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
    清末，广东有非以科第起家的两名宦，一为张荫桓，一为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出身廪生。秀才的正式名称叫“生员”。生员有诸般名目，故称“诸生”。分为四等，廪生、增生、附生，及初“入学”，亦即新秀才之称为附学生员。廪生定额甚严，因为可自公家领取津贴，而这份津贴是要本事挣来的。秀才有岁试，分为六等，起码要考列三等，才能保持食廪的资格。此外，廪生还有好些特权，譬如童生考中秀才，报到时须廪生作保，证明他并非冒名。这一来自须致送谢礼。至于地方有事须求助于读书人，亦往往委由廪生策动，因为廪生的资格较深，无形中成了秀才之中的首脑。
    洪杨乱起，潮州府办团练，丁日昌就是负责人之一，以军功得授江西万安知县，参曾国藩幕。丁日昌年轻时在上海住过，见过洋人及西洋来的“奇技淫巧”，在那个时候，就算很难得的人才了。因此当李鸿章奉命援沪时，特地檄调丁日昌主管军火，以上海道创办江南制造局，为李鸿章“用沪平吴”极重要的助手。
    由于李鸿章的提携，丁日昌由上海道升调两淮盐运使，转江苏藩司，旋升巡抚。抚辑流亡，诸废皆举，颇有政绩。但江苏人，特别是苏州一府的京官，对李鸿章及其一系，怀有极深的成见，所以李鸿章动辄发牢骚：“吴儿无良。”丁日昌在吴虽有惠政，仍不免遭受嫉视。如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于两宋以来藏书家，稍稍知名者，无不搜罗，而独缺丁日昌，其为有意摒斥，不言可知。
    丁日昌的藏书是很有名的，藏书楼名持静斋。贵州独山莫子偲，曾为辑《持静斋书目》四卷。不过，丁日昌的收藏，不免巧取豪夺。他之开始藏书，始于上海道任内。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藏书家，为以营运沙船起家的郁氏。同治《上海县志》：“郁松年字万枝，号泰丰，恩贡生；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手自校对，以元明旧本，世不多见，刊《宜稼堂丛书》。”据记载，郁氏藏书间接得自“百宋一廛”。百宋一廛者，黄丕烈的藏书楼名。黄丕烈苏州人，字绍武，别号荛圃，乾隆戊申举人，不知缘何致富，故好宋本书成癖，而终能成为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所谓“百宋一廛”，意谓一廛之中藏宋版书百种。又有一室名谓之“陶陶居”，以藏有北宋、南宋两部《陶渊明集》而得名。
    但黄丕烈的藏书，身前即已流出，由长洲汪家所购藏。潘祖荫《藏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
    吾郡嘉庆时黄荛圃、周香严、袁寿阶、顾抱冲，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荫之姑母归观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荫少时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轩敞，树石萧森，堂中悬楹联“种树似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阮文达隶书。阮与汪故有连，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丰庚申以前，其书已散失，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后，遂一本不存。今从其家得宋元书目钞本，富矣精矣，真不减东涧、沧苇，盖皆荛圃、涧萍诸老为之评定，故绝无伪刻。
    汪家的藏书楼名“藏芸书舍”。汪阆原名士钟，其父名文琛，开一家益美布号而致巨富。文琛风雅好藏书，自号“民部尚书”。其子士钟由富而贵，故得与潘祖荫姑母家联姻。据叶昌炽说，汪氏之书散出，“长编巨册皆归菰里瞿氏，归杨氏者畸零”。瞿氏为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杨氏即潘祖荫文中所说的“杨致堂丈”。致堂名以增，山东聊城人，大挑出身，道光二十八年继潘祖荫的祖父锡恩为南河总督，以其世谊，故潘祖荫称之为丈。
    南河岁修费四百万银子，所以南河总督为有名的肥缺。杨以增复于咸丰三年兼署漕督，以迄六年下世。前后在任九年，宦囊极丰，乃于聊城筑海源阁藏书。洪杨以后，各地藏书家大都遭劫，唯杨氏得免。瞿氏亦赖子孙善于守藏，巍然与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
    洪杨以后，故家零落，雄于资者以贱值得收精椠，所以崛起好些后来居上的大藏书家，其尤著者，为湖州陆心源。其人极伧俗，李莼客记云：
    有湖州举人陆心源。入赀为广东督粮道，贪秽著闻，被劾开缺。闽都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粮道，遂专闽事。招摇纳贿，屡与巡抚王凯泰竞，去年凯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蔚入觐，颇为当路者言之，心源复被劾开缺。鹤年怒，遂亦因事劾蔚，有诏查办。蔚告病还苏，而心源亦归湖州矣。心源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其乡人言其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之。然四库所著录及存目者，闻仅少三种云。
    翁同龢日记中，对陆心源亦有精到的批评：“陆存斋观察送字画皆未受；著书甚夥，貌则甚俗。”又：“陆潜园书来，历叙宦迹，官兴甚浓。”大致此人是贪官兼市侩，但本事是有的，鉴赏的眼力甚高，除版本外，收藏的字画甚多，著有《穰梨馆过眼录》。据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江兆申兄说，此书虽述而不作，但所收录殊少赝鼎，所以参考价值极高。现由学海出版社精印发行，附带介绍。
    陆心源自道心仪顾炎武，所以文集名为《仪顾堂文集》，又有《仪顾堂题跋》等，共计著书九百四十余卷，总名《潜园总集》。只是若非门客所撰，即有蓝本可供剽窃，真是盗名欺世之士。
    陆心源购书，有如趁火打劫。日人岛田翰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云：“捆载书于郁氏，当时所购去，今案其目，总四万八千余册，三千二百元。况丧乱之余，世家巨室之藏，星散云飞，等于废纸，而心源举群有廉获之：若元本《玉海》值五十元，汴刻《唐书》值三十二元，天水《蒙古》且然，余可知矣。”
    当陆心源购郁氏藏书时，丁日昌正为江苏的显宦，论势自不相敌，所以购郁氏之书，虽已大捡便宜，犹觉不能称心如意，因而撰文丑诋丁日昌，其言如此：
