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贼书生纸上兵
    另一张的张佩纶，为李鸿藻的门生，论到人品，比张之洞高出很多。我读近代史，发现了许多极有趣的课题。其中最堪玩味的是，如果马江之役不是一败涂地，张佩纶即有挫折，不如是之甚，恐怕以后的政局，又是一番光景。至少李鸿章个人，定不至于“晚节不终”。
    有一个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如曾国藩这种节制五省军务，督抚中从未有过这种大权的人，“大事”或者非一人一生之力所能办了，所以接手之初，便当有长远的计划。替手有人，则不必求急功，亦不忧失初志，乃能为长治久安之计。曾国藩本人在金陵克复之前，至少已找好两个替手，一是助李鸿章建淮军来替湘军，二是将长江上下游以外的东南地区交给左宗棠。大致说来，这两个替手都找得不错，应该归之于曾国藩的“相业”。
    李鸿章的北洋军系，矛盾甚多，而且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都不是肯安分的人。李鸿章为避“合而谋我”之厄，犹须在此数人之中，制造矛盾，相互牵制，其操纵之道甚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绝不可能于淮军将领中，选出一个能笼罩全局，为他代掌北洋的人物。
    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非科甲出身，绝不能大用。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封侯拜相，膺专阃之寄，可一而不可再。淮军将领中，最有资格的只有刘秉璋，但已独树一帜，在光绪初元，与淮军的关系已相当疏远了。李鸿章数年物色，才找到了张佩纶。
    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后来死在浙江。李鸿章与张印塘有旧，曾资助张佩纶盘籍回灵。一个有心结纳，一个亦以种种关系，乐于倾从。当时李鸿章看中张佩纶的，第一是才气；第二是与北派的关系；第三是清流魁首，台谏讲官中的佼佼者亦都不敢惹他，将来接掌北洋，麻烦会比自己少得多。
    《孽海花》中说张佩纶赎罪进关后，去看李鸿章，发现李小姐的两首七律，顿生知遇之感，因而求婚，事实不尽如此。张佩纶不是那样冒昧的人，李鸿章亦不会视爱女的终身大事如儿戏。托以姻娅，即有传授衣钵之意。
    张佩纶早在甲申年已为南派，亦即为倾向于翁同龢一系者所不满。《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晚清同光以来，则汉大臣互相齮龁，而满大臣骄奢宴乐，騃不知事，宫闱亦相厄，以速其亡。盖宦途未有不相挤者，特视为何如人。愚者，譬如担夫争道，智者则击毂偿车矣。试以晚清言，曾文正见扼于祁文端，微肃顺左右之，几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与左文襄、沈文肃交恶，虽无大影响，亦是一例。
    光绪初叶，帝后两党交哄，而李高阳与翁常熟交恶，其终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战，所关于国运者甚大。
    当时高阳、常熟阴相扼，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时有言文忠有异心者，旨令常熟密查，复奏“李鸿章心实无他”。事见宋芸子诗自注。其后翁力主战，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战而战，所失倍甚。
    前录陈伯潜感春诗，即可见高阳一系之微词。当时朝中名士，前一辈清流，若张孝达、张绳庵等，皆与高阳善。而稍后进者，若张季直、沈子培，则与常熟善。其分野，可于《越缦堂日记》等书见之。而南皮受常熟之扼，为最甚。
    《广雅堂诗集》中《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注：“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五十九字，叙述昭晰。
    常熟之扼南皮，予所闻，南皮在光绪中叶，已有入军机议，翁持不可，其后广东报销一案，亦翁核驳，此外，则不能知。此自注五十九字，乃南皮晚年自加，幕府有劝其删去，南皮执不可。此事居张幕者，若王司直、许溯伊皆深知之。其后又有《过张绳庵宅》四诗，末诗二句“知有卫公精爽在，可能示梦儆令狐”，令狐，亦指常熟也。然至宣统初，南皮入军机，年七十余，则亦躬遘党争，而化为调停者。集中有《新旧》一绝句云：“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是其证也。
    记中“孝达”为张之洞，“绳庵”即张佩纶。我引录此文的目的是请读者注意两点：
    第一，自沈桂芬殁后，南派继起无人；北派势力大张，但后起名士，渐与翁同龢亲，自然而然造成了翁复成南派领袖的地位。
    第二，宋芸子即为宋育仁，为王壬秋得意高足，亦翁同龢门下之一。宋出身张之洞所创建的成都尊经书院，故与张之洞亦有渊源。诗注中谓翁奉旨密查，言“李鸿章心实无他”语，事属可信。于此可知，翁与李鸿章虽有私憾，但为国事，未始不可同心合作，主战主和之所以分歧者，有各种因素激荡使然。不过，欲在政策上求得一致，首须在见解上取得协调。当时李鸿章认为想影响清议，取得支持，张佩纶是最够资格的一个人。我以为李鸿章之所以打算以张佩纶为替手，除了认为他内有李鸿藻、外有张之洞的支援呼应，足以在北洋站得住脚外，同时亦因为他与翁同龢未始不能以对等地位取得谅解。只要张与翁能携手合作，亲翁的南士，对张的观感自然亦会改变。
