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五种
    一 自己的事情
    美国的一位肺病诗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warden的头上，仿佛有一段说到文人所写的东西，都是写他自己的事情的。实际上连我们最爱的女人身上的毛发有几多，月经有多少等问题都不明白的我们，哪里能够真真实实的描写他人的事情呢？不过写自己的事情，有两层危险。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关系等写出来的时候，人家要说你在台房里叫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无钱花无职业等苦处诉说出来，人家若不说你“弱者弱者，活该活该，你像一个女人，在无聊赖的啼哭。这是靡靡之音，亡国之兆。 ”就要说你在发牢骚，在骂人。
    但我想自捧自吹，虽则是近世中国成名的第一捷径，究竟有点于自家的良心上说不过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写点自家的失败的话，和自家心里想说的话， 即使人家说我所发的是“牢骚”，究竟还比“吹牛”高尚些。
    小子在一两月前头，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点小小的文章，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几个能在学生时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贴的高徒侮辱了一场。这一场侮辱，比起现在的大学校长的被缚被打来，总算是文明得很。他们几位受人津贴的大学生，不过向我发了一封匿名信，画了一只狗，把我的名字写在狗身上。我当时看见这封信的时候，竟不知不觉的笑了起来。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儿子，老受了我的母亲和女人的运动，把小手举起来，骂我“老贼”。我的儿子的这种行动，和我的学生的此番的行为，竟同一个印板印出来的一样。芝兰玉树，桃李葑菲，竟一样的成达了。你说我这“老狗”、“老贼”，该不该掀髯大笑呢？儿子今年四岁了。
    本来是肺部不强的我，两三年来，在京华的尘土里，只以huren und saufen 为唯一的消愁之计。霜降前后，因为谋《创造》的复活，回到上海来的一天早晨，竟吐出了两三口鲜血来。我一见血痕，心里真觉得悲喜交集。朋友来吊问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赤化了。”到得现在想回北京去静养，又阻于兵匪，不敢出租界一步，大约这一次的赤化，要到明年的春季，才能化白吧？
    二 赤化
    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赤化”两字。凡政治上的政敌，互相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时候，就说对方是“赤化”了。
    我想中国人本来都是赤党。有钱有势的人，大家都去捧他，社会上就叫这一个人是“红人儿”。这岂不是赤党么？窑子里的最娇、最有买卖的妓女，叫作红姑娘。捧红姑娘的人，自然都称作赤党。这一次居然有一个红姑娘自家称起大总统来了，这岂不是赤党么？几天前头，从浙江回上海来，看见沪宁杭沪一带的火车站上，满挂了红灯红布，上面写着凯旋的字样。我因为几日来没有看报，以为“五卅事件”起来以后，我们中国竟有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军人，去灭了英国，灭了日本回来了。后来问问旁人，才晓得这一位凯旋的拿破仑姓孙。我又问他：“欢迎他的应该是全国的人民，你我也应该参加在内，何以到现在我还不晓得这一位拿破仑的海外归来呢？”他又说：“欢迎他的，就是几个从前欢迎过何丰林、卢永祥、齐燮元的老主顾。这一位拿破仑打的不是英国、日本，仍旧是中国自家的几个不打仗的兵。他的凯旋却是不打仗的凯旋。”看看车站上的红灯红布，想想那些捧红人儿的主顾，我又要说了，这岂不是赤党么？
    三 共产
    与“赤化”两字相类似的，是“共产”。骂主张稍为新一点的人为共产党，我觉得比一口含糊的骂人家赤化，还要进步一点。在我们中国，在那里实行恶意义的共产的，只有军阀官僚。是谁也知道，谁也曾经说过的。所以我想劝劝攻击共产党的诸君，你们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几个附和军阀的官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子弹。因为这些畜生，才是你们所攻击的真正的共产蛋。至于那些光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的学生们，还不能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尽可由他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真义，是在什么地方。
