空洞，没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尸更让人惊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声枪响或一根绳索，问题是她轮不上这种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于是一时没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挡着她进入下一秒钟——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无助。她最终还是死了，自杀在校园后面的浏阳河。人们都知道是初一（一〇一）班那伙小屁孩制造了这一暴行，他们应该对此负责并受到审判。人们也知道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这种审判因此国家机器就应该受到审判。有幸的是，那一伙只是学生中的极少数。当时第一代红卫兵、第二代红卫兵已经在运动中出局，学校里重组新生的主流红卫兵组织是温和派，其中不少成员本身就曾经受到早期某些红卫兵的迫害，是所谓“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温和派反对暴力。红卫兵大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命令，使所有非法关押的老师得到释放——当时这个委员会就是学校里的领导，军宣队还没有来，工宣队更没有来。
    这是我的所见，这是事实。
    当然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我想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还有更多受到迫害的过来人，更多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红卫兵更多的残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干校劳动时，看到路边冻得哆哆嗦嗦的几个知青，会有“狼崽子”一语脱口而出的快意（见杨绛《干校六记》）——她肯定有足够的见闻来支持自己的仇恨，虽然那几个知青的手上可能并没有鲜血，在她那里未经审判就被定罪；虽然他们眼下身疲力乏，饥寒交迫，不像她和同行们那样拿着国家高薪一分不少，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说实话，我震惊于杨绛的简单和轻率，但相信她自有仇恨的根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和如此复杂的过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言说时依据记忆中不同的生活实象，自然会有正常的看法各异。这并不奇怪。一个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以便尽可能接近真理。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官方文件、主流报刊、流行小说直到小学课堂，眼下几乎所有关于红卫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强化杨绛们心中的生活实象，同时在铲除和收缴我亲眼目睹的另一些生活实象。
    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谁要提到当时不公和歧视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谁要提到激进行为动机中还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相对区别，就是为红卫兵辩护，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就是可耻的“不忏悔”。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直到我们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于开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专制之下，任何人都怯于回忆和言说某个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个“走资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质。即便这些个人印象是真实的，即便这些个人印象并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个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为公共舆论所容。当时文艺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面，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这样，记忆中的有些实象合法而有些实象不合法了，有些故事可说而有些故事不可说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以文字清洗实象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标举着，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也在标举着。一个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包括一种激进甚至荒谬的思潮如何获得社会基础和大众参与的深层原因，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谱系综合性的隐疾所在，都在这种单向度的清洗中消失。“文化大革命”仅仅被理解成一段坏人斗好人的历史，一出偶然的道德悲剧。
    “文革”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灾难，是当代人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眼下却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我们能做的事似乎只是继续正确下去，跟着人们大声呼吁“批判”或“忏悔”，藏着你应该忏悔或者不需要忏悔的往事，掏出你今后不需要自疑或者应该自疑的坦白。这正像纳粹法西斯给现代欧洲带来了巨大创伤，是当代欧洲人最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眼下却也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他们能做的事似乎也只是继续正确下去，给奥斯维辛集中营献花，对贩卖纳粹徽章的奸商起诉，向奥地利上台的极右派进行激动的外交抗议和政治封杀。这样做并没有错。但以没有错的行为压制另一些没有错的行为，则不能不令人生疑。就像吃饭并没有错，以吃饭来压制喝水却一定别有用心。很多有待于探寻的历史谜团，比如，当年不但在德国而且也在英国、法国、俄国等地方同时出现的排犹浪潮，比如，当时德国和西方各国共同出现的自由市场危机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幻想和纵容，都可能承担“开脱纳粹罪责”一类政治恶名而销声匿迹，以保住欧洲民主阵营的体面。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冒犯自己人的傻事。
    因此，当我看到中国知识界在呼吁“忏悔”的浪潮和欧洲知识界抗议极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壮景，我看到了人们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仇大恨，看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拒绝和抵抗，但也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和新的思想极权正在悄悄形成，并且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积重难返。
    朋友
    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绿胶底，白鞋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时髦。因为在乡村中十分少见，所以它出现在某些下乡知青的脚上，几乎成了一种黑社会的接头暗号。陌生人之间只要看看对方的脚，不用什么介绍，就可以会心一笑。这如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有些新人类交友，先问对方读不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喝咖啡是喝速溶的还是现磨现煮的咖啡豆，如果答案不对，扭头就走，非我族类，休得多言。前后两种人的接头方式虽然有异，却差不多有同样的原理。
    有一次，我与大川到某地去玩，正好碰上这个县大张旗鼓地“打击反革命”，拉网式地排查可疑分子，街上不时有挂着大喇叭的宣传车驶过，或者是一溜荷枪实弹的民兵骑着脚踏车飞奔，机械化程度很高，不知正在奔赴什么战场。因为知青不可能有什么身份证明，我们便在一个路口束手就擒，押进了县治安指挥部。这是一个破旧的庙，乱糟糟臭烘烘的稻草里有百多号犯人都在等候审查。
    我们在这里当了几天的囚犯，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了，就被民兵手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排着队去附近饭店里，自己掏钱解决问题，吃完了再被押解回来。我们没有多少钱，只能每餐要萝卜加米饭。这一天，一个大汉摇着折扇，露出胸毛，突然坐到我们的餐桌边来了，一开口就说省城的话。他果然是个知青，果然也没看错我们的同乡身份——他声称正是从桌下的两双回力牌球鞋看出这一点的。他打听我们的来历，很快愤怒起来，递上一支烟，不用他吩咐，身旁一青年立即给我们恭恭敬敬点火。他手中的折扇一扬，身旁又一个人影赶忙去买辣椒炒肉片和红烧猪脚，推到我们面前请我们趁热吃。那些人好像是他的狗腿子，办什么事都冲冲闯闯高声大气，以至看押我们的民兵也不敢前来干预。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被狗腿子们前呼后拥的大汉姓江，江湖上的绰号叫呼保义。他从不在乡下好好劳动，四处游荡，凭着一张嘴能说武侠故事，走到任何一个知青点都可以白吃，都有烟酒侍候和前迎后送，完全是太上皇的待遇。他又带着一帮弟子习武练功、耍石锁、推杠铃、击沙袋、走梅花桩，等等，闹得鸡飞狗跳。乡村干部畏惧于他父亲的“老八路”身份，不敢管束和得罪这位大公子。
    他倒是有一份打抱不平的热心肠，那几天常到县城里来，碰上我们吃饭，就要给我们加菜；碰上我们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就陪着我们从街头走到街尾，以示精神安慰和严密警卫。在我们获释离开那个县时，他还给我们买了车票，送给我们一颗密藏在小瓶里的麝香，只有绿豆大小，说挨了打的人吃这些东西最能活血散瘀，同女朋友那个那个了则保证不孕——女人闻一闻香气就根本怀不上。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一脸坏笑。
    我们激动地互相承诺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久后也果然有过重逢，是在省城街头一次意外的遭遇。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上下打量我，眼中透出一些茫然，好半天才想起县城里游街示众的事。我们坐到河边以后也谈得不太投机，他那一套及时行乐的纨绔之辞很难被我们接受。他最后只能以一句文绉绉的格言了结：“白玫瑰和紫罗兰尽管颜色不同，但同样芬芳。”不知他是从何处搬来了这一套洋派优雅，也算表达了江湖上人各有志的遗憾。我感到有些失望，直到事后多少年才大体明白了这次乏味的重逢：回力牌球鞋在省城里比比皆是，已经不再有出现在一个小县城里的稀罕，不再是让人感到亲切和亲密的特殊符号，不再能让人产生一种他乡见故人的激情冲动，一种在异生环境里的同病相怜和相濡以沫。在这个城市里，以各种方式流窜回城的知青多如牛毛，一旦离开乡村就各有各自的营生，有各自的图谋，还能有多少心境和时间缅怀往日的萍水之交？
    一双回力牌白球鞋的意义，只能由特殊处境来确定，不可能是到处领取感情的永久凭证，就像一个词的意义也只能由具体语境来确定——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先生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这使我想起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重复，只能在特定的那一刻和那一地才会闪光。我们记忆中的某一种美食，在多年以后吃起来就可能索然寡味。我们记忆中的某一次热吻，在多少年后的重演就可能别扭甚至寒意逼人。它们是从土地里拔出来的花朵，一旦时过而且境迁，只能枯萎凋谢。
    江哥后来在江湖上还是很有名气。据说他因打架斗殴被判了刑，在劳改期间里还是不断生事，借着当电工架外线的机会，居然把好几个管教干部的妻子勾搭上了，把她们的肚子搞大了，其手段的神奇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号叫周麻子的管教干部，平时就喜欢打人，为此气恼得眼睛充血，将他毒打了一顿，棍棒都打断了三根。又罗织罪名整理材料，把他的五年刑期改判成十五年。江哥接受宣判回来，三天之内没说一句话，最后找到周麻子，说车间里的天车上有反动标语，请“政府”赶快上去看看。周麻子上去了，没有发现什么反动标语，正在疑惑之际，正要开口骂人，被人从背后猛推一掌，来了个高空飞人，一条弧线抛下来，在龙门刨上砸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白生生脑浆四下迸溅，吓得在场人尖声惊叫。
    江哥出现在天车上，哈哈一笑，对大家抱抱拳，说此贼死有余辜，我今天结果了他，为弟兄们除了一害，但决不连累大家。
    他沿着梯子一级级走下天车，像将军最后一次走下了检阅台，捡一团棉纱，蘸着死者鲜血，在白墙上写了七个大字：
    杀人者江毕成也
    然后手一抬，抓住了动力电闸。只见火星飞散，电灯闪闪欲暗，顷刻之间他已经成了一堆枯焦的黑物。
    身份
    一个人在美国的公园里遭到黑人打劫，受害者很可能认定凡黑人都残暴，可能推论黑人确实是一个劣等种族。事实上，种族歧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残暴、懒惰、偷盗、吸毒等少数黑人的现象，被某些人当作了所有黑人的共性。这里的可疑之处是：凶犯可能同时是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受害方就不把所有的b型血者推论为残暴劣种？为什么从来没有对b型血的歧视？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就提出过这样的质问。显然，肤色是可以看到的外征，最容易辨识和牢记；而b型血一类却无法用肉眼直观——大概就是全部奥秘所在。在决定意识形态的时候，人们的眼睛是比大脑更便当的器官。
    如果说狭隘族群主义是一种视觉意识形态，那么也常常表现为一种听觉意识形态。一个广东人欺诈了河南人，受害者很可能记住了广东口音，于是口口相传，越传越邪，直到所有广东人都成了河南人那里可疑和可恶的对象。这也是族群冲突的常见过程。当事者很少会去想一想，一个广东人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汽车司机，为什么可疑和可恶的是所有广东人而不是所有感冒患者、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有的汽车司机？为什么河南弟兄们不可以爆发一下病别意识、教别意识以及界别意识？
