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言与象的互在
    真实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实都是我们理解中的真实，是某种文化语境规定的真实。问题在于：这种规定是怎样完成和演变并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一项新技术：通过测定面部的血流和温度，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么什么是说谎？什么是谎言所违背的“真实”？是谁规定了并且怎样规定了这个“真实”？为什么一旦违背了这个“真实”就会严重到引发生理紧张？会造成言说时的心悸以及面部血流和温度的突变？
    “我去过太平墟”，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怀念太平墟”，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传统的知识认为，前一句是事实判断，可依客观标准测定；后一句则含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其客观标准将随主观选择而游移多变。这样说其实还是过于乐观。因为前一种事实判断同样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样离不开主观的先入之见，离不开一系列文化符号的运作。什么是“我”？低智能生物会不会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样的文化觉醒后才把“我”与他者分离？还有，什么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样的文化坐标里才能被辨别和比量？比方说，在超光速运动的世界里或者分形几何的四点五维或二点七维空间模型里是否会面目全非？最后，什么是“太平墟”？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说法，将其说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群楚民后裔（人种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系列事件（历史学意义）？即便我们奉行政意义为至高至尊，那么“太平墟（公社）”为什么不可以是曾经被命名的黄龙寨（清末时期）、或者第十八乡（日伪时期）、或者黄龙乡（土改时期）、或者红星高级社（合作社时期）？……这就是说，当说出“我去过太平墟”这一所谓事实时，我已经暗中预置和暗中筛取了大量的知识规约，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们。
    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规约，我无法这样说，至少是不会说成这样——我无法保证自己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面对测谎仪面不改色心不乱。
    显然，“我去过太平墟”一语里的全部文化沉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天经地义永恒不变。这正像一不等于零这样简单的事实，一旦离开常规的参照系，在特定的数学条件下也能成为谎言。
    这就是你说过的，事实与价值并不是那样截然两分，总是处于互为表里的状态，纯粹的事实判断和纯粹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每一项“真实”，都源于历史上某些非常复杂也非常激烈的文化斗争。经过一系列成功的符号运作，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犹豫地判定什么是真实，说起来用不着面红耳赤；而且进一步相信凡真实才有价值，才是好。但文化斗争是天上飘下来的幻影而没有真实性的起点么？历史就是这样在数种或数十种文化符号的旋涡之中消散么？历史深处就不再有更为坚实的什么东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再置身于真实与虚假的冲突？我对这种说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诚然，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真实”，不过是符号配置的后果，比如，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过是来自权力、组织及其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一整套有关尊严体面的流行文化体制，与其说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实，毋宁说是消费分子们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世间诸多物事有些已经高度符号化，有些只是低度符号化，甚至与符号性能无关，需要我们依据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这里出现，身体在这里出现。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庞大的符号系统才显得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因为人的出现，层层叠叠的符号累积才能确立人的终极，依靠对人体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场一样获得了真实性的重力——尽管真实在文化符号覆盖之下总是晦暗不明，在当前文化符号巨量高产之下更加晦暗不明。我们当然应该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关于“尊严”的需求可以让有些人亡命轻生，哪怕以生理为兑换代价。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感都是同质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两种尊严感终究大异其趣。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这是一个衡量贫困化的指标，指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九成要用于基本生存之用，那么系数为零点九，故“现代社会”一般是指恩格尔系数极低的社会，至少低于零点五以下。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困顿在缓解，体力劳累在减轻，触觉不再占据全部感觉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饥饿、寒冷、疾病、创伤等刚性和极限的感受渐渐退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生理的需求更多让位于心理的需求，财物的竞比更多代理着文化的竞比，代理着什么样的生存才更体面、更文明、更个性、更有趣的计较。于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强，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实”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与此相比较的是，在一个极为贫困化的社会里，财物要“实”用得多，感受要“实”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粮食，可以成为验收一切真理的依据，物质的依据，客观的依据，独断论的依据，就社会一般和总体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号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我是说文化分析对“真实”的消解，完全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现象，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端纯属自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大量涌现的现代“真实”有及时的知识反应，同时必须对判断标准的悄悄转换有足够的历史理解，必须理解在恩格尔系数零点五这个界标前后，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粮食就是好的，有粮食的幸福是真的，这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几乎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在此之后，有别墅或更多别墅则不一定是好的，有别墅或更多别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没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不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这当然只是一个非常简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例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其他。我想你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仅就财富分配这一点而言，电视台正播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的孩子，也正在播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二十一世纪同样有复杂的局面，有些地区和阶层已经、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贫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极限。因此，不仅过去的“真实”与今天的“真实”不同，这里的“真实”与那里的“真实”也不同，一个人在此事上的“真实”和在彼事上的“真实”也不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均质的历史和世界里产生着、发展着、交流着以及冲撞着。这使我们的符号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决定论——正像我们以前不能滑入经济决定论。
    如果我们需要对“真实”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对某些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遗产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为了小心的自我设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测的外衣，变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当前诸多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家那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误区：符号学成了虚无化的符号游戏。
    月光
    月光灌进窗内，流淌到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月夜竟如白日一般大亮，远处的树叶竟清晰得历历在目。湖水是月光的冰封，山峦是月光的垒积，云雾是月光的浮游，蛙鸣是月光的喧闹。月光让窗前人通体透明，感觉到月光在每一条血管里熠熠发光。
    似乎是一根树木咣当一声倒了，惊得远村发出声声狗吠。其实这不是风吹倒的，也不会有人深夜光顾这个地方，也许只是某个角落积蓄月光过多以后的一次爆炸。这一类爆炸在月夜里寻常无奇。
    又融入这一片让人哆嗦的月光了，窗前人有一种被月光滋润、哺育以及救活过来的感觉。二十多年前离开这里，走进没有月光的远方。二十多年前的他没有想到，即便有一万种理由厌恶穷乡僻壤的荒芜和寂寞，他仍然会带走一个充满月光的梦，在远方的一个夜晚悄悄绽放。月光下的银色草坡，插着一个废犁头的草坡，将永远成为他的梦醒之地。月光下的池塘，收集着秋虫鸣叫的此起彼伏，将永远成为他的梦中之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萧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煜）……古人咏月之诗词可谓多矣，让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有了这一切，眼下的月光还是一般的月光吗？还是这些诗词出现以前的月光吗？窗外的月光会不会悄悄闪耀着诗词的节奏和韵律从而动人心魄？反过来说，在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人与人大概难有同样的感受。相对于那些从来只熟悉都市里各种路灯、车灯、霓虹灯以及灯箱广告的读者来说，一个长期在月光中浸泡过的人，一个长期来月光富有得可以随意挥霍的人，会不会读出别有滋味在心头的李白、萧绎、张九龄、杜甫、王维、张若虚以及李煜？
    秘密
    我把出差的路线折了一下，腾出一天时间去太平墟，爬上横冲子后面的大岭，看看我们当年开垦出来的五千亩茶园，有一股兴冲冲的劲头。我到了那里有些失望，发现房子多了几幢，但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迹。当年的满目青翠已经遭到肢解和蚕食。溪北的茶园已经荒芜，淹没在草丛里，高过头的芭茅早把小道封死，只有两只野鼠钻来钻去。另一片茶园则变成了一个砖厂的取土场，大片残破和裸露的红土十分刺目。
    我没有见到什么熟人。一个放牛的老汉告诉我，这里早就不叫“青年茶场”了，改名什么公司了，眼下由一个姓周的老板承包，每年缴给乡政府四万元。
    我不大相信这个数字。老汉认真地说，是四万元，茶叶销路不好，再说现在茶树也少了，四周的老百姓闹地权纠纷，要回去了两千亩，大多数分掉了，也荒了；加上退耕还林，办砖厂，开公路等，又废掉了不少；等来年这批老茶树砍掉，能剩个七八百亩也就不错啦。
    他以为我是茶叶贩子，说老板今天不在，下山给亲家吊香去了。
    我有些难受，什么话也没说，在大片裸露的红土上信步走着，踢得一个土块飞出去孤零零地响。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扎在这里的垦荒营地，想起当年这里的人字形茅草工棚，想起每天深夜里嚓嚓嚓的一片声浪——是我们在石头上磨着锄头和柴刀，以便第二天斩草刨根时能有利刃。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我们每个夜晚还在这里砍削钯头把子或者扁担，因为一天下来总要被我们撬断或者挑断好几根，任何木头都要被肉体摧残。我在红土上走着还想起我们曾披星戴月把炸药、粮食、干菜乃至猪娃扛上山来，挑子还没停稳就滚倒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出粗气，而队长一个劲催促我们起身，说不能歇，说有月光好走路，得抢在月落之前赶到齐家嘴，不然的话今天夜里就困在山里。我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想起那一个月光丰富的冬天，还有那一个雨水连绵的春天，男人们都凿秃了十几把钢钎，挖秃了几把钯头，磨得手掌上全是铁硬的茧子。我们当时已经感觉不到什么叫累，因为手脚已经不属于自己，掌钎的手掌震裂了虎口，流出红红的血，都不会有任何痛感。口舌也不属于自己，咕嘟嘟喝下大碗谷酒，就像平时喝凉水一样没有滋味。我们是一大堆人体器官的各行其是，没有神经的联结，因此可以一边睡觉一边走路，一边挖土一边让山蚂蟥叮血，可以在吃完饭以后才发现脚趾甲已被踢翻，血不知什么时候流出又什么时候凝固。我们甚至没有性别，累得成了一截截木头，一个个阉人。大雪骤降的那个夜里，有三个工棚被风雪掀掉，而几个家里贫寒的农民没有棉被，仅靠蓑衣和茅草遮身，我们把四床被子借给了他们，自己却在柴草堆里和衣而眠。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火堆不知何时早已熄灭，发现小雁和小青她们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她们也贴挤在我们身边。我感觉到被子那一头的小青把我的脚搂住，当然是怕我的脚冻着。在另一个夜晚，我醒来时还发现小雁的头发正顶着我的下巴，还有吱吱嘎嘎的磨牙声，有含含糊糊地嘟哝：“抱紧我，抱紧我，怎么睡了这么久还睡不热呢？……”
    我抱紧了她，其实不知道抱没抱紧就已经重新入睡，直到醒来时已发现她已经起床，在火堆前烘烤着我们大家的衣，熬出浓浓的姜汤味。
    她们现在都是人家的女人。
    小雁后来在美国遇到我，翻了翻我的一本小说，“你们这些作家很讨厌，什么都往文章里写。我得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希望你永远不要写。”
    “什么事？”
    “你知道的。”
    她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件事，当然会照她说的办。其实我从来也没打算写出她说的那件事。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像雪娃娃一遇太阳就要变得丑陋。
    我也没有把山上残破和裸露的红土告诉她，没有打算把这次扫兴的回访告诉任何老朋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当年那三百多人历时两个冬春的垦荒没有什么成果，当年的血汗差不多是白流——怎么谈得上当年夸口的“改天换地重整河山”？怎么谈得上当年宣誓的“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充其量就是解放了一个承包商吧？还有四万元承包款，算是对国家贡献的全部，你说得出口？还不如老木那堆肥肉炒楼盘一天的进项，不如他一个哈欠下来捐赠灾区的一个零头。他一听到这事还不笑死？
    我得守口如瓶。
    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这些歌还在记忆里，歌声中的很多人和事还在记忆里。越过漫长的岁月，这些记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下，只能换算成渺小的一个数目，换算成四万元——我们无法找到别的换算，只能有这种换算，这种当下太多人所公认的换算。这足以使记忆蒙羞，使记忆者尴尬和可笑，从此沉默无语。但记忆在那里了，永远在那里了，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剜去。记忆是一个人内心中独享的密窟，凭主人的指纹验证准入，没有他人能够分享的口令或通行证；记忆是一个人在密窟里的遍地黄金，在他生后将消失无痕无人知晓。
    我不能让朋友们把内心中的遍地黄金投入这蒙羞的换算。
    消失
    就是在这次匆匆回访中，我得知原大队书记四满后来当上了县委书记，眼下又成了在押的贪案要犯。我有些惋惜，想起当年他在关键时刻的手下留情时还有点惭愧：他帮过我们而眼下我帮不了他。
    当时“反动组织”一事闹开了，闹开的内情我以后会说。这里先说闹开以后，消息传来，我们全变了脸色，膝头控制不住地哆嗦，讲话都有些结结巴巴。只有大川还冷静一些，阴沉着脸，抽着烟，要大家不要慌乱。我们都被民兵押到大队部接受审问，其中大川被关押得最长，整整七天，据说还挨了四满的两记耳光，手臂上留有捆绑的血痕，好几天里无法伸直。
    他是我们的头，当然是反动组织的首犯，审问中索性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算是有种的汉子。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多言语，一反常态的温和，对女生也不再是压下眼皮，一条窄缝里的眼光要看不看。他把小雁和小青叫去，语重心长了一番。交代她以后去学学绣花，学学裁缝，好歹也能混口饭吃；交代她们以后做事不要太逞能，偷偷卖血的事更要适可而止。看着他一派慈祥长辈从容安排后事的模样，两个女生都哭红了眼睛。
    大家越是心情沉重，他倒越是放松，对着门外的青山做做扩胸动作，说你们真是经不起事呵，不就是要一颗人头吗？早死晚死都是一回事么！他喝下一碗谷酒，高唱一曲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烈士就义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腔在静静的山谷里特别洪亮。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很多天都过去了……大川的《红灯记》都唱乏了，扩胸动作也做乏了，还是没有出现我们预料中的囚车，甚至没有什么陌生的官家人进村来。大川刮了胡子剃了头，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和一双回力牌蓝色球鞋，一心一意地等着被捕甚至就义，一直没有出工干活，等着等着都有点茫然无措了，不好意思了，这天终于忍不住还是扛一把锄头来到地上，显得有点灰溜溜的乏味。他冲着手中一把秃锄大发脾气，锄楔钉紧了又掉，索性三下两下把锄楔砸得开了花，似乎是记熟了台词并且化好了妆的演员，等来等去只等来了演出无限期推迟，最他妈让人窝火。连我们也觉得，故事如果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是谢天谢地的大好事，却也让人有点空忙一阵的失落感。是一个惊险恐怖片只演了半截子，有头无尾，让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
    我们也对锄楔表示愤怒，对所有农具的质量低劣怒不可遏，完全是讨大川的欢心，力图弥补自己某种莫名的愧疚。我们似乎对公安局的警车没有来负有责任，对目睹大川白白英勇了一次负有责任，既然节目虎头蛇尾，我们就不应该争相观看，看什么看？岂不是故意看人笑话？
    我不知道四满是因为什么把案子压下来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装糊涂，案子真闹到上边去，大川真有可能进了大牢甚至掉了脑袋。即使事情没有那样惨，我们让他一个人独揽全部责任，几乎是默许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狱，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远的污点。我得承认，我没有他那样勇敢，只是帮他倒开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为他忙前忙后，但从头至尾没有说出那句最应该说出的话，也许是他最为期盼并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话：
    “跑苏联的计划是我提出来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犹豫过，但放弃了，于是永远没有机会再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重新想起了这句没有说过的话，重温着面对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来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当年的小路上。如果没有这条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还要忘记多少故事。我有点暗自心惊，不知道遗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因为我遗忘了这件事所以无从记忆；还是因为我不愿意记忆这件事所以如期地遗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录像带，带上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声道的混录。我的录像机不太好，无法滤掉其中的一个声道，两种话音混在一起，让我什么也听不清。后来我尽力要求自己“只听”其中一种声音，奇怪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广东话的声音渐渐隐去，直至完全消失。只是我一旦意识到“这盒带子实际上有两种声道”，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控制力，消失的声音就立即轰然而出，重新造成耳边的嘈杂一片。
    显然，我的耳边并无一种客观的声音，我的耳里并没有客观的听觉。与其说我当时听到了什么，不如说是我的意识决定了我只能听到什么。一道文词性的指令决定了录像带上某个声道的进退和出没。
    再看一张图：
    图中央是一个很像高脚酒杯的白色形体。只要你改变一下注意力，只注意两边的黑色部分，高脚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张相互对视的脸。心理学家称这种变化为“图形/底色”颠倒。其实这幅画一直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变化了的仅仅是我们观察它的方式，于是显现的东西突然隐藏，本可以忽略的东西倒成了触目核心，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多声道。
    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罢。我们以为自己记住了的往事那里，其实还隐匿着很多其他的往事，并未消逝，只是隐形，埋藏在记忆搜索范围之外的什么地方，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注意力适时改变，它们才会轰然而出。
