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据《水经注》，即古散原山。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因以散原为号。
    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即今修水县。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故名分宁；宋沿旧名，元、明、清改称宁州，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入民国后又改为修水，称义宁者不过百年，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
    此地曾出一大诗人，即宋朝的黄庭坚。《嘉庆一统志》载：
    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双井北岸，有永思堂，旁有钓台，下有水曰“明月湾”。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苕溪渔隐丛话》及《云麓漫钞》皆载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成为宋诗的代表。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黄庭坚及二陈——陈师道、陈与义的高处，原在“文章自得方为贵”，只以浅夫妄人，凡无病呻吟、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皆遁入江西诗派，致自金、元开始，即为世所诟病。直至清末，张之洞犹有“江西魔派不堪吟”之叹。但散原之出，昌大了江西诗派，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乳，八百年后先辉映，即此已足不朽。
    散原的尊人陈宝箴，字右铭，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入阁拜相、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皆为难能可贵之事。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其时洪杨之祸，已成燎原，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落第后留京读书。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初，先生庚申（按：庚申为咸丰十年，所记有误）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于易佩绅、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时称“三君子”。会咸丰北狩，先生条防守六事，上枢府，适当道忧通州仓米为寇掠，骤无所为计，先生曰：“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由是旦夕毕移辇下。一日饮酒楼，遥见圆明园火光，因捶案大哭，尽惊其坐人。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遂归湖南；易以前受骆秉章檄，募千人号“果健营”，防来凤龙山间，罗副之，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先生独身间走澧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见其单絮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为流涕，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得即持去，守益坚；石不得逞，引去。
    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克安庆，曾国藩自东流进驻。平洪杨的军务，至此始有把握。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
    曾文正公大治兵，用两江总督屯安庆，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遂往游，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曰：“海内奇士也。”幕僚亦争交欢，相引重。李公鸿裔专幕职，尤挟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亲战事，谢去，就席公宝田江西军。道彭泽鄱阳间，饥民连数县，赈者率应故事，势且尽毙；府君恻然，就逆旅斋沐起草，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凡数事。中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沈公感悟，大发帑，全济无算。其时江西为寇冲，蔓延郡县，余军多观望，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决胜，然寇方蚁集，势盛，而席公军单，沈公席公又颇乖隔，不相能，每军牍往还，席公辄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亦贤者，坐不知公耳。”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鸷，“必能用智略平寇，胜艰巨，明公当开布腹心，席必为尽死，不则席败，大局危，公安所惜足乎？”沈公以为然，立增席公五营，遗书披诚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卒以残寇，竟大功。
    右铭善于调停。曾国藩与沈葆桢因争饷而生嫌隙，亦赖右铭一言而解。朱克敬《瞑庵杂识》记其事，极为生动：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桢惧救不时至，上疏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桢卖己，绝不与通，葆桢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行遇风，柁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
    席宝田是湖南东安的秀才，与老湘军中发达最早而晚境平淡的刘长佑，是岳麓书院同窗。洪杨事起，皆从江忠源援赣，十年转战，不出江西，但曾建一颇出风头的大功。《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记曾国荃克江宁后，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自皖南经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西行，为席宝田所获事：
    伪小天王洪福奔广德，合贼众万余人，由皖边出开化、玉山西行，遇别将扼战，走泸溪斜趋山谷间。九月，公遮之于新城，已遁；遂率轻兵疾追，数昼夜犹不及寇。军士久疲，议休止，公曰：“洪福，寇倚以号召；行与瑞金寇合，不可得矣！寇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仍勒军传餐而进，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杨家牌，危崖阻纡数十里，日向暮，前锋扬旗植山下止不进。公怒曰：“渡岭寇即是，奈何懈军心耶！”令斩以徇。于是诸将皆奋薄而上，平明岭尽，果见寇，方炊，寇亦顾见，因骇奔。我军呼啸压击，俘斩过半，遂擒伪王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而洪福脱免。令军中所俘小儿牧马者，语其曹曰：“小天王过此矣！”辛酉，部将周家良因就擒之，果洪福也。
    按：泸溪今名凌溪；其南新城，今名黎川，而席军所驻的金溪，则在泸溪西北；自金溪南下至建昌，趋东南则为新城，直下微偏西则为广昌，皆有大路。席军在新城拦截未获，洪军拟由山路入瑞金，则计唯抢先一步，在广昌与其南位处山谷的石间设伏邀击，始为上策。据散原述其父行状，建此策者即为右铭。
    此役叙功，巡抚沈葆桢得头品顶戴、一等轻车都尉；席宝田赏云骑尉、黄马褂；陈宝箴叙知府，超授河北道，驻河南怀庆府。其后累迁至浙江按察使，因事免官；至光绪十六年，始因云贵总督王文韶之荐复起，其时散原已经通籍了。
    散原是光绪八年壬午中的举人。其时清流之势正盛，“翰林四谏”中的宝廷与陈宝琛都放了主考。宝廷主试福建，经富春江入闽，中途纳江山船妓为妾，归而自劾，即李莼客诗“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一重公案。
    这一科，福建的解元即是郑孝胥；散原则在江西获隽，所以与郑以同年相称。郑孝胥海藏楼诗，陈宝琛沧趣楼诗，并为近世诗坛大家。二陈师弟的酬唱，尤称佳话。《一士类稿》中《谈陈三立》一文记：
    光绪八年壬午，陈宝琛典试江西，散原为所得士，深邀鉴赏，师弟之谊颇笃，晚年情感尤挚。八十生日，宝琛赠诗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时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仪。诗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闱中。洪钧（同治戊辰状元，宝琛同年友也）时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与宝琛论取士之法，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以符“春风桃李”之旨。宝琛则谓宜以“岁寒松柏”为尚，遂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命题，入彀者多知名士，散原与焉。“平生相许后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诗初稿，本以“相期无负后凋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曾为陈苍虬诵之，后经改定写赠。）民国二十三年，散原北上，省其师。师年八十七，弟年八十二，皤然二老，聚首旧都，共话畴曩，盖欢然亦复黯然云。翌年，宝琛卒，散原挽以诗云：“一掷耆贤与世违，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回天竣见几。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宫闱。平生余事仍难及，冠古诗篇欲表微。”语极工练沉着，于宝琛生平暨本人关系，均道得出，可与宝琛赠诗合看。并挽以联云：“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聚；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亦甚挚切。
    陈宝琛赠散原一诗，与其前后“落花”诗，皆为脍炙人口之作。未理庵主人说诗精微，谓此诗好处在见身份，而又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真源”一联，概括散原生平，而自明其身份于受者在师友之间，练句之工几于一字不可易。
    按：散原晚年每居庐山，故诗中暗用不见庐山真面目之典，而有“投老匡山第几峰”之句；结句照顾起句，而有犹拟偕游庐山之愿，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散原挽诗“平生余事仍难及”，即由“余事诗文世所宗”而来。生死酬唱，不以幽明见隔；昔人诗格之谨，诚不可及。
    散原应会试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应殿试——会试中式，在殿试以前，犹称“贡士”；必待殿试登榜，始正式成为进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徐一士曾记其初入吏部的趣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投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散原非无经世之志，而在部觉浮沉郎署，难有展布，未几遂翛然引去，侍亲任所。其父右铭翁（宝箴）在湖南巡抚任，励精图治，举行新政，丁酉戊戌间，湘省政绩烂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趋庭赞画，固与有力。
    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补缺，所谓“浮沉郎署”，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其时右铭已因王文韶之荐，复起为湖北臬司。散原于光绪十八年弃官侍父任所。光绪二十年右铭擢直隶藩司，《清史稿》本传记：
    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命治糈台，专折奏事。《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甲午之役，凡清流无不主战。主之者内则翁同龢，外则张之洞。张以江督刘坤一奉旨赴山海关督师，兼署江督。散原时居武昌，特以一电致张，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花随人圣庵摭忆》载其事云：
    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电，以《马关和约》签订，请吁奏诛合肥以谢天下，此电南皮未作复。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而散老忠愤所迫，不遑顾虑，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故甄录不敢遽及。近读《散原精舍文存》中，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有云：“马关定约，和议成，府君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观此，则对和约之不满，义宁乔梓，固一以贯之。
    但义宁父子责李鸿章者，又别有说。《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行状又言：“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兼为散老之电下一注解。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信繇斯说，则散原当日之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按散老此电，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发，戌刻至江宁者。
    以右铭、散原父子的性情，看不惯李鸿章的作风，为理所必有。右铭不惜以弃官表示对李鸿章的深恶痛绝，本无为人作排李前驱之意，但其时为光绪所信任的翁同龢与为慈禧所信任的荣禄，皆欲排去李鸿章，所以右铭的决绝表示，适足为翁、荣二人进言之资，无形中成了李鸿章回任的一大阻力。
    按：李鸿章于同治九年接曾国藩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除光绪八年三月丁忧，去职一年三个月以外，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内召为止，历时二十二年之久。任内建北洋海军，统辖淮军数十万，遥制两江所属有关洋务的各机关，军权、财权、外交权，几乎双手尽握。一旦解任，不知百孔千疮有多少毛病会暴露。因而以盛宣怀为首，千方百计想为李鸿章活动回任，而卒无成，则清流的攻击，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而右铭的愤激态度，实为决定性的因素。
    翁、李不协，其来已久，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性情亦颇平和，对李鸿章实亦可谓之为“对事不对人”，故对李之回任直督，犹非坚决反对。但荣禄对直督之势在必得，及今观之，意向灼然可见。
    原来慈禧太后之欲收权，早萌于甲午年间。其时翁同龢得君正专，益以张荫桓对洋务、财政的熟练，所以平章国事，举措由心，除非光绪特述“慈圣”之意如何如何，否则，翁决不建议请懿旨办理。至于对荣禄，视之蔑如，无论在督办军务处或总理衙门，均无发言余地，此实为荣禄所难堪。因为论资望，荣禄早在同治末年即为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绪元年；论私谊，彼此是金兰之交，从哪一方面看，翁亦不当目中无人。
    大致后党媒孽帝党，往往运用“打狗看主人面”的逻辑，所以对翁之蔑视，荣禄向慈禧造膝密陈时，往往以“翁同龢没有老佛爷在眼睛里”为言。此最足以打动慈禧太后的心。以慈禧之老练、荣禄之深沉、李莲英之阴柔，对朝局洞若观火；翁外恃清流，内结荫桓，复奉恭王之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势莫与伦，计唯得一强藩，隐握兵权，缓急之际，方可举兵入清君侧，投清流于浊流之中。是故荣禄之觊觎直督，可说已非一日。
    但李鸿章非翁同龢之比，所以荣禄决不敢轻举妄动，甲午战败，排李是一绝好机会，但仍出之以极端谨慎，因恐打草惊蛇，帝党会存戒心。更怕翁、李化敌为友，合力应战，故以王文韶由云贵移署直督。
    用王文韶是荣禄所下的一着绝妙好棋。王文韶亦我杭人，《官场现形记》送他一个外号，叫作“琉璃蛋”，照杭州人的俗语，便是“油煎枇杷核”。如此圆滑，自然不会翻前任的案，此所以安抚李鸿章。
    同治年间，朝中有南北之争。北派奉李鸿藻为盟主，南派以沈桂芬为依归，壁垒分明，互为消长。王文韶为沈桂芬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主考的门生，光绪四年沈援王入军机，署兵侍，补礼左，兼在总署行走。其时军机由恭王领班，其下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即沈、王，两满则协办大学士宝鋆、户部尚书景廉。宝鋆为恭王密友，与沈投契；景廉则谨饬君子，无所作为。此时军机处谓之为沈桂芬一把抓，亦无不可。
    光绪六年正月，李鸿藻服阕复起，仍值军机。但孤掌难鸣，唯恃清流唱反调为牵制之计，恰如今之民主国家在野党之所为，国家大政，固犹在沈桂芬手中。
    不意南派势力方盛之际，沈桂芬于这年除夕病殁。王文韶虽在南派，素为南士所轻，不足以承沈的衣钵，于是北派大举反攻，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罢官，南派自此消沉。直至光绪亲政，翁同龢大用，接沈之余绪，复树南派之帜。王文韶基本上是南派，用他，亦所以安抚翁同龢，并松弛其戒备。
    王文韶与陈右铭是旧交，加以荣禄正在罗致人才，有意将右铭收入夹袋，因得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由直藩简放为湖南巡抚。
    湖南巡抚本为吴大澂。此人为潘祖荫门下士，金石名家，而居官则以功名心热，有许多笑话。光绪六年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得一铜印，文曰“度辽将军”，大喜。在湖南巡抚任内，喜欢用洋枪打靶，曾三射中鹄，益以为文武兼资，可总师干。
    甲午战败，朝廷以淮军不可恃，思复用湘军。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授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吴大澂亦自动请缨，率湘军宿将湖南藩司魏光焘等，开赴关外，受刘坤一节制。吴大澂开拔时，意气轩昂，王壬秋作《游仙诗》五首，于吴及其僚属，佛致讥讽。按王壬秋《游仙诗》，自作注解，而前后不同。笔者得观王诗亲笔之影本，录之如下（括号中为自注）：
    （一）湘瑟秋清更懒弹（湘抚吴，于秋闱前匆匆启行），只言骑虎（余虎恩先求充营官，后不受节制）胜骖鸾。东华旧吏（黄自元）犹簪笔，南岳真妃（魏藩台）肯降坛？叔夜倘凭金换骨（曾钧广拜门生），陈平何用玉为冠（求贤馆诸生）。淮王自是能骄贵，却被人呼作从官（刘坤一总统诸军）。
    （二）只学吹箫便得仙，霓旌绛节领诸天（江督刘授钦差大臣）。应知吴质难成梦（吴清卿先生，亦归节制），不与洪厓更拍肩（李鸿章在关内，亦兼受节制也）。金阙乍辞初授箓（时又遣张荫桓议和），神山欲望恐无船（铁甲皆毁，惟存木壳）。鸣鸡夜半空回首，惊怪人间尚早眠。
    （三）新承凤诏出金阊（陈裕三），争看河西坠马郎（先守黄河，闻贼至称坠马走去）。幸不倚吴持玉斧（吴抚欲节制之，陈不受也），可能窥宋（宋庆在前敌）出东墙。劳拖仙带招燕使（张野秋因陈被劾为李鸿藻所唾骂），只借天钱办聘装（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曾受茅君兄弟诀（曾文正），休将十赉损华阳。
    （四）郁金堂内下重帏（江督衙门最深邃弘敞），玉女无眠但掩扉（张制台不睡不见客，此二句活画）。尘暗素书长自读，月明乌鹊定何依（张之万、额勒和布皆撵出）。蛇珠未必能开雾，鸳锦犹闻劝织机（机器局昼夜防守）。莫道素娥偏耐冷，为天寒透五铢衣（余饮督署出时已五更）。
    （五）东华真诰有新封（王文韶也），朵殿亲书御墨浓。眉妩莫描张（之万）敞笔，额（额勒和布）黄犹待景阳钟。仙家往事如棋局，夜宴来时带酒容。青雀定知王母意，几时瑶岛驾双龙。
    上引五诗，第四首咏张之洞，时署江督，壬秋曾访之于江宁。第五首则咏战败后之部署，王文韶署直督，军机大臣张之万、额勒和布出军机，李鸿章赴日议和。所谓“青雀定知王母意”者，李赴日之前请训，得慈禧密谕，和局只许成，不许败。此外三首，所讥湘、淮军宿将，据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略作简介：
    （魏光焘）字午庄，邵阳人。初为人司庖厨，继从左宗棠军征新疆，擢至道员，历方面。甲午，率旧部援辽，驻军牛庄，日师将至，全军望风溃逃；至析木城，方炊，闻猎人枪声，误为敌军，弃炊具奔，一日夜达三百里，光焘坠马伤足，血涔涔，不自知也，至锦州魂乃定。明年，竟擢陕西巡抚。
    余虎恩以湘军而曾隶左宗棠部下：
    虎恩以武荫从左宗棠征回，并两世职封三等男爵，授汉中镇总兵，以获贼中窖金致巨富告归。甲午，从吴大澂御日无功，后以万金贽荣禄，留武卫中军，令统十营。
    陈裕三为陈湜，所叙特详，则以陈秀才，又为曾国荃姻家，与行伍出身者不同，所谓“曾受茅君兄弟诀”者，故持论较苛。陈湜初入军营，本为文职，偶以营官患病，代为传令，无意中获一长毛，搜身得洪秀全下陈玉成檄文，尽知“天京”防守之状，曾国荃大喜，重以姻娅，立保同知，因而起家。
    亦就是以此渊源，陈湜成了曾国荃的心腹。曾在前线，往往委由陈湜看守老营，以致军功的保案中，总有他的名字，而实无赫赫战功，居然在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时，亦得滥竽其间。
    陈湜早在同治四年，就已当到陕西按察使，后调山西，剿捻时，受命驻汾州，节制文武，结果仍让捻匪张宗禹窜入山西，因而获罪。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
    积功晋臬司，以剿捻防山西。湜素渔色，军纪不饬，至晋久无功，乃饰捷以闻，论罪遣戍。后释还，再赞左宗棠军，授江宁藩司，乞病假。甲午特起防辽，卒于军，视巡抚例议恤。湜开爽长于应敌，向机立断，以荒于色，晚岁致腿疾，不良于行。
    此记与《清史稿》本传对看，有数处不符：（一）陈湜复起在光绪十二年。其时曾国荃为两江总督，奏请以陈湜“统水陆诸军，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二）复起授职臬司，非藩司；（三）甲午特起防辽，先屯鞍山，至第二年初春，防守摩天岭的聂士成调回关内，拱卫畿辅，由陈湜接防，未几和议即成，陈湜竟“因功”升为江西藩司，第二年方去世；（四）陈湜的腰疾由坠马而致。
    所谓“只借天钱办聘装”何来？湘绮原注：“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及至收入湘绮诗第三种《杜若集》，则此句之下已改注：“卫汝贵领饷六十万，以十万寄家；如曹克忠辈十扣四五，较为廉洁，勿怪哭菜市也。”按：卫汝贵扣饷十万寄家，乃为其女妆奁之资，故云“办聘装”。《清史稿》本传：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累迁至副将，晋总兵；事平，授河州镇。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历授大同、宁夏诸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光绪二十年，日朝战起，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临行，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至牙山，退成欢，与日军相见；寻复趋平壤合大军，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平壤，朝旧京也。闻我军至，争携酒浆以献。而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汝贵军尤甚。杀义定朝民，众滋忿，复蚀军糈八万运家，军大哗，连夕自乱，互相蹈藉；元武门岭失，即窜走……朝士交章纠其罪，诏褫职逮问。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诫国人。明年，缫送京师，按实论死。
    按：甲午之役，朝鲜乞师，李鸿章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总兵聂士成往援。提督为一省武将之首，亦为汉人最高的武职。以后派赴朝鲜诸将，大致皆为总兵，下提督一等，所以叶志超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甲午陆军之败，叶应负极大责任。此人亦是李鸿章的小同乡，初在刘铭传军中，行伍出身，后为李鸿章所赏识，负练兵之责。《清史稿》本传：
    （光绪）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山，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借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亡何，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被击沉。士成谓志超曰：“海道既便，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军逼成欢，士成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弃公州，间道出汉阳东，士成追及之。当是时，大军集平壤，乃卷甲而趋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日军调至大同江，为我军逐去，遂以屡捷入告。时统帅居城中，日军夹江而阵，两岸相轰击；东、南二路战少利，志超莫敢纵兵，趋回城。日军乘间以济，据山阜，左宝贵出御之，被巨创，志超将私逸，宝贵不从，以兵监之。宝贵自守元武门岭，矢必死，登城指挥，为炮所中而殒。志超亟树白帜，乞罢战，日人议受降。请帅兵归，弗许，乃潜向北走，朝兵衔之刺骨，于其出城时枪击之，死者不可称计；日军复要之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挤而死者相枕藉，诸将尽委械而去，于是朝境内无我军矣。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隘，可固守，弗听，径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余卒。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九，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合一传，传后有论：
    论曰：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尚知畏法；汝贵、志超丧师失地，遗臭邻邦，靦然求活，终不免于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卫、叶虽无耻，而还有比此二人更无耻的，即是弃旅顺的道员龚照玙。此三人都是李鸿章的小同乡，安徽合肥人。但遭遇亦有幸有不幸，比较而言最倒霉的是卫汝贵。
    卫汝贵在甲午十月初被革职拿问。十二月廿一，刑部议奏，罪应斩监候，德宗朱笔改为“斩立决”，而慈禧犹有赦其一死之意。见《翁同龢日记》：
    闻慈圣请驾，恭邸亟趋而东，余等不得不随。午一刻，余等入见四刻，论：“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三问莫对。谕：“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诸臣因奏，不杀不足以申军律；臣亦别有论说甚多，二刻许始定。
    按：其时军机处由恭王领班，军机大臣则除孙毓汶、徐用仪以外，余三人为翁同龢、李鸿藻及翁所保荐的刚毅，所谓“诸臣”，即指此军机六大臣。“入见四刻”，而论卫汝贵罪名“二刻许始定”，“三问莫对”，继又申说，足见慈禧太后的意向。当时传说，卫汝贵以十万两银子行贿于刑部尚书薛允升，薛拒而不纳。如今看翁同龢的日记，我敢断言，卫汝贵已经走了李莲英的门路，慈禧太后面前，亦必已有巨款孝敬，而终于买不回性命，当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在菜市口处斩。叶昌炽其时在京，《缘督庐日记》云：
    卫达三总兵，部议论斩，奉旨即日处决。申刻赴西市，观者如堵。
    据说，卫汝贵临刑呼冤。沃丘仲子记：
    弃市日，汝贵呼号，谓实秉鸿章戒退兵。“何彼巍然为使相，而罪独坐我？”余亲闻之。
    此外记其事者，不一而足，断然不假。但其冤不在李鸿章巍然为使相，而在叶志超、龚照玙同罪不同科。
    叶、龚二人于十一月间同时被逮。刑部拟罪，亦同为斩监候。不过，德宗未改为斩立决而已。想来亦是一样走了李莲英的门路，由慈禧太后对德宗加了压力的缘故。
    然则何以谓龚照玙之无耻，过于叶志超、卫汝贵？以其获罪后的行径，毫无愧悔之意，其心肝非常人所能有。举龚之两事以证之。
    黄秋岳说，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在刑部狱中时，常闻狱卒谈往事。以下一段，据汪所言，记入《花随人圣庵摭忆》中：
    相传雍正时有工部郎中李恭直者，以事系狱，为狱卒所侮辱，既而得释，旋迁刑部郎中，管狱，挦摭诸狱卒以毛细事，痛杖之，每日杖十余人，有杖毙者。狱卒既经此次惩创，咸有戒心，对于犯官，大都伺候维谨。犯官有予以赂金者，且屈膝谢赏，口称“大人高升”焉。故犯官入狱，惟患无钱，钱多，则居处适意，直如家中。最豪侈者，为淮军诸将叶志超、龚照玙等，以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斩，一系狱中，至庚子联军入京，始乘乱逃出。狱卒为言，其在狱中时，放纵邪僻，实骇人听闻。初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自管狱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每食，席前方丈，辄以馂余犒普通监诸囚。其尤可骇者，家中侍妾八人，轮流至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以鞭挞，凡分三等，最轻者自执鞭条挞之，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马弁以马鞭挞之。狱囚每闻妇人哭号声，辄动色相告，曰：“龚大人生气，打姨太太了。”其荒谬有如此者。
    及至庚子之乱，李鸿章入京议和，龚照玙得以脱身南归，《梼杌近志》记云：
    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陆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之主体。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日去也？今日能见还乎？”龚大窘，狂呼逐客。
    恶作剧犹不止此，第二天还有更精彩之事出现。
    第二天，也就是生辰的正日六月初六，龚家大门上，为人贴上一副寿联，其文曰：
    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六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
    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
    此联妙在六、三两数“适相逢”。所谓“小钱头不如咱洒”者，注：“合肥土语，言卫用钱之法不及龚，故卒得祸。”又言：“龚愤甚，大索数日，不得其人。”以常情度之，自然是“张六先生”的杰作。
    龚照玙有兄名照瑗，在历史上因任驻英公使，计诱国父中山先生而得名。龚氏弟兄，想来是龚芝麓的后人。芝麓虽事二姓，犹有文采，有人责以不殉崇祯，他说：“我原要殉国，无奈小妾不肯。”妾指明末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此虽为可笑的托词，但毕竟还知殉国应是本分，则犹有羞耻之心。人之异于禽兽者，无非此几希之间；则龚照玙无耻如此，谓之非人，不为苛论。
    龚、叶、卫皆合肥人，加以李鸿章的误国，乡邦蒙羞，合肥人都抬不起头来。幸而有可人的张六先生，妩媚不减李逵、鲁智深。提醒世人，合肥不只败类，也还有忠烈如刘整、郑儫、余阙、宁忠，孝义如葛闻孙、钟离瑾，政事有马亮、杨察，名将更不胜其数，而且还有位大名鼎鼎的“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合肥人真该为张六先生建一座祠！
    至于李鸿章与淮军，甲午一战，底蕴毕露。朝廷想借重湘军，而以系统与曾氏兄弟部属不同的老湘军之“继承人”刘坤一督师，计亦甚左。刘坤一本来就是政事略胜武功，此时年迈力衰，加以鸦片大瘾，奉召勤王，根本就不愿就国。因为吃力不讨好之外，还要得罪李鸿章，是件非常不划算之事。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记：
    东朝有起……午正二刻……入见于养性殿……旋谕：“刘坤一须进扎山海关，吴大澂须速赴前敌。”……申初二刻，偕恭邸、李相赴督办处，刘师在焉，闻命惶悚，具陈所处之难，慰藉良久乃平。
    “东朝”指慈禧，“李相”非李鸿章乃李鸿藻。翁、李皆主战，故南北朝士慷慨激昂者，居其大半。舆论如此，李鸿章明知不能战，亦非一战不可。
    次日又记：
    午赴督办处，刘岘庄来，语甚不平，明日拟不请训，力劝之始允。彼无亲兵，以孑身护未识之将，亦难事也。
    按：督抚调差，例须进京，请求“陛见”，辞行时，又须请见，名为“请训”。刘坤一不愿请训，即表示不愿出关，亦即不奉诏。这是相当严重的事，言官参劾，可加以“抗旨”的罪名。从这段记载，刘坤一的愤懑心情，灼然可见。
    吴大澂则与刘坤一恰恰相反，踊跃请缨，信心十足。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五“辽东篇”记：
