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城市社会的主体性问题在每个时代，我们都会遭遇主体性问题，都会重构主体，重写主体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在文明与主体的互动、发展中，人的主体性日益丰富，文明成果日益丰富，但我们也日益遭遇深刻的文明焦虑、主体焦虑，对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发展问题、发展前景、未来方向等日益产生深刻的不安和焦虑。从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这个维度，以城市社会与世界文明史为背景探索主体性问题，对厘清主体的本质、问题、趋势，减缓、克服文明的焦虑、主体性焦虑，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主体性是我们对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反思、假设、断定、回答，是人确认自身的一种方式。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把主体性问题的兴起作为一个近代现象，把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作为主体性的起点和节点，把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康德等作为主体性研究的起点式人物，把这些作家的论著以及《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等文本作为主体性研究的代表性文本。但问题在于：其一，在近代以前是否就不存在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在近代以前，是否人就不成其为人？人的主体性似乎是一个在近代突然生成的现象，应该如何认识人的主体性的前现代史、前现代性？其二，在西方以外，是否存在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是否在西方以外，人就不成其为人？应该如何认识不同区域与文明背景下的主体性？主体性是否是一个纯西方范畴？其三，文字文本是否是研究主体性的至上文本？主体性是一个文字现象，还是一个更为实在的社会实在过程、文明变迁过程？那些没有文字文本流转至今的文明，是否有其主体性？考察主体性是否需要关注、回归更为广阔的历史实在、文明变迁？
    笔者认为，主体是关系与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主体性是作为主体，也就是作为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所具有的特性。人成长为主体有一个过程，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发展有一个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被动者、受动者，到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动者，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内容。其二，从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关系中的被动者、被决定者，到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中的主动者、决定者、主导者，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内容。其三，从人与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情感关系中的被动者、不自觉者，到对人与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情感等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的程度提高，也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内容。
    世界是一种对象性存在，人是一种复杂、总体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与人相关的对象性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关涉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人对具体对象性关系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程度的提升，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在具体地自觉、控制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所生成、展开、积累的素质、能力、特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简言之，所谓人是主体，就是人成长为对象性关系中的主动者，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动者所具有的素质、能力与特性。
    基于以上判断，可以看到，康德对人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论断，对人的主体性的论断，核心内容是断定人天生地具有主体素质，断定人生来就是主体。这与卢梭等所断定的人生而平等，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同笛卡尔所断定的人应该天生地怀疑一切，天性就是理性的，表达的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在断定人生来就是主体，生来就具有主体性。但问题在于，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如果人的机体、身体本身都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有一个从前人类、智人等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的生成过程，那么，笛卡尔、卢梭、康德等对人的主体性的这种论断就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错误。按照他们的进路，人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最终只能是一个无法研究、讨论的独断论问题、宗教论问题。