    语言
    你也许说对了。具象里藏着语言。人类已经有了语言，已经借语言组织了自己的抽象思维，就不可能还有语言之网以外的物象和事象。在此之前，我一直搜寻语言之外的动静，描述具象如何形成了非语言的隐秘信息。我当然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考察言与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控制，回过头来看看这两件东西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如何互为其根。换句话说，本书序言中称“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其实并不存在，严格地说，只是一些言词偷偷潜伏的地方。
    就像你说的，在人类生活中，任何具象都是被感觉的具象，在远离童心、梦境、诗情、酒精、毒品等乱智因素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神智清醒的情况下，感觉也总是受到理智的控制，包括受到理智的筛选、整理、理解以及创造——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想想看吧，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说，可以使一个卢瓦河边的割草牧民，发现自己在天主教徒之外还有身份，感觉到他与陌生的巴黎银行家们竟是同一类“法兰西人”，贫富悬殊并不妨碍他们共同站在三色旗下心潮澎湃，唱着《马赛曲》并且对普鲁士或英格兰人挥动着拳头。他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前了。同样，关于阶级主义的言说，可以使一个莱茵河畔的汽车修理工，发现自己在德国国民之外还有身份，感觉到他与井冈山下的雇农竟是同一类“无产阶级”，面目陌生、习俗差异、言语不通等，都不妨碍他们共同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攻入豪门大宅没收财产和解放奴婢，把帝国主义一举赶回欧洲去然后热烈拥抱举杯同庆。他的生活也完全不同以前了。在这里，如果没有相关理论的语言传播，如果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指导他们认识生活的那些言词，上述情形完全不可思议。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遭遇了行军、风雨、饥饿、爱情、战斗、友谊、仇恨、欢乐、思念、委屈，等等，人们的感官网捕了无数图景和声音，形成了巨大的具象储量，悄悄潜入他们今后使用的语言。但谁又能否定，他们如此人生体验的获取，他们之所以经历了这样的生活而不是经历另外的生活，其源头不过是某些理论家的语言生产？
    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多声道混录带，原本杂乱如麻，我们只感受到“民族”或者“阶级”，一如从没有感受到“民族”或者“阶级”，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已经在执行排除功能，已经被某种语言牢牢地操控，将其他声道强行掩埋在静寂之中，直到它们重新轰然冒出来时为止。你说到的现代派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一些奇心异智者来说，对于儿童、半原始人、吸毒者、幻想家、精神病一类人来说，现代派艺术的夸张、变形、怪诞也许纯属正常，顺理成章，独得我心，非此不可。但对于现代科学体系规驯出来的成年文明人而言，现代派艺术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为何也能眼放毫光抚掌击节地争相观赏那些蝌蚪状的人形或者尿布状的风景？在很长的时间内，现代派艺术差不多是“学院派艺术”，抽象派绘画、意识流电影，如此等等，在社会大众那里门庭冷落，在学院专业领域里却大受追捧，双方审美趣味的对立，远非一般的“雅俗”的对立，也很难获得自然消解。从根本上说，学院里高产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批评，是现代派风格得到接受和推广的前提，具有重塑文化感觉的魔力。这就是说，现代派是异想天开的无限可能，却并不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反语言和反理性的文化返祖，恰恰相反，语言开路，具象跟进，语言阐释在前，具象接受于后，才是现代派艺术征服人心的一般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攻防过程。没有哪一种电影像意识流电影那样需要大量的理论和批评作为导看材料，也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出现抽象绘画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大大多于绘画家这样的奇怪局面。一个法国诗人惊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文坛，曾经对我说过：现在已经没有现代派文学，只有现代派文学批评——以及专门为这些评论写作的一丁点儿文学。他还说以前是批评家吸作家的血，现在是作家喝批评家的奶。
    显然，对于改变了感觉定势的人来说，现代派艺术就是语言所孵化的艺术，是语言意念所强力催生并且强力追认的产儿——这至少是现代派一个方面的情况。
    你当然知道，很多学院派艺术具有强烈的观念性，眼下甚至被人们干脆称之为“观念艺术”，是一些图形哲理和象形思辨，一般来说，需要在大量语言辅佐之下才能得到生产和消费。这些艺术总是存活在语言生产繁忙的学院，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显示出它与语言的深度关联——甚至比它所反对的传统艺术更依赖这种关联。
    词义
    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在总结股市教训时说：“安全第一。”而每一个股市新手也会说：“安全第一。”
    这是同一种言词？
    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会引导出同样的实践？
    索罗斯这里的四个字，积数十年胜败之经验，意味着当年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的付之东流，可能牵动着他当时的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暴跳如雷、摔东打西、撕肝裂肺，万念俱灰，可能联系着他永生难忘的银行逼债、股东闹事、朋友翻脸、亲友绝情、财产变卖、媒体羞辱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钧，说出来就是血，说出来就是火——只是一般人听不出来罢了。那些刚出道的股民们在价位显示牌下交头接耳，也在频繁说着这四个字，但他们的四个字可能只是刚刚来自书本，来自友人的说道，来自股评家的指教，每个字还是一个飘飘然的空壳，尚未注入亲历性事件。即便注入过一次小小的斩仓亏空，但几句懊悔或一声长叹，与索罗斯的深度创伤岂可等量齐观。
    如果说索罗斯与某个股市新手会在同样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举措，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言词有表层的含义，有深层的含义，当深层的含义不可明言时，就构成了言词所寓含的亲历性隐象，像长长的影子尾随于言词之后，是随时可供检索的体验和情感，是言词个人化联想和理解的空间。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隐象”，这是因为多数人的初始条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经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对这一方面的强调。然而受制于社会与人生的千变万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富隐和贫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就像同一种导体，带电与不带电，带交流电与带直流电，带高压电与带低压电，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到触摸时才可能被人心惊肉跳地察觉。
    民间很多禁语就是这样形成的。船民们因为对“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记忆，这两个字就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两个字谐音的“尘”、“陈”、“晨”或者“番”、“帆”、“范”，等等，甚至也遭株连，成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说就让人触电，就让人毛发倒竖怒发冲冠。股民们因为对股价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体验，“跌”字从此也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个字谐音的“爹”甚至也为很多股民躲避，见了爹不能叫“爹”而只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则“爹”一声天地变色，可能让人血压剧增冷汗大冒。
    时间长了，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痕迹，言词的隐象已经积淀为本能，进入呼吸、血液、体温一类生理反应，却不一定被当事者所意识。亲历过政治冤案的人，对“专案”、“立场”、“批判”等言词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本能厌恶。而e=mc2这一公式，对于钻研过相对论的人，也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分量，总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抢眼，让人怦然心动喜上眉头。
    “童言无忌”的现象只有从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们尚无多少生活阅历，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是无电或微电状态，任何词都可以拿来胡乱使用。有一位少年对同行的少女说：“你出来旅游带了娇爽卫生巾吧？”少女满脸通红地怒斥：“你胡说些什么？”这让少年颇为不解，他从电视里学来了这些词语为什么用不得？他用错了么？另一位小孩子声称自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噜一下跑到妈妈的肚子里去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面前的面红耳赤，却让他久久地纳闷：他从书上看来的话说错了吗？为什么大人要那样哄笑？
    孩子们其实没有说错，而且应该说把这些言词用得十分准确，合符字典的规范定义。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恼或者哄笑，是因为这些言词只是准确于“明言”，并未统一配发“隐象”，在具有性意识或者性经验的听者那里另有难言之隐，通向他们特殊的个人化联想，于是才有孩子们困惑不解的羞恼或哄笑。这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人给同一个词注入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或者说构成这些隐义的隐象，既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抽取出来然后注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也无法依靠当代的芯片技术或克隆技术从一个人身上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即便能沟通于“明言”层面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于“隐象”层面的各别。
    毫无疑义，大多数言词实际上是一种暗语，一种局外人能够浅知但无法深知的暗语，类似社会中常见的行话或黑话，只有在具有语义默契的密谈者那里，才能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词至少也是一种“泛成语现象”，隐含着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于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这些典故的人们那里只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似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他担忧于现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吁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领域”，变“主体理性”为“主体间理性”（见《交际行为理论》），让理性不再封闭而向其他主体敞开交流的通道，当然表现出可贵的焦虑和现实的建设性意义。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他倡导“对话”，倡导“真诚宣称”、“正确宣称”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没有注意到对“隐象”的心会，有赖于生活实践经验的重叠——这当然是一个太难的任务。我在下面还要描述这一难点，描述这一难点怎样在现代社会里日渐突出。这并不是反对“对话”，只是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恰恰是要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从而使对话不至于成为聋子间的胡诌，不至于成为对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则，尊敬的哈贝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种行话和黑话圈子里去寻求交谈；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来向女人讨论“卫生巾”或者来向成人们讨论“精子”——他不会说错什么，也能有所收获，但无论他准备了多么足够的宽容，语言这个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难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宪政”，很多时候甚至会激起莫名的羞恼或哄笑。
    一个迷恋理性的读书人，可能不察语言中的暗语密布和“泛成语现象”，可能把言词的相同错估为词义的相同，错估为言者们相关经验与践行的相同。他可能以为，一个美国人说的“古董”，拿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来，与人们说的“古董”是同一个含义。他可能以为，一个中国人说的“民族”，拿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弱族小国去，与人们说的“民族”会激发同一种感受。他还可能以为，一个恶人会像他一样，把“爱国主义”理解为对所有国民的惦念爱护，而不意味着国民们承担牺牲以便少数特权者窃据权利并且把巨款存到国外；以为这个恶人也会像他一样，把“全球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互补和技术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国敞开国门以供少数富豪集团随心所欲到哪里都享受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位读书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共识是可以通过说道理来达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对于有些聪明的强者来说，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接过来，成为他们左右逢源并且大获暴利的机会。同样，对于有些纯朴的弱者来说，有什么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人治的明君贤吏，没有法治的善制良规，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使他们活得左右皆难，都可以成为新一轮剥夺的借口，把他们送入新的一轮生计滑落。
    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冷漠，指责他们不再关心理论，指责他们逃避和拒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岂不是责怪吃不上饭的人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
    慧能
    《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慧能在坐化之前，嘱弟子们今后“不立文字”，又称“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义”，也就是不要争论。《金刚经》记载，佛祖一再感叹“说法者无法可说”，又称“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也就是根本不要讲道理，与道家“大辩不言”的传统有暗合之处。
    慧能原是个担水砍柴的役夫，史载为“野人”，没有智识阶级的资历，充其量算是自学成才，对文字的怀疑态度，与他的贫民出身恐怕不无联系。像他的佛门同道一样，他对“对话”从无信任，在我看来，主要是对语言的显义从无信任，无非是感觉到任何言词的显义之下，暧昧不明混沌莫辨的隐象纵深无法把握。在那个纵深里，一丝明暗的闪烁或者任何一缕冷暖的飘移，都可能使显义即刻哗变，远远逃离字典的约定，逃离公共的约定。如果对话者不能复制对方的那个隐象纵深，不能复制这个隐象纵深所依据的全部生活阅历，对话的成或败，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说服或者没有说服，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
    慧能说得过于极端了，但不失为一种有偏见的洞见：理解是误解的别名。
    暗语
    这里说的暗语，都是普通语，只是暗含着言说者们各自特殊的感觉经验，不容易被听者理解。严格地说起来，这些普通语都是必须小心提防的暗语。
    有关例证太多，这里仅略备几则：
    暗语一 地主
    太平墟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最好的一个要算嵩山大队的乔爹。据说闹红军的时候，红军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国民党军队杀回来，有人劝他报仇，说县里关了好多共匪，你老人家与县太爷是朋友，何不要县太爷给你杀几个祭坟？乔爹叹了口气，说我与县太爷至交不假，我要他上午杀，他不会拖到下午；我要他杀三个，他不会杀两个半；只是杀得再多，我儿还是活不转来呵。
    他没有报复。大概就因为这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他网开一面，虽然定为一个地主，列为阶级敌人，但只是划了一块地让他去劳动改造，种点红薯和包谷，自己养自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山路上遇到他，发现他老得驼了背，一只眼球蒙着白絮一朵，是严重的白内障。他不认识我，见我读书人模样，当成乡政府的干部，“干部同志，我一定要请你帮个忙呵。”他递上一支皱巴巴的纸烟，“政府还有没有地主分子的指标？要是还有，你一定要照顾我一下，给我一个，我实在是困难呵。”
    我以为耳朵听错了，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不是在开玩笑，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我真是没有活路了。今天一张红纸来，明天一张白纸来，都是来要我的命。我有五个侄儿，八个外甥，还有六房表亲，你说我还能活么？我怎么这样没有八字呢？我这样反动，什么坏事没做过？政府英明伟大，怎么就不再定我一个地主？……”
    我后来才明白，他是说他的亲戚多，需要送礼的红（纸）白（纸）喜事也就多，人情负担实在不堪承受。想来想去，还不如当年劳动改造的时候，亲戚们都不敢与他沾边，邻居们也不敢与他沾边，一个人倒也吃了碗安稳饭和清静饭。他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早已消失，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在很长时间内曾让人们心惊肉跳，更不知道乡政府眼下掌握的扶贫指标涉及贷款、化肥、种子、粮食、棉衣但独独不可能有什么“地主”。他完全不明白这一切。
    他老泪纵横，感慨命运如此不公，竟把他的地主帽子给摘掉了。他甚至羡慕一个过失纵火毁林的刑事犯，说：“他八字好呵，好得不得了，还没怎么反动，烧一把火就住进牢里去了，什么红纸白纸都没有了。这人与人比得么？”
    暗语二 开会
    我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同事们最喜欢开会。开会的吆喝声一起，大家拥到会议室里，摆上茶，摆上烟，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个要好好开上一把的劲头。先是闭着眼养养神，薄薄地汲几口茶水润润肠胃，等馆长把某个上级文件读完，好，良辰已到，各位开讲，城南的麻子城北的跛子，冬天的豆腐夏天的酸菜，唐朝的侠客明朝的妖精，一五一十都翻出来算是深入讨论文件精神。在这里，没有人会说出反对文件的话，拥护和颂扬甚至有些过分，比如有人会大声宣布“我们决不能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待听众吓得目瞪口呆，再弹一弹烟灰，吮一口茶水，左右看看，解开一个得意的包袱：“我们铁定要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条狗！要我们咬张三就决不咬李四，要我们不吃肉就只吃点饭。”
    这一类话当然不会有政治问题，有点可笑也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哄堂大笑中，还有人诡秘兮兮交流着一些眼神，真实态度尽在不言之中。
    这些政治学习是神仙会，嘴皮子操练，俏皮话会餐，故事传奇大比拼，外带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买卖行情以及家务经验，一个星期好容易才开上两次，常常开得与会者们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纷纷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学习深入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都说，我们觉悟低，不多开几个会怎么行呢？这文件很深奥，不多讨论几次怎么能吃透精神呢？工作再忙也不能放弃主观世界的改造吧？面对这乱糟糟的一锅，馆长大为放心又觉得味道不正，心存疑虑又觉得无懈可击，只能糊糊涂涂地带过算了。
    多少年后，我在国外过了一段冷清孤独的日子，碰到一个记者，被问及我最想念中国的什么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开会。”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没有听明白，在我再次重复这两个字以后，还是满脸惊诧连连摇头。这没有什么奇怪，他没有参加过我的那些会，他采访过的另一些中国人肯定也没有我那一套开会的经历。据说有个七十年代偷渡出国者碰到他，解释自己非偷渡出国不可的理由，只有语气极为恐慌的一句话：“他们那边要开会！开会！开会！”
    暗语三 小姐
    太平墟很多农民也进城打工，包括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自父亲被判死缓以后，卫生院的临时工当不下去了，也进城来找出路。
    知青们是他们的联络对象。独眼木老爷在生意场上路子宽，给很多人介绍过工作，见雨香长得还有模样，就介绍她去一家歌舞厅当小姐，也就是农民说的“吃花花饭”。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老朋友都觉得老木缺德，竟把老领导的骨肉往火坑里推。当年雨香他爹对知青还算不错，你怎么可以这样没心没肺？
    回到太平墟，我才知道没心没肺的是我们这些道德君子，倒不是老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有些乡亲说，莫看城里仔嘴巴说得乖巧，真要办实事，还是数那个独眼龙，那个木胖子，就他义道一些，你看他给人家雨香找了个多好的饭碗，松松活活就赚得大钱，两年就在家里盖起了新楼房，一进寨子就看得见。哪像某某某呢，竟然让人家去扫大街，一个月两百多块钱，还要吃自己的！乡里人就这样不值价呵？