    （甲午）十二月，诏以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大澂自请从军，已在山海关）、四川提督宋庆副之。自防大高岭陈湜一军以外，其山海关内外湘军楚军皖军共八十余营，其隶吴大澂部下者，为李光久，统湘军五营；魏光焘，统武威六营；署永州镇刘树源，统亲兵六营；吴元凯，统楚军炮队四营；谭志忠，统护军，郭长云，统卫队，各一营；均从大澂出关。其余皖湘诸军尚五十余营（淮军豫军各营，非坤一部者不在内），仍从坤一分驻山海关内外。正月初二日，大澂出山海关。十七日，抵田庄台。所部李光久，已于甲午冬先出关。十二月，过牛庄，驻近牛庄之二三台子，渐次进。
    正月，已移驻近海城之三台子。刘树元率亲兵六营，于正月杪始毕至，驻四台子。魏光焘率武威六营，最后至，留三营守牛庄，自率三营进驻台子（近牛庄一边之三台子）。是时环海城而军者两将军（依克唐阿、长顺），一巡抚（吴大澂），一提督（宋庆），一藩司（魏光焘）共百余营，六万余人（宋庆毅军时已增至三十营），朝廷方日盼捷音，乃海城不可拔，而牛庄、营口、田庄台不旬日且相继失守矣。
    其时金州、旅顺、海城、盖平早已失守，威海卫南北炮台相继陷敌；港湾内北洋残余的兵舰，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等，相继为日本鱼雷所击沉，海军提督株守刘公岛，一筹莫展，因为海军多福建人，而以安徽人的丁汝昌统于其上，平时就不甚听其节制，此时更公然抗命，丁汝昌要沉船免得资敌，不应；要突围，更不应，逼得丁汝昌除自尽外，无路可走。
    吴大澂是同治七年洪钧一榜的翰林，由潘祖荫提携起家，晚年恃翁同龢为奥援。同龢乙未年日记，有关吴大澂的记载如下：
    二月初二日，吴清卿电，宋军败，伤亡颇多。
    二月初十日，得吴清卿私电，贼于初八扑牛庄，魏李两军皆败，已飞电宋军来援，可危之至（按：魏光焘、李光久，皆隶吴部下）。
    二月十一日，辽阳无消息，牛庄已失，营口岌岌，宋、吴皆北移矣。
    二月十七日，未正到署。归后，本家（翁）寿（锡九）从徐邦道营来，询以前敌情形，云湖、淮、毅三军不甚和，宋无谋略，徐乃一勇夫，吴近呆（按：此指宋庆、徐邦道、吴大澂。宋庆所统者名毅军，为淮军的别支）。
    二月十八日，依（克唐阿）营领饷官某亦见于督办处，语前敌事，与锡九所谈同。
    二月十九日，吴清卿退至石山，与宋议不合，刘、王及袁道、胡臬群起指摘之。
    按：刘者刘坤一、王者王文韶，袁道为袁世凯，胡臬则直隶按察使胡燏芬，前敌负责的将帅，尽在于此，群起指摘吴大澂，可知其过失之深重。但撤吴大澂帮办后，命来京听勘，至二月底定处分。同龢日记二月廿九日记：
    见起三刻，论宋、吴议处事。上意，吴大澂舍安就难，尚勇往；部议降三级调，命与宋庆均改革留。
    此即翁同龢弄权的明证，日记故意记为“上意”。按：官吏处分，就字面看“革留”较“降调”为重，其实不然。“革留”者“革职留任”，只要遇有劳绩，或者恭逢庆典，立刻可以“开去处分”；“降调”就要打掉十几年的资历。如吴大澂降三级调用，巡抚为从二品，例加兵部侍郎衔，则为正二品，降三级而成为从三品，内调只能当光禄寺、太仆寺卿；外转则降为盐运使，仍需循资渐升，一来一往，未到原来的品级，恐怕吴大澂不死亦该告老了。
    因此，他由降调改为革留，是翁同龢帮了他一个大忙。三月初款服出都，回任去也。而言官严劾，词及同龢，说他袒庇欺蒙，“其词甚厉”。
    又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亦有记吴之事，可见当时对吴的观感。
    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号为清末“四大日记”之一，前后四十八年，按日记录，偶有间断，亦必撮舒其间大事补书。遗命“因有臧否时人，规诲亲故之词，勿以全稿示人”。所以现行节本，已大加删落。但记吴大澂，虽只一两语，可以想见原稿必有长篇大论的“臧否”。如：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廿二，闻愙斋以电致政府，克期战胜，惊蛰前可以肃清海（城）盖（平）。怖其言河汉而无极。
    其时官军水陆两途，皆已一败涂地，而是年惊蛰为二月初十，不及一月可以肃清入侵之敌，此种梦呓式的大话，自然可笑。而以前敌将帅说这样的大话，真是所谓“近呆”，以呆子典重兵，岂不可怕？叶昌炽下一“怖”字，刻画观感，入骨三分。
    吴大澂的夸大狂，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王壬秋的《游仙诗》，固已备至讥刺，另有一副谐联，更为脍炙人口：“翁同龢三次访鹤，吴大澂一味吹牛。”上联的典故，即为当时之事，翁同龢养了两只白鹤，樊篱不固，飞去一只。翁同龢亲自写了赏格，贴在正阳门门洞内。赏格前面，大书“访鹤”二字。三贴而三为人揭去，因为他的颜字是有名的。翁同龢有此一段“访鹤”韵事，这与吴大澂的“吹牛”成为绝对。但此联所讽刺的，实为翁同龢，其时何时？国家重臣而有此闲情逸致，是何心肝？
    又，同年九月初五日记：
    愙斋奉旨开缺回籍，当局者迷，可为太息。
    按：吴大澂回任湘抚，外间啧有烦言，至闰五月终于去职。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此时任既不留，即是无职可革。照道理上说，应该另有安置，因而去任只是免职内召，听候任用。
    事实上是翁同龢帮他的忙，保全他的面子。吴大澂之荒唐，以及朝廷及士林的不满，再无复用的可能，是翁同龢所深知的，只看他的日记中，此后再不提吴大澂的功名，只看翁于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所记：“得吴愙斋函，告其弟谊卿之丧，而尚思出山。”可知翁同龢对吴大澂的想法。
    但吴大澂不但喜说大话，亦无自知之明，如果见机而作，自请归田，或许有温谕慰答，在地方上不失为大绅士；只为恋恋犹思起用，以致有奉旨开缺回籍之旨，是被撵出京师，与革职无异。
    陈右铭之得由直隶藩司升为湖南巡抚，一半得力于右铭父子在甲午、乙未之际，声华日上，各方皆有好感，而荣禄正在秘密揽权，物色人才，故而得以脱颖而出；一半是机缘凑巧，江西巡抚德馨出事，恰好空出来一个缺，可以位置。
    先谈荣禄。此人的政治手腕，高人一等。而现代史学者每多忽略，论荣禄的生平，辄自戊戌政变开始，以为颐和园告密为荣禄得以大用的关键。其实不然！我研究清末政局的第一手资料，愈来愈了解，乙未以后的朝局，渐归于荣禄秘密控制，而荣禄则受密命于慈禧太后，布置羽翼，以夺帝之权为最后目标。
    甲午、乙未之间，政坛上有三大势力：李鸿章一派，掌握军机、外交权；翁同龢一派，以帝师之尊，得清流拥护，最为触目；孙毓汶一派，内则盘踞军机处，外则联络李鸿章，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标准的官僚派。
    及至甲午战起，荣禄推波助澜，使翁、李两派发生严重冲突，结果李鸿章跟淮军一样，一败涂地。荣禄乘机收北洋兵权，但自己不出面，却抬出有名圆滑而不致被翁同龢所反对的王文韶，署理直督。王、荣关系之深，只看庚子之乱，载漪、刚毅几次要杀王文韶，都由荣禄力保才得免祸这一点上看出来。
    等和议既定，李鸿章兵权虽被剥夺，但洋务则李鸿章自以为舍我莫属，舆论亦以为坛坫折冲不可不推李鸿章。荣禄深知李鸿章迟早必入总署，拒之不可，唯有找人来抵制他。所以六月间，由慈禧太后叮嘱皇帝，以翁同龢、李鸿藻值总署。等李鸿章到京，当日有旨“留京入阁办事”，王文韶实授直督。李鸿章挨了一闷棍，犹以为是翁同龢排挤，殊不知实为荣禄的操纵。
    接着便是利用清流痛恶孙毓汶，以及翁同龢与孙毓汶面和心不和的矛盾，很自然地激动了德宗的肝火，将孙毓汶逐出军机与总署。
    对付翁同龢，又是一套手法。荣禄阳尊而阴抑，多方为翁树敌。他一方面以步军统领而兼兵部尚书，排去孙毓汶，引徐郙为助，暗收兵权；一方面在各省部署，而陈右铭由于王文韶的保荐，暗中已成荣禄夹袋中的人物，以他的条件，出任封疆，迟早间事。
    陈右铭的三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是本人的才干。荣禄部署羽翼，不是去替他搞钱，是要办事，当然非人才不可。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与李鸿章不一路，而又有决心摆脱李鸿章的影响。因为李鸿章在北洋多年，既办军务，又办洋务，与各省都有牵连。若非如此，即任封疆，亦难有所作为。
    第三个条件是，须翁同龢不反对。翁在当时朝局中的影响，成事固不甚足，败事却绰绰有余，因为只要在召见军机以前，与德宗“立谈数语”，便可否定成议。而翁对陈右铭是颇有好感的。
    陈右铭的条件虽已具备，得任湖南巡抚，却是偶然之事。其时出缺的是江西巡抚，此人叫德馨，字静山，旗人。《近代名人小传》记：
    馨以浙江臬司受知彭玉麟，荐擢江西巡抚，广通贿赂，畜家伶，其衣饰皆属吏所献。寿日，适日侵辽左而馨不顾，以兵轮载沪上优伶至南昌演剧匝月，所收货贝珍异值五十万，为台谏所劾，张之洞察覆得实，德宗将戍之军台，赖世铎救，仅褫职。
    沃丘仲子所记，大致正确。稍有未谛者，德馨非受知于彭玉麟。彭玉麟清刚廉直，决不会欣赏德馨其人。
    德馨所受知者，是中法战争时代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当时德馨任浙江藩司，而与左宗棠关系极深的“财神”胡雪岩出了事，引起金融上极大的震动。德馨与胡交好，多方为之设法，予以方便，为此而忤浙江巡抚刘秉章亦不顾。左宗棠以此渊源，力荐德馨任江西巡抚。他有一女，绝色，光绪十四年德宗立后时，是“入围”者之一，后因有人言德馨家教不好，其女放诞，才“撂牌子”的。
    德馨之获罪，是为德宗所深恶。但翁同龢必定力赞，殆无疑义。且先看他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的日记：
    晴而有云气，热甚。早入无事，卯初见起（不及一刻，电一），卯正上诸皇太后前行礼，辰初御乾清宫受贺，辰正入座听戏。余等见起后仍还直房，比入已伺候矣，徘徊门上，行礼毕即诣保泰门。是日仍携酒肴款同直，并邀张青翁，酉初二刻散，凡三十七刻。蟒袍补褂，罗胎帽，红朝珠。带听戏二两，殿上二两，茶房二两，南书房四两，奏事处二两，懋勤殿六两，堂苏二两，上书房八千，戏单八千，以上均交南书房朱他二达。寿膳房十七两，交崇星阶。如意二两，懋勤殿四两，以上交任姓内监。赏匠役郑姓二两，面交，盘赏二两（交徐苏拉领盘时交）。
    以下谈清朝宫内演戏的制度：
    本朝不设教坊杂伎，其领于内务府者，曰“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时的制法曰，词臣等撰进，如张得天辈曾秉笔焉。嘉庆时有苏扬人投身入内者，往往得厚赏，至道光时一概屏绝，升平署遂封禁矣。咸丰季年中官看戏者颇多，亦尝传民间戏班在内供应。同治时稍开禁，至光绪十七八年而大盛，闾巷歌讴，村社谐笑，亦编入曲，而各戏班排日承应，其教曲者支月粮赏顶戴，户部有籍可稽者数十人。其始廷臣听戏无外班，近年则专用外班，内官所演，不过数出典重吉祥旧花样而已，即如此二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识此以见风气推移之速。
    语气中颇有微词。因为翁同龢对慈禧好听戏，以及王公大臣以此为献媚固宠的手段，久已鄙夷不满。至于德宗，从幼为慈禧太后所抚养，但与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从未受到这方面的濡染，相反却颇与“翁师傅”的性情相似，不好声色，尤视听戏为苦事。其因有二：
    第一，侍太后观剧，难得赏坐，往往一站几个时辰，深以为苦。
    第二，德宗从小怕声音，小时怕打雷，慈禧曾面述于群臣。成人则畏金属之声，大锣大鼓，每致怔忡。自戊戌政变以后，患高度神经衰弱，闻金属之声可以遗泄，此见于曾为德宗脉诊的医生所记载。
    德宗对戏之所恶如此。而乙未年间兵败如山，迫订城下之盟，开数百年来割地求和之辱。德宗痛心疾首，几无生人之趣。而德馨身任封疆，竟于此时而有此行为，何怪德宗震怒。当然，翁同龢亦必对德馨不满，而在严谴一事上是影响了德宗的。
    江西巡抚出缺，不能调陈右铭升任，这因为也有二：
    第一，陈右铭江西人，本地人不能做本地的地方官，是一直不可破的禁例。
    第二，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将回任。其时湖南巡抚德寿乃一庸才，无法对付，以陈右铭的才干，庶几督抚可望和衷共济。因此以德寿调江西，而以陈右铭补德寿遗缺。
    以陈右铭巡抚湖南，还有一个绝大的作用是，当时朝中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如徐桐、崇绮之流以外，都深深感觉到，非讲新学，重洋务，不足以匡世济时。督抚中，则张之洞是讲新学的巨头，但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南，则以守旧闻名。倘或要在湖南破旧立新，非本人见识超卓，而旧学根底及政治手腕，两皆可以令人折服者不可。用陈右铭，即认为他能配合张之洞的想法、做法，能在湖南攻破守旧分子的堡垒。
    在此以前，湖南已有了一个讲新学的先锋，即湖南学政江标。他是叶昌炽的学生，亦为同年，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七卷，以江标为殿，记其生平，颇为真切：
    元和江建霞太史名标，号师鄦，又自署笘誃。天姿英梧，妙解文章，与兄霄纬观察，有双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间，同客岭峤。戊子、己丑联捷成进士，与余同入翰林。视学楚南，未报命，以病卒，年未四十。
    建霞童时读书外家……家本寒素，不善治生，起居服御，如豪贵家，屡讽之而不能改也……崔骃以不乐损年，范滂以清流被锢。其命矣夫。
    文中深致惋惜。又《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记：
    邸钞：四品京堂江标革职严管。灵鹣目动而言肆，趾高而气扬，早知其有今日。
    江标的书斋名灵鹣阁，戊戌被祸，亦以其为新党。又廿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记：
    闻建霞噩耗，呜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残怚抑，至于不永其年，良可痛惜……善化俞同年谈建霞督湘学，临行与叶焕彬交哄，几成笑柄，不满于叶。而云建霞在湘，士论有去思，皆平情之论也。
    江标提督湖南学政，在甲午冬天，据说他出都赴任时，即有人向他警告：“湘人以守旧闻天下，莅湖时，不可言时务，不然且立蹶。”但江标不顾，莅任后，唐才常请在浏阳立算学馆，禀帖一上，江标即“札饬浏阳知县，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准其立案”。因此为守旧派所恶。
    当时湖南守旧派的领袖自然是二王——王湘绮与以纂《东华录》著名的王先谦。此外则有“叶麻子”，名德辉，亦即与江标交哄的叶焕彬。叶虽为守旧派，但颇为王壬秋所轻。
    如《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记：
    叶麻子来，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也。
    相反的，王壬秋对江标则颇有好感。这是因为他的《说文》及金石牌版之学，确非泛泛，为湘绮楼中可共清谈之人之故。
    因此，陈右铭在湖南倡新学、行新政，不患无助手。先有江标，后有黄遵宪。同时在湖北的陈散原，亦力赞其父，为之物色人才。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唐才常及谭嗣同，得为陈右铭看重，半由散原的进言。
    学政是差使，非缺分，定制三年一任，任满回京复命。叶昌炽说他“视学楚南，未报命，以病卒”，所记有误。江标的湖南学政是做满了的，光绪廿三年八月任满回京，继江督湖南学政者为徐仁铸。其时谭嗣同在南京，闻言函贺徐仁铸，提到右铭与江标在湖南的成就：
    两年间所兴创，若电线、若轮船、若矿务、若银元、若铸钱、若银行、若官钱局、若旬报馆、若日报馆、若校经堂学会、若舆地学会、若方言学会、若时务学堂、若武备学堂、若化学堂、若藏书楼、若刊行西书、若机器制造公司、若电灯公司、若火柴公司、若煤油公司、若种桑公社，农矿工商之业，不一而足。
    诸新启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之急务，在兴民权，欲开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使节抵湘，企自知之，要皆江学政主持风会之效也。
    《湘学报》的正式名称叫作《湘学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例言”中将此报的宗旨说得很明白，专门讲究实学，“不谈朝政，不议官常”，文字区别六门：“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商学、交涉之学。”并特别声明：“本报不列经学专门者，以近来经解诸书，汗牛充栋，家法师法，聚讼纷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似于时事有稗。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这是因为康有为正在说“素王改制”，为守旧派目为大逆不道，有意避而不谈，免惹麻烦。但基本态度上赞成康有为的说法，是灼然可见的。
    就湖南而论，新旧的冲突，如外来的干涉，以我的看法是可以调和的。湖南旧派实际的首脑是王先谦，而先锋则为叶麻子。此人或以仪表上的缺憾，形成了偏激的性格。他精于版本之学，富收藏，多著作。谈版本之学，名为《书林清话》，这个题目，平实雅驯，但在平时起居生活的言行上，则近于诡谲。譬如，他的书橱上特为标明：“老婆不借书不借。”从这一件事上，可以想见他的性格。叶麻子的行谊自有可议，譬如拥护袁世凯称帝，又平时喜欢干预地方公事，不免有武断乡曲之嫌。但他的守旧反新，执持不变，正义感相当强烈，因而贾祸，较之康有为，犹不失真，比较可敬可爱。
    叶麻子的杀身之祸，是一副谐联惹出来的。当时的农民协会由共产党所操纵，叶麻子深恶，便作了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生。”
    这副对联，齐头嵌“农会”二字，而骂之为“杂种”“畜生”，因而被捕遇害。
    在陈右铭抚湘倡新学、行新政时，叶德辉所最痛恨的是康、梁师弟。而梁启超当江标交卸、徐仁铸接任学政时，应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因而成为叶德辉所攻的第一目标。
    时务学堂是陈右铭在湘任内，重要建设之一。但不幸地竟成了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梁启超自记：
    丁酉秋，秉三（熊希龄）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仁铸）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才常）等同承乏讲席，国内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湖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挤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余札记全稿触犯清廷忌讳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
    在这段文章中，我有个有趣而重要的发现，在“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这句话上。
    张之洞对《湘学新报》支持甚力，曾有公事，通饬所属各道府州县购读。但对“素王改制”之说，始终不甚放心，江标亦曾秉承意旨，在《新报》有所订正。但唐才常所撰的文章中，仍不时提到，张之洞就不能不出面干涉了。谭嗣同在丁酉九月初六，写信给报人汪康年说：
    湘信言，南皮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而学使不能不从。南皮词甚严厉，有揭参之意，何其苛虐湘人也！
    至九月十六，张之洞又对《时务报》大加干涉。《时务报》的创办人，多知为汪康年。此人是杭州人，有名的藏书家汪氏振绮堂主人汪宪之后。但最初的发起者共有五人，黄遵宪、梁启超都在内，黄并“首捐千金为倡”。此报创办于光绪二十年丙申七月，以梁启超为主笔。十日发行一册，至第四十册，出了毛病。其时黄遵宪正当湖南臬司，所以张之洞的电报，虽致巡抚，但亦兼致黄遵宪。
    这一册中有一篇梁启超的文章，名为《知耻学会叙》，秉笔直书，毫无种族及君上的顾忌，张之洞除了指摘“谬误”以外，亦有恳切的告诫：
    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通经济之要端，不可不极力匡救维持，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干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与有责焉，似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尊意有何良策？祈速示。
    平心而论，张之洞不失为有心人，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折中古今新旧中外，不失为稳健的救时良策。因为体、用之间，亦不是纯然不变的。坚甲利兵，固只是为用，但对西学浸染渐深，悉其义蕴，如严复、辜鸿铭等人之书得以大行，助科学精神能够植根，西学亦不止于“为用”，而为“体”的一部分了。无奈当时新学家操之过急，乃有戊戌政变的不幸结果。
    就史论史，康有为的品格，倘如清初大儒之醇，不是以学为术，志在名利，于讲学问之中大弄手段，形成浮躁嚣张、令人侧目的风气，而在疆吏之中，由张之洞、陈宝箴乃至刘坤一等人，以开风气、启民智为遂行新政的基础工作，循序渐进，则帝后两宫之争，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如众所知，康有为、梁启超是保皇党，狭义的目标是保光绪、反慈禧，最终的目的是君主立宪。戊戌政变以后，虽有康有为伪造的衣带诏，说奉光绪密令，起勤王之师，在此以前，一直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改革。但在时务学堂时期，梁启超却自道“方醉心民权革命”，是以流血的手段，推翻君主专制政体，成立共和政权，此与康、梁的主张大相径庭，亦是革命党始终认为保皇党为必须扫除的障碍之症结所在。
    梁启超不但醉心“民权革命”，“抑且有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见梁启超民国元年报界欢迎会演说辞）。既有种族之感，则满族为被推翻的对象，何有益于“保皇”？
    今按狄楚青《任公先生事略》记：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
    第二、第四两种主张，即“急进法”与“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启超的态度是最明显不过的。
    狄楚青又接上引续记：
    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请于南皮，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时务学堂原用的课本，收回以后，由梁启超带往日本，在横滨大同学校交给麦孺博，以后不知去向。如果这些课本能留到现在，可以彻底明了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的方针何在。照我的判断，时务学堂在造就一批能够发动武力革命的干部，而初期的教育目标，则以培养同仇敌忾的精神为主。
    总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以前，他的想法、做法与革命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本质上的异同。何以未能参加同盟会，而为保皇党效死勿去？是康有为的缘故，还是革命党未能设法争取到这样的人才，反形成对垒之势，自己抵消减弱推翻满清的力量，确是研究国民革命史者一个值得下功夫的问题。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不过四五个月，第二年，亦即光绪廿四年戊戌，他在正月里生了一场大病，二月间入京，未半年即有戊戌政变。
    谈戊戌政变者，常注重于“六君子”及康、梁师弟。细按当时事实，有湖南粲然可观，可与日本明治维新时萨摩、长门两藩设施相比的湖南新政，才能鼓动德宗及朝中有志之士力赞维新。只以操之过急，乃有一败涂地的政变。是故就此一桩近代史的大公案而言，陈右铭实为关键性人物，而陈散原襄赞其父，则为幕后的关键人物。
    戊戌政变，湖南及湖南籍的官员，获罪者最多。以湖南的官员来说，计有：
    陈宝箴，江西省人，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开湖南全省学堂，设警察署，开南学会，开矿，行内河轮船，兴全省工艺，勇猛精锐，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光绪帝屡诏嘉奖，特为倚用，欲召入政府。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
    徐仁铸，致靖之子，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以实学课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风，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上书，请代父下狱。
    江标，江苏省人，旧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力行实学，开辟湖南全省风气，七月，超擢以四品卿候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黄遵宪，广东省人，在上海创设《时务报》，旧任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政变后免官逮捕。
    至于陈散原，虽未服官，仍有吏部主事的官职，上谕上说他“招引奸邪”，所得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湘绮楼日记》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追记云：
    陈右铭革职时，或为联讥其子三立曰“不自殒灭，祸延显考”云云，一若明以来四百年俗套讣文，专为此用，亦绝世奇文也。
    于此足见陈右铭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获致的成就，出于散原的影响力者，关系甚大。
    由于陈右铭在湖南当候补道多年，所以散原与湘中名士，多半相识。及至以“抚台大少爷”的身份出现在湖南，散家财结客，加以诗文造诣极高，“公子”之目由此而起。宾客中有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广钧字重伯，纪鸿之子，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有诗记当时的盛况：
    一别湘州事势新，其间岁月颇嶙峋。前辈将才余几个，义宁孤立古君臣。我时谒告游巡署，日接黄（遵宪）梁（启超）一辈人。健者谭（嗣同）唐（才常）时抵掌，论斤麻菌煮银麟。廖（树蘅）梁（焕奎）诗伯兼攻卝，一洗骚人万古贫。沅水黄（忠浩）熊（希龄）来应梦，双珠（萼生、鞠生）盐镜佐经纶。中丞东阁贪宾客，公子西园赏好春。楚士英英参入彀，十梅礼绝平原宾。兰亭醉本搜辛亥，只欠人间一陆云。
    卝为古文“矿”字，《周礼》有“卝人”，职司是“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以诗人而开矿，故谓之为“一洗骚人万古贫”。由“论斤麻菌煮银麟”之句，可见门下之众，幕府之盛。至于熊希龄，则为后起的名士，其时方点翰林，与张謇同榜，但风头已很健。章士钊亦有诗，记彼时湖南的士习学风，而归美于陈右铭：
    戊戌初政变，湖南首有功。经始时务堂，厥在丁酉冬，义宁为中丞，元和士所宗。湘隽谁举首？岳岳凤凰熊。榜书食蛤蜊，三君坐斋中，诸生就厅事，管墨争斫聋，吾年十六耳，伸纸走蛇龙。时见绛袍者，凝意瞰诸童。蔡生名艮寅，摄影肩相从，与吾校一岁，弱亦将毋同。炳寰文炳然，气度尤和雍；陈公激相识，特假词色隆。时余方病疟，细瘦如秋虫。程令重躯干，乃蹈孙山空。新会乍入湘，学邦争迎逢；祠堂一夕宴，裘带殊从容。明年开新黉，综持携巨公，汝南一登呼，万籁若应钟。吾不入梁门，势迫非由衷，题名赫然在，再览神为恫。尔时数湘政，警保堪追崇，嘉应黄公度，智略翻在胸，会友号“南学”，房虚递始终。鹿门皮先生，致用经早通；湘报罗群言，民气何蓬蓬？浏阳两奇杰，一扫浮云空。延年不缠足，载笔赅才洪，新闻此嚆矢，语语明模忠。
    这首诗的开首一段，即言章士钊就读时务学堂的情形，“义宁”指陈右铭，“元和”指江建霞，而“凤凰熊”则以熊希龄籍隶湖南凤凰厅。“榜书食蛤蜊”意指明明是研习时务，偏偏有“莫谈国事，且食蛤蜊”以遮人耳目的表示；“三君”即指陈、江、熊，由此可知时务学堂为当道之重视；“绛袍者”亦指江建霞。
    “蔡生名艮寅”即是鼎鼎大名、一代人杰的蔡松坡，而陈右铭所激赏的“炳寰”，即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死于汉口的李炳寰。
    以下谈“警保”，为黄公度的嘉猷；“会友号南学”即指“南学会”，为谭嗣同所发起，已在梁启超去京以后。谭本拟将“南学会”化为论政的议会，但以公开演讲民权，颇遭旧派的攻击，未几京中另有维新的局面，“南学会”的活动渐形停顿。“鹿门皮先生”则指皮锡瑞，是一位经学足堪与王先谦匹敌而思想进步的湖南学者。
    在这期间，陈散原却持异议，他不喜欢康、梁师弟及唐才常，适正表现了他诗人的性情，温柔敦厚，而康、梁、唐的言论都不免过激，所以有格格不入之势。严格而言，散原的思想要比他父亲保守些，主张行新政，有惠政，逐步改革，臻于郅治，是故“不自陨灭，祸延显考”的调侃，不免失实。
    右铭罢官，未归义宁，筑室南昌西山。西山一名南昌山，在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高二千丈，周三百里，道家以此山为第二洞天。《水经注》谓此山即古“散原山”，三立别字散原，本此。
    右铭隐于西山，本意死后即埋骨此处；其夫人先葬，穴左预留生圹。筑庐以居，名曰“崝庐”。散原有《崝庐记》：
    西山……其最高峰曰萧坛，下粉罗诸峰，隆伏绵缀，止为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墓旁筑屋，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施楼其上为游廊，与母墓相望，取青山字相并属之义，名崝庐。
    崝庐落成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陈右铭在这里只度过极短的余年。散原记述：
    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云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儵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楼轩窗之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吾父淡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呜呼！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几葬吾父于是邪？
    其时正逢庚子拳匪之乱，此为戊戌政变直接产生的不良后果。京朝士大夫所受的荼毒，远过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役。当时右铭会试下第，留京未返，在酒楼遥望海淀火起，痛哭失声，于是与易实甫的尊人，回湖南从戎，用心在攘外必先安内，打的是“长毛”，而意在“洋鬼子”。三十余年以后，在湖南巡抚任上，遇到德军侵胶州湾，遂致旅大为俄所占，陈右铭亦曾痛哭一次，此老真是性情中人。
    散原居丧，反倒逃过一场浩劫。赞成新政的朝士，免于戊戌之祸，不能免于庚子之厄。但戊戌被祸而不死者，反有塞翁失马之感。如陈右铭父子、徐子静父子等等，倘在庚子年而又为京官，必然犯颜力谏，则在端王载漪、刚毅、徐桐等人的倒行逆施之下，必不能免其荼毒，不为袁昶、许景澄之续者，几希。
    至于国之大老，如翁同龢在戊戌政变中，就后党来看，实为罪魁祸首，因为德宗之全力推行新政，实出于翁同龢的启发，而“定国是”一诏，正式揭开百日维新的第一页，即出于翁的手笔。如在庚子年，必与徐用仪同科。当时王文韶亦因徐桐的弹劾，慈禧太后已下了决心要杀王文韶，幸亏荣禄磕头如捣蒜，力救始免。当召见论及徐桐的奏劾时，王文韶本人亦在，太后的疾言厉色，荣禄的哀词求情，王文韶以重听之故，浑然不晓，退出殿庭，荣禄汗透重衣，面无人色，问起奏对何事，荣禄据实以告，王文韶才知道糊里糊涂闯过了生死关头。朝廷有如此可笑之事，可以想见当时的人才了。
    徐用仪被杀，王文韶死里逃生，倘是翁同龢在朝，可断其必不免者。因为荣禄与翁同龢不和。我以前谈过，翁之被逐，是荣禄一手安排的，如果翁同龢被劾，荣禄是否肯出死力相救，大成疑问。而其时翁如在朝，则必被劾，亦可断言，因为徐桐心忌翁同龢已久。而刚毅本为翁同龢在刑部的僚属，其后援引入枢，只以翁同龢对刚毅的语气间不甚客气，又说过他欠读书，读白字，刚毅怀恨在心，竟尔恩将仇报，助荣排翁，此时当然亦有杀之而后快之心。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张荫桓。戊戌被祸，遣戍新疆，在起解途中，张犹不时顾虑，怕有后命，每每向人做以手砍项的手势问说：“我不会这样子吧？”哪知不死于戊戌，竟死于庚子。
    庚子年六月初七，突传上谕，将遣戍新疆之张荫桓正法，原因何在，迄今不明。《清朝野史大观》收《都门纪变百咏》，有一首云：
    巨亿偿金昔款倭，就中渔利善张罗，一朝授首边尘外，带到泉台有几多？（下注：六月初七日谕斩废员张荫桓于新疆戍所，因甲午之役，张曾经手赔款者也。）
    以此为张荫桓的死因，殊未得真相。或谓，张于戍所上书，力言不可开罪各国。而其时政出两歧，就在六月初七有绝不相同的两举措，一方面命粤督李鸿章迅速来京，以便议和，并致俄、英、日、美、法、德国书，请为调停；一方面又命各省将军督抚戮力同心，共扶大局，务将“和”之一字先行解除于胸中。载漪、刚毅等辈，不能阻慈禧听荣禄之言，召李鸿章入京，而深恐张荫桓之言得用，做李鸿章的助手，则主和的势力将不可敌，所以活动李莲英及内务府大臣等，媒孽其间，激慈禧之怒，而有此“乱命”。以我的了解，张荫桓之被祸，主要原因是得罪了李莲英及内务府。而此得罪又几乎是不解之仇，因为德国的亨利亲王来华，觐见招待，由张荫桓一手包办，乐寿堂见慈禧太后，立而不坐。据翁同龢日记：“此屡经辩论始定，庆邸之力。”见帝于玉澜堂则赐坐。又在南配殿招待酒食，德宗亲至慰劳，赠宝星。下午两点，庆王宴亨利亲王于承泽园，用“洋菜”，是张荫桓的厨子办席，“一切家伙皆梁诚经理”“宴时用洋乐”。向来此类差使皆归内务府，一宴之费，可以开至数十万银子，今由张荫桓包揽了去，内务府的财路将有断绝之厄，岂有不恨之切骨之理。
    张荫桓承办这个差使，实在很不智。因为不仅太监与内务，管洋务的庆王与翁同龢对他亦深为不满。翁与亨利的随员、侍从，几次发生冲突。读翁同龢是年闰三月廿五日记，情景如见；其中有一段，“德兵见上至三举枪、击铜鼓，带兵者拔刀禹步，以为致敬。上立视，谕云：兵皆精壮，甚可观。”德国仪仗队指挥官走正步，翁同龢比之为道士作法的“禹步”，妙不可言。而其时中朝大老的孤陋寡闻，亦可想见。
    庚子次年辛丑议和，拳匪之祸，作一结束。散原诗集即始于是年。第一首是七律，题目叫作《书感》：
    八骏西游间劫灰，关河中断有余哀。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飘零旧巢堂前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散原精舍诗》采编年的体例，其下第五首题为《人日》，则此诗必作于辛丑正月初七以前，甚至很可能是元旦试笔。起首用《穆天子传》的典，指两宫西狩而心注劫后京畿。其时和约虽有成议，但除京城以外，德军占紫荆关，天津亦为联军盘踞，东北则由俄独占，此即第二句所谓“关河中断有余哀”。