    这是李鸿章在光绪亲政前后的想法。李鸿章结纳张佩纶甚早，但思重用张佩纶，则在回任直督以后。照我玩索当时政局，他所忌者仍是“自己人”，即是张树声。
    李鸿章“用沪平吴”，同治元年由安庆带到上海的淮军只七千人，嫡系部将为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另有曾军而为皖人的程学启、湘军的郭松林，以及鲍超的霆军部将杨鼎勋等。另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同行，以其弟鹤章总营务处。程学启功最大，早死，其余诸人自然也都得意了，但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都不是肯久居人下的，所以李鸿章到北洋后，淮军形成分裂，“二刘一张”皆各树一帜。就较广泛的观点看，则是淮军的扩张，亦为李鸿章势力的膨胀，但自以遥尊李鸿章为先决条件，否则即会形成威胁，自必招李之忌。
    李鸿章于同治八年三月丁忧，直隶总督以粤督张树声署理，此一安排是李找张来为他“看家”。谁知张甫接事，朝鲜发生因大院君与王妃闵氏争权而起的兵变，牵涉到对日冲突。派吴长庆率师渡海至朝鲜平乱，虽由李鸿章与朝中定策，但张树声的调兵遣将，后勤支援，亦颇有功。张树声本人可能并无取李鸿章而代之的野心，但直督为疆臣领袖，近在畿辅，向来不能不敷衍朝士，而张树声之子全力周旋清流，有“清流腿”的外号。
    张树声之子名华奎，字蔼卿，以举人捐班为侍郎，与李慈铭未中进士前的情形相似。所不同者，李慈铭借此获微薪及“印结费”资生以待时，张华奎则借此得以留京，为其父作“公共关系”，而以巴结清流为主。
    清流方盛时，朝野触目，《孽海花》第五回记张佩纶的气焰，大致可想。时人以“青牛”谐音为“清流”，有牛头、牛角、牛肚、牛尾之说，各缀以人，牛头自为李鸿藻，而张佩纶无疑为牛角。张华奎不在“青牛”之列，月以供清流奔走为事，云食伺奉，所取悦于清流者，无微不至，谓之为“清流腿”者，意轻其专为清流跑腿而已。
    在张华奎心目中，第一个要取悦的，自是张佩纶，岂意操之过急，反而得罪了张佩纶。李慈铭日记，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条：
    张树声奏请派翰林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水师，谕毋庸议。张佩纶与树声之子赀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请。佩纶遂不与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陈宝琛劾张树声擅调近臣，谕交议处。陈与佩纶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难为树声父子矣。
    所谓“某赀郎”即张华奎。道是“遮人耳目”，犹是皮相的看法，实际上张华奎此举孟浪，大损张佩纶的清誉，深怨其多事，因有陈宝琛奏参署直督张树声，擅自请调近臣。张树声交部议处。
    张树声父子本为好意，不想结果如此，认为张佩纶恩将仇报，太不近人情，自此结怨。李鸿章对此自亦有警惕，暗喜张佩纶之能助己，越相结纳。张华奎的目的，完全落空，自此态度改变，虽仍以结纳清流为事，但倾向于南派，而与张佩纶之仇不可解，乃有甲申三月，全枢尽罢，朝野震惊之大事，而清流亦遂尽于甲申，政局大变。明朝亡于甲申，清朝之亡，则伏机于甲申，此一近代史上的大关键，真相因果，犹大有探索的余地。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有一道上谕，为《实录》所不载，逐恭王以下全班出军机的处分如此：
    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保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甲申三月的大政潮，都知为盛伯熙所发难，殊不知最早为张华奎所策动，而张的目标是张佩纶。以“张”攻“张”，本为“同宗相残”，岂意恭去醇来，竟成兄弟阋墙！此事与黄膺白的“首都革命”，即是当时如有诸葛孔明亦想不到的变局。盛伯熙的轻率与黄膺白同，结果非始料所及亦与黄膺白同，则是两人的感想亦此，黄膺白引首都革命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而盛伯熙悔恨一生。张之洞《题郁华阁遗集》诗云“不知有意还无意，遗稿曾无奏一篇”，即言盛伯熙不欲留此疏于后世，而又不便于奏议中特删此篇，故全部奏稿皆不入集。（作者按：《郁华阁遗集》有两本，一为家刻本，一为其表弟汉军杨钟羲即《雪桥诗话》作者，在江宁所刻，其中《意园文略》收杂文、奏议各一卷。盛伯熙任讲官后，章疏凡四十余上，杨刻《意园文略》收十三篇，中有“醇亲王不可入军机处”一疏，为劾恭王发生严重后果，内心不自安，亟谋补救而发；至劾恭王原奏是否在内，待觅原书查考。）
    兹先略述盛伯熙生平。伯熙名盛昱，其祖敬徵为肃亲王永锡第四子。照玉牒排比昭穆之次，盛昱与“载”字辈同，故为同治、光绪的堂兄，称恭王“六叔”。肃亲王善耆则应为盛昱之侄。