    禹生介绍应敏斋廉访至郁氏阅书，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余种，令材官骑士担负而趋。时泰峰已故，诸孙尚幼，率其孀妇追及于门，禹生不能夺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舆中，其卷帙多者，仅携首帙而去。后经应敏斋调停，以宋刊世彩堂《韩文》、程大昌《禹贡论》《九朝编年》《毛诗要义》《仪礼要义》、金刊《地理新书》等十种为赠，余仍返璧。
    应敏斋名宝时，官至江苏臬司，有能吏之名，人品则至少要比陆心源高明。丁、陆因购书成隙这一重公案，岛田翰有公平的论断：
    心源时在闽，其自闽归，《毛诗要义》等精椠既为禹生所得，故大咻之。予闻禹生开府江苏，精明慈惠，御吏严而爱民如子，吴民至今德之；盖强夺则或有之，未如是之大甚也！而心源狺狺曲成之，岂知其源流将因宋元本数种而起，既伤友好，又欺后世，适成其为市道之薄，何有于讲学也！
    丁日昌官至福建巡抚，光绪初年即乞休归隐。光绪八年三月，以因受李鸿章委托，办理捐赈，为人侵冒，愤而致死。翁同龢与他有金兰之契，以兄事之，丁死后，翁作联相挽，联有“政绩张乖崖，学术陈龙川”之语，足定其平生。
    乖崖为宋朝张咏的别号，《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
    出知益州，时李顺抅乱，王继恩、上官正总兵攻讨，缓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吏执以告，咏不欲与继恩失欢，即命絷投眢井，人无知者；时寇略之余，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丁日昌在江苏的政绩，与此相仿，“化贼为民”，其事至难，但亦至易，唯在曲体人情，务期温恤。至于处骄兵悍将，而欲其能激发天良，克敌致果，此则必须有高明的手腕，丁日昌之最可佩者在此。
    陈龙川为陈亮，入《宋史·儒林传》。类书撮叙其生平云：
    宋永康人，字同甫，工文词，才气超迈，喜谈兵，周蔡以为上客，得交一时豪杰。隆兴初，上《中兴五论》，不报。尝以豪侠屡遭大狱，几濒危殆，乃益力学著书。其学自孟子后，独推王通，自立其文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淳熙中，更名同，诣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将官之，亟渡以归。感帝知遇，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欲激孝宗恢复，仍不报。光宗策进士，问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光宗大悦，擢为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赴卒。著有《三国纪年》《欧阳文粹》《龙州文集》《龙川词》。
    按：王通即文中子，为学以经世实用为主。清朝学术，在乾隆以前，以文网甚密，故识时论政之著作，相率视为禁忌。龚定庵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虽不免牢骚，多少也是实情。
    及至嘉道以后，谈实用之学者逐渐兴起。士大夫之有识者，不复以为四海之内即是“天下”，九州万国，茫无涯际，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始，一方面希望吸收新知，一方面正视现实，经世之文，粲然可观。
    由道光中叶起，谈漕运，谈盐法，谈水利，类皆能针对时弊，稽古通今，风气为之一变。洪杨之变，竟能戡平大乱，一时中兴名臣曾、胡、左、李，讲学问，讲文采，皆为一时之冠，但不论用兵施政，绝无丝毫书呆子的味道，这亦正就是嘉、道以来，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效验。
    丁日昌的遗文，只不过《抚吴公牍》一部，所谓“学术陈龙川”，自不免溢美。但在公牍中讲学问，亦自有其从平淡中见深刻的一面，如严禁“琐语淫词”的札文：
    淫词小说，最易坏人心术，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版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共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害，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
    这些见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不免迂腐之讥。但在当时，确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此则太史公所谓“侠以武犯禁”，至今犹然。但所禁之书，诚如《谭瀛室笔记》所论：
    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
    所评可谓中肯。所刊禁书名目确有颇不合理者，如《红楼梦》不在其列，而续书如《红楼重梦》等七种，一律查禁，自难餍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笔记《子不语》亦在禁书之中。此书中固有冶艳的笔墨，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尝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这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丁日昌有五子，长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为丁日昌带来很大的麻烦。《清史列传》卷五十五本传：
    （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灾，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游，与水勇徐有得忿争，游击薛荫榜巡夜，棍毙有得，日昌奏请褫治薛荫榜，丁炳因自请议处。上以日昌虽事前公出，究属疏于防范，下部议处，案交总督马新贻提讯。
    不久，马新贻又接到第二道上谕，显示案中有案：