    “更闻谢敌诛晁错”，骤看似乎为惩办庚子祸首呼冤。其时在京的奕劻、李鸿章电奏西安行在，请处英年、赵舒翘以死罪，否则联军统帅瓦德西立即率师西进。庚子祸首中，赵舒翘比诸刚毅等人自为贤者，而且死得也有点冤枉，但比之于晁错则拟于不伦。散原诗律严谨，自然不会滥用此典。
    细心推究，此“敌”不是指外敌，而是指朝中的政敌。《史记·晁错传》：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七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吴楚七国果反。
    申屠嘉一派，意指阻挠改革的旧派，亦即后党，而晁错所象征的意义极其丰富，戊戌、庚子两次被戮诸君子，甚至包括翁同龢在内，都可视之为晁错。因为主张杀“六君子”与“三忠”者，皆尽为了论国是、争原则，或则“心弗便”，或则修私怨。如“六君子”中，“四京卿”已侵军机之权，在百日维新期间，成为发号施令、事实上的中枢，则荣禄、刚毅，岂有不欲杀之理？
    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否？”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至于庚子被祸五大臣，立山是因为与载漪之弟载澜为西城口袋底一名妓争风不敌，必欲置之死地，慈禧太后想赦之而不可。徐用仪亦曾由荣禄力保，无必死之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此人为徐桐所深恶，以致老命不保。
    徐用仪之死，作为恋栈者的警惕。他是浙江海盐人，字小云，在军机处倚附孙毓汶，兼值总理衙门，做孙在洋务方面的耳目与顾问，一向圆通，人缘不坏。不幸的是他的本缺是吏部侍郎，而大学士管部，徐桐恰好管的是吏部。由于徐用仪兼值总署，而徐桐与“洋”字似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早就对他痛恨不止了。
    有一天，徐用仪上朝，看到徐桐进宫递折，便问他对奏的内容，徐桐答说：“无他，不过春秋责备贤者而已。”不久，徐用仪即奉旨退出军机，是即徐桐一弹章之力。徐用仪为此郁郁不乐。
    其时徐用仪年已七十，他的儿女亲家、“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从浙江瑞安原籍寄了一封信给他，重重封缄，拆除一看，是一张宣纸，上书“水竹居”三字。徐用仪在家乡的别墅，就叫“水竹居”。很显然的，他的亲家劝他急流勇退，及早辞官。
    徐用仪当然体会得此意，但不肯乞退，他说：“我当了多年的侍郎，总得扶一扶正再辞官，也不枉了数十年辛苦。”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升了兵部尚书。哪知不到两月即有杀身之祸。郭则沄《庚子诗鉴》中有一首专咏此事：
    何事同根厄两贤，一生空抱智珠圆。
    履声盼到尚书省，却负乡居水竹缘。
    徐桐是汉军，但“五百年前同一家”，毕竟都姓徐，所以谓之“同根”。
    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榜名许癸身。笔者曾祖父是“身”字辈，所以世交中有误认景澄为笔者族中长辈者，其实同姓不宗。许景澄与袁昶都死得极漂亮。袁昶临刑时犹不免向监斩的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长子）作负气语，许景澄则真是从容就义，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像他这样视非命而死，“浩然如远游之还乡”者，我敢打赌，找不出十个。
    然而许景澄亦可不死，是德宗无意间害了他。当廷议和战大计时，由于殿小人多，许景澄正好跪在御座旁边。当议激烈之时，德宗忽然下座拉住许景澄的手大哭。这个举动，极为慈禧太后所厌恶，所以虽有庆王、荣禄相救亦终不能挽回。
    联元死得也有些冤枉。他本是蒙古状元崇绮的门生，平时只是袖手谈心性之流。后来受了他女婿的影响，思想始开通。他的女婿就是宝廷的长子。
    伯茀名寿富，其弟名富寿，字仲茀。联元受女婿的影响，由谈理学而谈洋务，并值总署，不但崇绮目之为不肖门生，载漪之流，更斥之为“八旗汉奸”，有此成见亘于胸中，自非死不可。又一说：廷议和战时，联元力言不可，谓如外国公使被害，他日洋兵入城会杀得“鸡犬不留”。载漪大怒，指控联元去过使馆，有二心。慈禧太后震怒，因而被诛。庙堂之上，用“鸡犬不留”成语，自然是失态，但究系语言小节，竟尔殒身，自然太冤枉了。
    寿富虽通达，但立身不苟，联军入城，与弟同时殉节。《庚子诗鉴》有一首：
    福山抗节重儒冠，忠愤怀沙有二难。
    并入南皮璘笛泪，浙涛余感并汛澜。
    福山指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山东福山人，为当时大名士之一；“二难”“浙涛”皆有所指。诗下自注云：
    福山王文敏，以祭酒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死事甚烈。都人即其故居为祠。又与满祭酒熙元附祀国子监韩文公祠，张文襄诗所谓“巍然十鼓两司成”也。
    又宗室伯茀庶常寿富、仲茀笔政富寿，俱竹坡侍郎子，以通时务是朝贵所嫉。城陷，洋兵掠其居，兄弟同饮药，不死；又投缳以卒。文襄夙与竹坡厚，亦寄金料理其丧。
    “浙涛”谓袁、许二公，皆文襄典试浙江所得士，于其罹难，尤痛惜之。
    在散原之意，戊戌庚子死难之臣，皆如晁错。而以郭隗作对，真不失忠爱之心，温柔之旨。燕昭王于齐国破燕以后即位，励精图治，问求贤之计于郭隗，于是四方贤士，相继归燕。乐毅即为客卿，终于大破齐国，得以报仇雪耻。辛丑年两宫在西安行在，迭电督抚保荐人才，颇有求治之意。散原对此颇表乐观，但“尽觉求贤始郭隗”，意谓求贤不如从眼前诸臣，择贤拔擢。以下乃引起“草昧”“蒿莱”，章法不凡。
    此诗第二联“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并非牢骚，而是乐观的展望。“补衮”指拾遗补缺，为君上谏劝而言，而此处的“补衮经纶留草昧”，以我的看法，实指当时的报纸而言，直言不必诏求，报纸上的评论，便是庙堂所无的经纶。
    下句“芽蘖”何能“干霄”？此当征“始生蘖”之典。《汉书·枚乘传》：“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十围之木，自是干霄之材，故知“干霄芽蘖满蒿莱”为乐观的展望；须知浩劫之余，蒿莱满地，但其中正多可成良材的芽蘖。由此引申，包含两种看法：第一，注重人才的培养；第二，若除蒿莱，须留意勿伤及芽蘖。词婉意挚，真是忠言。
    结语“飘零旧巢堂前燕，犹盼花时啄蕊回”，更见惓惓之忱。当联军破京时，朝官或则先期走避，或则临危而遁，麻鞋万里，间关抵达行在者，固不乏人；而飘零南北，寄食诸侯者，更是指不胜屈，皆盼早日回京，仍供旧职。当然，还有一层未说出来，而可以深喻的意思是，极盼和议一定，两宫早日回銮。
    散原入民国后，在遗老之列。但他本人早绝朝班，无意重入仕途，更无意做民国的官，却不以遗老的头衔骄人，亦不责人以不做遗老，其高处为梁星海所不及，更无论罗雪堂。可是身虽在野，犹殷盼两宫能以燕为鉴，求贤植才，励精图治，于此温柔悱恻一诗，具见本心。故知陈弢庵赠诗，“本源忠孝吾犹敬”之句，确为出自衷心、不同泛泛的应酬。
    自父丧以后，散原常往来于南昌与南京之间，大致春秋总回山中扫墓，间或亦至上海。其后在南京营一新居，地当青溪。
    青溪在上元县东。玄武湖水，分脉南流，入秦淮河之处，碧水一湾，即为青溪，所以题咏诗文，辄称“青溪一曲”。此为美人名士荟萃之处，六朝艳迹桃叶渡，固无论矣，自此而西，入于秦淮，则“旧院”韵事，至今艳称。读余淡心的《板桥杂记》，令人神往不已。
    散原在青溪的新居，落成于辛亥年，住不数月，即有武昌起义这一震动历史的大事件。当时江南人士逃难，大致小康之家，皆托庇于上海租界，散原全家亦不例外。不过，虽遭逢此一极大的变故，散原并非动辄称什么“国变”。
    在上海这段日子，大约一年有余，与遗老的文酒之会很多，诗也不少。
    传记文学社所出《谈陈寅恪》一书，内有陈哲之君一文，谓“辛亥革命起，散原老人因世代仕满，携家眷暑避日本，先生（指寅恪）时年二十一，就读于日本中学”。此说不知从何而来。散原辛亥年诗，行踪确实可考，记之如下：
    正月，梁星海游南京，旋回广州，为其婶母称觞，散原赋诗以赠。
    二、三月间，自下关上船，过采石矶，至九江，入鄱阳湖，至南昌，三月廿六渡江回崝庐，沿途皆有诗。
    四、五月间，下山仍由南昌取道九江回南京，有《荷花生日鉴园集》诗。
    由六月至深秋始有诗，《沪居酬乙庵》（沈曾植），又有《集沪上酒楼》七律一首：
    栖迟海角盛明从，小聚还如下食乌。
    莫问乱离轻性命，只余饱死羡侏儒。
    穿霄鸿雁将归思，登俎鱼虾话旧都。
    隔坐道人兼涕笑（自注：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金陵兵间至），学仙主战一时无。
    按：李梅庵即李瑞清，入民国后鬻书署名“清道人”，时任江苏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总办。辛亥九月中旬，上海、苏州、杭州，先后独立。十六，藩司樊增祥挈家遁至上海，张勋率部入城，挟总督张人骏在北极阁督战，与革命军对抗。十月十二日，南京光复。则所谓“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金陵兵间至”，即在此时。
    以下迭有唱酬，直至“除夜”：
    亘古存残夜，孤呻有小楼，灯扶浆担去，埃杂海光流，
    逃世吾宁及，攀天梦亦休，夷歌暖杯酒，摇入万方愁。
    “亘古存残夜”者，可解释为自古以来的帝制，只存辛亥除夕一夜；此与十月间《寓楼漫兴》中“欲觊九幽穷怪变，何堪一掷问雌雄”皆是奇句，亦是名句。
    壬子元旦即有诗，“同李道士步驰道观游”，李道士即李梅庵，“驰道”指马路。
    元宵前有“午诒自蜀至，有诗见讯，次答一首”：
    有客归从猿鸟乡，血斑泪点照襟凉。
    早知丛棘迷珠覆，终见狞飙怒土囊。
    并世更无严仆射，遗民欲老杜于皇。
    市楼风落擎杯语，倒海难浇万怪肠。
    “午诒”即夏寿田，从端方入蜀，以铁路风潮，端方、端锦双双遇难，夏寿田得脱身而归。诗中所记，即端方遇难事。
    其年十月初七又有一诗，题作“十月七日为端忠敏公殉节周一岁，同人集张园山亭设祭，赋悼一首”。忠敏为端方之谥，前一年十月初七，死于资州。诗是七律：
    园隈纸阁酹杯浆，偷活宾僚聚作行。
    此日更无天可问，孤军曾费梦相望。
    挤公死地关兴废，垂世遗编有耿光。
    运去一身谁得惜，旧恩空写九回肠。
    端方曾署鄂督，署江督。在武昌、在南京，招邀文士，宾朋甚盛。与祭的“偷活宾朋”中包括梁星海、易实甫、郑太夷、樊樊山、陈仁先等。此诗警句在“挤公死地关兴废”，对瑞澂、载泽、盛宣怀深致不满，情见乎词，而感慨时事，不仅沉痛，七个字更概括铁路国有化至武昌起义，多少大事，是史笔，也是大手笔。
    清朝末年，亲贵用事，初犹不足为大害。及至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正式实施新官制，各部院裁减堂官，不分满汉，恰好给了亲贵一个把持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亲贵排满人，满人排旗人（蒙古、汉军），旗人排汉人，有识者早知清朝气数已尽，因为已失去汉人的支持。至张之洞一死，代表汉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与爱新觉罗皇朝关系的最后断绝。他的绝笔诗：“末世君民自乖离”，等于预告了清祚将终。所以我写《慈禧全传》，以张之洞之死为结束。
    到了宣统即位，载沣当摄政王，朝局更不成样子。其时亲贵中亦分三派，一派以庆王奕劻为首，比较倾向汉人；一派以载泽为首，此人在宣宗一支中，较为疏远，但他是隆裕的妹夫，亦即是慈禧的侄女婿，以此渊源，当了度支部尚书，亦就是抓住了财权，势力特大；再一派是肃王善耆，此君不失为亲贵中的佼佼者，他是拥护德宗的，所以对康梁一党，以及由保皇党衍化出来的君主立宪派，颇为接近。
    载泽人称“泽公”，他跟庆王奕劻是死对头。朝局阢陧不安，大致由这两派摩擦而起。汉人中功名之士，亦往往依附这两派，而适成其为水火。
    辛丑以后的朝局，变化起于荣禄去世，奕劻与瞿鸿禨各树一帜。瞿以长才清望，隐然双承翁同龢、李鸿藻的衣钵，而为士林魁首。奕劻则内结那桐、世续，外引直督袁世凯、江督端方为之助，旗鼓相当，互不为下。但大致上瞿鸿禨颇思有一番作为，采取攻势，而奕劻则以长保利禄为已足，采取守势。至光绪三十年，以岑春煊的介入，引起所谓“丁未政潮”。先是瞿鸿禨策动岑春煊，未到邮传部尚书之任，即面劾左侍郎朱宝奎，因而革职；继而力攻奕劻，一时情势颇为危殆。不意奕劻突出奇兵，先借广东钦州土匪作乱一事，由袁世凯密电他的亲家两广总督周馥，张大其词入奏，而岑春煊能剿匪是有名的，奕劻即乘间密奏，广东之事非岑某不能了，于是内调不过一月有余，复又出镇。
    继而作釜底抽薪之计，以瞿鸿禨无意泄密于其办报的门生汪康年一事作题目，指使言官恽毓鼎，奏劾瞿鸿禨，其款凡四：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十朝诗乘》记：
    善化（瞿湖南善化人）于枢臣中最炳任，罢官前两日，内廷宴公使夫人，有以枢邸易人为问者，谓见诸报章。慈圣以是事惟善化知之，深怪其不谨。枢邸察知，遂有人受意劾之，竟斥罢。诏旨所谓“私通报馆”即指此。
    郭则沄之父，曾值军机，习闻枢廷故事，所言自属可信。
    瞿鸿禨既罢，袁世凯得入军机，兼外务部尚书，补了瞿的遗缺。是为奕劻踌躇满志之时，但载泽已起。及至两宫先后驾崩，载沣摄政，隆裕学慈禧的样，操纵大政，奕劻一派遭遇了极大的挫折，初则袁世凯被逐，继则李鸿章的孙子、袭侯李国杰，为其岳父杨崇伊（杨云史之父）修私怨，严劾直督端方在德宗奉安时沿途摄影为大不敬，竟致罢官。这一来更造成了载泽的机会，与奕劻分庭抗礼，且骎骎然有凌驾而上之势。
    袁世凯一去，有他的一个死对头，走了“泽公”的路子，竟得复起。此人即是盛宣怀。盛的死对头，实在是有“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而梁的政治关系是由袁系大将唐绍仪的引介，而为袁世凯所激赏。同时梁士诒亦确为清末政坛中罕见的人才。所以慈禧不死，袁世凯不去，盛宣怀不管怎么样拍李莲英的马屁，亦是攻不倒梁士诒的。
    盛宣怀走载泽的路子而得任邮传部尚书，是有证据的。当时致送现款多少，自无人知，但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有送载泽的大量干股，却有记载。其时银行存款或加入公司股份，户名通用代名，或某记，或某某堂。汉冶萍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如春”即属于载泽名下，取“帝泽如春”之义，扣一“泽公”的“泽”字。
    盛宣怀既遂所愿，第一步是策动言官七人，参劾梁士诒。梁本为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路的总提调，因而时人戏称为“七煞参五路”。
    梁士诒既去，盛宣怀方得有所谋干。近年以来，常有人称道盛宣怀的事功。其实，他不管展开什么计划，在构思之初，所着重的就是如何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当邮传部长管铁路，亦存下两点私心：一是借洋债造路，条件尽可优厚，回扣不能不从丰；二是造路之时，必须买他汉冶萍公司所出的钢轨。于是“铁路国有化”的计划，恰恰投其所欲，能够充分达成他的私心，自然全力推行。
    可是，百姓对于铁路的观念，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光绪初年以为开路会破坏风水，全力反对。此时则认定开路为莫大的利益，利权不可外溢，多愿集资自行兴办。首先提出此项主张的是浙江铁路公司改组的江浙铁路公司，光是浙江旅沪同乡，便在咄嗟之间，集资两千三百万，分两头动工，建造沪杭铁路。可是外务部跟邮传部先已跟英国有了借款的协议，主其事者为邮传部侍郎汪大燮，条件其实亦并不坏，但汪大燮仍旧大挨其骂。他恰好是杭州人，而杭州人不骂人则已，骂就是很刻薄的，不但骂汪大燮“卖路”，最成恶谑的，是故意将他的名字写成“犬变”。从此以后，各省凡有主张借商办铁路牟利者，目之为“汪大燮第二”“汪大燮第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盛宣怀想拿“铁路国有化”，自己也知道不易行得通。无奈他手下有一员大将，持之甚力。此人叫李维格，是汉冶萍的总经理。
    “铁路国有化”的花样，本来是郑孝胥想出来的。但对汉冶萍的关系之重要，却只有李维格最了解。原来各路由于合作者的对象不同，英国有英国的规格，法国有法国的规格。同时铁轨需加上各特殊的标记，以防被窃，所以汉冶萍无法事先大量生产，必须接到订单才能按图施工。如无订单，只得停工，机器的维护费、工厂的开销，以及熟练工人的工资，为数可观，都成赔累，此为汉冶萍财务状况不能改善的最大症结。
    但如“铁路国有化”以后，这些制造技术上的困扰，即可一扫而空，邮传部可以制定路轨的规格，由汉阳铁工厂大量制造。成本减低，产量提高，而且独门生意，定价不受限制。这种情况的改变，李维格有两句话形容得很深刻，“以前是以厂就路，将来是以路就厂”。以路就厂，自然可以予取予求。大利所在，盛宣怀决定不顾一切，强力推进这个计划。
    平心而论，“铁路国有化”的原则并不错。错在盛宣怀的私心自用，玩法图利。譬如说，其时——宣统三年四月，已行使所谓“责任内阁制”，则“铁路国有化”的实施程序，按宪政常规，应先交“资政院”完成立法手续，方能由内阁执行。而这样的大事，竟连交付阁议这一道手续都欠缺，仅由邮传部具奏，明降谕旨，根本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与此案关系最密切的粤、鄂、湘、川四省，京官上书，地方请愿，民气沸腾，眼看将酿成大乱。而载沣等一班亲贵，以为民变可用军队镇压（此即张之洞“末世君民自乖离”感慨的由来）。盛宣怀则以为京官与地方士绅的反对，都像他一样，只是为了私利，所以可用临之以威、诱之以利的手段，个别化解，无足为忧。
    就在此时，端方图谋复起，请奕劻为他活动。盛宣怀看出端方在两湖的关系可以利用，便说动载泽向载沣进言，派端方“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此为挤端方于死地的第一步。
    端方志在湖广总督，将“督办铁路大臣”视作过渡，他也知道鄂督瑞澂有“小舅子保驾”，载泽这座靠山甚硬。但他有他的如意算盘，川粤两湖的风潮，举国瞩目，若能平定下来，则弭大患于无形，是一场极大的功劳。那时有奕劻与盛宣怀替他说话，何愁瑞澂不乖乖让位？
    而瑞澂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看出端方喧宾夺主的做法，迟早有鹊巢鸠占之危，千方百计，想将端方撵走，苦无机会。不道，就在这要紧关头，端方走错了一步棋。
    这步棋是严劾川督赵尔丰，保袁世凯继任。他的想法是，为袁世凯开一条路，亦就是为自己开一条路。因为以袁世凯的资历及入川“平乱”的任务来说，如授川督，必加“钦差大臣”的名义，成为一个“超级总督”，便可节制邻近各省的军务。而此邻近各省的督抚，向例可由这个有钦差大臣名义的“超级总督”保荐，以收指臂之效。
    因此，只要袁世凯受任为“钦差大臣、四川总督”，立刻就可以专折奏请以端方为湖广总督。端方既是粤汉、川汉两路的督办大臣，则坐镇武汉，相机进行，可说人、地、职三宜。这是在公的方面说，为顺理成章之事。
    在私的方面，端、袁是拜把弟兄，两人都行四，袁大端三岁，写信称之为“四弟大人”。攻岑倒瞿时，都站在庆王奕劻一面，发生过极大的作用。有此渊源，袁世凯必能如端方之愿，是连口都不必开的。
    至于为袁世凯设想，端方的打算亦很高明。两宫晏驾时，袁世凯几乎性命不保。亏得张之洞起了兔死狐悲之感，力救得免。袁世凯连恩都顾不得谢，仓皇出都，窘态毕露，一时传为话柄。但三年下来，亲贵的伎俩不过如此，袁世凯早已看透，一无所惧。设若复起，空口力保，不如实际立功。川乱一平，朝廷必有酬庸。徐世昌本为袁所提携，此时定会把“协理大臣”的位子让出来，而奕劻这个“总理大臣”，将如当年官文在湖北一样，百事不管，只管享福。然后，袁世凯可以“铁路国有化”激起变乱为名，追究祸首，撵走盛宣怀，让梁士诒卷土重来。
    但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此时所蓄之志，已是不臣之心，何肯轻出？但这个举动，却已打草惊蛇。瑞澂倒还罢了，在盛宣怀看，此谋得用，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湖北督署与邮传部之间，密电往来如织，终于商定了一条请君入瓮的绝计，由盛宣怀在内阁提议，派端方带领湘鄂两省新军入川，相机剿抚。同时私下提议，端方此行收功，即以川督为酬庸。此议一出，载泽自是率先附和。因而乃有上谕，着端方入川“按视”，并“准其酌带兵队，以资弹压”。表面并无相机剿抚的话，其实，授以兵权，便是课以“平乱”的责任。
    这一下，端方真有说不出的苦。瑞澂与盛宣怀，确是将端方挤入了死地，虽说端方本人有自取之咎，但瑞、盛二人，只是为保一己的禄位，无视于端方此行，可以预见必不能善了，而可能会演变成燎原之势的后果，那就不能不负爱新觉罗皇朝兴废的责任了。
    当然，散原的这句诗，可能还有这样一种含义：如果湖北新军不因端方带入四川而扰攘不安，以及端方如果仍在湖北，以其与地方关系之密切，或许就不至于发生武昌起义的剧变。
    盛宣怀、瑞澂自皆为散原所恶，从无往还。大致光宣同辈，不通吊问，诗中亦极少及其人者，皆为散原所薄。不过，诗中亦从未公然指斥。是非之感极其强烈，而不失为温柔敦厚。心存故国而不以遗老自居，更不愿以“遗老”头衔为沽名之具，高处自不可及。
    当时的“遗老”中，最喜自炫者，还轮不到罗振玉之流，而是“崇陵种树泪千行”的梁节庵。散原起初颇重其人，游金焦过节庵曾栖隐的海西庵，称之为“佳人”。但乙卯（民国四年）初夏，有一首七绝，就大可玩味了：
    归摩檐底燕巢新，忆汝边头种树人。饭颗诗心题一扇，留垂苗裔泣孤臣。（自注：君押记为“孤臣”二字。）
    “饭颗”用李白调杜甫之典，已觉皮里阳秋。再看诗题，则微言相讽，更觉明显。题是：
    节庵自梁格庄赋一绝，写扇见寄，把笔戏酬。
    梁格庄在易州，地近西陵，所写一绝，《节庵先生遗诗》集中不收，度必为孤臣吁天之词。内容如此严肃，而答以“戏酬”，言外之意已见。今以诗题与句末自注合看，则所谓“饭颗诗心题一扇，留垂苗裔泣孤臣”，意谓苦苦吟诗，只得一绝，而题扇相寄，归根究底的用心，只是想留下一个“孤臣”二字的押脚图章，让后世知道清亡以后，还有这样一个耿耿孤忠的苦节之臣而已。
    散原感时论世之诗，大多类此，言婉意远，须从无文字之处求之。如民国四年秋天一诗：
    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山在山清。
    题为《得长沙友人书答所感》，信知为王湘绮而作。“已费三年哀此老”，指王曾应袁之邀，北上掌国史馆，散原并不以为然。其时湘绮高足杨皙子，正在策动“筹安”，颇拟借重湘绮的高名劝进。散原所咏，即为此事。其后湘绮自衡州发一电致袁，有“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以及“使衰年余生，重睹天日”之语。袁于劝进电文，向不置覆，唯独此电例外，覆电“尚冀老成硕望，密良抒谟，匡予不逮”，时人以为异数。是则散原诗“奇服安车视重轻”，可谓早有先见。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在散原始终认为只是一出闹剧，袁世凯到头来是一场空。当时有六首七绝，题目是：《上赏》《使者》《双鲜》《玉玺》《旧题》《史家》，将袁世凯比作与汉光武同时的隗嚣，而以马援拟蔡松坡。试读其《上赏》《使者》：
    拥戴勤劳上赏颁，纷纷功狗与功人，承恩博得胡姬笑，易醉他年有告身。（《上赏》）
    秦皇使者非等闲，求不死药传人间，船至辄为风引去，白头缥缈望神山。（《使者》）
    袁世凯八十三天的春梦，始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接受“帝位”。以下便是一连串的“上赏”：
    十五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十八日，明令“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旧侣”为黎元洪、奕劻、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等七人。“故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其后又仿“商山四皓”的故事，称之为“嵩山四友”。“耆硕”为年逾八十的王闿运、马相伯二人。二十一日，大封“功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共四十七人。
    散原赋《上赏》，必在二十一日以后。在他看，“封爵”的“告身”，不过如平洪杨以后的军功奖札，除易一醉，别无用处。只惜“胡姬”不知指何人，或是用李白诗中的典故，泛指酒家女？
    “使者”大概是指周自齐，以“求不死药”隐喻称帝。中华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七七、二七八记：
    袁打算于五年元旦登极，因云南起义而暂缓。但自元旦起，改元洪宪，公文上用帝国字样，对外仍用民国五年，这就是“对内用尊号，对外仍称总统”的权宜之计。但日本不肯接待袁的专使周自齐（五年派周赴东京贺日皇加冕），初则委称“应酬太忙，请贵国专使展缓行期”，继而又谓“天皇将幸他处避寒”，最后则宣称“党人太多，恐对专使保护难周”，这在国际礼貌上是一件“极不愉快”的创举（对他国完全没有这一套）。有人向日政府探问：“为什么不给袁的体面呢，反正是一件不关重要的事。”他们的回答是：“国书上有洪宪字样，所以不便接待。”
    因为如此，在济南还出了一件很丢丑的事。
    原来山东警察厅，先已挨户通知，铺户百姓在开岁一律悬灯结彩，庆贺“洪宪皇帝”登基。到了除夕前两天，京中来一密电，说是“山东密迩强邻，此举宜作罢”。于是府方连夜将灯彩牌楼拆去。山东官场原定的庆贺节目，亦临时取消。此亦“船至辄为风引去”之一端。
    民国五年为丙辰，散原元旦试笔，作五律一首，精警无匹。而天公亦恰好为他提供诗材，这天“阴雨逢日食”，诗云：
    辟居仍有世，留命到何年？酒气迎寒雨，吟怀恋旧毡。城乌沉复起，海雁静初悬。蚀日愁云里，儿童莫仰天。
    结句巧妙，其意在告诫后辈，不承认“洪宪”。正月初三又有一首五律，结句是“系年迷实录，呼作避秦人”，不“奉正朔”之意更显然了。
    丙辰年初，散原几乎逐日有诗，而皆从阴霾不开中寄感慨。《雨望》起句为“改岁夸何得”，接下来《雨夜写怀》，结句为“只对不臣木，青青牖下松”。诗下自注，“不臣木”用孟郊《罪松》诗的典故：“松乃不臣木，青青独何为。”更是明明道出，不为“洪宪”之臣。年初五，亦有《行园戏占》七绝一首，“薇薇不生金粉地，欲从夷叔乞新苗”，竟是已作饿死首阳山的打算。《人日放晴，但出游未果，枯坐成句》：
    开岁昏八表，淫霖迄未止。佳辰延霁光，天宇重昭洗。春气袭微微，聊欲跃两髀。四顾复安之？兴隔一溪水。颓然抱书坐，忧端剧丛矢。谁何劫大运，羲和瞠莫纪。狼狈读秘文，惝恍失前史。嘘唇结楼台，麟楦氛雾里；槐安犹呼围，逐逐不如蚁。泪尽逢人日，志怪齐谐比。取酒佐闲谣，城头鼓声死。
    此诗兼靖节、少陵之长，洵为杰作。黄秋岳以为散原在崝庐所作诗无不佳，在我看，触景伤怀、怨而不怒，得风人之旨，而识见透彻，遣词用事，无不达之曲之隐，最能见散原的功力。起句“开岁昏八表”，笔力重钧，“佳辰”以下四句，道出久雨逢晴，中怀畅奋之情；而“四顾复安之”五字，盘空硬转，话尽爽然若失之情。所谓“兴隔一溪水”，则以隔溪为俞恪士的庭园，花木繁盛，过于散原别墅。散原与俞家至亲，主人不在，亦可排闼直入，为其常到之处，而亦兴致索然，则其情怀可想。
    “嘘唇结楼台，麟楦氛雾里，槐安犹呼围，逐逐不如蚁”四句，以槐柯一梦形容“新朝”，以“麟楦”称呼“新贵”，皆为极妙的刻画。而当时有名的“麟楦”如夏午诒、易实甫，本为张之洞抱冰堂旧友，素有往还，而诗集中自此无唱酬之作。王壬秋下世，则并挽诗亦无。散原交游虽盛而不苟，不道人之短而胸中自有取舍，此为难及。
    散原于袁世凯，素无渊源，诗中从无一语道及。但他对袁的厌恶，则此时见于诗篇。如前引数诗，备至愤慨，而《哭于晦若侍郎》三首，尤为哀痛。于晦若与袁世凯的关系，仿佛如张季直之与袁，应该是师生。于晦若是天阉，心理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散原挽诗中所谓“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不意竟因此而被杀身之祸。《洪宪记事诗簿注》，录蒲圻但焘亲闻于唐绍仪之言如此：
    予（唐自称）光绪初叶，列天津李文忠幕下时，桂林于晦若式枚为北洋大臣总文案，文忠遇以优礼。项城落魄来津，年少无行；文忠以故人保庆子，留居署内，差薪甚微，使师事晦若，日课汉文，教改章句。项城好邪辟，多丑行；晦若患之，然知其枭雄有为，能成大事，遂举其逐日行动，随笔详录曰：“袁皇帝起居注。”每写一条，予示项城；在宴会广场中，必大呼“袁皇帝到了”！项城显贵，屡索晦若日记不获，阴嗾王存善子展，设法邀晦若游济南、青岛入北京，谋收回日记也。
    王子展即王克敏之父，在广东以佐杂起家，为有名的能员，后为岑春煊劾去。他与于晦若的关系据《洪宪纪事诗》作者——刘成禺，记胡汉民的说法是：
    浙人王子展，初以佐杂分杂穗垣，得南关保甲差委。时陈兰甫讲学城南，于晦若、文芸阁、梁节庵、汪伯序兄弟，予伯兄衍鸿皆受业。子展夜班查街，必入陈宅请安。
    又《簿注》中录孙雄《浚孙公园杂记》：
    世凯将称帝，忽忆微时丑德，皆在晦若手记“起居注”中，欲消灭之。知沪商会有力董事王子展，与于最善，嘱其谋得原稿……子展受袁命，说晦若先生游青岛、济南，与诸遗老劳玉初等文宴多日，再说其过北京，出武汉，顺长江回沪，晦若亦动津京旧游之念。
    到了北京，于晦若遍游郊内外寺庙，寻胜访友，宴无虚日，袁世凯隐然以师礼相待，为颇恭敬，并托人表示，想请他住在西苑的南海。于晦若不允。《浚孙公园杂记》：
    项城书至，晦若曰：“是欲章太炎我也！”假游花之寺，遁往天津，买轮南返，其复项城书函，面署“袁老四大人升启”，函内无报书，只七字调一纸曰：“蹬足捶胸哭遁初，装腔作调骂施愚，可怜跑死阮忠枢！包揽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李家驹，而今总统是区区。”一说：“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区区。”乔茂萱闻晦若脱走，曰：“……于晦若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难离本初之弦上矣。”盖晦若见人必揖，先合两掌，由顶至踵，成半月形，都人为属对云：“于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连仲甫转身三十六秒钟。”茂萱用此语嘲之。劳玉初闻之曰：“乔茂萱口多独到之言，不愧晦若知己！”盖晦若月旦朝士，常曰：“乔茂萱口多独到之言，毛实君面有忧国之色。”故也。晦若安归上海，起居注不可得。子展又设法邀进昆山，同年六月二十五夜，以霍乱卒昆山舟中。
    于晦若当时尊之为“皇帝”，又为其作《起居注》，说起来实在是培植袁世凯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激动，一方面又抑制。《起居注》是他的一项“秘密武器”，使袁世凯心存顾忌，不敢过分作恶。但不愿居南海，以免如章太炎之被幽居，袁亦不能相强。只是那六句“七字调”，直揭袁世凯杀宋教仁而又作猫哭老鼠状，未免过于揭直，乃有杀身之祸。于晦若是否为王子展所谋杀，事成疑案，但当时遗老，如定居江南，则不外南京、苏州、杭州之地。而于晦若独往昆山，或者心知不免，有避祸之意。
    散原挽于晦若的诗是三首古体，其一云：
    絮语市楼杯，终古死别地。我把青溪钓，君拾千墩翠（余自沪还金陵，君亦旋移居昆山）。弹指两月耳，告凶魂魄碎。堂堂千载人，飘蓬毕身世（君居昆山病危，夜载小舟往沪，晌晨泊岸，卒于舟中）。自深幽愤疾，药物孰宜忌。余生视缀疣，天果速其毙。海岸风肃然，白日导精魅。撒手有不忘，夜雨联床笫。
    “自深幽愤疾，药物孰宜忌”，显然有言外之意。于晦若被毒之说，或者不虚。
    第二首是论清祚告终的原因之一：
    国家昔改制，争尸宪政名，君时使瀛寰，洞视乖背情。移疏列利害，剖抉苏狂醒。秉钧卒不悟，矫厉掩精诚。戏具殉一掷，四海沸飞蚊。乘敝发群盗，大命随之倾。迫撄崩坼痛，担簦俟河清，泗鼎鲁阳戎，寤寐相逢迎。置身夷惠间，微言表儒生，谁何助张目，今益涕纵横。
    “四海沸飞蚊，乘敝发群盗”自是遗老的口吻。但细玩诗意，“乘敝发群盗”是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及虽非北洋系统，而乘时窃发，残民以逞的张勋之流。此诗着眼在一“尸”字，清廷初非有立宪的诚意，而只是愿尸其名而已。至于立宪派，大概百分之九十，以此作为猎官的捷径。犹之乎光绪初元的谈洋务，是仕途中极时髦的玩意。而举世滔滔，高谈立宪，只有于晦若“使瀛寰”归来，独唱反调，真所谓一士谔谔。姑不论其见解是否正确，但考察宪政，却不以知宪政自矜，自绝大好登龙之门，仅从这一点而论，人品已高于杨度、熊希龄、郑孝胥等人了。
    “迫撄崩坼痛”四句，表于晦若的幽怀孤忠，不似他的同学少年梁节庵，已见微意。但散原真正惋惜的是“置身夷惠间，微言表儒生”，一旦身殒，无人张目！原来散原引于晦若为同调，他们并不是绝对忠于清室，倘或如此，便是不识天命、不知世务的愚忠。所以不仕民国，更不以假“遗老”二字沽名钓誉，乃至暗中射利为然，只不过稍稍存“儒生”有所不为的气节而已。持散原这种态度的，当时少之又少，此所以于晦若之死，含悲独甚。
    第三首追忆于晦若平生：
    君奋大匠门（君为东塾陈先生弟子），术业夙称举，甄录抗深宁，网罗擅贵与。草檄上相幕，翩翩邹枚伍，立朝见迂阔，正色气如虎。国破屡狼狈，终依黄歇浦，海隅众流人，过逢互摩抚。摊钱耽醵饮，哀乐倒肺腑，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旁唢愈妩媚，摆落世上语，同车几何日，忍忆坠伤股。微命悬残运，孰能知死所，待扶现在身，一拂啮棺鼠。
    于晦若从陈东塾读书，已见前引王子展巡街每至陈门请安的故事。陈氏高弟，后得大名者有三，即于晦若、梁节庵、文芸阁。三人的交情，在古今友道中别创一格。于、梁皆为天阉，而文芸阁亦有如王湘绮讥梁节庵的“大盗之貌”，身材魁伟，与他哀感顽艳的词笔，颇不相称。因此，三人计偕赴京，同寓一处时，于、梁若有所眷，常供文芸阁一人“驰骋”而已。
    从广东回京后，梁节庵由宣南米市胡同移居东城，题所居曰“栖凤楼”，与盛伯熙的“意园”相去不远。其时清流势盛，能文的翰林，到处吃香，梁节庵少年名士，又得艳妻，无不歆羡。哪知闺房中琴瑟不调，而文芸阁寄住梁家，跟节庵的那位“美而能诗”且善画的龚夫人，居然有了肌肤之亲。这不是鹊巢鸠占，而是“绿杨分作两家春”。不仅为节庵同意，甚至由节庵促成，亦未可知。因为梁与文的交情，始终未改。
    于、梁、文三人，文芸阁科名较晚。于、梁同于光绪六年庚辰成进士，点翰林，时年二十二岁。“身是宣皇老秀才”的李慈铭，亦于这一科中试。会试四总裁，翁同龢本在第二，但此时已领袖清班，所以在闱中颇能做主。李卷本置高魁，后改第十九名，再改第一百名，说是翁同龢欲以李卷“束榜”之故。
    此科房考中颇有名士，状元陆润庠亦其中之一。梁星海出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房，所娶者即是王先谦的内侄女，李慈铭是年八月二十一日记：
    同年广东梁庶常鼎芬娶妇，送贺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举顺天乡试，出湖南龚中书镇湘之房，龚有兄女，亦少孤，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会试，梁出祭酒房，而龚升宗人府主事，亦与分校，复以梁拨入龚房。今日成嘉礼，闻新人美而能诗，亦一时佳话也。
    按：房考官中如有某房中卷较少，由中卷较多之房拨数卷为挹注之计，称为“拨房”。被拨者四处皆当执贽称师。梁节庵与龚镇湘的关系特深，故能得以“美而能诗”的新妇。李慈铭同月二十五日又记：
    诣梁星海、于晦若两庶常，看星海新夫人。
    梁、于本住一处。梁新婚后，于仍未迁出，于此可见交情。李慈铭九月三十日又记：
    为梁星海书楹联赠之，句云：“珠襦甲帐妆楼记，钿轴牙签翰苑书。”以星海濒行，索之甚力，故书此为赠，且举其新婚馆选二事，以助伸眉。
    话虽如此，毕竟伤心人别有怀抱。一股无可言喻的牢骚，总想找个好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于是而有甲申年弹劾李鸿章“可杀之罪八”的一道奏折，直声震天下。而梁节庵所以有此一疏，别有说法。