    其实村子里一开始对歌舞厅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的。雨香的丈夫修路时折了腿，还撑着一根拐杖，跑到乡政府大吵大闹，口口声声要离婚，说自己不愿意被别人戳背脊，又在门前备置了一个猪笼子，扬言臭婊子一回来，就要把她沉塘喂鱼。没料到年关前雨香从城里回来，一进门竟光焰照人，披肩发，高跟鞋，小皮裙，文眉描眼，真皮手袋，围巾手套，又是手机又是寻呼机，打开钱匣子里面又是人民币又是港币，简直是个仙女下凡贵妃省亲，流光掠影照得丈夫几乎睁不开眼，镇得他根本不敢吱声。这哪里还是雨香呢？既然不是雨香，不像是雨香，丈夫准备得好好的一套恶词还派得上用场？
    丈夫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烧水还是该去劈柴，不知道鼻子眼睛该怎么安置，脸上该有什么样的表情。他想收拾一下老婆从城里带回来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他一样都没见过，一样都不懂，怯生生地不敢造次。直到雨香捂着鼻子，对堂屋里的鸡鸭粪很不习惯，丈夫才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出路——赶快去哄赶鸡鸭和打扫房子。
    几天以后，他慢慢放松下来了。他的娃仔已经受到羡慕，穿着鲜亮的运动套装，穿着洋式的旅游鞋，到小店里去买红红绿绿的袋装零食，还有一个电子游戏机让小朋友们好奇地围观。他自己也开始受到羡慕，抽着硬盒子的香烟，穿着油亮的皮鞋和挺括的西服，在麻将桌上拍出五十圆的大票子眼都不眨，还在村道上接受各种客气的招呼和刮目相看的打量。有些不速之客也上门求见——估计这一家就要盖新房，他们一个劲地来推销机制砖、木材以及水泥。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晃悠悠地跷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吹出一个烟圈，“价格太贵了吧？你以为我家里的钱都是捡来的？”
    “哪里，哪里，都知道你家雨香在外面打工不容易。”
    “老子在家里又喂猪又侍候老小，你以为容易？”
    “更不容易，更不容易。”
    “你明天来听讯吧。”
    “还等什么明天呢，你是大老板，不就是你一句话么？”
    “是呵是呵，我们都来过三次了，不就等你一句话么？”
    被人家反复央求，丈夫心情很好，发现自己也是个人物了，而且发现并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人们是真心地巴结他，是真心地等待他一言定乾坤——他不说了算谁说了算？
    这正是雨香的妇道所在，并不因为多赚了几个钱就不给男人面子。这也正是雨香口碑良好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夸她赚大钱不忘节省，据说在城里有时只吃方便面，一个个钱都攒着带回家来，回到家里还喂猪砍柴，不像九家湾一个婆娘，有钱就变心，居然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们还赞扬雨香热心助人，遇到家乡姐妹们去找她，她介绍姐妹入行从不留一手，有业务大家做，有机会大家上，不像坳背里另一个婆娘最会吃独，说话总是含含糊糊，行踪总是躲躲闪闪，留给姐妹们的电话号码从来不是真的，无非是怕别人去抢了她的饭碗么……我从这些议论中慢慢地发现，道德标准依然存在，只是出现了一些下调，比如不再对从事何种行业做出评价，只是对业内竞争是否公平一类问题做出评价。道德力量在这里仍然强大，只是出现了一些退却，比方并不规范人们如何赚钱，只是仍在约束人们如何用钱。
    道德不是明明白白地还在么？有些人一见歌舞厅里脂凝粉乱，就痛惜当今之世道德沦丧，是否知其一不知其二？
    衣食无忧的人，最有义务讲道德，但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指责雨香这种人的庸俗乃至恶俗，则可能放过了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雨香是庸俗的，甚至是恶俗的，然而想一想她丈夫重伤的腿，想一想她家孩子无钱上学时的凄凉，想一想她家老人有病无钱医治时的焦急，想一想她家那个破烂小土房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倒以及夫妇俩的束手无策欲哭无泪，再对比一下眼下他们的扬眉吐气，她怎样才能够不庸俗乃至不恶俗？如果社会或他人不能及时解除她的困迫，她能不能把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最实际和最具体的生活打成一个包，搁置起来，等数年或者数十年以后再开始过？
    可惜的是，老木能够帮她，而我不能够帮她，即便窥探到“小姐”这个词里一种陌生的义涵，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词的轻薄。
    我在陌生的义涵面前束手无策。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内心中，道德标准既然能够下调，那么就能够上调；道德力量既然可以退却，那么也就可以进逼；也许，在雨香赚到了足够的钱以后，或者是太平墟的人统统富足起来以后，不论是通过社会改进还是个人奋斗的手段，一旦令人窒息的贫困消失，很多旧事就得放到新的生活处境和背景里解读。在那个时候，仓廩实而知礼仪，人们会不会对吃花花饭重新感到匪夷所思？特别是当一个女人衰老得再也赚不回什么青春钱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包括曾经受益于她的人，会不会突然有道德感的回归？会不会突然露出一脸惊讶地质问：“那么多人劳动致富，你怎么就不会？那么多人都受得了穷，你怎么就不能？你怎么可以要钱不要脸呢？”
    他们说的当然是事实，是很多人那里的事实，只能令这个女人哑口无言——她也许没法说清楚她的事实是怎样的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淡忘了过去的一切。如果年老色衰的她也跟着痛恨自己的下贱，恐怕不会是特别奇怪的结局。
    我在熟悉的义涵面前同样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雨香她是否想到了这一天的悄悄临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浑身飘散出香水味，摇摇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正准备往城里去。她丈夫打着一把花布伞，扛着旅行包，兴冲冲走在她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
    我打了个招呼，接受她目光中透出的冷淡——她一直怨我没给她拉过什么业务，对我劝她不要去那种歌舞厅也耿耿于怀。
    “过两天我也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大哥那样忙，我哪敢来打搅呵？”她冷笑了一下，斜斜地看了我一眼，笃笃笃的鞋跟声踏得更响。
    我看着她的背影无话可说。
    暗语四 饥饿
    邻队有个知青姓陶，外号河马，常来我们这里玩。他身高体胖，重约一百公斤。一条大腿有水桶般粗，两个村里的后生还抱不起来；一个脑袋足有饭锅般大小，若是颗猪头，割下来佐以姜葱椒蒜，足可热气腾腾喂饱几家人口。他跑动起来的时候，脸上以及全身肉波荡漾和滚动，曾被一位老农端详以后惊叹：“好泰实呵，这后生真是好配种——”
    于是又有了“良种河马”的外号。
    他太能吃，一张嘴是口潲缸，两斤饭倒进去，五个红薯塞进去，两眼一鼓，就没有了，屁都不放一个，像没吃一样。为此他常常跑到各处揩油，总能嗅出你们这里的猪油或者面条藏在什么地方，总能嗅出你们的嘴上残留着鼠肉还是酸枣的气味。为了得到这些吃的，他人大志小，低三下四，帮着主人担粪，帮着主人劈柴，喊哥哥喊姐姐，喊叔叔喊婶婶，厚颜无耻到极点的时候，你扇他的耳光也行。他甚至宣布过他的毕生宏愿，就是继承周恩来总理的位置：“我当上总理以后，下令全国所有饭店让知青免费大吃大喝三天，然后就下台！”
    有一天，他老远就嗅到了什么，一担柴丢在对门山上，飞奔直袭我们的木楼，把大门捶得惊天动地，“开门！开门！……”
    我们用三把锄头顶住大门，坚决不让他进来，同时加快了填塞口腔的动作。这是一只落入夹套的麂子，加入姜片，熬出了可亲可爱的两大碗，是我们隆重的节日，决不能让良种河马染指。我们的面条、猪油、鼠肉、酸枣一类宝贝从未逃脱过他的魔掌，也总得有一次例外吧？何况这两碗麂肉分量有限，完全不堪他筷子抄底那一类凶猛动作。我们听到门外绝望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哀号的声音，还听到他的双脚在门上蹭，大概是想攀到门上的横梁，从那里一条空缝探头看看屋里的究竟。还听到他的一线脚步声绕到了屋后的坡上，大概想找出这个城堡的破绽一举攻破。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大声说我们要睡觉了，恕不会客，对不起啦。
    外面寂静了，然后听到他的脚步声终于远去。
    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缕肉香把他伤害得太深了，竟引起了他疯狂的报复。我们的碗筷还没有洗干净，几个武装民兵突然冲进来，吆三喝四，翻箱倒柜，把屋里屋外抄了个遍，见笔写的纸片就抄走，其中包括小雁拼命想夺回来的一个本子。本子上记录着我们每次内部讨论的发言，在当时是反动透顶的东西。
    这就是前面好几次提到过的太平墟“反动组织”风波，是一次差点造成人头落地的报复。
    他怎么能够下手这么狠？不就是几块麂肉没吃上么，居然就可以告密？就可以把朋友们往死里送？事情渐渐平息以后，我愤怒地质问过他，发现他眨巴着眼睛，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情，根本不以为这件事有什么严重，完全是一个无赖。
    他后来找过我们，提着一条大草鱼想来恢复关系，被我们轰了回去。他到别的村寨去找知青，也普遍蒙受指责和声讨，都说他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惹不起至少躲得起。他在知青中完全孤立了，在农民那里也遭指指点点，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哪怕他讨好地去给人家挑水砍柴，叫人家叔叔婶婶，也总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似乎他是个麻风病人，满身是毒，到哪里就会毒到哪里。他说他根本没有害人的意思，说他只是气不过，说他只是开个玩笑，说他根本没有去告密，说他爸爸是工程师而他八岁还吃奶……他越说就越说不清楚，最后赤身裸体跑到一条无人的峡谷里去了。人们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的衣裤鞋袜都不知脱到哪里去，只剩下一座赤裸裸和黑黝黝的肉山。这座肉山挥舞着一个扫把，对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吼叫着挑战，说他手里操着丈八蛇矛，得儿咚咚得儿锵。又说他是大元帅，家住水晶宫，以嫦娥为妻，玉皇大帝正召他去扫荡邪魔，派给他十万天兵天将……
    如此等等疯话荒唐无稽。
    他被家人领回了城市，送进精神病院。据说后来病好了，还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司机。在我们都离开了乡下之后，据说他还开着一辆大货车来过这里，见人就掏出香烟，最昂贵的中华牌香烟一连撕开了好几包，请各位赏脸。还拍着胸脯要熟人们到他厂里去做客，吃饭睡觉全包在他良种河马的身上，顺便把一把把钞票扯出来以作证明。他还像表演杂技似的把汽车开得满山跑，逢沟过沟，逢岭上岭，在没有公路的地方，也像台坦克碾得一路尘土飞扬，居然驶过一片包谷地，闯过一片油茶地，钻出竹林以后又旋风似的沿着田埂狂奔而来，最后尖锐地大叫一声，稳稳地停在晒谷坪——大货车气定神闲，全身居然一道刮痕都没有。司机举目四顾，接受大家对他这一手绝活的啧啧称赞。
    要不是有人拦住，他夸口还要开着汽车一步飞到河那边去，你可以想象飞机是怎么飞的，对，就是那个样子。
    他还是很能吃，据说一天要吃五顿饭，眼下当然有条件吃得起了，每天吃十顿饭也没有问题。这使我想到当年，大家可能大大低估了麂肉对他的伤害。一个百多公斤的人，一个顶两个，却只有我们同样的一份口粮，饥饿感岂能与常人同日而语？岂能忍得住被我们拒之门外时的刻骨仇恨和冲天大怒？是的，我们都说过“饥饿”，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小个子不知大个子饥。我想到现在的很多人，吃得满桌珍馐都味同嚼蜡了，一天到晚只思虑着怎么减肥，就更不可能理解陶哥当时的饥饿，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撕肝裂肺和走投无路，不可能理解他气昏头以后的那件事——是告密么？也许是。告密又怎么的？告密算什么？他被饿得这么惨还不能告一下什么密？
    很可能，他一旦酒足饭饱，也无法再理解自己的当年，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就昏头昏脑地走到大队书记那里去了。
    暗语五 革命
    很久没有游行示威了，倒是在美国差点游上了一盘，差一点过上了革命瘾。因特网上的游行发起者是美国人的几十个环保团体、妇女团体、左翼团体，照例没有什么华人组织，似乎这里的华人只会埋着头开餐馆拜财神爷然后搓麻将，还没有工夫管大事，是一些只会偷偷发财的地老鼠。小雁很着急，说这次是抗议美国拒签废气控制的《京都议定书》，抗议美国扩张军备全球称霸的反导弹系统，事情太大啦，中国人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一旦决定参与，我们摩拳擦掌，悉心筹划，决心与美国人民在星期天上午并肩战斗。小雁准备标语牌，设想着一个比一个更好的口号，比如要welfare（福利）不要warfare（战争），读起来押韵，有文字的趣味，可以使口号更亮眼。我说可惜英国首相换人了，要不来一条major（梅杰）决不代表major（多数），也是蛮好玩的。
    作为小雁的丈夫，大头睡得快到中午才起床，揉着眼皮，说星期天要去驯狗，恕不能奉陪。见我们说得兴起，也凑了个馊主意，建议我们多做一些纸面具，让游行者化装成疯牛，到时候一排排躺在汽车前面装死，或者一群群在大街上狂跑，不更引人注目？再让手提广播器里发出牛叫，岂不是更有声有色？他说用不着录音，他完全可以把牛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
    疯牛症也是资本主义商业化闹出来的烂事，也应提上革命议程，大头这个主意倒也不算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们就这样等到了星期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撇下呼呼大睡的大头，带着标语牌出了门。小雁说她电话预约了一个理发店，要做做头发，反正时间还早。可恶的是，她记不太清楚这个新理发店的位置，开着车在街上转了几圈，居然没有找到。星期天上午人迹罕见，一家家铺面紧闭，问也没处问。最后，我们把搜索范围一圈圈扩大，才在靠近意大利区的一个街角发现了目标——比预约的时间已经晚了半个小时。
    我在附近的一个mall来回转了好几圈，把最乏味的水果摊也统统看遍，大出了几口粗气，才迎来了走出理发店的她。一头女式男发，有焗油后的淡淡发香，新鲜光亮，有些湿润，像刚揭锅的一个透鲜包子。
    她与理发师难舍难分地笑谈不已。我说时间可能不够了。这个透鲜包子说还来得及，正好踩在点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对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因为有游行，有些街区已被警察封锁，我们一次次绕道，还是陷入堵塞的车海里不能自拔。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预选的一个停车场已经客满，另外一个停车场则无法接近，虽然街边一些地方还有停车位，但那里按时计费的价格高得吓人。透鲜包子说她想起了附近还有个地方，踩响了轰轰轰的发动机，汽车掉头又开始了更为艰难的长途包抄。她大骂自己stupid（笨），stupid得没治了！原来她还是脱不了粗心大意的老毛病，一忙就更乱，刚才一不小心冲过了一个应该拐弯的路口，前面没有可供倒转的路口，一路都是禁止停车的标志，都是单行道向前的标志，眼看着我们的车与目的地背道而驰，哗的一下驶过了一条大街，哗的一下又驶过了一条大街，闯入一片越来越眼生的城区，简直要朝着地球的那一边永远地开下去，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整整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经过几次违规的拐弯，犯禁的喇叭按得天响，好容易天地一暗，才钻进了一个地下车场。
    我们走到阳光里，紧赶慢赶已经赶不上革命了，真有阿q没赶上革命的沮丧感。远远看见有围观的人群，看见密集的人头那边，最后一批游行的标语牌也此起彼伏地过去了，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然后就是围观者解散了。地上只剩下几张纸片，还有空饮料罐。
    口号声在街道的那一头越来越远，最终融入洛杉矶的寂静。
    我气不打一处来，把标语牌狠狠甩进垃圾箱。他娘的这算怎么回事呢？今天是吃饱了没事干，开到城里来练车轧马路？我不明白小雁为何没有任何懊丧，居然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定要我评价她的发型：“你说我这个头发好看吗？”我说不怎么样。她很不高兴地撇撇嘴，“同你说话，真没劲！”
    她要到附近一个法国商店里去买灯具，据说那里的灯的确不凡。她一定看见了我铁青的脸，看见我在路边石阶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你要看就去看吧。”
    “那我们看个电影？”
    “我不去。”
    “生什么气呢？不就是没赶上吗？”
    “我说了，没有什么。”
    “多大一点事呵，游行也不缺我们这两个。”
    “哎，我说你怎么偏偏挑了今天做头发？”
    “我怎么能够失约？你知道在美国失约是多大的事！”
    “你的头发一定要做？”
    “我明天要参加珍妮的婚礼。”
    珍妮是她的一个黑人学生。
    “你要做头发就赶早做么。”
    “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塞车，会没有停车位？”
    “你说得都有理，都有理，好，去看你的灯具吧，去做你的头发吧，你的好事哪一点不重要？哪一点不比游行更重要？其实你在美国吃香喝辣还需要游什么鸟行呵？你不是已经成了苏珊·雁么？不就是玩玩票么？你要玩票就玩票，拉上我傻乎乎地跟着做什么？大头说得对，读书人就是太喜欢道德发情，精神减肥。我早就该同他一起去驯狗！”
    “你下流不下流？”
    “你才知道我是个糙人？说完了，你走吧。”
    她泪光闪烁，牙一咬就冲走了。
    她不是盏省油的灯，不会那样容易忍气吞声，没跑几步又折回来，眼泪哗哗地冲着我大放高声：“好，我是精神减肥，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别以为你就是英雄，别以为你就是民意，你们这些小公鸡，几根肠子谁看不清？不就是一次游行么？不就是一次寻找英雄感觉的机会？是呵，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少得了你们？历史的舞台上怎么少得了你们？……”
    “今天不是去排座次吧？好像也没有勋章可领吧？”
    “那前天是怎么回事？前天你对老k的文章生什么气？不就是埋没了你的观点么？不就是你的观点提得更早但桃子让人家摘走了么？上次你明明知道老k的电话号码就是不告诉帕蒂，什么意思？不就是你与老k暗暗较着劲？不就是真理由你或老k说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尾巴一下就露出来了。你们是更爱真理还是更爱你们自己？以为人家不知道吗？是的，你们不要灯具，也不要做头发，要多清高就有多清高，但你们动手就要有成就感，要一世英名，要民众看到你们的名字就脱帽致敬。你们要革命的股权，谁是大股东谁是小股东一定得分清楚是不是？……”
    她一急就有英语脱口而出，就觉得中文救不了急，后面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能听得七零八落。有一些路人停下来吃惊地看着我们，一个警察也抱着双臂严阵以待，使她终于意识到这是在大街上，于是突然打住，一边擦泪一边钻出了人群。
    我呼呼喘了一阵粗气，也走了。我不会吃她的三明治，那个午餐盒就在她的汽车里。我也不会坐她的汽车，跑到路口去碰运气，总算拦下了一辆货柜车。开车的黑哥们热情地捎了我一程，还操练着他唯一知道的中文：“毛泽东！毛泽东！”然后一个劲问我要不要毒品：“smoke？”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接她的电话，听到电话录音机里她的声音，听到他们夫妇邀我去烧烤，去看画展，也不回答。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那天，才在机场见到她拉长着的一张脸——据说大头又到外地画剧场布景去了。她拿出一个手表式血压计和两瓶lecithin，往我的旅行箱里塞，是我一直要给母亲买的，总是没找到我要的牌子，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的，是从哪里知道我还没有买到。看见我的箱里乱七八糟，她不由分说把箱子拎到一边去，把所有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一遍，使箱内立刻浅了一截，两个纸袋里的东西也全都合并进去了。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默不吭声。
    她告诉我到了汉城以后如何找汽车，如何找旅馆，如何联系她的一些朋友，像一位母亲要送孩子出行。
    “给我来电话吧。”我终于向她伸出了和解的手。
    她啪的一下打掉这只手：“不给你这个毒人打。”
    她转身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这就是我在美国一次夭折了的革命。因为这段经历，我和苏珊·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用“革命”这个词，好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得小心避开。
    暗语六 错误
    我前面说过，鲁少爷曾把儿子过继给一户周姓人家，几年后又去要了回来，赖掉了过继时的承诺。这个周家白养了孩子几年，也不要补偿，是一户好心人。
    周家的男人叫家瑞，也是我的一位同学，这些年混得不太好，在单位上被解聘待岗。但他是一个老党员，碰到党员开会还得去。他喜欢开会，珍惜自己开会的权利，总是乐滋滋地来到会场，捧着一个自带的大保温杯，满满泡上色深如酱的浓茶，又频繁地给熟人们敬烟，连新来的勤杂工也受到他的款待。他听领导传达什么精神时无精打采，一见讨论时间到了，就睁开了眼，抢着第一个发言，而且一发言就咳嗽三声，提上丹田之气，照例从猴子变人说起，展开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谈改革开放中的否定之否定，谈列宁、斯大林一类领袖人物的功与过，顺便对某些时下的荒谬观点给予批驳，说那些观点一派胡言正在搞乱全国人民的思想。只是他提到的文章总是很陌生，不知道他是从哪些媒体上读来的。
    有一次他说明了来处，是《农村百业信息》。
    他发言时间总是太长，话题又总是太大和太远，让领导和同事们有点着急。有次他上厕所去了，领导大喜，说趁家瑞不在，你们有话就快说，不然就没机会了。
    人们都得从他嘴里抢时间。
    他的理论体系当然来自在区委宣传部的三年经历。当时他革命家庭出身，下乡不到半年就调回城，在机关里当上理论干部，成天给别人讲马列主义，也是领导信任的笔杆子，可以抽两毛线一包的烟，是同学们中最有出息的了。很多人都请他帮过忙，比如，办病退回城手续，比如，借点钱粮。他对这些事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笑眯眯地成人之美，说朋友么，这些都是小事，小事，不足挂齿。鲁少爷后来能够把过继了的儿子又要回去，也完全是靠了他这一片热心肠。
    他老婆倒是气得摔东打西，说白做了几年保姆，白给人家开了几年饭店旅馆，哪见过这样的不平事？我看你一脑子猪粪，老娘跟上你算是瞎了眼。
    老婆梦月敢骂他，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那以前，她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三个弟弟读书，其中一位还因犯罪而劳教，全家就靠家瑞一个人接济，他党政干部的身份，也足以让街坊邻居不敢对梦月一家加辱。要不是这个原因，一朵鲜花怎么会插在他周家那堆牛粪上？——梦月说这话的时候，娘家境况已有好转，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弟弟也从劳教所回来了，她自己还在某招待所找到了工作。相比之下，家瑞倒一步步走了下坡路，成了个待岗人员不说，才四十出头的人，常常一顶黑色呢子便帽耷拉在头上，人家穿短袖衬衫的天气，他就毛衣棉袄上了身，成天笼着袖子，时不时还要咳一轮，咳到空张着一张大嘴有涎无声的时候，就像要一口气憋过去，有生命危险似的。总之，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梦月的丈夫而像是梦月她爹。两口子结婚二十年了也没生个娃，其中原因是什么，人们一看他夏天的大棉袄就大体明白。
    他倒是很硬气，穿着夏天的棉袄还是很勤快，待岗以后也不找单位上的麻烦，声称党员就要带头自力更生。有一阵子，他居然有一部砖块似的移动电话，经常站在院子里，向广东或上海联络，找他的“徐总”或者“王总”，要那些徐总或王总赶快发货来，要那些徐总或王总在金海岸一类酒店等着他，不见不散，醉倒放人，气势很是威猛。他家门口堆放过一箱箱山楂汁，一件件根雕，一台台电动减肥器，还堆过一些写废了的信封，但堆来堆去，没见他发什么财，甚至没见他把旧呢帽换一顶新的，面对他人的询问总是含含糊糊，说生意还过得去，还过得去的。
    或者说：正在操作，下个月就差不多了。
