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上班考
    公务员赴办公厅服勤，称为“上班”。这是个小学生都了解其含义的名词。此一名词，于古无征，以搜辑故实丰富著名的《大汉和辞典》，在“上班”条下，亦仅有“当番、当直”四字之释。按：当番、当直，是轮值之意，而上班乃普遍的情况。是故《大汉和辞典》的解释，不能谓之为适当。
    细考“上班”一词的出典，关乎近代公务员服勤制度的建立，此亦为清朝在行政学上的一大贡献。清沿明制，官员大别为两类——京官与外官。外官自督抚至州县，皆为正印官，其幕僚在督抚衙门称为“文案”；州县则为“幕友”，尊之为“老夫子”，通释“师爷”。而无论文案或幕友，皆非国家之官。其下则有“吏”，通称“书办”。在州县吏归幕友直接指挥。刑名师爷指挥刑房书办，具有绝对的权威，真正叫作“不怕官，只怕管”。
    明、清中央政府的组织，较为严密。以清朝的六部为准，在组织系统上分为四级，第一级是“大学士管部”，此级可实可虚，事在人为，如光绪中叶，阎敬铭以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拥有部务的绝大决定权，而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管理兵部，则唯拱手受成而已。
    第二级是尚书、侍郎，称为“堂官”，满汉左右共六人，称“六堂”。第三级是各司的郎中、员外、主事，统称“司官”，为处理部务的中坚分子。第四级为书办，跟州县一样，都为世袭，受司官指挥。由此可知各部司官相当于州县的幕友，所不同者司官为国家正式官员，而幕友是私人约聘的助手。堂官对司官，虽不必如州县官对幕友的尊敬，但亦应有相当的礼遇。司官抱牍上堂，长揖不拜；公文授受，堂官须起身接取。而在外官，五品官员参谒一二品督抚，则无有不跪拜之理。
    京官入公署服勤，称为“上衙门”。堂官固然来去自如，毫无限制，司官亦并无一定的进退时间。因为其时缺乏严格的考勤制度。三年“京察”跟乡试一样，逢子午卯酉之岁举行。悬以四格——才（具）、（操）守、政（绩）、年（资），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纠以六法：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黜以三途：革职、降调、休致。大致通盘观察，不考日常言行。如当今所谓“三考三卡”制，在彼时为一件不可想象之事。
    唯一的例外是军机处。军机章京入值，不叫“上衙门”叫“上班”。进有定时，退有定规，不比各部司官“上衙门”的自由，更不比冷衙闲曹，竟可终年不上衙门。
    清朝的军机处是一具有极高效率的最高行政组织。这种极高效率的产生，得力于严密的规制。而此严密的规制，乃由军机章京先后相承，殚精竭虑。一方面执持优良的传统，一方面不断有所改进而形成者。因此，从雍正十年始创军机处开始，直至宣统三年四月裁撤，此一百七十九年间，国家政务的推行，得能如臂使指，始终贯彻而灵活。
    政大有位博士，著有《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一书，达六十万言之多，引用书目六十七种，以及故宫博物院军机档案无其数。可惜，沈云龙教授主编、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中和月刊史料选集》所收两篇文章，未为这位博士所寓目。自来记载军机处最重要的一部书，名为《枢垣纪略》。此书在文海亦有刊本，是道光年间梁章钜所辑，而在光绪元年，由恭王嘱军机章京朱智等所增补。同治以后的军机故事，则付阙如。今得上述两篇文章，足补不足，差成完璧。
    这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南屋述闻》，一篇名为《枢曹追忆》。后者顾名思义，十分明白，“南屋”一词则较隐晦，须有解说。按军机处在乾清门西侧的隆宗门内，南北向各五楹，北屋为军机大臣直庐，南屋为军机章京直庐，所以“南屋”即为军机章京的代名词，犹如“南斋”之指南书房及南书房翰林。
    《南屋述闻》的作者“水东花隐”不知其名。与康有为一起逃到日本、拆穿“衣带诏”骗局的王照，文集名“水东”，但王照没有当过军机章京。考其《述闻》，知为清末礼部右侍郎郭曾炘之子。郭于光绪十一年以礼部主事考补军机章京。三十一年丁忧去官，在军机处前后十二年，花隐“叨与枢直”，自道“距先公之离直，复一周星”。其时为民国六年丁巳。既入民国，何来军机处？原来这年五月十三，张勋复辟，历时七日，旋复“退位”。在此七日中，“内廷办事乏人，命传集旧章京”，花隐就是这时候当过军机章京。但“枢垣故事，得自庭闻”。而此时“得亲至所谓南北屋者，首先闻于先公，至是皆一一躬睹之。”因此，所述所闻，源流分明，印证他书，相当可信。
    《枢曹追忆》的作者名吕式斌，字允甫，山东文登人，光绪三十三年以法部七品小京官，考取军机章京。宣统元年十一月到班办事。他的《追忆》中，有许多琐碎细节，亲切有味，而可信的程度，更过于《南屋述闻》。由这两篇文章，加上《枢垣纪略》，可以彻底了解军机处的“班务”。
    谈军机处的“班务”，当然要先谈军机处的起源。这又要先从明、清两朝的军事指挥系统谈起。明朝的军令操在内阁首辅和兵部尚书手里，兵部尚书的权很重，称为“本兵”。《明史·传赞》：“明季疆场多故，则重本兵之权。”及至清朝，军令由皇帝亲主，而康、雍、乾三帝亦英明果决，指授方略，万里如见。专征将帅，懔遵莫远，绝无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
    用兵首重机密，而雍正的统驭，纯为单线领导，更重机密。由于内阁在太和门外，人多地杂，怕泄漏军机，因而在隆宗门内设置“军需房”，选派谨密的内阁中书入值，缮写密旨。此为军机处的起源，时在雍正七年，用兵青海之时。
    由于地近内廷，便于宣召，临时组织的军需房，扩大编制为正式组织，改名“军机处”。其时，一说为雍正八年，一说为十年。据《枢垣纪略》卷二“除授”，雍正十年二月，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办理军机事务。此为有军机大臣之始，故亦可视为军机处正式成立之始。
    内阁无印，军机处有印，初颁在雍正十年三月，此亦为考定军机处正式成立于雍正十年的重要根据。军机处印信，在乾隆十四年改铸——银质、龟纽、方形，上镌满汉篆字，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印记”。大印的保管及使用，重重牵制，其详如下：
    一、大印贮以印匣，加锁，由内奏事处太监保管。
    二、印钥由领班军机大臣保管。“佩印钥”为一专门术语，凡一衙门有数大臣，如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佩印钥”者，“佩印钥”即为领班。军机大臣亦然。
    三、请印需凭金牌。牌为赤金所制，长约二寸、宽五分、厚一行，上镌“军机处”三字，由达拉密（以后会解释这句满洲话）佩戴。请印先请印钥，交金牌做抵押，然后凭印钥向内奏事处领印匣。用毕交还。但军机处每天发出的上谕甚多，每次照此三步手续办理，不胜其烦。因而后来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即是一次钤盖空白封函数百，陆续取用。到了道光末年，此一取巧的办法，获得正式承认，规定使用印封，应立簿登记，于下一次请印之时，核对无误，方能取得印钥。
    军机大臣在乾隆年间，约为六至八人，汉大臣约二至三人。道光以后，大致为五至六人。而又有“枢廷忌满六人”之说，一满六人，必有一人出事。
    辛酉政变以后，恭王当国，亘二十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军机大臣经常保持五人之数，除恭王领枢以外，两满两汉，而两汉则一南一北，殆成规制。自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年，两汉枢为沈桂芬、李鸿藻。沈桂芬籍隶顺天宛平，而原籍江苏吴江。其时李鸿藻门下心腹如张之洞、张佩纶，皆为北方之强；南士隐受排斥，因依附于沈桂芬，乃有“南北之争”，而表现于外交政策上者，最为尖锐。大致北派慷慨，南派持重。
    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出枢，沈桂芬引其浙江乡试门生王文韶入军机，南派势力大增。而北派则在家居守制的李鸿藻领导之下，借言路以抗衡，乃有“翰林四谏”及“清流”的名目。光绪六年除夕，沈桂芬病殁，李鸿藻恰好服满起复，再次入枢。而王文韶不能继承南派衣钵，北派借云南报销案，力攻而去，政局遂为北派所左右。李鸿藻本为北派所嫉，此时自觉势孤，因而与张佩纶深相结纳，驯致马江一战，清流俱尽。而十年三月，军机全班皆撤，醇王柄政，隐然为“太上军机”。中枢政制既坏，军事遂亦不可为。此为谈近代史者，不能不注意的大关目。
    军机大臣，每日必由皇帝召见，名为“见面”。最初，军机大臣的性质，仅等于皇帝私人的助理。皇帝认为某事交由某人办理或商酌较为适宜，便召某人进见。进见以后或有所垂询，或口述处置办法，被召见的军机大臣，应即撰写上谕，是谓“承旨”以后的“述旨”。既呈奉核可颁发，应该公布，咸使闻知者，咨行内阁发布，称为“明发上谕”；不必公布而仅使某官遵办者，由军机处加封，交兵部专递，称为“寄信上谕”，或称“廷寄”。
    在乾隆初年，军机大臣中最见信者是讷亲，常蒙单独召对。此亦有一术语，叫作“独对”。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承旨”不能“述旨”，转述于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上谕，又深恐失当，不符口谕，每每再三再四易稿。汪由敦颇以为苦，然而无可奈何。
    其后后弟傅恒入军机，对讷亲之对待汪由敦，颇为不平。因而在第一天召见时就陈奏，自道记忆不好，怕有遗忘，请饬军机大臣同见。从此创下全班进见的规制。但复奏发言，仍为首揆特有之权。除非皇帝指名垂询，或首揆指定发言，其他军机大臣，不能越次陈奏。
    在军机处成立之初，上谕归枢臣撰拟。其时的章奏上谕，不但清字、汉文并用，而且分量差相仿佛。所谓“清字”，即是满洲文，被尊称为“国书”。清朝开国之初，进士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受教习，功课中即有满洲文，听人选习。安溪李光地就精通满文，所以三藩之乱，得为入闽而不谙汉语的满清大将做向导。但至雍正以后，汉人点翰林者，已不习满文，是故上谕用汉文者，由汪由敦撰稿。而用清字者，由舒赫德、班第撰稿。甚至有用蒙古文者，则由理藩院尚书、蒙古正白旗人纳延泰撰稿，从无军机章京秉笔者。
    军机章京本任缮写之役，最初多由内阁中书中选派。及至傅恒任首揆，因为性情宽和恤下，故有满军机章京，要求给予撰稿的机会，用意在有以自表其才具。汪由敦见满员如此，自己如果不放手，便近乎把持了，因而汉文上谕，亦逐渐派汉章京撰稿。久而久之，成为规制。但在特殊情况之下，或者性质特别重要，或者为了保密，廷寄亦往往由军机大臣亲撰。如同治年间命丁宝桢于旨到之日，会“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将安德海就地正法的密旨，便出于军机大臣宝鋆的手笔。
    军机章京的规制，至傅恒领枢时，如上所述，已有绝大变化。而至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又有一大变化。仁宗惩于和珅之失，觉得军机大臣大多由大学士充任，而在内阁中选派中书充章京，汲引亲信，有植党营私之弊，因而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第一，规定满汉章京的员额。第二，规定满汉章京的任用，必须经常考选。自此以后，方始形成完备的“上班”制度。