    兹据该抚奏称：续查案内有伊侄监生丁继祖同住，闻闹先回，并风闻伊子分发知府丁惠衡，一并在内，经署臬司杜文澜督审，均称伊子并未在场，请将丁惠衡、丁继祖分别斥革，彻底根究，并自请革职治罪各等语。此案营弁人等，滋事酿命，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既经同往，着即斥革，交马新贻归案审讯。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着于到案时一并交马新贻审明虚实，分别办理。丁日昌咎衹失察，前已交部议处，所有自请治罪之处，着毋庸议。该部知道。
    原来此案还牵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内。因此，一桩寻常命案，马新贻特派地方大僚会审，计有江宁藩司梅启照、江安粮道王大经、署盐道凌焕、候补道孙衣言，复调江苏臬司应宝时与审。丁继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却未到案。五堂会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
    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
    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供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张汶祥刺马”，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唯谨慎”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处处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子。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强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与淮军来代替他与湘军。金陵一下，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同时对曾国荃的前程，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绝不鼓励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真是飞黄腾达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个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此外就是一个丁日昌，才具有余，资格又不足。因此，李鸿章必须在平辈中去找助手，条件有三：第一，至少两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听他的话。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是故李鸿章要找助手，当然是从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鸿章最初心目中有三个人，丁宝桢、沈葆桢、郭嵩焘。但丁、沈都是有个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鸿章只可用手段结为奥援，却不能指挥如意。郭嵩焘先为李鸿章所罗致，后来由于亲戚关系，转入左宗棠的系统，去当广东巡抚。左、郭搞得凶终隙末，交谊不终，那是后话，在当时，显然亦不能为李鸿章所用了。
    最后，李鸿章看中了马新贻。马新贻，字榖山，丁未进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军功拨在山东卫所，落籍山东曹州府菏泽县，已四百余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与西北的马家不同。以后张汶祥诬以与新疆回乱有关，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由浙江巡抚升闽浙总督，改调两江，马新贻一贯以裁抑骄兵悍将为首要任务。而所谓骄兵悍将，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军。为薛荫榜棍责殒命的勇丁徐有得，属于太湖水师营，而为曾国藩所一手设立。《清史稿·李朝斌传》：
    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燕子矶敌屯，战九洑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袱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敌垒，下之；进破澹台湖敌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敌垒。时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师合击，血战挫之，敌始退。破援敌于叶泽湖，截窜敌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敌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敌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敌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敌，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窥湖州，由夹浦逼长兴，敌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水师登陆袭敌后，夹击之，益毁西北沿岸敌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五年，推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巨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满小姐”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天王府”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天王”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先登十将”，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九帅”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判断他的病是所谓“夹阴阳寒”。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关”的饷银。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谳的处分是：