    在近代早期，进行这种论断，对于反对当时政治、宗教力量对人的压制，无疑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应该看到，以独断、宗教的方式研究主体性，往往会激化、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也是卢梭、康德等被指认为具有暴力倾向、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在考古、历史、科学等研究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在人类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的了解不断具体的今天，如果还停留在非自觉的生物学视角，还停留在康德式的独断、宗教式的层面研究主体性，则无疑会阻碍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在生命科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已经取得深入进步的今天，主体性研究需要一种新的思路、新的线索。正如斯宾格勒所揭示，文明是人类主体性的物质与实在成果。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主体性的成长与变迁史。反之，一部主体性的成长史，也就是一部文明的生成过程史。离开了文明史，所谓主体性研究往往会走向抽象和独断。回到历史本身，结合全球文明史或者说世界文明史，对主体与主体性进行新的沉思、新的考察，探索主体性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是深化主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进路。主体性的变迁史，同人类文明的变迁史具有深层的同构性。人的主体性不仅是观念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在论的问题。反思世界文明与人类主体性的历史互动，主体性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人的主体性的成长史，也就是人对与人有关的对象性关系的调控能力不断提升的历史。主体性不是一个纯知识性、反思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实在论、综合实践论的问题。历史转换中，主体性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人日益从自然、社会、自我等对象性关系对人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人日益成为对象性关系的主导。从不断获得调控自然的能力，到不断获得调控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情感、身体等的能力，人日益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主体性不断丰富。比如，在文明与城市发展中，“与自然的决定因素相比，人为决定因素的数量众多，并随着城市社会和技术从最初的演进开始，数量不断增加”。所谓人为因素的不断增加，也就是人的主体力量增加的过程。如何理解主体性问题的实在性、实在内容及其变迁，对主体性研究能否深化具有基础制约。
    其二，人的主体性有一个生成、壮大的过程，自发与自觉并存，是主体性变迁的规律性特征。正如城市变迁是有机自觉变迁与理性规划变迁的统一，文明变迁是自发转换与自觉规划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构，主体与主体性的成长，也是自觉转换与自觉规划的统一。但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走向过度强调主体性增长的规划性、自觉性，甚至用一个统一的模式与路径来理解主体性的成长。反思城市与文明史，“将会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点，即一方面可以发现附加于有机生长部分之外，经规划扩展或重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有机生长改变了起源于规划的城镇形态。……20世纪后期，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家都致力于建造‘规划’城市，而忽略了有机生长的遗产”。对文明变迁的自发性、自然性、有机性的忽视，导致了文明变迁中的霸权、暴力等深刻问题。在人类对世界、对人自身的理解远未成熟的条件下，如何平衡自觉与自发的关系，如何尊重文明与主体性变迁的自发进程、内在规律，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三，从古代到现代，多样性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的主体与主体性的重要特征。在文明的早期，人类就具有不同的居住方式、生计方式、制度与习俗等。即使在饮食传统上，各区域的文明与主体之间也是各有差异。比如，“新石器时代，中国北部沿黄河流域发展出了以粟为基础的农业体系。……在美洲，农业革命以玉米、木薯和红薯为基础”。“早期文明都要创建制度并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尽管拥有一些共同特征，但这些文明在政治结构和文化模式方面是不同的。”“区域环境，包括地理条件，使每个文明各有独特的模式。”“早期文明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多有不同。比如，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信人的命运不可抗拒相比，埃及文明更注重来世。这两个文明发展出来的很多风俗习惯在地中海沿岸、欧洲部分地区甚至大西洋对岸的文明中都能找到踪迹。”但诸多研究中，人们往往更为强调主体与主体性的统一性，并把这种统一性理解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性。如何理解文明与主体性的理论与逻辑层面的抽象统一性及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具体多样性，对于主体性研究的深化具有基础意义。
    二
    主体性同文明史深层、共同转换。伴随世界文明史，人的主体性不断展开、不断深化，在转换与深化中，多样性、具体性始终是主体性的重要特点。
    公元前500年之前，是人类文明的早期。在这个阶段，以城市为重要代表，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就营建起不同特点的文明，生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主体性。据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从早期就具有复杂性，“大约在6000年前，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这些城市很快又成为各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事实上，自从城市出现以后，整个世界的人类一步一步地被纳入到围绕城市所组成的复杂社会的影响之下”。在不同的区域，分别生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早期复杂性社会。“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500年间，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北部、中国、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中部都孤立发展了复杂社会。”