    首先要谈军机章京的考选。报考的资格是：第一，各部院司官——郎中、员外、主事皆称为司官。但报考军机章京者，以主事为多，间亦有员外，而绝少郎中。因为郎中在部员中年资已久，内转科道，外放知府，为时不远，犯不着报考。而主事则大可以军机章京一途为捷径。第二，必须进士、举人或拔贡出身。第三，上述正途出身的七品小京官及内阁中书。第四，举贡出身而由捐纳官者，不准报考，但内阁中书是例外。
    于此可谈一种插曲。不久以前华报曾载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因乡试通关节获重谴的故事。
    其事的概略是：光绪十九年恩科乡试，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船至苏州。殷的同年周福清，派人下书，送了四个字的关节，而买关节者，一共五个人，事成送银洋一万。五个人中，四个人只有姓。一个有名有姓，叫作周用吉，就是鲁迅兄弟的父亲。
    其时苏州知府王仁堪在座。王虽为晚辈，却是一状元，颇负清望，殷如璋不敢小看他，因而依照典试者在途，不得与亲友通音讯的功令，为避嫌疑，请王仁堪拆阅，秘密因而暴露。下书人被捕，移送浙江法办，周福清不久亦到杭州投案。浙江巡抚崧骏很帮他的忙，以“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十个字的开脱，在斩罪上量减一等，拟了“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罪名。刑部尚书是军机大臣孙毓汶，凭钱说话，支持原拟。但这年科场风气极坏，一共出了四件弊案，所以光绪要严办，将周福清改为“斩监候”，陪斩了几次，最后还是“勾决”。周氏因而破家，鲁迅有几篇小说中所提到的家难，即指此事。
    按：《东华录》载崧骏原奏，说明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谕）。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周福清既然以翰林被黜，很可以像李莼客一样，“纳赀为郎”，考授御史，复归正途。不此之图，而捐一个冗员充斥的内阁中书，很显然的，目的就是想走军机章京这条捷径。
    考试的程序是：第一，内阁及各部院，考核合格人员，询其愿送与否。愿送者，本衙门先试，择优保送军机处。第二，军机大臣定期考试，试题是谕一篇，以三百字为限，限时交卷。卷用白折，兼取工速。第三，试卷由军机大臣阅看，径自决定取舍。不别简阅卷大臣，试卷亦不糊名。与其他试典不同。
    按：上述“第二”，目的在测验其撰写上谕的能力；而“第三”则课军机大臣以连带责任。乾隆十八年御史傅棠奏言：当于试场考试章京，照章弥封，别派大臣阅卷，以昭慎重。上谕：“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何由识别才品？要惟秉公甄别，严惩滥保而已。”于此可见，进取军机章京的慎重，以及考试军机章京的切实合理。
    这一考试军机章京的制度，自嘉庆初年到清社将覆之前，相沿不替，始终慎重，吕允甫《枢曹追忆》记赴试情形如此：
    是年（光绪卅三年）十一月初间，军机处举行考试，试场在东华门内之“宪政编查馆”内。点名时，军机大臣张文襄、鹿文端、世文端、袁项城，在院内设公案列坐。试题为《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义》，限两小时，卷为毛边红格纸。缴卷时各大臣对考员皆加以注视。
    第三日复试，仍在宪政编查馆内，题为《敏事慎言谕》，卷为白折两开，以写满一开为完卷，限一小时缴卷。大臣皆亲临监试，缴卷时视钟表亲注时刻。余时写作虽不能佳，尚能出以迅疾，缴卷未及一小时。蒙取列第六名。
    观此可见后来的考试，又较先前加严。初试在看学识根柢及相貌谨厚与否，复试则重出乎快速，试题“敏事慎言”，恰为对军机章京的基本要求。至于对文字的要求，明畅以快，简洁更不可忽。上谕用白折，每行二十字；“明发谕旨”或称“六行”，则一开不过一百二十字，两开二百四十字，要写成一篇起承转合、发挥敏事慎言之义的短谕，自非胸有丘壑者莫办。
    又按：吕文所述四军机，乃张之洞、鹿传霖、世续、袁世凯。其时军机大臣领班为庆王奕劻，余为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及“学习行走”的小醇王载沣。如两王未到，则以世续为尊。世续卒于辛亥以后，“文端”为宣统所赐之谥。
    既取之后，由军机处带领引见。部院司官，三年京察，考列一等，方有引见之荣。平时除内廷行走人员以外，罕识帝面。是故甫经考取即引见，亦为军机章京特受重视的明证。
    一经引见，几无有不记名者。所谓“记名”，即是候补。俟有缺出，依序补用，称为“传补”。
    这就要谈到军机章京的名额，也就是“班”了。最初定制，满汉各十六员，均分为两班，称为“头班”“二班”；每班以一人“领班”，满洲话叫作“达拉密”；又设“帮领班”一人，称呼满汉合璧叫作“帮达拉密”，简称“帮达”。
    额内人员以外，又有“额外行走”的章京。最初每班设额外章京一人，变成满汉各十八人。咸丰三年因为军务浩繁，添传已记名的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是年传补章京十二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但此十二人中，并无出色人物，为世所知者，只有一个“琉璃厂大参案”的主角贺寿慈。
    必须正途出身，必须保送，必须经过考试，乃为任用军机章京的积极限制条件。此外尚有虽够资格而不能用为军机章京的消极限制，一共三种：
    第一，虽为正途，但一点庶吉士，成为翰林，即不能任为军机章京。是故功名之士而又为长官倚重的军机章京，会试获隽，有不愿出军机而宁愿不点翰林者。军机大臣往往充任读卷大臣，欲成其志，固甚易易。因为殿试虽糊名而不易书，某章京的笔迹，入眼便知。即令高掇巍科，只要不是鼎甲，亦不必非入翰林不可，尽不妨从容面奏，朱笔应点而不点。此则确有事实可征，而为历来谈枢垣故事者所未及。
    第二，大员子弟不得选任军机章京。其制起于嘉庆十年，以后禁制渐弛。宣宗即位，重申前令。而至咸丰初，则又弛禁。《清史稿·许庚身传》：
    （咸丰初，许庚身）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尝代同官夜值，一夕票二百签，署名牍背。文宗阅本，心识之。以询侍郎许乃普，乃普为其诸父行也，遂命充军机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值。是命盖异数云。
    许为杭人，谥恭慎，久在军机，尤熟于方略，当时论军政，无出其右，乃平定洪杨的幕后功臣。光绪十年发生大政潮，恭王被逐，军机全班皆撤，而以礼王领枢。新枢臣无一不是生手，内廷规则，茫然莫辨。于是命许恭慎为军机大臣，政治始得顺利推行。
    第三，军机章京补放御史者，即须出枢。这是很合理的制度，但以后亦有“奏留”之例。但御史而任军机章京，自不能再封奏言事，则为理所必然。
    以上谈军机章京的任用条件及限制。以下谈“班务”。
    班务第一项是值班，亦即上班。满清各分两班，值班亦即满头班、汉头班与满二班、汉二班轮替值班。在咸丰以前，皇帝在大内之时甚少，春秋驻园（圆明园）、夏天巡幸热河，因此值班又有“该园班”“扈从班”“图塔密”“坛班”等名目。所谓“图塔密”，即未曾扈从的一班，俟从班差旅回京休息期间，连续值班至相当时间之谓。“坛班”之坛为天坛，皇帝冬至南郊大祀，先一日宿天坛而照常办事，应有章京随扈，即称为“坛班”。
    以下谈上班的细则。不过首先要请读者了解的是：第一，所谈乃是正常的情况，亦即在隆宗门内南屋的情况；第二，所谈乃是汉章京的班规。满章京自咸丰已形同虚设，不过供奔走传话而已。此虽由于满章京的甄试不及汉章京之严，能力上不免稍逊。更由于咸丰以后，清字章奏极少，与乾隆以前命将出师，重用满人，为防军机泄漏，指定使用清字章奏之情形，大异其趣。及至慈禧临朝，不谙满语，更遑论清字，以故满章京实为冗员，不过为八旗子弟留一条保举的捷径而已。
    头班、二班，分班办事，每班值期为两天，大致在上午四时至七时，前一日奏折发下，各衙门赴内奏事处“接折”，在皇帝召见军机大臣之前的一段时间，为交接时间。
    交班由“班公”负责。班公者，值日兼值夜，总称值班的章京之尊称。其制如下：
    一、达拉密与帮达不值班。
    二、其余章京，两人一组，预先刊出单子，周而复始轮值。每一组中必以资深者与资浅者配合，资深者称“老班公”，资浅者称“小班公”，以老带小，隐含在职训练的作用。
    三、班公处理本班的行政事务。所坐之处，称为“班桌”，此日无论何事，皆以班桌为总汇之地。大致老班公则分配任务，应付各衙门洽办公务官员，坐而指挥；小班公则听命而行，其专职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记档。用连史纸装订成巨册，每季一册，称为“随手”，记明某人所上奏折及事由，所奉朱批。写毕交老班公在每条下注明交某处，或分交某处。其交内阁者，必为“明发上谕”，只书一“交”字，另有“交发簿”，亦归小班公登记。然后命“苏拉”——工友喊叫某衙门，某衙门的司官，即至班桌前签名领折。
    由此可知，班桌为政令出纳之地，而司其事则为老班公。迟交、晚交、分交或不分交，乃至于应交此而交彼，对政务推行的影响，所关不细。军机章京之为各衙门所重，即此一端，可概其余。
    值日者兼值夜，却只有一位班公。大致老班公多值第一夜，小班公值第二夜，因为第二夜值班，第三天一早即须交班，等于值班三日，自然归小班公“承乏”了。
    班公值夜不在“南屋”，另有宿处。其地在武英殿北的方略馆。馆者书馆，如国史馆掌国史，会典馆修会典，各有专司，唯独方略馆不专编方略。此一例外之由来，又与军机处有关。
    军机与方略为意义相近之两词。历来方略馆总裁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兼领。大枢既无所不管，方略馆遂亦无事不可问，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编方略。方略本作作战计划及命令解，所以方略馆有留侯祠，与翰林院的土地相传为韩文公，同为象征的意味。不过事后追叙战役，自是战史。平洪杨、平捻匪，皆在同治年间由恭王主持，编述方略。书成，就近在武英殿雕版。
    说军机处是内阁的分局，殊与事实不符，但如说方略馆为军机处的外府，则完全正确。军机章京大都有方略馆的差使，或总纂，或提调。方略馆的供事，则兼军机处的抄缮之役，称为“先生”。
    走笔及此，不妨先将军机处的职称及通称，先做一介绍：
    一、佩印钥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
    二、军机大臣。
    三、学习军机大臣，其正式衔称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俗称“打帘子军机”。因为召见军机时，照例殿内不准有太监，所以入殿时，先由新进资浅的学习军机大臣，趋前数步，掀帘以待，最后方始入内。出殿亦复如是。如无学习军机大臣，则班次最末一名的军机大臣，亦称“打帘子军机”。
    四、军机章京领班，帮领班，即达拉密与帮达。
    五、班公。解已见前。
    六、先生。解已见前。姓王，王先生；姓张，张先生，自军机大臣至苏拉等，皆如此称呼，无直呼其名者。
    七、苏拉。宫中为官员服务的杂役，皆称苏拉，而以军机处的苏拉最神气，因为隐司门禁。军机处关防至严，相传雍正时曾立一牌，上书“擅入军机者斩”。此不见正史记载，但军机处不准外人窥探，则一向悬为厉禁，是故各衙门司官有不奉传召而上阶者，苏拉可以叱斥。
    八、纸匠。专任封钉册籍、黏贴挖补之事。
    九、厨子。军机处的厨子很特别，一方面承包伙食，一方面当听差。因为外朝各衙门，官员皆可携仆入内，唯军机处不许，所携听差只可到方略馆，因而不能不赋厨子以此额外任务。