    原来梁节庵有位同乡前辈李文田，久值南书房，是当时老辈亦相钦服的名翰林。李文田不但渊博，而且精于“杂相”，医卜星相，无一不通。虽以注《撼龙经》为叶昌炽所讥，但医道确很高明；子平之术则负盛名于公卿间。他为梁节庵推算，断他活不过二十七岁。节庵大惧，苦求禳解之法，李文田道：“除非得一场奇祸，庶几可免。”因此，上奏严劾李鸿章，慈禧震怒，几得不测之祸，以阎敬铭力救得免。但第二年又追论此事，交吏部严议，得旨以降五级调用。编修正七品，降五级变成从九品。翰林院有此一官，名为“待诏”，职掌校对文字。翰林出身，从未有人当过这样的官，是故名为降级，实同革职，梁节庵自然辞官，刻一印“年二十七岁罢官”。又有诗句“得名太早读书迟”，皆憾之词。
    其时张之洞正署粤督，他以扶持风雅自命，有此出风头的少年名士，岂肯放过，立即下了关书，聘他主持广雅书院讲席。但不知如何，竟未携妻同归，在旅途中曾有一诗，题为《店中书寄妻弟》一首：
    楼居栖凤旧栽花，一箭春韶感鬓华。薄宦无成空说剑，故乡独返尚移家（自注：出郭明日，移居米市胡同）。团圞准拟他时乐，笑语惊闻半夜哗。凉露满身知是梦，马棚莝草月光斜。
    自此梁节庵与张之洞结成很深的关系，一直在他幕府中。文芸阁则在光绪十五年后，渐次得意。翁同龢、潘祖荫、汪鸣銮都很赏识他，翁同龢提携尤力，终于在光绪十六年得了鼎甲。
    以后，文以曾经为珍妃授读，加以光绪亲政后，翁同龢得君甚专，有此两重奥援，官做得很兴头。但亦颇滋物议，为慈禧所深恶。光绪廿二年终于以杨崇伊一疏，永远革职，驱逐回籍。据说节庵的龚夫人居然亦随文芸阁到了江西。刘体智《异辞录》记：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堂，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益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二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治暗疾有奇验，以与将军，一试而获同等之效，再试则不验矣。
    志伯愚即志锐，为瑾妃、珍妃堂兄。他跟于、梁、文三人相识甚早，与于、梁且为会试同年。《异辞录》又记：
    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文学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
    此记深致讥评，但当事者皆行之无愧，实亦可怪之至。据说文廷式殁后，龚夫人仍居江西，辛丑以后，梁节庵复起，由张之洞委署武昌知府，在衙署中撰一楹帖：“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消尽食鱼斋。”上联即指其妻而言。龚夫人则逢年过节，溯江西上，向“故夫”求贷，梁节庵辄有所赠。这种雅量，亦真空前绝后了。散原与于、梁、文皆为熟人，但踪迹虽与梁较密，而交情与于独厚。挽诗第三章的结句：“微命托残运，孰能知死所？待扶现在身，一拂啮棺鼠。”沉痛愤激，情见乎词。
    陈衍《石遗室诗话》云：“散原论诗，恶俗恶熟。”而人如其诗，亦最恶俗恶熟；清冷自甘，却绝非做作。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论散原与其诗，月旦精当。其言如此：
    散原老人之诗，标格清俊。新派海派固不通唱和，即在京式诸吟侣中，亦似落落寡合，每见离群孤往。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泰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省其师陈弢庵，得“残年小聚”之欢。壬子间杨昀谷赠诗：“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足为诗人写照。曩者春明胜流云集，则苏赣间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则旧王城为江湖。颇闻北徙之故，乃不胜要津风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闼径入者，江干车马，蓬户喧阗，悉奉斗山，愿闻玄秘。解围乏术，乃思依琼岛作桃源。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
    在北洋政府时代，北平裙屐风流，有人以为可上追同光，作诗兼做官者颇不乏人。“闽派诗团”奉陈弢庵为盟主，尤为活跃，如梁鸿志，诗与人品是两回事。而散原绝不北顾，实有羞与为伍之意。
    以“苏赣为江湖”，其实天地亦颇宽闲。试以民国六年丁巳为例，岁月优游，令人生羡。是年得诗甚多，集中所收，自《丁巳元旦雪晴》至《除夕得周印昆由张家口税关寄诗和酬四绝》，计得六十七题。一年踪迹，由诗可知。
    这年人日之前，便有诗十题，如《寄仁先戏问汇刊同人西湖纪游诗》《散步溪园》《独游后湖啜茗阁上》等，均见得此老兴致不浅。上元以后，“携家孝陵”，二月初到上海，有《花朝后二日花近楼社集》一诗。
    “花近楼”为笔者长亲庸庵陈尚书斋名，取杜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之意。庸庵尚书与散原为光绪十二年会试同年。但在他开府武昌时，散原已归隐西山，踪迹甚疏。直至辛亥以后，在上海重晤，始有往来。而经过“洪宪”一役，许多假遗老露了狐狸尾巴，在散原的怀人诗中，淘汰了好些名字，与庸庵尚书的交情却深了。他们的诗社，先称“逸社”，后有“超社”。
    不久转往江西扫墓，有《浴佛日登南昌抵崝庐上冢》三首，不久回南京。
    秋后游兴大发，“八月二十一日，携儿子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其中为“紫霞洞”特写一诗。
    九月廿四抵杭州，与俞恪士、陈仁先相晤。俞、陈皆有别业在西湖。游初阳台、灵隐、韬光；接着与陈仁先兄弟及俞恪士“寻富春山水，宿桐庐逆旅，明日易小舸上溯七里泷登钓台，复还抵桐庐宿”，成五古三首。写景奇丽，为散原精舍中的杰作之一。录第一首如下：
    初闻湖上踪，竞媚江干景。薄江千万峰，雾奇出人境。掩晕翔烟笼，染黛纤茸整。历历开图画，霏霏散绮锦。红树衔青波，缥缈蓬莱影。手揽狎篷背，摩荡天机永。百里造仙都，馆夜吟魂惊。恍立渐西翁，揖客相共影。嬗代为鬼雄，忍对怒生瘿。照窗相君山，厌冷压衾枕。
    “渐西翁”指袁爽秋，他是桐庐人，别号渐西村人。对景而忆往，托以感慨，妙造自然而低徊不尽。散原诗笔之雄，实为一味瘦硬盘空黄涪翁所不到。
    由富春江回杭州，再转上海，深秋回南京，有一题，在散原诗中少见。
    题目叫作《仓园歌席时游富春初还》。散原与易实甫相反，几乎从不做“歌席”之类的诗。因而这首诗虽只二十八字，弥为可珍。“仓园”是他的同年仇徕之的别业，年初曾有添筑，散原曾纪之以七律一首，首联为：“曾围尊俎闻歌处，更起楼台插水湾。”可知此老亦颇随缘，只是不愿像有些遗老，要在诗中表现出“老尚多情”而无可奈何的绮思而已。
    这首诗是：
    园亭置酒菊枝间，箕踞听歌妒小蛮。烟髻云鬓初月里，老夫又看富春山。
    虽只二十八字，包含的情景意象，至为丰富。“菊枝”双关，既指东篱之菊，亦指“菊部”，已可确定歌者为秦淮河的女校书。第二句调侃主人，“小蛮”指仇徕之的姬人，而拟仇为白香山，顺口恭维，妙在不露。“叫条子”叫到家，姨太太当然会不高兴，只是顺口开句玩笑，但无形中却是赞“菊枝”，否则“小蛮”不必生妒。
    三四两句，散原自述心境，中有粲者为此老所赏，由“初月里”三字推测，此粲者不过破瓜年纪。不欲直赞此粲者，且亦不欲明示激赏，明明以富春的“掩晕翔烟笼，染黛纤茸整”与“烟髻云鬟”相比，却道是由“烟髻云鬟”想起富春之游，诗笔狡猾而蕴藉。诗是“旧”诗，技巧却是余光中兄等所全力追求，重意象的“新”手法。我觉得这首诗最好的地方是，字字有作用，而绝无一字扞格不妥，一气流转，运斤如风，真为巨匠手笔。《未埋庵短书》中论新旧诗，惜周弃子先生不引此诗为例而剖析之。
    徐彬彬所说的“戊辰首会迁移”，指民国十七年北伐告成，定都南京，“故都衰落，诗人泰半南去，此叟忽而北来”，道是“颇闻北徙之故，乃不胜要津风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闼径入者”，“解围乏术，乃思依琼岛作桃源”。此所谓“要津”，想来必有谭祖庵。胜朝文学侍从之臣而从事革命者，谭祖庵与蔡孑民的人品，皆无可议，而散原不与通问，绝非卑薄其人，亦非身为遗老，不便与革命党往还，只是狷介淡泊，避热好清冷而已。徐彬彬所谓“此中委屈，殆非世俗所能喻”，信然。
    徐彬彬又谓：
    综览散原精舍诗，所最推许者，当属通州范当世肯堂，集中投赠独繁而挚。
    此亦精当之论，其实两公交情，即诗未推许，亦别有深挚者在。
    光绪甲申以后、甲午以前，李鸿章开府北洋，麾下有两名幕僚，一为于晦若，一为范肯堂。据说李倚范之深，犹甚于于。两人皆为李司章奏，但于晦若长于文采，故凡岁时贺表、谢恩折子，由于秉笔，究其实际，到底不过应酬文字。至于有关大更张、大措施的奏折，则由范主稿。李对范之重视优礼，有一故事可述。
    按：清代的幕府制度，宾主一体。幕客的身份地位，视如居停，所以范肯堂在北洋，常用李鸿章的伞盖。李鸿章在清朝末年，蒙恩特隆，珍赏不绝。有一年蒙赏“紫缰”，这比赏“紫禁城骑马”珍贵得太多。但通常只视为荣典，并不真用紫缰。事实上除了阅兵偶尔骑马以外，平日八抬大轿，亦没有使用紫缰的机会。哪知范肯堂一次心血来潮，命厩中预备了“爵相”的坐骑，到天津紫竹林中去征歌选色。便由嫉范者到李鸿章面前去打“小报告”，指范僭越，而且如此使用紫缰，亦不免亵渎名器。
    哪知李鸿章这样表示：“既用紫缰，不可无驺术。”即时传令，以后范用紫缰，须照仪制，前导四“顶马”，后卫四“跟马”。护卫的武官，有以军功保到二品，蒙赏花翎的。以红顶花翎的武官为前驱，书生之荣，一时无两，传为佳话。
    范肯堂自然有值得李鸿章重视之处。他是所谓“通州三生”之一，沈云龙先生有《通州三生——朱铭盘、张謇、范当世》一文云：
    肯堂一号无错，原名铸，字铜士。诗学黄庭坚，工力甚深，笔势峻峭，不肯犹人。著有《范伯子诗集》十九卷，《自订文集》十二卷。
    肯堂与桐城吴挚甫交情甚厚，以吴之推荐，入李鸿章幕府，为鸿章继室赵夫人所出之子经迈授读。其时张佩纶婿于李氏，在节署参预公事。甲午后，忌之者以“东床西席，狼狈为奸”形诸奏牍，以致张佩纶奉旨逐出，肯堂亦谢职南归。据我所知，此一奏牍，出诸李鸿章的长子（胞侄入嗣）经方指使。
    肯堂入北洋幕府，正在李鸿章炙手可热之时，屡次劝肯堂入仕，而肯堂坚拒。此与散原的性情相似，诗文的造诣亦不相上下，一见成为深交，以后且结为儿女亲家，散原长子衡恪，即为肯堂的爱婿。
    散原精舍诗中，与范肯堂酬唱之作，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至三十年甲辰肯堂病殁，前后四年中，收存约十首，推崇之意，情见乎词。如《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七律一首：
    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深杯犹惜长谈地，大月难窥彻骨忧。旷望心期对江水，为君洒涕忆南楼。
    又《和肯堂雪夜之作》：
    偪仄江南无可语，只余残泪洒残年。况当夜雪园亭畔，更宽吟魂几榻前。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痴儿未解寒灯事，任咤尖叉合比肩。
    第二联不特见两人交情，且确信两人的人品、文学，必可传世。范肯堂自视亦颇高。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李鸿章七十赐寿，其时李之勋名事业，如日中天，所以做寿场面之阔，为有清以来所仅见。范肯堂与弟信中云：
    相国寿文，决意不作，而寿联固不可少。撰一联云：“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二三知言者固以此联为高绝，然议其亢者亦不少矣！盖相国无平行之人，仅南皮相国，而又无人为之撰此语。
    其他矫矫如翁尚书则云：“壮猷为国重，元气得春先。”未尝不自以为高，实则试帖佳联耳。张香翁则云：“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其与幼樵信中，尤自命不凡。实则上联断非寿三十年宰相之语，下联亦属平平。二公如此，他可弗论。
    此函中“南皮相国”指张之万，与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同年，当时老辈凋零殆尽，在翰苑中，科名无高于李鸿章与张之万者，故云：“无平行之人。”
    “翁尚书”指翁同龢。他送李鸿章的寿联，在日记曾有记载，这年立春在正月初五以后，故云“元气得春先”，切时而善颂，不作平常恭维语。上联自是大臣的语气，所以为高。
    张香翁指张之洞；幼樵为张佩纶，方居北洋节署；两张至交，而张之洞与李鸿章不协，张佩纶颇思从中调和，但碍于李经方及盛宣怀之排斥，终未能圆满。
    翁之一联，以时年正月初六立春，所谓“元气得春先”，得一“巧”字；但与上联“壮猷为国重”相对，只觉浑成，不露纤巧，而犹为范肯堂讥为不过试帖诗中的佳联。至若张之一联，上句“四裔人传相司马”，固颂其威名远播，但语气中仿佛李鸿章骤膺大拜，四裔争传，并非威名久著，故云“断非寿三十年宰相之语”，实为定论。
    在我想，范肯堂此时既在北洋，则各方寄到的寿序诗联，李鸿章必先与门下评骘。而张之洞之失，适足为范肯堂下笔之助，故上联用文彦博故事。《宋史》卷三百十三：
    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元祐间，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霁来聘。苏轼馆客，与使入觐，望见彦博于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
    以李鸿章拟之为文彦博，威望相若，文彦博年至九十二，所以用之于寿联，尤为善颂善祷。“然议其亢者亦不少”，则因范肯堂在上下联中，以两古人自况，极占身份之故。上联“何待子瞻说威德”，意谓文彦博勋名自在人口，何待他人渲染。实则不然！文彦博之得享盛名，得于苏子瞻揄扬之力为多。为契丹使者说威德，犹小焉者也；关系尤重的是，元祐初年，子瞻以学士草制，帮了文彦博很大的忙。
    宋朝的故事，凡两府除授，例用白麻书制敕，称为“宣麻”。罢相亦复如此。“宣麻”措辞的美恶，天下视为定论。宰相的声价，定于学士的笔下，故当事者极重视，而学士之为天下荣，以及为执政者所尊礼，亦以此故。甚至后妃皇室，晋位加爵，希望得一美制，有特赠丰厚的润笔者。
    文彦博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至哲宗接位，年已八十。元祐二年，累疏乞休，子瞻秉笔批答不允。前后十余诏，每一诏出，等于哲宗为天下臣民推重文彦博一番，就《东坡内制集》中，摘引数段如下：
    吾卿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杰人之资，开物成务，世不可缺，一也；弼亮四朝，更淡变故，谋无遗策，二也；名冠天下，进退之间，为国休戚，三也。
    召用之初，中外相庆，搢绅莫不竞劝，父老至于流涕。中道而归，其义安在？
    陈、范虽皆不愿做官，但决非于时局政事，藐不关心。甲午之后，陈、范的看法相同，局内设谋，“局外哀鸣”，别有契合之处，而幽衷孤愤，无可言说，唯相诉于酒杯之中，此更为交深且挚之一因。
    按：范肯堂与张季直少小交笃，中道踪迹稍疏，则遇合使然。沈文《通州三生》第三节叙“范、张之关系”云：
    季直凡五应乡试均不中，至光绪十一年乙酉始中顺天乡试南元，为常熟翁叔平尚书（同龢）所得士。复四应礼部会试均报罢，至光绪二十年甲午始以恩科会试中第六十名贡士，旋应殿试，阅卷大臣仍为翁尚书，乃以一甲一名赏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年已四十二矣！时肯堂正客李合肥幕，合肥与常熟政见两歧，张、范遂亦异趋。未几，中东衅起，翁、李和战之争，世传二公阴主之，盖曾于家书中各露其微惜也！
    翁同龢与李鸿章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原因有二：第一，李鸿章自克苏州后，不知如何，江苏京官对之均无好感。可能是乱后收拾残局，料理未尽妥善，得罪了巨室之故。所以李鸿章动辄大骂：“吴儿无良！”
    第二，是同龢之兄同书，咸丰八年任安徽巡抚；十一年内召，下一年亦即同治元年，曾国藩奏劾“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团练）有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其时曾国藩正为朝廷视作可挽救大清天下的第一重臣，言无不纳，因而同书被逮下诏狱。王公大臣会审，竟拟大辟。
    同龢之父心存先阨于肃顺，几遭不测。辛酉政变，“三凶”皆诛，凡是反对肃顺，或为肃顺所看不顺眼的人，皆复起重用，翁心存更受命为帝师；家运方转之时，忽来此意外打击，竟致忧念成病；而心存终于不起。方病危时，朝命特释同书，侍奉汤药；心存既殁，命持服百日，仍就狱。旗人的服制与汉人不同，大丧不过持服百日，所以诏许同书百日后仍还狱，已是很大的恩典。但汉人父亲之丧三年，同书在百日后，斩衰入囹圄，自为亲人所痛。同龢此哀，没齿难忘，颇疑曾之奏劾同书，出于李之怂恿，因结不解之仇。不过，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公私是分得清的，平时从不提此私怨，而在公事上则不免杂有意气。
    翁同龢做官，除了咸丰末年放过一次乡试主考以外，宦辙再未到过他省，督抚的习气一点不沾，督抚的甘苦亦不甚了解。本质上是个太平宰相，坐而论道，作育人材，再好不过，如果是在明朝宣德年间，无疑的就是“三杨”之一。至于安邦定国之才，实在谈不到，好管事而见解不能透彻，行动亦不能贯彻。而且亦不免为人情包围。因此，往往为德不卒，甚至说得苛刻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平心而论，甲午大创，如果说李鸿章要负一半的责任，翁同龢的责任起码也有两三分。但他的责任，无形之中，也是不期而然地转嫁到了慈禧太后身上。慈禧一生，很少吃人的暗亏，唯独这一次是例外。
    因此，翁同龢当户部尚书，实在是很不适当的人选。在他以前，户部是“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的阎敬铭当家，阎以精刻著称，慈禧太后想移用海军衙门经费修颐和园，阎敬铭抵拒甚力，管事的太监、工部、内务府，甚至户部的官吏，无不恨之刺骨，在慈禧太后面前，日夜媒孽。以致本极欣赏阎敬铭，有一次召见恭王，提到阎敬铭，脱口称之为“丹初”而传为佳话的慈禧太后，对他印象，变得极坏。阎敬铭殁后，竟至不愿予谥，礼臣力请，始谥“文介”，是个恶谥。
    阎敬铭离开户部后，翁同龢本可有所作为，又以醇王外管海军衙门，内管颐和园工程，翁不能如阎之力拒，丙戌（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翁在日记上有一笔：
    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有“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之语。
    庆邸指庆王奕劻，朴庵为醇王的别号。他的意思很明白，而亦终于谅解了醇王的“苦衷”，论者谓其“模棱依违，户部款竭，海军欲增舰购炮，皆无以应矣，可见甲午之败，不但常熟孟浪主战，需负责任，即此数年中恭掌度支，不能正言抗旨，撙节国用，以备不虞，亦须负责任。徒于日记托讽，而不悟己亦有咎也”，应非过苛之论。
    由于户部款竭，所以翁同龢对督抚请款，务皆从严。其时张之洞由晋抚调升粤督，“八表经营”，颇有更张，而翁同龢对广东的报销，驳多准少，张之洞大为不平。本为世交，竟至成隙。张之洞认为翁同龢竟欲置之死地，可见其内心仇恨之深。
    至于对北洋，相传翁同龢曾经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此在档案中无可稽考，但光绪十七年，户部奏请南北洋停购枪炮船只两年，则属信有而征。按：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冬，而翁则在光绪亲政后，得君正专，手掌度支，足可当家。其时户部满尚书为宗室福锟，其母夫人为慈禧的“清客”，当时宫中所谓“福禄寿三星”之一，因此福锟自为后党。福锟，原为协办大学士，照例可以兼部。十八年升大学士，授体仁阁，不能再兼户部。但大学士管部，福锟所管者，即阎敬铭所管的户部。翁同龢与福锟结纳之迹，殊为明显。则抑制北洋军费而以“昆明湖换渤海”，亦必经由福锟传达慈禧之意，而为翁同龢所徇从，是亦可知。
    以我的看法，翁同龢当时心目中视为第一大事者，即是辅助他一手教导的光绪有所作为。而此又必以取得慈禧的支持为先决条件，故同意以库款修颐和园，亦为调和母子感情不得已之举。但认为北洋军力已充，不必增购枪炮，则不仅昧于当时各国军备大势，且亦不免对李鸿章存有成见。甲午之难既作，翁同龢门下一致主战。翁同龢或以为一战而胜，光绪的威信即可由此建立。因为慈禧之能建立权威，固不仅在其政治手腕高明，亦以垂帘未几，戡平大乱，自有其对得起“列祖列宗”者在。这一点翁同龢是最了解不过的。则光绪如欲摆脱慈禧的笼罩，唯有建一乾隆以来所未有的大武功，始可如愿。只是对北洋的态度，多少流露出幸灾乐祸，借此以窘李鸿章之意，为不可恕耳。
    《蜷庐随笔》作者王伯恭，为翁同龢门生，曾客朝鲜，与李鸿章、袁世凯亦有渊源。甲午事起，李之门下，与翁同龢门下能交往而可深谈者，只有范肯堂之与张季直，而又不幸异趋，无可与语。所以王伯恭做了桥梁，所记如此：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
    王伯恭记其最后与翁的对话，虽只短短数语，翁之心事如见：
    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也。
    至此，王伯恭语穷辞出。如所记不虚，则翁同龢决心考验北洋，其志早定。但不意是如此严重的考验，黄海一战，“倚天照海倏成空”（陈弢庵《感春》诗句）；则翁同龢挤得李鸿章不能不侥幸一试，希望出现奇迹而终成幻灭者，岂能辞书生误国之罪？而张季直、汪柳门等人，推波助澜，扪心自问，恐亦不无内疚神明。
    李鸿章幕府中，凡核心分子，早于淮军援韩时，即已抱有深忧。桐城吴汝纶久客李幕，其时长保定莲池书院，有一函致范肯堂，极为中肯：
    东事轩然大波，尚未识如何结局，周公都统诸军之举，径罢为善，周固非都统之才也。近年欧洲各大国，无不增兵增饷，增船增炮，独我以外议庞杂，不许添购船炮，一旦有事，船炮不及倭奴，遂至海军束手，渤海任他人横行，陆军虽集平壤，何能济事。又况军械不足用，士气孤怯，来示谓山海关形单势弱，未必有备，某则未识何术备之。失在疏于平时，及至两军相当，愚亦无可献之策矣。独默计时艰，中夜太息，不知相公七十之年，旁无同心赞划之人，何以支此危局耳？
    “周公”指恭王。辛酉政变后，恭王授议政王，领军机处，时人比之为周公辅成王。光绪十年被逐后，闲废十年。甲午复起，管理总署，总理海军，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但恭王既老且惫，且亦不如醇王曾究心兵事，吴汝纶谓其“非都统之才”，月旦固甚精确；但以为“径罢为善”，则别有言外之意，为范肯堂所默喻而不必提及，后人读此，却不可轻轻放过。
    原来，恭王之复起，为翁同龢所领导的舆论所促成。可是恭王既不长于军事，又一向主张寄专阃者不为遥制，则李鸿章以首辅之尊，实无人可以指挥，故必赋恭王以“节制各路统兵大臣”之任，始可假王号以令北洋，事同掣肘，故以为“径罢为善”。
    督办军务处成立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五，据翁同龢日记：
    十月五日 是日奉旨，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庆亲王奕劻著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著会商办理。
    李鸿藻在慈禧心目中有特殊地位，为翁所不敢忽视；荣禄则以步军统领的身份，负拱卫京畿之任，不能不用；著一长麟，可知此督办事务处出于翁之献议。日记中又记：
    十月二十二日 冒雨至督办处，闲话而已。两邸诸公皆集。（自注：日日如此，以后不再记。）
    十一月初五日 上屡问军务处有何布置。退后与庆邸、恭邸商量，拟派人探旅顺敌情，并令前敌悬重赏，募死士，酌加勇丁口分等。
    于此可见，督办军务处毫无用处。成立匝月，尚无布置，足见恭王对此亦无兴趣。前敌紧急，而总司军令者唯日日闲话。及至御前有所咨责，始拟派人探旅顺敌情。书生谈兵尚且不可，何况负实际责任，观翁之措施可笑如此，不能谓吴汝纶无先见之明。
    甲午既败，陈右铭移书吴汝纶，责李鸿章明知不可战，而不能以去就力争。吴汝纶复信，对求和亦认为失机，至今仍为“内幕新闻”，因治现代史者，似尚无人道过。吴书云：
    开示李相各节，多某未及知，岂敢妄辩。独谓淮军之败，并无戚容，似非其实。某闻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寝，此肯堂所亲见，某亲询之者，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仅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及平壤败后，英俄两使居间，则劝出二千万，其时清议，皆谓李相通倭，业已积毁销骨矣。李相面告二使，谓大皇帝决计开战，某系领兵大臣，和议非所敢闻，请入都与恭邸议之。其后，议卒不合。及十月初，某再至天津，则旅顺岌岌，各国皆守局外，不复排解，有言和者，则倭人已索五万万矣。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
    吴汝纶信中又说：
    旅顺威海既失，海军覆没，中国绝无能守之理，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去冬已索五万万，今春乃减至二万万，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见讥列强，兼得割地之益，遂得减为此数。
    李鸿章马关被刺，实在是塞翁失马。此一鲁莽浪人，所成全于李者至大，否则不独和议难成，或虽成而赔款不减，益无以见谅于国人，两宫亦难有垂怜之心，或者返国之日，即闻归田之命。被刺后更有一事，得以增重李的身价，即日后亲制绷带，遣御用看护妇至行馆为李裹伤。翁同龢以中国皇后与外廷臣子从无交涉之义衡之，诧为奇事。而此在中国看来，逾越常情的恩礼，足为李鸿章成名垂“四裔”的明证。后此犹能复入总署，料理洋务，以及奉使“环瀛海”，皆于此事不无关系。
    吴汝纶信中，又有一段议论，明畅通达，在彼时可谓见识超卓，为李鸿章声辩的理由，尤可注意：
    至此次和约之不容于清议，则西人已事先知之，不谓吾国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俄人代争辽东，此自别有深意，岂吾国之福。倭之许俄，正其代谋妙策，此亦与吾国无干。若和约未定之先，则彼皆束手旁观，绝不肯代出一言，以违公法。倭人不遽入关，并非力有不足，去年内廷深恐倭入沈阳，李相料其绝不深入，以其行军全仿西法，辎重在海，不欲远离，后果如其言。若谓关内防守至严，倭不敢入，殆非笃论也。中国不变法，士大夫自守其虚憍之见，以为清议，虽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转弱为强，忠于谋国者，将何以自处？李相之欲变法自强，持之数十年，大声疾呼，无人应和。历年奏牍俱在，可覆按也。
    李鸿章之亟图变法自强，自为事实。但“不拘一格用人才”谈何容易？满清两百多年，用其人之才，可以不问其德。而事成之后，但见任事之人之功，其处事为求急功而不以正道之恶劣影响，能使其减至最低者，照我看只有康熙具此天纵的智慧。中兴之臣，则胡林翼、曾国藩庶几似之；左宗棠、李鸿章不足以论此。如果李鸿章在北洋，所用任事之人，都像他幕府中于晦若、吴汝纶、范肯堂等辈的人品，而不是盛宣怀、龚照玙之流的龌龊用心，士大夫又何至于硁守“虚憍之见，以为清议”？
    同时李鸿章善用术，他的术当然很高明，我想可以反“内王外霸”的说法，称之为“外王内霸”。李鸿章“用沪平吴”（薛福成语）时，仓卒成军，孤身远寄，外有强敌李秀成，内有挟“常胜军”自重，把持饷源，采取敌视态度的薛焕与吴煦，而部下诚信未孚，恩威未立，不独军务难以措手，万一哗变，甚至薛、吴心狠手辣，购内奸谋不逞，性命亦且不保。在这样荆棘满地的处境下，不用术何以立足？
    李鸿章一向防内重于防外，对手创的淮军，不愿其和衷共济，使用如现代术语所谓“单线领导”的手法，怕的是“合而谋我”。淮军之所以不及湘军，在先天上就有这么一个“私”字当先的念头在作祟。其后刘铭传等已成气候，便不愿听李鸿章的摆布，一手创建的私人武力而缓急不可恃，此为李鸿章最大的悲哀。
    李鸿章用术的第二种手法是，具有多样的面目。能礼贤而不肯以本来面目示人。幕府中的贤者，所见者是“外在”，而不能想象李鸿章也会打“痞子腔”，更不能想象李鸿章有时会有“痞子”的行径。此即“君子可欺以方”的道理，如范肯堂，亦为被欺者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九月，李鸿章为俄国人多方逼迫，因为有把柄捏在人家手里，身家性命，勋业威名，有全盘崩裂之虞，郁怒交攻，终于不起。范肯堂寄一挽联，为时传诵：“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二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措辞煞费苦心，但局外衡量，认为李鸿章最后是失败的，其意自含蓄于字里行间。
    下联以李鸿章谥“文忠”，得以巧为辩护；上联则自道其情亲数年的感受，认为犹是“老书生、穷翰林”的本色。李以“书生”讥张之洞，而示范肯堂以书生面目，此即是欺其以方的术；至于所谓“穷翰林”，或者以为李鸿章起居八座，既鲜声色之奉，亦无口腹之欲，不改当穷翰林时的故态。殊不知李鸿章弄钱，向来不要明的要暗的。北洋公款，项目甚多，李鸿章固无所染，交卸时库款不下千万，袁世凯用以培养武力，应酬各方，挥霍一空。但李在俄国，以及由俄回国后，强行主持胶澳事件，几次自华俄道胜银行接纳俄人贿款，范肯堂就不知道了。这也难怪，不独范肯堂，与李比范关系更深的人，当时亦无所知。直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时，才有李鸿章为俄国所收买的确证。
    李鸿章之术，行之三十年而无往不利，这当然是因为他有几个特殊有利的条件：一、始终获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二、先获恭王、后获醇王的全力支持；三、以曾国藩为标榜，口不离“老师”，故湘军虽与淮军不睦，但却不会与淮军公然不和；四、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榜，人才辈出，而李鸿章于同年极意周旋，如沈葆桢、丁宝桢，皆以清刚著称，但皆受李鸿章的笼络。当然，挟洋人以自重，更是中兴名臣中唯独李鸿章才有的条件与手法。
    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及他在北洋的展布，与经管之事之多，自然而然予人以这样一个印象：李鸿章一定有办法！朝野上下，震于浮面，期许过高，而李鸿章在承平无事时，亦乐得受此虚誉。但李鸿章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自道他的作为不过如北京扎棚的匠人，破房子可以搞得花团锦簇——偶遇风雨，修修补补，亦无大碍，但到底只是破房子。因此，他办洋务，以息事宁人为基本宗旨。有时故作剑拔弩张之状，实际上是做给朝廷及清流看的。
    他的苦衷，就在说不出“破房子”的话。这也有道理，因为他领的钱是盖高楼大厦的钱，虽说翁同龢掣肘，奏定不购一枪一炮，但犹如盖屋，不过装修较差而已，骨架子应该还是好好的。若说本来就是粉饰一个表面，破屋子还是破屋子，那么原领的工料费用到哪里去了呢？由此追究，不必他以“去就力争”，只怕身家性命，即已不保。
    因此，张季直虽力赞翁同龢，主战以窘李鸿章，但基本上的看法，实与陈右铭父子及范肯堂等人的看法不远，不责以不能战，责以不能备战保持和局。张状元劾李鸿章一疏，颇为时人传诵。第一段说：
    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人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台湾之事，越南之事，其既往者，姑置不论，请就今日日人构衅朝鲜之事，为我皇上陈之。方光绪八年间，李鸿章令丁汝昌、马建忠前往朝鲜，与英美各国立约，许朝鲜为自主之国，朝鲜与东三省唇齿相依，奉中朝正朔，于理于势，可半主而不得自主也。听其自主，既失之矣，推李鸿章之意，不过年老耽逸，视朝鲜如一黹，委诸各国之喙，冀其龂龂相持，而我得袖手偷安于旦夕，其朝鲜关于中国之利害不暇计也。
    张季直称此为“自腐”，物自腐而虫生，敌乃有可乘之机。张季直曾参吴长庆幕，光绪甲申，吴以六营赴韩平乱。事定后曾一再建议，应协助韩国从事各项改革，俾能应付日本的侵略。而李鸿章斥之为多事，翌年而且撤回吴留守在韩的三营。张季直认为示弱的结果，无异鼓励日本侵韩。此皆张亲历之事，而吴之上书北洋，亦必出于张的谋划，故言之格外痛切。
    第二段进一步申论备战求和的道理：
    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李鸿章兼任军务洋务三十年，岂不知之。本年五月间，日衅已见，使李鸿章得袁世凯数十密电以后，援十一年第三条约，诘以派兵何以不先知照，则日谋可发，不至于战；即得汪凤藻电复之后，其时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叶志超、聂士成率一二十营，如吴长庆之径入汉京，挟王还我，易客为主，徐待理论，亦尚不碍于和。朝鲜敝政，本应中国早为之酌改，日既以此为言，我何妨令袁世凯与议，折日惠韩之计，收我抚字属国之权？李鸿章则始终执其决弃朝鲜之意，而贻日人“华既不顾势难中已”之口实，卒酿兵端，一败涂地。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心，能无痛哭！故李鸿章之罪，非特败战，并且败和。
    此疏中的警句，如“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等，流传人口，辄能琅琅成诵。就是李鸿章自己，亦承认责备得有理。
    我不知道张季直责以“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是否受了陈右铭父子的影响，而改变了说法。但基本上，也是实际上，张季直是主张非战不可的，此看王伯恭所记翁同龢的说法可知。翁同龢、张季直自然不致有幸灾乐祸之心，但以为即令受创，趁此整顿北洋，亦为长策。只是不曾想到，淮军是如此不济事！张季直所说，甲午夏秋间“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叶志超、聂士成率一二十营，如吴长庆之径入汉京，挟王还我，易客为主，徐待理论”，亦不过事后的理想，揆之实际，聂士成或可一战，叶志超未见得能够成功。
    张季直此疏上于甲午九月，不数日丁忧，仓皇南归。从此不仕，而以办实业雄于乡里，闻于四海。张季直之从事货殖，在政治学上有一极大的意义，他的看法是，一入仕途往往能进不能退，是故中朝大老，只得媕婀取容；而所以不能退者，由于以官为业，一退无以为生。当然，这不仅是一家的温饱，也牵连着部曲僚佐的生计。有感于此，所以先谋自立，有退的余地，方有进的作为。这个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张之万、额勒和布之流，既老而犹思伴食至死，终于明旨斥退，其事可鄙，其情则可悯。推而广之，李鸿章更难抽身。责以不以去就力争和局，不能不说把个人的出处，看得太容易了。
    在张季直离京后，范肯堂亦即南下，先送女于湖北按察使署中，其女即散原长子师曾之妻。肯堂早有归意。他跟张季直有用世之志大不相同，本性淡泊，感情上经不起宦海中的波诡云谲，惊涛骇浪，自知不是做官的材料，且亦不讳言己之“顽钝”，但不肯抹煞良心，装出一副忠爱的假面目，欺人干禄。这一点与散原的本性完全相合，此亦就是散原所以激赏其甲午中秋玩月诗的缘故。当然，这首诗在《范伯子诗集》中，几亦可说是压卷之作。
    诗集卷九《中秋次韵高季迪张校理玩月》，原作用覃韵，入手一“蓝”字、一“探”字就很难押，而肯堂步韵，竟如原作：
    我来四换霜林蓝，魂梦已失江边岚。江月沉沉山月小，今皆沦落无人探。