在这些早期的复杂社会，不同区域的人们建构起各具特点的城市，建构起具有不同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不同的复杂社会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某些社会致力于组织宗教活动，寻求神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宗教仪式很大程度上由个别的家庭团体所把持”。一方面，人们对不同空间的营建以及对不同形态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建构，说明在以农业革命为基础的文明早期，人的主体地位已经比在采集、狩猎社会时有了巨大提升，人的主体性已经开始崛起并不断丰富。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自然与自我的主人，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主体。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以不同区域空间形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文明为标志和代表，人的主体性也开始呈现具体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文明的早期，一方面，以农业革命为标志，人的主体性已经开始真正生成，另一方面，以不同区域农业文明的差异为标志，人的主体与主体性又具有不同的特点。从文明的早期开始，多样性就是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是人类文明的古典时期与后古典时代。在世界史学麦克尼尔看来，这个阶段是多种文明平衡发展的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在这个时期，以不同的都城为中心，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了几个早期帝国，或者说四大文明古国。“这些杰出的社会在是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它们的遗产历史历久弥长，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称它们为古典社会。”这些不同的早期帝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如何管理庞大的疆域，如何应对外部的军事挑战，如何应对内部的财富等差异。正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早期帝国的政治体系、管理体系、信仰体系、知识体系等得到了发展。在这个帝国文明阶段，人对世界，特别是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比早期文明社会时有了重要提升，标示着人的主体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人类对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开始以文本的形式流存。东西方不同区域的哲学体系开始形成，这些不同的体系标志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标示着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多样化、差异化特征。“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古典社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收割不同的农作物，用不同的建筑材料搭建房屋，遵守不同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信仰不同的神。”虽然有一系列的震荡，但四大文明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2000年时间，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生活中心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不同帝国之间在交流与冲突中的总体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不同形态的主体性之间的总体平衡关系。这个时期，一方面，以不同形态的大型帝国为标志，人的主体性进一步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以不同的哲学体系、社会体系为标志，主体性之多样性也日益鲜明、日益突出。
    公元1500年至1800年，这300年间，人类文明的格局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历史标志都更适合作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一方面，这是一个西方地位提升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缘起的时期。“西方跃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确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进行某些急剧的变革，以阻止欧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扰。”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标示、推动着西方的崛起，也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深入提升，人类从精神与地理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了自己主体性。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挑战已有的精神权威、信仰权威，人们可以以自己民族的语言理解和重建宗教，这无疑代表着人们对自己的终极关怀具备了控制能力，说明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提升。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由探索自然的规律，则更象征着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控制进入规律论层面，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真正的确立。而地理大发现则进一步说明人开始把征服、控制自然的空间拓展到海洋，象征着人的主体地位在自然控制能力方面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问题在于，欧洲是近代以来人类主体地位的重要提升者，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丰富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主体性就是西方性。西方并不是科学的首创，也不是科学的一直领先者，并且其对科学的推动也受到了东方已有成就的巨大影响。“8世纪到12世纪，亦即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前，伊斯兰的科技水平绝对超过欧洲。