    章京值夜，并非仅仅值宿，而是上夜班办公。军机处有两项极好的传统：第一，今日事，今日毕；第二，公事决不准带回家。因此，白天未了事务，值夜的班公，必得漏夜料理清楚。
    五更上朝为中国数千年相沿的规矩。所以京朝各衙门服勤的时间，与目前公务员上班的时间，大不相同，一天很少有八小时在衙门的时间。唯一的例外是军机章京。大致清早八点钟必须到公，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退值，时间总在七小时以上。但晚亦不会超过四点钟，因为这是宫中“传晚膳”之时，过此宫门下钥，不能不预先退出。
    当轮班军机章京退值时，亦就是班公“转移阵地”的时候了。第一步工作是收拾“班桌”，档册折件，如已料理清楚，即移置木柜之内，手自加封，称为“封柜”。否则，就须装入荆条筐内，命厨子背负到方略馆，一应登录记档事宜，赶完为止，不然不得休息。
    除此以外还有一项常课，起自同治年间，即是写“记载备查”，简称“记载”，小本细字，一年一套。记载的方法是将谕旨奏折，分门别类，摘要记载。奏折的处置办法，用记号区分，画个圈，表示有“明发”；画个三角，表示有“廷寄”。门类的分法，京外以行省分，直隶居首。京内以衙门分，宗人府居首。无可归类者，列为“杂记”。这本“记载”不是军机处的正式档案，却是最好的史料，可以作为编纂方略、政书的依据。
    写“知会”亦为班公值夜的常课之一。“知会”者，轮值的一班，将本日所办各事，通知休值的一班，是很重要的一种联系工作。知会的写法，用白纸一张，首书一“起”字。“起”为内廷习用术语之一，王公大臣须谒见皇帝，有所面陈，谓之“请起”；皇帝召见臣工，谓之“叫起”；数人一起进见，谓之“大起”。知会中如单书一“起”字，表示仅召见军机；如另召见内外大臣，则书姓名于“起”字下。
    其次是画一圆圈，即为“记载”中明发之意，以下摘叙事由，表示皆为明发上谕。再次画一三角，即是廷寄，摘叙事由如明发。倘或只召见军机，无明发，无廷寄，那就只要写两个字好了，一个是“起”，一个是“摇”。摇者摇手，什么都没有也。
    知会大多只写半页，空余的一半反折过来，用浆糊一粘，上写受件人姓名，不加外封，亦无印记，但彼此负责，从无差错。
    以上是谈“班公”的职司，大半属于程序手续方面的工作。以下要谈军机章京如何襄助军机大臣“承旨”与“述旨”。
    在未谈谕旨以前，必须先明了臣下如何表达意见于御前。除面奏以外，文字表达的唯一方式是奏折。沈云龙先生所著《近代史事与人物》中，有一篇《清代之奏折》阐述详明，兹为分段转录，略作诠释如下：
    清代在光绪二十八年未裁撤通政司衙门以前，分题本及奏折两种：循例事件，皆用题本，特别要件则用奏折。
    按：通政司居九卿之首，在明朝为极紧要之地，因为内外章奏，皆须经过通政司挂号，方得入宫。是故权臣往往以心腹任通政使，如严嵩之用赵文华。因为此处的耳目最灵通，内外臣工如有参劾或作不做的建议，得以事先弥缝，甚或阻隔章奏，不使上闻。至清朝，政令出纳，别有制度，通政司成为极冷的衙门，通政使除参与廷议及承转照例的题本以外，几乎无事可做。
    奏折经由奏事处转递，司其事者皆太监。分外奏事处及内奏事处，各省奏折至京，先交外奏事处，再转交内奏事处。
    按：外奏事处在武英殿之北，与方略馆一墙；内奏事处在月华门之南。内奏事处首领太监，官不过八品，而权势甚重，远非外奏事处可及。
    奏折长约六寸许，每半页宽约三寸许，每页十行，半页五行，每行二十字。
    按：奏折称为“小白折”，半页即所谓“一开”，五行，每行二十字，与“廷寄”的规定相同。唯廷寄，明发所用白折，高如小白折，宽则与大白折相同，因而字体亦较奏折为大。
    折面居中书为一“奏”字，折内开页即写具折人衔名，自第一行末，倒数至第七格，留最末一格，全书“跪”字。其余六格，即匀书衔名。第二行即抬一格书“奏”字，以下叙事处皆低二格书写，盖留备抬头也。末后一页中书年月日。文内遇抬头处，有应抬一格、二格，乃至三格者。
    按：抬头的格数，称为“单抬”“双抬”“三抬”。大致应示尊敬之处、泛指者单抬，如“朝廷”“国初”之类。称帝后则双抬。称皇太后或先帝，就要三抬了。
    若一格误抬至二格，尚不要紧，若应抬至二格三格者，误抬作一格二格，则具折者应得薄谴，缮折亦应同受处。至折内尤忌写简体及俗体字，有则恒被申斥。
    按：所谓“薄谴”，不过罚俸。清朝督抚从无恃官俸赡家者，官俸并不具领，即为备供罚俸之用。至于折内忌为简体及俗体字，违者获咎，此风起于道光年间。宣宗节俭，勤政爱民，但其才在清朝列帝中最为庸暗，尤昧于知人之明。其时士风丕变，好谈经世实用之学，所以上折论兴革者众多。宣宗对长篇大论的奏折颇以为苦，于是军机大臣曹振镛献计，摘章奏中小疵，加以严责，以察察为明，意在吓阻臣下，不敢贸然上折。拘牵文义，箝制清议，论者以为造成后来不痛不痒、专重小节的粉饰升平之局，以致一旦决裂，百孔千疮，无可措手，皆曹振镛之所误。又，写简体、俗体字，恒被申斥，而如脱漏，反不过薄谴。相传某省奏报命案，谓在戏场中斗殴致死。而此日为某帝忌辰，照例不准作乐，何得有“戏”？降旨诘责。而发奏则谓，“戏”字上还落一“猴”字，自请处分。猴戏固不干禁令，照例罚俸了事。这是舞文弄墨的“杰作”，大致世局衰盛，只看这种“杰作”的多寡，就可知道。
    奏折之外，又有夹片一种，书写体例与奏折同。
    即夹在奏折之内，故曰夹片。每折以夹至三片为止。一折加一封筒，封筒正面，左方之上，写一“谨”字，右方写一“奏”字，较“谨”字略高。下面骑缝处，照折内衔各式，书“某某跪封”。封筒背面书年月日，有附片者，于年月日旁注：“内附片几件。”
    按：夹片之为用，旨在便利受者之处理。第一，如为规谏或密陈之词，皇帝不愿为第三人所见，即可抽下“留中”；第二，如果不便“发抄”，军机处可另行抽出处理；第三，一片言一事，便于分交各有关衙门。试举一例，如督办某处军务大臣奏报大捷，铺叙战功，列举有功将士请奖，此折自须发抄，咸使闻知。而另有三事：一、密保某部将才堪大用；二、参劾某疆臣支援不力；三、军需浩繁，请予从宽报销。此三事皆不便公开，同时亦不能决其必能邀准，则以分附夹片为宜。皇帝或照准，或交议，或虽不准而不愿驳回，则竟留中，军机术语称为“淹了”，皆甚方便，且不致因一隅而影响全局。是为夹片之妙用。
    以上是奏折制作的说明，京、外一律。至于奏折的呈递，并不相同。京内简略，京外则有一定的格式，其程序亦较繁复。先谈京内各衙门通折及接折的手续。据《天咫偶闻》载：
    内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时，部院各以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外奏事处）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朝）房，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簿。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时不过丑时也。
    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灯一，通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上，则事下不久矣。（按：“事”者“封事”，即指奏折。）少顷，奏事官徐奉折而出，高呼曰：“接事！”则群集以俟，奉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入前。奉事官手付口传，曰：“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虽百十函无一舛错，不须开视也。然此亦有诀，以爪划痕，俗谓之“横知竖议”。
    按：皇帝批阅章奏，最常用的批语，即是“依议”及“知道了”，此两词的含义，相当于目前机关首长所批的“如拟”及“阅”。皇帝阅折既毕，每以拇指作一掐痕，一画表示“知道了”，一竖表示“依议”。然后由奏事太监依掐痕代批。所以奏事官只摸掐痕，便可知批语。
    各衙门领回原折后，所奏何事，军机处无从得知，此则另有联系的办法。《枢曹追忆》记：
    京内各衙门奏折，由太监传旨后，各衙门均将原折带回，太监将其所抄内折事由簿，注明“依”或“知”事样，送到本处。读“某事一折，依。”“某事一折，知。”本处预录事由，随听随注。注讫，交供事缮写，编入内奏事档。
    按：《天咫偶闻》记载，宣旨者为“奏事官”，《枢曹追忆》则谓“奏事太监”，似不相符，而实无误。《南屋述闻》记：
    康雍时置奏事处司员，乾嘉后则以内监任之。每日奏折上陈，或“依议”，或照所请，或交部议奏，上各以指甲画之，以为暗记。奏事太监汇捧折匣下，一一宣旨讫。以授军机处遵行之。
    此处可见，《天咫偶闻》虽亦为后出之书，但作者震钧得诸传闻，所记乃康雍时代的情况。自设军机处，特别是嘉庆四年，规则大备以后，京内各衙门与内奏事处的关系远不如前。
    京内各衙门奏折，谓之“内折”，与各省奏折称为“外折”系相对而言。瞿鸿禨《儤直纪略》，言之甚详，可与郭、吕之书参看。其言如下：
    每日各衙门折奏谓之内折，两宫（按：此“两宫”指慈禧及德宗，与光绪七年以前所称“两宫”，指慈安、慈禧者不同）览毕，由内奏事首领太监跪领，口传谕旨，或曰：“知道了！”或曰：“依议！”其有请旨圈派者，或曰：“圈出！”有候旨者，则曰：“留。”首领太监率各折匣至军机处，每启一匣，传旨一遍，枢臣均在旁恭聆。应接阅者，则取阅之，事多时促，亦不能遍及也。
    传旨讫，仍由首领太监捧至内奏事处记档，章京亦同往记档，交外奏事处传旨发出。
    按：上引瞿文，“传旨讫”以下一段，与事实不尽相符。此或因瞿鸿禨为军机大臣，对章京办事规制，不尽熟悉之故。此观吕文述“班公”职掌可知。其朱批奏折，在内奏事处传旨后，尚须经过数道手续，《枢曹追忆》述其制如下：
    每日朱批奏折，摘由登随手档后，原折交供事抄录（原语：清单不抄，因原单不须发还也）。抄讫，各章京校对无讹，在面上“奏”字下，注明某人（按：指上奏者），并摘刊事由，添注日月，谓之“开面”，将原折抄折，统交班桌，由小班公将原折一一装入原封，不封口，同安折送交内奏事处，谓之“交案”。发抄之折，交内阁领去，次日缴回，每日预用皮纸作一纸箍，上书月日，凡发抄及不发抄之件，均按日归入，谓之归抄。积半月则用皮纸包裹，注明某月上半月或下半月，谓之月折，亦谓之折包。
    按：“交案”者交朱批原折。凡交内阁发抄，以及由各衙门自班桌前领回的奏折，皆为抄件，所以“月折”中所收，自亦为抄件。至于外折的规制，又与内折不同。外折系将朱批原折交折差交回。但亦须定期缴回，此则于雍正年间，雍正朱批奏折，动辄不下百言，言多有失，恐臣下传播，有损天威，故定按期缴回之制，违制者严谴。
    至于奏折未奉恭批，大致出于三种原因：第一，事关紧要，或情况复杂，须军机当面商定者；第二，初无定见，或查旧案始能决定者；第三，或嘉勉，或申饬，须做几句文章者。
    如是第一种原因，则军机大臣进见时，携带原折，当面请旨，术语叫作“见面带上”，以下即入于“承旨”“述旨”的程序。倘为第二、三两因，就要“拟批”了。
    拟批是用白折裁成寸许宽的纸条，以皇帝的语气拟批，恭楷缮写，夹在未批的奏折内，盛黄匣交内奏事处呈上。皇帝用朱笔照批，自然亦可更改。发下后照朱批折的程序处理。
    拟批原该枢臣动手，但通常多由达拉密或帮达、资深章京代拟。《南屋述闻》有一条：
    咸丰戊午，李忠武续宾之死绥，朱批胡文忠奏折，有云：“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会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此批出钱副宪宝青手，时副宪方在枢值。
    按：戊午为咸丰八年。是年十月，李续宾死于三河之役。安徽军务归胡林翼负责，所以由胡出奏。钱宝青，浙江嘉善人，咸丰元年由户部主事补用为军机章京，官至副都御史，所以称之为“副宪”。