    按：肯堂于光绪十七年二月就北洋幕府，至是霜林将丹，故谓“四换”。“蓝”字极新，但非羌无故实，郭璞《柚赞》：“实染繁霜，叶鲜翠蓝。”此“蓝”字是有来历的。
    下一韵“毵”字又为险韵，而肯堂用《汉书·丙吉传》污车茵的典故及温庭筠的诗句，出语奇极：
    浪说吐茵不宜逐，坐对丞相车龛毵。
    《汉书·丙吉传》：“驭吏嗜酒，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肯堂用此典故，使我相信他用李鸿章的紫缰到紫竹林去吃花酒，确为事实。借“醉饱之失”以喻此事，可见当然必有以此进谗，欲去之而后快者。
    此一段意新、景新、句新，无怪散原倾倒。古往今来，多少万首诗，以人人习见之景、心心皆同之理，若说有所感慨，早不知多少年前即有人说过。是故诗中只要有片词半语，未经前人道过，即可不朽。而肯堂此十句中，“天与月我相涵濡”以下九句，构成一大段极深、极周备的新意，而又非无端空想，乃是有此境遇，有此情景，而又适有感慨，并能从容“涵濡”，乃有此九句千载不磨的好诗，天功人力，泊凑而成，非可强求。
    “龛毵”典出温庭筠诗：“珠网龛毵丞相车，晓随叠鼓朝天去。”此五六两句，已道出见嫉于同僚，而居停犹有敬意，故暂留不去，但一无献替，谓“浪说”，谓“空对”，皆有言外之意。又引起下句一“偷”字：
    偷有此庐乐今夕，天与月我相涵濡。月之团团定何物？疑非我与天能参。一片寒冰照人世，却有功用无求贪。着向青天不可归，朗若大字题空嵌。所以贤愚如顶礼，岂有骂语闻诂喃。
    月之“功用无求贪”，是一大发明，而月之所以有资格诫人“无求贪”，则以月之本身无私。如果李鸿章亦能如一片寒冰朗照人世，则贤愚各如顶礼，岂复有诂喃怨骂。此是就月而言的一层新意。若以自身而言，则月本无私，而偏望月能私我，则由失望而来的烦恼，本由自取，不特于月无咎，而且有愧于月：
    我之抟抟定何物，语大足比书中蟫。当年亦欲舍此相，春山夜雨萦苔龛；固知早成定虚愿，不得绿发方归庵。郁蹙锦瘤要人采，百计不售成诂喃。平生思之但负月，扪心愧对秋江潭。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钟阜南。
    肯堂之诗，就形式而言，有三个特色：第一是好为七律；第二是好首句不押韵，但不必成对句；第三是好用叠字，而往往非常见的叠字，如此处之“抟抟”，结尾之“酣酣”，皆罕见人用。此亦硬语盘空之一端。
    “抟抟”语出宋玉《九辨》，《佩文韵府》“抟抟”条下：“乘精气之抟抟兮，惊诸神之湛湛。”下注：“托载日月之光辉也。”此注为注此两句赋，非仅注“抟抟”，不细看易滋误会。
    《大汉和辞典》亦收“抟抟”一词，引《九辨》只有上句“乘精气之抟抟兮”，下引《楚辞集注》：“抟与团同，湛湛厚集貌。”观此则“抟抟”的解释是“湛湛厚集貌”，其误更甚。此一注释两词“抟抟”“湛湛”，释“抟抟”即“与团同”一语便足。引本文既略去“惊诸神之湛湛”，复以标点为逗点，而非句点，以致“抟抟”解释为“湛湛厚集貌”。其实应是“湛湛，厚集貌”，与“抟抟”无涉。
    “抟抟”一词，亦见张衡《思玄赋》：“志抟抟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自注：“抟抟，垂貌。”此更费解，若以抟为垂，则肯堂之诗即为“我之垂垂定何物”，不成话了。
    因此，“抟抟”之为义，仍当从《集注》“与团同”去索解，这个说法出于《正字通》。“团”有诸义，最主要的解释，当然来自《说文》：“团，圜也。”但《说文》解圜，说是“天体也”。段玉裁注《说文》云：“许书，圜、圆、
    三字不同。”归纳而言：“言天当作圜，言平
    当作
    ，言浑圆当作圆。”如所言则圆盘当作，堆圆球乃可作圆。至于圜为天体，在形则为穹窿的半圆形，如虹如桥，其形皆圜；而台北的圆山，似乎应该写作“圜山”，以山皆托基于平地，必成半圆形。
    “抟”字间接通“圜”，故《礼记》之所谓“抟身”，即是回身。身子转一百八十度，则轨为半圆形，但是，“抟”字虽明，“抟抟”究为何物，仍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故必须从下句去参详。
    “语大足比书中蟫”之“语大”，出《礼记》：“语大天下莫能载也！”此“语”字作动词用，即说话之说。《淮南子》：“夫井鱼不可语大，拘于隘也。”此与井蛙窥天，意思相同。有个笑话：两乞儿各言其志，道是发了财便当如何。甲谓，我只是睡了吃，吃了睡。乙谓，何暇复睡，直是吃而已。这就因乞儿除了饱食以外，不复知世间尚有许多可以用钱买得到的物质享受，所以连说大话都不会说。犹之乎井中之鱼，不知沧海，故“不可语大”。
    “蟫”即蠹鱼，所谓“语大足比书中蟫”，一方面是自谦不过一条啃书的蠹鱼，要我谈天下大事，亦不过搬几句书中的话头，固不知世间还有九州万国；另一方面却又是自道宗旨：若与我谈天下大事，必以圣经贤传为法，史载治乱为鉴。
    缘此寻绎上句所谓“抟抟”，又须回过头来从《思玄赋》中所谓“志抟抟以应悬”去求解了。
    按：张衡的《思玄赋》为明志之作，而与前面“月之团团”对看，又似指本性，自道外圆而内方。此两句赋可解释为志向垂示于外者，貌若圆通广大，只求用世而无不可以适应，其实内心自有主宰，志气决不会失坠。由此以体味肯堂的“我之抟抟”，殆指大志而言，本性志向求为世用，苦于见闻有限，不足以成大事。
    “当年”以下四句，为失悔之语。而“郁蹙锦瘤”乃是自况。刘勰《新论》：“楩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树木畸形发展，长出许多疙瘩，即是所谓“锦瘤”，乃不可为栋为梁的器材。但遇慧心人，就其形状，制为器具玩饰，亦别有拙朴之趣。然而先决条件是要有人赏识，倘如千方百计求售而不得逞，则到头来还是弃材。
    自觉虽是弃材，或者人以为锦瘤，此即是一念之私，人或不知其私心，但仰对朗朗无私之月，扪心不能无愧。
    虽有愧于月，却可无愧于天。因为肯堂自顾生平，即在此时抱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其言如此：
    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钟阜南。身独何为入囚舍，翻覆自缚直如蚕。只有磊落对天笑，老死寂寞吾何惭？
    这是决心不再如蚕之自缚，自愿老死寂寞。以下对月设誓，设为夫妇问答之词，音节高妙嘹亮，脱胎于《琵琶行》，而格论比白香山高得太多。分段引录如下：
    焚香径下嫦娥拜，臣于万物靡所耽。朗吟莫吁有述作，书生例许为空谈。李彪设具范云啖，岂论明日无黄柑？天有雨风月有阙，惟独臣言无二三。
    祝拜而起妇亦拜，拜罢一笑千愁含。谓余披写既如此，孰为偃蹇停归骖？天寒海昏怒涛动，孤客坎凛真能堪！
    嗟子斯言吾岂昧，飞霰既集谁不谙？丈夫行止有尺寸，但惜玉貌非好男。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何况东兵大蠚手，曾不责我谋平勘。
    “李彪设具范云啖，岂论明日无黄柑？”用《南史》李彪为范云设食，范饱餐无余的典故，亦犹俗语之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
    第三段答复妻子的话，是全篇精义所在。“玉貌”二字，骤看费解，此二字向来与“朱颜”并用，似无二义，其实不然。典出《史记·鲁仲连传》：
    鲁仲连见新垣衍而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
    按：长平之战，赵国大败，丧师至四十万之众。秦兵东围赵国都城邯郸，诸侯救赵，皆畏怯不前。魏王使者新垣衍入赵，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以求秦罢兵。鲁仲连其时亦在赵国，大为不平，向平原君赵胜自告奋勇：“梁（魏都大梁即开封）客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新垣衍不愿见鲁仲连，但因平原君固请，迫不得已相见。初见的情形如上。
    “从颂”即从容，张守节《史记正义》云：
    《韩诗外传》云：姓鲍名焦，周时隐者也，饰行非世，廉洁而守，荷担采樵，拾橡充食，故无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子贡遇之，谓之曰：“吾闻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鲍焦曰：“吾闻廉士重进而轻退，贤人易愧而轻死。”遂抱木立枯焉。
    按：鲁仲连留赵不去者，非为一身。新垣衍之意，以鲁仲连既无求于赵，何必自处围城？而鲁仲连以鲍焦自比，故有后文“彼而肆然而为帝，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的轻生之语。
    于此可知“但惜玉貌非好男”者，实范肯堂以鲁仲连自况。但如强调此志，则为言不由衷。而在妻子面前，更不必说此大话，所以接下来有所解释：“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语平而情挚。“何况东兵大蠚手，曾不责我谋平勘”，更是对居停义不可负了。
    “蠚”即“棘”。其时兵事确是非常棘手之时，所谓“曾不责我谋平勘”者，意谓李鸿章并不要求范肯堂赴前线参与军务。然则试问：范肯堂有无赴前线的义务？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此时正受命管理粮台。
    “粮台”犹之乎现行军制中的后勤单位。所管的事务，不仅止于粮秣补给，要看事务繁简，或者统帅个人的习惯，或者管粮台的人的才具而定。北洋范围极大，军装、被服、银钱、粮秣皆设专责机关，而笼统谓之粮台。范肯堂所管的，不知是哪一部分。但管粮台总是好差使，平时优游自在，一遇作战，便是效命之时。只看直隶臬司周馥年谱所记，便知李鸿章待范肯堂不薄：
    （甲子）七月二十三日相国传见，出示电旨云：周馥于淮军情事较为熟悉者，着即派令驰赴前敌，作为总理营务处，联络诸将体察军情，将进剿事宜电商该督，不可延误，钦此。余恭阅毕，不致辞，即请速回省交卸臬司篆务，以便启程。李相国属俟中秋后启行。先是有京大僚，议举淮军出身现任三品大员，派赴前敌，帮办军务，意欲相国奏余前往。余力辞，相国曰：“我不欲以此事困尔，仍当营务处可也。”遂奏奉总理前敌营务处之旨，时有友告余曰：“此役必败无疑，尔往前敌何为？”余曰：“明知必败，而义不可辞也，余从相国久，不忍不顾，死生听之！”
    八月初一日交卸臬司印务……二十三日抵沈阳，谒裕寿山将军禄、定静村将军安、依尧山将军克唐阿，并盛京五部侍郎等，知平壤各军已败退义州。二十五日由沈阳启行。
    九月初三日在途接李相国电……初九日往安东县晤聂士成、马玉昆、卫汝贵、吕本元诸总戎等……初十日回凤凰城谒宋祝三军门，时彼已奉旨帮办北洋军务。十二日送宋祝帅赴九连城，此后住凤凰城与袁慰庭商办转运各事。时鸭绿江西岸上游百里为伊将军旗兵防守，而旗兵又有别树一帜者，西岸下游则淮军、奉天军、山东军、山西军，后又添湘军及各省军，仓猝调集，且不归宋祝帅统辖，自来军务之散乱无纪，莫过于此矣！九连城即在鸭绿江西岸，为朝鲜入中国大道，刘子征总戎扎营数座，若防城然。而不虞上游数十里，旗营见敌即退也，子征军虑敌抄后路，遂全军弃辎重宵遁，宋祝帅营亦不能守，因退百里驻凤凰城，孰知凤凰城又有他军惊溃，抢掠民财，致焚市廛，可恨也！
    周馥、袁世凯都是李鸿章责令赴前敌办理粮台及转运事宜的，范肯堂虽为幕宾，但既有粮台差使，亦可被派出关，而李鸿章并未让他身蹈危地。若此而犹求去，未免负义。
    但到了冬天，范肯堂毕竟离开了天津。此行送长女孝嫦于归陈氏，作客武昌按察使署，署中有陈友谅墓，作诗以吊，而与陈散原唱酬之作，弥见情挚。《散原精舍诗》始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在此以前的诗，集中未收，差幸肯堂有诗，略存散原此时的心境。有一首，题作“余以岁暮疾，还里，濒发而为风浪所阻，乃又喜与伯严兄得稍聚也。抚事有赠”。诗是两首七律：
    爱极翻成无不舍，归心忽断喜心回。故知雨雪为期会，转借风波尽乐哀。家有疗饥田二顷，吾当烂引子千杯。茑萝攀附寻常事，鹤与长松万古陪。
    起句极深挚，非情到至处不能道。结语轻婚姻而重友道，以松鹤相喻，期许甚高，自许亦不浅。
    海内飘摇千数公，更能坚许两心同。独成一往翻怜昨，乌有千秋果慰穷。醉把文章传作笑，谈将身世渺浮空。淹留弗渡君真善，终恐岷江不再东。
    诗中颇有牢骚，而此牢骚亦两心所同。将归之前，肯堂夫妇有诗别婿女，其夫人出于桐城姚氏，贤而能诗；肯堂诗题是“内人有诗别女，吾亦不可无以诒师曾也，遂次其韵”。诗仍是七律两首：
    平生冰玉有余音，不觉推移望汝深。如此妇翁应可意，向来儿女未关心。圣谟漠漠精犹粲，人海茫茫血见忱。万事不如文尽写，几年燕楚对披吟。
    乃园梅萼万千枝，寒雨江城入梦思。毕竟宦游渺如寄，不如心赏净相宜。明时家国方忧患，历劫文章有陆离。再见飘摇定何处，怀贞履道不须疑。
    此诗明为“师曾”，其实亦是劝慰散原。成行之日，又有诗别散原：
    余独何为惜今日，支离撼顿一逢兄。寒江照此双心合，夜雨怜渠独角成。六籍死灰拼葬送，八方兵气忽峥嵘。谈余低首乘流去，窃把君诗海上城。
    结语以此去携有散原诗集之故。“六籍”即六经，“六籍死灰拼葬送”当是用荀粲的典故。
    《魏志·荀彧传》注：“《晋阳秋》曰：‘荀粲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肯堂诗中的“死灰”亦犹“糠粃”，虽葬送无所惜。但天道究竟为何？非起孔子于地下而面叩之，不可得闻。此即散原诗中“汝舅还成问孔篇”的由来。诗乃写示陈师曾，令过通州特呈肯堂，此“汝舅”无疑地是指其“外舅”。
    散原与肯堂酬唱的诗作甚多。光绪二十九年冬天，肯堂有金陵之游，作诗甚多，不索和而散原自和，不特交情，亦以气味相投，所以感应既深且切。肯堂有一首七律：《与刘聚卿晤谈后，归而大雪，为诗记之》：
    刘郎胆略真堪羡，直向欢场券一年。嗟我百忧消雪后，也知生事艳春前。宫中待衍鱼龙戏，巷曲相呼羊酒天。倚遍薰笼忘瑟缩，小儒亦自负吟肩。
    此诗诙诡，当是别有本事在内。散原和作云：
    偪仄江南无可语，只余残泪洒残年（自注：由南昌返金陵便得席氏女弟凶讯。按：散原之妹，嫁席宝田之子）。况当夜雪园亭畔，更觅吟魂几榻前。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痴儿未解寒灯事，任咤尖叉合比肩。
    散原既和，肯堂相酬，其诗如下：
    百国洋洋尽东作，嗟余蹇蹇未除年。曾无寸土关生事，亦自安心到眼前。见说蝗蝻深入地，思量蟊贼岂由天？西山来日春如海，君看陈良锸荷肩（按：诗题有说明：伯严谓我来岁当垦西山）。
    散原得此酬作，有《雪夜再和肯堂兼感近事》诗：
    拂衣世上百十事，放艇江南三四年。几共子吟狂雪外，独看谁卧短檠前？倾杯自照尾闾海，呵壁都成鳞甲天！莫便唏嘘对檐树，明朝饥鹄噪随肩。
    此四首诗的含义，须与另外四首诗合看。与此同时，肯堂有《感愤题金陵》两绝：
    六代偏安真不易，五朝四姓尽人豪。当关不有强梁手，卧榻能容揖让高？
    衣冠文弱君休笑，烟水南朝性所钟。正作清谈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黄农。
    此诗借古喻今，所咏为南朝的故事。“五朝”为前五代宋、齐、梁、陈、隋，但隋都长安，故知此“五朝”乃指东晋、宋、齐、梁、陈。
    东晋为司马氏，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与道成同族，陈武帝陈霸先。此即所谓“五朝四姓”，而“豪”字并非美称。《史记·陈馀传》：“于此时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是则篡弑相寻，与被篡者之是否失德无关，只以个人欲求富贵而已。
    实为篡弑，而欲居禅让之名，则非有效的威胁不可。被篡者迫于情势，知天下不保，无可奈何之中，唯有拱手而取揖让的高名。此在“五朝”之中，事凡两见。
    一是梁之篡齐。高帝萧道成在位四年，传武帝颐，颐传郁林王昭业，不逾年为其族叔萧鸾所弑，是为前废帝。昭业之弟海陵王昭文继位，又不逾年为萧鸾所弑而自立。
    郁林王、海陵王的荒淫无复伦理，为史所无，几令人无法置信。萧鸾夺位称明帝，杀萧道成嫡系的子孙，几无遗类。在位五年而死，传子宝卷，年十九为帝，其荒淫无伦理，一如郁林、海陵。史载：“明帝临崩，嘱以后事，以郁林王为戒，曰：‘做事不可在人后。’以郁林不杀萧鸾也。”宝卷既受父教，因此诛戮大臣为常事。但除此一事以外，宝卷是一逆子，父殁不哭，道是喉痛。好嬉戏则如童騃，为捕鼠达旦不倦。又好出游，一月达二十余次之多。
    有一次宝卷入游乐苑，人马忽惊，宝卷便问：“朱光尚何在？”据说此人目能见鬼，找他来就是要问他，是不是有鬼魂作祟，以致惊了坐骑。
    朱光尚说了鬼话：“曩见先帝大嗔，不许数出。”宝卷大怒，拔刀与朱光尚去找他先死的父亲。朱光尚原是说鬼话，借以进谏，何能找出明帝萧鸾的影子来？
    于是宝卷用菰草缚了一个人形，穿上明帝的服饰，北向而斩草人之首，亦就是砍他父亲的脑袋，而且悬乐苑以示众。还有个为人艳称的典故“步步生莲”，即是宝卷为其爱宠潘妃所设计的一个花样。
    宝卷在位两年，为臣下王国珍所弑，是即废帝东昏侯。萧衍其时镇守襄阳，回师靖乱，迎立宝融，是为和帝。不久，和帝禅位萧衍，改国号为梁。
    其后侯景篡梁，亦出以禅让的形式，而揖让的梁武帝，竟饿死台城。诗咏六朝，题作“感愤题金陵”，自是喻今的言外之意，而其意何在，骤难索解。
    倘谓关乎时事，则玩味诗意，应是江督之争。按：张之洞于刘坤一出关督师时，曾署江督。光绪二十一年年底，各自回任，二十八年九月，刘坤一殁于任上，仍由张之洞署江督。论资历张应真除，他本人亦颇有意于此，因为江督领南洋大臣，局面较湖广为宽，以“八表经营”自期的张之洞，更有展布的余地，不意一年之后，突以滇督魏光焘移两江。据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籍隶湖南邵阳的魏光焘，原是个厨子，从左宗棠西征起家。甲午之战时，是湖南藩司，带兵四营，随吴大澂出关，见王湘绮《游仙诗》中“南岳真妃首降坛”句下自注。及至兵败而回，吴大澂得翁同龢之力，竟得回湘抚任。而魏光焘的运气更好，不数月得擢陕西巡抚，庚子年勤王，更一跃而为云贵总督。据说他通过曾经使俄的王之春的关系，走了荣禄的门路，由偏远的滇督移调江督。魏光焘自顾何人，不敢到任。到了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内召，魏光焘才到两江接事。以此一段史实看，魏光焘自是“人豪”，而他“当关”的“强梁手”，便是荣禄，此所以张之洞不能不在两江“鞠躬下台”。但此事已成过去，范肯堂不应于此时有“感愤”。
    《感愤题金陵》是两首七绝，第二首：
    衣冠文弱君休笑，烟水南朝性所钟。正作清淡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黄农。
    前两句是自道，第三句为当时江宁官场的风气。魏光焘颇有无为而治的光景，近乎老庄。末句“黄农”指黄帝、神农氏，《史记·伯夷传》：“黄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据《索隐》：“言羲农虞夏，敦朴禅让之道，超忽久矣，终没矣。今逢此君臣争夺，故我安适归兮？”由此而观，肯堂的“感愤”是一己之事，虽与江督之易人有关，却非为张之洞抱不平。
    按：范肯堂于张之洞初署江督将回任时，有《香涛尚书将移镇湖广，而余从之乞近馆，再呈二诗》七律两首。第一首结句，“韩书之上吾能耻，华发凄其不可言”；第二首结句，“正苦低回惜同命，断无长铗向君弹”，其情甚窘，其言甚苦。而诗末有自注，“余之来，尚书实招之，乃淡交既接，而毁言日闻；故亦聊有所云，以观其俯仰”，是故《感愤题金陵》当是感愤其个人得失。
    肯堂南归后，既谋两江馆地而不得，复以他的同乡广东巡抚许振祎的邀约，决定游幕岭南。其时为庚子年夏天，哪知刚到广州，即奉旨裁去督抚同城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缺，许振祎因而去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肯堂折回上海，另谋出路，其意仍在江南。到了九月间戊戌政变已过，一切新政，都成陈迹，京内外所裁各衙门，尽复原状，不过广东巡抚变了鹿传霖。鹿是张之洞的至戚，少不得有人替他筹划，复去广州。
    其时由于百日维新，归于泡影的一番朝局大变更，凡思想稍稍开通，有“新党”之嫌者，走避江南的很不少，大都住在上海，托庇于逻卒所不及的“夷场”之内。此辈与肯堂气味相投的很不少，因而他亦淹留十里洋场，颇得友朋之乐。
    及至二十五年十一月间，两广总督谭钟麟以疲老罢任，而京中端王载漪及假道学徐桐，以及比徐桐略胜一筹的承恩公崇绮，以端王之子溥儁为东宫变相的“大阿哥”。而在慈禧面前，能够与顽固派争一日之是非者，另有一个荣禄，其势甚孤。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看出风色不妙，朝中还有大波澜，决意远避是非之地，因而以迂回的方式，自告奋勇，愿出镇两广。荣禄力赞其成，几番深谈，取得默契，一旦有事，内外相维。李鸿章乃于二月十八日，在广州接任。
    此时的范肯堂很矛盾，一方面不愿求李鸿章，另一方面又愁李鸿章不找他。这样在上海蹉跎到第二年三月，终于绝望，回到通州。在此寄居上海，侘傺无聊的日子中，却有许多好诗，有《除夕诗狂自遣》两首，可与陈散原论范肯堂庚子天津玩月诗对看：
    岁岁年年有更换，不见留光可稍玩。惟独今年除未除，雄诗百首长为伴。人言诗必穷而工，知穷工诗诗工穷。我穷遂无地可入，我诗遂有大能通。
    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练。惟有参之放练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
    此诗自述其诗的取径、特色、抱负，以及进境的由来，语直而深。“吴王”自是指吴梅村、王渔洋，路数不同，无可与班，而著二“下”字，自得之意可见。“径须直接元遗山”，则一笔扫过明朝的诗翁，“前后七子”皆未在肯堂眼中。
    肯堂自光绪廿六年庚子三月回通州后，不久即有拳匪之乱。当祸机刚发时，散原有丧父之痛，而肯堂亦居岳父之丧，但仍赴南昌西山，助散原料理丧事。陈右铭的墓志铭，即出于肯堂的手笔。散原的至交而兼至戚，计得两人，一为范肯堂，一为俞恪士。而与肯堂由于气味相类、境遇相似，诗文的造诣又在伯仲之间，惺惺相惜，其情尤深且挚。
    癸卯以后，肯堂在通州办学，往来于江宁。办学之时，“一日而得匿名书盈寸”，并不顺利。而且此时身体很坏，所赖以滋润心灵的，无非友朋之乐，而常到江宁，一半亦是贪恋钟阜之南，与至交载酒清游，暂忘侘傺。但似仍不免为人所嫉，《感愤题金陵》第二首，仿佛有明志之意，“衣冠文弱君休笑，烟水南朝性所钟”，道其本性偏爱江宁；“正作清谈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黄农”，词旨微妙，意中似责似讽，其盘踞要津，莫以“清谈老佛”，装作看破色相以鸣高。须知潮流所趋，大讲立宪，即回复三皇揖让禅代的时代，政由民主，未见得能长此盘踞要津。
    我这个说法，并无本事作佐证，实在亦只是细参肯堂当时境遇，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感觉。不过，散原步韵的两首诗，却颇有勿作奔竞的讽劝。“笑啼自昔成千劫”，言宦途的险巇；“性命于今值一豪”，言历经千劫而此身无恙，本事不小，还是件值得自豪的事；“犹许区区豁双眼，雪泥没踝酒旗高”，劝肯堂乐观，自适。
    “我还又到兴亡地，微觉孤檠拥万钟”，言不卷入政治漩涡，是最可贵之事；“蚁视玄黄参一解”，道其个人对世事的看法是单纯的，不必与人争什么是非曲直，归隐著书，最为高尚。故特拈黄梨洲、王夫之二人，以为可作楷模，“而农”是王夫之的别号。
    散原的讽劝，可确信其为由衷之语。因为他本人即有回西山开垦做隐士的计划，如前引肯堂诗“伯严谓我，来岁当垦西山”可证。
    因此，肯堂《与刘聚卿晤谈后，归而大雪，为诗纪之》一诗，玩索的重点，不在诗之内容，而在何以肯堂要写这一首诗。言为心声，心里想说的话，在他人看来，有无意味是一回事，为什么想说这些话，又是一回事。
    肯堂此诗，制题及内容皆有隐晦，大致是在刘聚卿处，有过一番征歌逐色的韵事。看“倚遍薰笼忘瑟缩，小儒亦自负吟肩”的句子，则声色移人，已有不能忘情者。而诗中有艳羡刘聚卿之意，亦隐约可窥。
    提到刘聚卿，不妨附带一谈。此人名世珩，字葱石，安徽贵池人。其父刘瑞芬，为李鸿章早年跟洋人打交道很得力的一个助手，曾督办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当过上海道，都是很肥的差缺。光绪十一年曾充驻英公使，回国后擢升广东巡抚，殁于任上。
    刘聚卿袭父余荫，拥赀甚丰。本人在两江、在湖北以道员候补，与端方气味相投，当过好些好差使。为人风雅，富于收藏，最有名的是“双忽雷”。唐文宗时，有个宫女姓郑名中丞，死而复苏，此宫女名奇事奇，在当时便很出名。因此，她的两面琵琶，在当时是名物，流传经过，班班可考。
    这两面琵琶名为大忽雷、小忽雷。到了康熙年间，小忽雷落入《桃花扇》作者孔东塘之手，因而作传奇四阕，即名《小忽雷》。
    乾隆以后，小忽雷归成亲王收藏，又辗转落于有名的藏书家刘喜海之手。刘有女嫁四川华阳卓秉恬，以小忽雷陪嫁。卓秉恬字静远，号海帆，别署小忽雷斋。道光二十一年入阁，刘聚卿记双忽雷文中的“海帆相国”，即指卓秉恬。他之获得小忽雷，即由卓氏后人所转让。其时京中有琴师张瑞山，藏有大忽雷，刘聚卿以重价购得。大小忽雷，经九百年散而复聚，传为艺林佳话，刘聚卿特请林琴南画一《枕雷图》，别署“枕雷阁”。
    刘聚卿有个女婿，大大有名，即袁世凯的高丽夫人所出的袁寒云。寒云的内兄，也就是刘聚卿的儿子，名叫刘公鲁，是个“遗少”——清朝的官，入民国不仕，优游林下，被尊为“遗老”，遗老之子，虽未做过清朝的官，居然亦“耻食周粟”，口不离“皇上”，年纪轻轻，脑后拖一条辫子，招摇过市，不以为怪，无以名之，称之为“遗少”，刘公鲁就是这样一个人。
    刘公鲁多年一直住在苏州，以出卖先人的收藏，度其抽鸦片、玩古董的悠闲生活。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双忽雷抵押于美国，得款三万，当时古物保管会以及其他有心人，大声疾呼，要求赎回这两件宝。此后如何，不得而知。
    范肯堂那两年在江宁，与刘聚卿常相过从，诗集中有《题刘聚卿晋义熙铜鼓拓本》《聚卿招饮，恰与去年雪后之招为一周岁》等诗。刘对范有所馈赠，亦是可想而知的。其时散原亦住江宁，但与刘聚卿似少往还，或者气味不甚相投之故。
    肯堂殁于光绪三十年冬天，陈散原有三首极哀痛的挽诗，最后一首中提道：“维嫡学东瀛，实子所爱婿。”即指陈师曾。师曾名衡恪，为散原长子，多才多艺，而画名最著，山水、花卉、人物，无所不工。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记：
    民国六七年间，记有某省水灾，都人士聚议，各出金石书画展览助赈。师曾因读画图，尽绘展览游客往来玩赏之状，几案缥缃外，人物可二十许，眉目衣服，各有所肖，某也瘠，某也颀，某也御厚衣，某也短髭俯案，审者一望脱口呼其姓名，莫不拊掌叫绝。又为妙峰山进香图，绘同游形状及林壑扰扰之态，亦绝妙。此图为任公先生所得。又为美人弹箜篌图，美人颀颀，衣绛绡，抱箜篌而弹，笔意雄厚。或观而疑其名。予案师曾所画不谬，箜篌有手箜篌、擘箜篌两种。《旧唐书·音乐志》：“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是也。今日本正仓院尚存仿制品，师曾曾留学日本，必睹其形。此画日人亦叹赏之。
    其作画又喜采风，描写惟妙惟肖，所为《北京风俗画册》三十四种，茫父各缀一词，艺林传宝。三十四种者，一旗下仕女，二糖葫芦，三针线箱，四穷拾人，五坤书大鼓，六压轿嬷嬷，七跑旱船，八菊花担，九煤掌包，十磨刀人，十一蜜供担，十二冰车，十三话匣子，十四掏粪夫，十五山背子，十六二弦师，十七丧门鼓，十八赶驴夫，十九火媒掸帚，二十老西儿，二十一泼水夫，二十二算命子，二十三觱篥手，二十四橐驼，二十五慈航车，二十六喇嘛僧，二十七糕车，二十八人力车，二十九顶力，三十烤番薯，三十一墙有耳，三十二大茶壶，三十三执事夫，三十四打鼓挑子，此皆旧京街头巷尾习见之诸等角色也。
    这三十四种人物中，黄秋岳有所诠释：
    压轿嬷嬷：喜事所有（按，即伴娘之类）。
    山背子：背一高可数尺之竹篮于背，内盛物以走山路者。
    火媒掸帚：以纸媒供人吃水烟，以掸帚为人扫拂者。
    老西儿：鸟名，最善斗。
    慈航车：乃收私胞者，额标曰“陆地慈航”（按：即由善堂派出，专收弃婴的车子）。
    顶力：以肩顶承物，俗呼“抗肩”。
    墙有耳：师曾言，茶馆门外窃听者之名。
    大茶壶：妓寮夫役之魁。
    打鼓挑子：收买什物者。
    又童轩孙先生所著《文化城故事》中，收“昔日旧京画坛景象”，第一个所刻画的面谱，即是陈师曾。他说：
    陈衡恪（师曾）早享盛名，在我能领会国画门径的时候，他不久即谢世。他的画除山水花卉之外，我喜欢他的小品，如“旧京风俗谱”，即以歌咏北平民间生活的“竹枝词”做题材，类似漫画的风格，却比日本幕府时期有名的风俗画家（浮世绘）安藤广重之流所画的“江户各所”，其雅俗不同远甚。白石翁初到旧亭，得自陈师曾的延誉居多，也就是他劝使白石翁另创风格，自树一帜，才有以后的转变。陈氏在那个保守时代，已着眼于欣赏创造，其见解自属难得。
    上引文中提到的“旧京风俗谱”，应就是黄秋岳所记的《北京风俗画册》，所谓“茫父各缀一词”，即是“竹枝词”。茫父姓姚，单名华，贵阳人。曾在清华大学教国文，诗画之外，兼长书法，以“三绝”见重于时。
    《文化城故事》中另一文《暮年师傅与一代画师》，提到齐白石刻印，引叙陈师曾赠齐之诗：“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师曾能于拙中见妙，可见其眼光不凡。
    其时旧京画家分新旧两派，旧派中又有创造、保守之分，门户之见极深，但对陈师曾皆极友好，足以知其气度。他也曾刻印，黄秋岳誉之为“笔画雄杰，平视缶庐”，造诣竟可比之吴昌硕。
    黄秋岳又记：
    又前人集词为联，多摘四字八字为偶对，至多十余字，师曾始专集姜白石词为长短联语数十。记尝一日遇予，举《扬州慢》中“波心荡，冷月无声”，谓可对《琵琶仙》“春渐远汀洲自绿”否？此联后竟辑成，惊采绝艳，即任公先生后此所举者也。师曾之殁为骤患腹疾，讣至，知者罔不怆然。记尔时追悼在江西会馆，予挽一联云：“道边踯躅一诗癯，京国十年，赠画忽怜难再得；天上凄凉此秋夕，钟山一老，寄书不忍问何如。”颇诵于人口。时散原先生居南京二条巷。平生所为联语，何啻数千，此或赖师曾以传也。
    陈师曾殁于民国十二年。《散原精舍诗》中，并无哭子诗，直至下一年陈石遗长子公荆病殁，散原始于挽诗中略抒悲痛。诗是七律：
    残年未减思儿泪，今与而翁共此悲。我只吞声延气息，而翁犹及费文辞。互为药误天难问，独许才强世所期。料得九冥怜二老，兵戈相望更何之？
    陈师曾之死，是艺术界极可惋惜之事，因为不但他的艺事必成大家，更重要的是以他的性情、修养，以及在艺术上不断求新的旺盛的创造欲，充分具备了画坛领袖的条件。此人不死，我相信其后的南张北溥亦不能不俯首降心。
    但在陈散原，长子之死，悲怀是可以排遣的。因为他有五子之多：除衡恪外，以次为隆恪、寅恪、方恪、登恪。第三子寅恪，更是陈家白眉，被公认为近世学人中最渊博的一位。
    当世谈陈寅恪，了解之深自无过于俞大维先生，他们是表兄弟而兼郎舅，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重视各史中的志书……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在国学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两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
    除特精梵文外，陈寅恪通十数国语文，其与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甚至目前几已失传的部落文字如西夏文等，亦无不通晓其意。总之，陈寅恪可能是古今中外识字最多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的亲旧门生应该切切实实作一检核，提出证据，申请列入专载各种世界纪录的专书中。这个纪录绝非跳舞多少天不停，或者机器脚踏车跃过多少辆巴士之类，可凭体力上的坚持，或者苦练，或者某种天分能够创造的，可能是个永难打破的纪录。陈寅恪的学问，固不以语文见长，但即此一端，足以不朽，亦为华夏之光。
    然则须问：陈寅恪为什么要学这么多种语文？是不是对此方面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为想通晓某种语文，而学此语文？果然如此，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清初理学名臣汤斌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平时袖手谈心性，亦是玩物丧志。”（大意如此）陈寅恪如果只是满足一己的兴趣，而穷年累月，沉溺于各种为用不广的语文中，学是学通了，对人生、对社会并无多大贡献，其情毋乃类此？
    陈寅恪不是！他之学习各种语文，唯一的目的，是要尽其流变。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说：
    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而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
    这个小故事，是个很好的注脚。总之，陈寅恪学各种语文，目的在求得史学的工具，尤其是陈寅恪所致力的以隋唐史为中心的中古史，是中外关系交互影响最复杂、最深刻的时期。所以他所需要的“工具”特多。而这些“工具”只有他有，只有他会用，其贡献是世界性的。陈哲三的文章中又有一段：
    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时叹服。唐德宗与吐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
    再举个例子，陈寅恪并非语言学专家，但他的《四声三问》一文，专家亦不能不拜服。而据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四声三问》那一篇，证明中国语言，虽然本有四声，而能以发现四声的，还是靠梵文的启示。”
    陈寅恪与其两兄先留学日本，民国七年再次放洋，万里负笈，纯为求学，慕名而往，登堂旁听，不求学位，不计时日。学已大成，并已享名于国际。民国十三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的赵元任，将应聘回国，哈佛当局即属意陈寅恪接赵之手，但清华大学校长、上海圣约翰出身的曹云祥，竟不知有陈寅恪其人。
    陈哲三记陈寅恪于民国十五年应清华之聘，任国学研究院导师事甚趣。“五四”以后，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的呼声，并皆响彻云霄。国学研究所虽由北大首创，但北京国立八大学，经费拮据，弦歌辍时，唯独隶属外交部的清华，经费独立，基础深厚，校长曹云祥于民国十三年秋，计划将作为留美预备班的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此一计划获得有利的反应后，曹云祥即请胡适之先生代为设计国学研究院的组织。
    据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记：
    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曹校长敦请胡氏为导师，胡氏很谦逊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曹云祥接纳建议，首先亲自登门去请王国维（静安），不想碰了个钉子。陈哲三记：
    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作者按：据此则为“朱谕”，较承旨所拟的“上谕”，其约束性更高）。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太炎便不就，因为章在日本时，常和梁打笔墨官司。另外章反对甲骨文，说那是商人假造，信它的是妄人。其实梁、王都很诚恳，希望他去的，但他终究没去。
    按：据陈哲三所记，胡先生推荐者共有四人，另有罗振玉。此说可能不确。胡先生一向注意人品，以罗振玉之不堪，有辱师道，胡先生恐不致冒此大不韪。