    敬徵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积产颇丰，自署意园、郁华阁，皆实有此园林，非一般自署之空中楼阁。盛昱之父名恒恩，官至左副都御史，卒于同治五年，时盛昱年十七岁。其母出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此族为满清国戚第一家。盛昱之母与同治之后阿鲁特氏一样，皆为蒙古巨族中少有的通汉文的“才女”，著有《芸香馆遗诗》二卷。盛昱自谓其诗，得于母教者居多。
    他是同治九年庚午科顺天乡试的举人。座主为倭仁，此人为辛酉政变后的保守派领袖，但为真道学，与徐桐的人品，有云泥之判。盛昱虽为名士，却多少受倭仁的熏陶，故于死生关头能勘得透。他殁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死前六天，漫作六言口号：“怕死作为已死，有生本是无生；纵然百有余岁，不过多得余生。”死时极为从容。
    盛昱殁后的第二年，便有八国联军之祸。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城破殉难，追赠侍郎，谥文敏。此外有宝廷两子双双殉国。盛昱如果不死，亦必为死节之臣，殆可断言。
    王懿荣为光绪六年庚辰翰林，盛昱则早一科，此科状元即王仁堪，同榜名士尚有樊增祥。樊因张之洞的关系，与北派较为接近。此外除王懿荣，皆亲翁同龢，自然而然地渐复南派的势力。而亲翁的原因，大都由于反对张佩纶，此亦不涉于政见主张，只是感情用事。
    原来当翰林四谏意气风发之时，正当王仁堪、盛昱等一班少年名士初起之时。张之洞喜骛声气，常有招邀名士的雅集，故后进少年，对他尚无恶感；张佩纶则眼高于顶，草茅新进，不值一顾；但白简搏击亦非疾恶如仇，一视同仁，爱憎好恶之间，亦有去取。譬如李鸿章，可劾之道，何止一端？而张佩纶从未一动弹章，加以李、张交亲，形迹甚显，予人反感极深。及至张华奎为父营谋，求荣反辱，欲图报复，并倾心结交新进名士，一方面全力为翁同龢拉拢，一方面则在等待机会。
    甲申开岁，中法为越南启衅，前方军事不利，论者以为咎在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此两人为清流所保，于是张华奎要求盛昱特参张佩纶。据《李鸿藻年谱》李宗侗按语：
    甲申易枢之举，始自甚久，醇王久已预备上谕，据家表兄祁君言，甲申所下上谕出自醇王之门客赵某，只候机会方下耳。盛昱之折由于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所要求，张本要求张佩纶而盛昱不欲，说不如参军机大臣，军机倒则张佩纶必无办法。盛以为军机不易倒，彼实在不知醇王已与慈禧商定只候机会耳。至醇王掌实权亦出盛之意外，乃有第二折之上。
    兹先言第一折。其时唐炯、徐延旭已经拿问，盛昱以唐、徐“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为立言立旨。以下一层逼进一层，由张佩纶而及于李鸿藻：
    张佩纶论资浅分疏，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以下由李鸿藻再牵连到恭王及宝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其咎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等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在该大臣等必托言恐法夷诘问，于和局有关，不知都下喧传，申报刊布，其迹早不可掩，该大臣等惟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问，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
    景廉早在光绪二年文祥衰病恐将不起时，即已入军机；翁同龢则是光绪八年十一月，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被参去职，接王入枢。为盛昱指为“才识凡下”，虽是极度轻蔑之词，但亦有开脱之意。总之，盛昱此奏，虽劾全枢，而归罪重轻，颇为分明。首为李鸿藻，应负“越事败坏”的主要责任，咎在“失人偾事”，明指已拿问的唐炯、徐延旭，而暗中突出张佩纶，希望谴李、张二人；对恭王、宝鋆，科以“俯仰徘徊、坐观成败”之罪，虽谓咎与李鸿藻同，但衡以议亲议贵，及任事多年，不无劳绩可念的推想，获咎必较李鸿藻为轻。
    至于景廉、翁同龢，不过“才识凡下”，实无罪可科，自应免议。这是盛昱隐然为慈禧指出处置的原则，亦即他所希望见到的结果。
    以下指陈罪状两端：一为蒙蔽，一为诿卸，而着落在李鸿藻身上。其言如此：
    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我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该大臣等以为可免法夷诘问，而法夷在总署已索兵费至六百万镑，奴才又料该大臣等狃于所托未必奏闻也，甘辱腼克，孰不可忍，是蒙蔽之罪也。唐炯、徐延旭既拏问，即当另简贤员，乃就近于湖南用一潘鼎新，复就近于贵州用一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以奴才愚见揆之，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问，是诿卸之罪也！
    最后则更追溯溺职情形于越事之前，全盘否定了辛酉政变以来恭王的功绩，适足为慈禧制造机会：
    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