    显然，语音是可以听到的外征，最容易辨识和牢记，于是在有些人那里一跃而为首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广东、湖南人组成的北伐军在河南受挫，大革命北进乏力，半途而废，有政治和军事的多种原因，其“南音”被中原广大老百姓疏远和疑忌，就是一般史书上不大提及的一条，却是十分重要的一条。最近十年，语言口音在台湾再一次成为政治题材，“泛绿（民进党等）”阵营以操闽南语的原住民为主，“泛蓝（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阵营里操国语的外省籍人士较多，所以很多政治斗士见人先辨音。有些“泛绿”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拒载操国语的客人，或者强迫客人听车上音量放到最大的闽南语广播；有些“泛蓝”的教师则禁止班上的学生讲闽南“鸟语”。在这里，口音政治的对抗剑拔弩张风狂雨急。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本来倾向于“泛绿”的国语者和本来倾向于“泛蓝”的闽南语者都可能有情绪逆反，于是“国语”与“闽南语”的不共戴天之仇就更得到了证明。
    人以群分。族群当然是有的，族群之间出现差异甚至冲突也纯属正常，不算特别难以理解。只是族群的划分以肤色为据，以口音为据，甚至以肤色或口音来区分善恶敌我，如此等等，显示出人类的意识结构仍然十分原始，几千年之后并未进化到哪里去，与禽兽差不多是一个水准。
    我们可以鄙薄前人的嗅觉过敏，似乎前人都有特别好用的狗鼻子，非我族类首先是非我族味，“膻胡”和“骚鞑子”透出牛羊肉味，就是中原农业族群对北方游牧族群的蔑称，也是各次驱“膻”抗“骚”运动的感觉根据，曾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嗅觉有点退化了，或者说异味被肥皂、香水、洗浴习惯、通风设施清除了，把嗅觉歧视改换成视觉与听觉的歧视，是不是也会遭到后人的鄙薄？人类已经有了可谓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血缘和地缘，同时更在于生理基因密码的不同，在于道德修养和文化训练的不同，在于财产占有量和信息占有量的不同……总之是在于一些不易构成显著外在标志的方面。然而现代人的身份证件，比方说一本护照，并不记录这些，少不了的是民族或种族的确认，是出生地的确认，总是被移民局官员瞪大眼睛——血缘崇拜和地缘崇拜赫然在目。一种狭隘族群主义的查验传统，如同一条割不断的猴子尾巴，在即便号称最文明的国家也至今例行不误。无论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以及史学积累了多少关于人的知识，无论这些知识已经达到了多么精微高深的地步，这一切还没有体现在一本护照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的外交、体育、文化等交流活动都是依民族或国家组团，从来不按照血型、年龄、行业、学历、阶级、道德信念等来组团，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民族或国家的旗帜到处飘扬之际，这个世界一次次出现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冲突的烽烟滚滚，一次次出现向肤色和口音的大举进攻，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身份认同之际，鼻子曾经抢在大脑的前面，眼睛和耳朵现在依然抢在大脑的前面，抢在理性成果的前面，这一点似乎是现代知识大厦的古老基石。
    我把一本这样的护照翻看了好半天——这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领到护照，第一次准备出国旅行。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比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呵。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一扬头，让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于是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美西、best buy、food 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透，说超市呵这个，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呢？她提到什么引用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有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吓得我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心差点要跳出口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
    一、笨得不会做饭菜；
    二、汽车脏了和碰坏了根本不去care（关心）；
    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来；
    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打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帽了不是？
    这些特征是源于一些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涂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也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的一本中文译为《格调》（class，一九八三）的书，已经为这种阶层身份的外观识别，总结了成套的经验，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导。他在这本书里还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止本身都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他妈的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以及一个韩国学者来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你们来只是聚聚而已。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而且是个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熬着这种凉水咽比萨饼的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开会、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谈得很认真，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左派”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做出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偷偷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其实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摇滚
    小雁回到国内来时，我请她听过一次摇滚。我们在大厅里听不清任何一句歌词，听不清任何一句旋律，脑子里只有节奏整齐的撞击，只有黑压压的一片固体在翻滚和爆炸。嘈杂灌注到我后脑勺、太阳穴以及后颈的血管里，使一根根血管顿时粗大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血管在哪里蠕动和抽搐，像要暴出表皮。
    我逃到大厅外，逃得足够的远，还能听到身后咣咣咣的机械冲压，一声声冲压我的心脏。我找不到曾经听到过的崔健——当时听歌碟还有依稀可辨的旋律。我也找不到大厅里歌与歌的任何差别——除了机械冲压间隙中歌手宣布的歌名，是我唯一听清了的人声。我不知道听众为何都听明白了冲压，都如此陶醉和激动，包括好些留着披肩发的纯情少女们，鼓掌、流泪、呼啸、吹口哨、摇晃鲜花和荧光棒，挤到走道里或者台前，举起手的森林向左摆又向右摆，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拥抱和搂腰。
    她们玩的就是血管粗大？
    也许音乐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不仅旋律将让位于节奏，节奏变化将让位于节奏单调，而且音乐将让位于对音乐的“听”。听众不是来听“音乐”的，只是来表现如何“听”的。一整套“听”的姿态（流泪等）、动作（摆手等）、器具（荧光棒等）、言语（叫喊着“酷毙啦”或“哇噻”等）已经构成听众们的仪规，构成了音乐会实际上的主体。观众是花钱进场的演员，是花钱闹腾的主角。全世界正在大批产生着这样的主角，正在通过电子传媒培训着这一批批彼此无异的主角。他们其实不需要崔健，不需要任何歌星，但不能不对台上的歌星更加疯狂地崇拜——这是“听”众操典的一部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音乐，能听清或者不能听清已无关紧要，听革命摇滚或性爱摇滚已无关紧要，那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背景，做广播操时不也需要一点背景音乐吗？苦役犯们搬运石头不也需要一点劳动号子吗？重金属摇滚就是新一代的劳动号子，是发烧友们心身全面跟上新时代的号子。
    他们在这种号子中已经激动，已经完成了激动的操典，这已经足够。但他们反过来制造了歌星：那些歌星本来是可以唱得清楚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含混不明；那些歌星本来也是可以唱出悠长或轻快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单调而重复，其他的一切务必统统放弃。他们已经被听众指定了仆从的角色，只是劳动号子的节拍提供者。
    母亲
    多多这个小杂种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瓶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面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少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畜生么？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爷被鲁少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
    鲁少爷把冬瓜烧成了焦炭，气得一时没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少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喉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糨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的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挺住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呵。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式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架向空中。见鲁少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喝威士忌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少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少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畜生，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
    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出门去。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着画报的声音，声音还是没有任何沉重。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少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王八蛋居然没有为母亲之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呵，报应呵。也许上帝就是存心要用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来报复他在商场上的奸诈和情场上的放浪。他这个流氓自作自受，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少爷才发现他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位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呵？……”
    从鲁少爷口里听到这件事，我有些难受，而且为多多感到委屈。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共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的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知道这回事但很难看到这件事。他母亲近来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件可以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筒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这些当然不够，当然不构成真正的父母。情感是需要具象来孕育和传递的，只能从图像、声音、气味以及触感中分泌出来，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和“睹物思情”，早已描述了情感的特质。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一类方式使自己远离孩子，无法提供给孩子得以清晰辨认的父母面目，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特别是在卡通、广告、夜总会、电视娱乐等花花世界里，在一个电子声色过分膨胀并且挤压和淹没人们亲情的时代，已经剥夺了他悲痛的前提。
    法律文书只能确认血缘关系，电话里或书信中的教导也只能确认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它们都不足以打击人的泪腺，不足以让人的鼻子发酸和眼眶发热。至于那些确实昂贵而且华丽的儿童消费品，它们与商场上的万千消费品没什么两样，并不能给“家庭”这个词填充感觉，孩子无法冲着一个搬到家里来的商场哇哇哇痛泣。
    无厘头
    欧洲现代主义文化以颠覆逻辑为己任，一手造成了理性的碎片化，一旦从学院波及市井，便结下了香港“无厘头”这枚大果子。