    外省奏折的递送，急要者专差，寻常者驿递。到京以后，照例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送交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上达御前。奏折用黄纸封里，外护夹板，以黄丝绳捆缚，直到御前，方始打开。因此流行于内外奏事处及军机处的术语，称各省奏折为“夹板”。
    凡“夹板”多在前一日呈递，并由外奏事处将某省有夹板通知军机处，得以事先有所准备。第二日清晨，夹板最先发下，称为“早事”。盛以高约一尺、有暗锁的长方紫檀木匣，军机大臣启阅后，交“班桌”按规定程序处理。所不同者，朱批原折，如果是专差呈递，则交内奏事处封好，仍转外奏事处由提塘官领去，交专差带回。大致头一天下午递折，第二天中午，即可领到朱批原折。至于驿递的寻常事件，则由班桌加封，径交兵部发驿。
    外省“夹板”照例须附封面黄绫硬裱的“安折”。皇太后、皇帝每位一份，在同治年间，即须三份，大致由军机大臣代批。皇太后安折，仅批一“安”字；皇帝安折，则批“朕安”。降至末年，则由军机章京代批，而且属于新进章京的专职。在雍正以前，安折俱系御笔亲批。相传批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的安折时，“朕安”之下，每每加批：“卿安？”是为英主驾驭臣下的权术。
    军机处的主要工作，自然是“承旨”与“述旨”两项。承旨者面承意旨之谓。明朝自中叶以后，皇帝罕与大学士相见，而清惩明失，特重勤政，军机大臣几乎无日不与皇帝“见面”。召见枢臣之地，在大内则自雍正至光绪初年，恒在养心殿。德宗亲政后，恢复康熙旧制，大多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戊戌政变，慈禧再度训政，两宫同见臣下，亦仍在乾清宫西暖阁。乾清宫为天子正衙，当同治亲政之前，慈禧拟御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辛酉政变以来，操持国事的苦心，为恭王所阻，未得如愿。至是，堂皇高座，一无顾忌。礼制不能约束太后，是亦将亡之兆。
    慈禧与皇帝召见臣工，如宋刘后与仁宗故事，在御案后并坐。东为上首、西为下首，但乾清宫西暖阁御案摆设方位，与西苑勤政殿、颐和园仁寿殿都不同，乃是坐南朝北，所以变成西为上首、东为下首。枢臣进见时，一过丹楹，即将折匣高捧齐眉。入殿以后，依次在皇帝右方的御案前跪下。军机照例赐拜垫，所以跪见称为“上垫”。
    折匣不止一个，多则依次分捧。既上垫，由领班军机大臣呈递，其次序是：昨日承旨，本日述旨的折匣先上，匣内谕旨的排比，先有次序，最上是廷寄，其次是明发，再次是电旨。如有坛庙大祀，需用“三抬”书写的谕旨，则又列于廷寄之上。凡折件、名单过少，不必用折匣者，谓之“出匣”。但谕旨则即令只有一件，亦须装匣。
    其次是“见面带上”，应请旨的折件每递一件，说明事由、办法，听候裁决交下，依次传递至“打帘子军机”。急要之件，须即时处理发出者，有章京两名，须先在殿外板屋内，携带笔墨待命，随写随呈随发。
    再次是呈递放差缺的名单，由朱笔圈定。这些名单，多由军机章京缮写，但考差名单，则必由军机大臣亲缮。按清制：会试及顺天乡试主考，系钦命特简，此外各省乡试主考及会试同考官，系经考试选放，其名即谓之“考差”。在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四月举行，凡三品以下的翰林，均得与试。试题用经文一篇，试帖诗一首，特派阅卷大臣阅卷。阅毕将原卷送军机处，由军机大臣亲拆弥封，按阅卷大臣所定名次，亲笔汇开一单，“见面带上”，朱笔圈出。录取者记名，可放两种差使，一为试差，即乡会试的主考、同考；一为学差，即是各省三年一任的“学政”。翰林的红黑，常以考差多寡为断。
    另有一事，亦须军机大臣亲手料理，此即各省督抚所奏“年终密考单”。
    按：考绩三年一次，京官谓之“京察”，外官谓之“大计”，乃是公开考绩。除此以外，各省督抚例于年终密考所属，开单汇呈。每员系以四字、八字或十六字的考语，大致地位越高，考语越多。在正常情况下，此为中枢调整人事的一项重要依据。
    因此，各省密考单到后，处置相当谨密。先由枢臣亲手录副封存，原单粘一黄签，写明某年某省某人密考单，“见面带上”呈阅。等各省单子到齐，再将考语特佳及不佳者，汇开一单，公同商酌，某员应调，某员开缺，某员察看，分别注明，请旨办理。
    除以上各项职掌外，每年秋天，军机处还有一件大事，是即“勾决”人犯。所谓“勾决”者，即是已判定“斩监候”的各省人犯在“秋后处决”以前，由刑部秋审处重新加以覆核，认为可矜可缓者，一并造具黄册，请旨办理。当年免死者，称为“免勾”，处决者称为“予勾”。由于人命关天，所以传说中有许多朱笔如何勾决的故事，而按诸实际，并无逐一亲勾之说。《儤直纪略》载：
    朝审勾到黄册，内阁请旨，定期（勾决），约分数日。枢臣于前一日入对时，将某省朝审册捧上，陈于御案。另用奏片，照部拟将某犯罪名情节之可矜缓者，分别拟旨，一拟予勾，一拟免勾，带匣一并面呈。两宫鉴核，每将免勾之旨留下。其予勾一道，皇上即时撕破。次日将免勾之旨，随黄册发下，大学士暨刑部堂官，偕至军机处门外，枢臣捧出交领。
    观此可知，生杀大权亦实隐操之于军机处。文中所谓“奏片”，乃军机处专用的文书名称。较奏折为简单，只用单片，即可奏陈，所以称为“奏片”，犹之乎今之签呈。“奏片”经批准后交办，即不再称为“奏片”，而称“交片”。
    以上是承旨的过程，以下谈述旨。
    军机大臣见面后退回直庐，第一件事就是命苏拉“请该班”。全班军机上堂，称为“接旨”。此一刻就是军机章京最紧张的时候，某折应发廷寄，某折应咨内阁明发，由军机大臣一一交派，然后分别起草。
    起草用不甚光亮的竹纸，宽约二寸半，长约六寸。一折者称为单扣，两折者称为双扣。每一面只书四行，自然可用行草。
    起稿通常在南屋，事竣由班公呈堂，照各部司官捧稿上堂之例，虽亲王亦必起立接稿。稿或改或不改，稿上不具名，看过改过，亦不画行。大致全班军机大臣遍阅后，仍由班公带回缮写，校对无误，即可装入黄匣，送上御前。
    至于特别密要之件，则多在北屋，于军机大臣监督之下起草。抄缮之时，如字数过多，而时间迫促，则有“点扣”之法——廷寄五行、行二十字，则最初一百字为第一面，次一百字为第二面。照此类推，点定字数，分别抄缮，最后由纸匠黏接，谓之“接扣”。倘有错误遗漏，或临时更改，不必另缮，将欲改之处，贴一纸条，字多则挤而书之，字少则拖长笔画，均匀书写，不准挖补。字亦不必一定作正楷，而且有若干字有特定的写法——員作员，屬作属，災作灾，传为定式。
    谕旨呈上后，有时不称上意，临时用朱笔增删，此在乾隆时为常有之事。其处理的方式，如是交内阁的明发谕旨，则另缮一通，名为“过朱”。倘系廷寄，即以原旨照发，此不特因为争取时间，无暇另缮，而且疆臣亲睹朱笔，如对天颜，益可增加廷寄的权威性。
    以上承旨、述旨，乾隆时有名的军机章京管世铭，曾有诗记述，约略可以想见当时光景，引录如次：
    面承密敕语从容，分写新编撰进恭。御笔亲增三五字，别传天语带朱封。（注：诏草经朱笔更改，例应另纸恭录，惟廷寄论旨，即以朱发。）
    不择秋蛇与墨猪，但期疾速勿迟逾。缮完呈本催分寄，珍重临时与过朱。（注：一旨而传谕数人者，照书数纸各寄，是曰分寄。若遇御笔增改，遵录他本者，是曰“过朱”。）
    按：“廷寄”系专用于钦差、将军、督抚、学政。如直接降旨于提督、总兵、盐政、织造、关监督等等，则称“传谕”。
    廷寄及明发上谕的格式，略有不同。廷寄的写法是，第一行低两格，写“军机大臣字寄”，换行平格写“某官某姓，某年月日奉”，然后顶格写：“上谕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旨字抬头顶格，与“上谕”平。在早年，开头军机大臣之下，应列首揆之姓，及至和珅任领班军机大臣，高宗知其声望不称，始只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字样。
    如上所述，开头低两格。而“上谕”“旨”“皇上”等字样，抬头高两格，自是“双抬”；谕旨内容书至应换行时，只低一格，即为“单抬”；内有提及“皇太后”或过去某帝时，应较“上谕”“旨”“皇上”等再高一格，是即“三抬”。
    “明发上谕”不用军机字样，开头低两格径书，“某年月日内阁奉上谕云云”，“上谕”双抬；其余与廷寄的格式相同。
    述旨的手续，至谕旨经皇帝核可后完成，交下封发，视性质分别处理，如是“明发上谕”交内阁领去，廷寄则须封缄寄发。封缄的格式是，右面写“办理军机处封寄”，左面平行写“某地某官开拆”。倘为传谕，则居中大书“办理军机处封”，左面下方写“传谕某地某官开拆”。背面居中写年月日。上下封口，及年月日上，钤用军机处银印。因此，请印钥的金牌，照例归班公佩带。
    廷寄的传递，由兵部负责。但传递的迟速，则由班桌决定，如在反面右上角注明“马上飞递”者，是为寻常事件，日行不逾三百里。此外有“四百里加紧”，最速件则为“六百里加紧”。但自有电报以后，这些规定都失却意义了。
    军机处的职掌，大致如上述。此外有一事可记者，则军机大臣有时亦兼南书房翰林的职司。赵瓯北《檐曝杂记》有一条：
    上（按：指高宗）每日膳后，阅中外奏折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最后见军机大臣讫；吏兵等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诗，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
    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所书；其后刘文定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供奉，则诗本亦手自缮写矣。
    按：汪文端为汪由敦，刘文正为刘统勋，刘文定为刘纶，于文襄则于敏中。刘统勋籍隶山东诸城，刘纶江苏常州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制科一等第一，为高宗所手拔，极见亲信。二刘自乾隆十几年入直军机，亘二十余年，号为“东刘、南刘”，决拟定计，清刚谨密，足称股肱。乾隆三十八年，二刘并卒，于敏中遂为首辅。
    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恩科状元，博闻强记，文学优长，亦极得高宗宠信。但其人内行不如二刘之醇，颇与外吏通声气。乾隆三十九年即有太监高云从泄漏朱批道府记各事，牵涉及于。高宗英明，已默识其人，但此时名心正盛，信任数十年的大臣，忽以赃败，则自伤知人之明，所以降旨曲为辩护，诏改部议“革职”为“留任”。乾隆四十四年病喘乞假，高宗赐人参，又赐“陀罗经被”。陀罗经被为西藏喇嘛所贡，用呢或黄绫、白绫，印金色梵字大悲咒于其上，全文列成一圆图，由外向内，层层转读，如陀罗旋转，所以称为陀罗经被。帝后妃嫔崩逝，皆用此被装殓。王公勋旧身故，亦每蒙赏赐，汉大臣卒于京邸者，照例亦有。于敏中果或不治，何愁不得此物。而竟哀荣施于身前？所以于敏中默悟上意，饮鸩自杀。他的恤典甚厚，谥文襄，入祀贤良祠。“襄”为美谥，有安邦定国之功者谥襄，谥名之荣，文襄仅次于文正及文忠。此固高宗内心有愧，藉为补报，但亦为有意掩饰，犹有始终保全君臣恩谊之意。
    其后于敏中包庇贪污之事，逐渐败露。高宗自言，怕后世将他信任于敏中，比之于明世宗之信任严嵩，因于五十一年降旨，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六十年又革其轻车都尉世职。以八十余老翁而有此峻命，乃因高宗晚年，目睹吏治日非。其关键所在，乃为二刘既殁，于敏中以汉人而为首辅，竟大负信任之专，簠簋不饬，风气一变，其后乃有和珅之坏事。推原论始，于为始作俑者的罪魁祸首，故不觉痛疾如此。高宗英察自喜，不欲自暴心事，而以其行事推其心迹，固彰彰明甚。此亦为论清朝兴亡之迹者，所不宜忽略的关目之一。
    继于敏中在军机中掌枢本为梁国治，梁殁于乾隆五十一年。自此以后，不闻军机兼为文学侍从之臣。乃至光绪末年，又有例外，瞿鸿禨《恩遇纪略》云：