    此折上于三月初八，经两日之酝酿。三月初十慈禧召见醇王，终于有三月十三的懿旨：
    钦奉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雍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昭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
    以上全班逐出军机，各人的“考语”，已见前引。照懿旨上看，“若竟照弹章一一宜示，即不能复议亲贵”，意思为犹为宽大的处置，否则即须治罪。
    同日上谕：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下一日复有旨：
    军机处遇有紧急要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
    礼亲王世铎是傀儡，额勒和布、张之万，伴食而已；阎敬铭颇思有所作为，但志不得酬，军机处此时的要角，乃一孙毓汶。
    孙毓汶是爱新觉罗皇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所谓“同光中兴”之局，结于此人之手。以醇代恭，出于他的一手策划。李宗侗所谓醇王幕客赵某，不知何许人，度有其人，亦必为孙毓汶的代表。至于孙毓汶密谋掀起此一大变局，其动机有二：一是借此为晋身之阶，得以大用；二是报复恭王。后一动机为孙私下结纳醇王的由来，因报复恭王，除却利用醇王以外，别无他途，这是情势上非常明显的一件事。
    孙毓汶生平，见《清史稿》本传：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尚书瑞珍子。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八年，丁父忧。十年，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
    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光绪元年，丁母忧。服阕，起故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
    十年，命偕侍郎乌拉布赴江南等省按事。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于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适奉朱谕尽罢军机五大臣，毓汶还，遂命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时当国益言路纷嚣，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闽海军务，余亦因事先后去之，风气为之一变。
    初，恭亲王与醇亲王共去肃顺，相睦。及德宗入承大统，醇亲王遂渐有争权之势。恭亲王自咸丰以来，久当外交折冲之任，洞悉中外之强弱。对外则力避启衅，对内办洋务以求自强。醇亲王不察，以恭亲王为懦弱，时谗于太后。太后亦因恭亲王之谏修园囿、抑中官，不满。至是，遂借言官一疏而罢恭亲王及军机诸臣。
    醇亲王既当政，始渐悟恭亲王政策之不误，于是中法战事不得不和。且请建海军、修铁路以图自强。然谏阻裁抑，恭亲王所能为者，醇亲王皆不能为也。李莲英且随王巡阅海军，言者比之唐之宦官监军。而贿赂公行，辇金者常至数万两，为清代中官所仅有。故醇亲王之争权，为清季政治一大变局。其重要仅次于帝后之争，亦兴亡一大关键也。
    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记：
    僧邸参孙毓汶不遵调遣，请革职枷示、发新疆。奉旨：免其枷号，革职发新疆。词臣居乡，乃被斯议，奇矣哉！
    金梁辑《近世人物志》于此条下按云：
    孙之获咎，实因恭邸恶其抗捐。详见本传，故旋即以输饷开复。
    按：僧邸指僧格林沁，其时方率黑龙江骑兵，在山东剿捻，驻济宁。僧军骑兵，确甚剽悍，但捻军飘忽无常，僧军日夜追逐，每每扑空，终以疲于奔命而为捻军所乘，大败于金乡。乃严劾孙毓汶，借以泄愤，而适有抗捐之事为恭王所恶，乃获严谴。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记：
    盛昱封事，四日未下，疑必有故。济宁电线皆断，杳无消息，闷闷。
    时孙毓汶往江南按事，归途顺道回乡。所谓“济宁电线皆断”，则知在此以前，孙毓汶固与醇王有密电往还，为醇王的谋主。在京大僚，关于政局变化须向济宁打听，可知孙毓汶此时的分量，而所谓“电线皆断”自是有意为之，借以保密。孙毓汶与醇王通信，固有辗转递交的电路，可达北洋。其时盛宣怀方署津海关道，与马眉叔同为李鸿章朝夕相处的亲密幕僚，以醇代恭，盛宣怀亦极可能参与密谋。当光绪初年醇王曾主张以左宗棠代李鸿章，后知其不可，遂与李结纳，信任益专。李鸿章其时方以张华奎结纳清流，感到张树声对他已形成威胁，因为通过盛宣怀的关系，助孙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谋，就其个人利益而言，固为上策。电报局为盛宣怀一手所创办，各地电报局的技术人员，尤其是从事译电的“电报生”，皆负有为盛宣怀探听政情、传递消息的任务。孙毓汶人在江南，而能遥为策划，倘无盛宣怀之助，是件不可能之事。
    李鸿章之致憾于张树声父子，有一事可证。刘体智《异辞录》记：