在14、15和16世纪，欧洲学者才开始领先他们的穆斯林前辈。……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进步要归功于他们的穆斯林同行，以及通过后者传入欧洲的各种亚洲成就。”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性观、社会观等理念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近代欧洲对人的主体地位提升、主体性的展开与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不能说明近代以来的主体推进只是由欧洲推动的，并不意味着主体性只有理性化、世俗化等内容，也不意味着理性化、世俗化只有近代欧洲所推进的唯一形式。在近代，一方面，人的主体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推进，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多样性、丰富性也仍然存在，并将进一步推进和丰富。
    从1800年以来，以社会革命、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为标志，世界文明实质性地进入了现代性这个新阶段。工业革命的推进，标示着人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自然的主人，标志着在自然关系这个层面，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深入提升。“法国大革命打破了旧制度下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开启了被西方史学家称作‘现代’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人类文明从政治层面进入了现代，标志着在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推进，则为人的主体性的成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人类的主体性日益表现出共性与统一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多样性开始减少。恰恰相反，在工业革命、全球交往等的推动下，不仅不同区域的人们日益注重自身具有个性的主体性，即使同一区域的人们也开始倡导不同的主体性。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等多样思潮的共存与激荡，正是现代性语境下主体性之多样性的重要反映。这些不同思潮的并存与激荡，深刻反映了现代性语境下，人们对主体性问题的不同认识，深刻地说明多样性仍是主体性的重要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1世纪以来，虽然文明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化，但多样并存仍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格局，也是主体性的重要格局。反思世界文明的变迁，反思主体性的转换，可以看到，从早期文明到当代文明，虽然主体性的具体内容不断展开，不断深化，但多样性始终是主体性的结构性特点。
    三
    世界文明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性的成长与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对外在世界的调控日益走向对人自身的调控。具体而言，就是从对自然的调控，走向到对政治的调控、经济的调控、社会的调控、文化的控制，再走向对自身的机体、精神、情感等的控制。这个过程，也就是人日益成长为自然的主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的主体，再到人自身的生命、精神、情感等活动的主体的过程。
    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调控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与时代的人的主体性是相同的。在不同的区域，相对于具体的对象，人的调控能力、调控方式会有所不同。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会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别，比如，不同区域的人们会建筑不同的空间，驯化不同的植物与动物。相对于政治活动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在不同的区域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在帝国时期，雅典的政治形态就与两河流域不同。相对于经济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也是如此，不同的区域，人们会建构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有不同的生产结构。相对于精神领域的主体性，也是如此，例如在不同区域所生成的几大宗教。相对于人自身的主体性，不同区域的人们也有差异，比如，不同区域的人们会具有不同的心理、情感调控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运动与健身方式。
    主体性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多样性，但只有在作为调控能力这个意义上，主体性才具有统一性。在现实中，主体性总是表现为具体而多样的调控能力、调控方式。正是在多样、具体调控能力的不断展开中，人的主体性才得以不断展开、不断丰富。取消、否定了多样性，也就取消、否定了主体性。多样性是主体性的内在特点。在反思与逻辑的意义上，主体性的多样性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相对于不同领域的对象性活动而言的多样性。从相对于自然，到相对于宗教、政治、经济，不同的社会运行与构成领域，需要人们发展出不同的、多样的能力。一是相对于同一类领域的对象性活动的多样性。比如，同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也不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只有一种形式。
    多样性是理解主体性的核心线索。所谓主体性，也就是人的调控能力，即人对与自身有关的对象性关系的调控能力。主体性不是恒定的，有一个生成与变迁的过程。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主体性的成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中，关键性的机制有两个，一是聚集，一是分工。