    有一次，同事看见他在一个小杂货店里喝着茶，与店主谈生意，凑上前去一听，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一开口就是四亿美元，说要把省政府连同邻近的公园和郊区全都承包下来，与日本一家集团公司共同开发，在那里再造一个香港。这事你参不参加？参加就好，等你的资信证明一到，我们就签合同，下个礼拜就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他让旁听者们惊喜不已，对这个城市的远景充满憧憬。只是在谈完以后，他低声找店主借钱，十块，就借十块钱，要打个的士回家。
    没有十块，八块也行。
    他说梦月那臭婆娘，早上掏了他的腰包。
    他在外面大骂梦月，骂她一个文盲更不懂国家大事，好多大事就坏在这个臭婆娘手里。真要回到家里，他无论文武都不是梦月的对手，总是被打得长发落下来罩住了眼睛，呢子帽落了地，最后捡起帽子落荒而逃，到亲友那里借宿。这样的情况见多了，梦月的墙外开花也不使人们感到太意外。事情是邻居们发现的。当时招待所的领导还干涉这种私事，找梦月严肃地谈过话，希望她检点一些，这个么，人多嘴杂，人言可畏，这个么，最好不要让人家有什么闲话可说。领导大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梦月坦白，更没有要她坦白错误的细节，倒是她自己兴致勃勃地一说不可收拾，说她确实犯下大错误了，说她真是没脸见人了，说那个家伙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大色狼，又摸她又咬她，如何解她的裤子，如何架她的大腿，害得她几天来还全身酸痛……点点滴滴全不遗漏，绘声绘色地全盘托出。她说得领导面红耳赤，说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她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们不是要我检查错误么？我这就是深刻检讨，希望领导帮助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呵，今后做一个好同志呵。刚才我说到哪里来了？”
    她一脸沉痛准备接着说她的短裤。
    领导和秘书都吓得手忙脚乱夺路而逃。
    显然，梦月对自己的错误是严肃的，而且有点莫名的亢奋，你看看，她一犯错误就有这么多人来关切，就有这么多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就有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物在她面前躲躲闪闪结结巴巴以至慌不择路地逃窜，哪个女人能有她这样出人头地？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是值得人们关切的，衣服挑选得更讲究了，脂粉涂抹得更浓厚了，面色红润眼光发亮均前所未有。只要碰上愿意停下来谈谈话的，她不论男女见面就沉痛，就要检查和反省，一直说到她的短裤。有一次，她逮住招待所新来住店的一个采购员也说，说得对方迷惑不解，继而走火入魔，把她往床上拖，结果挨了她一巴掌，听到她哭着跑出门去大声喊：“抓流氓呵——”
    采购员这才知道她并不是挑逗，的确是在检讨和痛悔。
    奇怪的是，错误不仅成了她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成了她丈夫家瑞的话题。家瑞后来没什么事干，成天在宿舍院子里转悠，见到男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就很负责任地凑上去忠告：“要注意呵，要注意，你们要注意那个狐狸精呵。你们与她说话，千万不要关门；你们骑自行车，千万不能让她搭上来。你知道么，她的手是要乱摸的……”你要是觉得这种忠告太好笑，他就会惊讶地瞪大眼睛：“你笑什么？你不知道她是犯了错误的？这全院子的人都知道呵。”
    如果你愿意听，他就把梦月错误的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你。他当然会说得咬牙切齿，显示出一个丈夫的愤怒权。他还会把老婆的错误一再夸张，比方把她的失身说成她的勾引，把她的半推半就说成她的纠缠不休，把她的一念之差说成她的来者不拒，把她的一件事说成三件事甚至五件事。总而言之，他似乎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家婆娘不是一个家伙，是十足的荡妇，天下第一破鞋，似乎恨不能让全社会都来痛恨和关注他家婆娘的下半身，都来警惕和提防他家婆娘的短裤——这正是他大义灭亲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所在，是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对院子里的小孩也一再加强教育，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要他们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学一学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要理睬那个梦月阿姨，不要跟着她看电影，不要让她来帮着洗澡……总之要千万小心，提防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他与老婆的吵架与打架当然不可免，甚至成了院子里的定期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的电视台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没有下雨更没有打雷，那么九点钟以后，电视黄金时段过去，院子里比较安静，适于声响的远距离传播，事情就可能开始了。最先是咣的一声，惊天动地，想必是一个花盆摔下楼了、或者是一个饭锅砸下楼了，算是大幕开启前第一道铃声。再过一阵，过了剧院里第一道预铃和第二道预铃之间的时间距离，院子里又一是一声巨响，同样惊天动地，大概是一个水瓶或一张椅子从天而降粉身碎骨。到这个时候，气氛已经笼罩，情绪已经充盈，前奏已经铺垫，阵仗已经铺开，男声与女声就按部就班地开始出台。他们的对骂声震全球，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无非还是以错误为主题，延及各种不堪入耳的细节，也延及祖宗或者国际时势，使他们这一出保留剧目总是演得声情并茂多姿多彩。骂你的棉花条二黄导板，咒你的敞篷车西皮摇板，揭发你一贯淫猪通狗二黄快板，举报你从来是牛睡马眠西皮回龙，声调忽儿高亢入云，忽儿低回落地，所有的淫秽词语都从字典里跳了出来，倾泻到地坪里四处飞溅，溅到了墙上和瓦上，溅得门窗和玻璃颤动不已。
    邻居们对这种色情的二人转开始还有些好奇，过不了多久，就逐渐麻木不仁，没有劝解的信心，基本上是听而不闻，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有人还生出一份同情，说他们夫妻俩床上不行了，只能在嘴皮子上过过瘾，也是人之常情么。
    内情到底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有点让人疑惑的是，家瑞每次吵架都口口声声要离婚，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看来还是舍不得定期与之打架的对手，舍不得定期进行的口头色情大厮杀。而梦月每次吵过以后倒显得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目光灵动飞扬，第二天出门时可能还哼出小调，步子很有弹性地踏得一颠一颠，浑身洋溢着一种满足后的快感，让旁人暗暗吃惊。
    疯子
    疯子形形色色，其中有两种形态给我印象深刻。
    一种可称“理智崩溃型”：象失控于言，于是皇帝与袜子握手，老鼠与雷电同歌，汽车被土豆吞食，导弹被道路追逐……可以成为他们那里常见的心理幻境，在正常人看来纯属思绪混乱，记忆错杂，胡言乱语，心意得不到正常表达，逐渐郁结成一种焦灼甚至暴烈。
    另一种可称“感觉枯竭型”：言绝缘于象，于是对现实处境及其变化浑然不觉，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饿不觉饥，冻不觉寒。他们的逻辑倒可能严密，知识甚至超群，但逻辑与知识都是从书本上照搬，偏执之下用得不是地方，俗话称之为“认死理”、“钻牛角尖”、“凿四方眼”，是一些强词夺理的“书呆子”。严格地说，呆也是疯，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斥之为“神经病”，即“疯子”的同义语。
    理智崩溃或感觉枯竭，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情境下一般来说也可有表现的侧重。
    不难理解，极少读书的人，与读书极多的人，两种极端情况都是高风险作业，都是精神病的多发区，倒是中间状态的庸常众生较为安全。前不久北京市的一项调查结果，指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大、中院校学生有精神障碍，其中问题严重者达百分之十以上。我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惊人比例的。同样是从电视报道中，我得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既是才子荟萃之地，也是疯病发生率居高不下之处，在美国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惊。看来，院校书斋生涯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语言多而具象少，虚言多而实象少，虚言与实象的平衡难以保证。就精神健康而言，一不小心就呆，一不小心就继之而疯——只是很多专家不以为这种“呆”是“疯”的前期现象和基础现象，甚至原本就是“疯”的一种高学历形式。
    专家们更不从语言的空心化方面去寻找病因。俄国精神病专家哈吉克·纳兹洛杨倒算是一个例外。一九九二年的《消息报》报道：他曾经用“雕塑疗法”、“戏剧疗法”、“化妆疗法”、“音乐疗法”等艺术手段，帮助病人解除心理压力，恢复清醒的神智，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我看来，他的治疗特点其实就是以象补言，以象救言，所谓“非语言心理治疗（non-verbal psychotherapy）”，用雕塑、戏剧、化妆、音乐等具象来唤回感觉，唤回人正常的感觉，打破心智的危机，舒解和清除内心中语言的偏执性紊乱——这对于治疗感觉枯竭型的精神病，对于治疗高学历和知识型的疯病，可能不失为有的放矢的一个怪招。《消息报》称，当时俄国医学界拒绝承认他的成就，于是有四千多名病人家属自发在莫斯科游行，对他表示感谢和声援。其中有一位游行者说，他的病情好转就是始于做雕塑，终于在一具雕塑面前莫名地惊讶和失声痛哭。
    人的大脑像一个资料库，从来都是“言”“象”混装，二者互为信息的压缩和隐含，互为目录、索引、摘要以及注解，形成一种阴阳互补的智能生态。获得一象，总是就有相关言语在脑海就位；获得一言，就有相关具象潜入心田——即便进入高度抽象化的思维，间接的具象支援仍不可缺，或是作为思维的修辞手段，或是作为思维的实践目标——生活实象是任何抽象理性最终落实之处和验收之处。所谓正常人，就是调动有序从而实现言、象平衡联动的人。所谓智慧者，就是“读万卷书”以获得言的丰足，又“行万里路”以获得象的富积，从而双双出众左右逢源的人，对现实世界——特别是人文世界建立了信息的高效控制。实现这种状态当然不易。随着这个世界知识分配的失衡，一些人几乎无缘进入学校，另一些人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大半辈子就待在学校，无言之象和无象之言都在大量增加，大大增加了大脑管理信息的压力。如果比拟为一台电脑，你可以想象光有文件而没有目录系统的情况：内容混乱，任意进出，擅自链接，像不像一个人理智崩溃时的乱象迸涌？还可以想象光有目录系统而没有文件的情况，目录下全是空白，于是无所区别，没有意义，无法检验，无法校正，像不像一个人感觉枯竭时的空言疯长？
    对于电脑使用者来说，这都是电脑的病，是电脑的“疯”。
    医学化
    洁癖者自以为活得很科学，于是想象可怕的细菌无所不在，想象生活中的危险和威胁防不胜防，那些毛茸茸邪乎乎的隐形魔鬼时时刻刻在准备侵入人的口腔、皮肤、内脏、骨头以及头发末梢。他们提心吊胆，没有哪一天不生活在荆天棘地之中，不时觉得身上这里或者那里发痒，刚洗过的头上或者手上也发痒，刚换上的衬衣或者裙子里也发痒——当然是万恶的细菌在那里蠕动、攀爬、叮咬、安家、行凶甚至通奸。老木之妻阿凤就是这样一个崇拜科学的细菌狂想家。
    她使家庭生活变得十分复杂。吃饭要用公筷，小孩不得玩泥，洗菜要戴上乳胶手套，这倒也罢了，算她有几分道理。但不换睡衣就不能沾床，上厕所也要戴上消毒口罩，有什么道理吗？佣人做一碗面条，按照她的规定，一条黄瓜要刷十遍，一个西红柿也要洗十遍，不惜全面动用肥皂、洗涤剂、酒精、先锋四号抗菌素，有什么道理吗？
    她最为科学地生活着，也就最为科学地瘦下来，这在她看来当然是科学得还不够的根据，是细菌仍在偷偷肆虐结果。为此她不能不带着女佣穷追猛打任何一只飞入窗内的苍蝇，哪怕撞砸清代官窑青花瓷瓶也在所不惜；也不能不制订出家里更为严格的禁规，比如，各人只能用各人的电话，各人只能用各人的马桶，她的床更不容他人落座。儿子看准了她的弱点，每次要钱，只要一个最简单的威胁手段：不换睡衣就靠近她的床，必使她大惊失色地及时屈服——她哪怕倾家荡产也得确保自己内衣接触区的绝对洁净。丈夫在外面有了绯闻，从此就很难再与她接近，因为她总有挥之不去的恐惧，倒不是不相信丈夫可以改邪归正，而是不相信丈夫的身体还可能清洁如初。她把丈夫的内衣内裤全部付之一炬，带着佣人用酒精擦洗丈夫坐过的沙发，没料到酒精太厉害，擦得真皮起了绉也褪了色，一套价值两万港元的新沙发就此完蛋，被她折磨得皮开肉绽，只好扔进垃圾车。她还要求丈夫用酒精洗身，气得老木脸红成了猪肝色，摔下一个烟头就冲出家门，又是整整一夜没回家。
    他们后来的关系一直没法完全恢复，一直处于实际分居的状态，是不是就因为过不了酒精关，不得而知。
    小雁在美国留学时，来香港开过一次学术会议，顺便来看过她，被她又是要换鞋又是要洗手地折腾了好一阵，才局促不安地坐下来。她在小雁面前呜呜地大哭，说我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彻底没有希望了，当初我们在太平墟的时候还一起写诗，现在我是永远也比不上你了，你现在参加国际学术呵呵呵，我的诗人梦只有靠你去实现了呵呵呵……小雁鼻子一酸，也动了哀情，只是觉得对方把诗歌与学术混为一谈，也不大明白国际会议上同样臭鱼烂虾多，没什么神圣。但她没法向对方说清楚这一切。
    阿凤擦擦泪，说什么也要为小雁的大喜事好好庆祝一番，要到大饭店里去请吃法国大菜，还拉上一些朋友作陪，出门前又要小雁换装又要给小雁配项链夹睫毛，弄得小雁很不好意思。
    吃过饭以后，阿凤想起了重要的事情，求小雁在美国为她买药，药品目录涉及抗衰老、慢性健忘，还有一些小雁闻所未闻的病名：什么思维奔逸症，什么雅皮士流感，还有中年孤独综合征……
    “有这样的病吗？”
    “怎么没有？你看看这些书。”
    小雁这才注意到，她家茶几边有整整一柜保健杂志和医学书籍。
    “多多成绩上不来，也是病么？”
    “儿童注意力缺乏症，你没听说过？”
    “老木不回家……也是病？”
    “隔壁的秦太就是这么说的！”她睁大了眼睛。
    小雁是读文科的，不懂什么医药，不知道眼下医学管得这么宽了，把文科的事务都管去了，她读文科还有什么劲？要是医学界将来还发明出一吃就诚实的药，一吃就勇敢的药，一吃就热爱和平服从法律并且关心人权自由和大气环境的药，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造不就可以寿终正寝？——她见对方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敢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把对方的药单子很当一回事地塞进了提包。
    非医学化
    另有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病都不是病，都来自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其极端如某些神秘主义者，认为病都是人造下的孽，只能靠积德行善来消灾。阿凤病重垂危之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江湖高人。
    她看来相信了这一点，突然完成了从科学到神秘的大跨度转变，家里成天香火不断诵经不绝。她死后留在抽屉里的一封信上还说：“我知道我根本没有得癌症，一切都是我逃不出的劫数。”这封信没有抬头，作为死后的遗物，就像她藏在抽屉里十几封其他的长信一样，不知道是写给谁的。
    潜意识
    关于弗洛伊德与笛卡尔的分歧，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我倒是很愿意看一看他们对语言共同的迷恋。
    弗洛伊德常被看作一个注重具象的人，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解。疯态与梦境确是他最喜欢观察的对象。梦中一顶上帝头上的尖顶纸帽，被他破译成梦者对“上帝”地位的渴慕；梦中一个形状奇特的桌子，被他破译成梦者那里“特殊的父子关系”；梦中一次登高远望，被他破译出梦者“自以为是”的品格……他的《梦的释义》和《精神分析引论》堪称解梦的示范之作，让很多追随者亦步亦趋，民间普及版的弗洛伊德大量涌现：深渊暗喻“孤独”，山峰暗喻“艰难”，飞龙暗喻“情感”，跌落暗喻“负疚”，裸体暗喻“丢脸”或“独立的愿望”，玻璃暗喻“担心”，隧道暗喻“软弱”或“缺乏自我认识”（载德国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星期日图片报》）。到后来，一切凸出尖物暗喻“男性生殖器”，一切凹陷容器暗喻“女性生殖器”，则是更多现代解梦者的共识，并一再出现在某些现代小说里。
    显然，这一类释梦并未优待具象，恰恰相反，一象一言的机械对译，大大低估了象的多义性，大大低估了象在认识中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只是把象贬为言的一些固定图示。如果说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立言，曾经把感性具象逐出了知识圣殿，那么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确实将其请了回来，可惜的是，仍然只是视之为言语的臣仆，视之为一种理性的包装材料，当然只能等待剥除然后抛弃。他们对理性的独尊一如既往，明之于象又昧之于象，正如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说：弗洛伊德“给理性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又是“理性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一语点破了弗洛伊德与笛卡尔在基本点上的暗中结盟（见《弗洛伊德及其哲学》）。
    弗洛伊德一度支持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战争，与他对人类理性的过于盲从和轻信，不一定完全没有关系。与笛卡尔的不同之处在于，笛卡尔主义是一个数学家的哲学，相信“精神是一种理智（见《沉思二》）”，相信理智是人世的救赎，数学公式的理性当然是善的实现；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哲学，相信本能、欲望以及“潜意识”是更重要的生命本质，疯人院里的理性当然是恶的释放。“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见《精神分析引论》）”他曾经这样惊讶地发现。“人对人是豺狼——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和历史上的一切证据，谁有勇气站起来说不？（见《文明及其不满》）”他是这样大声疾呼。他是现代挥舞着科学大旗的一位性恶论者，虽然对传统道德偶有忸怩不安的骑墙态度，但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其本质来说，与纳粹军队的铁蹄声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战火形成了并非巧合的呼应——他是对战争的学术许可和学术宽赦。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欧洲大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动摇和摧毁了欧洲人辉煌的理性大厦。如果说大战的兴起打击了笛卡尔善的理性，击破了理性主义美梦；那么大战的终止则打击了弗洛伊德恶的理性，击碎了非理性主义迷乱——虽然“非理性主义”的命名并不妥当，严格地说只是理性主义的新一代变体。弗洛伊德也许没法解释，一场“人对人是豺狼”的战争，一场再自然不过和再正当不过的战争，一场在他看来完全是生命本质体现的战争，为什么终究山穷水尽不得人心？他也许没法解释，终止这场战争的只是恶还是另有强大的力量？在他所描述的“潜意识”这个心理密柜里，人们除了恶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得到必要的反省，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一个理想逐渐冷却和利欲不断膨胀的时代被奉为隐秘的精神教父之一，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善是一种精神伪装，如果他以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为预期读者，以官府机关、学界院校、宗教殿堂、鸡尾酒会以及各种高雅场所为他的预期理解情境，他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石破天惊的真理；但如果他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世界为预期理解情境，以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流氓强盗为预期读者，包括众口一词的舆论之下不是流氓强盗也要学成流氓强盗的人，他还能说恶是一种本能、欲望而不是一种外在意识形态的高压？
    本能在他的笔下蒙诬。大多数禽兽有欲望而没有贪欲，不需要温饱以外的珠宝、金砖以及貂皮衣，不需要发情期以外的春药、性具以及三x级影片，而且有舐犊的本能，有乐群的欲望，利己之余还有利他的一面。我见过的一条狗，武妹子家那条大母狗，叼到一只兔子都舍不得吃，一定要翻两座山跑三公里路，送到它狗儿子放养的那户人家去，其劳苦之状让人动心。你还要人类恶到这条狗的生理水准之下？当很多人因为利益争夺而变得六亲不认的时候，连禽兽都不如的时候，支撑这种恶行的力量到底是“本能”、“欲望”、“潜意识”还是某种意识形态？那些人在并不必要也并不实惠的贪欲驱使之下骨肉相残，到底是缘于自然本性还是缘于文化潮流的反复洗脑？
    意识在他的笔下腰斩。意识常以文化招牌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以文化暗流的形式出现，并不一定体现为冠冕堂皇的官方公开宣传，很多情况下是用不着说破的流行舆论，比如并不诉诸言词的表情，并不进入教育的声色感染，并不形成理论体系的情境暗示及钳制，再加上一些暗语化的插科打诨和闲言碎语，就像用“潇洒”或“个性化”暗示声色犬马，用“超脱”或“专业化”暗示袖手纵恶。一句话，意识更多地表现为“言下之意”，而言下之意总是充盈着言下之象，是象符主导而不是语符主导。这些东西作为“沉默的论述”（阿尔都塞语），作为超语言的意义示现，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畅行无阻，声势逼人，比很多“虚壳子”（王晓明语）式的官方口号更具有洗脑作用，是不折不扣的意识而不是什么混沌神秘的“潜意识”。
    这位奥地利医生把“善”与“恶”的二元结构，僵硬对应于“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元结构，制造了善伪而恶真的形而上新模式，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施压的不同方式，忽视了生活与人的复杂性，包括老木的复杂性。
    老木这个人一直让我有些困惑：
    一、他口口声声自称“流氓”和“混蛋”，以这种自称为荣，以敢于这样自称为荣。用他的话来说，他早就看透了这个世界，已经开天目了，这辈子要彻头彻尾做个恶人，哪怕死后下九重地狱。在这里，他的恶似乎不再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仅仅是暗示于梦境的“潜意识”，而是明明白白成天挂在嘴上的宣言，何“潜”之有？
    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只要是他主动来电话，只要是他在电话里慈祥可亲，没有什么正事，嬉皮笑脸地问寒问暖，甚至豪情万丈地突然对诗歌或徒步旅行有了兴趣，那一定是他喝醉了。我虽然不能从话筒里嗅出酒气，但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眼下飘飘欲仙的模样，拿着电话机跌跌撞撞要对世界上所有人表示爱心的急迫。然而只要他酒醒三分，口气和话题就完全回归日常。如果你在这时候打电话过去，最先听到的肯定只是一声低八度的“唔”，重浊之极，冷漠之极，好像他昨天刚刚约你徒步旅行，今天你就欠了他三百吊大洋，即便你给他报喜，说他手里的股票今天大涨，他也会深深警惕，掂量这个电话暗藏着的阴谋，思忖着迎头通击你的周密战略。最后一声“再见”，也必是万钧巨石挤压出来的一份生硬，毫无口舌的温润。
    从这一发现开始，我注意到人与人真是不一样，“酒后吐真言”和“酒后现原形”也真是不一样，如果说有些人是一醉酒就恶，那么老木这样的人就是一醉酒就亲切，或者说一糊涂就亲切。他曾经说真他妈的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因为那一天他居然在大街上给一个外地人指路，还用汽车捎了对方一程，事后一想，不是犯了脑膜炎么？不是应该到医院里去看病么？又有一次，他痛悔自己给受灾的太平墟学校捐款两万元，一不小心就当雷锋他爹了。他怒气冲冲跑来指着熟人们开骂，“你们这些王八蛋，昨天是谁给老子下套？是谁灌的酒？把老子当冤大头呵！”