    攻击共产主义者的一般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共产党在收受俄国人的金钱这一点。若要下攻击的说话，那么我想，只有我可以攻击他们。因为我既不是收受俄国人贿买的共产党，又不是受过军阀官僚的运动的小政客，并且也不是有几万家产的“怕共产狂者”。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共产党员，既想在中国做一番事业，当然要一个经济的后援者接济他们。孙中山当日，也曾经受过日本人的金钱的。若能点滴归公，拿了人家接济我们的资财，来做我们良心上所应做的事情，我想也未始不可的。不过在这一个地方，我想提出几个质问，要问问共产党的诸君：“你们把你们的头目认清了么？你们以为这头目是在中国可以做一番事业的么？你们的头目，不在做暖昧的事情么？借了自由恋爱的名义而娶姨太太，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暗地里又受资本家的津贴的事情，一定是没有的么？那些年龄还没有成熟，没有十分判断能力的青年，你们以金钱去买他们来胡闹的事情，是的确没有的么？”上举的几个问题，若在良心上按来，你们觉得都可以答覆得过去，那么共产党诸君，你们就是再受些俄国以外的国家的金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神圣的目的可以使手段也化为神圣。笑骂由人家笑骂，你们但去做你们工作好了。
    四 国家主义者，你们的国家在哪里？
    听说攻击共产党是激烈的，除了军阀官僚以外，还有一派国家主义者。总之不打仗的凯旋也好，主义的战争也好，由我们旁观者看来，觉得诸君都是能干的人，诸君都在社会上露头角，都可以受我们一班没有主义的老百姓的崇拜的。不过崇拜之余，我们清夜扪心，仔细一想，觉得这事情有点奇怪。譬如现在，我们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且有时候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旁人一问：“你们的国家在哪儿？”有时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虽然有时，当我们穷促的时候，可以大声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在章太炎的身上，在宣统皇上的寓里，在我的便便大腹中。”但镇静下来一想，觉得一个章太炎，一个宣统皇帝，一个便便大腹，还有点不大够。那么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加一点添头，说张作霖、冯玉祥、李景林、孙传芳、蒋介石等等就是。但是照这样的说来，那么问的人又要说了：“既然如此，你们的国家，已经是很好了，你们的主义，已经可以卖钱了，明年你们还打算主张什么呢？”……
    国家主义者诸君，我对你们的主义是十分的尊敬的。毫没有讪笑你们的意思，不过我想光是高谈主义，是没有用的。文天祥、史可法，并没有留过学，并没有主张过什么主义。他们因为国家没有了，就挺出身体来硬干。若能回复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愿于国家回复之日，退归田里，若不能回复国家，他们情愿干干脆脆的为国家而死。我觉得这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的人物， 由我们后人追溯上去，才可奉赠他们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尊号。现在我们当事功未立之先，就以国家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于斯，觉得有点不大对。
    我北京有一位朋友说：“强者不言，强者是不必有什么主义主张的。虾蟆在田里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来，不声不响的一口就把它吞了去。”事情须挺身出来硬干才行，不要瓦拉的乱嚷。
    五 《创造月刊》及丛书
    两三年来，于无聊之极，写下来的无聊的东西，足足也有十几万字了。这些东西都散乱的在各种杂志报纸上发表的。人家每问我何以不收集起来出书呢？我当受人家这样的诘问的时候，嘴里虽则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成东西的，没有出书的价值。”但心里却在想：“凡我的著作的读者，都是些穷极无聊，和我一样的苦学生。他们连天天坐电车、买面包的钱还不能自给，又哪里能使他们再吃一刀痛，抽出几个钱来买书呢？况且出书的利得，都被书贾弄去吸鸦片烟，运动做官，我又何苦为资本家作走狗，去刮削穷学生呢？”因此我近来非但不愿意出书，就是已出的一两本浅薄的东西，都想毁了它们，免得遗臭在人间，受人家的利用。但这一次和上海的几位朋友一说，他们的意见却和我相反。他们以为我们不出书，终有一批比我们更不如的人来出书的。穷学生的受刮削，终究是一样的。我们若想救济救济这些目下正在受欺骗受刮削的穷学生，最好是由我们自家来印书出书，图作者和读者的直接交换。我被他们一说，心里也有点动了。所以第一就答应来编辑《创造月刊》，以后想继续的来把已出的丛书，加以改订，未来的丛书，马上付诸手民，无为城的王者，又想活动了。若苍天厚我，使我的痼疾能早一点痊愈，那么我们在《创造月刊》上见面的时期不远了，今天就止于此。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