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褚成溥
    附记 周氏兄弟 林绍年 王先谦 潘祖荫 赵之谦 戴望 谭献 王闿运 高心夔 王懿荣 翁同龢 周福清 周锡恩 殷汝璋 鲁迅 樊增祥 孙毓汶 刘铨福 黄辅辰父子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廷伯，号莼客，绍兴人。平步青撰《李慈铭墓志》，叙其履历云：
    道光庚戌，吴晴舫侍郎督浙学，补县学生员。应南北试凡十一，屡荐屡报罢。咸丰己未北游，将入赀为部郎，而为人所绐，落魄京师，倪恭人亟鬻田成之。同治乙丑，请急归，奉母讳。庚午，始举浙闱，五上春官。光绪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补户部江南司。君才望倾朝右，独键户读书，非其人不与通，经年不一诣署。
    所谓“为人所绐”指周星誉而言。李慈铭生平有两个不解的怨家，都是他的小同乡，一为赵之谦，一即周星誉。
    周星誉虽为绍兴人，但籍隶河南祥符，祖父皆由正途官至知府。周星誉与其弟星诒年轻时，以世家子弟，在绍兴的风头很健，李慈铭与之订交。其时周星誉已中道光三十年庚戌进士，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请假回籍省亲，因洪杨势炽，道路修阻，直至咸丰八年方进京供职。李慈铭筹了一笔钱，托他代捐郎中。哪知周星誉拿他的钱，自己捐了外官赴任去了。及至李慈铭到京，方知此事。举目无亲，烽火连天，欲留不可，欲归不得，境况之狼狈，非言可喻。因成终身切齿之仇。后来，周星誉官至广东盐运使，光绪十年为邓承修所参而落职，等于为李慈铭报了仇。
    李慈铭在日记中，称周星誉为“周蜮”。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记（据金梁所辑）：
    孙子九书，言周蜮允还金，欺人而已。又：子九汀州书，言周小蜮被控撤任。此中自有天理。
    “周小蜮”即指周星诒，久官福建，风雅好古，为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他所收藏的碑帖及书籍，多由谭复堂经手，据《复堂日记》记载，人品似比浙江另一宦游福建的藏书家陆心源要高明些。李慈铭知人论世，每有褊狭之论，尤其是谈周氏兄弟，其言不可尽信。
    李慈铭屡试不第，至光绪六年庚辰始成进士。据徐一士《庚辰谈往》记：
    李慈铭久困场屋，虽屡言不便应试，而仍锲而不舍，冀望弥切。庚辰成进士，始为其举业之归宿。光绪十二年丙戌请人为刻“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印章，见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记，有自娱之意，难得四朝逢庚也（所谓咸丰庚申明经，指是年以廪生捐贡）。自秀才至进士，凡三十年，盖治举业四十年矣。
    其庚辰五月七日引见养心殿时，起联云：“名扬卌载号庞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又《纱袍一领是庚戌游泮宫时所制，服之三十年矣，引觐被雨，题诗志之》云：“蓝纱一领制中单，恰称青衿弟子员。千缕每循慈线迹，卅龄还惹御炉烟。芹香袭久痕犹在，柳汁弹来色不鲜。五十孤儿今释褐，官袍欲换倍潸然。”悲喜交集，情见乎词。
    李慈铭于同治二年到京捐官郎中，分发户部，同时在大学士周祖培家教读。前后九赴乡试不售，同治四年南归；五年丁忧；六年为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为浙江官书局总校勘；九年庚午乡试，得中第二十四名举人；十年春进京会试，虽三上春官不第，但已名满都下。庚辰会试及第，日记如下：
    会试中第一百名。敦夫出闱，知余卷在林编修绍年房，初不知所谓，其乡人陈编修琇莹力赞之，始请陈君代拟评语，呈荐于翁尚书，尚书大喜。本中高魁，佷以景尚书取本房一卷，乃置十九名；既翁尚书欲以余卷束榜，始置一百名，而仍以三艺刻入闱墨，意别有在也。即请归本班，得旨以户部郎中原资叙用。
    李慈铭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会试，因房考荐卷过迟，为主考刑部尚书桑春荣批示“额溢见遗”后，本已绝意进取，所以未赴三年丁丑正科会试，并“自述门七例”，即杜。杜门七例如下：
    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
    所谓杜门七例，即言不为此七事而出门。至于看花看山、友朋吊问，固非杜门不出。自道此乃“矫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其实愤世嫉俗，不认同年、不拜师两例，尤可想见其牢骚所在。
    至及六年庚辰，改变初衷，亦缘家人督促。是年二月二十九日记：
    得三妹正月廿四日书，寄来食物两篓及番银元，大妹附寄龙眼肉一盒，俱由陈氏昆季携至。天涯骨肉，家事单寒，致此殷勤，祝如餐饭，冀科名之一得，庶团聚之有期，同气相关，俗情难晓；夫岂知黄口登第，贱比鼌虫，白首蹋门，酷窬牢户哉？今年本决计不入试，兹以家人属望之切，当又勉为一行耳。
    入闱后的情形，据徐一士《庚辰述往》记：
    庚辰会试，户部尚书景廉为正考官，工部尚书翁同龢、吏部左侍郎麟书、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副之，同考官则内阁侍读学士胡聘之，右庶子王先谦，左中允裕德，修选陆润庠，编修钱桂森、陈启泰、王祖光、龚履中、廖寿丰、袁善韩、文钩、鲍临、林绍年、谢祖源、陈翥、李桂林、陈琇莹，宗人府主事龚镇湘。
    头场四书文题为“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一章”“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二句”“又尚论古人之人五句”，诗题为“静对琴书百虑清，得清字”。