    他是崇拜弗洛伊德的，有趣的是，恰好是他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尖锐证伪：他的“潜意识”远远比不上“意识”那样恶，一旦神志昏乱，一旦非理性，就成了自己清醒时最为厌恶和最为痛悔的好心人。
    伪善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比如，玩笑话说邪了也无妨，不当真便可。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比如善行。善行不宜行善者自己来说，甚至不可当作什么善行来记忆和思量。一想就变味，一说就变性，就像密藏的宝物一旦暴露就会风化和锈蚀，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一次顶风冒雨的什么什么，一次大汗淋漓的什么什么，一次慷慨的什么什么，一次还算勇敢的什么什么……都是你万万不可说的禁忌，记住，只能留在心底尽快地烂掉。一说出来就是卖弄，就是交易的开始，无非是要换来感激、赞誉、奖赏、或者来世的福乐、天国里的宠幸——那还是善吗？
    善不可说，还因为对善的确认很难。当年老木在乡下修水库时炸瞎了一只眼睛，实属高风亮节，但沽名卖勇的一时冲动，手忙脚乱时的可笑失手，未必不是故事的部分真相。随着时间的往后延伸，随着事物因果长链的展开，这一故事也未必能结下善果。他在哑炮爆炸的刹那间推开了一个民工，救了那人一命，谁能保证那人将来不是一个危害公众的坏人而是一个好人？这个问题有点残酷。就像我们资助某个孩子上学，谁能保证这个孩子出息了以后不会志大才疏和嫌贫爱富？而他的穷爹妈不会因孩子的出息而更受心身磨难？我们施舍了某个失业者，谁能保证我们解除了他的饥饿同时却没有伤害他的自尊？没有纵容他的懒惰？没有引诱他安于乞讨从而错过了再就业的机会？……这种常常让我们怯于细想下去的可能，怯于行动起来的部分事实前鉴，不能不成为善者那里一份高悬的疑问：你做了也就做了，凭什么认定自己做了善事而不是恶事？
    对于善来说，“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常常使行为的品格截然两分。一段原本未曾思索的自然经历，一旦进入言语，受制于修辞和叙事的成规，就被指派了一个拍卖待售的位置，一个独断造神的位置——这正是善者无话可说而伪善者更愿意喋喋不休的原因，是喋喋不休的道德自夸总是被人们深深怀疑的原因。老木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决不做傻事，从无道德自夸：他的一只瞎眼不再是排哑炮时炸掉的，是抢钱以后分赃不匀时被同伙剜掉的，是坐牢时与牢霸打架时被一伙犯人戳破的——故事如何说，全依临时的情况而定。他为自己排哑炮感到羞愧，感到可耻，同时发现伪装恶棍更容易被圈里人相信，还能增加他们的敬畏感，遇到麻烦时让他三分。
    这就是自我诽谤的好处。在一个伪善者太多的时候，一个伪善识破业务广为普及的时候，把自己说坏、说浑、说下贱，才能得到舆论的认可甚至喝彩。自居流氓至少不被旁人觉得虚伪，无论败寇成王，真实就是垫底的人生得分。有意思的是，老木自以为流氓以后，一撞上不顺眼的人渣，比如为难他的官员，鄙薄他的文化人，仍然骂之为“老流氓”、“臭流氓”、“鳖流氓”，这就有点信口开河了。按照他流氓光荣的逻辑，岂不是把光荣称号到处封赏？如果那些人还不够流氓资格，他就不应该随意降低标准；如果那些人已够流氓资格，他就应该有幸遇到了更多同道，有了拥众而立的强势，没有理由怒气冲冲。还是按照他的逻辑，他为何不把“慈悲”、“忠厚”、“善良”、“崇高”等恶辞摔到那些王八蛋的头上去？为何不让那些家伙背上这些恶名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那些人是流氓但装得不是流氓，也只是打着错误的旗号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相当于曲线当流氓吧，无由被他过分谴责。
    事情的解释，只能是他学坏还不够全心全意，基本上还属于生存策略的权宜之计。换一句话说，他此时仍在暗中留恋什么，崇敬什么，只是这个什么他已经说不出来。他的用语中已经完全消灭了“慈悲”、“忠厚”、“善良”、“崇高”一类字眼，只能通过对“流氓”的怒斥来反证这个什么的存在。他与伪善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失去了很多褒义词，又没法把褒义词真当贬义词，只能词义混乱地胡说。
    就这一点而言，伪善的积极意义往往被忽略。伪善是善的庸常形态和模拟形态，表现为力不足者心有余，证明了善无法真实于实际行为之时，至少还真实于一种心理眺望。正如善不可说，一说就可能成了伪善，其实恶者也须慎言，一说就有善的悄悄到场，就把恶的合法性取消了大半。言语这个迷阵，使善与恶总是纠缠不清。
    言、象、意之辩
    iconology，曾被译为“圣像学”或“表象学”，新近被译为“意象形态”，可比照中文词“意识形态”。它鲜明凸现出“象”的符号功能以及政治和社会效应，指当代的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言，同时也表现为象。
    这一新译便于人们把文化观察从言语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在一个大众电子媒象日益取代文字印刷品而成为强力传媒的时候，当然恰逢其时，被有识之士接受。
    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和推广运用，是欧美一系列新思潮的结果。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德国的现象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从英国到美国的大众文化研究，等等，是起码应该提到的几个重要事件。它们虽然方法和目标不尽相同，深度和成效参差不一，都构成了这一概念的文化景深，构成了针对欧洲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陆续造反——尽管决定性的胜利还远未到来。文字统治我们太久了，对理性的反省难免延及文字。尼采斥责文字为“上等阶级的发明”，索绪尔诅咒文字是“邪恶和专断的”。文字以外的一切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哑语和旗语（索绪尔）、玩具和酒（罗兰·巴特）、音乐（阿尔多诺）、绘画和身体（福柯）、电视（雷蒙·威廉斯）、广告与消费（鲍得里亚）、摄影（本雅明）、建筑（德里达），等等，都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纳入学者视野，成为正在被破译的对象。众多思想散点正在联结成线，蔚为潮涌大势，冲击着欧洲十六世纪以来以语言崇拜为基点的理性帝国。
    “言”与“象”的关系问题无法回避。作为这一新思潮联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法国学者福柯一直关注“非言谈”和“言谈以外”的事物。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位心理学者访问他的时候，他作了简明的解释：“概括地说，所有非言谈的社会领域，都是一种制度。（见《游戏的赌注》）”接下来，他用军事学校和一般学校那里建筑的监禁功能，证明这种无言制度的存在，即隐形权力的存在。在这里，福柯身上有他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子，后者曾大力主张读出所有文字空白中的言外之意，带头破译马克思《资本论》中种种“沉默的论述”及其社会意识形态隐因。福柯身上也有拉康的余韵，后者试图将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将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看做是“超我”压抑之下悄悄沉淀的潜意识——这是袭用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很自然，福柯在写作时最喜欢说到的圆形监狱及其塔楼上的监视器，总是被后来很多人看作“超我”的隐喻：这个深入人们内心而且至高无上的监视器，在世界这个无形的大监狱里，使权力对人类的文化监控内在化了，非语言化了。
    不难看出，福柯在这里把言外之物视为“制度”与“权力”的禁言之物，是人为压抑和人为遮蔽的意识盲区，由此而来的推论当然是：一旦这种压抑和遮蔽解除——福柯与他的同盟者们就是在做这种政治斗争——这些盲区可以被照亮，也就是可以进入言说。这当然隐含着一种较为乐观的语言态度。人们甚至可以说，福柯虽然发动了一场对逻各斯的猛烈造反，依然对语言保持了基本的信任和期待，最终攻击点是“制度”与“权力”，而不是语言自身。
    与此相异，语言自身是否有表达的局限，一直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我不知道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里有多少相关的思想遗产，比方印度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等等，在这一方面有过什么样的诘究，仅就中国而言，很多学者就走上了与福柯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直感叹语言工具本身的缺陷——与制度和权力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庄子说：“可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所不能论，意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见《秋水》）”庄子所称那个不能言传甚至不能意会的东西，似乎是一个超制度和超权力的普遍现象，是人们永远无法企及的认识彼岸。庄子还在《天道》里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车轮匠见国王读书，问陛下您读的是什么，听国王说是在读圣贤之书，竟讥讽了一句，无非是糟粕吧。国王大怒，欲斩车轮匠，最终却被他的一番话打动。车轮匠说，做车轮不容易，轴小便滑而不固，轴大则涩而不合，要做得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全靠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是讲不出来的。父亲无法传授，儿子也无法学习。由此推想那些圣贤之书，不可言传之精微，最为可贵之所在，都随着他们死去了呵，留下的书还能不是糟粕？
    这算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可疑论，最早的非语言主义。
    五百多年以后，汉魏时期王弼等学者又挑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言、象、意之辩。王弼是这样说的：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象以观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可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可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之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从卦象出发，原理接通物象与事象。他把“象”看作比“言”更基本、更原真、也更可靠的一种符号。也就是说，“象”是第一级符号，“言”仅仅是第二级符号。因此，言不足以表达象，象也不足以表达意，在这样的逐级代理过程中，信息有不可避免的损耗。
    与这种“言不尽意”论相反，同时代的欧阳建提出“言可尽意”论：
    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何故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品名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些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
    ——《全晋文卷一〇九》
    欧阳建承认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但相信这种符号与事物有着精确对应关系，事物只有通过语言而被人们认识。这种观点如果推论下去，似乎就会通向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我们无法言说的事物，也就是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而我们能够认识的事物，都是可以用言说的，不可能逃离语言之外（见《逻辑—哲学论》）。欧阳建在这里排除了“象”，当然是化约了“象”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正像他化约了“言”与事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风格：从不怀疑语言的客观有效性，从不怀疑语言的内涵恒定性——其内涵似乎普适于各种感觉经验的承担者，不可能溢出也不可能被抽空。
    王弼与欧阳建都追求着绝对真理，看法虽然对立，却各有逻辑上的破绽和死穴，无法圆说。比如，王弼称世有不可尽之“意”，然而既在不可尽之处，就无法实证其存在，你能拿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来给我看看？欧阳建假定“意”可尽，然而这一来便须禁绝任何新“言”，因为任何新“言”都是旧“言”未曾尽“意”的证明，你今天的新知岂不就是你昨天未曾企及的认识盲点？既然昨天的语言有未能抵达之意，为什么今天以及往后就可以自夸山外无山和天外无天？
    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如何不同，较之于福柯一流欧洲学人，他们倒像是窝里斗的自家兄弟，共同忽略了“制度”与“权力”对语言的介入。这是中国古人较为天真和迟钝的一面。事情似乎是这样，福柯对语言的清理，一心追究哪些事物被排除出言说，看权力和制度暗设了哪些语言禁区，大概是一种意在社会改造的语言政治学。而中国古代学者们基于“天人合一”、“尽性穷理”的终极抱负对语言展开清理，一心追究事物是否可能被言说，看语言是否构成了自身的牢笼，大概不失为一种意在心智反省的语言哲学——其抱负之远大又不能不令人感叹和惊羡。
    在人类漫长的认识历史上，他们分别代表了知识清理的两大方向，也是人们观测意象形态时两种可贵的提醒。
    烟斗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也曾被比利时现代画家马格利特思考。他的一件著名作品《烟斗》反复被人们提及：画面上是一个大烟斗，文字说明偏偏是：“这不是一个烟斗。”在我看来，马格利特在这里做了两件事：一、他向观众发出警告，烟斗画不等于烟斗，物与象不是一回事，实象与媒象也不是一回事；二、他成功解除了语言与具象之间的定择关系，明明是一个烟斗，被说成“这不是一个烟斗”，象与言分离，烟斗之象获得了重新命名的可能。
    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组的自由空间。
    很多批评对《烟斗》的第一项意义比较关注，对第二项意义往往言之不详，包括前不久研究视觉的一本新著：《观看的实践》（美国m.sturken和l.carwright撰）。其实，物象的文字命名从来不是天经地义，作为一种临时性约定，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和感受那里，总是有褊狭乃至荒谬之虞。为什么“监狱”一词必定指涉监狱的形象？为什么整个社会不可以被视为无形的监狱？为什么“贵妇”一词必定指涉贵妇的形象？为什么有些贵妇不可以被视为高价长包的妓女？为什么“帝王”一词必然专属于帝王的形象？为什么帝王不可能是权力和财富的真正奴隶？为什么不能把“奴隶”的称号配置给皇宫里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肖像？……既然如此，一个烟斗被画家言说成“这不是一个烟斗”，就不失为一个启示真理的寓言。
    小小烟斗从此搅乱和折腾人类的神经。
    虚词
    画家马格利特画过《烟斗》以后说过：“在现实中，一个词语可以代替一个事物；在一个命题中，一个形象可以代替一个词语。”这与中国汉魏时期王弼等学者的意思相近。但他们有点粗心，比如忘记了虚词的存在。
    虚词从来无象。“所以”是什么东西？“仅仅”是什么模样？“尤其”有没有质量或重量？“不但”如何得以被人们感觉？……这些虚词不指涉事物，而是指涉事物之间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对事物关系的描述，意在用逻辑之网把散乱事物编织成统一的世界图景。
    火把水烧开了，人们编制出“因为”火烧“所以”水开的因果陈述——虽然这个陈述已经化略了水的纯度、大气压力、地心重力等更多相关条件，一因一果的单线链接并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不失为通向科学认识的起步。如果没有这些虚词，我们就只能看到互不相关的火、壶、水，包括水突然自冒热气和气泡，不可能得到“烧水”的理解性描述。由此可见，虚词因其无象，一开始就是最具风险的符号系统，但仍是人们进入逻辑思维的起码工具，承担着语言抽象化的高阶发展。孩子学习语言时，最难掌握的就是虚词，最容易出错的就是虚词。“因为妈妈回来了，所以小狗拉屎了。”这就是一个孩子既不能理解妈妈也不能理解小狗时的傻话，是虚词胡乱安装的常见情形。
    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使人区别于动物是不够的，说虚词使人区别于动物才是较为妥当的。虚词是人的专利，是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最后一站，是人对动物最后的告别之地。人们完全可以使狗、猪、马、牛、鸽子、狗熊等“听懂”人语，在训练中造成它们对部分实词的条件反射，为主人叼来一只“袜子”或者乖乖地“出去”。但再高超的驯兽员也无法让动物了解“所以”、“仅仅”、“尤其”、“不但”等是什么意思，无法让它们叼一个“不但”来，或者向“而且”冲过去。动物无法像人一样，凭借虚词体系在逻辑思维的长途上越走越远，远征科学、哲学、政治、伦理，一直到现代文明各个最为奥秘莫测的各种知识前沿。
    到了这一步，不仅是虚词，就是很多实词也无象了，至少是无日常之象了。人们的认识触须向更微观和更宏观的领域延展，各种事物关系更多地为人们所捕捉和联结，数词、副词、名词、动词等都越来越“虚”。“眼见为实”不足为训，日常感觉不能不一再受到怀疑、封存甚至彻底取缔。鲸长得像鱼，但不是鱼。蝙蝠长得像鸟，但不是鸟。改性的金属形态不变但品质变，改性的水泥外象依旧但功能新。再说，负数和虚数有象吗？质子、亚原子、基因密码有怎样的象？谁能描画出一个“生产关系”或“经济增长点”？谁能嗅到或者触到“语素”、“音位”、“思想”、“文化深层结构”？……这种知识的非日常化，使人类思维开始告别原始状态和儿童状态，理性主义者们有理由把逻辑而不是感觉，当作认识的高级形态，当作新的精神上帝。理性高于感性的现代通则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福柯依据他对法国的观察，认为十六世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是现代人告别古代人的临界点。十六世纪以后语言学、博物学、经济学三大学科的产生，带来了语言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高度抽象化，使很多词语已无法还原为“可见物”——比如生物学分类不再仅仅以植物和动物的“外征”为依据，解剖学正在揭示不可还原为物象的“有机组织”（见《词与物》）。
    到今天，据有关统计，每年都有一千个左右的新科技词出现在英语中，造成词汇的迅猛增量，其中大多数为实词，却没有日常具象可供感觉。
    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有象的话，那么纷纭万象刚好受到了抽象思维的大规模介入，无不面目一新。首先是象的改造。美术的透视法则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归功于他不仅是个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几何学家、解剖学家以及工程师。他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名作，以几何学和解剖学的精确控制，重新训练了人们的视觉，塑变了人们的空间，给具象注入了逻辑之魂，为后来几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审美奠定了理性的基石。接着是象的大量臆造。相对论、量子论、非欧几何、熵增加原理等现代科学思想，极大颠覆了人们传统理解中的世界。化学、核物理、生物等技术产业，几乎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景观。nature（自然）不再是nature（本质）。“自然”已经成了一件陈旧的遗物，一个原始的迷信，现代主义美学的历史一开始就是非自然、超自然、甚至反自然的历史。不难理解，现代主义的绘画常常奇诡得让人莫名其形，现代主义的音乐常常晦涩得让人莫名其声，连现代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也正在被鼓励大胆虚构，一切社会、政治以及伦理的思辨也都可作超现实的天马行空，飞扬出人们经验感觉之外——据说今天的真实就是一种文本，一种叙事和修辞，对这个世界诸多事务的了解，不再需要肉眼可及和伸手可触的事实作为价值担保。你站在巴黎蓬比杜文化中心面前，完全可以感受到现代人由此产生的美学自信，还有冲破自然常态的那种急切和狂热：蓬比杜中心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建筑隐喻，完全不像是一个文化机构，更像一个粗笨无比的大型化工厂。大小纵横的水管、汽管等本该藏起来的东西，全暴露在大楼的表面；墙面、窗口等本该呈现于外的东西，眼下全被遮挡于管网之后。整幢大楼就像一件大衣里外翻了个透，一只甲鱼的肠道、食道以及血管翻出来挂满全身，传统的“内”与“外”交换了位置。如果没有一种挑战“自然”的眼光，如果没有一种寻找“本质”的眼光，一个艺术中心如何会建成这等模样？
    现代主义是心造的充分自由，是一次符号大赦和符号解放，正在把人们吸入一个陌生的符号世界。在这个时候，何谓“虚”，何谓“实”，恐怕是不易说清楚了。
    残忍
    “文革”中每逢重大节日之前，或者生产大忙季节之前，乡下都常有批斗阶级敌人的大会。碰到台湾那边有大气球飘过来，投下反共宣传品和糖果饼干一类，民兵日夜布哨，斗争气氛就更紧张。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汉寅爹并不擅长斗争，虽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说不出什么道道。挨斗的若是老人，若是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他还会递上一把椅子过去让对方坐下。“你这个贼肏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
    他横着眼睛呵斥。
    这张椅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发现不仅仅是老队长，太平墟绝大多数农民也都有软心肠。我认识一位月桂嫂，地地道道的贫农，每次碰到这样的批斗会都要躲在家里，远远地听着口号声，倚着门框哀哀地叹气，眼眶红红的，说那些挨斗的人可怜呵可怜。她慌慌跑入房中去擦拭眼泪的身影，曾让我心头一震。我认识的武妹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贫农，但一直把同村的一位地主称为“五叔”，在阶级斗争最火热的时候也不改口，不改变见五叔必恭敬问安的晚辈礼节。看见他在路上急匆匆前去接过五叔的挑子，说什么也要帮对方挑回家去的身影，我也有过暗暗的诧异。他们被领袖誉为“革命的先锋”，似乎并没有革命的一股狠劲。
    相反，倒是没有亲历剥削的某些人，包括某些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常常在阶级斗争中下手最狠。知青是外来人，无人情负担，也能成为这种场合的活跃分子。嵩山大队一位知青在回忆录里说过：
    知青可以把文件读得清楚、明白；可以把口号喊得响亮、整齐。他们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更是让村民们大开眼界。尽管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们迅速接受的时髦理论，使他们自以为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你死我活性，比农民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可以引经据典，说明地主富农们人还在，心不死；可以莫须有地从芝麻里挖出西瓜，把他们的祸心说得骇人听闻；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农民，如果不狠抓阶级斗争，你们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他们用充满愤怒和仇恨的目光，金刚怒目式的表情，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农民宣讲革命概念、革命逻辑、革命推理，示范革命语气、革命表情、革命姿态以及革命胸襟。
    ——程亚林文，载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他们一起走过》