    至于王国维因为在“南书房行走”，而“清华为洋学堂”故不愿应聘，以及胡适之找溥仪下“圣旨”给王国维等等，为溥仪自传所不载。据溥仪自己说，他跟胡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故宫新装电话，溥仪从电话簿上找到杨小楼与杂耍名家徐狗子家的号码，拨过去开了一阵玩笑。后来就打给胡适之，自道是“宣统”，胡则称他为“皇上”。此后胡为了求证，托溥仪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介见溥仪，并未磕头。第二次是溥仪出宫以后，胡主动去见他，劝以果断，勿受左右包围。并未提到胡请他劝王国维到清华教书。但陈哲三文中提到有此“朱谕”，自然可信。
    但说王国维不愿应聘，原因恐怕不在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而在“清华为洋学堂”。王国维自己在日本留过学，一代通儒，何恶于洋？其次，王国维亦不必有此“愚忠”，尽其“南书房行走”的职司，连书都不肯教。我很疑心，如王不愿就，必出于罗振玉之“不准”。因为据溥仪说，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不但替罗振玉“当值”，而且是罗的耳目。因此，王如到清华教书，对罗不仅不便，而且不利。
    陈哲三提到陈寅恪应聘清华，是这样说：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王国维之自沉于昆明湖，以及梁启超的辞职，续聘导师如章太炎、陈垣皆不愿就，而主事者又不肯降格以求，因而于民国十八年夏季结束。陈寅恪则仍任教于清华，为唯一的由中文系、史学系合聘的教授。北大本亦想聘他开课，陈寅恪住在清华西院教授宿舍，由海淀进城到北大，坐汽车须四五十分钟，陈寅恪惮于路远，亦觉时间浪费在路上可惜，所以坚辞。但每逢他在清华上课，北大学生从城内赶来旁听的极多。陈寅恪的学生许世瑛，记其受业的情形如此：
    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他在西南联大时，依旧保持着“教授之教授”的崇高地位，笔名“今圣叹”者记：
    在清华及联大之课堂上，除选修之学生外，旁听者自文学院长冯芝生，至文学、史学系教授，多有按时来后座旁听者。先生衣长袍大马褂，以微带湘音之北平话随写随讲。安徽刘叔雅（文典）先生尝于战时誉西南联大之文学院（实则讽刺全国各大学）只有两个半真正之“教授”，曰寅恪先生，曰冯芝生（时任文学院长，叔雅先生列之于榜，盖未能免俗也），其半个者，则叔雅先生夫子自道也。
    冯芝生即冯友兰，“今圣叹”谓其在当时已是“名大于实”。在今日，则为北平的“四大不要脸之一”。以个人遭际而论，王国维的自沉及陈寅恪的抑郁以终，皆是至可痛惜之事，但视冯友兰之苟活，则又是不幸之大幸。
    关于陈寅恪治学的方法与经过，在前文中虽有逐一检点的全盘介绍，但了解最深刻的是他的高足劳榦：
    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其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做提纲挈领的工作。唐代诚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功夫做工作的并不多。至于南北朝历史，更是一片荒荆蔓棘之中开出大道来，今后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无论怎样的开展，他的开创的功绩确实不容疏忽的。
    陈垣的弟子牟润孙的看法相似，他指二陈——陈垣、陈寅恪治学方向的改变，是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日重，“援老于是注意到民族气节，寅老于是讲政治制度。两位先生都不再专治考据，而讨论大的问题”。牟润孙并认为二陈“是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谈学问，他们二位在思想和治学上，一定会互相受到影响”。事实上，他们治学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陈寅恪致力于探讨佛教由印度传入，以及胡人之大量渗入汉族，对于南北朝、唐朝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陈垣的成名作是《元西域人华化考》，岂非异曲同工？
    陈寅恪最重要的著作，无疑的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大，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收有此两书，那种既小又薄的袖珍本，就表面看，怎么样也无法想象它是“巨著”。
    隋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朝代。隋虽二世而终，但开国时至为富庶。李唐传世三百年，典章制度几无不同，陈寅恪以为可视作一体，故相提并论。他在叙论中说：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
    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即在弥补此一缺憾。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我看，没有其他朝代可及。承先启后，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光大了汉族，乃有宋明之世。中国的文化是不会亡的，但汉族的地位，则确因隋唐而得提高。但隋唐的典章制度，继承自南朝者少，渊源于北朝者多。陈寅恪极推重北魏孝文帝，即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孝文帝有极大的功绩。后之治史者，或不免流于偏狭的种族之见，以为汉文化赖异族之保存为可耻，故对孝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突出地位，难免抹煞。由这一点看，陈寅恪的史识、史学，确不可及。
    他认为隋唐的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分析其因素，不出三源：
    一、（北）魏（北）齐——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北魏北齐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为袭自汉魏，其实应包括东晋南朝前半期在内。此为陈寅恪的卓识，亦非陈寅恪不能为此言，因为非对其流变了如指掌者，无法析出何者渊源于东晋南朝的前半期。
    二、梁陈——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的制度，换言之，即是南朝后半期的文物制度，为北朝所未吸收，而隋唐承袭，可补袭魏齐之不足。
    三、（西）魏（北）周——西魏北周的制度创作，既异于北魏、北齐，亦不同于江左的旧制，而实在是关陇区内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与鲜卑野俗的混合品，亦为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但影响力并不大。
    “隋唐制度渊源”即在就旧史所分的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各目，根据以上三个渊源，指出其流变归趋。而一则曰“略论”，再则曰“稿”，具见陈寅恪治学之谦虚诚笃，真不可及。
    称之为“稿”的原因，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附论中有解释：
    （隋唐）二代之制度，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之关系，遂得演进，臻于美备，征诸史籍，其迹象明显，多可推寻，绝非偶然或突然所致者也。寅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收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于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
    此“附论”实际上是跋，下署“民国二十九年四月，陈寅恪书于昆明青园学舍，时大病初愈”。
    这部书是他在只有极少资料，凭一时记忆，而大病初愈，只为授课需要讲义，迫不得已而写成的。如果是在承平岁月，优裕环境之中，领导一班专家，从容探讨，其成就何可限量。
    即令如此，此书已有无可磨灭之价值，其中创见无数，但有些问题固早存在，答案亦不难探求，只是无人如陈寅恪而已。
    举个例说，在“礼仪”一章中“附都城建筑”，凡对隋唐史或西安（长安）的变迁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唐朝的“西京”，宫殿与城市的构筑不符合传统，陈寅恪解释《周官·考工记》“面朝背市”者：“虽谓宫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仅从宫与市位置言，即是宫位于市之南，或市位于宫之北。”此即所谓“前朝后市”，因为宫殿之前，需要保持庄严整洁，故不能置市于宫前。
    但隋唐的西京不同，宫殿皆偏于北面，大内就其以东的大明宫而言，称为“西内”，大明宫即谓之“东内”，其前西向的兴庆宫称为“南内”，名虽谓南，仍在京城的北半部。
    所以如此者，陈寅恪指出：
    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者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寅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
    原来隋建新都，系以洛阳为蓝本。洛阳之重建，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十月，主其事者为西凉李嵩的曾孙李冲，陈寅恪指出“凉州都邑颇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状况”，而李冲又为一“保存乡风土风”的人物，故洛阳之经营，乃具有凉州都邑的风格。
    但我以为陈寅恪指出，李冲营建洛阳，须顾及经济观点一节，见解最为高明：
    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
    事实证明，建置洛阳新都考虑到经济的观点是正确的。陈寅恪引《洛阳伽蓝记》叙城南的情况云：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净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秋，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土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于牛羊。”
    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外交工作，从古即有先例。陈寅恪此段引叙，在其论证上极有力量。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李冲营建洛阳，设市于朝之南，渊源自“河西文化”，固为不争的事实；但顾及经济的观点而毅然出此，不复考虑到“面朝背市”的传统，这一超脱的观念，尤为可贵。这也就是魏孝文帝了不起的地方，以及唐承隋制而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皇都之一的主要原因。传统固然可贵，而能顺应潮流，推陈出新，继承传统而不为传统所囿，务期于至当，则更为可贵。我在想，当李冲设计洛阳营建蓝图时，改周朝以来“面朝背市”的传统，其时必有卫道之士，惊为“离经叛道”，大声疾呼以反对者。及至成效既彰，昔之反对者或者一变而为歌颂，亦未可知。
    由此我又想到目前所争论的中文由左而右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尽管只是少数人抱残守缺，但帽子太大，谁都顶不住，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义正词严”地提出责备，有权做决定者，即不免瞻顾。但这种“义正词严”的责备，能维持多久，我很怀疑。
    光绪初年，李鸿章、刘铭传等，倡议造铁路，当时守旧派重起反对。谈到铁路所经，坟墓必须迁移，连慈禧太后亦表示不敢逆民之意，可见这顶大帽子有多大。但二十年以后，无不以造铁路为地方之大利，各省争路风潮，竟演变为革命的洪流。世界大势所趋，现实利害分明，是谁也争不过的。
    照我看，中文由左而右这个问题，跟一百年前的铁路问题差不多。电脑之为用日广，生活方式可能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至少在文化的传播方面，会有突破性的发展，譬如电脑翻译方面的发展，将可打破语言、文字的隔阂。到那时，所有电脑记忆的输入输出，都用由左向右的文字，唯独由右向左的中文，格格不入，即非改不可。譬如车辆行驶，一律靠右，独有一辆汽车靠左行驶，不遭取缔，亦会撞毁。如果当政者有喻于此，应即进行改革。此项改革，不必求其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政府只要在官文书上“以身作则”，听任社会上在此一问题上混乱一个时期，自然而然地会整齐划一。
    这是题外之话，回到陈寅恪的著作上来，我觉得他提出经济的观点，恰好解释了隋唐制度渊源所自的选择性。如“叙论”所述，隋唐制度“不出三源”，然则何以此一制度源自魏齐，彼一制度又源自梁陈？关键所在，即为经济观点。
    在“财政”一章中，陈寅恪指出，唐朝天子往来行幸于长安、洛阳，如李林甫所谓“东西两宫”者，主要的原因在“经济供给”。陈寅恪引《通鉴·唐纪》景龙三年末云：
    是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玄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
    关中虽富，米谷尚不能供应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故必须就食东都，成为“逐粮天子”。这种情况至玄宗时，由于积极推行西北开拓政策，以及官员的增加，更见严重。于是有夔耀卿广通漕道，大建谷仓，从改良运输方法，增加运输数量来解决军需民食的问题，行之虽效，但运输的费用，大为增加，并非至善之策。
    《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又《通典》载开元二十五年定令：“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陈寅恪说：
    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所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此也。尝就阅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之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所论要点有二，即何以罢江淮运及改纳粟为布。陈寅恪论此两端，称为“唐代制之河西地方化及江南地方化”。
    所谓“河西地方化”，即以河西地方的“和籴”制度，引而为中央财政制度。他说：
    关于和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复赘（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今所欲论者，乃和籴之起源及与牛仙客之关系。
    牛仙客以河湟一典史而位至宰相，但相业无闻，则知其特蒙奖擢者，无非因引和籴之法入中央一事而已。陈寅恪论此一段史实，以证明其隋唐制度渊源有三，河西为其一的说法，独具只眼，颇为精审。至“回造纳布”，本为南朝旧制，今亦引为中央制度，则此一部分的“江南地方化”，亦即渊源于“梁陈”，于其“三源”之说亦通。
    此两项制度，至肃宗朝即已不复存在，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三“唐肃宗”云：
    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而已足，未尝求足于江淮也。起江淮以为资，自第五琦始。当其时贼据四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惟江淮，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一时不获已之计也。乃自是以后，人视江淮为腴土；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东南之民力殚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纾。
    殚东南之民力以养西北，结果是养成了西北民性的“骄佚”。王船山史论的精彩，亦犹如陈寅恪治史的可贵，在穷其流变，一层一层剥到核心的深处。他的话对西北人士似乎过分，但有个特殊的原因，可以求得谅解。这个原因留在后面再谈，先看他的议论。
    王船山认为西北不藉东南，亦可自立。他说：
    自汉以上，吴越楚闽，皆荒服也；自晋东迁，而江淮之力始尽。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后自朱温以迄宋初，江南割据，而河洛关中，未尝不足以立国。九州之广，岂必江滨海澨之可渔猎乎？
    “自晋东迁，而江淮之力始尽”这句话，在史学是个绝大的题目。我曾有个很大胆的论点，中国的历史自三代至明清，应以东晋分期。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即经济，而中国的经济重心，西晋以前在黄河，东晋以后南移到江淮。但西北在彼时，绝非后来之西北，人性舍难就易，开发江准较之整顿力省而效宏，因西北与东南在经济形势的距离，越拉越远。劳榦曾盛赞陈寅恪就《桃花源记》中发掘出来的坞堡问题，是史学上一大贡献，确为很精到的看法。东晋以后多聚族而居的“义门”，不与外人相接，并不为外人所知。而此辈多来自西北，舍弃故土，侨寄江东，则西北之日就荒瘠，势所必然。王船山有极感慨的话：
    祖第五琦、刘晏之术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见为无尽之藏，竭三吴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吴之人，不给饘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上游无三年之积，一罹水旱，死徙相望。徒天道之亏盈哉？坐食而骄，骄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士无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蚕不事，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饥相迫，则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强者弯弓驰马，以杀夺行旅，而睥睨东南，妒劳人之采梠剥蟹也。谁使之然？非偏困东南以骄西北者纵之而谁咎邪？骄之使横，佚之使惰，贪欲可逐，则笑傲以忘所自来，供亿不遑，则忮忿而狂兴以逞……于是国家无事则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则降盗贼、戴而不知君父（按：据世界书局排印本，“戴”字下原缺二字，依文义当为“夷虏”，指清朝）。
    王船山对西北人的苛责，诚不免过分，但我们应该理解他那时的心境。明末亡于流寇，而流寇起于关中。李自成米脂人，张献忠延安人，流寇不独亡国，残民亦惨无人理。王船山目击心伤，不觉其言之激切。但平心而论，第五琦、刘晏以后，历代司度支之责者，舍难就易，只贪图责东南财赋之方便，置关中的水利农田于不顾，确是莫大的失策。
    是故，和籴之法，只是分配上的一个良好制度。此一制度奏效，陈寅恪指出，有两个条件：
    和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复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
    此为第一条件。陈寅恪引《明皇杂录》，指出其时中国河西“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有此一条件，然后得以实行第二个条件：
    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巨，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胥吏如虎狼，避之惟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人户严加征催”，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籴，则和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时关中和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和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中国从来相信一个说法：“不患寡，患不均。”亦只是着重在分配。其实寡则易不均，即使能均，亦是均贫，不是均富。是故可知，陈寅恪指出此一唐朝财政制度上的渊源，并列出此一制度收效所必具的条件，目的是在促使当政者注意开发西北。
    至于中央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指江南田租改为纳布一事。此一制度，本已存在于南朝，隋唐统一南北，江南的制度便地方化了。及至和籴奏效，西北不须江南供应米粟，则非财政上不须江南支持之谓，所以改为纳布，称为“租布”，转输西北，不但在运输上力费俱省，且亦能满足和籴制度的需要。陈寅恪论此殊为简略，不过指出隋唐制度的渊源所自。同时他在“叙论”中亦早声明，制度有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微仿天竺佛教经论之例，首章备至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故于前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于后诸章，不复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财政”为最后一章，许多有关此章的论证，已在前面提过，后面不必再论。此一体制与一般史学论著不同，目的在使读者得全般了解。陈寅恪之书不易读，此亦为原因之一。
    当捉笔至此时，承九思出版社惠赠《陈寅恪先生全集》一部，搜罗陈寅恪生平著作，相当周全。“附录”中收陈寅恪所为诗联若干首，因而得读《王观堂先生挽词》。第一个感想是：大失所望。世间何耳食者众？众口交誉的这首长庆体的古风，其实既不佳，且不通。
    转而自思，以陈寅恪之渊博，复承家学，虽白香山之老妪都解，为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大忌，故散原翁谓其子此诗乃“七字唱”，但又何至于不通？及读诗前之序，恍然有悟，因取《集蓼编》（罗振玉自叙生平）及溥仪自传细细参详，方知陈寅恪写此诗的本意，实有极大的苦心，不独为友朋之死增重，亦在婉转劝阻溥仪勿听罗振玉的怂恿，妄思借日本军阀的力量做复辟的春梦。而作为一位大史学家，又何能抹煞事实，因而苦心经营，用史家曲笔、隐笔之法，透露王观堂的死因，及其与罗振玉、溥仪三角关系中若干未为世人所知之事。而又特留些许不通不佳之迹，作为疑窦，以期后人终得求真于无字之处。其序《王静安先生遗书》云：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
    此无异夫子自道，解释其观堂挽词何以不能为当时“所能共喻”？至于自谓已喻，其实未喻，震于大名，随声附和。或者略知寅恪卫护观堂的至意，有心溢美，助其掩饰，而实亦未能深喻寅格苦心者，自不足以语此。此文末段云：
    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这又明明指出，“表”面之下，别有是非。后世必有能喻寅恪此诗中的隐曲，而能窥知观堂之“奇哀遗恨”者。斯世倘有其人，舍我其谁？
    《王观堂先生挽词》为一梅村体的长歌，论者谓寅恪此诗，特仿观堂《颐和园词》的体裁，而寅恪谓《颐和园词》是长庆体。纪晓岚论梅村之诗曰：“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则知梅村体本与长庆体为近，但香山纯乎白描，而梅村歌行，典故极多。以观堂挽诗而论，典亦不少，故我视之为梅村体。
    此作之前，有一长序。仅读诗，不读序，无以明寅恪的苦心。其结尾谓：
    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及之云。
    所谓流俗之说云云，即溥仪自传中所说：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
    溥仪又说：
    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继而以要休退他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民国十八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这就是“委琐龌龊”的传说。至于罗振玉以逊清学部的一个参事，亦非先世为显宦，得以“大臣子弟”的身份在京活动，而居然在小朝廷中发生不小的作用，其渊源何在？且看溥仪之所叙：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义，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日本租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民国八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如果只是为复辟而复辟，亦即是为效忠清室而复辟，甚至为了个人有政治野心而复辟，如郑孝胥那样，都还不致造成王观堂的悲剧。问题是罗振玉的“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只是由于日本浪人的勾结，想出卖溥仪，如果他能将溥仪骗到日本，则通过日本浪人的关系，军部将会支持他成为溥仪身边的第一号“近臣”。那时，经由“赏溥杰”的手法，早就陆续运出宫外的法书名画，以及关外由“跑马圈地”得来的大笔“皇产”，就都会归由罗振玉处理了，前者尤其是罗振玉梦寐所垂涎的。
    溥仪曾叙述罗振玉发迹的经过：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作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殿版的《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
    这是不是溥仪诬蔑罗振玉？依我的看法，过甚其词则有之，但绝非捕风捉影之谈。请以罗振玉自叙证之。
    罗振玉于民国二十年在大连写下一篇自叙，题名《集蓼编》，记其十六岁“入学”——中秀才以后的情形：
    是年，先府君以质库折阅，逋负山积。及试毕，返淮安，数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宁县丞，遂往就职，兼谋避债，携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资淳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至是，府君将债单，并令司田租者，山阳程西屏，一一与予接洽。予阅不胜惶骇，汗出如浆……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来催娶，先妣以两兄均年长，勉应之，遂诹吉季冬，典质将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书斋，谓岁暮祀先，尚萧然无办，命速为计，因相对雪涕，予乃急奔走称贷，至日昃，乃得钱四千，于是始度岁。明年三月，长姊嫔于山阳何氏，又黾勉将事，此为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后间岁有之，加以债家日聒于前，有携家坐索累月不去者。
    予自十七岁始，率晨兴即接见债家，奔走衣食，晚餐后始得读书……
    如上自叙，足见罗振玉自少即善于避债、举债，而就在这样艰窘的境况之中，为两兄娶妇，嫁长姊，本人先后两娶，前后凡十一年，“男女兄弟婚嫁始毕”，而欠债如故，以致在他续弦时，“债家有芮姓老孀，诅咒于门”。何以怨毒如此？原来罗家是有力偿债而不偿，实为赖债。
    大概在罗振玉廿二三岁时，有一段记事：
    自先伯兄逝后，生计益穷，一门之内，气象愁惨，终岁如处冰天雪窖中。时先王妣深以株守为非计，私戒予曰：“门祚至此，异日能复兴者汝耳！汝母以田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弃一棱，心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弃产之半，以还急债，俾汝得负米四方，门祚之兴，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即拼亦何益？汝妇贤明，必能佐汝母，可无内顾忧，汝幸从我言，吾且为汝母言之。”顾当时米价钱，一石才二千钱，谷价半之，田不易售。
    田有多少呢？据罗振玉在光绪二十一年（其年罗三十岁）的记事，“割产少许”，“以偿宿逋之尤急者”，即有“薄田百亩”“腴田百亩”，薄田售，腴田质，共得钱三千多吊。
    此外，即据罗振玉自叙，亦尚有两事，可以觇其人品。一是光绪廿二年，罗至上海，与友人蒋某设农报馆，译印欧美日本农学书籍。戊戌政变既起，禁学会，封报馆，但刘坤一支持农报馆，不但不封，且令上海道拨款二千元支持。蒋某将此款偿付印费后辞职，罗振玉以“忠诚（按：刘坤一谥忠诚）意不可负，乃举私积继续之，于是农报馆遂为予私人之责矣”。
    名为“私人之责”，实是私人之利。因为其时正热衷于引进新的技术，农学书籍大为畅销，“所得利益，除偿本金及维持东文学社外，尚赢数千元，乃悉数偿债”。所谓“本金”，包括上海道所拨公款二千元在内，但未见其偿还。“悉以偿债”者，偿其家赖了二十多年的私债，而犹谓“不敢私一钱”，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二是光绪三十年，湖北巡抚端方调署江苏，约罗振玉筹办江苏师范学堂。选定抚标中军操场为校舍，罗振玉自言“于操场旁，从官购地二亩许，以沪寓狭，命工建楼五楹，旁造平屋十余间”，拟迎养其父。不意其父病殁。照士大夫极其重视的伦常名教，尤其是师道尊严，罗振玉应报丁忧，辞去差使。但他“拟俟百日后赴苏辞校务”。百日未满，张謇主持的江苏教育会登报攻击，指他“筑室私占校地”。罗振玉自叙：
    张与予素稔，一旦以戈矛相向，不欲与校，乃移书朱廉访，谓宅地购自公家，非私占，公所知。校地已筑围墙，新筑地与校地无涉，亦人人知之，初不必与辩。予筑此室，本以奉亲；今堂上已弃养，亦不忍居此。即以此宅，捐赠公家可也。廉访初闻苏绅事，已愤甚；及阅予书，益不平。因复书，谓有更以诬谤加公者，某当之。予再移书，请勿校。公知予决弃是宅，乃出官款还予购地及建筑费。
    按：“朱廉访”即朱之榛，时以道员署理臬司、兼署藩司。朱之榛，浙江平湖人，盲双目，人称“朱瞎子”，为江苏通省第一能员，不但精于刑名，尤熟于钱谷厘务。某县可收多少钱粮，某卡可收多少厘金，烂熟胸中，无人敢欺。若说罗振玉是“苏州自洪杨乱后，城内尚有废基隙地，朱廉访招人购领建屋，予于操场旁，从官购地二亩许”是事实，则以朱之榛这样精明的人物，经办其事，岂有手续不清，滋人误会，连累致合法购地者之理？
    事实是很清楚的，购得公地必有缴款收据，必有合法证件，张謇既登报攻击，则罗振玉亦登报提示证据，何有争端可言？
    于此可知，“移书朱廉访”用的内容，绝非如其所言，辨明是价购的公地。而本欲捐赠，卒受公款而去，则所谓捐赠者，无非所谋倘或不遂，为了有台阶可下的一句好听话而已。
    看罗振玉这些假公济私的行为，其人品可知。其惯于作伪尚有一铁证，是即溥仪所说：“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陈寅恪的观堂挽词中，亦谓“考据殷书闻盛业”，证实《殷墟书契》为王国维所著，而罗振玉却说：
    宣统初元，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乃撰《殷墟书契考释》，日写定千余言，一月而竟，忠悫为手付写印（按：王国维自沉后，小朝廷谥之为“忠悫”）。
    由以上的旁证，已可确信罗振玉向王国维逼债的“流俗”之说为不虚。陈寅恪在诗序中，以为“不足置辩”。而在论纲纪之说时，有两句透露真相的极要紧的话，其纲纪之说如此：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为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李煜指溥仪，郦寄自非罗振玉莫能当。以李后主拟溥仪，不是恭维，别有深意在内，后当细论。这里且谈郦寄。
    郦寄何许人，看《史记》卷九十五自知：
    郦商者……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太尉（周）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逐诛诸吕。是岁商卒，谥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称郦况卖交也。
    “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则以管仲拟王国维。《列子》有“管鲍分金”的故事，证以溥仪所说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运典尤觉精切。这就是陈寅恪所下的曲笔。
    可玩味的是，罗振玉明明知道陈寅恪骂他是郦寄，佯若不解，且致书大为恭维：“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不过，我宁愿相信罗振玉之如此恭维陈寅恪，是出于衷心的感激。因为陈寅恪在无形中帮了他很大的忙。此非陈寅恪有所爱于罗振玉，而是为了要解释王国维之死，乃感于纲纪之“消沉沦丧”而“殉道”，而“成仁”，其死重于泰山。若如流俗所传，王国维为罗雪堂逼债而死，则死得窝囊，轻于鸿毛。因云：“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但这里虽轻轻一笔带过，上面流俗之说句，却特加“恩怨荣辱猥琐龌龊”八字，这亦是史家曲笔之一种，暗示确有复杂的内幕。
    这个复杂的内幕，我相信陈寅恪是完全了解的，倘或公之于世，罗振玉即时可以身败名裂。事实上，王国维一死，最紧张的就是罗振玉，为了要掩饰王国维的死因，他很费了一番心计，卖了一番气力，据溥仪所记：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仿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震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溥仪自道他曾为罗振玉所写的祭文而“迷惑”。罗振玉说他自甲子（民国十三年）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当溥仪出宫，及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将未了之事情理完了就死的，不意“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震古所未有（按：除赐谥外，赏治丧银两、陀罗经被，派亲贵奠酒，为对大学士的恤典）；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龚芝麓降清以后，动辄向人说：“我原要死，是小妾（按：指顾眉生）不肯。”罗振玉不死之因，毋乃类此。