    会元为吴树棻（山东历城人）。殿试，户部尚书董恂、礼部尚书徐桐、吏部右侍郎乌拉喜崇阿、户部左侍郎王文韶、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刑部右侍郎锡珍、工部左侍郎孙诒经、内阁学士桂昂充读卷官，状元为黄思永（江苏江宁人），榜眼为曹诒孙（湖南茶陵人），探花为谭鑫振（湖南衡山人），传胪为戴彬元（顺天宁河人）。
    林绍年分校会试，房运称最佳，状元传胪会元均出其房也。李慈铭自负老宿，亦出林房，以其年少望轻，虽不敢废门生之体，而颇鄙夷之，日记中时有不满之语气。闻后来林官御史，李见其謇直敢言，乃示推重云。
    按：林绍年无法欣赏李慈铭，经陈琇莹指点力赞，林始呈荐，已见前引日记。此自是过当之言。浙江多狂士，前有龚定庵，后有李莼客，多慢师的举动，风习使然，固非林绍年如何之不足为人师。
    以李慈铭的学养，只要中了进士，不愁不入翰林，但李慈铭格于现实环境，不能不请归本班，即仍就原职。不能入词林之故有二。第一，点了庶吉士，三年以后方始散馆，犹须有一番准备，方能留馆授职编修。翰林固然前程远大，但编检“开坊”，俗有“九转丹成”之喻，自七品至五品，历俸需十余年之久，李成名之年，已五十有二，当穷翰林熬资格，到得出头之日，已是就木之年，何苦来哉！
    第二，翰林院规矩甚重；而庶吉士基本上犹是在学，如今之研究所学生，不能不受约束，要李慈铭认后生为前辈，固所不甘；而后生奉派为“分教”（俗称小教习），拜之为师，更所不可。而况如徐桐辈“掌院”要李慈铭北面以事，是死也办不到的一件事。因此不如请归本班。但“赀郎回就，流品既分；金榜一题，玉堂永隔”，为李慈铭想想，实在难堪，真是“后人所深喟者也”。
    李慈铭自同治二年捐了户部郎中，至此已历十七年，平时从不到部，安能留其补缺？不过每月倒有收入，一种是养廉银，六部唯户部有此好处；一为“印结银”，是他的主要财源。
    “结”为旧时个人与公家机关打交道常须用到的一种私文书，有保证、证明、承诺等各种用法。请人作保或证明，须送谢礼，如生员入学，须请廪生作保，称为“廪保”，为廪生定期收入之一。进京赴考或捐官，则须请同乡京官具结作保。保结盖用本衙门大印，证明该衙门确有此官，称为“印结”，当然亦有酬金。为利益均沾起见，六部皆有类似福利机构的“印结局”，每月均分。李慈铭日记中，每有部中书办送到印结银的记载，多寡不等，为每月的主要收入。
    以上为李慈铭喜自称“赀郎”时代的情形，两榜及第，请归本班，已非“赀郎”，而是朝廷的命官，待遇亦就不同了。《庚辰述往》记：
    故事，部曹捐班，补缺前无俸，若考试得官者，则到部后即有半俸。李于同治二年癸亥以赀郎到户部，至是成进士，以郎中即用，始如考班之例而支半俸。其八月十二日日记云：“户部送来秋季俸银十六两。五品半俸四十两，秋季应得二十两，而书吏又侵扣其四。行年五十余，今日始得此两流之秩耳。”
    十一月初二日云：“巡仓李御史送来奉（俗作俸）米七石八斗，每石约一百二十斤，尚洁白可食。行年六十，得此升斗，而举家色喜，可叹也。”
    光绪十三年丁亥补郎中缺，乃支全俸。其以赀郎在部，已先有养廉银，户部之特例也。癸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作诗，有“冗散初叨禄”之句，自注云：“定制，部曹学习诸员皆无俸，惟户部给养廉银。”养廉银非俸，姑以禄论耳。
    除此以外，李慈铭还有两种收入：一是润笔，二是友朋馈赠。润笔中亦有大老笼络之意在内，如光绪七年八月十四日记：
    （王益吾）属撰左湘阴七十寿文，浙抚陈俊卿所托，润笔百金。此荇丈及祭酒言之中丞，故得此馈。可感也。
    王益吾即王先谦。同治十三年会试，李慈铭卷落王益吾房，荐于主考，李鸿藻已取第四，及至填榜时，发现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多作了两韵，因而易去。科举时代，房师的恩谊最切，荐而不售，亦拜门称师。王先谦得此名士为门生，殊足增重，与李慈铭平辈论交，有所作必与商榷，亦常有馈遗。
    “荇丈”指周寿昌，字荇农，为李鸿章一辈的名士。周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与潘祖荫的叔父潘遵祁同年，李慈铭视潘祖荫父叔为丈人行，所以称周寿昌为“荇丈”。“浙抚陈俊卿”即陈士俊，时膺新命，进京陛见。王、周与陈为湖南同乡，因得为李慈铭谋此优厚的文字之役。
    至于经常有馈赠者，首推潘祖荫。逢年过节，照例有赠，自不待言；潘祖荫久直南书房，凡有应制文字，常请李代作，亦必致润，前后十余年，馈李总数当不下万金。李在窘乡时，亦每求贷无所讳，潘实为李慈铭的第一知己。但李对潘不能无微词，则以潘祖荫广延名士，亦甚重赵之谦，而李、赵如水火之故。
    京中名士，固无不重李慈铭，但交谊不终者，往往有之，如与张之洞之凶终隙末。同治年间，张之洞放河北学差，曾邀李“襄校文字”，在京亦常有往还。如同治十二年三月八日李记：
    偕孝达诸子集饮松筠庵，谈谐甚乐，都中向有熊伯龙、狮子狗、林凤羽、草鸡毛之对，皆取达官名人以对俗语，或成句。近日以朱凤标对青龙棍，桑春乐对丽秋至，遂以孝达名“张之洞”对陶然亭；肯夫名“朱逌然”对赤奋若；漱兰名“黄体芳”对乌须药，又对赤心木；琴西名“孙衣言”对公冠礼。皆坐中宾主也。
    又：前一年四月六日记：
    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
    李张结怨，原因不一。文字不能真赏，亦其一端，基本上则为气味不投。李慈铭率真而褊狭，生平最轻视者两种人：一是不学而浪得虚名，二是热中而不由正道。张之洞的性情亦属于褊狭一路，且往往有口是心非之处。王壬秋谓其“口舌为官，平日好爱文章，而不重气节”，洵为确评。李慈铭光绪八年五月八日记：