    无厘头是粤语的“没来由”，最开始指香港的一些搞笑闹剧，后泛指一切玩世不恭的商业化娱乐，是新一款的通俗现代主义。周星星（星迷们对演员周星驰的昵称），以其《逃学威龙》、《审死官》、《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等成了无厘头影视的代表，一再高居年度票房榜首。及时行乐，肆意狂欢，胡涂乱抹，张冠李戴，随心所欲，乱力怪神，看了就笑，笑了就忘，基本上都是无深度和无中心的视听快餐。这样的作品力图让大脑处于休息状态，无意解读现实也无意解读历史，从不接通思想也不能潜入情感。你可以一边吃喝一边看，一边聊天打牌一边看，上完厕所再看一段，睡过觉来再瞅一节，从任何地方进入，从任何地方退出，看得丢三落四七零八落全无问题——既是无由头，何须看得有条有理和有根有据？
    在这里，神圣和庸俗都是搞笑，痛苦和欢乐都是搞笑，成功和失败都是搞笑，深刻和肤浅都是搞笑……所有的感受就是一种感受，都是没正经的感受，语言设定的精神价值等级荡然无存。何况到后来，连笑也没法搞了，笑变成了疯，只剩下疯。笑也许还涉嫌幽默，还涉嫌知识、理解、意义之类过时的罪恶，疯则是笑的彻底平面化和即时化，只是纯粹声色的爆炸，与语言逻辑彻底诀别。我注意过老木的儿子多多怎样看电视，发现他躺在大沙发上，打一会手里的电子游戏机，又对屏幕里的无厘头看上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像屏幕里的男女们的那张脸皮之下，其实也无悲无喜——他们只是用极度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疯，疯出挤眉弄眼和上蹿下跳，疯出各种仿悲或者仿喜的肌肉运动和声响效果：“你好呵哈哈哈”，因为变成怪腔调，于是就有大笑。“我来了哈哈哈”，因为配上一个鬼脸，于是也有大笑。
    哇——噻——
    耶——！
    多多叫喊着，仍然没有笑——哪怕屏幕里一阵阵播放出机械制作的剧场笑声，力图诱导和强制他笑起来。那些声浪录音就像在一条轮胎上猛烈胳肢。
    这条轮胎没有笑，但算是快乐过了，说“有味有味”，然后一边吃草莓一边去打电脑游戏机。
    我问他到底有味在哪里。
    作为一个无厘头分子，他眨眨眼，讲不出什么道理，也不肩负讲道理的义务，只是一个拳头从膝盖边发力朝上猛击，满身武艺拿来吓一吓自己的样子，像电视中的演员们那样做了个硬邦邦的快乐科。
    亲近
    其实，我也是一个多多。我在大学里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不久前去世了，我很想悲痛却悲痛不起来。我曾经最喜欢听他的课，其实那不是听课，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梦，梦在他的妙语连珠和手舞足蹈里，梦在他激情之下无意间喷出的唾沫星子里。他也不是在讲课，他本身就是《红楼梦》，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轩，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大神附体，讲到动心之处完全是目中无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泪横流竟用袖口擦鼻涕。
    我上他的课不多，但算是他宠爱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十多年以来，常听到同学们说，他多次打听我的情况。他还给我寄过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时候。
    我本应该为他的去世流泪，为他的才华和性情，为他的殷切关注。我其实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有时看一个并不出色的电影，明明知道导演在下一步要煽情了，明明知道煽情之技有些可恶和可笑，还是忍不住被电影煽出泪来，哭得自己又伤心又惭愧，像刚才大冒了一次傻气。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为一部通俗电影流泪却居然无法为自己最为崇敬的一位老师流泪，眼窝子干得像枯井，只能在电话里夸张地向某些同学表示震惊、惋惜、痛悼以及怀念，只能折腾一些公文悼词里常见的辞藻。我对自己感到羞耻甚至害怕，一张即将寄出的捐款汇票，在我看来是骗子向死者的行贿。
    也是向自己不安的内心行贿。
    我不想去参加追悼会，缺席的理由总是很容易找到。我怕我的无情会在追悼会上暴露无遗，怕自己无法及时履行悲痛的责任。是的，眼泪常常成为一种责任，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是对一切伟人、恩人、亲人、友人应有的情感回报——无论他们与我们是近处还是远离，是过从密切还是音讯渺茫，是一种具象性的日常存在还是抽象性的理念存在。与其说这是他们所需，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道德要求。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要求对于人们来说都稍嫌苛刻。崇敬是一种情感，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崇敬爱因斯坦一类伟人，但这些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感激也是一种情感，同样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感激众多公正的法官、高明的医生、慷慨的慈善家，但这些恩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也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我们的泪水被生活境遇所分配，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相反，如果我们强制自己用泪水证明一切情感，用泪水偿付一切情感，有时就不免装模作样，而这种矫情比无泪的崇敬和感激更糟糕。
    矫情是无情中最糟糕的无情。
    中文词“亲近”，显示了“亲”与“近”之间的密切关联，显示了亲情对具象示现和感官活动的依存。即便有血缘的联系，当亲人之间也虽“亲”难“近”的时候，当亲人因种种原因而天南地北动若参商的时候，随着时间数年、数十年地消逝，亲情也就逐渐变得微弱而空洞，就“远亲不如近邻”了。此时的亲情，如果没有深刻的童年记忆打底，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贺卡、礼品、汇票、合影照片、电话问候、法定义务的承担，等等，更多地表现为理智和逻辑的认定，而不是一听到病情通报就忍不住的辛酸泪涌。
    “近”物不一定都值得崇敬和感激，却可能有“亲”情相系。一条狗就是这样，只因为它们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近”，它们的死就可能让我们伤心。一个煽情的通俗电影也是这样，只因为它声色感染的“近”，也可能让我们湿了眼眶。我当过一段时期的代课老师，知道校园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经验，即坏学生常常比好学生对老师更有感情，一旦毕业离校，坏学生比好学生更常来母校看望老师。可见亲情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不一定是和睦近处的结果，也可以是冲突近处的结果——“近”才是关键。好学生们成绩太好了，太让老师们省心了，于是没有留校、补课、训斥、谈心、逐出课堂、频繁家访一类事情的发生，更没有与老师骂完了又哭甚至打完了又同桌吃饭的故事。倒是学生中那些捣蛋大王，与老师们“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近以及不打不相亲，错误不断所以更得到老师们的重视，胡作非为所以更多获取老师们的声音和表情，即便一直心怀怨恨，但也是一份情感的额外收入，是一种记忆中更为深入的镂刻。一旦怨恨被岁月稀释，或者被成年的见识化解，深刻记忆便完全可能转化为一份温柔。
    从另一方面说，坏学生不一定是坏人，只是不大安分，不见容于管理秩序，不大适应课堂、作业、行为守则等现代的理性成规。在这个意义上，坏学生常常就是一些有更多关注近物的人，一些更亲近具象而疏远文词的人，比如，觉得一只活鼠比数学测量题更重要，一条活鱼比语法运用题更重要，一次打架复仇比将来揣着毕业证为国立功更为他娘的大快人心。他们还更喜欢美术、体育、劳动之类“玩”的课而不喜欢各种主课，更喜欢课本里的插图而不是意义解说。如果说他们日后可能对老师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过是他们本来就有更多的感性记忆，本来就有更强的感性记忆力。或者说，他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法无天，多少保护了他们的情感生活，还没有被管理秩序斩削一尽。他们不像我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在规行矩步的校园里，已如期让文字接管了心智，如期学会了封闭感官和冷却情感，虽然比那些捣蛋大王早一点学会数学和语法，却可能比他们少了许多亲近事物的能力。
    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就是学会所谓分寸感以及对周围很多事物保持距离的过程——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甚至说：“真正的贵族从来不触摸任何东西。（见《惶然录》）”在这里，一条“不太近”原则，意味着人们的感情有更多的礼貌形态，更多的理智含量，使人们更容易成为控制着各种分寸的崇敬者、感激者一类人物，而不是亲近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社会规范仍需征收眼泪，当哀乐响起，人们必须以泪水履行一切情感回报的道德责任：对任何去世的伟人、恩人、亲人、友人，无法悲痛也一定要悲痛起来——你不能成为一个没心没肺的小人。
    于是，成熟还意味着另一条规则：在失却亲近以后要善于伪作亲近。
    我终于哭了。哭泣的原因恰恰是想到自己不再能够哭泣，恰恰是自己不再能够哭泣的时候还负有哭不出来的罪疚感——我就是这样在老师的葬礼上鼻酸。
    迷信
    民间迷信大多依据于感觉类比，特别是视觉类比——比较接近中国一个已经常用的词：“形象思维”。吃猪脚可以补养人脚，吃猪肺可以补养人肺，吃猪肾可以补养人肾，吃猪脑可以补养人脑，就认识方式而言，这种最朴素的形象思维，可算是初级迷信，无非是大脑跟着眼睛走，在人体与猪体之间产生了直观联想，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却还算有益无害。
    较高级一些的迷信同样依据直观，只是联想对象之间多了一点距离和曲折，联想逻辑不大明显。比如，乡下很多人相信妇女不能下种，无非是下种形似男人的射精；相信乌鸦预示凶兆，无非是乌鸦声似倒霉者的哭号；相信尸体只能土葬而决不可火化，无非是死者人形尚在，给人的感觉是入睡而不是消失：人家只是一时没醒过来么，对火烧岂无痛感？怎么可以被后人如此残酷虐待？……
    这一类迷信若被用来规限人生，则可能有害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谈到过“相似性”原理，认为该原理是巫术的基础之一，即把感觉起来相似的东西当作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感觉类比后的具象混同。他还由此说到宗教的起源，比如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诞生之前，人们对植物的枯荣周期已有深刻印象，已有植物之神死而复活的各种传说——这也就是后来《圣经》中耶稣“死而复活”故事的原型（见《金枝》）。从植物到耶稣，有一个把生死类比枯荣的想象过程。
    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太平墟有一对新人结婚，男方就是我们队上武妹子的堂弟。婚礼很隆重，摆了十来桌酒席，还请来了县上的电影放映队，在晒场里支起银幕，放十六毫米镜头的小电影，算是款待广大乡亲。不料此前一直工作得好好的放映机，这一天却只能放出影像而放不出声音，银幕上花花晃动着的八路军和日本鬼子都是奇怪的哑巴。武妹子爬到树上去检查喇叭，一失足摔了下来，被人背去了卫生院。生产队长跑到公社里去借喇叭，又偏偏没找到人。放映员满头大汗折腾了半个晚上，还是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看了一场哑巴戏。
    放映员很不好意思，没有收主家的钱。
    此事让乡亲们震惊不已，一致认定新婚之夜看了哑巴戏，新婚夫妇将来肯定只能生哑巴仔——在这里，你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直观联想能力，不能不钦佩他们想象的敏捷和丰富，也不能不惊讶于一次失败的放映居然被认定为未来人生的预演。舆论越滚越大。正如我们能猜测到的，如此沉重的舆论压力下，新郎与新娘从此经常吵架，半年以后终于离婚。
    传说
    大头是知青中有名的懒汉，居然当上了光荣的劳动模范，让人不可思议。有一天他吃了我的烤鱼，钻到我的被子里，偷偷传授骗取名誉的诀窍：是这样的，你记住，平时可以不干，或者少干，一干就要干他个惊天动地，下田首先把自己搞得一身泥水，脸上和头上最好也贴几块泥巴，让谁见了都吓一跳。算是必要的化妆吧。然后呢，你就要抢重活，抢险活，人家挑一百，你就要挑一百五；人家挑着走，你就要挑着跑。挑断两根扁担最好。咬住牙关也要扛住，最好还要大喊大叫，骂三骂四，谁跑不动就在谁的屁股上踢一脚，总之要像个大恶霸，在气势上压倒所有的人。记住了吧？
    他还说，如果手上被什么割出血了，那也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要把血迹抹掉呵，一定要留着，让别人都看见，伤口结痂了就要揭掉痂皮以便鲜血又流动起来，就更有视觉效果了。有了这一切，你就给他人强烈的印象，就会造成传说，造成新闻，远近的人都会说下乡知青中出了一个干活不要命的拼命三郎。熟悉你的人可能会不服气，会知道你实际上偷闲躲懒，第一怕苦第二怕死，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一上地就躲着睡觉和一送粮就捂着胸口装病。但那都不要紧，权当放屁。他们最终也会屈服于舆论。舆论呵，舆论是不由分说的。他们最终也会人云亦云地赞颂你，会觉得你得到奖赏乃至其他特权理所当然。这就是农民说的：“总结你的成绩就上北京，揭发你的问题就判徒刑。”事情就看一张嘴怎么说了，对不对？
    大头果然是个聪明人，明白口碑形成的秘密。多少年后想起他这一席话，我觉得他是个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家，一眼就看准了传说从来都是信息的简化，是描述的“主要特征化”。人们不可能传达相关事物的全部信息，甚至不可能获取这个全部，因此任何感觉都必有取舍，都会筛选和固定事物的主要特征，比如鲜血淋淋的脚杆和折断了的扁担，而舍弃那些给人印象不够强烈、不够鲜明、不够特别、不够新异的东西，略掉那些不构成刺激的寻常琐事。这就是俗话说的“一丑遮百俊”或者“一俊遮百丑”。
    大概就是基于这一规律，印度人的大多数并没有吹着笛子引导眼镜蛇跳舞的本事，但传说中的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长久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定见，以至他们到了印度以后一旦没有见到眼镜蛇，便会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英国人的大多数也并不是装备着文明棍、燕尾服以及高礼帽，但传说中的英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并且长久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定见，以至他们到了英国以后一旦没有见到文明棍，也会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反过来说，中国人在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与女人的小脚、男人的长辫子联系在一起，与他们在诸多唐人街见到的金元宝、财神爷、八卦图、绣花鞋、骨质如意、痰盂或拂尘等联系在一起——那里古旧得连电器商店都几无容身之地，与现代的台湾和香港不沾边，与现代的中国内地也不沾边，说是唐人街，更像做一台道场，演一台古装戏，而且是几百年前南洋某个渔村生意人的手笔。这当然使很多外国游客一见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就困惑和不满——旅游公司怎么拿这么一个假中国来糊弄他们？
