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暂的。
    ——（古希腊）普罗塔哥拉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的确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段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徵的故事。
    唐太宗时，大臣魏徵能直率地向唐太宗提意见，经常在朝廷上直抒己见，唐太宗也能听取正确意见，所以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唐朝出现了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魏徵病死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下令为魏徵立碑，亲自撰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太宗时常想念魏徵，于是就有了上面那段著名的感慨。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两千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了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人都会有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他指出了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绝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
    以史为鉴，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表明我们面临着一个开放的历史。历史不只是记录在泛黄的书页上的陈年旧事，而更多的是一种经验，一种教训，一种传承。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具有现代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