    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
    以李鸿章的分量，保一督抚亦寻常之事，遑论监司？举个明显的例子，光绪四年，李鸿章荐吴大澂可任监司，即以编修用为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旋授河北道。按：编检京察一等者，不过外简知府，丁丑状元王仁堪以修撰值南书房，颇受眷遇，后有人言，南书房翰林清苦，皆思外放，因命开单进呈。王仁堪家本丰饶，而军机开单仍以王列第一，借以排斥，乃特旨不过简放江苏镇江府知府。今吴大澂以李鸿章论荐，谓其堪任监司，竟七品编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光绪十二年，得简广东巡抚，亦李鸿章之力为多。今以本省督抚有意擢道员为臬司，如得李鸿章一荐，绝无不允之理，何况张华奎为故人之子，重以刘秉璋的交情，而始则不报，继则推诿，出乎恒情，故知必有所憾。
    李鸿章亦深恶清流，但亦深知清流不可侮，且亦不妨利用，手段自是高人一等。其笼络清流之道，不外以利禄羁縻，除了张佩纶之外，为李所“收买”者得两人，一为李慈铭，试以《越缦堂日记》证之。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马榖山中丞聘为浙江书局总校勘。
    马榖山即马新贻，与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会试同年。此科为名榜，沈葆桢、沈桂芬、郭嵩焘、鲍深源、徐树铭、黄彭年、刘郇膏、庞钟璐，都在这年中进士。状元即张之万，会元许彭寿是笔者的叔曾祖，殿试二甲一名传胪。马新贻与李鸿章的交情极厚，由皖藩擢浙抚督两江，皆由李鸿章言于曾国藩，力保而来。李慈铭受马之聘，出于李鸿章之荐。
    光绪八年四月六日：
    撰合肥相国李太夫人挽联云：“槐鼎熊茵，甲第双迎武韩国；鞠衣蜜印，养堂专祭定夫人。”上语用《旧唐书·李光弼传》语，李母韩国太夫人，李氏与今事适合。合肥本许氏，父育于李，遂冒李姓，故娶李不以同姓为讳也。
    按：李鸿章对李慈铭三节必有厚馈，光绪十年更延其主讲天津学海堂，致束脩甚丰。是年三月十三日记：
    谒合肥督相，坐谈一时许。合肥受北洋之寄，极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又委任非人，诚亦无解人议。然身处危疑，事嚣责备，力分势掣，财匮兵骄，局外之言，不中事会。近法夷和约五事……无伤国体，速定盟言，自来款议，此举差优，平情论之，功不可没。
    论李多作开脱原情之语，在李慈铭是很难得之事。但前一日亦即出京谒李之前，致书甘愿认以为师的翁同龢，却又是一派主战的论调：
    昨作书致翁叔平师，言时局可危，门户渐启，规以坚持战议，力矫众达，抑朋党以张主威、诛失律以振国法。……
    一日之隔，口吻顿变，可知李鸿章笼络之术甚工。李慈铭于同治二年报捐郎中，分户部，九年中举，庚辰六年成进士，会试四总裁为景廉、翁同龢、麟书、许应骙。闱中由翁同龢一手主持，先取第十九名，后改第一百名，因欲以其卷“束榜”，并特选其三场文字入闱墨，故李于翁，不无知遇之感。本来房考不荐，主考除了搜遗，无取中之理，所以主考称“座师”而房考反称“恩师”。李慈铭于其恩师林绍年殊无恩，虽不废门生之礼，意颇轻之，行径与龚定庵相似。
    李慈铭殿试二甲，本可有点翰林之望，但以年老家贫，当不起穷翰林，而卖文为活，声名早在，亦不必借翰林头衔，所以“乞翰林院陈情，还郎中本班”，得旨“以厚资叙用”。但直至光绪十三年始补实。
    前一年他请人刻一印，文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所谓“明经”者，指出学的贡生；生员出学，可以不应岁试。其谢恩诗起句“各场册载号宠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即言道光庚戌入学，难得四朝逢庚，故刻此闲章自娱。
    李慈铭自补授郎中后，两与考差，以为孙毓汶所恶，“两试两取第一”而皆落空，于是黄漱兰、黄仲弢父子与王仁堪等，集赀“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地”，光绪十五年赴考，以翁同龢之力得第二，下一年即补山西道御史，巡视北城。但既有言责，反而缄默，则以年逾花甲，锐气已消，而大官大骂，小官小骂，本亦为李慈铭之“术”。其术既售，不骂也罢。
    另一为李鸿章所收买的清流，即是吴大澂。吴颇热中，先为其同乡前辈潘祖荫的门客，其后又巴纳醇王。李鸿章是早就看穿此人底蕴的，所以早在光绪初元，即颇假以辞色。当孙毓汶定计扫荡清流时，所用的办法，即是扶此辈上虎背，使其颠蹶而下。张佩纶到马江，地最危；陈宝琛到南洋，为曾国荃的会办，人最难缠；唯独吴大澂为李鸿章的会办，得其所哉，这自是吴事先安排的。
    最倒霉的自然是张佩纶。或谓：如你所说，李鸿章既有培植张佩纶为继承人之意，且又知孙毓汶对清流有借刀杀人之心，则又何能坐视张佩纶身蹈险地而不预为之计？我的回答是：张佩纶既到福建，方知身蹈险地。或者更明确地说，在观音桥之战，亦即是年闰五月初一之前，马尾根本就不是险地，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根本就不是去指挥作战的。
    原来李鸿章其时对和局已有把握。张佩纶之所以被派到福建，真正的目的是接收沈葆桢所创办的“船政”，加以切实整顿，进而控制南洋的全部兵舰，与北洋构成整个系统，完全置于李鸿章的控制之下。这一南北洋军事指挥权的统一，由张佩纶帮助李鸿章完成，然后由李鸿章转移给张佩纶，张即成为李的衣钵传人。这一套设计，与当初曾国藩助李鸿章建立淮军，俾以淮代湘，乃得急流勇退，身名俱泰的做法，完全相同。