    传说从来都难免误说。传说并不关心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只是关心事物如何被描述，如何描述得有意思，如何让听者关注以方便人们的感知和记忆。也就是说，传说并不一定对事物的真相负责，即使在最“客观求实”的情况下，也必须受制于听者的主观愿望，必须对听者的美学准备和知识准备负责，对他们好新、好奇、好强烈的感官欲求负责，因此常常止于舍百而求一。这样，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接力，传说可能在每个环节都被传说者下意识地增减，事物的主要特征在多次增减过程中逐渐极端化，在层层叠加的失实夸张中最终指向神话，指向一种高浓度和高强度的传说——既然懒得半个月可以不洗脸的大头可以因传说而成为劳动模范，可以在公社的领奖台上披红戴彩，那么一些人物在传说中飞起来、死不了、剪纸为将、撒豆成兵、头上有光环、口中吐莲花、呼风唤雨或者移山填海，便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乡下的事情，笔载较少而口传较多，神话也就多。
    情绪化
    我在前面提到过易眼镜的入狱，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下班以后，他骑着一辆破摩托，驮着老婆上了路，准备去给岳母家安装抽油烟机，随身携带了一根钢条，还有螺丝和扳手一类工具。在路口等待绿灯的时候，摩托熄了火，怎么也踩不发，急得他满头是汗。身后一辆汽车拼命鸣喇叭，还有脑袋伸出窗子大骂：“喂喂，好狗不挡道！小杂种，一边去！”
    “你骂什么人呢？”他戴着近视眼镜，没看清那是一辆警车。
    “骂了又怎么样？”
    “骂人就是不文明行为，就要赔礼道歉！”
    “活腻味了么？”几个人影冲上前来。易眼镜感到自己的胸口挨了一拳。踉跄了一步，待眼镜片里可以聚焦了，看见一个汉子还掏出什么东西，冷冷地顶住他脑门：是枪！
    “你你你们打人……犯法……”他已经害怕了。
    “谁打你了？”对方又扇了他一耳光，“谁打你了？”
    对方用枪指着路边一个围观者，“你说，这里谁打人？”那人吓得声音哆嗦，手指着易眼镜，“是他！是他！”
    对方又用枪指着另一个围观者，“你说，这里谁打人？”那人也吓得往人群里缩，下巴朝易眼镜摆了摆。
    “看见没有？你自己打人，暴力袭警，还有什么话说！”对方用枪管把易眼镜脑袋抵歪了，得意地狞笑，气得易眼镜目瞪口呆。他妻子也气得大叫，但被另一个汉子揪住，没法上来帮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被逼向墙壁，不赔礼道歉就不能走人。他们的摩托也早被掀到路边，被一个汉子的皮鞋踹得转向灯碎了，车轮钢丝也弯了，链壳也瘪了。操枪者还说：“今天算是便宜你们，要不是有急事，先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喂几天蚊子！”说完一口烟喷到易眼镜的脸上。
    据易眼镜事后说，这一口烟雾中还夹着痰沫子。
    意想不到的事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事后不仅易眼镜回忆不起这一段，他妻子也说不清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当时发现持枪者不知为什么慢慢矮下去一截，膝头半弯着的奇怪姿势，眼睛翻了白眼，身子优雅地旋转，旋了整整一个多圈，最后扑通一声旋倒在地上。然后她就听到了枪响，叭叭叭连响了几声，街上大乱，有女人的叫喊，有小孩的叫喊。她没看见丈夫的人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慌乱中也没法寻找，于是自己跳过一道栏杆，跑进了路边一个陌生人家。她后来才知道丈夫已经被抓起来了，罪行是用手中钢条把派出所的警察打成了重伤——当时他乘对方去转身的时候，看着那个后脑勺怎么也刺眼，就情不自禁举起了手。他手里居然有一根钢条。
    易眼镜是一个文弱书生，当年下乡的时候，一听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跑到后山上大哭了一场，痛泣有科学家走到自己的前头，已抢走了他为国立功的机会，完全是一个书呆子。呆子专做呆事。怎么就把人往死里打呢？事后他自己也十分后悔，说没想下手那样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脑袋上劈出一条沟，差点把脑浆劈了出来。他努力回忆着当时的姿势，计算着自己抡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过他的精确计算，证明脑袋上那条肉沟与自己无关。
    事情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丧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种较为危险的东西，常常与严密周到的思考无关，与一个人的性格常态和处世常规也无关。一丝狞笑，一个顶在脑袋的枪口，一口喷在脸上的烟雾，一辆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损的旧摩托，这些东西构成的侮辱和欺凌，足以使一个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换一句话说，感情用事的时候，大脑里常常活跃着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之网顷刻崩溃，使当事人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比较而言，当时冲突的对方就冷静得多，尽管对易眼镜的大打出手狂怒无比，毕竟没有大开杀戒，几发子弹都打到天上去。他们肯定考虑到不能伤及街上无辜——这就是说，他们的脑子里还牵挂着这些成文之理和成文之法，没有感情用事。
    在成熟的文明人那里，“感情用事”通常带有贬义，是人生中的失常和犯规。因鸡犬之争便拔刀取命，因酒肉之谊便大节不守，因美人一笑便江山忍弃……这都是感情用事的教训，我们的外婆或者奶奶不知道给我们说过多少，以便我们成人之后不犯傻，不吃亏，不祸国殃民。这里的“常”和“规”，是人们对利益的理性把握，是趋利避害的经验总结，至少是得与失的平衡点。当事者一旦越过了这个平衡点，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造成的恶果会让人们觉得不值。故文明社会在这一点上早已有公约：感情不能用事，理智才能用事。
    这也正是现代“博弈理论”的出发点，是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根据这一逻辑，人都被假定为利益追求者并且对利益有理性的认识，因此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可以预测和推算，如同棋盘和牌局上的各种变化，完全有规可循。笛卡尔、亚当·斯密等思想家笔下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深思熟虑者，堪称发乎理而止乎理的模范。
    博弈理论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旅客沉默案”。案情是这样：假设一个行驶的汽车上有一个强盗，有两个旅客，于是旅客的利益选择有如下可能性：
    一、两个旅客共同选择反抗，虽然都会有一定损失，但可以制服强盗，收益为负一；
    二、设若一个旅客选择反抗，因为强盗足够凶悍，该旅客不仅会失去财物，还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负八；而另一个选择沉默的旅客将从混乱中获益，比如借机逃跑，收益为六；
    三、两个旅客都选择沉默屈服，尽管有财物损失，但无生命之虞，其收益都是负二。
    博弈理论推定：两个旅客都同时选择反抗当然是最好的，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联手对付强盗的事先契约，或者有契约也缺乏相互信任，所以他们都不会选择上述第一种方案，也不会选择第二种方案以舍己利人，最后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面对强盗的抢劫，全都沉默以对。
    他们最可能选择一个糟糕的结果，但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如果人们确实都是“利益理性人”，这一博弈过程当然无懈可击，在很多日常行为和历史事态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问题在于，人是血肉之躯，人的心智不是一个棋盘或牌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有情感的风暴呼啸而来，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使博弈理论中那些矩阵和算式荡然无存。以色列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消息报》在二〇〇二年初就中东危机作过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四的以色列人赞成政府的暗杀政策，以对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为。但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访者认为这样只能助长恐怖行为，百分之三十一认为这样无助于清除恐怖行为，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认为这将削弱恐怖行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以色列人并非不明白暗杀政策将有损自己的利益，但还是支持以暴易暴，支持对自己的利益损害。很明显，他们在这一刻大多不是“利益理性人”，不符合博弈理论的假设，而是一群红了眼炸了肺横了心的情感人。他们的眼睛已经属于鲜血，鼻子已经属于硝烟，耳朵已经属于恸哭，口舌已经属于泪流，两脚已经属于瓦砾，一声救护车的尖叫和几缕横飞的血肉已经取代了安全利益谋略，成了他们最急迫最重要的思考焦点。他们也许仍在追求利益，但愤怒已经成了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就像上述举着钢条的易眼镜一样，不惜做出日后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的事情。
    易眼镜后来受益于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在双方均有过失的解释下实现了法庭调解，免了刑事处分，只是赔了十八万元——赔掉了他将近二十年的辛苦劳动。
    感觉惯性
    有些国家的城市街头做了些塑料假警察，减少司机的违规现象，就像中国农民在田边架起稻草人吓走麻雀，居然颇有效果。即便人们“知道”那些警察是假的，鸟们“知道”那些人是假的，但一个可怕的形象在眼角掠过，假象压倒了真知，恍惚之际，亦假亦真，也足以形成震慑和阻吓。这就是心智被一个假象暂时调动和控制的过程，一种视觉性条件反射。
    革命时代里还有这样的事：有人不小心砸碎了领袖泥塑头像，自跪三日以求赎罪，把领袖崇拜横移到一堆泥块上。正像有些巫术操作者针扎纸人，火烧草人，锅蒸面人，对仇人实施恶毒报复，似乎认定纸人、草人、面人等等与现实仇人有形象的相似，便必有内质上的连通和同一，于是假象替代了真身，恍惚之际，亦假亦真，满腔仇恨倾注于假象，也可得到心理满足。这种对外形相似性的深深迷惑，不妨被看做感觉惯性的另一类表现。
    几年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个德国记者，还有他身柔如水和声弱如蚊的香港太太。两人都年过半百，都很友好与和善。在所有的采访都圆满完成以后，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德国先生突然说出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个不算正式采访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爱笑？”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有点抱歉的迟疑，十个手指交叉又迅速分开，做了一个比画，不知道该如何说出他的意思，与太太用德语嘟哝了几句。“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看过你的一些作品，也是喜欢这些作品的，知道你没有特别阴暗和特别孤僻（感谢他太太翻译得如此细致入微）的东西，但还是读出了其中的沉重，因此看到你本人以后不免仍有点意外。你很喜欢笑，这样当然很好（我怀疑他太太擅自添加了这一句客套），不过……如果你笑得少一点的话可能更好，可能更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中国作家。不是吗？”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印象中是回答得笨拙而啰嗦，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直到返回旅馆才理出几句话，恨不能追到人家的汽车上去扯住人家的耳朵再答一遍。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笑？中国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笑呢？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应该整日阴沉着脸，整日沉思默想，眼睛里全是苦难和悲愤，这才像个作家或者像个中国作家，才能引起读者的尊敬和外国人的喜爱，是么？我不这样就会让你们失望和惊诧，是么？你们在画展上、摄影展上，还有报纸杂志上，看多了这种人，看多了某种把全世界几千年血泪史都压在心头的受难者，看他们总是把死亡或极权一类吓人的事揣在心窝子上，就不能容忍我笑了，一笑就坏了你们的文化胃口，是么？
    中国是我的父辈、我的青春以及一片我气息相融的热土。退一万步，即便中国眼下还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奴隶社会，我也有笑的权利吧？欧洲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没有笑？即便中国现在落后得茹毛饮血和水深火热，我也有笑的权利吧？德国在没有汽车、电视、信用卡、抽水马桶以及足够面包的时代就没有笑？说实话，我在中国还笑得更多，到了这里还没倒过来时差，到了这里不得不manner，不得不迁就西方人笑不高声的优雅，都快憋死我了你明白吗？
    一个人难有真正的自由，包括笑的自由。文化传媒和社会习俗正在“教会”大家怎么活，已经给各种身份分配了表情，正如一切作家不宜笑，一切少女也都应该神情娇弱，见到一只蟑螂就得手掩小嘴两眼发直跳起来大声尖叫；一切政治家则应该面容慈祥，不论到什么公共场合都有雷打不动刀劈不烂的一张笑脸，以昭彰政治权力的王道而非霸道品格。文体传媒和社会习俗也给各种情境分配了表情：一走进鸟语花香就应该有情人春怀，哪怕半老徐娘也得活泼追逐或者绕树三匝；如果面对海涛滚滚扑岸那就应该面露几分历史的沧桑和深刻，不冒出几句伟人的人生哲理似乎就说不过去——众多电影的蒙太奇不就是在推进这种表情的套餐化么？不就是在建立和巩固视觉专制么？这种身份与表情的固定搭配，情境与表情的固定搭配，人人都懂，人人都会，日长月久便形成了人们整理表情的一种法则，一种纪律，一种秩序，不容随意地胡来，否则就会让人“不顺眼”。
