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的天涯
    文/曾军
    细算起来，我与萌萌最后一次见面居然是八九年以前的事情了。
    在这八九年时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一系列顺理成章、水道渠成的大事：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买房，还有所谓学问上的长进——一篇篇的文章和一本本已出和即出的书。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我从一个城市折腾到另一个城市，在颠沛与忙碌中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
    但在这八九年时间里，我们的萌萌一直待在被称作“天涯”的海南。那里有我没有见过的明媚的阳光、沙滩、海洋，还有宁静的天空。在萌萌的天涯，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被制造出来的新闻和被炒作的学术。
    2001年，我到了《社会科学报》。在这个学术媒体里，我开始更加关注我们学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从“王铭铭事件”到“一稿九发”，从知识界对学术体制的痛心疾首到教育部对学风建设的倡导，当然还有各式各样此起彼伏的所谓“学术热点”。我知道，我们这是在承担一个学术媒介应当担当的责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窗口，不发出一点应当发出的声音，很难想象，中国的知识界该多么郁闷和沉闷。但我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开始渐渐失去往日的沉静——在对所谓“热点”敏感捕捉的同时，却开始失去对某一问题执着关注的耐心；在对学科发展前沿问题全力追踪的同时，却也开始有意无意参与到对学术热点的制造之中。
    在这几年期间，我曾数次向萌萌约稿，希望她能够发出远在天涯的纯净的声音，但萌萌只是有选择地拒绝或接受了。
    最初的一次是我与同事琢磨着想做个关于当代中国女性学者的选题。我首先想到了萌萌。在我的印象中，能用如此感性的诗化语言表达如此精微而深邃的哲学思考的，全中国，唯有萌萌而已。我给她发出了邮件，发出了邀请。但没收到任何回复。
    我知道，她拒绝了。
    第二次，是在2004年。我又琢磨了一个选题，想做做当代中国的“学术地理”。我的想法是，尽管现在的信息如此发达，但是物理的地域和学者的小环境却是无法超越的。哪些人聚集在一起，哪些人来而又去，他们在关注哪些问题，呈现出何种的学术风格，如此等等。在我最初的规划中，首先想到了海南。因为我在武汉读书时，就知道从全国各地，尤其是武汉，曾经一起南飞了一批智慧之鸟。萌萌就是其中之一，她与张志扬、陈家琪等人在武汉时就已声名鹊起。在20世纪90年代，海南学术因为这些学术移民大规模的涌入而热闹非凡。但到了新世纪，部分学者却纷纷收拾行囊，北归内陆。
    但是萌萌没走，她仍执着地守在她的天涯。
    也许是这个选题切中了萌萌内心的某种情怀，在我数次致信邀请后，她终于答应写点什么了。
    它就是那篇题为“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的短文。萌萌写道：
    当没有理由再推却“海南学术地理”的约稿时，一个潜伏已久的问题几乎不能回避地拦在了我的面前，以致回避就是逃避：究竟是一种生活方式使我或我们选择了海南，还是在已经来到了海南之后才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曾经自觉选择的边缘的生活方式在它暗含的中心尺度愈益成为一种逼迫生存的实际困境时，固守究竟是被迫的，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转换的视野中主动担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她把海南学术与其文化地理交融在了一起——
    是的，守住孤独，同时亲近自然、亲近朋友，在亲近的区分中扩大思想、感受的视阈和生命的张力，是海南岛朋友们生活方式的取向中最诱人的一点亮色。
    这种亮色，萌萌用“寂静而低调的”做了形容。
    这篇文章同其他几位学者的文章组成了“学术地理”之“海南”版。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文章被海南的学者、曾经在海南的学者和与海南学者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们传阅着。据说，这一版“海南学术地理”还受到了海南教育主管部门的注意。
    也许是因为这次比较愉快的合作，时隔不久，萌萌主动写信过来，希望能够继续为海南学术，特别是为海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做点什么。我答应认真考虑，但希望再过些时候。从媒体编辑的角度出发，做什么选题，需要找到一个什么由头，如果没有，甚至不惜制造。但当时，我一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由头。没想到，这件事一搁，便没了下文。
    现在想来，我当时却是真的错了。
    后来，我调到了上海大学。再后来，我从王鸿生老师那里得知，萌萌病了。再后来，又听说，萌萌恢复得很好，紧接着又传来消息，萌萌的病情加重了。
    直到8月，噩耗传来：萌萌走了！
    寂静而低调的萌萌走了。
    而我仍一如既往，在这浮躁而缭乱的世界中忙碌着。我还得努力奔自己的前程，做世俗的学问。
    我也期待着，那片刻的心灵的寂静。也许就在某个夜晚，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会不经意地仰望一下那远处高于街灯的夜空，会望见那久违了的寂静而低调的月光。
    也许，我会再次想到萌萌，想到萌萌的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