    人口数量的增多，以及同人口数量增多相伴随的人口聚集度的增加，对人的主体性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体性的进步不会以个体的方式进行，而只能以群体、集体、社会或者说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聚集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首要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及其聚集，主体性不可能成长。正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从古到今的诸多思想家把社会性、政治性作为人性的重要特点。也正是基于此，雅各布斯、苏贾认为文明的发展首要条件是城市，并倡导“首先是城市”这个观点，因为城市的首要特征正是人口的聚集。“我们通常以为属于乡村的工作并非起源于农村，而是城市。当前诸多领域的理论，如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都认为城市是建立在农村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如果我的观察和推理没有错的话，那么事实恰好与此相反：包括农业劳动以内的农村经济，乃是直接建立在城市经济和城市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不仅是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是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城市在本质上是人的聚集，这种聚集使人真正社会性地存在，使人们可以相互激活、相互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多样能力。没有聚集，就没有主体性的生成，没有主体性的成长与成熟，也就没有文明与社会的进步。
    聚集导致世界文明与主体性进步的核心机制是分工。分工以及与分工相伴随的专业化，是导致人的主体性成长的结构性原因。分工的本质就是人的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的多样性、专业化，也就是人们专业化地从事某一领域、某一部分的工作。分工使人们被分类为多样的专业群体，正是不断分化与增多的专业性群体，推进着文明的进步，推动着人自身的发展、主体性的不断成长与丰富。面对多样复杂的环境，面对人自身的多样需要，人类选择了以专门、专业的方面进行实践、提升能力，并将这种分门别类的能力整合为作为总体能力的主体性。正是这种分工与整合相统一的机制，保证、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进步到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当代的信息文明。在聚集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中，新的分工不断产生，旧的分工不断被继承、超越、扬弃。在聚集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中，人类日益成为具有不同能力又相互依赖的主体。
    分工引致社会团结、社会的伦理化。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指出，分工具有伦理效应。相对于所有个体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体力、有限的生命，以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使人们整合为一种不得不相互依赖的整体力量。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团结成为一种必需，使人类成为一种整体力量日益强大的主体。“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无论如何，它总归在朋友之间建立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主体性的增长，同文明多样性、社会分工的发展具有同一性、同时性。文明的进步过程，就是文明多样性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同的人们分别发展其专长、特有的主体能力，并整合、汇成作为人类整体调控能力的类主体性的过程。
    分工引致工具与技术的进步。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必然采取物化的形式，工具与技术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物化与实现形式。在古切尔看来，“当工具取代生物性的进化而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时，可以说，技术的发展就成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方面”。“这样，工具也创造和改变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即人类是如何理解他们的周围的自然环境的。这些可以被使用和重复使用来操控周围环境的工具就成为力量的源泉。”从早期的石质工具，到后来的金属工具，再到后来的动力工具，以及现代的信息化工具，工具标示、推动着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工具与技术，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核心载体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体性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工具与技术承载与代表着人的组织、制度、观念等方面的水平与能力，也是文明与主体性的硬件部分。多样化的实践、多样化的工业与技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从根基处推进着文明的进步、主体性的提升。
    分工也必然引致观念与知识的进步。知识与观念是文明与主体性的软件部分。分工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观念的变迁，分工的多样化、专业化，必然导致人的观念的多样性，知识、信仰、情感等的多样化、专业化。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人的观念、知识的不断丰富，不断专业化、多样化。没有知识与观念的多样化、专业化，也就没有文明与人的主体性的进步。取消了观念与知识的多样化，也就取消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可能、激活机制。工业文明以来之所以成为人的主体性成长最快的时期，根本原因正在于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多样、多元观念被深层激活。主张回到过去的浪漫主义、主张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主张共同体利益的社群主义、主张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主张挑战权威的怀疑主义等思潮，都在工业革命以后复兴、发展及相互竞争。这些思潮都代表了人们对主体性的某种理解，代表了人的主体性的某一方面。它们的相互激荡，从观念层面推动着人们对主体性的认识与理解不断走向深入。只要这些思潮不走向极端，就都代表人们对文明与主体性的某种理解，其共存性发展有利于主体性的进步。防止不同观念的极端化，建构一种不同思潮和谐共存的关系，对推进人的主体性的有序成长，防止人们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恶性竞争，有重要意义。