    s君已经适应这种惯性了。他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瞥见有镜头举起来，就会有脸上的急剧降温冷若冰霜，两眼直勾勾，盯住前面一个想象中的仇敌，或者一片想象中的凄惨坟地，而且时时只给镜头一个侧面，凸现自己线条分明的下颌。我曾经见到他发表在香港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觉得不错，建议他授权我们的《天涯》杂志发表，让读者们了解一下他去国以后的创作情况。他忙不迭地拒绝，哦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以为他是顾忌自己的敏感身份，怕连累了我们，便告诉他国内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毕竟眼下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年头了，像他这种有颜色的人，不少已经亮相报刊，没有什么麻烦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仍然不同意授权，直到后来碰到他的一个朋友，对方才告诉我：你怎么这样傻呢？你这不是要砸他的饭碗么？如果国内发表了他的文章，他还能有什么理由政治避难？
    一年以后，正是这位s君以“代表中国地下电影”的身份获得了国外一个大奖，在获奖演说中宣称自己从来不能在祖国发表作品，绝口不提他当年积极争当什么副主席并且风风火火给首长们送去内部电影票的往事。他惹恼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随即下文查禁他的作品，包括他一直在书店里卖着但十分冷落的两本旧作。到这时候，他倒真的成了地下艺术家了，真的在国内不再有任何发表痕迹了，终于有了梦寐以求和最适合在欧美国家寻求同情和庇护的身份，排除了我这里傻乎乎的干扰尝试。他对查禁肯定暗暗高兴，肯定把这种高兴秘而不宣。他从此更有理由在报刊以及海报的一切照片上深沉，在各种低调摄影中闪耀着黑暗中痛苦不堪的眸子，还有总是侧过来的坚硬下颌，钢铁一般冷冷撞击着观众的眼光。
    他永远没有笑容——只是从那以后，我一见到他的头像就更忍不住大笑。
    岁月
    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
    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痛。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的有小电机四处冒烟。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子四处找水，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就像一匹从墙根涌出的神秘黑浪来去无踪。
    我们是三家合租房子和合灶吃饭，其实岂止是三家，海南建省办特区的热潮送来了很多不速之客，有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几乎逼着我们每一天都是开流水席，吃完了一拨又吃一拨，有一天竟把电饭锅从早上烧到晚，一直在忙着煮饭。到了夜晚，客人需要借宿，逼得我们又拼桌子又搭椅子，把孩子们从梦中叫醒从这张床赶到那张床……我现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能想象自己当时的抱怨和苦恼，但更庆幸自己记忆能力的复活。比较而言，那是一段盛产记忆的岁月，使生活变成结实、坚硬而且伸手可触。相反，当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当自己终于也搬进宽大明亮的住宅，有了整洁干净的书房以及可以跷起腿来看看电视的沙发以后，当家里变得让人浑身轻松并且一踏进去就如两脚生根很难再迈出门的时候，日子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一再提速。刚刚过完新年一眨眼又是新年，刚刚是孩子进中学一眨眼就是孩子进大学：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吗？凭什么说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时光为什么突然流失到沙发后面、餐桌下面以及书橱夹缝并且无影无踪？
    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劫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危险还往往与陌生的处境相随，往往能打破某种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种新的刺激，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有异于前一天，每一年都有异于前一年，避免感觉在无限重复的过程中渐渐麻木和消失——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感觉的“重复衰减规律”。只有凭借感觉的丰收，凭借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见过这样的植物人，是我们单位一位退休大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受过什么刑法挨过什么打。身上插着四种管子，连通四台复杂的机器，靠单位和家属支付的高额医疗费维持着饮食和排泄，维持着基本正常的呼吸、脉跳、体温以及血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她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同时承受着四套医疗大刑，感知能力仍然无法恢复。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入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
    生活就是苏醒，是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一次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一次次差一点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九十九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我羡慕阿梅。她是一个身体小巧的女人，永远微笑并且对人关怀备至的女人，身为香港教授却总是活跃在中国内地，以及印度、孟加拉、菲律宾、韩国乃至巴西，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她，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她踏着一双旧式凉鞋的赤脚，完全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学里拿着据称“自己一说就脸红”的高薪，一个月几万元，但清贫得家徒四壁，一张旧书桌旁边，只有几大箱市面上最便宜的方便面，省下的薪金全部变成了组织活动经费，变成了抗议独裁者和跨国投机资本的宣传品，变成了印度乡村学校的校舍和中国贵州乡村种植的百合——她带着学生在街头推销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还贵州。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在教室里转身板书的一刹那都可以睡着，醒来后照常写字，不为任何学生察觉；开一场会可以睡上二三十觉，每次在别人前一句睡着然后在别人后一句醒来，接上别人的发言，居然可以不跑题。正因为如此，任何身强力壮的大汉，跟着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于跟着她奔波于死亡边缘，包括在孟加拉翻车，从菲律宾土匪的枪弹下逃脱。
    我也羡慕大头。他永远快乐、永远吹牛皮并且永远在女人那里糟践自己，直到结婚和移居美国以后也积习不改。他在剧团当画工时就成天泡在女演员宿舍楼里，被她们赶出来以后，操着电钻在每间寝室的墙上打洞，猖狂地宣称自己就是要偷看她们，偷看她们换衣和洗脚，当然更激起她们的惊慌。他经常耷拉着脸，为偷看而诚恳道歉，让对方又羞又气，最后好容易下决心原谅了他的过失，却发现他不过是编个故事逗个乐，于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总之，他有很多这样的诡计来博取女人的羞涩、气愤、同情、快活、疯傻以及惊吓，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跟头。他当然也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尽管他喜欢女人但并不喜欢同她们上床，尽管他觉得女人的可爱在于风情各异和仪态万千而无关乎老少美丑，但男人们不相信，女人们也不相信。他说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后洗洗刷刷的气味就要作呕。人们不信。他说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制片厂被两个新潮女士追着要强奸，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们更不信。他最终被一个女兽医的丈夫顶在墙上，脖子上被割得鲜血淋淋，差一点就像只鸡被人放了血。
    如果仅从感觉开发的角度来说，我还羡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监狱里的生活，灾难中的生活，战场上的生活，在阿尔卑斯的雪崩下逃生的生活，或在太平洋的海啸中脱险的生活。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邻。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词严地说服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别友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心安理得地在职业稳定、地位稳定、家庭稳定等之后，把自己渐渐变成没有躺在医院的植物人，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入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做出决定，还得想一想。
    座位
    小王没有读过多少书，平时说话和办事都小心翼翼，写一张字条都紧张万分，笔尖在纸页上方转了几个圈还不往下落，好像老在担心把字写错，必须在空中把这个字试写多遍，找准位置再正式下笔。他每每拖沓得旁边等着的人心急如火，恨不能捉住他那只空中扭秧歌的手，代他一笔戳下去，错了也拉倒。旁人的焦急当然更使他紧张，一张纸条写完后总是大汗淋漓。
    他工作之余的最大兴趣，就是在报纸上寻找刑事案，并且迅速传播这些案件的消息，堪称刑侦工作和法院工作方面一个最忠实和最全面的观察家。他一开口就是小偷、抢劫、杀人、焚尸、绑票，等等，满嘴都是带血腥气的罪恶，是永远让大家提心吊胆的新闻中心。你完全可以想象，他脑子里装着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考虑到他办事可靠，还考虑到他在乡下开过拖拉机，公司后来安排他当司机，给办公室开汽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司机以后，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十倍。碰到车前有什么胡闯乱窜的行人，他居然可以把脑袋伸出窗外大吼一声：“你他娘的找死呵！”或者猛按喇叭，咕哝出一句恐吓：“老子废了他才好！”
    诸如此类，杀气腾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已经全面改变，不意味着他会带着粗暴下车。事实上，只要一离开汽车上的那个座，他就又成了个不声不响的影子，是一个对谁都唯唯诺诺的点头机器，包括对那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老婆。他那一套吓死人的大脾气永远只会留在司机座上，只会随着发动机而点燃——这真是让人奇怪。往日专业司机队伍里常见的粗野，包括粗野的词语，都随着一个真皮司机座位神奇地移植到了他身上，会通过他的臀部、背部以及手掌传输到他的嘴上。
    角色
    环境改变性格还有很多例子。高君当年下放在嵩山大队，与我们玩得好，后来成了我们派出去的一个间谍。我们与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的关系紧张，但不知道上面到底准备拿我们怎么办，于是请高君去刺探军机。他平时人缘不错，在我们的合谋之下，又连续写了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在大会上瞪大眼睛大批知青中的自由主义，还给干部们偷偷送上肥皂、豆豉、染料之类当时的紧俏品。他果然当上了团干部，在我们看来是打入政权内部去了，被我们兴高采烈地举杯庆祝。
    他确实刺探过一些有用的情报，让我们对某些事态早有准备，比如，公社就要再一次清查反革命了，比如，县公安局来人调查红卫兵武斗时的枪支了，比如，公社书记正在查副书记的男女关系问题而且公社干部食堂里连吃了三天猪婆肉……高君没有辜负我们的重托，真是我们的〇〇三好同志呵。
    时间一长，有些事情却也让人困惑。根据约定，他在公开场合疏远我们，唱着高调背叛我们，这算不了什么。但他把小雁制造母亲病重的假电报的事也举报上去，把大川装病和老木偷盗竹子的事也举报上去，搞得四满书记在知青大会上拍桌子开骂——虽说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虽说是苦肉计应该得到我们的谅解，但如此争取表现，下手太狠了些吧？看着他后来把小干部的角色当得有模有样，眼都不眨就开讲“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接一支烟也留着要给领导抽，捡一条鱼也要留着给领导吃，遇上放电影就扛着几张椅子飞跑，要去给黄书记一家抢占好位置，不能不让人生出真假莫辨和弄假成真之感，恍恍惚惚不是个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他当马屁精，出于我们的策划和鼓励，但把马屁精当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差不多就是个真马屁精了吧？
    他以前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有点小气，比方一听说要打球就赶紧把球鞋锁进箱子，床下空荡荡的让别人无鞋可借，但他看到干部来了就躲得远远的，躲到自己的某本爱情小说里去，决不是个马屁精。
    从此，我知道角色扮演的危险。角色是一整套造型规则，在长期扮演的情况下，可能逐渐渗入演员的骨血，并不是一件外衣，说脱就能脱的。就像一丝马屁精的谄笑挂在高君脸上了，渐渐改造了脸部肌肉结构，日后如何能随意消除？他一到领导面前就矮了一截，都变成本能姿态了，一条腰杆还能随意直得起来？他投向我们的冷冷目光开始只是表演，但表演得多了，到了需要拍着胸脯当哥们的时候，需要在我们面前慷慨激昂当自己人的时候，热情的目光还能及时调动和配合得上来？
    知青群体不久后成鸟兽散，使我一直来不及弄明白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哪一头的人。我想，他自己可能也给这事折腾得糊涂了。
    性格
    性格问题特别复杂，撇开先天因素不说，光是后天环境一条，就是一片暗不见底的深渊，让探知者望而生畏。很多外科医生有一种并不自觉的冷静细致，很多当政官员有一种并不自觉的颐指气使，很多舞台艺人有一种并不自觉的表情夸张和声调夸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职业是他们的红舞鞋，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跳出了性格之舞。我还曾领教过情报人员：在不同场合，看见不同的写字者像小学生一样，在纸页下塞一块硬垫板，以防笔触划痕透到下一页，一打听，他们原来都出身于情报部门，脱不掉这种时时注意保密的职业习惯。