    我这个说法绝对是有根据的。研究近代史者，对中法之战中的观音桥一役之影响，每多忽略，殊不知此役为整个局势变化的关键。兹引郭廷以所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数条，因果自见：
    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农历，下同），李鸿章与（法水师总兵）福禄诺会谈，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一、法国保全助护中国南界毗连北圻，不受侵犯。二、中国将驻北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概置不问。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偿战费，中国允许法国在毗连北圻边界通商，日后另定商约规则。四、法允与越议改条约之内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约，尽行销废。五、中法另派全权大臣于三个月内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明日李函告总署）。
    四月十四日，命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作者按：张佩纶此时早已署左副都御史，为“卿贰”的身份。）
    法政府授福禄诺以签约全权。
    四月十五日，总署进呈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议简约，得旨允行。
    如上可知，李福简约已为两国政府所同意，和议实际上已成立。是故张佩纶的“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绝不是让他去指挥作战，而是和议成立后，如何整顿“福建海疆事宜”，其事甚明。至于反对谈和的舆论，在李鸿章看皆是浮议，好在有三个月的时间，只要慷慨陈词的热潮一过，最后终能订立正式条约。当然，醇王主战，左宗棠复入军机，并管理神机营，对李鸿章媾和的努力构成障碍，但只要法国方面坚持简约，不生变化，他是有办法应付醇王与左宗棠的。因此，好整以暇地做了一次“巡边”。据郭廷以《日志》：
    五月二十九日 李鸿章偕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出洋巡阅旅顺、登州、威海卫一带。
    此行历时凡五日，随行人员中尚有原为左宗棠办粮台而中道决裂的袁保龄。至闰五月初四，“二张”自烟台南下至沪，一赴广东、一赴福建，分别上任。不意广西边疆的战事起了变化，是即观音桥一役。据《日志》：
    闰五月初一，法将杜森尼率军强行前进，限三日交出谅山。驻守观音桥之提督王德榜、万重暄等却之，法军死伤近百人，华军死伤共三百余人。
    闰五月初二，王德榜、方友升、万重暄再败法军于观音桥，法军死十一人，伤三十五人。
    闰五月初四，以法使将到天津，命锡珍、廖寿恒、陈宝琛、吴大瀓会同李鸿章预为筹商开议（时尚不知观音桥事件）。
    法外部照会曾纪泽，法军依约往收谅山，被华军攻击，中国应负衅责。
    法以孤拔总统东方舰队，利士比副之。
    闰五月初七，总署覆谢满禄，天津简约于界务商务均未议定，亦未议有华军应撤日期，法军巡边应待详约定后。今法兵率往攻打，衅咎由法负。
    以法军攻扑观音桥，我军接仗获胜，传旨嘉奖，并命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规复北宁。
    命鲍超统兵自川赴滇，为岑毓英后继之师。
    闰五月初八，法水师副提督利士比代表日格密晤李鸿章，对观音桥事件要求惩官赔款。李不允。
    闰五月初九，命李鸿章力筹天津山海关一带防务。
    闰五月十日，严谕李鸿章力筹北洋防务，如狃于和议，敷衍疏懈，定当惩办。
    闰五月十一日，李凤苞晤法总理兼外长茹斐礼，茹允暂不派兵船北扰。会办福建海防张佩纶到福州。
    闰五月十二日，法总理茹斐理（礼）照会李凤苞，谓中国显背简约，须另议赔补，俟中国告明是否仍照约撤兵，巴德诺方能北上。
    奕劻与醇亲王商法事，力主保全和局（醇王怫然而起）。
    闰五月十三日，法水师提督孤拔自香港到上海（寻赴福建）。
    如上可知，情势的演变，出于意外。对李鸿章来说，种种不利的因素，偏偏都会凑在一起。王德榜是左宗棠麾下的大将，观音桥打了一个胜仗，增强了左宗棠发言的地位。左、李之有歧见，由来已非一日，清议大致右左而左李，关于陆防、海防之争，李鸿章好不容易争得上风，左宗棠不服气已久，如今抓住这个题目，岂有不大做文章之理。
    其次恭去醇来，为的是朝廷及清议嫌恭王太软弱。醇王所标榜的就是“大张天威”，此时当然主张“乘胜追击”，此所以有闰五月十二与奕劻的冲突。虽然后来仍由醇王主持和局，但在彼时，眼中只有一个神机营的醇王，对于军务确是懵懂无知。相传醇王曾拟亲领师干赴西南，与法军作战。人人皆知神机营一无用处，苦于不能说实话。先恭慎公乃婉转进言，道是：“西南多瘴疠，北人南征，水土不服；倘因此失机，岂不大损殿下神威？”醇王心悟而止。恭、醇两王对先恭慎公皆颇敬礼，即以其能力持大体，勿为媕婀取容之态之故。
