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友谊——忆鲁萌
    文/鲁礼安
    1967年的夏天，武斗开始像“瘟疫”一样在江城蔓延。大约在6月底7月初，我应邀参加了一次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钢二司）召开的关于“文攻武卫”问题的辩论会。会后没过几天，有两个中学生来到我当时的驻地“湖北艺术学院”找我，要求加入我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新华工敢死队”。
    男生叫萧铁人，女生叫鲁萌，都是武汉师范学院附中的高一学生。萧铁人个子矮矮的，细眼睛，却总是笑眯眯的，神态自若自信心十足；姓鲁的那个女生呢，则身材苗条，相貌美丽，举止优雅有大家闺秀之风。他们自称是一支红卫兵宣传队的队员，一个编节目，一个搞舞蹈，但是厌倦了成天的唱唱跳跳，于是慕名投奔我们。
    我和队里其他负责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接纳他们。直觉告诉我，这两位中学生绝非等闲之辈，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只说当时，不管我的文章如何受到吹捧，但论起文学的功底，无论是我，还是“敢死队”的其他同学，统统只能在这两位外来的“和尚”面前甘拜下风。
    在“湖艺”的那些日子里，我在与萧铁人和鲁萌的闲谈中，常常听他们谈论一些中外文学名著。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他们口里的“常客”。有一次他俩甚至谈到司汤达和他的《红与黑》。很惭愧，这些大文豪写的书，我这个读工科的学生大都没有读过。在他们两个面前，我觉得我的文学知识实在是非常浅薄。
    “那么《静静的顿河》呢？你多半也没有读过了，”有一次萧铁人惋惜地对我说，“那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史诗式的文学巨著。作者肖洛霍夫，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在旁边听我们谈话的一个附中的学生打断他的话说：“肖洛霍夫是修正主义作家，那部苏联的反动影片《一个人的遭遇》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肖洛霍夫这家伙专好渲染战争的恐怖，鼓吹活命哲学，写的都是些大毒草。”“我不管什么毒草不毒草，反正肖洛霍夫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萧铁人坚定地说，“你们只要读一遍《静静的顿河》就知道了。”
    据萧铁人——那时他已经被我们戏称为“肖洛霍夫”了——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入了“另册”。他和他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跛腿的哥哥，在学校里都受到“红五类”的歧视。和他同来的鲁萌也是，因为她的生父曾卓，一位著名的“七月派”诗人，是一名“胡风分子”。
    听萧铁人说鲁萌竟是一名“胡风分子”的女儿，我当时确实大吃一惊。那时在我们眼里，既然“胡风集团”是经最高领袖亲自定案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集团，那么“胡风分子”就远比“右派分子”还要可怕得多。虽说“出身不由己”，我还是非常替鲁萌惋惜：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偏偏摊上一个可怕的“胡风分子”的父亲呢？
    萧铁人和鲁萌常常对我叙说他们两人因“出身”问题，在学校怎样受到周围人的欺负。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所有的串联队伍都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两人只好结伴独自外出，一路风餐露宿，最后到达了北京……他俩在串联中的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也许是因了类似的家庭悲剧，也许是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总之，这一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时就已经同病相怜，而且彼此间滋生了一种少男少女间稚嫩而纯真的爱情。我不知道他俩在一起时，是如何互诉衷肠的，但两人的亲密无间，却是一目了然。敢死队的中学生们甚至报告说，晚上发现他俩并肩坐在“湖艺”附近的江堤上窃窃私语，亲热得很哪，乖乖隆滴咚。他们大惊小怪地叫嚷说。不过我知道这种大惊小怪，其实是出于一种忌妒：鲁萌是出众的美貌优雅，而萧铁人矮墩墩的似乎其貌不扬，癞蛤蟆怎么就偏偏啃到了天鹅肉？惹得一班自认不癞的蛤蟆呱呱地乱叫。
    不过“肖洛霍夫”也确实艳福不浅，有了他温柔可人的“阿克西妮娅”，这件事不能不使我们艳羡不已。鲁萌那种希腊式的古典美，竟成为我那时衡量女孩的一杆标尺，以致将一些对我颇有好感的女学生，统统拒之门外。
    “七二〇事件”后，我因负伤回华工休养了一段时间。伤愈后我们“敢死队”从“湖艺”迁往省委13号楼。萧铁人和鲁萌也一同前往。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单独和他俩待在一起，听他俩谈论文学艺术。有一次鲁萌向我推荐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本创作札记《金蔷薇》，说这是她读过的有关文学创作经验的最好的书。说这本书不仅是谈论文学创作，而且教人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在连夜读完鲁萌借给我的这本书后，我相信这个高一女学生的判断是非常有眼光的。《金蔷薇》这本书，确实不能视作一本单纯的创作经验谈，在提升人的精神、净化人的灵魂方面，不妨把它比作一种“心灵的鸡汤”。鲁萌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总是那样善良，那样纯洁，那样善解人意，那样高贵优雅，想必与她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她读过的那些优秀的书籍有关。笛卡尔说：读一切好的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鲁萌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了，这种谈话对她一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必然像星辰一样灿烂。
