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纪行
    过去我常常，———几乎是每年，都要带领一帮学生到“石钟山”去，由东坡父子做导游。持斧的小童仍未见长大，但斧头的刃倒锈蚀了不少。铿铿然，那似乎已不完全是石头的声音。而一阵风便吹来了那扁舟。此时的舟人有点苍老，咳且笑，如栖鹘的磔磔声；一○八四年六月丁丑的月光，从水、天、绝壁三面映照着我们。因为人多胆壮，巨岩自然也不像“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了。东坡先生一一向我们描绘了那大石独拔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噌吰如钟鼓不绝”的堂奥。最后，我们都免不了要“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了。因此说，我对“石钟山”实在是太熟悉不过：方块字码成上山的梯级，石头参差如词，跌宕流转的语气微波入焉，涵澹澎湃……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从九江进入彭蠡之口，真的去了一趟石钟山。几场大雨过后，长江连同鄱阳湖一带水势看涨，轮渡的距离大大延伸了，口边排着长蛇般的过渡车辆。我只得搭乘民船，渡向大水彼岸的双钟镇。水波浩浩渺渺，使人无法感觉出它的流向：它从哪儿来又流往哪儿去。而尚未建成的跨湖大桥正从头顶一寸寸地漂过……。这是否也是一种共时状态？比如苏迈此时正用手逗弄着舷边激起的水花儿。没想到，郦道元所谓“下临深潭”竟深藏于这般浩莽无涯中。
    我似乎是专为探寻“石钟”而来。在蓊蓊郁郁的山上，我四处找寻东坡叩问过的石头，尤其是仆童用斧头敲击的那一块，以及水中多窍的那个大家伙，甚至也包括唐代李渤“访其遗踪”时遇到的那对“双石”。我想听见石头的钟发出的奇妙声音，哪怕是残留的钟的碎片也好。最省力的，莫过于在“石钟亭”敲击———正中竖着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正面雕“千古奇音”，背面刻“石钟”字样，可我无法使它发出石之钟声。
    真实“真”到了极限，大概就是这样子———它粗糙、坚硬得有些锉手。在这个湖风浩大的阴晦的下午，“石钟”穿过迢迢言谈触摸了我的感官。接下来在“泛舟岩”，我倾听石窍中风水吞吐的声音，实在想不出来它跟枞阳浮山的石头有何不同。
    然而，这又确乎是彭蠡之口的峭岩。一座熔岩的山，亿万斯年地崛起于汤汤碧流之中。站在清浊亭上，我一边啃着梨子，一边纵目远眺：湖水南来而清，江水东去而浊，浩浩然，浑浑然；轻舟徐来，秋雨绵绵，直到桑落洲、梅地洲一线，两水才紧紧拥吻，黄碧相间如蜡笔涂就的稚拙线条。这自然大化，这含蕴石山的秋染的江天，清凌凌的，静到极处便可听见它隐隐作响。
    至于江中渚洲只浮出一脉浅浅的绿。水涨鸟飞，水落草黄。在山上的商店里，我买了本《石钟山志》，是清代人编撰的。粗粗翻了一下，发现历朝来此踏勘、游玩并留下诗文的，其数量之多颇令我意外。苏子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探寻此山命名的由来以及由来的由来。
    命名如同棋盘上落下的第一粒子，其后的阐释者在上面落下第二粒子，第三粒子，后来者又落下第四粒子……，而到了我这儿，棋盘上已是密密麻麻、星斗满天了。当我带着苏子的目光来探寻石钟山时，我不知道自己距真实的石钟山还有多远。
    我猜想，“石钟山”的命名者，或许就是彭蠡的渔民，樵夫，卜者，或者部落王中间的某一个。他们于斯劳作、嫁娶和繁衍，自然会发现它的大美和种种妙处；在行舟、醉酒、唱谣，或祭祀中，他们会以不同的音节叫喊它，讲述它，敲打它；而这对称的两座石山，最终会被其中的几个音节或词语网住，固定下来。任何远古的命名都藏有它潜在机缘和当下情境。对这座山命名的神秘时刻，谁也无法追溯和复原了。换言之，阐释这个诗意的命名，并不存在最终的唯一答案，又何必要分出正谬来？每个亲临其境的人，都可以通过体察、抚摸不同的“神秘时刻”，来对既定命名进行个人化的重新命名。至于格物式的探测、勘察、解释，也不应视为权威性的唯一定论。如果远古那个命名者知道后来者为此而大伤脑筋，穷究于幽思苦索之中，想必会掩口窃笑吧？
    看来，苏子的那份自信并不可靠，甚至有点独断论的味道。他那一步棋，怎么就能“吃掉”李渤的那粒子？唐人李渤这样写道：“忽遇双石，倚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涵胡，北声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若非泽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何其妙哉！李渤真乃诗者的目光，秋水的心境。那么，曾国藩又何以能“吃掉”苏子的那粒子呢？他在《读东坡<石钟山记>书后》一文中说：“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曾氏无非是依据“石钟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而已。
    他们其实各有自己的视角和领悟。这其中，“阐释命名”更多叙述兼说明，它传承于格物穷理的记游传统。只有“重新命名”是属于诗性的，带有以我观物的个人色彩，或者以物观物、以山水观山水的悠然心境，比如苏子对夜泊绝壁和发现“石钟”过程的描绘便是。但那只属于苏子个人的体验和发现，无疑成为石钟山命名的神秘魅力的来源之一。
    斯蒂文斯说过，人须有冬天的心境，才能看霜、看雪。不错，我来到了“石钟山”，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在它的上面，众多古代和当代的“古迹”，很文化，很幽然，而山却不为所动。山毕竟还是山，山上的石头仍是石头，蚂蚁仍是蚂蚁，树木被焚后再长出的仍是树木。亿万斯年的大水，还是那样冲激着它，摩挲着它，让它有声或无声地浮荡起水天之间那一片清远，那一片濯人心怀的澄澈。于此，石头即便发出寻常之音也是美妙的。
    然而，我们无法不面对那巨大而无形“石钟”，那历代命名者和阐释者所厚积的文化屏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看到了东坡所描绘的“石钟”，它的声音美极了。我不也是这样向学生们渲染的吗？“我去过那儿，石钟的声音真是妙不可言。”这当然也对，但那肯定不是无边秋水中的这一座，存在于客体或个体之中的这一座，而是那一座，仍旧是那一座。坡公后来在《跋石钟山记后》中说，他游钱塘东南，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皆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生羊，其声空砻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诚哉斯言！
    至于我自己，似乎更喜欢在真实的石钟山和众多命名之间穿行与游弋。我想从石头和词的两边双向进入，并在其间徜徉、玩味。果能如此，也不虚此行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