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队上请篾匠补箩筐和箢箕，没有钱买肉办招待，实为一件难事。复查身为公家的会计，负有招待匠人的责任，估计罗伯手里活泛一点，可能有干儿子从南京寄来的钱，想找他先借上两三块度个急。
    罗伯说他没钱，还说什么干崽哟，把薪水都交党费了，心里早没他这个逢生干爷了。复查不大相信，说有借有还，不是要你的。你把钱藏在墙壁缝里发霉做什么？
    罗伯急了：“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复查伢子，我比你爹大八岁，我看着你长大的，你讲话怎么不凭天良？”
    复查这一天也是四处借钱都没借着，被日头晒得有些烦躁，后来走在路上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个翻脚板的！”
    日头太烈的时候免不了要说些昏话。
    他没想到，“翻脚板的”是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恶毒等级最高的嘴煞——差不多相当挖人家的祖坟。他话一出口，身旁两个篾匠就大吃一惊，把复查看了又看。复查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也不大相信嘴煞不嘴煞，有点掉以轻心，一时没锁住口。
    第二天，罗伯就被疯狗子咬了，走上了归途。
    罗伯之死，成了复查一块心病。马桥也有些人私下嘀咕，认为复查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照本地人的办法，犯煞以后也可以退煞的，只要复查在门边及时插一炷香，割一只鸡头，用鸡血洗门槛，就可能保住罗伯一条命。但复查那天忙，忘记了这道手续。他后来向很多人解释，他是一时失言，决无咒死罗伯的意思。他也不知道嘴煞如此厉害。如何疯狗子来得这么巧呢？这些话，他最喜欢向知青说，因为知青从夷边来的，不大在乎马桥的规矩，都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煞不煞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
    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然后一时说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子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刮。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头发像草窝，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是满头大汗，账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账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账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做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借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像），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作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但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以有灵活的身体动作。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吗？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缺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孟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他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