    闻张香涛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员，居首者张佩纶、李若农师、吴大澂、陈宝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抚卞宝第、布政使唐炯及总兵方耀等数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语皆百余字，于张佩纶谓有一无二之才，于唐炯谓封疆第一人物，内举不避亲（唐炯，其妻兄也）。又并举黄彭年、黄国瑾父子。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丧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二张一李”谓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正当时北派的一祖二宗；所谓“八关后人”，正是以李鸿藻拟唐朝的李逢吉。逢吉之党，号称“八关十六子”，而恰有张又新、张权舆与之二张可相比拟。姓氏巧合，涉笔成趣。
    至于李慈铭既与潘祖荫、翁同龢、王先谦等交亲，则在政治路线上，必倾向于南派，而于北派“广结党援”，当然看不入眼，故有此过当之言。
    又张之洞外放晋抚时，李慈铭曾作诗相送，事在前一年腊月。而半年以后，忽以恶言相向，或者张之洞冰炭两敬，竟忘故人，为李慈铭所不满，因于日记中痛斥泄恨，亦是很可能的事。
    又光绪九年正月七日记：
    有朝鲜位臣某欲见余，辞之。近来彼邦人物陋甚，张香涛、吴清卿辈明知其陋，而视为奇货，延接恐后，冀增光价，余尝微讽之，深中诸君之忌，后之绝交，亦以此也。
    观此则似张之洞先绝李慈铭。至于对吴大澂，除了张之洞的关系连累而及以外，另有私怨。吴大澂为潘祖荫门下士，为潘整理碑版，因而与赵之谦比较接近，为李所忌。又张之洞与赵之谦交往颇密，亦为李对张不满之一因。李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赵之谦一事云：
    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尝得钱竹汀《庸言录》写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书名，冒为己作，以示人。又尝窃邹叔绩《读书偶识》残稿，此稿本余得之厂肆，周荇农言与叔绩故交，谋刻其遗书，属张香涛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涛。
    一日，妄人诣香涛，见为写本，以世人多未见也，直纂以去。香涛固索之，不肯还，余亦颇怒香涛之好怪召侮，致此书遭堕溷之污，屡责还于香涛。香涛窘甚，然卒无如何也，后为龙汝霖汇刻之。龙跋言与叔绩故相知，禄得其副，近遇赵某，言尝得残册于周荇农阁学云云。盖妄人得此书既不能句读，又知龙君有副本，不得据为己作，其技遂穷，而犹诡言得之于荇农，以自夸其与二品往还，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肖，本不足冤楮颖，以世之愚而售于欺也，聊附记之。
    但赵之谦其人，并不如李慈铭所说的那么恶劣，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有他独树一帜、巍然不可拔的地位。《中华艺林丛论》中说，他在同光年间是：
    一位异军突起的艺术大师。金石书画、考据目录，无不精通，尤其在书画篆刻方面，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曾直接间接受到他的影响。
    拿他的书法，既能开宗立派，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何况任何一个大家的作品，都不会十全十美、一无缺点，要从大醇小疵的角度上来评价，方不失之偏激。一般对他的毁誉，大都从个人爱憎出发，那是不足以服人的。
    他本来是学颜字的，后来读到包世臣“钩捺抵送，万毫齐力”的理论，因包是推崇北碑的，所以改学北碑，再参以邓石如的篆分笔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颜底魏面”的书派。
    他的分书里有篆书笔意，真书里有分书笔意，四体书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
    说赵之谦“四体书能打成一片”，确是眼光独到的看法。又说：
    北碑多方笔，他既学北碑，自然也多用方笔，但他起笔全用搭锋（顺着下笔），不用折锋（逆着下笔），因此他的字尽管笔笔中锋，而看去仿佛都是偏锋横扫。
    这话恐有商榷的余地。笔者有一友遂安章君，学赵之谦的魏碑，可以乱真，但观其起笔，每用游锋，方得成为方笔。
    赵之谦的印存，名为“二金蝶堂印谱”。明清之有印派，始于文彭，号称“长州派”，其入室弟子何震，徽州人，昌大其学于其乡，因号“徽派”，亦称“皖派”。
    入清于康熙年间，吾杭龙泓山人丁敬创立“浙派”，至嘉道间有“西泠八家”，而继“浙派”异军突起者为邓完白，汲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而参以新意，即所谓“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刻合一，才真可称为“铁笔”。
    继邓而起者，即赵之谦。他初学邓完白，又与邓派传人吴让之交好。但既入能出，兼采皖派之拙与浙派之巧，且正值大量文物出土之时，所以除汉印以外，举凡帛布、权量、诏版、镜铭各体独特的面貌风格，皆能融会于胸中，奔赴于腕底，创造了仪态万方的绝世丰神。
    近人述评明清印派，于赵之谦推崇备至，其言如此：
    之谦的印，朱文有宛转（如“悲庵”），有劲利（如“无闷”），有厚拙（如“赵之谦”），白文有朴茂（如“竟山画记”），有放逸（如“胡澍等四人同时审定”印），有整饰（如“小脉望馆”），面貌之多，变化之奋，明清印人中一人而已。
    赵之谦又精于目录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记：
