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有多少话没有说？
    文/曾德雄
    1996年9月，在桂林的一次外国哲学会议上，我与萌萌相识。她说跟我很有缘分，原来她也姓曾，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在我早年求学的那所武汉的中专学校“坐过牢”。我不能想象熟悉的校舍在“文革”中竟然成了牢房，而眼前这位温婉、漂亮、睿智的女子曾经被收押在其中。她是为什么事而坐牢？坐了多久？她有些什么样的遭遇？许多的疑团浮现，我期待着从她那里得到答案。但我并没有机会，她不是置身于学界的同道中，就是被广西师范大学的年轻研究生们团团围住，我只能远远地看着。等以后吧，机会肯定有的，我想。
    我们就这样熟识了，其实我们见面并不多，甚至联系都很少，但因为入心，所以就时时感到她的存在，我通过相熟的朋友打听她的情况，转达我的问候，她也是如此，还嘱咐李杨照顾好我这个“小弟”，让我周身感到久违了的暖意。
    1998年底，在海南的现象学会议上，我与萌萌第二次见面。会议在文昌开，萌萌的家就成了接待站。我和舒炜负责煮饺子，客人一批一批地来，饺子一盘一盘地煮，新朋旧友，欢笑连连。萌萌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姐姐，而客人们——不管是“著名”的还是“非著名”的，均一团和气。这次作为主人，萌萌就更忙了，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搅她，倒是她在会议结束时的晚宴上来到我身边，关切地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对我又是一番勉励。
    很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开始经常听到她颈椎疼、头疼的消息。她说是颈椎炎，以我有限的医学知识，也相当肯定这是她长期伏案落下的“职业病”，而头疼是因为颈椎炎导致的脑部供血不足。我在电话里多次叮嘱她在积极治疗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锻炼身体，“这点对脑力劳动者尤其重要”。
    大约在2001年底，一天深夜，跟萌萌有过一次长长的电话。其时她的父亲已经是肺癌晚期，萌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往返海口和武汉无数。身体的疲惫远在其次，更让人情何以堪的是精神和心灵的苦痛。生离死别之际，需要怎样的心智才可以让时光如常地流淌？理智与情感交错，任何心念一动都是一次灵魂的撕裂，让人不得苟安，何况还有亲人的苦楚：精神的，肉体的……那一刻，对萌萌的遭际感同身受之余，我对生命也陷入深深的迷茫。萌萌的一句话更让我揪心：“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告别。”天哪，如果不是对生命的存在和逝去如此的零距离，怎么能够对生命有如此真切的体认？生命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体：它的存在其实也是它的消逝。以后多少次，我在暗夜中睁着双眼，耳边回响着萌萌的这句话。
    不久，就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萌萌悼念她父亲的文字。她的文字很曲折，我分明感到她还有满腔的话埋在心底。
    萌萌是真的、善的、美的，所以她总是受欢迎的，可是这样的受欢迎却也让她陷入相当的困顿。她生怕伤害别人，在她，对别人的伤害——如果有的话——毋宁更多的首先是对她自己的折磨。可是，因为她的受欢迎，她不得不在场，而这样的在场在她看来又是对离去的朋友的伤害。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我们的电话多了起来，她非常担心伤害他人，甚或自责。但我知道，萌萌无需自责，她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反而是我们伤害了她，我们不仅不能给她一个安宁舒心的环境，反而要将这样纯情如一的人置于如此的两难困境！萌萌是真善美的，她也追求真善美，她执着于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同时自己也保持着高度的“自身一致性”，当外在的环境发生断裂的时候，所有断裂的痛就都会完整地、生生地落在她的心上——多少年了，断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我们这个社会愧对萌萌，愧对所有像萌萌这样的人！
    2005年11月初，第二届“《开放时代》论坛”，萌萌来了。我去机场接她，7年没见，依然那么素雅、端庄、高贵，只是透过暗红的墨镜，我也分明看见了岁月的痕迹。还是有“颈椎炎”，头还是经常疼。问她准备在论坛上说些什么，她提到了“文革”，说“文革”绝不是一个人的“文革”，而是存在多层次的“文革”，固然有为权力的“文革”，也有其他类型的“文革”。我的脑海中于是浮现青春靓丽的萌萌，在纯洁的理想主义光照下激越地奔走、辩论，心里暗自慨叹理想主义在当下中国的销蚀……她还不忘殷殷地问：“德雄，这样说行不行？”当然行，我说。我多么希望听到她真切的声音，她的遭际，她的评判，她的感想。她一定是有很多话要告诉我们大家的，但还是没有，她的表达依然是隐晦的、不充分的。
    11月22日收到她的电邮，问什么时候截稿（论坛的发言内容作为我们杂志今年第一期的专题）。颈椎病越来越厉害，“我的生活被我的身体搞得一团糟”。颈椎炎，我想，很典型的职业病，最重要是多休息，多锻炼。万万没有想到，萌萌居然罹患肺癌，还是晚期！
    很快她入住广州中山大学的肿瘤医院。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头疼得睁不开眼睛，说话都很吃力。她拉着我的手，说：“德雄你放心，我保证好好地走出医院。”放疗、化疗，消息不断传来，说反应很大，头发也慢慢地掉光了。美丽的萌萌，爱美的萌萌，一定不愿以如此形象示人，我于是祈祷着，期盼着，等她出院的一天，这一天甚至出现在我的梦里。
    但等来的却是坏消息，萌萌的情况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最后一次见她，是7月底，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由于无力将肺部感染后的痰排出去，那天医生正准备给萌萌做气管切开。她住在重症监护室，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看一眼。萌萌坐在床上，在家人的指引下扭头看我们，眼神无力、无助。只要人还活着，就给人以生的希望，所以下意识里，我并没有将萌萌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直到8月14日，我从香港回来，打开手机，才知道萌萌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我常常想，以萌萌的敏感和细腻，如何承载死亡的沉重的阴影？如何承载这生离死别的痛苦？还有那么多的话没有说，还有那么多的计划没有完成，这会带给萌萌怎样的绝望？处在如此绝望中的萌萌是怎样的心境？好在据说萌萌一直是平和的，一直到最后，她都坚信她有出去的一天，有完成她的丰富的计划的一天，甚至已经相当虚弱的时候还不忘向前去探望她的朋友约稿。这让关爱她的人们得到些许安慰，至少萌萌是在希望中，而不是绝望中离去的。
    但她毕竟离去了，将无尽的遗憾留给了我们，我终于没能跟她促膝长谈一次，而且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许我可以通过别人知道她的故事，可是我永远也无从得知她的心声了。
    萌萌，你还有多少话没有说？
    200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