    回銮时（按光绪二十七年，两宫回京），扈从南书房翰林止陆凤石侍郎一人（按：陆润庠字凤石，同治十三年状元）；途中，两宫或赐神庙匾额及御制碑文，皆命撰拟进呈。回京后，亦常奉命题御笔画，及篆写御宝御章。荣文忠与王文勤，戏谓予兼南斋行走。
    荣文忠为荣禄，王文勤为王文韶，时同在军机。所谓题“御笔画”乃指慈禧太后御笔，非德宗御笔。
    慈禧自德宗亲政后，林园颐养，以云南缪素筠，宫中称为“缪太太”者为清客，置之寝宫旁室，常从其学画，因而有“御笔画”赐臣下，其实为如意馆供奉管劬安及缪氏代笔。其题咏则例归南书房翰林拟句或代笔。巡幸途次，人手不够，命瞿鸿禨兼司翰墨，固为从权之计。但回銮后，南书房翰林除苏州末科状元陆润庠以外，可考者有朱益藩、郑沅、朱汝珍、吴士鉴。吴且为瞿鸿禨门生，光绪十八年榜眼，颇有文名。是故瞿于“回京后亦常奉命题御笔画”，实为慈禧特见亲近的宠遇。相传瞿鸿禨貌似穆宗，慈禧推爱子之情，特加眷顾，或不尽为无稽之谈。
    以下要谈军机章京的园班及行围扈从之制。按所谓“园班”之园，在咸丰以前，指圆明园而言，光绪中叶以后则指颐和园。园班之制，四日一轮，换言之，即并两班为一班，以求省事。交班较在大内略迟，约为辰时。至第四日午后，不值日的章京，即可回京，得四天的休息，但达拉密及班公则须多留一宿，以待次日交班，谓之“不截尾”。如预定第五天御驾还宫，则原班多值一天，谓之“五日班”。当然，回宫以后，另一班亦须连值五天，庶几劳逸平均。
    圆明园直庐在东如意门内。全班值宿之处，名为“七峰别墅”。军机章京的诗文中，或称“淀庐”，因为圆明园在海淀。咸丰末年做过云贵总督的潘铎，亦是军机章京出身，曾仿八股文体裁，戏作“两比”，能综括其规制情景：
    辰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唤取衣包于厨子；解渴则清茶几碗，消闲则画烛三条。两班公鹄立枢堂，犹得于八方无事之时，捧银毫而共窗起草。
    未正发归心之箭，斜阳窗外，频催抄折于先生；封皮则两道齐飞，随手则双行并写。八章京蚁旋直屋，相与循四日该班之例，交金牌而同约看花。
    上“两比”文，除“消闲则画烛三条”费解以外，其余所述规制，均曾谈过。所应补充者，第一，交班以交请印钥的金牌为准，亦可谓值班章京之执行任务，以金牌为据。是则说金牌为军机章京的印信，亦与事实相符。
    第二，专司抄写的“先生”，亦分两班，每班“承发”“帮承发”各一人。所谓“承发”，顾名思义，可知职司是“承”受折件，转而分“发”同事抄写。
    交写折件时，任何章京皆可指挥“承发”，但事毕则须至达拉密书案前画到，方能散值。折件多时，红日西斜，尚未抄竣，则全班章京，皆须等候，所以达拉密不时隔窗催促。
    颐和园的直庐，在东宫门之南，起初只有五间，枢臣与章京各据其二，中为过道。回銮后加建五间，供军机大臣专用。此一兴作，在整个动用数千万银子的颐和园大工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及今思之，已可看出慈禧决心“训政”到底。因为慈禧居园之日多，如果不是为了军机在颐和园办事方便，不必加盖这五间直庐。
    军机在京上班，除大内及圆明园、颐和园以外，早年在清漪园，亦即颐和园的旧址，亦有直庐。至于西苑轮值，不是“四日之例”的“园班”，直庐在西苑门北，中海东岸，与宝光门隔海相对。值夜班公，仍住大内方略馆。
    扈从行围值班之制，与园班大不相同。
    按：嘉庆以前，常临幸热河避暑山庄，官书中称为“秋狝木兰”。大致七月初启跸，八月行围，九月底还京。春天则清明前后谒陵，归途于南苑行围。军机章京扈从则第一年秋围合次年春围为一班。回京后有数日至数十日的休息，南屋归另一班独值。
    章京扈从之时，第一件事是请印，由内奏事处将军机处银印领出，交兵部司官护送先行；送到行宫直庐，由军机大臣检点无误，存留备用。第二天一早启行之前，仍交兵部护送。此外则有管世铭的《纪事诗》，可以参看：
    缄縢黄匣付昆仑，中有军书要件存。今日“莫音”谁扈直？最先跋马候“乌墩”。（注：谓当直者，例以满汉各一人，带要件先候于尖营，以备承旨。尖营称为“乌墩”；扈随豹尾者，称为“跟莫音”，皆国语也。）
    按：清朝皇帝的卤簿共四种，巡方用“骑驾卤簿”，紧接乘舆之后，即为“豹尾班侍卫”。豹尾者豹尾枪，但另有佩刀、佩弓矢者，总计三十人。在理论上说，乘舆之前的仪仗，皆为礼制。唯乘舆之前的“前引佩刀大臣”及“后扈佩刀大臣”，与乘舆之后的豹尾班，始有护驾的意味。
    下围传驾左门还，在直郎官总立班。不向长杨陪羽猎，何由亲切睹天颜？（注：谓军机帐房，例在幔城之左。每驾由左门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按：所谓“幔城”是真正的“行在”，为皇帝巡狩亲征，无行宫可以驻驾，临时用布幔围成的住宿之处。御帐房居中，四面车马围绕，其布置有定法，《啸亭杂录》有很详细的记载。御帐房黄色，清人诗文中所称“黄幄”“行幄”皆指此。
    封章络绎费天题，夕对方终塞日西，诏草先成先进御，不须留待十行齐。（注：谓行在召见枢臣，恒在晚膳以后。凡撰拟诏旨，在六七道以上者，辄命随成随进。）
    请驾悬知日未暾，昨宵披答取重论，幔城一片传呼急，悟有人先直“早门”。（注：谓上直每有一最早者，目为“早门”。）
    按：扈从无值宿之例，因在理论上说，全班皆在“枕戈待命”之中。但为备皇帝“传呼急”，故总有一人提早到幔城，等于变相的值宿。
    交抄发递纸如带，针晷时时视带围。坐待行庐传金钥，珠车灯火照光归。（注：谓散直每有一人最晚者，候至宫门下钥。珠车则周庐夜直之兵弁也。）
    按：所谓“针晷”，指挂表；带围者，扈从例着“行装”，形如京剧行头的箭衣马褂，腰系蓝色纹织硬带，名为“忠孝带”。带上系“荷包”，凡旅行及随身日用各物，皆置荷包中，或佩插于带上，表亦其中之一。
    军机章京扈从上班，最能表现工作效率，亦最无衙门习气。因时因地之道多端，《南屋述闻》记：
    恭遇巡幸，赶于首站呈递者，谓之“下马扣”。又有仓猝急就，赶于圣驾途憩之尖站呈递者，谓之“赶乌墩”。
    按：遇巡幸赶于首站呈递的“伏地扣”，大多为默例的恩诏。如免跸路所经各州县的钱粮若干等。赶于首站呈递，即夕明发，则欢声雷动，是亦取悦之一法。至于“赶乌墩”，在乾隆朝用兵时常有之，其详如赵瓯北《檐曝杂记》所述：
    军机撰述谕旨，向例撰定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旨亦随撰随进。或巡幸在途，马上降旨，傅文忠（傅恒）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至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圣驾中途小憩者，清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卒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
    为了“赶乌墩”，文字自然不能曲尽事理，斟酌至当。事实上就是不赶亦无法从容属草。行帐中简陋非凡，几案缺如，大多伏地起草；或用奏事黄匣当书桌，悬腕而书。夜间办事，只拿铁丝灯笼做烛台，上插蜡烛，映照拟旨。有时不小心打翻了蜡烛，往往弄得蜡泪满身，大为所窘。如果不是赵瓯北记载，谁会想得到煌煌天语，出自这样狼狈的情况之中？
    至于留京的另一班军机章京，亦非全然无事。按清制，皇帝巡幸离京，必派重臣“留京办事”，且须值宿。其职司有二：第一，掌管外朝各门，如东华门、午门、神武门的钥匙；第二是负责与行在交换折件谕旨，称为“接报”“发报”。大致接报在黎明，行在所发谕旨及批折，甫经星夜飞驰递到。发报在午后未时，亦是兼程急驰，早则晚膳后，晚则半夜或次日一早，必须递达行在。
    因此，留京军机章京，须每日派满汉各一人至内阁“听报”，亦须值宿。大致情况如管世铭诗记：
    九夏銮舆捺钵停，暂教纶阁合机庭。濡毫并问廊餐地，合借西头学士厅。
    所谓“纶阁”指内阁，“机庭”自是军机处。凡“留京办事”，皆以内阁为公所。满汉章京“听报”，各有特定地点，满章京在“诰敕房”，汉章京在“蒙古房”。
    按：内阁大堂前有“满本房”“汉本房”，而“蒙古房”则在大堂之西，为东西向。“诰敕房”更在其西，故谓“合借西头学士厅”，“学士”者“内阁学士”。
    相逢争说息肩时，留务虽闲亦恐迟，听彻六更兴辨指，登车略后早朝时。
    “相逢”乃本班章京相逢，平时太忙，故有此数十日休闲，便争说息肩。“六更”实为五更，此处用宋朝改五更为六更的典故，非真有六更。
    膏泽应知帝念殷，朝朝籍记等书云。今年旸雨多时若，少有飞书附驿闻。
    此诗原注：“京师每日晴雨，刊报于行在枢堂。”按：风调雨顺，关乎稼穑，向为清朝列帝所重视。气候失常，皆须奏报。如久旱得甘霖，入冬得瑞雪，皆视为喜事，须专折飞奏。如旸雨时若，则每日照例刊报，无须“飞书”。
    随单公件束纵横，事迹难详部寺门。各听所由将领去，只令官簿自书名。
    原注：“谓行在军机处，交在京各衙门之件，每暑为一束，由留守章京交发也。”由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留守的军机章京，工作效率及情绪，皆不如在有军机章京及达拉密督促之下的正常上班时。以下一首，尤可应见其懒散：
    值房朵殿最西偏，岸帻深衣听自便。今日相公亲宿卫，近晡冠带候文渊。
    按：蒙古房不但偏西，且为东西向，故曰“朵殿”。“相公宿卫”即指留守的大学士值宿。“相公”固不必指宰相，部院大臣值宿，礼貌上亦应衣冠迎接。翁同龢日记记其留守宿宫之处，即在“蒙古房”，如为大学士始可宿于文渊阁。
    军机章京在公务上所负责任之繁重，已如上述。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问：军机章京任重事繁，上班辛苦，然则有些什么好处呢？好处甚多，先从衣食住行谈起。《南屋述闻》记：
    军机章京依内廷人员之例，得挂朝珠。初设时以中书为多，故前人嘲中书俳体结句云：“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盖其时中书亦非内值不得挂珠也。
    章京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其准戴全红帽罩，自乾隆三十五年始。旧制，衣貂限于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全红帽罩，限于三品以上官，而于章京独优之者，重是职耳。
    按：清朝开国后，一切制度，大致沿袭明朝，但命官章服之制，则全不相同。而命妇的礼服，则依旧凤冠霞帔。又官员既死，得用明朝衣冠裹殓。此即“十不降”中的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
    清朝的章服之制，有许多奇异之处，朝珠是其一。数为一百零八，与佛珠相同，质则大有差异。皇帝用产于东北混同江中的“东珠”，王公以下则“珍宝杂饰，各惟其宜”。珊瑚、玛瑙、琥珀、翡翠、水晶，皆可装饰朝珠，而最珍贵者，则是奇南香，以酥软为上，一串之值千金。清末大员之讲究服饰者，如内务府大臣立山，所藏奇南香朝珠，各有十余串。立山尤为豪侈，传说粗朝珠三百多串，逐日一易，终年可无重复。
    挂朝珠的资格是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但凡属“内廷行走人员”，不论品级，例得挂珠。故如前记，七品的内阁中书，一补军机章京，便可“一串朝珠项下垂”。至于临时交派“内廷差使”，则进入乾清门以北范围的内廷，照例亦可挂珠。
    着貂褂的限制亦很严，限于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按：京中部院以下各衙门的正副长官，皆称为“堂官”。则“京堂”者顾名思义，即为京官的堂官，换言之即是京中部院以下各衙门的正副长官。这解释不能算错，亦不全对。京官中，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一级，通称“中堂”。提到这个称呼，胜然有官居极品之意。其次是尚侍，与外官督抚并称。再次就是三品以下各衙门的堂官，如通政使、副使，大理寺正卿、少卿等，所谓“六部九卿”的“九卿”，即是“京堂”。其品级自三品至五品。故“京堂”有“四品京堂”“五品京堂”的区分。