    四
    如果不是立足于抽象和神性，而是从具体的属人关系来理解主体性，从外延看，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1）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个展开与深化的过程。人从广度与深化两个层面，不断开拓、深化同自然的联系。从地表性的自然到地球深处的自然，从分子层面的自然到原子甚至更深层面的自然，从地球上的自然到外层空间、宇宙意义上的自然，人日益把握与运用自然的规律，日益多样地开发、探索、运用着自然。人对自然的多样、多层性的探索与运用，是人的主体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2）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人与人之间日益开拓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情感、心理等维度的联系，且每一个维度的联系又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例如政治、经济等模式的多样化。人对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把握，日益走向深刻、自觉，人与人的多维、多层关系日益从无法掌握的无序关系转换为可以把握甚至控制的有序关系，这个过程，是人的主体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3）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人对自身的生理、心理等的了解有一个过程。从神化式的理解到宗教式的理解，再到科学性的理解，人对自身生理、心理的构成与运行的把握日益进入规律的层面。人自身的复杂构成，也从一个朦胧、偶然的和谐状态，进入一个自觉实现、建构和谐的过程。医学等生命科学的进步正标示着人对自身的控制能力的提升，人日益在身体论、心理论层面成为自身的主人、主体。
    可以看到，不管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还是从人与自身看，所谓主体，就是人日益成为与人有关的对象性关系、属人关系的主导者、主动者，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作为的主导者、主动者所应该具有的调控能力、调控素质。因此，从内涵的角度看，从人的本质、存在构成这个角度看，所谓主体性也就是人在不断与拓展的对象性关系中所不断激活、发展、积淀、聚集、内化而成的一种综合人性，一种内在的素养、素质，一种在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中谋求存在、实现发展的能力和素质，并具体表现为心智、情感、语言、技能等各类能力，以及每种能力的不断精细化、多样性，表现为旧能力的不断提升，新能力的不断产生。人的主体性，就像一颗不断成长的珍珠。在应对不断变化与复杂化的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珍珠会不断地成长，在应对各类变化的属人关系的过程中，人的各种能力、人的主体性也会不断地新生、聚集、沉淀、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人的主体性更多地不是康德所谓的先天性，而是随着人对属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处置而不断成长、提炼、聚焦、沉淀的综合能力。其内化结果，就是人把对属人对象性关系的综合把握，沉淀为可以随时调用的感受能力、适应能力、改变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能力。
    对主体性，对人们在处置、应对属人对象性关系中成长起来的主体能力，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描述。比如，可以从古典哲学、古典伦理学的角度，参照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把这种能力，把人的主体性揭示为善；也可以从近代科学、近代哲学的角度，参照康德和黑格尔的思路，把人的主体性揭示为理性、自由；还可以从语言学、语言哲学的维度，把人的主体性揭示为语言，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维度，把人的主体性揭示为公正；或者从心理学与心理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等角度，把主体性揭示为其他的属性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甚至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分支，都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研究。或者是希望揭示主体性的总体面貌，或者是在努力揭示主体性的某一个部分或者说构成。
    不论我们如何揭示主体性，都可以看到，人的主体性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成长、变化的。只要人还在应对、处置不断变化的对象性关系，人的主体性就如一颗活的珍珠，会不断成长。即使我们把主体性定义为自由、理性、美德、公正，自由、理性、美德、公正的具体内涵也不是固定的，也将不断变化。并不存在一个抽象、固化的作为自由、理性、平等或其他定义等的主体性。
    但不断变化的主体性也并不是无迹可寻。反思历史，人的主体性的转换，人的能力的转换，有一个大致的历史与逻辑进路，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努力从被自然决定的客体，成为把握与运行自然的主体。第二个阶段，表现为从被主体间性决定的他者，成为把握与运用主体间性的关系的主体。第三个阶段，表现为从被身体（包括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决定的存在，成为把握与运用自身规律的主体。人的主体性转换的总体进程是从努力成为自然的主人，到努力成为社会的主人，再到努力成为自身的主人。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努力克服自然的失控，到努力克服社会的失控，再到努力克服自我的失控。
    因此，在理想的意义上，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可以全面自觉地把握、调控自然、社会与自我。但历史与现实中，人对自然、社会、自我这三个层面的调控能力虽日益深化、日益提升，但远未达到或者说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理想状态。人类始终面临着自然的失控、社会的失控、自我的失控。虽然经过数万年、十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及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快速发展，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主体性的认识，都远未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人类一直面临着深刻的主体性问题。当代语境下，人类面临的最根本的主体性问题，或者说风险，是主体性停滞与主体性失控的并存。