    李鸿章处境最难，必须两面作战，即一方面要应付醇王、左宗棠及清议，一方面又须承受来自法国的压力。为了保全和局，暗中不能不对法国让步，而为了应付主战派，调子也不能定得太低。此时李鸿章所寄望为助者，主要的是两个人：一是新入总署的奕劻，能为和议说话；一是马江的张佩纶，期望能对法国让步，甚至必要时吃个败仗，只要和局不致决裂，张佩纶所牺牲者，可以徐图弥补。
    兹引张佩纶致李鸿藻两函，以明真相：
    抵闽三日，略得大凡。炮台苦卑，船局苦敝，枪炮苦杂，子药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积弊。就福建论，既有将军会办矣，就台湾论，又有省三督办矣，鄙人来此，岂非赘疣？
    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及抵上海，闻和局已败，法衅复开，闽海不知何时撤防，复志遂初，正无把握，深悔都门投劾之不决也。
    法初以埃及之事诱我言和，以折英焰；今复挑衅责言，意在多获利益。但合肥必大为言路攻诋，格靖从而和之，必受奇窘。然朝局纷纷，至枢译二十人发言盈廷，政出多门，殆不可战，战则必败也。以此深忧过计，恐酿成大患，又不仅一人之出处进退矣。闽军殆不能战，厦门尤不能守；然闽止一隅耳，胜负得失，犹第二义也。
    此函作于闰五月十三，观“及抵上海，闻和局已败，法衅复开”，可知李鸿章原以为和局必成，以故逍遥海上。曹孟德横槊赋诗，意气风发，岂意有赤壁之败？千古真可同慨。
    闰五月二十七夜，另有一函：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凤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为展云所厄来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生转战行间。访闻省城各营惟此军尚队伍整齐，是以特调用之。
    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鄙见法特恫喝，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名宿将正复如何？（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为指授方略（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抑何可笑？
    筱棠传醇邸语，属勿蹈险。正恐安坐省垣，又劾公昧于知人耳。
    上函可注意者两点：第一，李鸿章二十七日午间的电报，林椿为法国驻天津领事，曾告李鸿章：“最后通牒期满，即攻马尾；若以船厂作抵，可免动兵。”以“船厂作抵”，自非李鸿章所敢许，但他确信通牒期满的闰五月二十八，法国会攻马尾，且必被占，所以同日又有一电致张佩纶：“勿阻法船进口，调华船离马屏，免为敌所制。”此明明相告，任令法军占马尾，但须保全船舰。至于马尾失守，张佩纶会得何处分，此时固未暇计及，但可想而知的是，只要能保全船舰，李鸿章一定会开脱张佩纶，甚至叙其保舰之功。
    果如所计，即法军占领马尾，李鸿章就容易谈和了。在一般人看“失地”较“丧师”更为严重，李鸿章则宁愿“失地”，不愿“丧师”，因为他有把握所失之地，可借谈和而索还，朝廷为了收复失地势必非许其全权谈和不可。对于高高在上、一心向往乾隆十大武功的深宫与藩邸，以及动辄讲“张国威”的清议，李鸿章认为最有效的应付办法是：让洋人先给点颜色看看，才会气馁就范，知道“和为贵”的道理。老实说，如果李鸿章早肯出头，北方不致糜烂，他必在受命之后，左推右拖，访香港、到上海，缓缓其行，就是要将慈禧逼急了，逼她说出“只要洋人退兵，什么都好办”这么一句话，方好办事。
    第二，所谓“定出屯马尾之计”，证明张佩纶最初并不听李鸿章的话，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让我先找出张佩纶的“出屯马尾之计”是什么。
    这要看闰五月二十三，张佩纶写给李鸿藻的另一函：
    法人注意福州，形见事露。此间防务废弛，张凯臣得胜为营官所制，纪律不严。佩纶以劲敌在前，姑事含容，以免哗溃，先劾营官，喻意捐督部之因循，统领之选懦可知。闽事欲整顿，须易帅，但亦非寻常人所能胜此任。以天险之闽，使人可排闼直入，真可惜也。
    敌船麇集马尾，佩纶现调黄超群两营出护船厂，有死无退，以报圣恩。彼欲取地为质，地可作汶阳归鲁人，不必作文姬返汉身。
    孤拔（法海军司令）昨使人说佩纶，欲一见。告以战则下书，和则别觅人，慕隙未弭亦不答拜，一切以倔强行之而已。
    原来张佩纶调黄超群出护马尾船厂，是预备孤拔的部队登陆后，聚而歼之，即所谓“有死无退”，以报圣恩。有趣的是“彼亦取地为质，地可作汶阳归鲁人，不必作文姬返汉身”这三句话。
    第一句即指李鸿章电文中“若以船厂作抵，可免动兵”，以及“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马尾既失，李鸿章谈和，自然是以赔偿军费收回，此即等于“文姬返汉”。蔡文姬是曹操拿钱赎回来的，张佩纶认为不必如此。
    他不但认为不必赔军费，打算还要法国赔偿损失，方能成和议而收回马尾。“汶阳归鲁人”指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自鲁定公十四年去鲁，周游列国，栖栖惶惶十四年，至“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汶阳即曲阜。孔子去鲁，犹言马尾被夺，则归还马尾，即如季康子迎孔子归鲁，“以币迎”自是指法国战败，赔偿损失。