    这位回忆者没有说到更残酷的场景：有的知青可以把一个地主踢得胸脯咚咚响，可以用皮带把一个国民党的警长打得满面血流——外号“良种河马”的陶某就是这样一个志愿打手。他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闪烁其词，在城里没当过红卫兵，只看见过别人抄家和打人，大概心痒痒的没有机会，没想到下乡后操一杆梭镖当上民兵了，也能过上一把拳打脚踢的瘾。
    显然，良种河马把一个老人的胸脯踢得咚咚响，已经不是游戏时的疯野（一点也不好玩），不是争斗时的愤怒（对方从不还手也不曾施加侵害），而是一种心理阴暗的残忍，其根据必定来自书本，来自一个关于敌人的定义。残忍是心硬如铁，是一种超感觉和无感觉的意志，因此亲身体验过阶级现实的人倒不一定残忍。他们亲历贫富差别以及利益冲突，有过不满甚至怨恨，但与具体的对立阶级朝夕相处，就是与具体的人朝夕相处。对方始终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衣食之态，有苦乐之容，有长幼之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当局外人咚咚猛踢这些可恶符号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丝战栗油然而生，可能会给这一个与己同形的生命体递上一张椅子。
    并不是说农村就没有残忍。太平墟附近的d县和y县，一九六七年秋都先后发生过大屠杀风潮。据武妹子说，当时各县都是党政机构人散楼空，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机构自发建立，阶级敌人一家家被杀光，尸体顺着河水流到这里来，一度把河坝的水闸都堵塞。尸体在水里泡得又白又大，一个个像气球，娃仔们的石块扔过去，砸得有些气球叭地发出一声巨爆，煞是吓人，煞是有趣。武妹子曾经奉生产队之命到那里去埋尸和烧尸，看见尸体男的俯身，女的仰面，就是老人们说的“天盖地”。有一具女尸乳房高挺，身体滚圆，一丝不挂，面目已经肿胀得模糊不清，被好事者用竹竿一挑，有一个乳房就少了一半，另一半垮下来，耷拉在肋窝里；再一挑，另一个乳房像一团面浆垮落水中，粉红色的朽肉纷纷绽露开放，让围观者都一个个恶心得差点呕吐。武妹子看中了一个铜头烟管，挂在一个男尸的腰间，忍着恶臭下水游过去，竟然把烟管取回来了。没料到竹柄那一截奇臭，洗了十几遍还是臭味不散，最后只得丢进火堆烧了。烧了还不行，满屋子的东西都立刻透出腐尸味，连活人身上的皮肉也闻得让人心疑。武妹子大声骂娘，忙不迭地把刚刚烧好的一钵稀饭，端出去连钵带饭扔到了河里。
    他说他一口气烧埋了四十多具尸体，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它们全都剖腹放气，以防点火后烧爆，炸得肉雨满天飞。只有一个女娃，大概还只有十多岁，看去实在可怜，就被他挖个坑埋了，算是带个全尸到阴间去。
    他说，后来是陆军第四十七军的一部奉中央急令进驻该县，直升机在天上撒下紧急通告的传单，“摘南瓜运动（杀人潮）”才得以制止。有一个丢进砖窑里准备活活烧熟的小南瓜，在军人熄灭窑火时还有奄奄一息的哭声飘出，大概被救活了罢。
    这一恐怖血案，后来成为一些作家、记者以及学者的话题。他们以此控诉“文革”中的兽性发作，也叹息中国农民革命的愚昧和残忍。其实，如果仔细听听武妹子的讲述，听听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再悉心查阅后来的有关调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进一步揭示。我是在d县采访时就听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d县的杀人，主要是县城里两大造反组织所推动：他们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都害怕被对立面指责为阶级斗争不力，便开始竞相杀人以示革命彻底，使一批批无辜者成了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刚好都不是农民，是熟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教师和机关干部。至于大屠杀的具体缘起，是s公社几个社干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设伏施暴，将其误杀，怕遭报复，再杀其全家。为了掩饰罪行，他们编造出阶级敌人即将全面暴动的谣言，使恐慌气氛之下的农民展开先下手为强的“摘南瓜”。但这几个公社干部也不是普通农民，大多是一些进入过学习班、培训班、党校的地方小知识分子，刚好是力图进入了现代文明的一族。至于参与行凶的一些农民，大多受到恐怖气愤的蒙蔽或强制，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子是有名的“杀人婆”，据说一把马刀让十三个人身首异处，原因仅仅是她欠了集体几百斤粮食，还有一口失手砸烂了的锅要赔，不得不动手。
    更重要的是，关于阶级的解释，关于阶级的极端化解释，源于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复杂操作和反复灌输，恰好是一些知识精英所为。反思如果真正深入下去，我们就无法回避理论的血迹，语言的血迹：杀人者是如何在一种语言制幻术下麻木了正常情感，割一人头竟像删一符号全然若无其事。这是所谓“兽性发作”吗？当然不是。动物之间永远不会有这种大屠杀，永远不会有大批尸体顺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闸的一天。只要吃饱了，不说猪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没有攻击倾向，更不会攻击同类。这是“蒙昧无知”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原始人之间不会有这种大屠杀，人类学家们对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等地所有现代原始残存部落的调查，可以证明除非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并不会制造战争。夺地掠粮的互相残杀当然是有的，但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群类灭绝可说是闻所未闻。恰恰相反，只有知书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种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文明的种种理论生产，把一群群同类变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标，于是出现了十字军征讨异教和印度分治时两教相残的屠杀，出现了德国纳粹铲除犹太人及其他异族的屠杀，出现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扫荡所谓野蛮人的屠杀，出现了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革”中纯洁阶级队伍的屠杀……这些屠杀师出有名，死者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以至民间社会中的世俗暴力在历史论述里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当被杀者成为一批批可以从容删去的符号时，杀人才可能变成一项无动于衷的作业，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负罪感。
    我们受益于阶级理论的创造，一如曾经受益于有关宗教、民族、文明的种种理论创造，如果没有这些创造，这颗星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蛮和黑暗。但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语言体系的繁殖仅仅当作救世福音？正是在这些繁殖之下，小恶减少了，大恶却悄悄地临近，与各种社会进步成果形影相随。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昔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不失为一种清醒的洞察。
    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动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与其说大屠杀是兽性发作，不如说是人性发作；与其说是人性发作，不如说是理性发作，是理性的严重偏执和失控。可惜的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化人用电影、小说、报告文学、回忆录乃至政策文件，刚好把这个历史颠倒了。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国大多数“伤痕文学”，将大屠杀这一些人性现象无端推卸给兽性，将文明的罪恶无端栽赃于本能、欲望、潜意识等生理自然——这样做当然省事，拍拍手就万事大吉。我们在一系列作品里流于人云亦云地清算悲剧，同时人云亦云地曲解悲剧，实际上为下一次悲剧的到来预留了入口。我们在悲剧过后忙于指责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满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着牙关和满脸悲容的真理守护者，唯低学历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剧的社会基础。我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举起庆功酒的时候，宣布一个明媚春天正在到来，似乎人们只要用文明反对野蛮，用知识反对蒙昧，用现代反对传统、用高学历反对低学历，就能永远告别苦难——没有人能对这结论表示异议。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我们暗中指定涉嫌野蛮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传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们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只能创造的，知识是不可以承袭而是只能再生的，再优秀的理性遗产，特别是人文理性遗产，也不能由几张现代高学历文凭来保质和保值，恰恰是只能在最大多数的实践者那里重新获取生命。
    我在六年乡村生活后走进了大学校园，从此有了很多大学校友，参加过很多校友联谊活动，分享着一种社会中坚的自豪。说实话，我在这些活动中不大自在。有些热心人一再编印和修订校友花名册或者通讯录，上面一个个官职和学位赫然在目，传真号与手机号的有无多少也是微妙暗示。没有这些标识的一些校友姓名，显得有些孤单，有些寞落，似乎人生虚度，毕业后这么多年还是生活一片空白，穷酸得连个电话也没有。留个什么寻呼机号码或分机号码，只能让人笑话。联谊活动也常常设有会场，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谓成功者，做了官的，发了财的，出了名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提供过赞助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将来可能办点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闲之辈，其意气飞扬和高声大气，也暗示着这个位置非他们莫属。这里与其说是校友联谊，毋宁说恰是平等校友关系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排在最低等级的，当然是那些最忠实履行了校训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学岗位上的师范生，仍在工厂里忙碌着的工科生，仍在农田里奔波的农科生。他们在这种场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他们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没有缺席，就坐在听众中最边缘和最靠后的位置，尽可能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校友们还是很热情的，特别是所谓成功了的校友们很热情，把一次次联谊都做成了热情的放大镜，使平时不易察觉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级区别，都在放大镜下暴露无遗，纤毫毕现。
    一位哲学教授在台上大谈德国，就像他每次发言时都以重音强调“我在德国的时候”，虽然也就去过那么短短的一次，虽然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受邀讲学而仅仅是一位服装小老板出资的游玩——这是我在德国知道的小秘密。他说他与一些德国名流谈得“太精彩了”，但到底谈什么，一到节骨眼顾左右而言他，似乎用中文谈不精彩的东西他只能用德文才谈得精彩。但这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搞西（方）哲（学）的”，正像有些学者宣称自己是搞康德的、搞尼采的、搞福柯的、搞存在主义的，俨然形成了一个学界的搞委会，搞就是目的，搞洋人就是目的，没打算惠及什么非洋人的俗事。到最后，他摸出几本书，给比较重要的校友签名相赠，顺便送上头衔颇多的名片。对不那么重要的校友则表示抱歉：“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会来，忘了给你带书呀真对不起。”
    他在大家的恭维之下，更添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之感，痛恨社会上太不重视知识了，太不重视知识分子了，你们真是无法想象呵，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哎，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说德国吧。
    校友们见他摇头叹气，不知他受了什么迫害，一再要求他把话说完。他耷拉着一头长发镇定了片刻，强压心头冤屈，才愤愤说出事情的经过：昨天他走在路上，一个学校的行政干部居然不认识他，把他当成了电工，派他去厕所检修电路。其实他天生肤色较黑，加上这几天装修自家住房，衣着有点普通，如此而已。
    “他怎么把我当成了电工呢？怎么可以把我当作电工呢？”他震怒得眼光发直，“那个家伙不学无术之辈，不就是吃一碗政治的饭么？不就是‘文革’极‘左’的那一套么？竟然把我当电工使唤？是不是还要我去掏大粪？”
    几个校友觉得问题确实严重。
    “你们看看，这就是哲学在中国的地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呵！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电工？怎么一说‘哲学’人家就听成了‘厕所’？只有两个字：震惊！震惊！这样的震惊我很久没有过了。”
    我倒是真的震惊了，被他的震惊给震惊了。我不是一个电工但已不寒而栗，假如我连电工也当不上，是一个连下顿饭都不知在哪里的倒霉蛋，还能指望与这样的哲学套上什么近乎？我很快决定：他刚才托我交给杂志社的稿件不但不能发表，看也无须看。我还得交代编辑部的哥们，不论这家伙投来多少稿件，随稿寄来多么吓人的名片，统统枪毙，格杀勿论。事情很明白：一次半个月的德国之行就必须让他人牢记上千遍的家伙能有什么哲学？他不愿意当电工，为枉担电工名声彻夜不眠，就凭这一条他的哲学还能不臭？当他的哲学不能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依据，不能从电工、木工、泥工、农工、牧工及其他人的生活感受中获取血质，一大堆术语绕口令也压根就无意造福于这些社会最多数的人，谁能保证他的术语绕口令不会再一次构成人间的歧视和压迫？
    他的哲学已经冷漠，那么离残忍还能有多远？
    我没有兴趣听下去，没有兴趣听另外一些成功者对他的同情和声援，转身去看电视里的新闻。好看，好看，又打中了，有人正在电视机前欢呼。一场现代化的空中打击正在屏幕里进行。黑白卫星拍摄图像有点模糊不清，一个白色的十字准星飘忽着，终于锁定一幢房屋或一座桥梁，然后就有无声的烟火突然在那里炸开，一炸一个准，简直就像打电子游戏。我没有看见这场战争中的人，不知道轰炸之下是怎样的肤色，怎样的年龄，怎样的体形，怎样的肉片横飞和鲜血迸溅。如果说以前的敌人还是一个可以猛踢的胸脯，一个正在惨叫的人形，那么今天连这些近镜头也没有了，只剩下卫星在遥远外层空间的超然俯瞰，只剩下一朵又一朵烟火的缓缓开放，玫瑰花一般安详而美丽——那里就没有人吗？那里是一片无人区？或者那里已经没有哲学家以及所有上等人士所惦记着的人，因此就可以退到远远的长焦镜头之外成为一片灰蒙蒙的模型沙盘？
    战争变成了一场两手干干净净的游戏——这与战争的是否有正当理由无关，与战争指向恐怖主义还是反抗义士无关，要紧的是战争形式净化到了这种不见人血也不见人迹的程度，杀戮者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旁观者也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它至少可以在这一片花花绿绿的水果、瓜子、糖点前进行，可以成为精英们欢乐联谊会的一角，让我和他人剥着瓜子壳或削着果皮，闲得无聊的时候随意看上一眼。
    极端年代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识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释忧患：“君子多忧小人多患。”在孟子看来，常怀千岁之忧是理性人格的应有之义，是各类优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们以字得忧，以字传忧，以语言对世界进行远程认知和远程规划，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来之利，超越个体之利而谋群体之利。
    大利者，义也，道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道德的技术前提。这也是欧洲一些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如法国思想家孔德就认为，唯语言与宗教这两件神物可确保道德建设（见《实证哲学教程》）。历史上的豪杰之士均有过人之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忧其民……这一切匹夫之不能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有赖于语言所组成的信念，适时节制个人肉体的欲望，适时禁闭个人生理的本能，使人达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们似乎可以说，语言所编织的理性是人生的现实镇痛剂和理想兴奋剂，语言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载体使古今中外的圣者烈士成为可能，使视苦为乐和视死如归的超人品格成为可能。
    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是：语言毕竟是一种抽象符号，只能承担一种简化的表达，一开始也就伏下隐患。哪怕是解释一个杯子，也有“开口便错”（禅宗语）的窘境。说“杯子是一种用具”，但用具并不等于杯子；说“用具是物质的”，但物质的并不等于用具；说“物质是有属性的”，但有属性的并不等于物质……在无数个由“是”所联结的阐述中，在思维和言说的远行过程之中，每个环节的简化在悄悄地叠加累积，每个环节都有义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后可能绕出一个严重偏执的逻辑——酿出一幕幕历史悲剧也就不难想象。这还只是语言事故的寻常一种，远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阶级”，“文明”等言词，就是在这样的事故中曾经由真理滑入荒谬，成为一些极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他回顾二十世纪百年风云的著作命名为《极端的年代》，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没有提到的是：极端者，教条之别名也，危害公益的语言疯魔也。最为极端的时代，恰是心智中语言最为富积的时代，是人类教育规模最为膨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也许出于眼界的局限，也许出于行业利益的需要，重知轻行的根本性积弊难除。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还是有的，但更多的情况下，经济学教授没有当过工人也没当过商人，新闻学教授没有做过采访也没有做过编辑，伦理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个道德楷模，拍马屁讲假话可能很不伦理。这就像自然科学的结论不是从大量试验中产生，或是在大量失败的试验中产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这些照本宣科是认真的知识传播，但知识从来都是特定实践经验的产物，倘若没有与学生们的实践经验碰上，就不会被激活，学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纸上谈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严格意义下的知识。因此，所谓学习是一个把他人的知识重新激活的过程，是每一项知识都须从头开始生长的过程，没法直接照搬，无由抵减实践，而且读书越多就越需要实践的跟进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识的负担倒越重。同样可惜的是，在当今很多教育机构那里，“实践”一词变得有些暧昧了，似乎意味着下等人的劳作，是学子们额外的公益性奉献，在很多人看来只是道德的义务而不是专业求知的必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资格的考察只有关学历，而无关专业操作的资历；论文索引只罗列有关文献，而无须标注作者的生活实践背景。教育日益变得以文凭为中心，而文凭总是预订就业机会，是进入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高价直通车票，使所有无关应试的活动都越来越受到忽略和挤压。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只是指书本知识的爆炸。时间太不够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扩展，就业期从十多岁推迟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有的人从挂着鼻涕进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都淹没在书海里，鲜有机会走出校门。如果是当教授，则整辈子不出校门。即便有一点假日旅游，也远远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语言转换成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的说法，关于“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的一系列说法（见毛泽东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有关谈话和批语），不幸已被人们淡忘。随着重建等级制成为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的往事，已成为人们争相诅咒和忘却的一场噩梦——尽管在某些外国人那里还余韵残存——他们或是身处西方发达国家，对高价身份直通车的积弊有切肤之痛；或是身处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本无法搭上高价身份直通车。其实，改造教育的理想并非始于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王阳明语）”等，一直是中国先人的古训；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到民间去”、“教学做合一”、“穷苦和学问是好友”等（见《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论》等），至少也倡导在毛泽东之前。但毛泽东以国家最高权力发动教育革命，导演了世界知识史上风云壮阔的一幕，同时也不幸与领袖和人民的双重神化纠缠在一起，与革命的强迫化、简单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纠缠在一起，代价过于昂贵，很多方面乱得不可收拾。这使任何相关讨论都变得敏感而棘手。这里的问题是，真知与谬见的混杂正是历史中的常态，我们无由对此束手无策。这里的问题还在于，“文革”中的极端政策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结束于言语的冲撞和理念的消长，从最根本上说，是结束于知识群体主流对国情现实真切的感受，对底层人民大众大规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毛泽东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说获得了成果，那么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视症，矛头首先直指“文革”的人权灾难，从而剥弃了教育革命污秽的外壳。