    赵先生名之谦，字益甫，又字撝叔，自号悲庵，或日思悲翁，浙之会稽人，与李伯侍御为中表，各以文章邀游公卿间，颇以名相轧。尝闻潘文勘师言，撝叔藏秘册甚富，先后付梓，今丛书仅四集三十一种，知其未刻者尚多也。所辑《补寰宇访碑录》，乃其少作，后深悔之。书画篆刻，妙绝古今，下至饮馔服御游艺之属，探源溯委，穷析微奥。同治甲子，高平祁季闻在都门，举鼻烟论难，著《勇卢闲诘》一编。吾友程蒲生太史序之云，闲诘者，淮南之佚文也；勇卢者，何龙鱼河图云鼻神之号也。屡试春官不第，以江西一县令终。
    《勇卢闲诘》是部谈鼻烟及鼻烟壶的书。“勇卢”为“鼻神”之号；“闲诘”取“书缺有闲，闲则诘之”之意。搜罗有关鼻烟的记闻，辑而成书，名为《勇卢闲诘》。书名甚怪，与其夏日仰卧帐中，见有无数蚊子飞舞，因别署“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皆足以见其好奇的性格。
    叶昌炽谓赵之谦与李慈铭为中表，此说不见他书。叶昌炽非妄言者，此说自有所本，但衡情度理，如为亲戚，李慈铭不至于訾之为“妄人”，这是件无法究诘的事。不过李慈铬与赵之谦结怨，则确因在潘祖荫处利害冲突而起。赵之谦之得为潘祖荫门客，亦由周星誉的引进。《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云：
    莼客既困于京，乃居畇叔寓中，畇叔为之游扬于翁潘……及会稽赵撝叔入京，畇叔亦以荐于潘伯寅。潘嗜金石而厌词章，撝叔大得意，莼客嫉且怒，斥之为“天水妄子”，而与畇叔日劣。
    李慈铭平生短处，在蹈文人相轻的陋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如记戴望：
    戴望，湖州府学生，游乞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保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乃免。
    此记日期为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而所记必非近时之事，因曾国藩已殁于是年二月。按：如仅以李此记，必以为戴望为一无赖小人。其实，戴望即戴子高，为《清史稿·儒林传》中人物，著《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既通经学，亦善词章，与吾杭谭献交好。《复堂日记》中屡见其人，录数则如下：
    阅戴子高《论语注》，大段完善，尚鲜精诣……绝无迂曲穿凿，可传也。（同治元·九·九）
    为子高作文集序一篇。（十·十九）
    得子高书，为予选定诗九十一篇，甚精审也。（同三·九·二九）
    重定《七友传》……出游后，取友则中白为首，当并子高、汀鹭、稼孙、子缜、泖生；朱廉卿亦总角交，死稍后，亦入焉，为“后七友”可也。
    谭复堂为章太炎之师。钱基博跋《复堂日记》谓：“余杭章炳麟太炎，汉学称大师，治经尤长疏证，得高邮王氏法，自命其学出德清俞樾曲园，然文章之称晋宋，问学之究流别，其意则本谭复堂为多。”钱基博复藏有章太炎上复堂一函，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自浙寄鄂，其时谭复堂方为抱冰堂座上客。函中首称“夫子大人函丈”，自称“受业章炳麟敬上”。函末谓“鄂中地大物博，求友稍易，有何寄寓，俛求引导为幸”。则章太炎不特为谭复堂及门高弟，而且师弟交亲，非同寻常。
    由章太炎的敬仰，可以想见谭复堂道德学问，而谭复堂刊戴子高为后七友，序次在庄中白之后。谭复堂晚年作遗嘱谓：
    至于性命骨肉之交，则丹徒庄中白为最挚。
    又谓：
    是年（咸丰十年庚申）偶游厦门，交复清戴子高，陈硕父征君弟子也；学有渊源，于颠沛中商量旧学焉。
    所谓“陈硕父征君”，即《清史稿·儒林传》中的陈奂，字实甫。甫与父通。陈奂苏州人，咸丰五年举孝廉方正。清朝的制科，皆如康熙、乾隆两举博学鸿词，以及光绪末年一举经济特科，其实尚有孝廉方正，起于康熙六十一年，以后历代嗣君继位，皆举此科。制科皆征辟而起，因谓之为“征君”。
    陈奂之学出于段玉裁，于子书中尤好《管子》。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戴子高为其入室弟子，所著《管子校注》，自是承“陈征君”之学。
    戴子高又为宋翔凤弟子。宋氏之学，出于常州庄氏。常州学派源自江永，分今文、古文两派。今文学派开自庄氏一家，自庄存与、庄述祖以下，通经术者凡十一人。但庄氏之学光大于刘逢禄。刘为庄述祖的外甥，精于公羊及三礼，遇疑难常以经义得决。官礼部主事时，恰逢仁宗崩于热河，大丧典礼为刘逢禄一手所订，自“摘缨子”到奉安，细节毕备。又有一事，尤足见其为学以致用的通人。
    这件事是如此：越南贡使为其国王之母妃乞赏人参，得旨赏给，诏谕中“外夷”字样，越南贡使请求改为“外藩”。部议诏书不可更易，拒绝其请。由刘逢禄草牒答复，越南贡使大为悦服。他在复牒中说：
    《周礼》职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夷近而藩远；《说文》羌苗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字从大从弓，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故东方有不死之国，而孔子欲居之。且乾隆中尝奉上谕，申斥四库馆臣，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裔”字，孟子谓舜东夷之人，女王西夷主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
    宋翔凤与刘逢禄为中表，都是庄述祖的外甥，庄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宋翔凤通训诂名物，微言大义，得其舅真传。戴子高的公羊春秋，学自宋翔凤，谭复堂说他“学有渊源”，确非虚语。
    至于戴子高的人品，亦可于《复堂日记》中窥见一二。如为友于流离中访寻老母；作书劝谭，不可以子之“聪明不如我而弃之”，可知为重义谨悫之人。以其人品学问而论，何至于冒充为“增广生”？且本人以为“附生、增广生皆是生员，资格上不过一间之差，又何必藉军功冒充？李慈铭所记葛藤支离，语不可解，自是道听途说，而又怀有成见之故”。