    总之，罗振玉极力要使人相信的是，王国维之死是“殉清”。但“这篇文章”的最大的“合作者”，却非溥仪，而是陈寅恪。就特定的一个观点看，亦即是从王国维在小朝廷“南书房行走”的身份看，陈寅恪亦可以承认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因此，他的“挽词”与罗振玉的“祭文”，自然而然地便有一部分相呼应，至少不会相冲突。
    然则王国维到底因何而死？莫非真的死于罗振玉的逼债？此又不尽然！逼债之事，诚然有之，但不足以王国维死。使王国维感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是：罗振玉的逼债。在前引溥仪自传：“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这一段中，溥仪自注：
    我抵大连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
    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这话很说不通。罗振玉不至于为“一千多元”为难王国维，王国维亦不致因一千多元而无法答复“绍英的催促”，竟而轻生。我颇疑心溥仪知道是“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故意不说而已。
    如今我要探索的，就是这“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这个考据要从诠释《王观堂先生挽词》做起。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佩文韵府》“汉家厄”条，引《隐窟杂志》记：“汪内相劝主上听政表文云：‘汉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独在。’”首句本此。清朝自顺治至宣统凡十世，但这不是可用“中兴”之典的理由。当时溥仪左右皆言“恢复”“兴复”“复辟”，着重在一“复”字，罕有言“中兴”者。
    衰而复盛，谓之中兴；失而又得，谓之恢复。溥仪的情形，属于后者。陈寅恪此诗，仿佛“开口便错”，其实另有深意。因为借口喻今，贵乎说理圆融，勿使扞格。诗序中既有“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之语，则此处自须用光武中兴的典故，方有照应。
    “一死从容殉大伦”为挽词主旨，此“大伦”指整个纲纪，“而非具体之一人事”（诗序中语）。
    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
    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陈寅恪以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与元微之的《连昌宫词》相比附，故云“长庆才人语”。“息壤”之典有二，通常作盟约誓词解。“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意谓《颐和园词》惓惓故主，而终以身殉，则其诗不妨视作始终忠于清朝的誓词。但与“灵均”连用，似觉突兀。殊不知陈寅恪正要人有此突兀之感，对“灵均”二字留下深刻印象。其说后详。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娱且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光宣之际，何得与“开元全盛”之年相比拟？此不过欲引出“京华冠盖萃英贤”一语而已。
    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德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此段颂张之洞。张以鄂督内召拜相，管理学部。殁后恤典甚优，晋赠太保。称其“忠顺勤劳”，嫌其“方迂”，皆颇得实。
    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愈埜领编修。
    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
    艺风，江阴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愈埜，侯官严复，任编订名词馆总纂。“海宁大隐”谓王国维，但用“大隐隐于朝”的典故，与王此时的身份，并不相称。
    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称清誉。
    闭门人海咨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
    剖别流派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
    陆机入洛，不足三十；王国维入学部，略同其年。此言王国维早年为学的途径，所著《宋元戏曲考》为梁启超推崇为“空前绝业”。
    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惧？
    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
    此一段与“开元全盛”“海宇承平”之语，形成矛盾。且既知“九年立宪”的承诺，为“孤注”之计，可见庙堂之上，亦知局势严重，则与“沉酣朝野”两句亦形成矛盾。此所以我说陈寅恪此诗“既不佳，且不通”，而实有意如此，故留疑窦，以启后世探讨之心。
    羽书一夕警江城，仓卒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
    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
    此言武昌起义，陆军大臣荫昌南下督师。“孝定”为隆裕太后。“小盗”“成贼”云云，措辞颇有不妥。
    再起妖腰乱领臣，欲倾寡妇孤儿族。
    大都城阙满悲笳，词客哀时未返家。
    “妖腰乱领”是个僻典，杜甫《大食刀歌》：“贼臣恶子休干纪，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此指袁世凯。但“贼臣”是否可称为“妖腰乱领臣”，颇成问题。即或可通，亦是隔而又隔，必不为“词客”王国维所许。
    自分琴书终寂寞，定期舟楫伴生涯。
    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返海东船。
    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由天。
    辛亥阴历十月初，罗振玉偕王国维举家由天津上船至神户，定居京都。“夷齐”云云，殊觉不伦。世间岂有耻食周粟，不耻求庇异邦之夷齐？
    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
    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
    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益业，钩沉商史发幽光。
    “考释殷书”“钩沉商史”，确证罗振玉有关此方面的著作，出于王国维之手。罗振玉的藏书楼，题名“大云书库”，此名由藏有北朝初年写本《大云无想经》而来。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
    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
    伯者伯希和，沙者沙畹，皆法国汉学家。沈曾植别署“海日楼”，清末官至安徽藩司，张勋复辟，诣授学部尚书，所以称之为“海日尚书”。王国维于民国四年春回国，于古音韵之学曾向沈曾植请益，时有过从。
    藤田名丰八，曾应罗振玉之邀，在上海翻译农书。狩野名直喜，与内藤虎次郎皆为京都大学教授。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日本，颇得此三人之助。
    “还如舜水依江户”，事亦不伦，但上句“岂使辽东老幼安”则极妙！以管宁割席，暗示罗振玉无非华歆之流。兼写终于回国，非如管宁之终老辽东。于是领起下一段，写入国内，章法井井。
    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
    屡检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瑶宫。
    王国维以罗振玉之荐，“赏食五品俸”，在“南书房行走”，工作是检书及鉴定古彝器。斋即书房，故上书房称“上斋”，南书房称“南斋”。
    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
    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首句与“征奉南斋礼数崇”重复。“征奉南斋”即“文学承恩”。“值近枢”三字无着落。按：小朝廷无军机处，即无所谓“近枢”。
    “乡贤”指罗振玉。“同符”一典，始见于扬雄《甘泉赋》“同符三皇”。班固《东都赋》“同符于高祖”，则以马援曾有此语，《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援曰：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又《三国志·孙策传》注：“张纮曰：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故此句中的“事同符”得两解：以“同符”为溥仪的代名词，“事”作动词用，一解；同符合契，勤劳王事，又一解。两解俱可通，故是好诗。
    “臣本烟波一钓徒”，为康熙朝查初白《谢赐鱼纪恩》诗末句。借用成语以承“君期云汉中兴主”，则是以严子陵拟王国维。与“同符”用马援之典，处处有一刘秀在，亦即处处有一“期之为刘秀”的溥仪在。至于以严子陵拟王国维，明言王国维不想做官，更不会想做“中兴之臣”。“殉清”之说，“荣典”之赐，在王国维恐不免有受之有愧之感。
    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
    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
    “是岁”者，民国十三年甲子。《十六国春秋》：“从上元人皇起，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故谶纬家有“三元甲子”之说。罗振玉的另一儿女亲家刘鹗著《老残游记》，第十一回借黄龙子之口，畅论此说，谓同治三年“是上元甲子第一年”，此甲子各为“转关甲子”，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甲午为第三变；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五变之后，诸事俱定。”黄龙子又说：“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按：同治三年甲子平洪杨；十三年甲戌穆宗崩，清朝帝系旁移；光绪十年甲申中法之战；二十年甲午中日之战；三十年甲辰，出使各大臣奏请变法，特诏赦免戊戌党籍，慈禧正式改变态度，大规模推行新政，逢甲之年，皆有大事。照“黄龙子”的说法，至民国三年甲寅变定，至十三年为中元甲子的第一年，已是“文明结实之世”，而其言不验。陈寅恪用其说，故有“神皋丧乱终无已”之叹。但小朝廷中，因仍保持未逊国的规模，故云“汉室犹存旧文轨”。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
    优待珠槃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
    首句谓鹿钟麟“逼宫”，次句谓溥仪出奔“北府”，三句谓“优待条件”，四句谓不得再入宫。“宿”为星宿之宿，汉赋中形容宫殿之美，有“星居宿陈，绮错鳞比”之语，则此诗中的“宿陈”，当指故宫；“刍狗”典出《魏志·周宣传》，三梦刍狗而其占不同，故曰“无凭”。
    神武门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北门学士”殆指罗振玉。罗在王国维祭文中，自言曾拟自死。第二句费解，疑传抄有误。第三、第四两句不详其本事。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陈哲三《谈陈寅恪》一文，谓胡适之托溥仪劝王国维就清华教职，王不愿，溥仪下“圣旨”云云，今由“鲁连黄鹞绩溪胡”一语证实。韩愈诗“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谓胡适之使手段为清华罗致王国维。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陈寅恪此诗最大的疑窦，即留在写梁启超的这四句诗中。“旧是龙髯六品臣”，说他在光绪朝做过六品官，以先朝旧臣而跻于讨伐张勋，否定复辟的马厂起义元勋之列，则是背叛清朝，作诗责梁启超为“枭獍”。陈寅恪此诗既是宛然遗民的口吻，何得以“元勋”与“马厂”并用？而“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亦不知其对梁启超是捧是骂。此一绝大的矛盾，除了故留破绽，以供后人深思以外，无可解释。
    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此为陈寅恪自叙。首两句自谦不敢与梁、王比肩；三句用陆铣父子故事，见《宋史》卷三百十二。陆铣知成都，力言青苗法不可行。乃熙宁末，其子师闵在川榷茶，增额置场，贱取贵出，秦蜀之人称之为“茶祸”，苏辙曾著论谓有“六害”。以“元祐正人”看，陆师闵为其父不肖子。陈寅恪征此典，意谓方以其父散原翁领袖诗坛的地位，则当此研究国学之任，不能无惭。
    “王生”一名，载籍中可考者凡四人。以汉初当朝折辱廷尉张释之的王生最有名。但其事毫不相干。疑此所谓“西京群盗”指鹿钟麟的部下，则王生即王国维。陈寅恪读诗创“今典”之说，鹿钟麟逼宫，自是今典。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
    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
    “许我”二语，极言与王国维相得。《后汉书·孔融传》：“融使太史慈求救于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陈寅恪久居国外，亦少述作，而王国维一见相许，故有此惊喜交集语。
    “梅真”即梅福，字子真。昔人题梅福殿诗：“梅真羽化去，万古是须臾。”其下“地仙”，亦即梅真，七字实只四字“曾访梅真”而已。
    据《汉书·梅福传》，福为南昌尉，知王莽必篡汉祚，弃妻子走九江，不知所终，相传仙去。后有人见之于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疑此梅真指散原翁。待续考。
    “更期韩偓符天意”一语，最可玩味。韩冬郎的政事，为诗名所掩。唐昭宗西幸凤翔，韩为翰林承旨，处决机密，深合帝意。后为朱全忠所逐，昭宗流涕，谓自此左右无人。征此典而反用其意，则是希望王国维仍在溥仪左右。此希望自不必一定出之于溥仪之口，但达到此希望，必为溥仪所乐见，故云“符天意”。我以为这是陈寅恪的希望，因为唯有王国维能在溥仪左右，才能尝试着去发挥屈原的主张，其说详后。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霸上共兴亡。
    “明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章宗为显宗嫡子，亦为宋徽宗的外孙，在位十九年，无子，中经废帝五年，再由其兄珣继任，是为宣宗，在位十年，传子哀宗而亡。此一继承系统，与同治以后相似，故知明昌指清穆宗。
    “南冠”本指禁囚，衍伸为被羁异邦，不得回乡的流人。陈、王皆无此厄，七字一无着落。“宣南”二字，自乾嘉以来，即成一专门名词，含义甚丰，大致提到“宣南”，就会联想到论文谈艺、诗酒流连的韵事。王国维“潜郎署”的那六七年生活闲适，为学猛进，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两宫先后驾崩，溥仪即位，其时革命志士，风起云涌，有类乎秦末的群雄并起，而溥仪则与子婴无异。及至沛公陈兵霸上，大势已去。此时而欲与秦共兴亡，自所不堪。“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霸上共兴亡”，确能道出王国维在那六七年间乐与哀的心境，是好诗。
    齐州祸乱何时已，今日吾侪皆苟活。
    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此四句为主旨所在，亦足以反映陈寅恪的国家民族观念，更间接道出了王国维的死因。“齐州”非《禹贡》的齐州，老老实实指济南，指山东。试检传记文学社出版的《民国大事日志》，王国维自沉前数日的记事：
    五月廿九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令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庭：日本法庭审理华人控告日人案件，拒绝华官观审，以后凡遇日人控告华人案件，亦宜拒绝日领观审。
    又：日本出兵山东，上海领事发表出兵声明书。
    五月三十日：日使向顾维钧、张作霖口头通知日本出兵及其原因，顾、张表示反对。
    五月卅一日：日军二千余人抵青岛。
    六月一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电日本田中外相，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各地人民之反对日本出兵运动，渐趋积极。
    六月二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自投颐和园昆明湖而卒。年五十一岁（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
    按：陈寅恪的观堂挽词，于十七年四月，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据何广棪所编《陈寅恪先生著述目录编年》），则此诗当作于是年二、三月间。其时先总统蒋公，复起领导北伐，阎锡山、冯玉祥均表示服从指挥。一月底，国民革命军已攻入山东境内。直鲁联军则在济南开军事会议，双方将沿津浦线在山东境内展开决定成败的大战，已是很明显的事，故有“齐州祸乱何时歇”之叹！言“祸”者不仅战火所及，百姓有破家之祸，日本军阀不愿见中国统一，正以各种手段支持军阀，制造分裂。陈寅恪在北方见闻较切，故不觉其言之痛。按：此诗发表不久，即有日本第二次出兵，在济南所造成的“五三惨案”，以及六月四日张作霖被炸事件，于是此诗于是年七月，再刊于《学衡》第六十四期，其意何在，实可深思。
    “今日吾侪皆苟活”，与王国维已死相对而言。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则知“苟活”二字亦非轻下，别有言外之意。第三、第四两语，言品与学，言品则不论死生，但论贤愚。贤则虽死犹生，愚则虽生犹死，承上句“苟活”而来。言学则修未必优，短未必劣。王国维的著作，以量来说并不甚丰，但自有不朽者在。
    风谊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结句应与陈寅恪另一首挽王国维的七律煞尾“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哭灵均”并看。万寿山、昆明湖为清朝的别苑，死于此即死社稷。先总统蒋公自大陆撤守后，曾语左右，如台湾不守，即死于台湾，绝不出国。后撰《军人魂》一文，引曾国藩死守祁门时所言：“去此一步，即无死所。”陈寅恪诗意类此。此不独罗振玉之流，凡从溥仪托足于天津租界者，在陈寅恪看，皆不得谓之忠于清朝。
    以上诠释《王观堂先生挽词》既罢，复须征引前述的一首七律。这首七律发表于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学衡》第六十期，可知是王国维死后数日间所作。当时保存了对此悲剧直接而单纯的感触，较之数月后所写“挽词”，抚事感时，加上许多寄托者，更能看出陈寅恪哀挽王国维的本意。这首七律是：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哭灵均。
    同时，陈寅恪并有一副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按：“累臣”与“湘累”原有别，而在此一诗一联中则无别，累臣即湘累，湘累指屈原。扬雄《反离骚》“钦吊楚之湘累”句下注：“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
    我在释“挽词”时，曾特意提醒读者，“竟作灵均息壤词”句中，须注意“灵均”二字。兹更请读者细看，两诗一联中，无不用屈原自沉之典。律诗中既用“湘累”，又用“灵均”，一典重出，尤可见陈寅恪要强调的是王国维之死，与屈原之死完全相同！死因同、死法亦同。死法之同，相信是经过王国维慎重选择的，用意是在提醒世人，他的死因与屈原相同。陈寅恪一再提到“大清干净水”“剩水残山”“万寿山”，则不但赴水的死法，经过选择，甚至选定万寿山前昆明湖为毕命之地，亦非偶然。
    屈原之死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反对楚怀王入秦。王国维的死因何在？亦不妨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反对溥仪去日本。而这正就是当时罗振玉在全力策动的卖国卖“主”的一大阴谋。
    兹请以溥仪自传证之。当时小朝廷中的派系，据溥仪的分析是：
    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杰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会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
    郑孝胥与罗振玉之间，勾心斗角，互为消长，曾有几度翻覆。“北府”时期是郑孝胥得势，陈宝琛一派亦附和郑派，其后郑之失势的原因，据溥仪说是如此：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升允，字吉甫，蒙古镶黄旗人，清末由陕抚升甘督，在旗人中有鲠直之誉。宣统年间以与摄政王载沣相忤而罢官。辛亥以后，遁居大连，与小恭王溥杰同为宗社党主要分子，因而结姻，为溥心畲的岳父。宗社党的领袖，实为肃亲王善耆，其后台为川岛浪速，与黑龙会有密切关系，乃“满蒙分离策”的执行人。罗振玉为日本浪人所勾结，故与宗社党亦极其接近，升允之助罗攻郑，是无怪其然的。
    郑既失势南归，日本军部激进派通过浪人的关系，指使罗振玉力劝溥仪移居天津日租界，由民国十四年春天到十七年夏天，这三年多是罗振玉最“红”的时候，卖国卖“主”的主要活动，也都发生在这时期。据溥仪回忆：
    日军司令部专门设了一个特务机关，长期做张园的工作，和这个机关有关系的，至少有罗振玉、谢介石、荣源这几个人。我的英文翻译曾由这三个人带到这个特务机关的一处秘密地方，这地方对外的名称，叫作“三野公馆”。
    他是在那天我接见了加藤之后被他们带去的。他的翻译工作做完以后，被罗、谢、荣三人截住，打听会谈情况。罗振玉等人听说加藤对我出行毫不热心，立刻鼓噪起来。从他们的议论中，英文翻译听出了司令部方面有人对罗振玉他们表示的态度完全不同，是说好了要把我送到旅顺去住的。为了向司令部方面的人汇报加藤的谈话，罗振玉等三人把英文翻译带到“三野公馆”去找那人，结果没找到，而英文翻译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以后他从荣源和别的方面探听出，这是个有鸦片烟、女人、金钱的地方。
    溥仪所说的加藤，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溥仪曾邀他会面，商谈赴旅顺之事。为了郑、罗两派相争甚烈，溥仪决定不用日文翻译，自己找了个英文翻译，因为加藤谙英语。在这次会谈中，加藤对溥仪拟赴旅顺的计划，表现得非常冷淡。天津日军司令部的特务部门与日本外交人员之间的矛盾，是连溥仪都很清楚地觉察到了。
    何以有此矛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北伐开始后，特别是民国十六年这一年的中日关系，作一个综合的观察。
    在中国方面来说，国民革命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到了决定性的阶段，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原则下，国民政府避免跟日本发生冲突，中日之间的一切问题，以通过外交途径谋求解决为宗旨。
    至于在北平开府的张作霖，所看重者两事：第一，根本之地即东三省不可失；第二，共产势力必须打倒。对日本仍旧一贯地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并不感到中国方面情势的发展，对其构成迫切的威胁，需要制造纠纷，以便打开一个新局面，因此，对溥仪毫无兴趣，甚至不表欢迎。在田中内阁看，溥仪一到日本，增加其外交上的困难，犹其余事。最需顾虑的是怕引起张作霖的猜忌，以为日本会支持溥仪回其“发祥之地”。日本政府此时正在向张作霖秘密下功夫，想在东北攫取一项极大的利益，必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足以刺激张作霖的行动。
    据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记述，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密遣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密友兼顾问”町野武马，向张作霖提出日本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适于此时，溥仪提出赴旅顺的要求，无怪乎加藤报以冷漠了。
    在日本军部方面，就东京参谋本部来说，步调大致与内阁是一致的，关东军则始终想收服张作霖，根本未曾考虑过利用溥仪。唯有在华驻屯军中的特务部门及黑龙会的浪人，对溥仪的兴趣极大，但亦并未有何制造傀儡的计划，因为这些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参预日本的政策与战略。他们只是觉得以溥仪过去的地位，如果能把他控制在手里，总有机会可以利用。同时手里有了这么一张“牌”，对内无论是对他们的政府，或者军部，足以增加发言的力量。
    总之，溥仪此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利用价值，远不如“九一八”以后来得重要。这一点，郑孝胥、陈宝琛都看得很清楚。既然不为人重，又何苦寄人篱下，自贬身份？所以他们一直反对溥仪去日本。这样到了民国十六年，由于革命形势的进展，日军特务部门觉得局势的变化，可能需要利用溥仪来对抗中国的某些方面，故而图谋其亟。同时溥仪害怕革命军打到北方，会对他不利，亦有迁地为良的意向。这一来越发使罗振玉觉得是个可乘之机，出尽全力煽动溥仪赴日。据溥仪自述：
    民国十六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一度接受罗振玉劝告，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本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来保护我启程。只是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
    所谓“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云云，是溥仪装点门面的话。事实真相是：
    一、当溥仪初至天津时，“拟转轮赴日，而东京只允以普通亡命客相待，遂不果行”。
    二、“民国十六年溥仪欲自赴东三省，田中首相以宗社党利用为辞。阻之。”
    以上据梁著《九一八事变史述》引叙，原注三七、三八，记明此项资料，来自东京战犯法庭的裁判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就情理而论，如果田中真愿以君主之礼相待，不但郑孝胥，相信连陈宝琛亦会赞成溥仪赴日，为什么要“联合劝阻”？
    如上所述，罗振玉处心积虑，煽惑溥仪赴日一事，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功败垂成。而就在此时，王国维忽然自沉。陈寅恪强调其死，同于屈原。来自教育界的传说，则王国维乃为罗振玉逼债而死。这些事实传闻加在一起，去其不可信者，如溥仪所叙，债务只一千余元云云，则罗、王反目的真因，自然水落石出：罗振玉要做子兰，王国维要做屈原！
    这个结论经过多日思考，持之愈坚。因此，我觉得可以根据罗振玉的为人，以及其他证据，约略推断出事实真相。
    如众所知，罗振玉最善于利用他人，而王国维从担任清华教职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利用价值。“南书房行走”是骗人的玩意，清华研究院的教授则已被公认为“教授的教授”，有其崇高的学术界地位与社会地位。在罗振玉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王国维已与梁启超比肩，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真正的第一级，不但够资格组阁，而且够资格主张国是。现在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地位，既已与之相并，则在政治上的地位纵或不如，至少他如果有什么对时局的看法，报上都会登载。因此，倘或王国维能站在罗振玉这边说话，就足以对抗郑孝胥与陈宝琛的“联合”，溥仪亦易于见听。
    我相信罗振玉必曾要求王国维予以助力，而王国维这一次决心不受利用，甚至反与郑、陈“联合劝阻”溥仪赴日。这样，就必然触怒了罗振玉，逼债不过打击王国维的手段之一，还有更厉害的威胁是，假借一种“罪名”，用溥仪的名义“传旨申饬”，或者宣布王国维为清朝的“叛臣”。此即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
    王国维留给他第三子贞明的遗书，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再辱”二字，一直没有圆满的解释，其实疑问不仅“再辱”，还有“经此世变”，究竟何指？以上下文的语气，王国维认为他所经的“世变”即是一辱，如今将有类似的一辱，故谓之“再辱”。所以只要知道了他所经“世变”的一辱是什么，即可推知何谓“再辱”。
    这当然仍旧要从陈寅恪的诗句中去探求。他最初挽王国维的那首七律，颔联是：“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越甲是个僻典，越是勾践的越国，甲是甲胄。刘向《说苑》卷四“立节”篇：
    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之？为人臣之礼邪？”雍门子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左毂鸣，车右请死之，而王曰：‘子何为死？’车右对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毂鸣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曰：‘臣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知有之乎？”
    齐王曰：“有之。”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岂左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引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子狄，拟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归。齐王葬雍门子狄以上卿之礼。
    这个典故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陈寅恪诗中的“越甲”是指鹿钟麟的部队。“雍门”为齐国的北门。鹿钟麟驱逐溥仪时，是在神武门及景山布防，更觉陈寅恪用典精切。
    “越甲未应公独耻”者，意谓鹿钟麟“逼宫”，君臣皆应引以为耻，不应该王国维一个人觉得受了辱，而效子狄之自杀。
    王国维之所谓“世变”，亦即指“逼宫”一事而言，断然无疑。为鹿钟麟所逐既是一辱，则再一次被逐，便是再一次受辱。从这一点上去模拟情况，除了溥仪“降旨”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使王国维像屈原那样成为“逐臣”。而溥仪不会无故“降旨”逐王国维，除非出于罗振玉的“奏请”。
    以上假设，自信虽不中亦不远矣！陈寅恪诗中所谓“并世相知妒道真”亦说得很明白。“并世相知”自指罗振玉，“妒道真”语出《汉书·刘歆传》，“道真”即见道真切之谓。用于此处，指王国维反对溥仪赴日，故为罗振玉所妒。
    以我的看法，陈寅恪挽王国维两诗，这首七律比长歌好得多，“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两联，情文并至，寄托遥深，足尽王国维平生。而在第二年春天，忽然又有长歌相挽。推测其故有三：
    一是王国维死后，“流俗恩怨荣辱猥琐龌龊之说”，始终不绝。而陈寅恪所要强调的“湘累”“灵均”，由于包含着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所以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动辄拿王国维比作屈原，因而作此以为说明。
    二是警告罗振玉。自北伐之师再度出发，罗振玉在日本军部特务组织的指使之下，活动溥仪赴日，更为积极，故在诗序中借纲纪之说，微露端倪。如果罗振玉不知趣，则将有进一步的笔伐。但事实上这首诗也有替罗振玉解围的作用。
    三是对溥仪的讽劝。“君为李煜”，实在是高捧了溥仪。鹿钟麟固非曹彬，溥仪更何可与李后主相提并论。陈寅恪所以比之为李煜者，以后主入宋，过的是“以泪洗面”的日子，而且不久即死于非命。劝溥仪以此为鉴，勿轻言赴日。当时中日关系极其复杂，而华北则为敏感地带，或者溥仪赴日一事，不便明言，故出以讽劝。至于溥仪是否能够领会，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对王国维的真正的死因是知道的，只是不肯在自传中承认，因为他毕竟做了楚怀王，愧对屈原。而在自传中对罗振玉的深恶痛绝，则情见乎词，而对王国维则不无悼惜，亦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自拙作见报后，前辈及朋友中，常有道及王、罗往事者。吾友庄练示以所作《王国维与罗振玉》一文（收入《涉史载笔》），对罗振玉窃据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言之甚详。其中最有趣的是，引录了傅斯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中的亲笔批语，称罗振玉为“罗贼”或“上虞老贼”，兹转引数条如下：
    民国十六年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此书本王氏自作自写，因受罗赀，遂畀之，托词自比于张力臣（按：张力臣尝为顾亭林抄写《音学五书》），盖饰言也。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