    鲁萌对萧铁人的关心和体贴，也是超乎寻常的。她就像一个大姐姐似的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萧铁人。那时当我们谈话到深夜时，常常用一种廉价的“咖啡糖”，冲一杯热饮“宵夜”。我每次都看见鲁萌自己只用半块，把另一半小心地咬下来，加进萧铁人的杯中。说真的，鲁萌的这种不避嫌的亲昵动作，会让旁人感到眼热。不免想到，萧铁人这小子哪世修来如此的福分？
    不过，毋庸讳言，鲁萌也好，萧铁人也好，那时都还只是个大孩子。特别是萧铁人，生性好动，胆大包天，鲁萌也有“管”不住他的时候。有一次，萧铁人私自将楼下一辆卡车开了出去，也不知是否搭上了鲁萌，驾着车就朝武钢方向一路狂奔。凭着萧铁人刚刚“剽学”的那点车技，还无法应付公路上随时会出现的“紧急情况”。反正，在快到青山时和迎面驶来的一辆武钢的卡车撞了。对方要求赔偿损失，开口就是两千块——这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武钢公安处的人找到我这个“头头”谈判。我只好和公安的人说好话，替两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求情。好在都是“造反派”，我们“敢死队”的名气又大，对方买了我的面子，将赔偿数目从两千块降到两百块。可也不是个小数目哇，我们到哪里去搞？最后好说歹说，以我到武钢公安处做一次“形势报告”了结——那两百块钱，就权当抵了我的“出场费”。
    我们在省委13号楼一直待到了9月。有一天，萧铁人和鲁萌找到我，说他们要离开敢死队了。我很舍不得他们走，但他俩去意已定，我也无法强留。我知道这两个中学生的羽翼已经渐次丰满，早该“单飞”了。于是和他们依依惜别。不久，便在一份有影响的中学生办的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了他们的精彩文章。后来萧铁人告诉我，他和鲁萌实际上已成为那张小报的主编。
    1968年5月的一个深夜，我在前往黄石的路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多之后，中央发布“九二七指示”，将我在“文革”中组织的“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编印的《扬子江评论》，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和“反动刊物”。湖北地区因此大兴冤狱，将数十万造反派群众打成反革命。1969年10月的一天，我被“专案组”带出看守所，去一个什么“五不准学习班”交代自己的“罪行”。到了一间很大的屋子里，我发现在座的全是些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中学生。这些中学生中，竟然有与我久违的萧铁人和鲁萌——这是我“文革”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俩——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学习班”里，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因为在几个月前武汉的“反复旧”运动中写了几篇文章而触犯了“天条”，被定为是“北决扬”的“反动思潮”的延续，而接受审查。尤其没有想到的还有萧铁人的哥哥萧立人，他因为办了一份叫“百舸争流”的小报，宣称要继承“扬评”未竟的事业，竟被迫害至死。
    10年之后，“反革命地下组织”一案，经省高院复查，由省委下文宣布“不能成立”。我终于走出囚禁我多年的单人牢房，回到了社会。不久我就联系上萧铁人和鲁萌-他们已经结为夫妻，正在一所大学攻读各自的硕士学位。萧铁人改名萧帆，读经济，鲁萌读外国文学。他们也都是30岁的人了，只是鲁萌那小鸟依人般偎依在夫君身边的姿态，会使我想起当年在湖艺时那一对相濡以沫的少男少女。
    那段时间我常常到他们租住的小屋借书看。他们指导我要看哪些书，鼓励我考研究生——这是我那时可能有的最好的一条出路，我也曾一度动过考研的念头。最后因为许多方面包括政治方面的原因，我放弃了考研的打算，这似乎使他们两人非常失望，我也感到很辜负他俩对我寄予的厚望。
    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鲁萌的生父曾卓。
    这位以一首《悬崖边的树》而重新饮誉诗坛的老人，白发苍苍而精神矍铄。听这位和蔼可亲的父辈谈到他平生对光明的追求和经历的苦难，我就诧异当年怎么就偏要罗织罪名，大加挞伐，将这些曾经为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向黑暗势力斗争的进步诗人一网打尽。
    曾卓鼓励我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来，而这也正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后来，当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建立了家庭后，我开始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用了十多年的业余时间，我完成了这件在狱中就发誓要做的工作。2005年10月，50多万字的回忆录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回忆录里，我也记述了当年和萧铁人、鲁萌交往的那段美好时光。虽然和他们很早就失去了联系，但我想他们如果知道了我出书的事，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2005年的年底，因为母亲年事已高，需要照顾，我辞去了杭州一家外企的工作，回到武汉。正当我腾出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准备对“文革”中的那段历史做进一步的回顾和研究时，突然有朋友电话告诉我鲁萌身患绝症，已是来日无多。我闻讯后不禁大惊，马上按照朋友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远在广州正在陪伴鲁萌治病的萧帆。