    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而所谓“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自己人”。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帅”，总说：“两江总督太细啦！”言下应该分茅列土，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帅”不在两江，自然是由“九帅”接任总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章继马而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中兴名将李鸿章开府武昌，左宗棠雄镇西陲，十月间且加衔太子太保，唯独曾国荃寂寞江乡，此情自所难堪。
    马新贻原籍山东曹州菏泽，其地即《水浒》的梁山泊，民风强悍，铤而走险，视为常事。马新贻的个性，亦为刚直一流，对捕盗一事，格外致力，《清史稿》本传：
    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浚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于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核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动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多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余。上以新贻未能预防，下吏议。嘉兴湖州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于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传中语多含蓄，其实马新贻简练亲军的主要目的，即在对付散兵游勇，及骄恣不法的营伍。湘军久欲得之而后快。徐有得一案既发，恰好资以号召为借口。刺马的张汶祥，身世迄今成谜，但为湘军以重金募来的死士，则确凿无疑。刺马是否出于李朝斌的主谋，虽不可知，但为湘军一致决定的制裁行动，亦确凿无疑。此只看江宁将军魁玉，于案发后飞奏入朝，立即决定由直督曾国藩回任，即可想见情势之严重，非“老帅”坐镇，不足以了残局。
    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说明刺马为湘军询谋佥同的一致决定。当凶手既逮，先发交首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审问，张汶祥以预先想好的诬蔑马新贻贪色卖友的一套说辞作供。两县令及首府相顾惊愕，竟不敢录供。
    明知所供不实，但要取具实供，却很困难。因为“三木之下”固然“无求不得”，但藩司梅启照及江宁府、江宁、上元两县心里无不雪亮，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能杀张汶祥灭口，如果一动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狱卒动了手脚，报个“刑伤过重，瘐毙狱中”，不但责任甚重，而且也对不起马新贻。因此曾受马新贻知遇的臬司孙衣言，一力坚主刑讯，而始终未为梅启照所接受。
    其时疆臣如安徽巡抚英翰，京官如给事中王书瑞，都为马新贻不平，纷纷上奏，或则曰“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或则曰“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否则“疆臣且人人自危”。意在言外，都认为此案别有内幕。
    于是朝旨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查办。上谕是一道严命：
    着该督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
    紧接着另有一道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张之万虽为状元，素无作为，而且胆子极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漕帮”与太湖水师营中的哨官、勇丁关系密切，倘或遵旨办理，颇有成为马新贻第二的可能。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启程。无奈朝旨督催，江宁将军魁玉又来速驾，拖无可拖，只好硬着头皮动身。
    张之万在路上还出了个笑话。他是漕标水陆两兵的营勇保护着去的，终朝闷在船舱中，不敢露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红蓼白苹，风景绝佳。张之万闷了好几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闲眺了一会儿，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又怕此时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提刀持枪，团团将茅厕围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惊惶万分。细一打听，才知道是“保护漕帅张大人出恭”。笑话就此传了开去，而风鹤之惊为何如，亦就不难想象了。
    到得江宁，张之万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员分成两派，除了孙衣言之外，马新贻的营务处总办候补道袁保庆，亦主严办。袁保庆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凯的叔父，对马新贻不仅有知遇之感，事实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庆下令执行，因而对马新贻的被刺，别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够审出真相，为马新贻报了仇，也略减他的内疚。