    职业只涉及后天环境的极少一部分。地域、民族、时代等大环境，也能孕育出相应的集体性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悄悄传染。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析人的性格层次以及变化。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他的核心看法，但透过他形象化的文字，至少可以了解性格——或者说自然禀赋和文化习俗对个人的熔铸，常常是比观念、立场、意识形态等更为稳固的精神层面。他是这样说的：
    “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和短暂的东西。一个人到美洲或中国游历回来，发现巴黎与他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外省人，样样都茫无头绪：说笑打趣的方式变了，俱乐部和小戏院里的词汇不同了，时髦朋友所讲究的不是以前那种做派了，在人前夸耀的是另一批背心和另一批领带了……”
    “在人的一切特征中，这是最浮浅最不稳固的——下一层是略为坚固一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约有半个历史时期。我们最近正在看见这样一层的消灭：中心是一八三〇年前后，当令人物见之于大仲马的《安东尼》，见之于雨果戏剧中的青年主角，也在你们父亲伯叔的回忆中出现。那是一个感情强烈、郁闷而多幻想的人，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情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头发的式样十分触目……（引用者有删节）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那些思想感情才会消灭。”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层，非常广阔非常深厚的一层。这一层的特点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例如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同一精神状态会统治一百年或者几百年，虽然不断受到暗中的摩擦和剧烈的破坏，一次又一次镰刀和炸药的袭击，还是屹然不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雅人物穿的是骑士与空头英雄式的服装，到古典时代便换上真正交际场中的衣着，适合客厅与宫廷的需要：假头发，长筒袜，裙子式的短裤，舒服的衣衫同文雅而有变化的动作刚好配合，料子是绣花的绸缎，嵌着金线，镶着镂空的花边，合乎既要漂亮又要保持身份的公侯口味。经过连续不断的小变化，这套服式维持到大革命，才由共和党人的长裤、长筒靴、实用而古板的黑衣服取而代之。”“这个时期有一个主要特点，欧洲直到现在还认为是法国人的标识，就是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多少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雅的气派，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着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而这整个精神状态所构成的一个大的典型，将要在人类记忆中永远保存，因为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
    丹纳在这里所描述的性格，有时候包含观念，有时则不包含——这需要我们找到恰当的观察角度，也需要我们对“性格”和“观念”这两个概念约定特别的涵义。法国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情节：一九六八年，捷克很多自由派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行动，采用了一张宣传画，标题是：“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画中是一个人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苏联红军入侵捷克，严厉清查和迫害自由派人士，同样是采用了这张宣传画，满街都张贴着直愣愣的眼光和逼向观众的严厉手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两张宣传画代表不同的政治观念，却表现出同样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一种超政治的普遍性体态暴力，足以引起作者的震惊。这个情节还没有完，当小说的主人公遇到儿子的时候，儿子带着同伴来动员他一同参加抗议签名，就是在这同一张宣传画下，表现出同样咄咄逼人的威迫。主人公犹豫之余，拒绝在新的抗议书上签名。他并不是反对抗议，而且他已经被入侵当局砸掉了饭碗，已经屡遭迫害，再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种强制，不能接受来自宣传画里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的观念里可能透出专制的性格。那么这到底是专制还是反专制？
    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或者说是通过“怎么做”来隐秘地“做什么”。可惜的是，人们并不都是昆德拉，在这种隐秘的“做什么”面前常常是一个瞎子。很多理论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谁是专制的而谁是民主的，但不告诉我们此人是“怎样”专制或“怎样”民主的；只告诉我们谁是立宪党而谁是保皇党，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立宪党或“怎样”的保皇党——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有一根修长的手指，经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们的眉心。在这些理论家和史学家看来，一根手指是人生小节，无关宏旨，不值一提。这正暴露了他们与昆德拉的区别，与文学的区别。
    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在文学家的眼光里，苏联的《夏伯阳》和美国的《巴顿将军》差不多是同一部电影。两部片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将军，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但这一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也总是被观众忽略。两位将军共有的勇敢无畏、豪爽洒脱、刚毅果决，还有偶尔出格的粗暴和随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性格的共同，较之于他们观念的差异，在文学尺度下更具有本质意义：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他们“做什么”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性格——即隐秘地还在“做什么”。
    不必误会的是，文学家也会注意言说，包括言说所传达的观念。区别可能在于，文学家会更注意这些观念的语境，注意各种具象可感的相关条件和过程，不避啰嗦饶舌地详加述说，以求观念得到生活语境的周全注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论家和史学家们那样，只习惯于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把生活语境当作提取观念以后的废料。正是因为这一点，《悲惨世界》（雨果著）里有保皇主义的言论，但并不是一部保皇主义的小说。《红楼梦》（曹雪芹著）里有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并不是一部虚无主义的小说。
    优秀的文学总是以其生活的丰富性，在历史中寻找人而不仅仅是人的观念，使历史跳动着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观念的标签。
    观念是很重要的，却常常是易变的，轻浮的，甚至是虚假的：碰巧读到了一篇时文，一个专制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学舌；碰巧考进了某个专业，一个流氓也可以用法学来谋食。一个良民在政治高压之下也可能写效忠信，一个诗人在生计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写商业广告。一旦写下来，这些言不由衷的文词就可能作为证词，被人们考据并加以采用，编入教科书、国家档案以及各种历史资料汇编——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但谁能保证那些白纸黑字不是一些假相？不是掩盖了当事人更真实的处境和更真实的内心？一旦缺失了细心和通达的知人论世，某些历史文献是否更可能把我们引入追述的歧途？这些观念的解读也常常成为问题。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独白，曾经是理想主义的经典格言：“……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就是这段独白，出现在一本革命小说里，后来便被很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红色专利，一旦革命出现退潮，鄙薄和声讨之声不绝。但这些批评家也许不知道，苏联士兵说出的这段豪言壮语，其实是抄自美国人富兰克林的《自传》，属于一个美国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资本家。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特别分析到富兰克林的人生观，指出这种“放弃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业”的宗教情怀，代表了当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化，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富兰克林人生观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观念，是正统的资本主义观念。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实际上，它甚至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观念，而是人类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类社会中某种集体性格。难道在富兰克林之前，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以身殉道的执著？就不可能有对高尚事业的渴求？为什么我们这些后世的读书人一定要固守自己的文字癖和观念癖，一定要给这段格言注册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专利？
    如果说一个苏联红军士兵与一个美国政要富商出现了精神叠影，与更多的人出现了精神叠影，那么是不是刚好证明了文学可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可以在超越政治观念的同时筑建更为基础和更为恒久的政治？
    聪明
    我从未见过像大川这样聪明的人，不仅仅因为他是象棋高手，乒乓冠军，书法获奖者，而且他在很长时间内是我的精神导师——从私下给我讲解《实践论》和《共产党宣言》开始。他是高三（八八）班的，比我高了几个年级，奇才异品和特立独行名震校内外。据说他考试前从不复习功课，戴着护腰和护腕去体育馆举重，提着一条短裤去河里游泳，晒得黑黝黝的皮肤用指甲一划就是一道白花花的印子。有一次他玩过头了，赶到考场时，只剩下交卷前的最后十分钟，而且他的坐椅不知被谁占着。他居然不需要坐，就站在教室的门边，将就着把试卷顶在墙上，抽出水笔哗哗哗想也不想就往下写。就靠着这最后几分钟，他居然还考了个数学考试全年级第一！
    如果不是他的父亲被打成一个“走资派”，他肯定会被保送到清华或哈军工那样一些大学里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身着校官军装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核弹专家或航天专家，就像他自己曾经梦想的那样。
    他的才华很难被埋没，自然成了我们知青户的头，后来还成了南方数省某些地下圈子中的知名人士，最后还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熟悉他的人，从不怀疑他还将平步青云，势不可挡，一定会在将来的科学史或社会进步史上留下大大的一页，留下他那浓眉大眼英气勃发的肖像。他接受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紧紧握手，在每一个聚会上都是明星，其数学、化学、世界经济、国际共运、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让大家闻所未闻如听天书，是大家永远的真理之源。不过，要在这里描述一下他的观点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常常是这样，与其说他有什么观点，不如说他的观点完全取决于在场者说了别的什么观点，取决于他对任何观点都决心展开本能的挑战。比方说，有人说弗洛伊德伟大，他就要证明弗洛伊德平庸；有人说弗洛伊德平庸，他就要证明弗洛伊德伟大。消费者埋怨市面上的物价高，他就要大谈物价高的好处，谈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良方；生产者赞成物价高涨，他就要大谈物价高的坏处，谈虚假繁荣会严重扭曲供求讯号，谈通货膨胀危及货币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危机！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满足于常识，无论说什么都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一张铁嘴无可匹敌，令听众最终啧啧称是。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聪明中也潜伏着太多的自尊。他以前下象棋一定要下赢才肯罢手，打乒乓球一定要打赢才肯罢手，决不容对手占了便宜就开溜，决不让自己的历史停留在一个滑铁卢。现在他把这种好胜心也用到学识上，似乎交谈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新知而是一比胜负，似乎胜者更重要的不是胜在内容而是胜在形态——澄清什么知识难点是不要紧的，择善而从更是比较丢人的；要紧的是得有成功讥讽后的哈哈大笑，有发现破绽后的暗暗讪笑，有信手拈来数据或例证之时的从容不迫，有把对方逼到死角之时的两眼放光目不转睛让你无处可逃，当然更不能没有听众一无所知的什么书，一经提出就像秘密武器或者超级王牌，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茫然无措。最后，聪明人少不了在大获全胜之后对崇敬目光的逐一收取，在人们纷纷套近乎献殷勤的时候漫不经心和不以为然。你邀宠地给他削苹果或沏茶水吗？他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
    这里有聪明者的全部形态，却很难说还有多少聪明。因为真正的智者相信“大象无形”、“真人不露相”（道家语），总是使自己隐匿无形，以作为进学的必要低调，或避开攻击的必要伪装。大智若愚，大傲似谦，不失为更高级的自我造型之策。
    他不会接受我的担心，因为我是他长时间内的崇拜者，更因为我无论如何也说不过他，我那些只有中学学历的知青朋友更不可能说过他。我只能眼看着他一天天陷入聪明的形态里去，一天天看着这个形态变得空洞——最终变成一种无谓的争辩癖，一种对任何言语都不可遏制的批驳癖和纠正癖。如果你说面前有“一棵树长得很高”，他也能找到批驳的理由：“胡说，怎么是长得高？明明是长得很大么！”如果你说前面“跑来了一条狗”，他也能找到纠正的理由：“可笑，明明是一条巴儿狗么！”
