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从哪里讲起？
    日本军阀，每到了一个进既不能，退又不可，泥足陷得更深一层的狼狈境界，总老是勾结汉奸，来倡和议；南京放弃的时候，是这样，武汉放弃的时候，也是这样。起先声明说，必要打得中国屈膝；往后又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这一位在国内向军阀们屈膝，在国外向苏俄又屈膝的屈膝首相，已经去职了，换上了以警吏起家的平沼骐一，又在四处勾结，高唱和议了；说什么华中华南尽可以撤兵，仍旧以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为对手，只教中国能够讲和就行等等热昏语，在那里乱喊。
    和平，本来是世界上有正义人道感的各国家，都一致拥护的；而我们的抗战，实际上也正是为了拥护和平与正义；与日德意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绝对相反。但是到了目下这抗战第二期的阶段，在我们形势上势非牺牲不可的土地与人民，已经照预想到的样子牺牲殆尽，此后只是渐渐趋向胜利的一途前进的现在，还有什么和议可讲呢？
    并且，在视条约如废纸，以信义为刍狗的侵略热狂军阀操纵下的政府，配不配和我们来讲和，有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资格呢？
    我们虽则并不发出声明，不承认敌方现在军阀操纵下的政府，绝对不欲以侵略军阀为对手，但实际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对敌方军阀政府的不承认，不屑以为对手的心理，却大家都是一致的。
    所以，即使退一万步说，日本要想向中国求和的话，我们的对手，绝对不是日本侵略军阀当权的政府，而是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只有日本的民众，大家起来，推翻了侵略热狂的军阀，肃清了军阀的走狗和余党，公然向中国来提出报上所传的那四条条件：一，不索土地军费；二，撤回驻华及满洲国的驻兵；三，取消反共协定；四，与中国及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话，那中国自然可以有磋商的余地。
    因必要像这样的议和，根据了这些条件而签订的和约，才有东亚永久和平，中日共存共荣的希望。否则，不过是一时糊涂之策，两国借作第二次大战准备的休战状态，断断乎不是和议。敌方军阀，不过想假此以欺骗国内民众，夸耀自己的军功，预备作第二步蚕食的一次消化午睡而已；我们中国，决不会上他们的当，日本的民众，想也不愿意受他们的欺的。
    南宋李伯纪公曾经说过，能战者然后能守，能守者然后能和。说到能战，我们已经打了二十个月的仗了；说到能守，则此后的西北与西南，敌人休再想更前进一步。在这一个战守两可的现势下，和不和的主权，绝对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的政府当局，亦曾声明，愿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凭公处理，其他的诡计、勾结、阴谋、暗算，一例地不予接受。虽不直言不以日本侵略军阀操纵下的政府为对手，但实际上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出了视条约为废纸，毫不顾及国际信义与公法的“手执机关枪的野蛮人”，是没有资格来和我们讲话的。
    敌人正唯其看穿了我们的这一决心，所以，只好使用种种劣策，来勾结在其掌握中的失意军阀，和国民党内意志薄弱的人，大倡其和议。殊不知心劳日拙，国人早就看出了他们的肺腑，中央马上也有极坚决的表示了。他们虽极其煽惑的能事，但终不能摇动我们的信心于万一。
    外国人，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趣味隽永的谐谑，说：“日本对中国既已不宣而战，将来少不得必至不讲而和。”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只教长期抗战下去，日本的民众和士兵，一定会看穿军阀们的恶毒，而倒过戈来和我们握手言和的。这话渐渐有了证明的事实了。试一看各地敌兵的厌战和暴动，敌国内军需工厂的爆炸与怠工，就可以明白。自然，久战之后，和平当然是会来的，可是在侵略军阀操纵下的政府，却断然不是我们的和平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