    除此以外，都主张息事宁人。这一派的主张，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魁玉与梅启照出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后，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道“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部里秋审处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倘或再激出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申冤。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出新戏，即名“刺马”，情节完全根据张汶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根据此戏而来。
    这就奇怪了！张汶祥的初供，江宁府及上、江两县竟不敢笔录。即或录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传在外，资为戏剧材料？同时，两江总督等于主宰东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势赫赫，即或丹桂茶园主事者及演此新剧的伶人，能以租界暂作庇护，但岂能不顾虑到，一出租界，落入逻卒手中，两江总督杀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韪？
    于此不难想象，丹桂园排演“刺马”，必然有人在撑腰，大背景是湘军，小背景是漕帮。漕帮即是所谓“清帮”，依照帮中“家法”，只有“扫清码子”——理发匠不能“进门槛”，即被摒于“山门”以外。因为在理论上说，漕帮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理发匠当清兵入关剃发令下时，为虎作伥，不剃发者，即时可以斩首示众。旧时的剃头挑子，一头是一张凳子形的小柜，上面坐顾客，柜中置放“吃饭家伙”；一头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烧着热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为当时斩首示众的遗迹。由于立场的敌对，所以漕帮不纳理发匠。
    实际上这是门面话。漕帮当初订立帮规、家法时，颇有高人参预。有许多“秘诀”隐藏不露，漕帮摒拒理发匠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持秘密。因为理发匠执业时，必与顾主谈论新闻，没话找话，罔识忌讳，倘入“门槛”，则将无机密可言。所以找个很正大的理由，彻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创立漕帮者对此原则的运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帮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条运河卖艺，与漕帮有密切关系。太湖水师营与漕帮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师营官兵入帮者极多，这样，间接策动“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马”的新戏出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刺马”一出，轰动一时，张汶祥顿时变成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被描绘得形同禽兽，这是马新贻的家属及其故交旧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马”这出戏歆动不明内幕的百姓，自无足奇，可怪的是曾经当过安徽巡抚、做过马新贻顶头上司的乔松年亦竟赋诗，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实不可恕。
    此外，以刺马为题材的诗，还多得很。有一首《教场歌》，完全根据湘军借漕帮往来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写成。诗是不坏，但唯其诗不坏，对马新贻的损害更甚。诗云：
    钟山七载无烽火，仪凤城高宵不锁，
    丝竹东山话谢公，风流自昔惟江左。
    尚书辛苦选材良，阅武亲临内校场，
    细柳营门刚下令，华林马射正分行。
    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声声相间作。
    帐下俄惊恶客来，天边瞥见寒星落。
    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际恩仇岂等闲，
    聂政从来无识面，荆轲原自不须还。
    满城僚属争相讯，刺客从容承鞫问，
    三尺爰书尚未成，又传阃内红儿殒。
    岂有琼花璧月吟，门前何苦说韩擒，
    无情怨杀燕支井，女伴凄凉泪满襟。
    当日烽烟连皖豫，江头记得潜行处，
    良人同日窜荆榛，贱妾何羞齐相御。
    转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节耀钱塘，
    飘零萍梗无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
    相逢话旧情难遣，蘼芜山下惊重见，
    恩怨循环一晌间，罗敷枉用多留恋。
    鸟不高飞亦可哀，浑忘万苦贼中来，
    谁怜婀娜天涯树，强向侯门苑里栽。
    侯门深锁春光好，一夜西风吹树倒，
    歌舞文酣祸变生，呼天一哭天应老。
    浩荡长干鼓浪声，愁心重叠恨难平，
    春蚕已死丝仍缚，粉蝶成孤梦未醒。
    转眼豪华经晓露，六卅一错凭谁铸？
    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误认亭亭树。
    星使明年日下来，优扬典礼逮泉台，
    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沧溟作巨魁？
    这首歌行，四句一转韵，为正规的梅村体。全篇重点在“又传阃内红儿殒”，因为谣言中说，马新贻与捻匪投诚的曹二虎结盟，诱曹妻私通，复杀曹二虎。马新贻“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殓，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此“红儿”即指所谓“曹妻”。以下即叙马纳“曹妻”为妾的“经过”，直至结尾，“优扬典礼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绅请在立功省分建专祠一事，而隐然有惋惜张汶祥之意，诬之甚矣！