    翰詹科道，包括四类职司，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各道御史。而实可归纳为两类，即翰林与言官。翰林中品级最低者为检讨，从七品，戴金顶，与为翰林轻视为“风尘俗吏”的县官相同。但检讨亦得衣貂，因此，金顶貂褂，成为新进翰林特有的服饰。而内阁中书或七品小官补为军机章京，则亦有些清贵之服。
    所谓“帽罩”，即是雨冠，形如浩然巾。内廷行走，肃具齐衣冠，遇雨则狼狈不堪，有失礼仪，故准用帽罩。“全红帽罩”则里外皆为红色。军机章京得用全红帽罩的来历，据《清朝野史大观》记：
    全红帽罩惟三品以上入内廷者准服；四五品官虽内直不用者。高宗时，军机章京带领引见，值天雨，冠缨尽湿。上问其故，金坛于文襄公（于敏中）以礼制对，上曰：“遇雨暂用何妨？”自是行走军机处者，冠罩无不全行矣。
    按：此文所述，有所未谛。如所述，仿佛四五品官根本不准用帽罩者，然殊与礼制未符。据《清史稿·舆服志》：
    凡雨冠，公、侯、伯、子、男，一二三品文武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上书房、南书房、批本处行走人员，皆用红色。四五六品文武官，雨冠中用红色青缘。七八九品文武官，雨冠中用青色红缘。
    由此可见，军机章京不论是何品级，皆可用雨罩，但比照三品以上官，准用全红，则为特恩。
    供应军机章京之食有特拨的“饭食银”。初制，岁拨银二千两，以后又加过两次，总计每年一万零五百两，分四次支领，由两班达拉密掌管。而实际支出，每年至多二千两。节余之项，一年分三节匀分，为军机章京法定的额外收入。
    《枢曹追忆》记：
    本处厨房数人，皆以“厨子”呼之，任奔走扫除之役。章京有带衣包等件者，由仆人带至方略馆，再令厨子往取，因仆人不得入景运、隆宗二门也。厨子日领银一两，为章京及供事早点之需。点心有烫面饺、馄饨、面条，及烹煮鸡子之类，可随意点要。供事则只可吃烧饼、麻花而已。皆包办于一金之内。仆役在方略馆，亦得吃炸酱饸饹，彼时物价虽廉，厨子当无钱可赚。至值夜班者之二餐，日领银四两，而肴馔并不精美，则大可赚钱。某前辈曾以饭菜不佳，对厨子发怒，碎其食器，虽略好几次，旋复如故。
    如上所述，章京的午餐，并不由厨子供应，供应者为御膳房。照《内务府则例》载，御膳房除上方玉食以外，军机处、南书房、上书房及侍卫处的午膳，亦由御膳房供给。御膳样数甚多，不止食前方丈，故每颁赐后妃、皇子、公主、两书房翰林及军机大臣，章京间亦常蒙赐。管世铭《纪事诗》：
    赐果分鲜事叠稠，绮纨三品列卿俦。辛勤视草迟公退，克食羹餐辍夕馐。
    此谓每节例赐袍褂料，章京视同三品京堂。后两句则乾隆年间、军事旁午，每有一人最后退，以宫门下钥为度。此人常拜“克食”之赐。“克食”是满洲话，指油酥点心之类。
    军机章京每晨吃点心，大致亦有定时，总在枢臣奉召入殿以后。因为前于此，则“早事”方下，有一阵忙碌。后于此，则承旨以后述旨，更有一阵忙碌。忙里偷闲，唯有枢臣入对之片刻。
    至于值夜班饭食之不佳，亦自有故。宫内采办食物，盛以高二三尺的巨筐，覆以黄布，一早抬进宫内。到晚来材料既不新鲜，亦无法补充，唯有因陋就简。不满者只有摔碗，而不肯建议裁减银数，毕竟还是厚道的。
    军机章京之住，是最差劲的。先说“南屋”，据《枢曹追忆》记：
    章京直庐在隆宗门内之南，房五间，北向。西二间为汉屋，东二间为满屋，中一间为苏拉纸匠听差之所，室颇狭隘。达拉密及帮达所用为方桌，余则以长方小桌，排列窗下，桌面皆粘贴蓝布，垢腻殆遍。燃白油蜡烛四五支，烟雾弥漫。坐用方凳，隙地几不容周旋，质朴之风，可以概见。
    读这段记载，今人实在不能想象，中枢要地，竟简陋得如此不堪。但细想一想，无怪其然。因为格局所限，无从扩充。除非皇帝亲眼看到，认为狭隘太甚，必须改建或迁移，否则，臣下是决不敢擅请的。只是皇帝亲临南书房或上书房，不足为奇，而在记载中，军机处除了有世宗御笔“一堂和气”，文宗御笔“红旌报捷”等两方匾额以外，未闻曾有皇帝巡视军机处。其简陋的情形，只恐从没有一位皇帝知道。
    方略馆值宿之处，屋共三间，东西卧室，中间饭厅，谈不到舒服。但有志之士，凡遇值宿之夕，便是用功之时，因为可以调阅大库旧档，亦可以细看折件，学习政事，获益匪浅。如梁章钜以值宿余闲，纂成《枢垣纪略》。先叔曾祖讳庚身在方略馆，主纂《剿平粤匪方略》，皆为其同事所钦服。而尤奇者，则为《品花宝鉴》主角毕沅的故事，《南屋述闻》引前人笔记载：
    毕秋帆尚书以乾隆庚辰擢大魁。时新疆甫辟，高宗方欲兴屯田，于策问新贡士及之，毕条对独详，遂由第四卷拔列第一。先是毕与诸重光、童凤三同以中书值军机，又同试于礼部。一日在西苑直庐，诸当值夜班，忽曰：“今夕须湘衡。”湘衡，毕字也。毕问其故，诸曰：“吾辈尚善书，倘获隽，可望前列，须回寓为临阵磨枪计。湘衡书不过尔尔，讵有一甲望耶？”语竟，与童相率径去。毕不得已为代值。
    日晡，忽陕甘督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毕无事，因熟读之，不意廷对适问及此，以得拔。诸居一甲第二，童二甲第八，皆在其下矣！老辈常举此以为少年轻傲之戒。
    按：自毕沅、诸重光以军机章京膺鼎甲后，外间蜚语沸腾，因而又有赵瓯北的故事，据《南屋述闻》所引：
    次科会试榜发，赵云崧复以章京得隽。傅文忠颇危之，语云崧曰：“君勿望大魁矣！”云崧诺诺，而所念生平所志在此，终不甘敛手，适枢堂两刘公充读卷，虑其以避嫌摈也，及变易书法，作欧阳率更体，两刘公不知也。
    按：“蜚语沸腾”自有由来，辛巳为乾隆二十六年，这年的会试是恩科。期前，军机章京眭朝栋，以御史的身份上奏，请援先朝故事，凡考官入闱，其亲属应试者，不必回避而另行派员主试。高宗看到奏折，于是起疑，以为眭朝栋有亲属应试而又怕他自己会点为房考，妨碍了亲属的进取。因而故意点眭朝栋为房考官，而在入闱以后降旨，命所有考官，将本人应回避的亲族，列单进呈。
    单子进呈，发现了疑窦。眭朝栋并无子弟要回避，而大总裁刘统勋、于敏中两人，却有好些子弟，不得入闱。高宗这年南巡，启跸以前，秘谕留守的刘、于二人，主持会试。因此，他认为眭朝栋此奏，完全是为了刘、于两家的利益着想。而其情况有二：一是刘、于授意；二是主持会试的密谕泄漏，眭朝栋为讨好长官而上奏。因而命刑部捕治眭朝栋，结果竟以“结交近侍例”大辟。刘、于二人为了避嫌疑，不敢营救。而御史充任军机章京者，从此不敢上奏言事，终于演变成军机的禁例。
    至于上年庚辰状元毕秋帆，以条对屯田独详而夺魁，前引之文，不尽可靠。按：陕甘总督黄廷桂卒于二十四年正月，继任者为开泰。黄廷桂不可能于二十五年庚辰再有奏折。在此以前，廷桂与开泰都曾有折论过屯田，毕秋帆可能调大库旧档，看过他们的原折，但也可能是读卷的军机大臣，认识毕秋帆的笔迹，有意成全。加以诸重光又是榜眼，自然更容易引起流言。
    由于处置眭朝栋过严，军机大臣懔于天威莫测，自然格外慎重。因此，奉派为读卷大臣的军机大臣刘纶，在进呈十卷时，怕赵瓯北的卷子又列入一甲，招致嫌疑，特地遍搜全卷，决心要将赵卷摈诸进呈十卷以外，方可放心。
    两百多卷，逐一细检，并无赵瓯北的卷子，而其中有一卷，独有九圈，理应以第一压卷。
    按：殿试读官大臣，额定十员，而此时只有九人，留下一个空额，别自有待。读卷定进呈十卷时，九大臣须逐一览过，名为“转桌”。是故九圈一卷，便是无一读卷大臣不以为佳的元作。刘纶细看之下，疑心这一卷就出于赵瓯北，特地跟刘统勋去商议。刘统勋肯定不是，说“赵某的字，烧成灰，我亦认得”。
    刘统勋所以有此自信，别有缘故。赵瓯北初入都时，为刘家门客。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号石庵，刚点翰林，勤于临池。其时钱南园还是童子，刘石庵的颜字，海内独步。赵瓯北深为爱好，楷书亦学刘石庵一体。以后入军机，起草照例可用行书，偶作正楷，必用石庵体，是刘统勋见惯了的，却不知他从小就学的率更体。
    然则赵瓯北的卷子在何处？刘纶查遍二百多卷，不曾发现，断定他的书法必已变体。于是刘统勋再次复阅，认为赵瓯北一向跅弛不羁，即令书法变体，亦不能作铁画银钩、结构谨严的率更体。话虽有理，而刘纶终以为疑。
    就在这时候，上谕派出第十名读卷大臣，是平定回部，相传罗致“香妃”以献的户部尚书一等公兆惠。此人出身正黄旗贵族，曾以笔帖式当过军机章京，但汉文未习，何能读卷？高宗面谕：“圈多的就是好的。”兆惠便用数圈法，行使其读卷大臣的职务。数到赵瓯北的卷子，独有九圈，便再加上一圈。至此，不能不以此卷作第一进呈了。
    向来殿试进呈的十卷，由朱笔亲定甲乙，所以状元称为“天子门生”。但弥封之制，极具权威，虽皇帝亦必遵守“论文不论人”的原则，先定名次，再拆弥封。这年因为流言藉藉，有御史建议，先拆弥封，再定名次，奉旨准行。所以高宗阅卷拆封，第一名就是赵瓯北（单名翼）；第二名胡高望，浙江人；第三名王杰，陕西人。
    于是高宗先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读卷大臣奏对：“前朝曾有康海，本朝则未有。”高宗便将第一、第三对调，赵瓯北的状元，变成了探花。
    当胪传之日，一甲三名，照例出班，跪在前列。高宗在御座上遥遥望见探花带着朝珠，不免奇怪。退朝后向傅恒问起，傅恒答说：“赵翼是军机章京，照例准带朝珠。”又说：“以前汪由敦的应制文字，大都是赵翼所代拟。”
    高宗觉得委屈了赵翼，所以第二天召见军机，特地宣谕：“赵翼的文章固然做得好，不过江浙多状元，无足为奇。陕西则本朝未有。今当征西之师奏凯以后，王杰的卷子已列为第三，就给他一个状元，亦不为过。”以后又屡屡言之。这一来，高宗的用心，便不难了解了。
    按：高宗以汉武自命，取新疆扩自古所无的版图，在“十大武功”中尤为踌躇满志之举。为纪一代之盛，辛巳恩科殿试，以西陲拓地为中心而展开作业，藉示修文之意，早为预定的打算。是故对策，则以新疆屯田为问，读卷则以征西主帅兆惠充数，而状元则归于征西基地的陕西。观御制《辛巳御殿传胪纪事诗》，有“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之句可知。或谓王杰未达时，曾在尹继善幕府掌奏折，高宗久已识其书法，故特加简拔，如上所述。既拆弥封，已知姓名，无须就书法作何辨认，可知是附会之词，未足为信。
    不过，高宗到底不愧英主，雅不愿示天下以不公，所以此后赵瓯北特蒙眷注，凡有考差，必点赵瓯北，每三年京察，必记名。外放知府，升任道员，无一非奉特旨。平心而论，赵瓯北可做状元，却非宰辅之器，而王杰正色立朝，晚年与阿桂合力以制和珅，实无负高宗特达之知。
    以上是由军机章京值宿引起的一段插曲。言归正传，谈军机章京之行。
    按：禁城诸门，每天最早开启的是东华门，百官上朝，大致皆入此门。《清朝野史大观》记：
    清祖制：每日子正三刻，东华门启扉，首先入门者，布围骡车一乘，不燃车灯，载活猪二口，车辕坐一老妪，直驱内东华门，循墙而行，不知何往。次则奏事处官员，有圆纱灯一。随其后者，则各部院衙门递奏官，以及各省折弁。再随其后者，则趋朝各官。盖皆借奏事处灯光以行。定制：入朝者惟奏事处有灯、讲官有灯、南书房有灯。陛见、引见各官员，皆静候于东华门外，见有一灯来，则蜂拥随之。
    此段记载，大致无误，所可校补者：第一，东华门“进猪”，曾见翁同龢日记，时间迟早不定，早则“子时三刻”（午夜零时四十五分），迟则“丑刻”（凌晨二时左右）。“进猪”以前由司钥长向值宿大臣“请钥”，使用后缴回，寅卯之间，再次请钥。是则东华门在午夜过后，开启两次。至于“进猪”则供坤宁宫祭神之用，《养吉斋丛录》：
    坤宁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朝以寅卯，夕以未申，均用豕。
    坤宁宫西间，有大锅一口，每日煮整猪祭神，汤火亘二百余年未尝中断。故宫博物院前副馆长庄慕陵先生，曾有专文，考证其事。