    他能发现“树大”比“树高”更优越之处，发现“巴儿狗”比“狗”更正确之处，你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你还能不乖乖地让出指导权？
    他当然是对的。他的对比别人的对高出一筹，于是别人的对就是错，就是大错特错。这样的争辩让人疲倦。在我看来，唯一的意义就是使他的朋友们习惯于沉默，使他的朋友们纷纷崇拜继而纷纷失望，继而畏怯和逃窜。有一次，他费尽心机谈好了一笔贷款，临要签字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忍不住当面指导银行副行长的书法，说他办公室里那幅自鸣得意的条幅最好别挂，字架子还没有搭稳么，笔锋也失控，还得从颜真卿、钱南园的楷书练起。他还提醒副行长不要把别人的吹捧当真，不都是要讨你的欢心吗？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证也不可当真，他们不是想挖你的赞助吗？……他不知副行长为何脸色大变，突然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转，只有秘书来送客。
    贷款当然是吹了。
    他与商业伙伴们不和，在好几个单位里与上下级不和，连他家的各方亲戚，最后也一个个忍无可忍地与之不相来往。在他自己最后开办的一个小公司里，民工走马灯似的换着，干不了多久都逃之夭夭，最后只留下会计兼司机兼炊事员小王一人。
    小王能够留下来，是因为他无处可走，而且因为他是公司里唯一不争辩的人。无论总经理大川说什么，他永远都有一脸的敬仰和忠诚，还有坚定不移的三个字：“那是的。”你说股票行情肯定会上涨么？他会说：“那是的。”你说股票行情肯定会下跌么？他也会说：“那是的。”你说我们还是要把股票炒下去么？他还会说：“那是的。”你说我们不能把股票炒下去了么？他依然会说：“那是的。”
    “你以后不能说‘那是的’！”大川光火了，“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蠢猪！”
    “那是的。”
    大川差点被气疯：
    “你滚——”
    小王默了一阵，走出门去，偷偷地哭了。
    他仍然把敬仰和忠诚坚持到最后，决心把总经理的任何指教都耐心聆听到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天。除夕之夜，他们俩在空荡荡的公司办公室里喝着酒，听到外面节庆的鞭炮炸响，都默默地流出了眼泪。因为欠缴电费，房里只点了一支蜡烛，只照亮两张脸和桌面，身后的一切都昏暗莫明，似乎是墙垣也可能是深远无边的旷野。大川突然有些动情，破天荒地向小王敬了一杯酒，让小王呜呜呜地哭出声来。
    整整一个长夜，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观念
    大川在大学里崇拜者如云，其中有一个小同学，成天屁颠屁颠地跟着他，见他上食堂就帮他洗饭盆，见他上澡堂就帮他提水桶，对他的任何说道都洗耳恭听，不时往小本子上记，就像我当年一样，是个十足的跟屁虫。
    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这两人竟然越来越像：大川剃平头，跟屁虫也剃平头；大川戴墨镜，跟屁虫也戴墨镜；大川是军呢裤配老头布鞋，跟屁虫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军呢裤和老头布鞋。到最后，大川走路占地方，八字步两边甩，著名的三大动作：叉指（五指张扩）、揉肝（掌捂肝部）、上刑场（挺胸如刑场上的烈士），全被跟屁虫学得惟妙惟肖，足可以假乱真。两人就像不同体积的双胞胎，像一对几何相似形——只是跟屁虫小了一个型号。以至同学们有时会把他们弄混，最后干脆以“大川”“小川”相区别，这样方便。
    大川对小川的全面模仿不免有些疾首。“他们叫你什么？”
    小川讨好地嘿嘿笑着。
    “你老是学我做什么？”
    对方还是笑。
    “你怎么也戴墨镜？”
    “朋友碰巧送了我一副。不要紧吧？”
    “摘掉！小小年纪戴什么戴？”
    “好，我摘！马上摘！”
    小川摘下墨镜，等到大川远去，又情不自禁地戴上。大川发现过这种阳奉阴违，曾大光其火，指着他的鼻子骂过一场，决不允许他亦步亦趋。同学们都觉得这场责骂十分奇怪有趣，就像一个人正在对着镜子吵架。
    小川从此更加小心，每次远远地看见大川，就赶紧摘眼镜，等大川过去了再一切恢复原形。他似乎决心不让大川独占大川的形象，决心在学校里复制出另一个大川，上演一套分身魔术。他肯定从人们的眼光里，看出了对大川的一份另眼相看，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很自然，他的一切观念也必是大川的传声筒，包括从武术教学中分析出国粹主义遗毒，从拒交作业一事分析出独立自由精神，从一次aa制吃饭分析出现代商业道德对于人性解放的伟大意义，还有对门第意识的大加辩护——虽然自己毫无门第可言，只是一个保姆的儿子，既没有大川那位读过燕京大学又出任过共产党高官的父亲，又没有大川亲戚中那一堆将军、教授、大夫、外交官。
    大川是一个想大事的人，每做一件事，都牵涉到大形势和大意义，都能说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理论体系，都值得整理到某本历史大事记里去，因此更让小川觉得不同凡响。他跟着大川生活在历史大事记里，生活在未来亿万人们可能的关注和敬意里，肩负着历史责任地吃饭、洗澡、上厕所、丢钥匙、拍蚊子，还参入过一次学潮，那是我后面还要讲到的事情。在这一切不平凡的事件过程中，小川有过无数的观念，却从无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只不过是把观念当作了平头、墨镜、军呢裤以及老头鞋之类的东西，一切向大川看齐，包括看重门第的前卫观念也来自一种模仿，模仿他比较高看的某种社会身份和生活姿态——即便一位保姆的儿子如此学舌让人奇怪。
    这当然使观念的起源真相更加奇诡难测：观念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吗？观念是利益追求的产物吗？很多前人就是这样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相信屁股指挥大脑，利益决定观念。“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就是这一原则的中国化解释。这样说并没有说错。只是这样说需要一个理想条件，一个预设的假定：观念产生于理性思维过程，而每个人都是“利益理性人”，在一个社会共约的利益标尺之下，能清醒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小川的各种观念与理性无关，与利益无关，或者说模仿强者就是他全部的理性和利益所在——哪怕他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当不了强者。类似的情形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男权至上的时候，很多女人也可能瞧不起女人；重农轻商的时候，很多商人也可能瞧不起商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时候，很多地主和资本家可能真心实意地自惭形秽，我在前面的《忏悔》中写到某位小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反革命罪犯的家属，对一切黑五类家庭的学生更多歧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大张旗鼓，比工农出身的一些同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可能有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但某些主动表现完全超出了必要限度，只能说明她似乎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激情：跟上社会的主流，分享主流腔调那里的安全和荣耀。在这里，他们的意识观念完全不能用他们的利益理性来给予解释，无异于黄瓜藤上结出了南瓜，什么阶级（或者其他群体）偏偏不说什么话。
    观念并不等于行动，不等于胜券在握的行动，不会立即对利益造成实际的增减。如果每个人说了就要做，做了就会成，当然就不得不仔细掂量言出行随的后果，也就不得不更多理性计较。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行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改造社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观念只是说说而已，怎么说都不会使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更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些不入时的话？为什么要像一个卑贱者或倒霉蛋那样说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更像一个电视、报纸、广告一类传媒中的上流人物不是更好？操一口上流腔调不是更容易博取听者的另眼相看因而有利无弊？于是，观念逃出了利益的制约，或者说与体面、认同感、安全感等更广义的利益发生联系。服装、家具、建筑等方面的“高位模仿”现象，同样显现在观念生产的流程中：弱者不会自动确立弱者立场，恰恰相反，倒会在有些时候甚至更多时候，循着一种心绪复杂的向上眺望，努力复制出强者的立场和社会主流的立场。胜利的威仪、震耳的欢呼、炫目的财富、高超的技术、美人的倩影、浪漫而奢华的享乐……一切存在于社会上层的触目具象，组成了五彩之梦，潜入人们含混暧昧的大脑皮层，常常于不经意中指引了思考和言说的方向，使之完全脱离利益理性的引力。
    在这里，观念是逻辑的产物，更是想象的产物。文字里隐藏的具象，一再助产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意在寻求自我优越的身份梦游。马克思所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借此才可能扩张到被统治阶级那里，最终扩张为全社会“统治的思想”（见《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政治领导权”，借此才可能扩张成为统治者手里的“文化领导权”（见《狱中笔记》），让很多弱小者在大众性的身份梦游中放弃思考与抗争——他们命运未变口吻变，对豪强人物的观念揣度往往惊人的准确，模仿出来轻而易举而且惟妙惟肖，有时甚至不惜来一点变本加厉，让自己虚妄的身份满足感更加其乐融融，当然也让豪强人物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更加牢固。
    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另一种梦游，即改换赢家而不变更规则的改朝换代，虽以抗争的形式出现却仍是实现“高位模仿”的另一种跟潮和附势。
    也许只有灾难降临而不得不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根本性社会改革可望成功的时候，身份梦游的言语游戏才会戛然而止，观念才会回到利益理性的实地上来。
    我不知道大川是不是明白了这一点。他已经公司破产，股票走水，汽车变卖，甚至穷得有时连电费都欠缴，但他还有住房，还有碗饭吃，因此仍心气十足地热爱着自家的门第以及“贫富分化”和“弱肉强食”的说法，仍然振振有词地视一切打工仔和失业者“穷得活该”——尽管自己就是一个失业者。在他经常去看报的街头阅报栏前，谁批评资本主义他就跟谁急，谁批评美国总统他就跟谁急，似乎他的股票只有靠着美国总统来解套，似乎投机资本集团不会惦记圈钱暴利而会惦记着怎样让他这样的穷人缴上电费，不会去忙着拉紧贪官污吏而会急着请他这样的书生去民主参政，造成了很多地区的经济危机也仍然是他的大好机会而不是他的危险——他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戴上了老花眼镜，学过的一点计算机语言早已过时，眼下连ip、web以及代理服务器是什么都茫然无知，给跨国资本打工的资格其实都没有了。
    他几乎不同亲友们来往。小雁回国来看他的时候，在餐厅里受到他接见，算是有大面子。小雁知道不能与他像当年那样谈时势，否则就会当场大吵，一个美国有钱人忧心贫富分化而一个中国缺钱人向往贫富分化，这种争论也太滑稽。小雁当然也深知对方的性格，不会去打听他的真实处境，不会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也不会给他出什么谋职主意，那无异于南辕北辙，只会迫使他更加决绝地拒绝这些机会——同他说话真是得小心翼翼。想了想，只好在餐厅里谈太极拳和武当剑。大川是这一方面的新星，当然是有话可说的，而且是最乐意说的。他说康某打得臭（大概是他的一个邻居），王某打得太烂（大概也是他的一个邻居），陈老师动作虽说规范嘛但也未得太极的风骨和气韵（大概是一个健身老师），不值一提，他从来就不屑与之为伍。他两眼放光，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中式太极功服，潇洒搓揉出几个动作，又略露绝招，一抬腿，右脚踢了个“大梳头”，腿杆直绷绷地贴着右耳，足足保持了半分钟。
    旁人稍不注意，会以为他一只手高举鞋子站在那里——功夫十分了得，吓得小雁伸出双手，怕他倒下来。
    “这算什么呢？”他自得地一笑，“我现在上五楼从来都不是走，一口气跑上去，气都不喘。”
    “你瘦多了。”
    “已经轻了三十斤呵，最标准的身材。我现在每天练功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吃一餐半就够，比你们的生活都健康得多。你们承认不承认？”
    在场人都说是的是的，说得他笑纹舒展。
    只有小雁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说是辣椒给辣了一下。吃过饭，她再次谢谢大川送给她的一幅字，送大川回家，陪着他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走过了一盏又一盏的路灯。
    距离
    小雁觉得脚下的路无限漫长，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走过的路。当时走得大张着嘴喘气，发现前面的路面模糊而且飘忽，在地平线的热气蒸腾里时隐时现。这个时候最好不要问路程。刚才一个农民说还有五里，前面的一个农民可能说还有七里，这些答案没有个准，常常让人沮丧。
    呼哧呼哧把五里路走成了七里路，这太平墟的路倒是越走越远？或者是橡皮路一拉就长？知青曾经因此而嘲笑农民，说地球反正是圆的，农民是绕着地球反方向来测量距离的吧。其实农民并没有错，以为农民错了的知青是自己错了。想一想吧，设想你参加乡下的紧张夏收，整整一个多月，每天顶星星出门，踩月光回家，有时累得还没洗完脚就睡着了，拖着两条泥腿倒在床上，把蚊帐压垮了也不知觉，于是被蚊子尽兴地叮咬。设想你正午时分仍在收割稻谷，好容易要吃饭了，你两眼发黑地爬到田埂边，还得担上两箩水淋淋的新谷送去晒谷场。太阳亮晃晃地泼洒在路面的泥土和石板上，这对于一般行人来说是灼热，对于负重的行人却是刺心的滚烫，因为沉沉重担把你的脚掌紧紧挤压在路面，脚上的高温就成倍剧增。你感到脚下根本不是路面，是专门对付脚掌的大熨斗，正在熨压出吱吱吱一股焦煳味。你忍不住两脚抽跳，其实只有抽跳的想象而没有实际动作，因为重担之下你走路都偏偏欲倒，腿上没有任何一丝肌肉还听从指挥。
    想一想吧，只有行走在这个大熨斗上的时候，你才突然感觉到空间在无限地延展，通向晒谷场的路不再是一里半，而是十个、百个、千个一里半，是你一辈子也走不完的无限，是地平线上灼热气浪中飘飘摇摇的白炽一片。
    那些肩上没有担子的人，穿着鞋子上路的人，坐着汽车上路的人，不可能体会这一刻你脑袋里白炽一片的空间爆炸。