    郭则沄《十朝诗乘》载一诗，一韵到底，颇可一读：
    柳子厚《龙城录》载：龙城在柳州罗池市，有石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儿童竞歌是语，以为兵燹甫平，诵之以驱厉祈福也。迨马端敏遇刺，周彦升谓其应谶，因作《龙城谣》云：
    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
    匕首出，日无光，柳星正对连天张。
    两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骑将纷趋跄。
    京口健儿束急装，一手偃抑纛中央。
    绿营员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剑耀铓。
    是日校士门关防，飞鸟不到舆盖旁。
    戟辕令下如秋霜，铃下肃静旗飘飏。
    但闻擂鼓声琅琅，白日照案风动裳。
    忽然走卒来儴，濡缕仿佛背有芒。
    贼刃大府如刲羊，众手搏贼如虎狼。
    贼顾而笑神扬扬，诘贼何名张汶祥。
    朝命严讯贼主张，贼对不对无惧惶。
    吁嗟乎，世间怪事无不有，龙城柳，出匕首。
    《十朝诗乘》又记：
    凶犯就获，讯之无确供。或谓马本回族，既贵而叛之，故彼族挟憾以逞；或疑穷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谓马掳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缢死。究皆臆测之论。周荇农阁学，初闻流言，为赋诗云：“一昔狼星殒石城，扶风恶耗使心惊。虎牙未听呼来歙，犊鼻翻令误马卿。磨刃廿年胎祸水，饮章万口溢冤声。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与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锜），知其说全诬；又赋一诗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谁知定论死犹无。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泣到遗民知惠政，荐从贤相识通儒。流言惑听惭非智，况是千秋被史愚。”其时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传信。
    周荇农，名寿昌，湖南长沙人，久负文名。第一诗惑于流言，故结尾有“斟酌崇祠与易名”的主张，竟欲撤马新贻的祠堂及褫夺“端愍”的谥号。及至由勒方锜口中得悉真相，自陈“流言惑听惭非智”，为马新贻辩白，以欧阳修与甥女有暖昧之诬相比，而感慨盖棺论定之不易。这种勇于改过的修养，很可佩服。李慈铭先与周寿昌交好，后来颇有讥刺，中间又弃旧嫌，而在周死后十余年，忽又批评他的诗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实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锜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与藩司，关系甚为密切，可说无三日不见之时，对马新贻的公私生活，应该相当了解，而竟有“歌场写真”之语，倘非挟私嫌故为诬蔑，则此人之浅薄无知识，亦就可想而知了。
    与乔松年相反的是，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他对马新贻之被刺、被诬，表现得很够义气，曾经函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刺马”一剧，又奏请为马新贻在安徽建专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属者，无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紧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来，始终未能有结果。郑敦谨终于在顾全大局这一万分无奈的苦衷之下，屈服于现实。定谳后有一道上谕：
    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复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恨，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着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猝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后，有好些插曲可谈。第一是张汶祥始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受到的优遇，可能亦是一名这样的要犯所从无享受过的。在狱中睡卧则高铺，食则盛馔。据说还经常有钓鱼巷的土娼，入狱侍寝。过堂时，百姓夹道围观。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汶祥，洋洋得意，旁若无人。这种情形，对马新贻家属的刺激，真可说是椎心泣血，因此，对于张汶祥的报复，亦极惨酷。
    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果张汶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柏葰。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柏葰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戊午科场案多少是场冤狱，但却能予人以刑部执法不阿的印象。以后辛酉政变杀肃顺，洪杨事定杀弃地失律、擅杀百姓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抚翁同书于狱，这一连串的大案，巩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权势、守正不阿的风格。郑敦谨就是很想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人。