    李慈铭好名而量狭，虚荣心极重，大抵对名公巨卿，可出以“傲”之一字，自以为得；翰苑清流则平辈论交，亦尚能虚心相处；唯有布衣或末秩微官而名重公卿，又不甚重视李慈铭者，则耿耿于怀，时思报复，对戴子高如此，对谭复堂、王壬秋亦复如此。如同治十二年五月十日记：
    谭仲修质敏好学，近人中极难得。而心粗气浮，不能研讨。自剽袭阳湖庄氏、武进刘氏、邵阳魏氏一二之书，遂以大言自欺欺人。予尝谓仲修累于杭人习气也。
    按：谭复堂本不以经学名家，所长在词章；论人而没其所长，即显失公平。《复堂词》与庄中白的《蒿庵词》，在行家眼中，评价极高。如吴梅著《词学通论》论庄、谭词云：
    中白与谭复堂并称，其词穷极高妙，为道咸间第一作手。平生论词宗旨，见于复堂词序，其言云：“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托志房帷，眷怀身世，温韦以下，有迹可寻；然而自宋及今，凡九百载，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鲜矣！……或用意太深，义为辞掩，虽多比兴之旨，未发缥缈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撷其华，而未芟其芜；茗柯溯其源，而未觅其委……
    “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先生此论，实具冠古之识，非大言欺人也，其词深得比兴之致……天长地久之情，海枯石烂之恨，不难得其缠绵沉著，而难得温厚和平耳，胡先生之词，确自皋文、保绪中出，而更发挥光大之也。
    常州词派创于张惠言（皋文），光大于周济（保绪），张崇比兴，周重寄托，庄中白两得之，而常州词派遂益为世所重。
    复堂之词，论词者亦归于常州词派，如朱彊邨题庄、谭二集云：“皋文说，沆瀣得庄、谭。”汪中著《清词金荃》直谓“两人者，皆常州之美者也”。唯吴梅别具慧眼，谓复堂词为浙派之变。其论如此：
    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深达，窥其胸中眼中，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仲修之言曰：“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词为之一变。”
    余谓吴、郭二子，不足当此语，变浙词者，复堂也！其《蝶恋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远。余最爱“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又“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又“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又“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又“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又“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此等词直是温、韦，绝非专学南宋者可拟，而又非迦陵、西堂辈轻率伎俩也。所录《箧中词》二集，搜罗富有，议论正大，其论浙词之病，尤为中肯。余故谓变浙词者复堂也。
    “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之语，推崇至极。我以为谈清词必以陈、朱居首。因为作手虽多，且亦不乏千秋不摇的名家如纳兰容若，但质量俱胜，蔚然而成大家，足为宗师者，非陈其年、朱竹垞莫属。尤其是朱竹垞，为浙派开山之祖，源远流长。竹垞自道其领承源流：“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玉田（张炎）词，浏亮之音、空灵之思、婉丽之态，在竹垞无不毕备，但独标南宋，托体不高；末流而敝，则如谭复堂所云，“琐屑饾饤，流为寒乞”。乾嘉间，吴枚庵（翌凤）、郭频伽（麟），或以高朗，或以清疏，论者视为浙派之变。但频伽根基甚薄，枚庵稍胜，亦不出南宋牢笼。浙派以穷而变，变亦不通，于是有常州词派之兴。
    嘉道间词人辈出，张皋文（惠言）开常州一派，其弟翰风（琦）为佐；张氏之甥董晋卿（士锡）继起；至晋卿之友周保绪（济），由二张之崇比兴，而重寄托，自言词学进境，“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则仍以北宋为宗”。至于《茗柯词》，吴梅论其精神面目云：
    皋文《水调歌》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论者辄以为疏于律度，洵然。然不得以此少之。如首章云：“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次首云：“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三章云：“珠帘卷春晓，蝴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黏着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又《清词金荃》评此五章词云：
    皋文为词家建意内言外之境，此五阕亦间有不合律处（“便了却韶华”“又断送流年”，应作上二下三句），然其洋洋大篇，珠玉满纸，遂不为疵。复堂评此词曰：“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白雨斋亦谓其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而“热肠郁思，若断若连，全自风骚变出也”。