    你回城后很少有赤脚上路的机会，距离感也因此渐渐恢复正常，接近了国际权威计量标准，比如氦氖激光在真空中的测定。但这对于往日的我有什么意义呢？那些坐在整洁恒温实验室里的博士们用激光和真空精确测定了距离，对于一个烈日下赤脚负重的少年有什么意义呢？从a地到b地是十公里。我知道，从不怀疑。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时刻不断地变形：在一个老人那里是十二公里，在一个年轻人那里却是八公里；在一个初来者那里是十五公里，在一个本地人那里却是五公里；在一个负重者那里是十八公里，在一个乘车人那里却是三公里；在一个赴约情郎那里是望断之遥，在一个惜别慈母那里却是过驹之隙。任何距离都是人们感受中的距离，而人的感受永远不是激光，甚至不是多种感受的统计平均，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身体、处境、情绪以及其他因素，总是透出足迹、汗渍或者呻吟。那么乡下人面对问路时各不相同的答案，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距离中有触觉，痛之则长，逸之则短。距离中有视觉，陌生则长，熟悉则短。距离中有听觉，丰富则长，空白则短。如此等等，已接近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相去之远近不在于明确的计算距离……而在于定位的联络（见《存在与时间》）。”这个“联络”就是农民送粮的距离，矿工掘进的距离，士兵行军的距离，还有各种人生中实际上存在过的距离。
    劳动
    伙房被风刮倒了，武妹子带着两个后生和一个老汉来帮我们重建。他们腰间插一把砌刀，除此之外两手空空，像是来玩耍而不是来施工的，但一旦动手就变起了魔术。木板顺手取来就顶成了支架，砖块顺手取来就当成了锤子，橡皮管注入水就成了水平仪，几根茅草结上再拴上个石头就成了垂直仪……如同任何物件在武林高手那里都可成为杀人利器，眼下的任何废物也都不废，都能一物多用，都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大闹乾坤，成为施工最需要和最合适的工具。他们就地取材，点石成金，左右逢源，原本是可以空手而来的。
    他们并没有分工的合计，一声不响地各行其是，这里敲敲，那里戳戳，这里咣当巨响，那里灰雾突起，让外人觉得简直混乱如麻。但砖块刚摆入位置，灰浆就送到了；灰浆刚抹完，木梁就架上了；木梁刚架完，檐条不知何时已经无中生有；檐条刚钉好，茅草不知何时已经蓄势待发。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任何工序都不曾耽搁。他们好像是在用脚步声和砖木的声音相互联络，一直是用双肩、背脊、屁股来相互关切然后及时呼应，顶多笑出两声，就算偷偷议决了一个个难题。一切都表现出内在的丝丝入扣，珠联璧合，水到渠成，势如破竹，完全是一篇一气呵成和有声有色的精彩美文。待工程哗啦啦地完成，他们全身甚至干干净净，一个泥点都没有。地上也基本上干干净净，砖没剩一块，灰浆没剩一捧，全都恰如其分用到新房子那里，就像美文家那里没有任何浪费的素材或词语。
    只有两根竹子丢在沟里，看来弃之无用，是唯一的败笔。老汉也不放过，顺手将其破成篾条，给我们编了一个竹篮。编竹篮的时候，他还顺便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他家的狗怎样咬死了一头野猪。
    他们不觉得做这样的事有什么不了起，不觉得他们就是盖房子的武林高手，就是玩泥弄木的美文家，更不觉得他们顺手编出的竹篮，完成了一个尽善尽美的艺术至境。他们以为艺术只属于文人骚客，只属于大牌的演员和画师，而那些社会中、上流人士也从来自居艺术的主人，觉得农民粗鄙可怜。但是如果让他们来盖一间房子，事情会怎么样呢？如果让农民来评点一下他们的盖房过程，事情会怎么样呢？农民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病句，每一声吆喝都是错别字，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可笑的生硬和杂糅，而最后那个勉强叫做房子的东西一定粗俗无比不堪入目？
    农民不会这样说的。社会不承认他们的艺术品，没收了他们确认和解说更多生活美感的语言能力。他们喝完茶，拍拍手就回家去了。
    怀旧
    我参加了知青们的集体返乡活动。太平墟公社八个大队一共近两百知青，居然串通集合了百多人，算是空前规模。老木是资助者，一人包揽了租车和吃饭等全部费用，还有给乡村小学的捐款，显示了港商的出手大方。他还操着当时较为罕见的手机一直在催促这个那个出门，说什么钱不钱的，你来了再说。
    同学们也都老了，脸上多了皱纹，多了暗淡，还带来了一些尾巴似的小把戏，对他们在人群中的疯跑不时厉声训责，对他们拉屎撒尿不时指导，于是重逢时的亲热话总是被搅得七零八落，有一句没一句的——像一曲音乐总是在一台破烂唱机那里跳针，一次次从头开始，没法往下唱。乡政府主持的欢迎大会上，几个当年女知青还被推上台去跳忠字舞，《社员喜晒粮》和《社员都是向阳花》一类。妈妈们青春重现，挽起袖子，一招一式还有当年的套路，跳蒙古舞还能下腿劈叉，看样子还没有患上髌骨软化症和坐骨神经痛。只是不像跳舞而有点像“滚舞”——岁月沉淀成脂肪，成堆成堆地在台上呼隆隆滚动，让我有点暗暗的心惊和惆怅。
    熟悉的面孔引出了很多往事。有人说，记得大头当时懒得一件衣穿几个月，退休的父亲来探望，还帮儿子去洗衣，可怜在塘边摔断了腿。有人说，知青当时特别好吃，把种下地的花生和红薯都挖出来吃了；又试种凉薯，对农民说这东西有毒，居然把他们骗住了。还有人说，有个农民会变戏法，让陈露露与他一起拍香烟，害得陈拍了一手的沥青，陈就在晚上装鬼去报复。独眼老木也想出了一件旧事，说他曾经打猫吃，把死猫吊在树上，党支部书记四满就说这些知青比日本鬼子还毒……这些往事给汽车里增添了许多笑声，也使记忆变得轻松。
    大家在笑声中走入山林田野，在这里或者那里照相，在这里或者那里寻找自己的痕迹，比如，一块坐过的石头，或者一棵栽下的油茶树。最后，乡干部和农民代表敲锣打鼓大放鞭炮，把我们迎入饭堂，十几桌酒肉喂饱我们，每个随行的小孩还得了个两块钱的小红包。大家的亲密情感油然而生，推举老木去致答谢辞。老木摇晃着走上了台，说还是乡下的柴熏腊肉好吃，还是乡下的腌辣椒好吃，只要不是天天抡钯头就行……说得大家都笑了。他也说了一些入时的套话，比如改革开放以及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一类，说到酒劲上来的时候，就说他木老爷给这一片土地献了青春献文凭，献了文凭献眼球，但英雄好汉不言悔，岁月他娘的确确实实是一首无字的歌，贫下中家他娘的确实是大学老师，教会了他吃苦耐劳、敬老尊贤、自己救自己，还有拿树棍子赌博，因此谁要反对贫下中农他就打倒谁，谁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他就打倒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说得有些乱，有些糙，也赢得了热烈掌声。
    大家唱起了当年的歌：
    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泪眼在歌声中闪烁，闪烁得似乎有些夸张。
    怀旧从来就是一种情感夸张，滤去了往事的痛感，让开荒的视象浮现但不再有开荒的痛感，让砍柴的视象浮现但不再有砍柴的痛感，哪怕一次饥饿也不过是眼下谈论的事件，成了一些语言，不再能使当事人冷汗大冒和腹空难忍，于是变得无关紧要。饥饿甚至也能焕发出传奇和凄婉动人的光彩，让不再饥饿的人心醉神迷——这正是怀旧的奥秘。
    怀旧常常是对尊严的追认，让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场风雨或者一次饥饿，在记忆中酿出浪漫和豪迈，成为怀旧者挂满胸膛的勋章。一个无旧可怀的人，只能是虚度年华不堪回首的人，历史可疑劣迹斑斑的人，肯定一钱不值。谁愿意充当这种角色呢？知青们眼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很脆弱，下岗的下岗，传销的传销，红卫兵的可耻经历只能闪烁其词，老中学生的学历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瞧不上眼，一个舶来的新术语就可以噎得你茫然不解地直瞪眼。在这种情况下，怀旧不失为一种自我价值确认的需要，不失为一次狠狠挣回面子的机会，一次可以大说特说牛皮哄哄从而引人注目的机会。即便只能说说苦难，问题是，苦难这东西你有吗？就像一双耐克牌旅游鞋你有吗？
    有了苦难，就至少还没有输光。
    怀旧还可以是一次精神化装舞会，无论如何虚饰和短暂，也是让怀旧者客串一下高尚的角色，实现道德感的临时晋升。我看到同学们正在捐款，纷纷抽出钞票，塞到一顶草帽里，准备捐给这个乡的两个受灾村，还有一部分将捐给一个至今仍在乡下的老同学，据说他已经形如老农。我知道我们并不会从此就成为慈善家，我们中间很多人还可能为一次牌桌上的欠款而发火，或者在传销中用花言巧语把老同学引入骗局，甚至像老木那样几乎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团毒药。但我还是为捐款而感动，希望永远留在这种感动之中。我也知道，我们刚刚大唱《共青团员之歌》、《三套车》、《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蓝色的多瑙河》等，只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成为义士，随时愿意为人民利益和民族尊严而慷慨献身，相反，我们的大多数仍然会市民气依旧，有时甚至会偷偷羡慕那些国库盗窃者，会嘱咐孩子如何在公益事务面前能躲则躲，或者把人妖当英雄从而加入愚不可及的赞叹和羡慕……但我还是为我们刚才的歌唱而感动，希望永远留在这种感动之中。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高尚，没有多少高尚的朋友，我错过了一个个想象中高尚的时代，错过了一个个想象中高尚的群体，但我于心不甘，希望能抓住任何一丝高尚的痕迹，那是我挣扎出水面的大口呼吸。于是，我们大家的感情冲动是我意外的中彩，让我大喜过望，其过望的程度不亚于看到流氓有了一时的正义，酷吏有了一时的仁慈，娼妓有了一时的贞操节烈和爱国主义忠诚。我寻求一种即便转瞬即逝但我愿意永远牢记的东西，即便虚幻莫测但我也决心笃信不疑的东西。我不会要求太多，不敢要求太多。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打发的乞丐。哪怕是黑夜里一颗流星也是永远的太阳，足以让我热泪奔涌。
    我永远欠下了你们一笔。
    开始公布每个人当年的暗恋对象吧，开始交流再婚或者二胎的经验吧，开始最新的黄段子评比吧，开始……同学们的话题越来越邪了，笑得十分色情。他们不知道我躲在人群的角落，仍然紧紧抓住自己的感动，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我提起茶壶给他们的茶碗里加水。
    时间
    那一次艰难的夜行，山路泥泞，冷雨瓢泼，简直让人觉得已经在地狱里死过了一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行也许会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轻松、有趣、回味无穷、甚至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位混上了官职的庸才，到任之时让人们惊讶和刺眼。但只要他把这个官一直当下去，若干年以后就可能让人们心平气和，一旦责令他去职，有些人反而会不习惯，甚至会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一次夜行，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便味道大异；同一个庸官，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也让人印象迥别。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在生活具象无限的叠加和覆盖中，它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成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融化仇恨，磨损心志，销蚀良知，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可靠的吗？公正的吗？以为善行都得善报恶行都得恶报，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实秤的市井规则，与一笔笔历史的糊涂账有什么关系？
    我们总是在时间里，一切所为也总是被时间之手操纵。欲速不达，事缓则圆，是指办事切忌求快。兵贵神速，夜长梦多，则是指办事务必求快。这都是对人类活动各种不同时间变量的描述，出自人们杂乱无章毫无定规的时间经验。于是，“时机成熟”便成为一句谶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语，常常焦聚着人们决策时的全部直觉和全部思虑。“时”与“机”，一是时间，二是机缘。如果说机缘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创造的各种具体条件，那么时间则常常承担着无可捉摸的神秘命运，或者说是实现着人们无法穷知的无限因果之网对我们的暗中规定。
    事情就是这样：处于特定的时期，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蔚为时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这个时候只能接受自己虚弱无能和四处碰壁的“生不逢时”。但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词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警世的忠告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种种时间的作品实属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实无须气馁。如果说，他们以善抗恶常常没有什么优势的话，那么他们至少还可寄望于一个最后亦即最大的优势：时间。日久见人心也。日久得人心也。他们必须明白，不仅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战”，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胜利的筹码。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即难以完全失真和永远失真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特别是有悖于大多数人正当利益目标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沉淀和淘洗。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半乐观主义地说，历史常常显得既公正又不公正：公正于大体，不一定公正于小节；公正于久远，不一定公正于短暂；公正于群类，不一定公正于个人。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双重品格。这与任何概率只能显现于大数统计而无法证实于所有个例的两重性，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有什么不好吗？站在又一个千年的开始之处，我们回望身后一代代人的战争、革命、改革、劳苦建设以及后来种种毁誉褒贬，感慨历史之剑多少次及时劈开了人间正道，但也感慨历史之雾多少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而且还有多少不公正的个人故事可能将永远深埋于历史尘埃之下，多少个基督、佛陀、老子、柏拉图、哥白尼、爱因斯坦、林肯、马克思作为历史的小数已被删除，永不为我们相识。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悲慨所在，也正是历史得以灿烂动人的前提。
    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无限光阴，不知道时间这一片透明的流体还将怎样改变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不知道还会遭遇自己怎样的惊讶和醒悟。
    听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我们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