    当郑敦谨由江宁启程回京复命时，曾国藩曾致赠程仪二百两，声明出自廉俸，为老同年赆行。而郑敦谨仍然坚辞。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张兆栋代为出奏告病，辞却官船，另行买舟，遄返长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议。
    漕督本来是张之万，何以换了张兆栋？原来张之万已调署江苏巡抚。然则丁日昌何以去职？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插曲了。
    当郑敦谨奉旨赴江宁查办马案时，曾有一道上谕：
    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马新贻被刺一案，颇有传闻，当经谕令据实具奏。兹据奏称，所得之传闻者，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龢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辞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精通无比。所以上谕中先作开脱，再交曾国藩、郑敦谨在张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证明，丁惠衡一案，为导致马新贻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则此一震惊海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总督被刺奇案，街谈巷语，推原论始，不能不归罪魁祸首于丁惠衡。丁日昌内心的不安，丁氏家属的紧张，亦可想象得知。
    但另一祸首，可说是丁惠衡的祖母黄氏，如果不是她袒护孙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厉害。太湖水师营及湘军的众怒，亦不致如此难犯。这位“丁母黄太夫人”也是受了马新贻被刺的刺激，以致忧急去世。丁日昌丁忧去职，乃由张之万调署苏抚。
    丁日昌丁忧以后，侨居揭阳，开始整理持静斋藏书。此人本质上并非风雅一流，但与他的同乡张荫桓一样，虽非科目出身，却文采斐然，不以诗名，而偶有所作，颇具功力。在苏州时，有名的书家何绍基过访，流连甚久，陈衍《近代诗钞》收其长歌三首，其一题作“子贞先生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率尔呈教，乞勿以示人”：
    苏城三月春风颠，幽鸟破梦呼檐前，文书如丝时煎沸，有花不赏同枯禅。忽闻剥啄来高贤，握手一笑别几年？相传海外坡已仙，形虽疲恭神完全。有时拄杖脰肩肩，忽如蛱蝶飞翩跹。太息故造同蜗铨，溪涧难胜大愿船。洞庭无风独缘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缘，堂前问字无彭宣。对酒不乐愁拘牵，拂衣束下消滞延。官衙客舍床可联，琅嬛秘笈具评诠，夔蛟蛇风相并怜。
    这是叙何绍基的宦迹与两人的交谊，以下称道何绍基的书法：
    花下贻我青琅编，笔势恍若明堂椽，
    又如龙虎互钩连，皮骨苍莽色味妍。
    “龙虎”“皮骨”形容何子贞的书法，殊为精妙。不过论本心，丁日昌不以为所谓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另一诗从题目到诗，对何绍基的纠缠，已微露规劝之意。
    这首诗的题目是：“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谓昌岭外人，应为推波助澜，人事扰扰，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呈教，并乞赐和。”诗中的第一段是：
    营营饮食亦何有，人生涉世岂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为日月记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风流印证无后先。天公颇怜诗料寡，特结翰墨新奇缘。蔡谱白图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骂；世间无毁哪得誉，玉液琼浆自声价。
    此诗明明是说，啖荔而作诗张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绍基“赐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绍基是否听他的规劝。何诗未见，但可料定，即能领会此意，亦必不纳。因为丁日昌仍有两首诗“呈教”，诗中并注：“两日三赐诗，催和甚急。”诗中又提到“灌鱼鳞水则荔旺”，“佳荔名为糯米脐”，似皆未经人道过。
    丁日昌殁后，藏书陆续散出。比较能读先人之书的，只有一个丁惠康。他早年亦与长、次两兄一样，是个纨绔。只是灵性不昧，名心独盛，觉得做个公子哥儿，只是酒食征逐，弄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折节读书，也中了秀才，纳赀为郎，捐了个主事，但并未分部，陈石遗为他所撰的传记中说：
    君于经史、百家九流、训诂、词章、金石之学，皆泛其涯，落笔为文，有魏晋间人风格；人亦如其文，虽为邑诸生，不屑求科举；虽为部郎，未尝分部学习也。尝北游，欲读书南学，长沙张公百熙领学事，置君第一；旋舍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诗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风致独胜。但初抵日本所作，与以后的诗，大异其趣，如：
    浪悔年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殊乡何事独悲秋。登高枉说犹能赋，浩荡离愁不可收。
    暗雨萧疏澹夕阴，高楼含雾远山沉。一春烂熳樱花候，万里羁孤客子心。入洛士龙成独往，过江王导怅登临。回廊徙倚怀乡国，锦瑟华年感到今。
    这两首七律，遣词修洁，音节苍凉。功力虽不算深，却看得出颇有天分。同时诗中感事伤时，亦有寄托。及至离日留别之诗，又是别样滋味：
    （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来，飞红狼藉旧亭台。沉沉远梦迷千劫，惨惨新词赋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泪如残蜡渐成灰。玉关人老愁何极，窈窕春星望几回？
    （其二）
    此去风云方百变，侧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无边路，倚遍银瓶系所思。最有温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乱千丝。辘轳永夕烦怀抱，讵独西风黯别离。