    谓“开倚声家未有之境”，亦不尽然；若就此五章水调歌头而言，宛然苏辛。东坡词多不谐音律，晁无咎云：“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茗柯词》正亦如此。
    总之，不论浙派、常州派，皆不能脱两宋的笼罩，谭复堂“上溯唐五代”，则“非独不屑为陈、朱”，且格调亦非常州派诸子所及，更非吴枚庵、郭频伽所可并驾。
    吴梅谓“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悉达”，据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但廷焯于复堂词，未为真赏。而吴梅所爱《蝶恋花》六章，谓“直是温韦”，殊见卓识。我以为复堂词之高妙，即在王静安所说的不隔。试复举吴梅所拈之例，玩味自知：
    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
    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
    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
    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
    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
    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
    “不隔”之说，为王静安所发明，颇自珍矜。尝闻周弃子先生之教，以为韵语不隔最难，因为非可以藻饰假借。上举诸例，造语类皆平淡，而上下相看，境界自出，如“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写闺中百无聊赖，如见如画。较之浙派末流，“琐屑饾饤”“流为寒乞”，不知高出几许？譬如郭频伽《望湘人》过片：“数尽更更点点，把孤衾断梦，一宵寻遍，只文鸳绣枕，记得旧时曾荐。”五句词只写得“忆旧不寐”四字而已；而“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较之门外天涯，更进一层，不过十四字，写尽离愁。两两相看，方知“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洵非虚语。
    谭复堂自同治六年中举后，数上春官不第。观其日记，似于功名不甚措意，公车北上，求碑搜书，访友看花，颇多闲情。同治十年有《群芳小集》之作，是年日记：
    三月廿四日 予辈将为群芳小集，今夕先贻诸伶，各一绝句。
    四月十一日 揭晓，被放。
    四月廿一日 杨村舟次，补撰群芳小集绝句，稿别具。于是群芳小集定为上品三人；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二人；逸品，先声二人，继起一人。凡三十人。
    《群芳小集》以外，还有《群芳续集》，作于同治十三年会试榜期间，是年复堂日记：
    四月初八日为群芳续集，会者二十六人，诸伶赴选者十六人，监察者六人，以觉轩与予为选人，色艺姿性，都非诸故人之耦，约略录遗珠二人，续十人，又续得二人，稿草别具。
    按：《群芳小集》及续集，由张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更名为《增补菊部群英》及《群英续集》，系据周作人收藏的本子所排印，复堂用别署“麋月楼主”，但书名何以更易，莫知其故。
    平章风月，名士常事，而李慈铭遽訾之为“不自爱”，未免苛责。而况谭复堂不过借此寄托牢骚，其续集有“书后三绝句”，明系作续集后的第五天，发榜不第所作：
    肠断西楼一曲歌，倪家阁子闷烟萝。
    刻华小玉浑难见，奈此茫茫古恨何？
    月骨花魂皆第一，平生任育误多情！
    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侬出城。
    客里寻春复送春，等闲落溷与沾茵；
    神仙三堕罡风劫，花月平章待后人。
    谭复堂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往往榜发即启程南下，此即“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侬出城”的感慨。
    第三首寄意尤为明显。“寻春”“送春”以喻入闱、出闱，试事之始终，同一发榜，几人欢喜几人愁，犹如落花，或“沾茵”，或“落溷”。谭之赴春闱三被黜，故云“神仙三堕罡风劫”，但“场中莫论文”，被黜与得意，亦偶然之事，“等闲”有之，至于文章好坏，尽不妨供后世公评，因谓之“花月平章待后人”。
    若以为选歌征色，咏赞伶官为“不自爱”，则李慈铭自己的行径，又不知作何解释？张辑《梨园史料》中，纂有《越缦堂菊话》一篇，浪掷笔墨，较之谭复堂逢场作戏，偶一为之，岂不太过？而自作多情，令人肉麻之处，亦时复有之。如《花部三珠赞》，记时小福云：
    时琴香者，名小福，吴人。所居室曰“绮春”。色善事人，艺能倾俗；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余与琴香甚疏也，顾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镒之金，十日之馔，豪客接坐，华毂塞门，琴香独乞余书一横幛，以为光宠，至数十请不厌。
    此已不无谬托知己，而更有肉麻者，则为记钱秋菱：
    钱秋菱者名桂蟾，父故吴人，侨于京师，遂为燕人。所居室曰“熙春”。色秀可餐，清神善照；瞳鲜秋水，颊艳晨葩。每当裹首登场，转喉按曲，伯龙为之失步，玉茗因以添豪。滇人高某者，奴隶之材，驵侩之行，始以进士官吏部，狭邪无行，几伍转尸。后内其女于总戎之子，胁取其赀万数，遂市裘马，逐轻薄。慕秋菱之色，岁耗其金数千，秋菱鄙之，不一挂齿颊。