    人口总量的增长，人的需要的增多，客观上要求人的主体性不断成长。只有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性，才可能应对不断增加的问题。但在现实语境下，由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等的极端化，人的主体性出现了相对停滞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人的责任意识与责任能力、创新意识与创新责任、开拓意识与开拓责任下降，人们追求安逸、享乐，不愿探索、创新、创造。在一定意义上，主体性就是一种探索能力、创新能力、创造能力，人们不愿意探索、创新、创造，其本质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进入了相对停滞的状态。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深层动力不足，并可能使整体社会运行进入一种倒退的恶循环。主体性停滞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人的主体性在当代又面临着发展失控的风险。伴随新科学、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的不断发展，人的主体能力不断提升，人的诸多合理与不合理需要也日益增长乃至膨胀，甚至开始追求一种无度的奢华、消费、享乐。人们日益走向一种无节制的生活，似乎人可以日益快速地创造、改变、占有一切。当人们追求无限度地改变自然，无限度地改变社会，无限度地拓展自身时，就走向了主体性失控。
    一方面，合理的主体性停止发展，另一方面，不合理的主体性又走向发展失控。这正是当今世界人们遭遇的最根本的主体性矛盾、主体性焦虑、主体性纠结。反思人类文明史，这个矛盾与问题一直存在，但工业文明以来，特别是当代全球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语境下，这个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化状态。
    当代经济危机中有一种矛盾现象“滞胀”，经济发展停滞，就业率低，但物价却上涨。滞胀在本质上正是停滞与失控这对主体性矛盾并存在经济领域的反应。创新活力不足，会导致经济停滞；很多人没有工作，无法参与劳动创造，而其基本需要又必须满足，特别是当人们追求没有以劳动付出为基础的生活和享受时，必须导致物价的上涨。
    当代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在本质上也源于停滞与失控这对主体性矛盾并存。一方面，为了满足更多人的生存、幸福等需求，人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可持续开发、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探索人与自然共生的新能力，而这方面能力的发展相对停滞；另一方面，人又在以一种短视心态发展掠夺式攫取自然资源的技术、工具、能力，这方面能力的发展基本失控。
    当代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等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都同主体性的深层矛盾密切相关。这个矛盾不解决，这个焦虑不缓解，人类将始终面临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心理、生理等危机。激活与规范并行，一方面，鼓励发展合理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规范、防范不合理的主体性，对解决当代文明危机具有根本意义。
    反思文明史和主体性的深层统一与历史互动，关于主体性的本质、问题与未来走向，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主体性的文明本质。主体是对象性关系中的主导者、主动者，主体性是人在应对、调适属人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综合能力。人们往往用一种恒定的眼光看待主体性，把主体性看作具有固定内容与形式的人性。但反思历史，可以发现，主体性是一个生成、变化的历史，其发展受到自然、社会、自身等因素的多重制约。文明与主体性深层同构、具体统一。文明是主体性的外在实现，主体性是文明的内在积淀。文明的多重性、多样性、复杂性，对应于主体性的多重性、多样性、复杂性。聚集与分工推动主体性发展的深层机制，在聚集与分工的推动下，主体性不断生成、展开、提升，并外化为日益多样与丰富的文明领域与文明要素。主体性的总体转换趋势是从对自然的调控，走向对社会的调控，再进一步走向对人自身的调控。一部文明史、一部主体性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综合调控能力不断提升的历史。
    其二，关于主体性的深层矛盾。停滞与失控，是主体性转换特别是当代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所谓停滞，就是合理而必需的主体性，有利于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能力、主体素质没有得到发展；所谓失控，就是不利于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能力、主体素质得到了不合理的增长。这对矛盾，就是人类发展自身与约束自身的矛盾。一方面，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多样需要，人类需要发展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如果不约束和规范自身主体性的发展方向，将深层危及人类自身的存在，可能导致人自身、世界文明的反发展。当代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之所以呈现恶化趋势，在根本上正同主体性的停滞与失控这对矛盾并存有关。能否在主体性层面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能否有效解决停滞与失控的矛盾，将深层决定人类社会与世界文明的走向。
    其三，关于主体性的未来走向。历史转换中，虽然有战争、灾难等的诸多扰动，虽然人的主体性存在停滞与失控的深层矛盾，文明与主体性在总体上依然呈上升与发展的趋势。但是，日益增多的问题与危机提醒我们，需要对文明与主体的关系进行自觉把握，对文明与主体的发展进行自觉规范，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更为巨大的文明危机、主体性危机。主体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具体呈现、实现为不同而多样的文明要素与文明形态，每一种文明形态与文明要素都是人的主体性总构成中的一个部分。取消了多样文明，也就取消了主体性合理发展的现实构架。因此，自觉维护、发展文明多样性，建构具有反思性、伦理性的多样异质文明共存、共进的制度、知识、心理等构架，对缓解、克服主体性焦虑，推动文明与主体性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的路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