    萧帆向我讲了鲁萌的病情，并说他和萌萌已经知道我出了一本回忆录，可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能买到。我告诉他这本书我手头没几本了，你们只能去香港买。后来萧帆又给我发过多次短信，我的手机号码已换，却忘了通知他。我一直以为他们托人从香港买到书了，以为萧帆在鲁萌的病榻旁，将那些关于他俩的章节念给她听了。直到8月的一天，萧帆发来邮件，告诉我鲁萌已经走了，说她在病榻上还多次问到我的那本书，然而终于没能读到……
    我不想再说我是如何后悔了，哪怕我手上只剩下一本，也该寄给他们呀。书中那些关于他们年轻时代的美好记忆，或许会有助于她抵抗病魔的折磨，给她在人生之旅的最后一程添加一根拐杖。还有，没有想到她会走得那么快，我竟然没有能和她最后见上一面。
    不过据一位出差广州到医院里探视过鲁萌的朋友说，鲁萌在病榻上早已经瘦得不成人形，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以前那个年少如花的小姑娘联系在一起。那么，不见面也好。这样，鲁萌在我的眼睛里，永远都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无论是18岁我初识她时，还是30多岁她读研时，她都是一样的美丽、清纯，像个天使似的。
    是的，她还是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坐在“湖艺”那个大教室外的回廊里，和我们谈论她所钟爱的文学。她总是那样深情而含蓄地看着她的“肖洛霍夫”，不时会讲出一些隽永的话语，送出一串开怀的笑声。天空是蓝湛湛的，白云是轻柔柔的，阳光将回廊裹上了一层金黄，校园里的夹竹桃花开得正盛。忽然，仿佛是呼应从远处钢琴室传出的琴音，周围树林子一下子响起天籁般的蝉鸣。围墙之外，能听到小贩的叫喊：盐茶鸡蛋卖啊，桂花盐茶鸡蛋……
    煞风景的是，外面的马路上，偶尔会有“百万雄师”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狂呼着杀气腾腾的口号呼啸而过，让人神经一阵紧张。
    那个炎热、恬静而又躁动不安的夏天，过去都快40年了，回想起来，恍若就在昨日。
    [附]致萧帆信
    萧帆兄，你好！
    已仔细读过你发给我的一段“文革”回忆录（过去与思想），不胜感慨。过去从未听说过你们的那段经历，也不知道你哥哥是因为办《百舸争流》而遭迫害致死。关于《百舸争流》，我最早是从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著的一本名叫《理智与疯狂》的书中知道的，说是由一名因残疾而未下放农村的叫萧务农的年轻人创办。我一直怀疑这个“萧务农”是否就是你哥哥。他起草的《百舸争流创立宣言》，以及一篇《由鲁礼安事件所想起的》的文章，不久前很偶然地有机会看到了。同时读到的，还有署名“曹思欣”的一篇《应该表明的观点》和一份《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文章表达的有关“分权与制衡”的观点，是对传统的一元化政体的直接颠覆，所以它受到批判和围剿是必然的，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两篇文章竟是你和萌萌的杰作。实在说，你们当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太让我吃惊了！可惜萌萌已经走了，虽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但毕竟已是阴阳两隔，留给苟活者的只是怀念和悲伤。最近几年里，见证了太多的死亡，感觉生命确实就如同一根脆弱的苇草，随时都可能折断。所以，有什么未了之事，得抓紧去做。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去年年底，在回忆录出版发行后，我不惜失去一份待遇优厚的外企的工作，从杭州辞职回到了武汉，想在这块“根”的所在地，发掘那段须臾不能忘怀的历史。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值得的——我已经收集到与“扬评”有关的几十篇重要文章。说来有点意思，是从一位前“百万雄师”的区一级宣传部长手里得到的。自然，当年（1969年8月）是作为“反面教材”翻印的，题目就叫“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谢谢这些翻印者，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过些时，我还能弄到我在“敢死队”期间发表的许多文章。等到全套“扬评”也集齐后，我将着手“复盘”——即将“文革”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发表的文章，连同批判、攻击我们的那些来自群众组织和官方的围剿文章，摘其重要者、有代表性者，一字不改，并加上详细的说明，汇编一册。我想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于“文革”中“新思潮”的研究，会有相当的意义。想一想，数十篇脉络连贯的包藏着“叛逆”气息和独立思想的“旧作”，历四十年而重新“出土”，岂不是一块极具“考古”价值的“活化石”吗？当然，只是对“文革”研究者而言。大多数的“文革”过来人，早已因对那些遥远的往事不堪回首而“心如死灰”。
    然而，事情总还是得有人做。不然，那段无数人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历史就真的要被淹埋了。我们如何面对历史，面对后人，面对我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我知道你现在因萌萌的离开正痛苦不堪，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我最遗憾的是萌萌生前没能读到我写的那本书。我原以为你们托人在香港很容易买到，不然我会把我自己的一本寄给你的。现在我将书的序言部分，以及第八章（这一章中写了在湖艺时的若干往事，写到了你和萌萌）先发给你看看。我想，你若读给萌萌听，萌萌在天国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