    余以同人媒介，偶一招从，三年之中，庶无十接，囊金未解，花叶都虚，而秋菱偏昵就余，往往衣香熨褒，荑玉温祛，脉脉相看，依依不舍，尝曰：“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
    说“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无非加料的米汤，李慈铭信以为真，已觉可笑。极口恶訾高某，无非视之为“情敌”，尤令人齿冷。高某之外，复有汤某得无妄之灾，亦因汤某为李最眷恋之朱霞芬的“阔老斗”。《花部三珠赞》序云：
    朱霞芬者名爱云，父吴也伶，以善歌名。霞芬事景龢梅蕙仙为弟子，今年十五矣。琼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肤清内朗。乐部故事，每届三年，胪传榜发，则亦翘其尤异，目为状元，恩榜偶开，亦同斯例。
    丙子之岁，遂属霞芬：冠珠树之三英，足称极选；附杏园之双宴，特宠名花。黄绢同评，非冬烘之假手；阜纱一裹，何汗颜之让人？繇是百琲投珠，千环斲玉。金钱入市，争看西家，珥果盈车，共萦卫玠。彯缨多于星流，曳裾疑其云集。
    同郡汤某者，貌同獠犵，文昧偏旁，新由翰林改官知县，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偶见霞芬，亦以大悦，遂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之。
    丙子为光绪二年，“新由翰林改官知县”，乃是年散馆试未获前列。则此汤某，必是同治十三年的庶常，检《清代征献类编》，有“汤鼎烜，浙江萧山人，金钊孙，同治十三年甲戌进士，选庶常，改丰城知县”，是必其人；“同郡”即同府，萧山县属绍兴府。
    汤金钊为嘉道间理学名臣，谥文端。《清史稿》谓其有一子修，官至通政副使，即翁同龢的岳父。汤鼎烜如为汤修之子，翁同龢日记中必有记载，而竟无有，当是汤金钊的族孙。
    翰林改官知县，虽可举债赴任，但数目绝不会多，且必有债主催着赴任。同时地方官领凭到任，定有限期，谓之“凭押”，逾限处分。因此，所谓“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及“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云云，既悖情理，亦非事实。只以“囊金未解”，故而“花叶都虚”，既妒且恨，口不择言，纸诛笔伐，聊且泄愤。
    至谓“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更足见此公胸中了无黑白。如果“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竟“背辄唾骂”，岂非真如俗语所谓“戏子无义”！则又何取于朱霞芬？果尔如此，则可想象朱霞芬唾骂李于高某之前，必更甚于唾骂高某于李之前。如李也者，正是杭州俗语中所说的“老墓库”。
    我曾细想，《越缦堂菊话》所载捧角的诗文，如：“倩颜上酒春红重，纤手藏钩软玉交”“明灯婉娈，似偏照深红羞晕”“自从系定红丝”“看素手暗启风帘，正眉翠含颦，脸红低晕，万种温存旖旎”之类，将男作女，写得忒嫌过分，但又何以责谭复堂作花榜为“不自爱”？此无他，只是榜中漏了钱秋菱而已。
    在《续集》中，谭复堂首刊“沧海遗珠四人”，自道：“艾而张罗，时有逸翮；以志吾过，采此珠璧。”下有七绝四首：
    雏凤丹山去不还，梧桐华下掩珠关，
    平生爱作空中语，人在虚无缥缈间。
    江左风流不易逢，神清卫玠最雍容，
    人间乍听湘灵瑟，数遍青青江上峰。
    争许情移海上琴，又从弦外得余音，
    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莲一片心。
    婉娈檀林护好春，分明镜槛洗纤尘，
    照侬如燕身材后，莫照寻常第二人。
    第一首无注，不知为谁；第二首下注：“熙春主人钱桂蟾字秋菱”。谓“遗珠”，谓“以志吾过”，皆对李慈铭而言。相形之下，谭复堂的风度比李慈铭好得太多了。
    李慈铭的另一文字冤家，即为王壬秋，别号湘绮的王闿运。王壬秋诗文非六朝以上不读，时人以之与李慈铭相提并论，称李为明秀，称王为幽奥；虽各具境界，但以功力而言，明秀较之幽奥，自有一间。因此，李慈铭述同时人之言，以自抒其心声，说“以李某与王某相比，终不服”。因为不服，即时时起齮龁。但此为李慈铭这方面的情形，王壬秋的态度，比他的对手要好得多。
    李慈铭论王壬秋的诗文云：
    张孝达招饮，言共王壬秋论学，辞以病。壬秋之诗，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其人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同·十·六·二五）
    王闿运所作《邹叔绩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塞，且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妄肆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辈中物也。
    孝达即张之洞，诗家幽奥、明秀之说，即出自张。李又论名士云：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务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所谓“咸丰名士”，即指王壬秋而言。相反地，王壬秋评李慈铭，却非一笔抹杀。《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二日条云：
    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虽不得体，亦尚不俗。
