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1989年岁末，匆忙地编这个集子，仿佛匆忙地把过去十年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留下的几点足迹塞进一本小书，不是为了回顾，而是为了使自己清醒地站在界面上做超出自身界限的努力。
    人们面对文学史，同面对历史一样，无非是迫使历史回答当下的问题，在历史中寻求表达。莎士比亚也好，易卜生也好，与其说他们是我的研究对象，还不如说他们的表达在切身的意义上已成为我的表达的前语言。
    但表达仍然是机遇。
    如果将那种——把历史留下的文学作品仅仅当作遗迹、当作异己的对象的——学究式研究撇开，人们应该承认文艺批评也是艺术，也有美的生命，因而同样是创造，同样面临着感觉生成的问题。这里的感觉不应是伦理的或认识论的被动的感觉，它达到的转换是一种还原，从广大的生活世界或作品世界，还原到生成性本身。这生成性即情绪和语言的切中。
    因为作为存在原初状态的情绪，就是人的内在的自然性，它孕育着无数的可能，它使前理解结构还原到无意识状态，又饱含着一种表达的冲动。正是情绪和语言的切中不仅打破了从内心到表达的传统的思路，走出了心理主义，而且在公共语言的私人使用中，使语言成为切身的和当下的活生生的事件。
    换一个角度说，人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人的情绪在感觉的升腾或净化的那一个瞬间所达到的生命直觉，是历史意识的生命形式，它一旦获得语言，才真正地更新着我们的地平线。
    还是1982年，当我的《〈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面临着各种诘难时，我曾长时间地审视我的感受，既在我面对的作品里，也在历史的意向和情绪里，寻找这感受的真实依据。我第一次做了这样直观的表述：我不可能在思索的聚集、凝结中抛掉情感，抛掉我的整个被对象激活起来的情绪——感觉……我的思索正是被情绪——感觉渗透着、支撑着，才获得了内驱的力量和生命的光彩。但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样。
    以后几年，我较多地是思索单纯而繁复的生命，我的批评文字也较多地追踪着在社会生活罅隙的边缘企盼切入深层的文艺现象——我愈来愈相信整体的中心是一种虚妄，人只能从罅隙的边缘切入，只是又有谁能担保自己总能抓住直观着本质的现象呢？或许原本就生活在失去和得到的夹缝中。
    这里收的十篇文章（包括我和墨哲兰先生合作的《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几乎都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挣扎的痕迹。但在收这个集子时，除了个别的、必须的改动，基本上都保持了原样。
    它们的粗糙、缺陷是触目的，它们因此惊醒着我的记忆。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代人，即使经历更多的变故、磨难，也会在各自的领域、用各种方式寻求自己的独特的表达。哪怕仅仅为着一个明天，生命也要重新开始。
    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