    此书再版，尽删附注页数，不特不便，且实昧于此书著作之体。举证孤悬，不登全语，立论多难复核矣。意者此亦罗氏露马脚处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亟记之。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晚。
    此文所论至允，不自尝甘苦者不能如此明了也。罗振玉以四百元易此书，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惭，其品可知矣。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
    最后一条系跋王国维为此书所作的后序。其下又有数语：
    彦堂近自旅顺晤罗返，云：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了解之处。此可记之事也。
    “彦堂”为董作宾，罗振玉在专家面前，自然无所遁形。不过傅斯年虽恶其人，持论却颇公平，有一条说：
    罗氏老贼于南北史两唐书甚习，故考证碑志每有见地。若夫古文字学，固懵然无知。王氏卒后，古器大出，罗竟搁笔，其偶辑大令尊，不逮初学，于是形态毕露。亦可笑也。
    此外又有一书名《流沙坠简》，为考证汉晋木简的专著，据傅斯年在序文上批注：
    此书亦王氏一人之作，而罗贼刊名者也。
    总之，从王国维一死，罗振玉的学术研究亦就“消沉”了。此当是罗振玉在民国十七年年底，卖掉天津的房子，移居旅顺，改以“从事建筑”的原因之一。
    又承萧委员一山惠书云：
    近刊《清末四公子》，涉及陈寅恪、王国维事，与弟所见所闻，稍有异同。以当日正任教于清华，与梁任公每日晤谈，与王静安先生亦常有来往。研究院之设，乃教务长张逢春之事，非关曹雪祥。曹对办学殊懵懂，研究院主任乃吴宓也。寅恪入清华，在弟离去而改授北大之后，但绝非胡适推荐，可以断言。因彼时胡已不在北大矣（十三年，似去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廿年始回北大）。留美派之戴志骞等，极力主张撤销研究院，排挤张仲述、庄泽宣（大学部主任），吴、张、庄均辞职。在教授会我发言，在中国要办中国的大学，不能办美国的大学，尤其研究院不可取消。为此，幸得保存。梁先生因病不可多教，更以动手术割肾后离去；不久，王静安亦投湖自杀，以故研究院第二期生多半为陈寅恪所教，如蓝文征是也；对研究院由来，多不甚了了（第一期生如吴其昌等，大致明了）。胡适与溥仪仅见过一次，是他自己说的。十四年我因任公先生介任大学部教授时，梁先生已任教数年矣（十二年梁为我作《清代通史》序，我去谢他，就是在清华校内）。梁济川（漱溟之父）之自沉，为殉道非殉德，王静安大约亦非殉清，似罗振玉所逼。罗乃学棍，其人格极卑劣，不值一谈，如以廉价购得之内阁大库档案，转手即牟大利……罗之奸诈得兄发其覆，可谓燃犀功也。
    罗振玉的卖友“负”主，盗名欺世，既如上述，则上帝的归于上帝，撒旦的归于撒旦，至少有一个工作，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是我们不能不做的。我友苏同炳（庄练）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一文的结尾中说：
    罗振玉将王先生逼害致死，照理应该知所愧悔。然而他竟伪造先生的遗折，替先生装上一个殉清自杀的假名，既可将自己的刽子手行为轻轻掩饰，又可借此向王家示恩。其行为之卑污丑恶，真可说是世无其匹了。至于他后来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行为，更为士林所不齿。所以傅斯年先生最痛恶此人，称之为“上虞老贼”或“罗贼”，至不愿以其人之名污齿颊。可怪的是，近年来台北竟有人编印《罗雪堂先生全集》，一编再编之不已，更至于四编五编，盛夸罗振玉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真使人大惑不解。由罗振玉惯于作伪及攘窃他人研究成果等等的事实来看，他所得到的“学术”地位，究竟有若干是出于他自己研究所获的呢？
    按：剽窃他人著作的恶行，征诸史实，最著者计得三人，一为宋朝初年齐丘窃谭峭的《化书》，改名《齐丘子》行世；二为刘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攘窃郗绍所作《晋中兴书》；三为晋朝郭象窃取向秀《庄子注》十卷。《化书》据说乃谭峭赠与齐丘；《晋中兴书》则何法盛原为寒士，向郗绍乞取，冀以成名，郗绍靳而不与，乃出以攘窃原稿的下策，说起来都还有情可原。比较严重的是郭象的行为。《世说新语》载：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颇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或点定文字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郭象传》即采此说。钱牧斋的族孙钱曾以为：“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佳。”纪晓岚撰《四库提要》，校勘向、郭二庄之异同，下一断语，驳钱曾之说：
    是所谓窃据向书点定文句者，殆非无证。又《秋水》篇“与道大蹇”句，释文云：“蹇，向纪辇反。”则此篇向亦有注，并《世说》所云象自注《秋水》《至乐》二篇者，尚未必实录矣，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
    纵然如此，郭象毕竟也还做了一部分补注的工作。而向秀原注，在宋朝以前犹能传世，故其盗窃之行，犹不如罗振玉之严重。
    今按《集蓼编》，罗振玉自叙其为学经过：
    洹滨甲骨，自庚子岁始由山东估人携至都门，福山王文敏公（懿荣）首得之，未几殉国难。亡友刘铁云观察，得文敏所藏，复有增益；予在申江，编为《铁云藏龟》，瑞安孙仲容征君，据以作《契文举例》，于此学尚未能有所发明。且估人讳言出土之地，谓出卫辉；及予官京师，其时甲骨文大出，都中人士，无知其可贵，予乃竭吾力以购之，意出土地必不在卫辉，再三访询，始知实在安阳之小屯，后遣人至小屯购之。
    宣统初元，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东友林博士（泰辅）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归草《殷商贞卜文字言考》答之。于此学乃略得门径。
    又按《清稗类钞》收《刘铁云藏龟甲牛首》及《罗叔蕴龟甲牛首》文，说罗振玉发现甲骨文为殷商贞卜文字的关键是：
    询知发现之地为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根据罗自叙，他之“再三访询”，始知出土地为小屯，是在“官京师”时。罗以光绪三十二年入京，三十四年春天，视学山东，回京不久，又请假赴上海嫁女，西宫上宾，始遄返京师。而“宣统初元”即“至海东调查农学”。算他这首尾四年之中，只有光绪十三年这一年，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但其时他要参议学制，奔走相府，又要忙着收买甲骨，实不知他哪里还有时间，从所收藏的三万余片甲骨中，一片一片去考卜辞。
    此一工作是“潜郎署”的王国维在做，我也找到一个很有力的证据。罗振玉的收藏甲骨，是由他的亲家刘铁云而起。刘铁云第四子大绅从罗振玉读书，后来又成为罗的女婿，所记有关罗振玉做学问的文字，绝少提到王国维。但刘铁云的胞侄大钧有一篇《刘铁云先生轶事》，载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四期，却在无意中有了极重要的透露。
    刘大钧所记如此：
    先生藏古董甚多，书画碑帖，钟鼎彝器、晋砖、汉瓦、泉币、印章、古代乐器，以及甲骨、封泥，无不搜罗。以前收藏家对于甲骨封泥未加注意，经先生收藏，复经王国维先生详加研究，于古史多所发明。三代文字留传至今，殊可贵也。先生在北平、南京、苏州、上海、淮安等处皆有房屋，分藏古董书画等，但以北平、南京、苏州，所藏为最多。余幼时闻先生南京住屋有一室，其地与四壁皆以古砖古瓦砌就，其他古董陈列尤多。时端方为两江总督，亦好收藏，时相过往，因艳羡先生所藏刘熊碑，欲以廉价强行收买，先生不允，嗣因不愿结怨，以碑赠之。然后此奏参革职，查抄家产，端仍为主动者之一。
    其后刘大绅撰《关于老残游记》一文，在第六节《游记作者被祸始末》附注十六中说：
    发事时从弟之年始逾十龄，复隔房；厚源不过三数岁，均后来闻人言端与先君之古玩交涉，遂致误会耳。
    “从弟”即指刘大钧。但只辨刘铁云被祸与端方无涉，未及王国维，则所言“复经王国维详加研究，于古史多所发明”，自属可信。而且，刘铁云被祸之因，刘大钧是听人所说，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或曾亲有所见，因为刘大钧其时，并非“始逾十龄”。据刘大钧之子，现居纽约的刘厚醇，在联经出版社“重印《老残游记》跋”中辨正：
    第六节注十六“事发时从弟之年始逾十龄，复隔房……”按事发于一九〇八年，“从弟”（即先父大钧）于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生，时已十九足岁，按国人算法，年已弱冠。
    按：《铁云藏龟》影印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其时刘大钧即已十二岁，此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必取实物观察，则常往来刘家，曾为刘大钧所见，是非常可能的事。
    罗振玉说，《铁云藏龟》是他在上海所“编”。实际上恐亦出于王国维之手。因为，罗振玉自叙收藏甲骨经过，亦未说真话。如前所引《集蓼编》，关于甲骨出土地点，罗振玉一则曰“估人讳言出土之地”，再则曰“再三访询，始知实在安阳之小屯”，用意是要表明，由安阳曾为殷都，乃悟及甲骨文为殷朝的卜辞，此自是有发明之功。而事实上不然。
    “联经”版的《老残游记》，附录颇为珍贵，内有蒋逸雪于民国三十年所作《老残游记考证》一篇，分“绪言”“海源阁”“毓贤”“治河”“太谷教”“刘鹗年略”“余论”共七节。前有序言：“比与琅琊王献唐先生同寓蜀中歌乐山，先生渊雅博洽，胸罗故记，间有请益，如挺撞钟，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一夕论及《老残游记》，清言亹亹，悬泻不竭，空谷细雨，漏尽未休，亦播迁以来一乐事也。长夏无俚，聊次所闻，更旁征他书以广之，成《老残游记考证》一卷。”
    王献唐认识王懿荣的外甥周汉光，所谈中药中的“龙骨”，一变而为中国史学及古文字学中的瑰宝，是第一手的资料，至为难得。其言见《考证》第七节“余论”：
    鹗印行之书，有《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及《铁云封泥》（封泥附藏陶中），数者皆福山王懿荣濂生旧物。庚子，懿荣殉难，身后萧条，其家举而售诸鹗，鹗乃搨以问世。藏龟之拓，影响于近世学术尤巨。初，懿荣居京师，妻黄氏病，方有龙骨，其甥周汉光检视，乃有刻纹之甲片，不与常质同，命仆持问铺。回言无误，此药新由河南安阳运到，货极地道。闻于懿荣，懿荣亦疑不能释，亲往同仁堂（药铺名）查询。其所谓龙骨者，其形大小不一，上皆有刻纹，间合数小片成一大片，而形似龟版，其文更若意义之可寻者，虽不能悉识，而断为古代书契无疑。乃罄同仁堂所有以归，并嘱代向安阳搜购，后亦续有所得。此汉光亲为献唐先生言者。
    在同仁堂卖药，要强调“货极地道”，就必须指明来源，因中药最重产地，所以绝无假冒安阳，更无讳言安阳之理。罗振玉说这“洹滨甲骨，自庚子岁始由山东估人携至都门”云云，显然不实。因为此时的甲骨，只是一味普通的中药“龙骨”，他之成为“古董”，乃是王懿荣大量收购以后的事。在此以前，“估人”何能识宝？又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所发见之学问》一文云：
    庚子，王文敏公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鹗。铁云复命估人搜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
    据此，亦可见甲骨出土之地，并非秘密。而罗振玉所说，“其时甲骨大出，都中人士，无知其可贵者”，亦是胡说。
    如上所述，罗振玉关于龟甲出土的经过，说了许多假话，所以我对他所藏甲骨的来源，亦颇怀疑，就手头所有的资料并看，即可发现许多疑窦。《清稗类钞》载：
    拳乱起，（王）文敏殉难。壬寅，其哲嗣翰甫观察季烈售所藏，偿夙逋，龟甲最后出，计千余片，为定海方药雨所得。范别有三百余片，则以归刘铁云。赵又为奔走齐、鲁、赵、魏之邦，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余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余片。
    方药雨名若，浙江定海人。先为天津《国闻报》主笔，其后接办文廷式所创的《天津日日新闻》，与刘铁云至交，《老残游记》后半部，即在该报连载。据刘大绅述，方药雨接办该报，得其父资助为多，则方所得甲骨，当是作价转让于刘，甚至方药雨不过出面，实际为刘所购。
    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则别有内幕，其第三编卷六记：
    自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五里小屯，本为殷武乙之墟，洹曲崖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三代文字，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光绪庚子王文敏公殉难，所藏悉归丹徒刘鹗，上虞罗叔韫监督。振玉复派其弟振常，与妻弟范兆昌亲往其地购之，居住数年，所得数十万片。
    按：罗振玉元配姓范，广东连平人。刘声木既指出姓名，其言可信的成分居多。此范兆昌殆即“范某”，其先“有范某者，挟百余片去京师，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见之狂喜”，亦即其人。王懿荣之发现甲骨，乃由同仁堂而来，已如前述，与此说两歧。真相如何，已难考证。但《清稗类钞》载有“范某”其人，《苌楚斋随笔》载明范某姓名，并言为罗的内亲，似乎言之有据。倘真有其人，则以罗的喜于作伪，或者“范某挟百余片去京师，自炫以求售”，即出于罗的指使，亦未可知。
    次言铁云藏“龟”的下落，亦颇可疑。刘铁云于光绪三十四年以代洋人在浦口购地的嫌疑获罪。其先一年秋天，刘铁云南归住江宁，留守平寓者，为其第三子大绅，他在《关于老残游记》一文中说，前一年年底，刘铁云命他将“存平之物，全数运南”，于是第一次遣老仆以“所珍之物，如甲骨铜器等，及较贵重物品，径送南京”。
    到得第二年夏天，刘铁云遭破门之祸。据刘大绅记，原因颇为复杂，远因可追溯至其祖父刘成忠（咸丰二年进士，与翁同龢同榜）当御史时，有世交子弟世姓者，以乡榜闱墨送请指教，刘成忠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未收他的闱墨。旗人好面子，以为这是表示不堪造就之意，引为大辱，因而记恨。此世交世姓子弟，后来当了大军机，记起前仇，加以报复。按：据刘大绅所述，则此世姓子弟必是世续，蒙古正黄旗人。
    其次是得罪了袁世凯。据说，光绪十年来，张曜当山东巡抚，刘铁云以河工受知，为山东官场红人，袁去投靠张曜，托刘吹嘘，刘不曾理他，因而成仇。有两个仇人当军机大臣，日子自然不好过了。
    刘大绅说，当袁世凯密电江督端方，密拿刘铁云时，端方颇有保全之意：
    据王孝禹先生曰：端接袁具名之军机传电，即招王入署示之。王力请相救，端莞尔曰：此事在君，我何能为力？王欲辞出，端留之。且言将宴客，请其作陪。言已即令请巡警道段某。王时不识端意，顾惶急。未几段至，端与纵谈碑帖，膳后仍然。至下午端始出电示段，段请即行。端曰：此袁宫保奉密旨交办事件，宜夜往。段请先归预备。端曰：“此时预备，若有漏泄，谁任其咎！”段始不复言。端复语之曰：“可即在此夜膳。”并谓王曰：“如无公事，亦可膳毕再去。”王答曰：“略有小事，料理毕即来。”端颔之。王遂辞出。归寓密书致先君，阻于阍人陈贵，未达。晚间王复令人来视，又为陈贵所阻。王入督署，不知先君尚未知，且以为已离宁也，端见王入，又与众纵谈有顷。始告段曰：“此时可预备矣，然必过十二时再往，早恐未归也。”段唯唯辞出，王亦偕辞。夜二时顷，段来寓所，先君遂为所执，王犹不知。翌晨王入见端，端点香微叹。王莫喻其意，出始知之。急究所以，并谋救，则已无从着力矣。
    此段叙述虽详，却颇有不可晓处。密书何以“阻于阍人陈贵”？晚间派人探视，又为“陈贵所阻”。夫“阍人”者刘家之门房也，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何得从中一阻再阻，几陷主人于死地，岂非极可怪之事？
    其得祸经过，据刘大绅所记如此：
    翌年夏，袁又罪以散太仓粟及浦地事，电端忠愍相缉，端密嘱世丈王孝禹先生左右先君速避，误于仆人陈贵，先君遂被祸。家人时均在苏，绅在平，大先兄在沪。闻讯后先仓皇奔赴，仅大先兄赁乘专车，行较速，得一面。余未及至，先君已为军舰送汉口。二先兄追至汉，以无资斧，徒步从行二百余里，仅得于晨行夜宿间，遥瞻颜色，不得语。幸途遇世谊，赠以资，始得随从。至兰州，姻丈毛实君先生，留二先兄于署，不听去。先君遂孑身由世仆李贵追随赴新。绅至宁，遵王孝禹先生嘱，返平谋救。姻丈乔茂萱先生，拟以绅往代戍，罗丁两先生均谓事出宿憾，与寻常不同，不先事疏解，恐徒多陷一人，或且致他变。方慎重相谋，而高子毂、钟笙叔两先生祸又作，益不敢触当道怒。逾年又谋请代，丁先生为恳于庆邸，则谓姑待至十月间万寿大赦时。于是又不得不暂忍。不料先君七月即殁于迪化也。计先君于前一年六月初二日由南京启行，至是年七月初八病殁，共十三个月零七日。
    当刘铁云被祸之始，刘大绅仓皇南归，已经破家。由京南运的箱笼，则屡屡为“至戚”干没。以刘大绅为罗振玉女婿这一重关系而言，所谓“至戚”自然不是指罗，但“铁云藏龟”的下落，颇费猜疑。试看刘大绅所记：
    此外，因诸兄在宁谋救，为人恐勒吓诈逼写契纸字据等事，亦屡见不一。又前数年疏浚秦淮河，掘出玉插山一座，当时报纸宣传，谓发现六朝古物，登载摄影，轰动一时者，实为先君案头常置文玩。大先兄冤愤之极，不愿人得，手投之河中者也。
    按：刘铁云所收藏的甲骨铜器，原藏京寓，前一年年终，首先移送江寓，已如前述。则此时趁火打劫者，自必首先注意这些值钱的古物，但清末收藏甲骨著名者，除刘铁云、罗振玉以外，更无他人。刘以间接获王懿荣的收藏而著名，则铁云藏龟转手以后，亦应有人如刘之成为收藏甲骨的名家，而竟无其人，亦理之不可解者。因此，铁云藏龟是否经过某种特殊的途径而归于罗振玉，令人不能无疑。
    总之，罗振玉善于作伪，他的乘龙快婿、刘铁云的第三子大绅，为亲者讳，所记其父、其岳，以及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支离闪烁，亦颇多可疑。铁云藏龟是否辗转落入罗振玉之手，固成疑问，但《雪堂遗书》中有关甲骨文的著作，大部分出于王国维之手，则为铁案。为了是非，也为了公道，更为了学术的尊严，我希望当今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专家应该有所表示。特别是董作宾门下，受学饮水思源，更有澄清师承的必要。
    按：关于甲骨卜辞的研究，学术界盛称“四堂”，所谓“雪堂导乎先路，观堂继以观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即指罗、王、董及郭沫若而言。其间成就，固以董作宾为一代大师。董作宾写《罗雪堂先生传略》，虽不没其对甲骨的考订、传播之功，但民国十八年冬，董作宾专程赴旅顺访晤罗振玉，归后语傅斯年谓，“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了之处”，已如前述，则董、罗之间，绝无师承关系，于此可见。
    我不大了解董作宾早年为学的经过，但董于民国十一年入北大作旁听生，翌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董为研究生。当此时也，王国维正受聘为该所国学门的校外通信导师，则董必曾以研究甲骨的心得，向王请益，殆可断言。是故董作宾门下，亦即王国维的再传弟子，为太老师争回著作，是尊师重道分所应为之事。
    由陈散原谈到陈寅恪，由陈寅恪谈到王国维、罗振玉，这野马跑得太远了，回头来仍旧谈散原翁。
    自北伐成功，谭延闿大贵。此散原昔日之所谓“谭生”，自然不脱翰林风味，对散原之尊礼有加，是可想而知之事。于是散原又开始作避嚣之想，筑室匡庐，于民国十七年十月“别沪就江舟入牯岭新居”。山居时仍常有老友相视，陈曾寿往还最密。而其中表又为儿女亲家的俞寿丞（名明颐，行三，俞大维尊人）则结邻而居，亦时有唱和。人在深山，其实亦并不寂寞，民国十九年仲春有诗一首，足觇山居之乐，诗题是“二月二十二日，杨居士德洵招邀山中邻客二十许人，集黄寺宝树下，僧青松长老为蜀人，荐乡制豆花飨客。罢餐取影，复过黄龙潭观瀑，题以纪兴”。诗中写宝树云：“仰视环走杂妇孺，泬漻壑谷腾欢哗。”足见游客之盛，亦为北伐成功以后的兴旺气象。
    到了民国二十年初夏，移居松树林新宅，名之为“松门别墅”。有《首夏移居松树林新宅》诗。其前一首七绝，诗题为“徐悲鸿画师来游牯岭，相与登鹞鹰觜，下瞰洲渚作莲花形，叹为奇景，戏赠一诗”，诗云：
    移枻瀛寰亦一奇，龙钟为显古须眉。
    来师造化寻穷壑，散落天花写与谁？
    徐悲鸿在牯岭时，曾为散原写照。沈苇窗兄藏有影本。
    及秋，散原的好友曾熙下世，哭以五古一首，可作《曾农髯小传》读：
    吾乡清道人，不屈破亡际，黄冠变姓名，鬻书活夷市。
    石交有农髯，颉颃同臭味，高节与之并，又并擅绝艺。
    起首四句只谈清道人李瑞清，“石交有农髯”一转，接以“颉颃”两“并”之语，则为清道人即所以写曾农髯，四十字中已概括曾李平生，巨匠运斤，洵不可及。以下专及农髯：
    道人悦一瞬，坛坫续树帜，坐振神翰誉，光侯重遐商。
    灵根吐华蕤，雅咏杂嘲戏。晚岁弄画笔，震发涎百辈。
    古貌出蜃楼，中情率而挚，奔命护死友，筑庵挹风义。
    此十二句叙农髯的书法、诗、画、容貌、性情。“筑庵挹风义”者，清道人殁于民国九年，曾农髯葬之于江宁牛首山，置祭田，立宇祠，风义遒人。“奔命护死友”自有本事在内，欲言其详，只有叩诸曾、李二翁的传人张大千了。
    以下是叙与农髯的交谊，颇有“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之意。不久，散原下山，时为十月初一，有《庚午十月朔别庐山》五古一首，起首六句为：
    栖迹云雾巅，岁序慨已周。谬希龙蛇蛰，终遗猿鹤羞。
    隐乖五柳趣，放接三闾忧。
    据可知，下山的原因，并非为了山上不宜过冬。八十老翁，隐于庐山，竟乖陶情的志趣，而有三闾大夫的忧虑，其故亦可思矣。
    自此至民国二十四年夏，集中仅留诗三首，一首为七绝，题作“拔可寄示晚翠轩遗墨，展诵黯然，缀一绝归之”。拔可为李拔可，闽派诗坛健将。“晚翠轩”的别署，在清朝凡六，此则必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诗云：
    杀士之朝迹已陈，凤姿曾列眼中人。
    此才颇系兴亡史，魂气留痕泣送春（原注：卷中有效韩致光体送春二律）。
    “杀士之朝”，安得不亡？此老诗笔严于斧钺。其下一首亦为七绝“题弢庵师与诒书学政合影”：
    住屋东西老味同，依依形影托冥鸿，
    一时童冠成耆旧，剧恋觚棱夕热红。
    弢庵为陈宝琛，诒书（亦作贻书）则福建长乐林开暮，其父天龄曾充上书房师傅，为恭王长子载澂的业师，所以颇得恭王照应，放江南主考，放江苏学政，扶病按临松江岁试，殁于考棚。林开暮亦曾任河南学政，《一士谭荟》记其人云：
    入民国后，却征不出，而亦未尝以遗老厚自表襮。晚年久居北京，与陈宝琛结邻。民国二十六年春，南游赏梅，得病而归，五月间卒，寿七十有五。有自挽一联云：“固知无物还天地，不敢将身玷祖宗。”坦荡之怀可见……陈三立联云：“改世掷勋名，揽胜飞吟，澹泊襟期完独行；余生接师友，佐谈联酌，绸缪歌哭恋同居。”深警酷炼，此老固不肯一字落于平凡也。下联有其师陈宝琛在（宝琛为三立壬午乡试座师，先林两年卒），情致尤为切挚。
    林开暮与散原并无渊源，但林与陈宝琛为联襟，散原由师门而相稔，且亦重其为人，故交情渐深。闽中多诗人，唯与散原有酬唱者，类皆学醇品粹的君子。梁鸿志的诗不为不佳，却无往来。郑孝胥早年有唱和，晚年罕接音问。于此足见散原交游之不苟。
    以上两诗详细年月无可考，下一首挽陈宝琛，则为民国二十四年春间所作，《花随人圣庵摭忆》载：
    弢庵先生，以今年惊蛰前一日逝于旧都，年八十八矣。老成人渐尽，辄有灵光忽颓之叹。散释近以事北归，先生尚屡询余何以不来？散释因申余请乞书，亟言必为之。因言，今年腕力衰，前日为人书一中堂，觉惫甚。然犹健饮啖，健谈，旧历元日，尚为诗，有“蛰坏欲动身滋耄”之句。而上元后，骤患肺炎，遂不起……
    是年春，散原翁八十生日，先生寄以一诗，并写以寄余。诗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诗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此诗海内称传其佳，抑岂知其佳处，乃在无一句无着落。后七句谂二陈者多知之，首句似虚而实。盖翁为光绪初年先生典试江右所亲拔士，其试题，则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故首句意实双关。散原是年春尚居庐山，冬始北行，耄年师弟，犹得欢聚者又一年有余。北书昨来，言翁病癃闭时作，久戒绝篇章，然今日殆不能无沉泉之咏矣。
    “今年”即民国二十四年。散原自十九年十月初下山后，翌年复上牯岭。吴宗慈为国史馆所撰《陈三立传略》云：
    二十年辛未夏，先生由沪避暑北平，中途感不适，改赴庐山。居牯岭数载，乃经新京，稍勾留，就养于北平。二十六年丁丑五月，日寇发难于卢沟桥，平津寻沦陷，先生忧愤，疾发拒不服药，十一月弃世，年八十五岁。寝疾时，辄以战讯为问，有谓中国终非日本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呜呼！如先生者，使其得时与位，必将改革以致太平；不幸不得志，而牢愁抑郁，既一寓之于诗，乃至于发愤，以丧其生，可胜恸哉！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其爱国热情类如此，此固传者所亲见闻者也！
    按吴宗慈的所谓“新京”，与旧京相对，指南京而言。在这篇《陈三立传略》之后，吴宗慈的附记中又说：
    民国十九年，余寄寓牯岭，翌岁，先生亦以避暑至，遂得昕夕过从，亘三载，讲学论世，亲聆謦欬，大遂平生之愿，时先生近八旬，余亦垂垂老矣。先生创议重修庐山志，命余主其事。商志例，先生主应注重科学；论撰志文体，先生以风会不同，文体亦异，应旧从其旧，新从其新。志成，先生为点定，顾余曰：“斯作亦可空前矣！”二十二年秋，相偕由山抵新京，先生即养北平。
    此记稍有未谛。散原于民国二十二年冬北上，省视其师，旋即南返。陈宝琛殁于二十四年初春，散原除挽诗以外，另有挽联：
    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叙；
    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
    “残年偿小叙”即指二十二年冬，在北平相会。下联指“满洲国”及溥仪而言。“辅导所系”四字，就表面而言，不过言其为帝师，其实此四字似淡而深，因为溥仪唯一所尊重的人，亦即是唯一可以激发溥仪良心的人，只是陈宝琛。此人一死，丧失了对溥仪的影响力，就大局而言，多少是值得惋惜的。
    于此可知《题弢庵师与诒书学政合影》一诗，作于北平。而《挽弢庵师》一律，则作于二十四年。其下一首作为《庐山》，再下一首《和苍虬》，又可当诗史读：
    匡山骤别留残唾，燕市惊逢接苦言。忧患弥天公亦老，支离示疾我犹存。醉醒匿隐桑榆影，往返应迷关塞魂。剩途余生补余恨，饮冰不改肺肠温。
    陈曾寿大概在“九一八”以前就到了天津，从溥仪于“静园”。“九一八”以后，土肥原将溥仪架弄到旅顺，“皇后”婉容，即是陈曾寿护送到大连的，溥仪自传：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这样才让婉容和后来赶来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溥仪又说：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乘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郑、罗不但排挤胡嗣瑗、陈曾寿，尤忌者是“陈师傅”。溥仪自传：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当时争执的焦点是，溥仪要做皇帝，而日本军阀为了保持可退可进的弹性，只同意他做“满洲国执政”。据说郑孝胥在日本许以“国务总理”的条件下，已经同意此项安排，溥仪亦自此对郑孝胥不满。至于一班“旧臣”，想法跟溥仪是一样的。他在自传中说：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结果傀儡戏登场，溥仪还是“执政”。直到两年以后，方始“即皇帝位”。其间陈曾寿往来榆关道上，每见逊清的“旧臣”，辄道溥仪的苦况，散原诗中的“接苦言”“忧患弥天”，皆为纪实。散原之殁，乃以高年患癃闭之症，而适逢卢沟桥事变，忧愤拒不服药，正如吴宗慈所记。吴宗慈受知散原翁，先服务国史馆，抗战既起，回江西主修江西省通志，徇散原次子陈隆恪之请，撰此传略。往来书信，可以觇知散原生平及志业，陈隆恪的第一函是：
    岭南一别，忽逾六稔，去岁即闻执事亦返省，主修省志，至为欣慰，以道远时乖，未获承教，弟月前自萍乡来泰和，而公又他徙，怅惘何极！先君弃养后，此间当局同乡，多欲吁请中央明令褒扬，弟曾委婉辞谢，近日李君立候等，复以此事相商，辞意坚恳，并索先君事略，以备呈词，挚情高谊，欲却不能，惟有感衔而已。伏念先君一生，不求闻达，仅以文章气节，韬晦横流，既无功于民国，自无凭借恳予表彰，又不能妄加事迹，诬渎先灵。故弟终日彷徨，于先君事略，不敢措辞，今拟恳公权衡斟酌，撰一节略，迅予赐寄，此外尊处如收辑关于先君记载传述等，亦乞钞示，以公与先君晚年过从甚久，相知甚深，故敢涕泣干求。
    以一虽不以遗老自居，而且热望国家强盛，绝不反对共和，但毕竟为传统所囿，不昧“君臣大义”的散原翁，受民国表扬，毕竟是件很尴尬的事。陈隆恪的顾虑与彷徨，正见得他的不苟，殊可称道。吴宗慈亦有同感，故复书略有敬谢不敏之意：
    老伯略传既承垂诿，自当遵命，第有困难者：抗战以来，弟之藏书及笔记诸种稿件，遗失已尽；昔者老伯北平弃世，弟与古直层冰，曾各有撰述生平概要，登诸港澳各报，今旧稿无存，报章杂志亦无觅处，其难一也。今承乏修省志，对于前贤事迹及撰著等，应为详细调查，奈值战时，种种人事困阻，百呼无一应，且馆中经费奇艰，行政上束缚驰骤，殊难理喻，反不如修庐山志，自筹经费，自作主张，可期必成，其难二也。今读来函，似只须撰一传略，备作呈请褒扬之底稿，则着笔尚不大难。
    以下商谈体例，吴宗慈同意陈隆恪的看法。他说：
    老伯生平，诚如来函所述：一生不求闻达，仅以文章气节，韬晦横流，既无功于民国，自无凭借恳予表彰，又不能妄加事迹，诬渎先灵。数语已括尽生平矣！盖请民国褒扬，断非老伯九泉所许，然乡人后死，自不能不尽其高山仰止之思，亦曰各尽其分耳。现拟撮述在庐山数载过从，关于论学论世所亲闻者，先成一传略，至正传尚不敢轻易下笔……弟意对老伯生平，拟以“高不绝俗，和不同流”八字为骨干，至关于出处大节，乃自守为子为臣之本分，故在清末季，韬晦不出，与辛亥革命后之作遗民，其志趣节操，乃一贯而行者。故忠于清，不必如郑孝胥；赞成民国，更不必如谭延闿，盖胸襟落落，自有独来独往之精神，寓于其间也！全篇文字，拟采上述大意，中间再以事实联贯，夹叙夹议成之，其撰传者，即由弟署名，不必由贵昆仲，反难于措辞。
    如所论述，自嫌过于简略，但限期只五日，陈隆恪所附事略亦仅百余字。传至后人既视此为不得已搪塞乡人盛情之举，则吴宗慈自亦不必、亦不能作详传，故名之为“传略”。及脱稿后，乃有胡先骕提出商榷意见，函吴宗慈：
    顷读尊著散原先生传，高文健笔，至为佩仰，尚觉未能尽述其德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其尊人右铭先生为湘抚时，南皮为鄂督，慕先生名，竟枉驾先顾，右铭先生始命先生回谒。南皮一代名臣，而倾倒先生至此！此传略中不宜漏略者。故先生父子罢斥之后，先生仍居南皮幕府中，嗣后先后在端匋斋、张安圃处，皆尊为上客。
    按：匋斋为端方，安圃为张人骏，张佩纶之侄。张人骏与散原有师生之谊，督两江时，强延散原入幕，为时亦甚暂。此外从未入张之洞、端方之幕。散原视张之洞为前辈，交谊在师友之间，与端方则纯乎诗酒往还而已。胡先骕不特误解事实，且亦误解散原之诗，以为贺张之洞寿诗：
    “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
    此则大谬。但谓散原不愿以遗老自居，不为无见。胡函中云：
    尊文所云，韬晦不出，恐非先生素志。南浔路督办，在先生经历中，实至微末之事，殊不必特书也。先生于鼎革后即剪发，虽疾视袁项城与诸军阀，而绝不以遗老自居。尊文云“甘隐沦为遗民以终老，只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又违先生之志矣！
    吴宗慈于此函有按语：“不以先生为遗老，斯真违先生之志矣！”两者看法，绝不相同，其实皆有偏颇。散原只是淡泊而已。
    不过，散原当时对民族领袖的敬佩，两人的看法是相同的。胡先骕说：
    晚年居牯岭，居北平，其婿俞大维任兵工署长，先生藉悉蒋公备兵御日之雄略，乃极佩蒋公。卢沟桥变作，骕观谒先生于北平寓庐，先生对于我国抗战，具莫大信心。
    吴宗慈对胡先骕所论，辩解之词如次：
    首修庐志，本推重老人主其事，老人谓弟曰：“民国以来，凡所为文，未用民国正朔。今修山志，将焉用之？关民国事，听儿辈为之足矣。”观此言，其志趣不既昭然乎？
    至对蒋公之钦佩，与大维之所称述者，居庐山数载，尚有蔡孑民、李任潮、戴季陶等来访，其谈话，弟或在座，或事后叙谈，皆饫闻之矣。此与本身志趣另一事也。清庚子后，老人未尝无用世之志，然不得其位与其时，亦终于韬晦不出……弟以为老人爱国，出于衷诚，亦何间于为遗民乎？
    话虽如此，传中对此并未述及。吴宗慈另一函中辩解的理由极是，他说：
    至对蒋公之钦佩，诚如尊论，盖以蒋公若干年来之事功，不仅在国家，亦且及世界也。为吾国历史上仅见之一人，中山先生而外，固无能与比肩者。老人论人论事，初无成见，况在蒋公，何有间然？原文中于此层未详及，则以请褒之案，不便如此措辞，恐人议此为邀荣之笔，不既重诬老人乎？遗民二字，尊意拟不用，容于撰正传时详酌。梨洲、炎武、船山诸贤，皆遗民也。
    传略中商榷传主后嗣，吴宗慈与胡先骕亦有不同的意见，吴宗慈复函中说：
    老人诸子中，惟师曾已故，故得略述其身世。至寅恪昆玉等尚存，虽寅恪学识极高明，然碍于文例，不便词赘，故只以皆能谨饬廉隅，世其家声，简略带叙耳。关于老人著作原稿，最后幅已更正百余字，因诗已由商务印行，文则存师曾夫人处。至陈严愚处所存，乃得诸彦通者，中有赝鼎，并非全璧，此袁伯揆所亲告。
    胡复书云：
    散原文中颇多赝鼎，袁伯揆即作此项赝鼎者，如能清理之，亦佳事也，师曾事实弟知之特寡，其诗集为其女弟子手书已刊布，其长子封可善画，而次子封怀为弟门人，以园艺学名家，现在正大任教。
    按：散原入民国后，以鬻文为生计，高文高名，砚田所入甚丰。不过谀墓之文，言不由衷，自非散原所乐为，同时千金为润，所重者亦不过“义宁散原陈三立拜撰”这么一个下款。因而友朋后辈，每为散原代作。据说散原宴客之先，常以受托应撰寿序、墓志的题目，分条书写，制阄由座客分拈，故“赝鼎”者甚多。胡先骕指出“袁伯揆即作此项赝鼎者”，但不知乃为散原代劳，非借散原大名以谋利，其复书中尤斤斤于陈寅恪的评价：
    至于述及诸子，弟意似可云：皆能敦笃儒行，世其家声，而寅恪尤涵贯，号称大儒。否则，读老人传者，将谓寅恪亦不过谨饬廉隅之世家子弟，则与事实违背特甚，且使人议公或对寅恪有所不满，故抑之也。
    结果是吴宗慈让步，采取胡先骕所改“敦笃儒行，世其家声，而寅恪学尤涵贯”，只是“号称大儒”改作“为世所称”。吴宗慈特别声明：“因生存之人，殊不便作主观之誉语。此属之例有然，与寅恪本身价值无涉也。”
    散原一生成就在诗，其次在文。是故论定其人，必须论定其诗文，仍录吴宗慈所述，作为本文结束。
    其为文章，沉博闳丽，出入范书……演而为诗，融以至性，绎以至情，故能銶劂心目，搯擢胃肾，而自成一家言。
    其论为文曰：“应割爱由篇审段，由段审句，由句审字，必使词不泛设，字无虚砌。”其论为诗曰：“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