    （其三）
    手挼残红不忍看，轻寒无赖倚阑干。阴晴未定天如醉，疢疾迷方泪易弹。旧恨尊前歌昔昔，新愁帘外雨潺潺。伤心思妇辽西梦，冷怯空闺人未还。
    （其四）
    艰难行路黯魂销，帝遣巫阳赋大招。愁雨愁风才易尽，伤春伤别意无聊。相看镜匣惊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独自思量目凝伫，碧城十二总迢迢。
    这四首七律，题作《回风辞留别日本诸寓公》，以落花作寄托，确是所谓“哀感顽艳”之作。诗似两当轩，而参以定庵笔法，便觉风骨胜于黄仲则。不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几岁正当奋发之时，作此万般无奈的苦语，论者谓非佳兆，这话似乎亦有道理。
    在日本当然亦有韵事，所作《京桥冶春词》六绝，可以略窥本事：
    省识尊前旧舞腰，烟花约略忆南朝。
    庾郎词赋飘零甚，虚对东风弄玉箫。
    曲曲屏风烛影深，三挑微与托琴心。
    文君未解相如渴，枉费长门买赋金。
    心字罗衣绣两重，小苹初见意惺忪。
    一春梦雨无消息，沉醉东风唱懊侬。
    相见时难别更难，云英梦冷意阑珊。
    飞花沾絮空惆怅，输与檀郎画里看。
    怅望秋河倚玉箫，红楼雨冷梦迢迢。
    相看无语空相忆，肠断垂杨上下桥。
    衣香鬓影太匆匆，十里莺花最恼公。
    莫待他年重回首，落红成阵怨东风。
    从日本回国后，曾一至广州。其时李鸿章方与荣禄取得默契，出镇百粤，远避载漪之流的荼毒，俾在缓急之时，得以内外相维。丁惠康以年家子修谒，在李鸿章幕府中参学务，不久舍去。及至庚子之乱，丁惠康颇思有所作为，陈石遗为他所作的小传中说：
    庚子之乱，大学士粤督李鸿章议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锐欲有为，谒鸿章，陈政策，鸿章不能用。百熙旋荐举经济特科，不应。自是往来京师、上海。居京师数年，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数古琴，值千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花。然日用常无以自给，友人或赞助之。
    陈石遗写的传记中又说：“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则阴喜自负，时以语人，则知其未忘世也。”这两句话，参以前面所叙的生活状况，不难了解丁惠康的性情。大致名心过盛，则多所矜持。不应经济特科，为的自鸣其高（其诗集称《丁征君道集》的征君，即由特科而来）；日用无以自给，而场面不可不摆。他不是不想富贵，但总想一鸣惊人，于是有些想法就不免令人可笑了。
    如《散原精舍诗》中，有这样一首五律，《丁叔雅户部至白下，颇劝贷钱营濒海垦田，既去上海，寄此调之》：
    宪也贫非病，干卿风马牛？他年千亩添，余事五湖舟。眇眇吾安放，堂堂富可求。时危征卜式，好作烂羊头。
    散原翁甚轻丁惠康，但亦颇有人重之者，如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记：
    丁叔雅惠康有《奉怀石遗老人病状》诗云：“苦念空斋老病夫，近来诗思定何如？斜街短屋飞花满，萧寺华年把残虚。与汝安心宁已了，偷闲作计未全疏。凭谁东话温存味，慵卷晶帘对道书。”此见过视病归后作也。余答诗云：“畸人丁野鹤，能访老迦陵。春去愁如海，诗来意似冰。斜街婪尾药，老屋半身藤。君看绳床客，枯眠即是僧。”又有《石遗老人答以新诗觉前意有未尽重申一首》云：“君为秋士悲多病，我久春明意未舒。独夜凄惶窃蚯蚓，盈襟尘泪泣枯鱼。绳床经案原非病，药碗斋糜奈已癯。万事不如麻木好，可能言说亦删除。”招余集江亭云：“精蓝旧事传江总，座上诗人是古灵。半日浮生余觉梦，十年小劫有孤亭。无多名士垂垂老，如此长条故故青。最是道心无住着，落英芳甸眼曾经。”
    叔雅为丁禹生抚部少子，家有园林，富藏书，多精椠钞本，旁及书画、金石、瓷器，皆足雄视一时，而皆弃不顾，一身流转江湖，若穷士之漂泊无依者。能诗、善书、精鉴别，声名巨甚，当世士大夫无不知有丁叔雅。在同时三公子中，当兄事伯严，弟畜彦复。后留滞京师，余识之，不数年，踪迹至相密迩，事余如兄长。余时方丧妻，君亦丧其爱妾爱子，支离憔悴，殆不可为怀，然余遇悲从中来，能痛自发泄，极之于其所住，虽根株确不可拔，亦所谓蹂躏其十二三，盖拗怒而少息者。叔雅意既不广，口复不能自宣其湮郁，其不言而自伤者，臣精暗已销亡，竟夭天年，闻者无不悼痛！年来每有所作，辄用旧纸录存，余所若预知其将死者！
    少与其乡曾刚甫参议习经齐名，客邸所需及病中医药，身后棺殓，皆刚甫一人任之，可谓古道可风者矣！
    丁惠康夫妇琴瑟不调，喜一妾，产子而殇，妾亦去世，这双重的打击，使得丁惠康索然无生趣。陈衍在他的小传中说，致死之因是：“隆冬无裘、不炭、积冻伤胃脘、伤肺。”宣统元年四月底不治死于京师，得年四十有一。
    丁惠康的交游甚广，但知交多闽粤两省人，严复、陈石遗之外，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程砚秋赖以成名的罗瘿公，广东顺德人；一个是曾习经，字刚甫，号蛰庵，与丁惠康小同乡。
    曾习经大丁惠康一岁，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一直在户部当司员。光绪末年改新官制后，当到度支部的左参议，后升右丞，等于户部侍郎。曾习经的收入很不恶，对丁惠康时有接济。丁惠康得病下世，自医药、殡殓、归葬，都由曾习经独力担任。交友如此，丁惠康地下有知，亦当自负。曾习经诗学甚深，古诗出于六朝，近体学晚唐，参以北宋笔法。录其古体、近体数首以为本篇的结束。
    《花朝同陈弢庐、郑苏堪、林畏庐、赵尧生、胡漱唐、林山腴、梁众异、冒鹤亭、温毅夫、罗掞东、潘若海诣花之寺》：
    空色难强名，欣慨每交并，寻常万花谷，寂寞招提境。余寒淹节序，积阴失朝瞑，近郭少农事，春鸠鸣逾静。探幽果宿诺，耽寂惬微秉，即事难为欢，得途不可骋。嘉遨缅宛洛，良俦类汝颖，偶巾下泽车，稽首华严顶。经迹既如扫，来踪复谁省，寥落愧吾从，花时一延颈。
    《法源寺丁香花下》：
    车马寻常去殷辚，春光报答果何曾。千年战役空陈迹，满眼芳菲似中兴。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闲着语故相矜。沉沉万念旋生灭，愧尔东廊扫地僧。
    《弢庵先生招游净业寺》：
    临流台殿郁参差，碧瓦朱栏自一时。已倦春游花正发，未知哀乐鬓先丝。烹鱼溉釜能生忆，去轸抽琴欲致辞。旧是承平觞咏地，百年寥落到今兹。
    《题关河行旅图》：
    极目关山欲暮时，劳劳行客去何之。
    当楼残照风霜紧，如读甘州柳永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