    第二，夜间入宫，军机章京亦得带灯笼，《枢曹追忆》作者吕允甫曾记：“满屋诸公多用之，汉屋则用者绝少；余则绝未一用，只瞻望觚棱，冥行而已。惟一路砖地破碎，乾清门前尤甚；当年又行步急遽，以故新靴一双，两三月即已穿破。”此为亲身经历，言最可信。
    按：京官上朝，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紫禁城骑马”，通称“朝马”。可坐椅轿，或年龄特长，得坐暖轿，自东华门入内者，在御茶膳房以西，与中和殿一条横线上的箭厅下轿；自西华门入内者，至内务府前下轿。此外则皆在东华门及西华门外下车。京中禁例甚严，如外官督抚，八抬大轿，呵殿而行，在京中虽王公亦未必有此威仪。自尚侍至郎官，多乘骡车，讲究者称为“后档车”，亦无非宽大安稳而已。至车中人物的身份，须视车灯方知。部院堂官，各书其衙门，剪红黑纸为字，相间贴于灯上。此外各有红纸剪贴的标志，京堂以上为方胜、如意，南书房、上书房翰林为书套，军机章京则为葫芦，寓缄口之意。
    军机章京出差，除行围扈从以外，亦有到外省的机会。清朝定制，遇重大案件，如督抚被参，海塘河道兴工，须责地勘察，按问大刑案等，皆特简大臣为“钦差”驰驿前往处理，名为“查办事件”。查办甲省者，上谕必谓往乙省，借为遮隐。凡钦差为军机大臣，照例得奏明随带军机章京两员襄助，俗称为“小钦差”。按诸实际，既至查办省份，无论鞫狱、查察，多由“小钦差”负主要责任。
    《南屋述闻》引清人笔记：
    和珅偕钱南园赴山东，按国泰之狱。道中见南园衣敝，持衣请易之，南园卒辞。和珅知其不可私干，故治狱无敢倾陂。此市恩结纳之巧为尝试者。
    此记以钱以军机章京身份随往，有误。写颜字有名的钱南园（沣），照《枢垣记略》题名录载，系乾隆五十九年任军机章京，而随和珅查办山东巡抚国泰，系在四十七年。此案为有清整饬吏治的名案，亦与军机规制有关，值得附带一谈。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子也。
    按：据《清代征献类编》巡抚年表，记国泰为“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文绶子”。此为可信，而《清史稿》所记亦无误。其间矛盾，窃有解说。
    这一个问题，又要分两部分来解说。第一，镶黄旗为“上三旗”，而镶白旗为“下五旗”。下五旗如出后妃或因其他特殊恩遇，可改入上三旗，其名为“抬旗”。相对的，原籍上三旗，因获罪之故，亦可谪入下五旗。文绶本为镶黄旗，当系由于其父子相继获罪，降入下五旗，所以《清史稿》根据最后资料，说他是“镶白旗”。而《征献类编》所引的是最初的资料，自为“镶黄旗”。此观乎叙文绶官职，不曰总督，而曰笔帖式可知。
    第二，满洲有所谓八大贵族，皆为从龙勋臣之后，富察氏为八大之一。此一族在乾隆时最盛，因为孝贤纯皇后即出于此族。傅恒为后弟，而傅恒的中子福康安，更有种种迹象，可推断为高宗的私生子。尤可注意者，傅恒即为镶黄旗。是故文绶父子是镶黄旗的富察氏，即与傅恒父子同族，换言之，亦即高宗的至戚。
    明乎此，可知文绶父子的富贵，自有由来，兹续记前引《国泰传》：
    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十八年，文绶官陕甘总督，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绶不以实陈，戍伊犁。国泰具疏谢，请从父戍所赎父罪。上谕曰：“汝无罪，何必徨惧？”四十二年迁巡抚。国泰纨袴子，早贵；遇属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布政使于易简事之谄，至长跪白事。
    于易简者，于敏中的胞弟。而其谄媚国泰，不仅止乎“长跪白事”，清人笔记载：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剧。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媟亵，关目科诨，草草而已。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子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国泰教训于易简的话，就戏论戏，原是正论，但一省长官，以粉墨登场为“正事”，则其时山东的吏治，可想而知。
    国泰之早贵，其因有二：第一是高宗垂念傅恒的忠勤谨慎，对他的族人特加眷顾。如文绶由川督调陕督，再回川督，革职，未几复授鄂督，三回川督，终又革职。观此经历，其人才具可知。如非特加眷顾，则以高宗之英明，早就摈斥勿用了。
    其次，当乾隆四十年前后，二刘下世，而外有王伦、王伏林的叛乱，内有于敏中的贪污。高宗心存猜疑，乃决定了重满轻汉的大政方针。编《贰臣传》，复多尔衮睿亲王称号，兴王锡侯《字贯》、徐述夔《一柱楼诗》、沈归愚《牡丹诗》、尹嘉铨《君鉴》等文字狱，以及用陀罗经被逼于敏中自尽与和珅之用事，皆在此数年间。在此方针之下，国泰之被重用，自不足为奇。
    但是，国泰之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实恃和珅为奥援。在朝正人君子，力谋裁抑；而劾国泰实为攻和珅，发难者钱沣，《清史稿》本传：
    钱沣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七年，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皆亏缺。上命大学士和珅、左都疏史刘墉，率沣往按。和珅庇国泰，怵沣，沣不为挠。至山东，发历城县库验帑银。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锭，市银则否。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沣按问得其状，召商还所假，库为之空。复按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亏缺如沣言。
    据前人笔记，钦差到济南时，国泰正在演戏，闻报仓皇下妆迎上，脸上犹隐隐有脂粉痕。此是过甚其词，因为和珅出京之前，便与国泰有密切联络。《清朝野史大观》记：
    及抵境，和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恫喝。幸刘文清（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按：指钱沣）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无短绌，和遽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商贾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入官！”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
    按：官库收银，照例由藩司衙门回炉重铸为五十两一个的元宝，通称“官宝”。国泰作假，如能多费一道手脚，则有和珅的奥援，或者弥缝不致败露。
    国泰自恃靠山极硬，玩了个极其拙劣的障眼法，既无视钱沣的合法权力，亦不想想刘墉是何等的乡望，因此栽了个大跟斗。事机败露，传国泰到案。据野史记载，他还有这样一段自取其辱的故事：
    方谳狱日，国泰忽起立詈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耶？”文清大怒曰：“御史奉诏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隶人披其颊。国泰惧而伏，坤遂不敢曲庇。
    《清史稿·国泰传》：
    国泰具服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易简谄国泰，上诘（按：前一年高宗特召于易简至京，讯问国泰在任情形，易简为之力辩）不敢以实对，狱定皆论斩；上命改监候，逮系刑部狱。
    巡抚明兴疏言，通察诸州县仓库亏二百万有奇，皆国泰、易简在官时事。上命即狱中诘国泰等。国泰等言：因王伦乱，诸州县以公使钱佐军兴，乃亏及仓库。上以王伦乱起灭不过一月，即谓军兴事急，何多至二百万？即有之，当具疏以实闻。国泰、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恝置不闻，罪与王亶望等，均命即狱中赐自裁。
    在此以前，高宗诛浙江巡抚王亶望，而罪名则是在甘肃巡抚任内，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侵冒赈款。令阿桂赴甘肃逐州逐县查办，冒赈至二万银子以上，皆论斩，死者二十二人。王亶望大辟、抄家，遗属男子皆充军伊犁。此亦是清朝整饬吏治一大狱。但王亶望与国泰都是和珅的私人，惩贪而不能治首恶，虽有严刑峻法，效用不彰。如果高宗能摒斥和珅，使阿桂、刘墉、王杰等人能够畅行其志，恐怕一部近代史，又是另一种写法了。
    钱沣因国泰一案，受知于高宗，由御史升任通政使参议，迁太常寺少卿，并迁通政副使，放湖南学政，《清史稿》本传：
    五十一年任满，命留任。湖北荆州水坏城郭，孝感土豪杀饥民，上责沣在邻省，何不以闻？下部议。诸生或匿丧赴试，又有上违禁书籍者，沣按治未竟，闻亲丧去官，以事属巡抚浦霖。霖遂并劾沣，坐夺职。
    按：学政虽有奏报本省政情之责，但隔省之事，责以不报，未免苛求。又生童遇试期将近而逢父母之丧，隐匿不报，照常赴试，事虽恒有，不算了不起的罪名。钱沣“按治未竟”而奔丧，更是理所必然之事，乃亦成为夺职的罪名，可知朝中必有人跟他为难。此人当然是和珅。
    钱沣虽因和珅的倾陷而部议革职，但高宗仍授以六部主事之职，等于由革职而改为降调。乾隆五十八年，钱沣服满起复，到京即被授为户部主事。引见以后又升为员外。不久，复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帝心眷注，使得钱沣不能不生感恩图报之心，而结果是送掉性命。
    当时的军机大臣，正邪并列。枢廷领袖是阿桂，其次为和珅、王杰、福长安、庆桂、董诰。但各为同僚，各行其是，每日“见面”以后，各有办事之处，除阿桂在军机处以外，和珅在内右门内，王公大臣等待召见暂时休息的朝房驻留。福长安在造办处，王杰、董诰则在南书房。军机章京有事请示，须奔走各处，实在不成话说。因此，钱沣上奏纠弹，“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雅，共励一堂。”
    高宗接纳建议，特为申诫军机大臣，而且特命钱沣稽察军机处。御史原有稽察各衙门的职司，由都察院请旨简派。但稽察军机处，则为创例。《清史稿》本传，记钱沣受命稽察以后事：
    和珅素恶沣，至是尤深慊之。上夙许其持正，度未可遽倾，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沣贫，衣裘薄，宵兴晡散，遂得疾。六十年，卒。或谓沣将劾和珅，和珅实鸩之。
    按：此段文字，殊嫌葛藤。钱沣既为稽察军机处，和珅何得以“劳苦事委之”？唯查《枢垣记略》军机章京题名，明载钱沣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入值，则以军机章京的身份，自应接受和珅的指挥。前为稽察军机处，后为军机章京，演变之迹，已不可考。以意度之，当是和珅动了手脚，奏请钱沣以御史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于是本应受其稽察者，一变而为可供驱遣使令之人。此固大负高宗本心，而为钱沣的绝大委屈！乃当时不见阿桂、王杰有所匡正，且钱沣亦竟默默以受，不闻抗章自争，可知当乾隆内禅之际，和珅一手遮天，肆无忌惮，固有取死之道。