    一个人用一只手打败了自己的另一只手，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在胜利中遭到失败。这种奇怪的结果可能为当局始料不及。
    人民与实践是消除极端思潮的良药。在中国当代史上，美式或苏式的体制神话，有关富人或穷人的阶级神话，瓦解于知识群体的汗水、伤口以及晒黑了的一张脸，瓦解于他们心灵中难以磨灭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场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这种生命底蕴在后来几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冲突中一再隐约可见，深深影响着历史——并且以七十年代后期的抗议浪潮为显现起点。我与大川就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北京，经过电话联系，经过对方反复盘问，凭着手里一本杂志作为暗号，在北师大门口的一个汽车站与陌生人接头。来人叫徐晓，后来成了北京一个活跃的编辑和散文作家。她领着我们见到了更多热情的陌生人，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在东四张自忠路一个私人住宅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无数的地下社团聚会在那时偷偷举行，油印的诗歌和论文在偷偷散发。我不想记述那个年头更多的人和事，只想说说那时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气氛，简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师，画家，工农兵学生，无业人员，当然绝大多数都有知青或五七干校学员的经历，但职业和专业的差别根本不构成交流的障碍，不构成利益立场之间的沟壑。朋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托派，有唯美主义者，有谈佛论道者，有什么主义也不信或什么主义也不懂的人，但观念的分歧几乎微不足道，观念的标签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结束贫困和专制的急迫要求——观念只是抗议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后，当我发现有道理没法同别人说通的时候，发现对话总是搅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当年，对当年几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惊疑。我不是说当年没有分歧，没有激烈甚至固执的辩论，而是说言语之争从来不被人们过分看重。当时真正的观念都写在脸上，一张来自北大荒风吹雨打过的脸，会使你无端地觉得信任；观念也写在眼里，一双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烈日烤灼过的眼睛，会使你无端地觉得可靠；观念也写在手上，一双挖过煤矿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无言的自我立场介绍；观念还会写在衣装上，一条脏兮兮的工装裤，带着车间里的油渍，会成为此人无须提防戒备的有力证明。观念不一定表现为理论，可以表现为一句民间的俗语或粗话，让旁人心领神会，相视一笑，省却很多说理的啰嗦；还可以表现为做饭时哼出的一句知青常听的歌，狭小蜗居里一个从五七干校带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墙头一张报纸上铰下来的周恩来画像——主人对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言自明。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话题，甚至用不着话题就能兴致勃勃并且情意相投。总之，一种相近的生活经验，使人们很容易用面容、眼睛、手掌、衣装等一切具象之物来说话，一种感觉的交融使言语之争即便没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绝暗通。
    当时的言语一接上就有电，一接上就温暖。
    有人可能并不这么看，可能认为“文革”的结束应归因于西方思潮的舶入，归因于中国人理性的恢复和重建，与荒废教育耽误学业的瞎折腾没什么关系。如果学校一直照常办下来，悲剧可能结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说未尝不可，而且一度也成为我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灾难：巴尔干半岛，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绩优生，从未停止过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执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学于欧美院校，他们所统治的地域眼下却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环绕带。连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和亲西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为温床。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笔最伟大的理性财富，如果止于语言复制品的大宗进口，是完全不能保证极端力量绝育的。不久前，我与作家格非一同出行。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一个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说他班上的学生十分了得，刚进大学本科，英语就统统过六级，法语或西班牙语也各有绝招。明明是中文课的作业，有人偏偏写来英文一大沓，累得中文教师又翻字典又打电话求教，汗流浃背，胆战心惊，一个星期才能批改得下来。讲授外国文学也得千万小心，说不定就有学生在教室里站起来，把法文原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哗啦啦背上一段，证明老师对小说语言风格的判断完全不对。你难以想象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么教育，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小年纪怎么就掌握了那么多知识。格非还惊讶地说到一件事：开学时他让同学们竞选班长，两个候选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自称钢琴达到十级，厉害吧？但第三个走上台去大不以为然，说：“钢琴就不要说了，这里谁不会呢？怎么还算得上竞选条件？”
    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
    就是这一群天之骄子，这一批现代教育最为成功的精品，一批从吃奶的时候就被西方现代文明全方位喂养的当代人杰，有些看法却让格老师迷惑：一崇洋就恨不得马上废掉中国字，一反台独就恨不得明天开战，一谈环保就恨不得对污染企业扔炸弹，一骂“文革”就视父辈统统为白痴，每一种声音都尖锐得高八度，都是精神的易爆品。有一位学生还曾对他说：“老师，‘文革’有那么沉重么？都是你们这些作家虚构出来骗钱的吧？我就佩服毛泽东。说毛泽东整了人，哪个政治家不整人？不整人还玩什么政治呵？”
    这位学生一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更是愤愤地宣布：“我看还是要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把他们关到牛棚里去！”
    他对“文革”的满心向往不知从何而来。
    “文革”当然是太久远了，完全是历史了。对于这些少年来说，毛泽东就同曹操、曾国藩、汉武帝、秦始皇一样，不过是些历史人物。而历史是一些可能有趣也可能乏味的文字，一些看也行不看也行的文字，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大疑大破？当清算教育革命的努力，一种关注人民和注重实践的努力，转眼之间被纳入了轻人民和轻实践的流行思想框架，一切信口开河已不足为奇。连法国这个民主自由之乡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奥斯维辛涉嫌虚构，酷吧？绝吧？很法国吧？连美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孔子压根就没有这个人，酷吧？绝吧？很美国吧？为什么中国“文革”的历史就不容所谓后现代式的胡涂乱抹？
    细想一下，我对高才生们的看法都无须较真。他们对中国和外国还缺少亲历性的真情实感，即兴态度大多来自书本，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旅行，对与错都不是太重要。哪一天，他们突然有了新的旅行，进入了新的文字幻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恐怕也不是一件难事。
    我对格非说，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两年前，两位外国朋友邀我与他们同过复活节，一起去看城堡和地中海海岸。海边的亚裔人很少，红男绿女的游客中常冒出几个洋娃娃，愣头愣脑地冲着我发问：你是日本和尚吗？你能表演中国功夫？……那里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海潮说来就来，刚才还只听到天边隐隐的哗哗声，转眼间就有冰凉的海水淹至大腿——我们离开那里只比公告牌规定时间晚了十分钟。我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安排，感谢他们对中国的一片热心。斯特劳教授正在写有关中国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员会的论文，能历数中国的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胜地，能流利说出“知青”、“老插”、“三结合”、“四类分子”一类新式成语。“我们今天就是要当知青，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沿着毛泽东的五七道路前进！”他发动汽车后这样宣布。
    离开城堡以后，我们的车驶出大公路，沿着海滩颠簸着驶入了一片偏僻乡间。“鸡！你们听，有鸡叫！”斯特劳欣喜若狂，停下车，朝一个废弃的农舍跑去，在那里寻找了好一阵，希望找到鸡的藏身之处。
    “牛粪！”莫莉也有伟大的发现，“我闻到牛粪的气味了！太棒了！”
    他们发现了一台收割机，上去摆弄了一下，遗憾这家伙太先进了，太不够意思。他们似乎想在这里发现一张木犁，一担粪桶，或者是几双草鞋，配上这蓝天绿地，那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怀念，才能使今天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模有样，才能够让我这位中国人多一点他乡有故乡的亲切。
    我们“插队”一天，用面包屑喂鸡，用矿泉水浇花，躺在干草堆上一边听鸡叫一边遥看蓝天，在海滩上脱得一丝不挂地享受天体日光浴——他们体谅我是个中国老土，不在乎我保留了一条比较下流的裤衩。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海边乡间饭店里，我们还发现一个来自美国的主妇很像阿庆嫂。美国的贫下中农大娘！是不是？斯特劳模仿她美国式发音，说要到屋后去寻找美国的胡传魁或刁德一，引得我们捂嘴而笑。此时的窗外月上中天，银色的光雾弥漫在这一片海滩，还有远处的山脉，给人一种山脉正在变软的感觉，正在远退的感觉。我们很不像知青地酒醉饭饱杯盘狼藉，很像知青地在烛光里唱了意大利的歌，唱了俄国歌，也唱了中国歌——他们居然会唱《造反有理》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居然会唱《北京的金山上》。他们都是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崇拜者，认为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制度使工人农民成了真正的历史主人，是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大创造。
    我感到交谈的困难，不明白他们何以认定劳动人民在“文革”中成了国家的主人，更不明白他们后来主张中国应该解体为十多个国家的大分裂论，与他们对“文革”的热情万丈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能说什么。我们今天是“插队”了，有了鸡叫，有了牛粪味，还有一个美国的阿庆嫂，道具和布景差不多齐全。我们走进这样一个舞台空间就可以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还可以在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胜地“插队”，在各种关于中国的论文和论文和论文和论文里“插队”，于是就可以在地中海岸度过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美好夜晚？我知道他们志在打破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怀疑他们心存好意，但我无法追随一种纸上的纠错，也无法信任任何对纸上纠错的纸上再纠错。
    德国啤酒很爽。因为太爽才使我扫兴。两位朋友太热情，因为太热情才使我悲哀。我真不愿意跟他们来这里上山下乡，不愿意在这个欧洲小酒店里排演过去的岁月，而且说不出什么道理。
    地中海的月光很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过，东方的美不光是美，同时也是悲，是痛，是怜。
    斯特劳和莫莉不知道我为什么兴奋不起来，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胃不舒服，还没走到住房门前就扶着墙哇哇大吐，把德国啤酒和整个地中海的美丽通通吐成一地污秽。他们说我肯定是受凉了，娇气得不适应插队了。
    地图
    我看到了蓝蓝的水，近得几乎伸手可及，水底的石脊和绿色苔衣清晰可见。我一阵恍惚以后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在万米高空之上的舷窗前，在飞机柔和的发动机声中，面对着南太平洋的一片大海，不是面对着一个台阶上的水盆。我不知道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海洋为什么如此清澈见底，所有海底的峡谷和平原都在阳光下一清二楚，透明得一览无余，大陆架像树根一样隆起来在一盆蓝水里延伸和潜伏。
    我几乎能够嗅到海底山谷的鲜腥味。
    我在一张活地图上移动目光。这张地图有海的蓝，沙滩的黄，田野的绿，山壁的钢灰色和赭锈色的岩层网纹，让我感到丰富和真切。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看纸上的地图，尤其不喜欢看行政地图：那种图像一大堆杂色补丁，把湖南涂成橘色，把湖北涂成灰色，把中国涂成粉红色，把越南涂成浅紫色，如此等等。我母亲就是出生在湖北，我去过那里，发现那里并不是灰色的生活，人们煮着姜茶，在雨天里顶着斗笠耕田，撑着小船在河里下网，闲坐在集市的麻石街边打瞌睡，与湖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我也去过越南，发现那里并不是浅紫色的生活，人们骑着自行车卖甘蔗，在木棉树下打扑克，商店里有可口可乐也有香港的武打片光碟，学生们玩了骑高马的游戏就去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如果没有招牌广告上那些拼音字母，你完全可以把这里误认为中国广东或者广西。我有一种惊异，有一种失望，准确地说，是一种被行政地图蒙骗了很久的感觉——那张纸有什么理由把浑然相同的生活割裂成不同色块？为什么要用灰色和浅紫色害得一个中学生想入非非？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圈定国、省、区、县的线条，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习惯用高原、平原、流域、山脉、海岸、盆地一类名称来标示我们的生活区位。比如，我从云南省到了湖北省，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我是从云贵高原沿湘江流域进入江汉平原？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是从北纬二十二度的亚热带来到了北纬三十二度的温带？
    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行政图当然是更重要的，牵涉到税收、治安、邮政、发钞、社会福利、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项，牵涉到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随着国家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强大，随着生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演进，人们不能不要求地图制作者们把行政地图更当回事。
    由此看来，地图是人类一面稍嫌粗糙和模糊的镜子，映射出文明的面容。《唐书/地理制》称：“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这当然是农业时代的地图。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地图编绘者，大多时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总是记录周详；最关心水源与灌溉，因此渠堰塘坝决不遗漏，田地与山林的标记也力求准确。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业时代的地图编绘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机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让位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最关心矿藏与冶炼，于是矿区与厂区的位置在地图上星罗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贸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于渠堰塘坝，如果不宜完全删除，也只能在视野里渐渐隐没。十九世纪由外国商人绘制的一批中国地图，就是这样的状貌。你还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图的编绘者，是一些挎着单发手枪和喝着葡萄酒的将军，在轰隆隆的一阵炮击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当地的农业也不太在意当地的矿业，没有什么工夫去考察或者测量，更没有必要去顾及河势、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于是新的地图在庆典或谈判中产生，在占领者的鹅毛笔和三角板下产生，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简单的事情么。美洲与非洲的很多国界就是他们的杰作，一条条生硬的直线，沿纬线或经线画定，透出下笔者当年的仓促和漫不经心，透出欧洲将军们简捷明快的风格。
    文明还在演变。对于眼下的有些人来说，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军事占领者的地图都不重要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正在到来，旅游图与购物图成为他们更常用的出行指南。这些地图在车站、机场、宾馆、大商场、旅游点一类地方出售，附录于图的多是高档消费场所的广告，多是出售珠宝、首饰、古董、高尔夫、自然风光、名牌时装、别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这些场所也总是色彩鲜明地标记在地图上，象形或示意的彩色图标，在地图上跃然而出，神气十足地遮盖了一个街区或者半个城镇，使其他社会机构黯然失色，连堂堂政府所在地也相形见绌。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地图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这些人的什么准备的。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地图面前意识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厂。人们还需要那些过时的地图吗？当这种轻盈的知识型经济迅速积聚社会财富，又以购物和旅游为获利者主要的消费方式，人们能不需要新的地图吗？
    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距离更重要的内涵——这需要一种更新的地图。老地图以比例尺和实际长度实测为基准，作为马车夫和帆航水手时代的产物，只能描述一个刻板和同质的三维世界，对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长与短，让位于慢与快。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慢。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大兴安岭林区的某个乡镇更快。随着时间因素的引入，随着金钱兑换时间成为可能，随着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航线的延展，一种四维地理学几乎呼之欲出：在这种新地理学里，各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实际上有了更紧密和更近切的联系，核心地区和附近边缘地区之间的距离反而遥远——我们不妨把这种距离称为“时间性空间”。一个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飞机当作随手招停的街头的士，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北京、台北、东京、新加坡之间来回如梭，感觉就是推开篱笆门在村子里串一串门。他若想跳出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试着到本土的渔村或林区走上一遭，倒会有关山无限前路茫茫的为难——他可能会圆睁双眼：哇，拜托啦，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去？
    我们可以为他绘制这样一幅新图：
    最近范围：@zk上海、北京、广州、东京、新加坡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内可达之处，加上平时常去消费的酒店、商厦、健身房、酒吧等场所。
    次近范围：@zk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以上一日之内可达之处；还有黄山、庐山、香格里拉、张家界、敦煌、西西里岛、凡尔赛宫、尼亚加拉大瀑布等旅游地，飞机若不可直达，或者航班不够多，便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供汽车驶抵。建在顺德或宁波某个郊区的生产基地，也属这种情况。
    较远范围：@zk境内和境外一切没有公路或者公路等级太低的渔村、林区、山寨、牧场等；还有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某个贫民区，虽然近在数百米之内，但开着汽车找不到路口，不知如何才能接近，如何才能驶入。
    最远范围：@zk南极，北极，喜马拉雅山，外星空间；还有需要爬进去的小煤矿开采面，需要爬山数日或十数日才能看到的地质考察点或高山哨所，如此等等，同样是他无法想象的远方，几乎遥不可及的旅行目的地。
    于是，他的实际生活空间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运用“时间性空间”的新型比例尺，为其他身份的人绘出各自不同的地图。在这里，能够搭“波音的”人，与没钱搭“波音的”的人，地图显然会很不一样。
    隐形地图的多样化，是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空间曲变，暗示各种生活模式相对封闭和分隔的趋向。不难想象，在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产生以前，人们即便有穷富的差异，大体上还生活在统一的地图里，生活在共有的空间之中。只要出行，坐轿或挑担都依循共同的速度和路线，有共同的生活形态逼近眼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很难被自己的社会地位完全封闭。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语）；所谓“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白居易语）；所谓“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施耐庵语）；都是在近切的具象对比中展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走出朱门，不难目睹农民的饥寒。印度作家泰戈尔走出朱门，不难耳闻乞丐的呻吟。中国作家鲁迅家境衰败，当然更容易与保姆、长工、农家孩子、人力车夫、穷困教书匠一类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里行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沉重。这种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无时不在震击人的情感，是一部分贵族内心不安的信息之源，是当时整个知识界涌动人道主义和公共关怀的感觉之基。那一代精英人物也许无能越过海洋，但有幸把周围的人生看得更多，看得更真。