    证以前函，可知此为张佩纶的密计，林椿的警告，早有所知，因而定出密计，及至闰五月二十七日午间，得李鸿章“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乃于“是夜潜赴”马尾，并不告督抚，因恐其惊惶“大扰”，易于泄密。又云“二十八夜定可战胜”，亦指此密计。这条密计是反用《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空城计。致李鸿藻函中“军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云云，亦殊有武侯羽扇纶巾之致。我在想，张佩纶的这条密计能够成功，不特武侯甘拜下风，曲逆侯平生六奇计，亦恐不如。李小姐那句“杀贼书生纸上兵”，洵为定评。
    事败以后，张佩纶上奏自劾，最末一段说：
    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意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加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将臣革职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自道“妄意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即指他的“出屯马尾”的密计。下云“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此则密计不售，为李鸿章一再电嘱，如先发炮，国际公法须负开战之全责，故一意忍让。平心而论，张佩纶本非督师而去，事急不能不负指挥军事之责，恰如俗语所谓“拿鸭子上架”，适为闽督何璟造成卸职的余地。而照张佩纶的性格，即或密计不成，自闰五月二十八至七月初三这一月有余的期间中，或当有先发制人之计，毁法舰数艘。战局或者因此更难收拾，可是张佩纶个人，身败而不致名裂。因此他的一生功名，多少误于李鸿章，亦是实情。
    甲申、甲午两役，京中谐联甚夥，张佩纶自谓“鄙人怨家甚多”，此时讥刺极刻，如“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上联谓张佩纶语人，危急时三钱鸦片殉难；下联谓张出奔时，犹携豚蹄为行粮。意中殉难之语，或当有之；豚蹄之说，恐不免有意刻画。
    及至赐环而为李家之婿，则更是绝好的调侃资料。《异辞录》记：
    丰润赦归，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时人又有三联，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女。三云：“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
    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然观文忠尺牍，盖于丰润再断弦后，与有婚约，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丰润败后，自称“贱子”，乃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抑何可笑？
    至于张之洞，《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所论，大致不谬：
    光绪初年之四谏及清流，议论风生，封事劘切，久为西朝所不满。四谏中，宝竹坡最知几，故亟以纳妓自劾，实求免也。陈弢庵以内阁学士，拜会办南洋军务之命，亦宫中强委以兵事，欲入以罪，会陈丁艰归，其后卒以荐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级。
    张绳庵则最不幸，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声名俱裂矣。识者谓微中法一役，绳庵亦不能独免，推西后积憾清流之心，说盖可信。其得独免者，南皮一人而已。故稍后梁任公作《清议报》《新民丛报》，诟南皮迎合宦术甚工，其言亦非无所见。
    吾读广雅诗，亦觉其时有口是心非处。南皮诗最佳者绝句，纯学王荆公。其《吊袁爽秋》诗：“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今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其尊荆公甚至。然其集乃再三标言非难临川，既有《学术》一诗，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又《金陵杂诗》“老备瞿聃”一首，又有《非荆公》诗一首，皆显然不肯认此老法乳者。细求其故，殆由于南皮先曾保康梁，为之延誉甚力，及戊戌变起，乃亟亟印《劝学篇》以自明。任公时著《大政治家王安石》一书，南皮则亟诋之，吟咏之不足，又穷自注释，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矫揉，皆为逢迎西后，正为自全之一念驱使之。今观其诗，晚年诸绝句，实宗北宋，尤学半山，岂可讳乎？惟《非荆公》一诗，或别有所指，而《杂诗》中“惠卿虽败惇京寿”句，亦必非正面诃斥，度亦阴指朝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