    军机章京之为终南捷径，最主要的是有三年一次的保举。在乾隆末年，系三五年视情况保举一次；至嘉庆十一年保奏以后，十四年三月，复行保举，三年一保，遂成定制。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道光元年，均循例奏保。
    这三年一保的恩遇，一直到清朝末年未改。例保向隅，还有各种额外的机会，如纂述方略，编制清字、汉字档案，以及大征伐告一段落，军机章京每蒙特保。至于万寿、大婚等庆典，皇恩普施，更不在话下。
    因此，军机章京的升官，总要比别人快些。大致以候补司员入值者，遇到三年例保，只要循分供职者，就可补赏。兹以庚子拳乱死难的徐用仪为例，看他的升官纪录：
    一、同治元年八月由刑部候补主事入值。
    二、同治三年七月，以洪杨平定，从优保奖，“徐用仪著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给军功加一级。”
    三、同治五年缮办汉字档告竣，刑部主事徐用仪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著俟题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不论题、选、咨、留，即以奏补。”（按：主事加一级，即为员外郎，故此时的徐用仪，可以说是候补员外郎。而有此恩命，则员外郎不过资格上的过渡，实际上升任郎中，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四、同治七年七月，剿匪肃清保奖，“刑部员外郎徐用仪着赏戴花翎。”
    五、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上谕：“本日引见截取刑部郎中徐用仪，着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
    六、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剿平粤匪方略》编纂完成，军机处保奖，“候补五品京堂徐用仪，着俟补缺后，以四品京堂候补，并加随带二级。”
    按：徐用仪是咸丰九年的举人，而从考取军机章京上班后，十年工夫由刑部候补主事，升到候补四品京堂加二级，并赏戴花翎，实在太快了些。京官要升得快，自然是当翰林。但两榜及第，三考四圈点庶吉士，三年散馆，大考得意，“留馆”当编修，顺利“开坊”转到五品官，最快亦须九年，号称“九转丹成”。而与徐用仪的经历比较，则又瞠乎其后。
    当然翰林有红黑，军机章京更有红黑。红章京参与密议，是不折不扣的高宗所谓的小军机。有两首打油诗注红黑章京，颇为传神，红章京是：
    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
    嘲笑黑章京的也是一首体裁韵脚相同的七律：
    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这两首诗，传神都在结句，但皆不免言过其实。军机章京固然有很阔的，但也绝不致像十年不放考差的黑翰林那样艰窘。因为如前所述，除本缺俸禄以外，每节可分饭食银，随扈则例有旅费可领。而自于敏中、和珅用事以后，贿赂公行，外官入觐，对军机章京必有“应酬”，故得“缴金牌而相约看花”，生活固甚优裕。
    《南屋述闻》记军机章京的“外快”，见闻极真：
    军机地位极清严，然如《檐曝杂记》所述，湘抚陈文恭以獞锦伴函，闽抚阎敏惠以葛纱馈节，闽督杨某被劾入京，对章京各致币毳数事，则人事之馈遗，固不能尽绝也。余幼时所见，凡致送炭敬者，皆曰“吟梅诗若干韵”。至光绪季年，则冰敬、炭敬、别敬之名，几于昌言不讳。风气之变迁如此。
    按：年下致送者，谓之“炭敬”；端阳节致送，则曰“冰敬”；非时非节，而有所馈遗，自是“别敬”。凡此红包，固不仅入觐时必不可免，其中长袖善舞者，往往远道邮致。至如大吏入觐，虽清刚如丁宝桢，不能废陋规，《梦蕉亭杂记》记丁宝桢升任川督入觐事云：
    丙子冬升任川督，入京陛见，驰驿不过天津，文忠（按：指李鸿章）专函迎途邀约，坚请至津门一叙。在津盘桓两日，别时，文忠谓：“现今督抚陛见到京，应酬大于往时数倍。知君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已代筹备银一万两，存京某号，君到京时可往取用。”迩时公囊中羞涩，以文忠高义薄云，不忍负之，竟尔收受。讵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手笔不能寒俭；又同乡举子百数十人，留京待试，群望所属，更须从丰资助。综计一应支出，前款万不敷用。公筹维再四，笑谓“一客不烦二主”，复函致文忠，再行代筹万金，文忠毫无吝色。
    按：丁宝桢系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奉召入觐。其时因川督吴棠声名极坏，且痴肥不能治事，上疏辞官，慈禧太后决定更换，以丁宝桢调升，期望其切实整顿为吴败坏的吏治。但私家记载，多谓丁于光绪丙子十二月调任川督，清国史馆列传，更谓八月调任，而实际上是光绪三年三月调川。其间有一过渡，即是以李瀚章由鄂督改调，未到任即回任，据说因为李太夫人惮于入川，不愿离开武昌督署，故由李鸿章为乃兄活动回任。
    此一说法，自应存疑。但丁宝桢已成之局而入觐以后，反无下文，此即是李鸿章刻意笼络丁宝桢的缘故。因丁、李同年，交情素厚，而此时方筹议海防，沈葆桢以船政大臣于光绪元年出督两江，兼领南洋大臣，对海防有很大的发言权。而正在西征的左宗棠，一向喜欢唱反调，特别是对李鸿章，可以不反亦要反。此时以备俄为言，针锋相对地昌言“陆防”。李鸿章以一对二，大感势孤。如果所筹之款，陆防分去一部，海防经费南北对分，则北洋所得无几，坚甲大炮的理想将归泡影。而山东为沿海重要省份，更为北洋的门户，所以李鸿章必须拖住丁宝桢，以对抗沈、左。专函迎途邀约，坚请“至军门一叙”的道理在此。
    至所谓“讵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云云，“某相”者恭王的左右手，曾国藩的同年、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他的生日是十二月廿八日，适年七十赐寿，东阁筵开，盛极一时，当然也是个打秋风的好机会。
    “某邸”者似为景寿，他是恭王嫡亲的姊夫，尚宣宗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都叫他“六额驸”。本人是世袭的公爵，故以“邸”字称之。但景寿沉默寡言，内行谨饬，似非好货者，或《梦蕉亭杂记》所记有误，或者笔者失考，另有其人，均未可知。
    丁宝桢这次入京，风裁甚峻。其时正杨乃武一案定谳，丁闻之盛怒，认为这样的案子可翻，外吏不可为。当然，他也是“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口软”，如果不是那两万银子遍致冰敬，恐怕也容不得他在京里大发雷霆。
    同治末年，光绪初年，约有十载光阴，号为“同光中兴”，而风气已是如此，则所谓“季年”更不足论了。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录樊增祥于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致张之洞一函，中述“都门近事”，可以觇知当时风气，摘引如次：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
    据黄秋岳注解，上述五人，即为当时的军机大臣，“相王”为礼王世铎；“大圣”则孙毓汶，此自易解。原注：“洨长指许庚身，切许姓。”按：《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洨长者，洨县之长。洨县在今安徽灵璧南。黄考甚是。“北池”则指张之万，时住北池子，故以地指人。“腰系战裙”则指“额勒和布”，此为朝士谐谑的“无情对”。
    观上函，可知揽权纳贿，实以孙毓汶为主，其余同流而已。至于“大圣”的外号，固由切孙行者之孙，但亦另有来由。相传慈禧太后常以内府书画，嘱孙毓汶题跋，孙携回后，另制赝品缴回。以其善盗而胆大，如孙行者之盗丹，因而有“齐天大圣”的外号。
    至于军机章京纳贿，则有刘坤一与连文冲一事，姑为引述如下：
    刘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属之。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折一切委连文冲。连本军机处帮领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谀媚，以此得荣欢。刘坤一欲回任两江，不得不奔走荣门。荣门不可得而入，乃结纳荣之幕友连章京。曾谒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见连之西席某，间接以通于荣。西席某黠甚，比连归，某言刘来谒状，而不言其他。连亦略颔之。翌日西席某探达今日所办之事，连大言曰：“荣相奏请以刘坤一回任，竟得俞尤，原无他事。”翌日刘又来，西席某向刘贺曰：“事已谐矣。”翌日谕出，刘又来，并挟白金二万两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为连君寿！”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缄其口。
    上述记载，多耳食之言，且亦不明军机规制及实况。连文冲以庚子拳乱草《宣战诏》知名。当时军机大臣刚毅及徐桐的门生启秀，在载漪指使之下，千方百计掀起战火，秘密命连文冲草诏备用。如论军机规制，像这样有关兴亡的大文章，必是枢臣公拟，不会出于章京之手，更不会出于满章京之手。
    至于连文冲其人，小有才而已。满章京不能动笔者多，向来在军机处不过跑跑腿、送送信而已。连文冲奔走于荣禄之门则有之，所谓“荣之幕友”则子虚，“诏令批折，一切委之”，更为不可能之事。
    最明显的证据是，荣禄虽受慈禧宠信，但反对废立，反对与洋人开战，为载漪等视作眼中钉，如果连文冲为荣禄所信任，刚毅及启秀何能委以起草宣战诏的任务？
    荣禄时的幕友，信任最专者即为樊增祥。八国联军入京，两宫仓皇出狩，命荣禄留京办事。第五天下诏罪己，即出于樊增祥的手笔。此在军机规制中，实为例外。从来诏令，无有枢庭外撰拟者。
    军机章京上班制度，杂考如上。一百七十年旧制，本已随隆裕逊位之诏而结束，谁知张勋复辟，“南屋”竟有死灰复燃的微光，《述闻》如下：
    丁巳（民国六年）……时内廷办事乏人，命传集旧章京，由余领班率以入。初值于养心殿，次日移值南书房；又次日始移于隆宗门内南屋。内监捧折匣下，相贺曰：“数年不见，吾属饿且瘪矣。”众有笑者，余但凄黯。
    一日内监传太妃命赐食，且传语曰：“主位命谢诸大人。天热如此，外间时事又如此，而诸大人勤劳不懈，主位意良不安。略治菲食，不足云谢。”余闻而悚然。既而满汉席备陈，甚丰腆。而余食不下咽。起语同值曰：“此事失之粗疏。往者姑无论，设以此危及冲人，我辈虽效死晚矣！今当谋所以安皇室者。旅进旅退无益也。”诘朝遂不复入值，而走津谒东海、合肥二公。厥后归过于下，而宫廷晏然，东海之力为多。
    按：《南屋述闻》作者，今可考定为郭曾炘之子郭则沄，字啸麓，在袁世凯称帝时亦出过力，此时见张勋不足以成大事，见机而作，远走天津。东海、合肥者，徐世昌、段祺瑞。
    赐食大概出于端康皇贵妃，也就是光绪瑾妃的主意。其时宫中四太妃，以居永和宫的端康为首，乃出于袁世凯的支持而确定了她的地位。赐食之事，吕式斌《枢曹追忆》亦有记载，录以为本文的结束：
    丁巳六月，余复两次进内。至隆宗直庐，小坐片时，见旧日桌案犹在，风景不殊，山河有异，为之黯然。旋赐饭于文华殿之西屋，珍肴约数十品，接连方桌二张，为之布满。有内监衣冠奔走伺候。饭毕，复陈菱藕各种果实于案，杨梅汤一碗，并由内监送香茶、吕宋烟。真异数也，恭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