    他们一出门，就闯入了“我在众生”的视界，只要有基本的感觉力，就不难获得“众生在我”的襟怀。
    设想他们生活在现在，设想他们仍是贵族或准贵族，设想他们还享受着商业版税、股票收益以及顾问、委员一类身份的酬薪，那么即便没有入住纽约的长岛、洛杉矶的比弗利山或者长滩、西雅图的华盛顿湖、日本的东京湾、悉尼的玫瑰湾、香港的浅水湾、上海的紫园……至少也可以入住某个“高尚小区”的寓所。他们的宅前不会有路边邮箱，邮递员是要把邮件直接送进家的。他们的宅前有步行小径，显示出主人有足够的闲暇和安适。他们的窗外不会有任何闲人和闲车，保安机构会确保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宁静。他们会拥有姹紫嫣红的花园，幽深浓密的古树，纯净明丽的海湾，清新宜人的空气，甚至有黄昏时散散步的山间小道，还会得到周到殷勤然而不露痕迹的社区服务，唯独少了一件东西：穷人为邻。并非他们不愿意这样，是现代住宅建设体制不容许这样。与往日的情况迥然不同，现代社会的土地已经商品化，纳入周密规划，宅地成片开发，巨资投入之处，地价成倍飙升，环境幽雅一些的地段更是售出天价，一个平方米价值万元乃至数万元之上，一般购买者何以问津？怎可进入？这种小区周围的学校、医院、商店、俱乐部等服务设施也受制于地价，或者锁定了消费群，组成了统一的高价联盟，共同抬高了居民移入的门槛。因此，一般小人物根本用不着保安人员的驱赶，早就远远地退到那些富人们推窗时的视野之外。
    等级之差正在化为地域之别，一个人用不着太多介绍，只要说出自己住在哪里，旁人就可以明白此人的社会地位，这是现代社会里普遍的新现象，体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一种新型社会所要求的空间再分配。在这个多层等级结构的最顶端，富人们当然还可以走出宅区。但他们如果打算像前人那样走路或者骑脚踏车，将遇到无穷的烦恼和困难。高速公路之网正在截断很多原有的人行道，道路封闭化使徒步横越有上天之难，洛杉矶的很多居民早就有无路可走的愤怒。在美国的很多地方，自行车爱好者经过多次游行示威，也只争得了公路边一掌来宽的脚踏车专用道，只能在这条平面窄轨上骑一骑，忍看汽车刷刷刷地擦身而过，一个个肉跳心惊。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握有强大影响力的富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出行自由，家门早已被暗暗张开大嘴的汽车设伏。他们提着保密箱以及真皮挂衣袋，是一群现代文明的老老实实的俘虏，被名牌汽车一口吞下，被高速公路一路押送，被冷峻的机场候机厅一网打尽，最后被铁面无私的宾馆或酒店一举捉拿归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路上看不到什么穷人（高速公路上不容许脚踏车、摩托车、拖拉机行走，更不容许牛车、推车、挑担的行人出现）；在飞机上也看不到什么穷人（窗外只有蓝天白云，消费价格也足以把下层平民排除在外，比如排挤到破旧的长途客车或人货混装的轮船上去，脏兮兮的箩筐或编织袋在那里适得其所）；在星级宾馆和酒店里也只能看到与自己地位相近的官员、商人以及其他名流精英，各种有头有脸的人，在消费方式的意义上相当于自照镜子。他们极目四望，完全可以觉得好日子无非是对自己高素质的报偿，与穷人和穷地方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即便还有几分怜贫悯弱的文化惯性，也无法改变“朱门”与“朱门”跨越式对接的现实，无法发现他们一心怜悯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不是全部消失的话，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消失。
    富人们当然还能看到一些穷人，比如说，接受服务的时候：这时候的穷人都穿着工作制服，严守服务规程谨言慎行；比如说，遭遇犯罪的时候：这时候的穷人是入室的窃贼、绑票的暴徒、或者是在繁华商业区投掷恐怖主义炸弹的凶犯。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穷人眼中的富人们也多是出现在享受服务的时候，是一些锦衣玉食的命运宠儿；或是在出现在反击犯罪的时候，迅速表现为强大的国家机器，表现为警察、法院、监狱、歧视性盘查以及b-52或者f-16的轰炸，对小人物的世界冷面无情。可以肯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看不到对方生活中更丰富和更细腻的纵深，看不到那个纵深里很多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细节。在分隔化的生活空间里被动就范以后，穷富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茫然无知，成了现代社会诸多盲症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常常比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的隔膜更严重，又与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的隔膜相交杂——没有正常交往的日常感觉垫底，不仅理想中的阶级合作与互助不大可能，阶级斗争也势必恶质化。
    在一个更加自由和宽容的世界，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时代，一种新的族群隔离在这里出现了。在一个信息交流和文化开放更加充分的时代，一个鲜见闭关锁国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封闭在这里形成了。
    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在谋划和部署这一切，没有军队在布设路障和铁丝网，一切都是自发出现的，自由产生的，悄悄进行的。金钱和技术是看不见的手。
    这种多层次的隔离与封闭，这种完全应该写入世界监禁史的隐形化分区监禁，使意识形态同时成为意象形态iconology，不仅是一个语言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具象清除和感觉没收的过程——或者完成于两个过程的互动。
    我们也许可以寄望于传媒，寄望于书刊、报纸、电视、电话、电影、因特网等对感觉壁垒的穿透。事实上，有些坚守良知的传媒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让相互隔绝的族群定期探监：看不到实象，看看媒象也是好的。当然，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窥探权，理应承担更多的理解责任，还有反监禁的行动责任——哪怕当不了职业行动家，成不了我在前面《岁月》里说到的阿梅。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很多地方在划定贫困线的时候，把拥有电视机当作脱贫标志，可见贫困线以下的人已经不易接近传媒。很多广告商在选择传媒的时候，注重受众的购买力而不是受众的人数，可见大众媒体已不再自动等于主流媒体，高消费群体已经有了特殊的传媒圈选，对传媒的支持可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纽约时报》是希望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华尔街日报》是已经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美国人早就有了这样不必大众却务必主流的报纸，并且标举着引领报业的成功经验。显而易见，当这些传媒被广告商的雄厚资金喂大喂强，喂出所谓主流传媒的呼风唤雨，资讯筛选未必不受制于喂养者的利益，未必不受制于特殊受众的趣味、经验以及既有知识。透过一个主流传媒，你常常可以从栏目、选材、制作风格中隐隐感觉到广告商成天盯着的那些受众：他们是广告围追堵截的对象，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一些高薪工作机器，一些大机构最喜欢的文明雇员，一些齿轮和螺丝钉似的专业化白领，说话有点木讷，营养丰富于是胖得像个穿着吊带裤的大白鼠，人文兴趣淡薄于是在技术专业之外活得像个大龄娃娃，有漂亮的太太和私家汽车，对任何新款产品兴致盎然，下了班健身洗浴，网上玩游戏或翻翻时尚杂志。硬要参与社会的话，便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眼电视新闻。如果他们的社会态度多是一套主流传媒的流行腔，想必不会令人奇怪。
    流行舆论常常告诉人们：中产阶级的雅皮就是这样，一个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就应该这样生活。
    他们大多数不乏正义感——如果主流传媒正在鼓动正义；大多数也说变就变地追随偏见——如果主流传媒正在推销偏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态度是否正确，不在于传媒受制于权力与金钱的太多可能，而在于他们唯主流传媒的马首是瞻，脑袋逐渐被报纸和电视接管，正在日渐臣服于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的视听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认识活动中的公共关怀能否在他们的真皮沙发上自动生长。
    他们肯定无法从传媒上看到我的一些穷朋友，这些穷朋友也无法从传媒上沟通更多样的人生和人性——他们还生活在报纸发行范围之外，生活在电视讯号覆盖之外，因为电视机是狭小家居里孩子读书的干扰，或者是领到救济费的障碍，还可能因为缴不起电费……我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黑洞里怎样生存。我知道生存空间的分区监禁再加上信息分配趋利效应正在使很多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在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前几天我想去看一位老朋友就惨遭失败。不知什么时候，那里的旧房子全部拆除，变成了一个宽阔敞亮的立交桥建设工地，变成了吊车、打桩机以及各种陌生的工人面孔。我居然不知道他早已搬走，没法与他联系。我知道他没有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突然醒悟到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如果他不主动打来电话，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就永远与他分别了——在一个城市的茫茫人海里。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主动联系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事需要与我们联系：印象中的他很少串门也不找朋友借钱。
    我看到地图还在改变，一座立交桥抹去了一张熟悉的面容，轰然截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习惯性往来。在这一个水泥的庞然大物面前，我的记忆也许会渐渐模糊，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概念，一个似乎与我有过关系的绰号，比方说“鲁少爷”。
    他曾经住在这里。
    麻将
    麻将是老朋友们聚会的主要节目。某个节日到了，朋友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去聚一聚，说好久没有看见了，说谁谁谁回来了，谁谁谁也回来了，大家一定要聚，不来的罚款。我当然只能推掉一些杂事，应约去奔赴友谊。我没有料到，房门一开，哗哗麻将声迸涌而出扑面而来，几乎是拳打脚踢，扑得我倒退两步。围在几张麻将桌旁的人都目光直勾勾地紧盯桌面，没人看我一眼。我有点茫然，独自在一大堆堵在门前的鞋子里寻找拖鞋，好容易翻找到最后一双，粉红色，女式的，有点潮润和气味，将就着穿上——很多家庭都有这种让客人换鞋入内的习惯。
    总算有人看见我了。给我一再打电话的周家瑞没有离座，在人群中伸长脖子，探出了脑袋。“坐吧坐吧，茶在那里，香烟自己拿，就在茶几上。呵？”
    算是尽了主人的情意。
    还有人也许看到了我的寂寞，“来来来，不会玩牌就啄鸟，好好学习么，大家培养你么！”啄鸟是指旁观者自由押注的方式，我后来才知道。
    我啄啄鸟，啄得不错，居然赢了点钱，但仍然没有啄出太多的兴味，只好去阳台上加入三个女人的谈话。她们也不会麻将，互相修着指甲，互相钳夹眉毛，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但有点误入妇科诊室的感觉。
    聚会就这样过去，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就这样过去，充满着麻将的哗哗声和突然炸开来的喧闹，是和牌的欢呼或者是对偷牌者的揭露，还有对麻将战术气呼呼的总结和争辩，直到大家疲乏地罢手，重新在门前一大堆鞋子里寻找自己的一双，找得拥挤而忙乱，屁股撞了屁股，或是脑袋碰了脑袋。大家碰得很高兴，也很满意。聚会不就是这样么？
    是的，你还要怎样？如果没有这几桌麻将，真不知道该拿聚会怎么办了。该说的事情都已经说过，不能说的事情就不说，麻将恰到好处地填补了时间空白。经过二十多年的回城生活以后，插友们越来越活得不一样。哪怕都是当工人的，有的厂子火了，有的厂子垮了；都是当教师的，有的职称升了，有的下岗走人了；同是当母亲的，有的儿子出国留学了，有的儿子犯罪入狱了。还能不能有共同的话题？操心社会和操心他人已不合时宜，那么还能不能有谈得拢的看法和情绪？如果不想争吵，如果不想在熟人面前没面子，如果更不想翻腾那些说了也白说的废话，当然就只能搓一把麻将了。你不能不承认，麻将是无话可说之时的说话，是生存日益分割化、散碎化、原子化以后的交流替代，是喧哗的沉默，是聚集的疏远，当然也是闲暇时的忙碌。麻将是新的公共黏合剂，使我们在形式上一次次亲亲热热地欢聚一堂。
    我讨厌麻将也尊重麻将，是因为麻将使我有机会见到熟悉的面孔，这样的机会并不太多，正在一次次减少。人皆有限。人总是要结束的。一个将要成为白骨的人正在摸牌，一个将要成为腐泥的人正在出牌，一个将要成为化石的人正在点火抽烟，而电视屏幕里一个将要成为青烟紫雾的人正在介绍旅游节目并且哈哈大笑……这些人生时各别，若干年后将在死亡线的那一边雷同；或者说这些人生时聚首，若干年后将在死亡线的那一边各自东西你我相忘。
    生活是一个化装舞会，我们在舞会上彼此陌生；生活是一条船，我们在船上命运与共同舟相济。生活是一条船上的化装舞会，我们在亲密的陌生中听到时光之冰在一块块嘎啦啦崩塌：终点正在逼近。
    有一次，一个“知青酒楼”筹建，达雄以装修顾问身份在那里忙了几天，指导工匠们到处挂上草鞋、斗笠、蓑衣以及红袖章，门口设置了龙骨水车和犁靶，还辟出一块留名牌，让混得不错的一些人在那里插上名片，壮一壮知青的声威。开业的这一天，酒楼里照例摆了十几桌麻将。家瑞在一个包厢里被老木赢惨了，说什么也不玩了，三缺一，大家的目光便投向刚来的大川。大川与老木一直不和，手插在裤兜里不愿上桌，被旁人一再拉扯相劝，实在没办法，勉勉强强入座。多年之后他们总算坐到了一起，让我们暗暗惊奇也暗暗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了地震一般，大川猛地把整个桌面朝老木掀过去，麻将四下里乱飞，让在场人吓了一大跳。原来大川刚才想收回一块牌，被老木顺口抢白了一句。事后据人们回忆，是说落地生根一类，是押房子卖老婆也得有牌德一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川最近刚好手头紧，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以为对方是出言不逊，忍不住反唇相讥：“有老婆卖也不容易，怕只怕落下什么绝症呵。”
    “什么意思？”老木脸色一沉。
    “谁觉得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怕输钱就不要来搓牌。”
    “我是怕输呵，一屋的假字画，几块套牢了的地，哪里输得起？”
    老木明白话里的意思，把手中麻将往桌上一砸，酒气冲天的一声呸，起身就要走。有颗麻将溅到了大川的脸上。大川不是吃素的，来了个整个桌子底朝天。一片混乱之中，他们破口大骂，旁人还未听清楚骂了些什么，还未定下神来，一个果盘已经盖在大川脸上，红汁黄水五彩缤纷；一个空啤酒瓶立刻向老木的额头飞过去，在墙上砸出叭的一声巨响，鲜血立刻在老木脸上涌现。打死人了，要打死人了！你们疯了么？屋里爆开了各种尖叫。人们在混乱中也挨了些不明不白的撞击，好容易才把两头咆哮的狮子隔开，把他们按回各自的椅子上，大家都呼呼地出粗气。有人揉着腰，在收拾地上的碎酒瓶、麻将牌以及西瓜泥。
    吴达雄轰走了挤进门来的好事者，将门狠狠关上，生气地说：“大川，不是我说你，相逢一笑泯恩仇么。凭良心说，老木今天没怎么样，对你也没有成见。事情早就过去了。前几天喝酒，他还说起你们两个那时候一起守野猪的事，一起半夜里游泳的事，连我听了都感动……”
    老木一手捂住额头上的毛巾，冲着吴达雄大喊：“他刚才说老子黑。老子下过他的药？做过他的手脚？老子害过好多人但还真不想害他。前一段王麻子说要找个人当校长，我还说只有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电子脑壳，高才生，不像我们这些下三烂……”
    说得突然有点哽塞，说不下去了。
    大川听清这些话了，声音也开始异样，同样冲着吴达雄申辩：“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当初敲白铁桶到底是我吞了他的钱还是他吞了我的钱？那年当反革命，是我，把他的事情揽过来了吧？是我，说留下一个算一个吧？专案组相信了我的话，把他开脱了。我当时高兴，真的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为朋友……”
    他咬咬嘴唇，转过脸去。
    老木眼里冒出泪珠，“老子没见过这样无情无义的鳖，这样翻脸不认人的鳖。那年回城，我想他总会来送我一下吧，我准备了好多话。天下雨，汽车过了一班又一班，我还在站上等，一直等到天黑。我想吵架归吵架，他终归会要来的吧？鲁少爷都看见的，我一直站到天黑……”
    他抹了一把鼻涕，“我一个人站在雨里哇……哇……我哪里是个人？我是个牛骑马踩的大傻鳖哇！”抽泣突然变成了号啕。
    “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吴达雄把他搂在怀里。
    形势对大川有点不利。他涨红一张脸，“好吧，我无情无义，我翻脸不认人，我是没有去送你。但你肺炎发烧四十几度的时候，是哪个背你走了十多里路？是哪个同汽车司机打架，一定要把你送到县里去？是哪个去饭店里为你讨……”他激动得一张脸突然歪曲了，吐出瘪瘪的字，“……讨那碗面？”
    “我记得是你，我是想报答你呵，祖宗！我下决心要记这一笔恩，做牛做马也要还你这笔情。祖宗！我这就给你下跪，给你当孙子。”老木甩开吴达雄，矮了下去，冲着大川嘣嘣连砸几个响头，再次吓了大家一跳。
    “你还要我磕多少？还要磕多少才够？”他又撅着屁股朝地上砸出响声，额头上的血迹沾到了地上，“我还要给你姐姐磕头。祖宗！在北京的时候，她给过我粮票，给我买过火车票……”
    “我还要给你老娘磕头。我没有给她老人家送葬，我对不起她。她老人家给我补过衣服，织过毛衣，擦过煤油灯罩，我是想去给她老人家送葬的但我没有去哇……我是想磕头只是没地方磕哇……哇……”
    老木跪在地上，哭成了一个泪人。几个女人抽泣着放出哀声，连大川也突然捂着脸埋下头去，没有发出声音，只有背脊剧烈地抽动，不知强忍什么辛酸事。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
    大川抹抹眼，撞开门，大步冲出去了。随着门开，大堂里的音乐一涌而入扑面而来。球形彩灯在那里翻卷，播下七色光斑满地飞驰。铜号、沙锤以及架子鼓在那里轰击神经，一支老歌变成了流行舞曲，男女舞伴一对对在那里踏着红色的快四节拍，整齐地起伏顿挫和一同旋进。酒店老板赞助的这次春节知青大聚会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高潮。那里没有人注意这个包厢。
    小青大声说：“你们哭什么呢？真是，不是来玩的么？哪来这么多猫尿？好了好了，都来玩吧。麻将在哪里？麻将……”话刚落音，自己又忍不住捂住脸再一次哭了。
    沉默者
    住进太平墟以后，有些亲友节假日里会来玩玩。一位亲戚是个好动的人，一早起来就出了门，早餐没有回来吃，中餐也没有回来吃，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说这山里真是不错，刚才他一个人爬山去了。我问他肚子饿坏了吧。他说一点也不饿，在山里一户农民那里吃了餐好饭，有柴熏肉，有小鱼，有鸡蛋和青菜，特别新鲜可口。他要付十块钱，那人说什么也不要，说见了面就是缘分，哪有收钱的道理。
    我有些奇怪。从他描述的情况来看，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一条无人的峡谷，原来有两户农民都移民到山下的公路边来了。哪还有什么人家？
    亲戚说，确实有，他吃饱了这事假不了。
    因为我的好奇，他详细说了说在那家的见闻：养了几头猪，养了一群鸭子，养了兔子还养了鸽子，反正有很多活物。主妇看来有些文化，言谈举止不像是乡下人，比方能解释山田的酸性和碱性，能解释石头是层积岩还是花岗岩，自称当过赤脚医生也管过猪场，集体猪场散了，就回家了。她的两只脚特别大。
    我听得有些冒冷汗，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亲戚说的这家人太像鲁少爷夫妇，是我认识的朋友。但他们多年前就回城去了，不可能还待在这里。我还知道几年前他们的儿子不幸夭折，还知道鲁少爷后来给一个个体户推销轮胎，还知道他们住的房子已经拆迁，那里正在建一座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他们不可能在这条峡谷里。即便在，我住得这么近也不可能不知道的。
    亲戚有些茫然，“是你记错了，还是我看错了？”
    亲戚度完假，带上些瓜菜，带着老婆和孩子回省城去了。我按着他说的路线，走进了他说过的那一条峡谷。我希望他说错了，也希望他没有说错，希望鲁少爷确实就在前面，比方说是前不久偷偷搬家到乡下来的。我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在大树下回过头来，或者在水田里抬起头来，说一句：“又是来找牛的吧？”我希望时间永远静止在那一刻，静止在他挂着泥点的一张黑脸上，静止在他踩着牛粪的一双赤脚上，静止在我们的相视一笑。我希望我后来知道的一切都是幻觉，包括他最后的不知去向，包括他从此沉默不语的传闻——他唯一的声音是进入洗澡房才可能爆发出的一句或两句歌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或者“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旦走出洗澡房又成了哑巴。我希望这个除了在洗澡房就永远哑巴的人重新开口说话。
    我没有找到他以及他的妻子。寂静挤压着耳膜，峡谷里杳无人迹，只有一行白鹭在万顷绿色中闪电般地掠过。
    看来是我的亲戚遭遇幻觉了，或者是说错地方了。
    乡下
    你看出了一条狗的寒冷，给它垫上了温暖的棉絮，它躺在棉絮里以后会久久地看着你。它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它的感激。
    你看到一只鸟受伤了，将它从猫嘴里夺下来，用药水疗治它的伤口，给它食物，然后将它放飞林中。它飞到树梢上也会回头来看你，同样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铭记你的救助。
    它们毕竟是低智能动物，也许很快会忘记这一切，将来再见你的时候，目光十分陌生，漫不经心，东张西望，追逐它们的食物和快乐。它们不会注意你肩上的木犁或者柴捆。它们不会像很多童话里描述的那样送来珍珠宝石，也不会在你渴毙路途的时候，在你嘴唇上滴下甘露。
    它们甚至再也不会回头。
    但它们长久地凝视过你，好像一心要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好像希望能尽可能记住你的面容，决心做出动物能力以外的什么事情。
    这一刻很快就会过去。但有了这一刻，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不再是没有过这一刻的世界。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消失了，但感激和信任弥散在大山里，群山就有了温暖，有了亲切。某一天，你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大山给你一片树荫；你在一条草木覆盖的暗沟前失足的时候，大山垫给你一块石头或者借给你一根树枝，阻挡你危险地下坠。在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触到一只狗或一只鸟的体温，在石头里，在树梢里。
    你流泪了，抬起头来眺望群山，目光随着驮马铃声在大山那里消失。你看到起伏的山脊线那边，有无数的蜻蜓从霞光的深处飞来，在你的逆光的视野里颤抖出万片金光，突然间撒满了寂静天空。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