    按：王之称李为“老友”，因交情已在二十年以上。王壬秋于咸丰九年，在京会试报罢，因同乡“湘中五子”李榕等的介绍，得识肃顺。相谈之下，肃顺惊为异才，激赏不已，愿约为异姓兄弟，王壬秋辞谢未许。第二年，亦即咸丰十年十月回长沙；又十年，复行进京会试，其时为同治十年，三月至京，七月回湘，此即张之洞邀李与王壬秋论学，而李辞不赴的一次。
    李慈铭自言，与王壬秋曾晤两次，其初见当在咸丰年间。李慈铭致潘祖荫一函，谈为周氏兄弟出卖，中有一段：
    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下略）。
    据此可知咸丰十年（庚申）冬天以前，李慈铭即已到京。而王壬秋是时方居法源寺，王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咸丰十年记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入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皞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偲，赵丈元卿，李丈眉生，云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促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郭筠仙为郭嵩焘，龙皞臣为龙湛霖，邓弥之为王壬秋亲家，皆湖南人，莫子偲为莫友芝，赵元卿为赵树吉，李眉生为李鸿裔，高伯足为高心夔，许仙屏为许振祎。此数人皆咸同之交的名士，李慈铭于此诸人，或无交往，或虽交而不深，故日记中不多记，其记而特详者，为肃顺门下的上客高心夔。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高心夔，字伯足，号碧湄，湖口人；咸丰庚申进士，朝考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诗亦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闿运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京师人以为口实。久馆故尚书肃顺家，肃待之厚，庚申殿试，肃方筦权张甚，必欲为得状元，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完？”高曰：“申酉间可。”至日，肃属监试王大臣，于五点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于是不满卷者至百余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钟雨人素不能书，自分必三甲者，竟捷状元，说者以为有天道焉。
    然高实名士，文学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后为令于江苏，两署吴县，无政声，当断一富人买妾事，误信市魁，诬为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缢死，富人伤之，亦自缢，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吴中为其刻《陶堂遗集》。
    高心夔为肃门湖南六子之首，其文学冠一时，固李慈铭所不能轻诋，特记其吴县任无政声及误断富人买妾事，仿佛纯然书生，不谙政事，此则有意相贬。高心夔之于肃顺，时人拟之为郗超之于桓温。而肃顺极似桓温，都是为后世误解极深的人物。肃顺极识人，极有魄力，虽不学而能礼士，足补其短。文宗才识过于其父，而信任肃顺，始终不改，则肃顺之确有可资依畀之处，自亦无疑。王壬秋谓“军书旁午中，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力”；而佐肃顺者为高心夔。翁同龢日记，咸丰十七年七月初七记：
    饯高碧湄、莫子偲于湖广馆；碧湄在园商略要事，未到。
    所谓“在园”之“园”，即圆明园，御前、军机等大臣，在圆明园附近皆有直庐，可供住宿。是日正恒福自大沽退天津后，僧王自天津退杨村，英军进占大沽南岸炮台，肃顺在圆明园参与和战大计，而携高心夔以往，则庙谟中，固亦有高心夔的意见在内。按：次日有上谕，桂良授为钦差大臣，会同恒福“办理事件”，实为议和专使。桂良为恭王岳父，用桂良为起用恭王主持和议的先声。就当时局势而言，是年春夏间，江南大营崩溃，张国梁战死；钦差大臣和春退无锡；江督何桂清自常州遁至苏州，旋走上海；常州绅民攀辕，何令亲兵开枪，为其后来大辟不解之因。此后李秀成占无锡，占苏州，占青浦，占松江，进围上海，不特外患严重，内忧亦至顶点。但肃顺建议重用曾国藩、胡林翼，以曾代何督两江。六月二十四日上谕：“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其时各地官军练勇，不相统属。如安徽为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上海为薛焕，皖南为张芾，杭州为张玉良，皆如专阃之寄，彼此不相通联，有此一旨，曾国藩方能统一指挥。
    揆肃顺之意，洪杨军事完全托付曾国藩，亦即是完全托付汉人，英法联军内犯，则由旗人应付，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乘舆幸热河以避城下之盟，兼为遥控之便。果然非和不可，受谤者为恭王；若有可乘之机，则有僧格林沁的马队，及胜保的军纪极坏但可一拼的步兵可用。进退和战之间，保有斟酌控制的余地。方今好言战略，就咸丰庚申，内忧外患交逼，眼看国祚将绝的情况下，终能转危为安，我必须指出，当时的“战略指导方针”之正确，为成功的基本原因。
    而此基本原因中，肃顺的知人及设谋，功岂可没？肃顺既有功，则其幕府人才，可想而知。辛酉政变后，肃顺虽诛，而恭王能充分理解并尊重其政敌肃顺所执行的政策，终于戡定大乱。恭王之为贤王，实亦当拜肃顺之惠。至于咸丰十年庚申试事，由于有两年前的科场大狱，文宗格外慎重。翰林散馆的卷子，御笔亲判甲乙，而命肃顺监视，拆阅弥封。至殿试时，例派王公大臣搜检监试，类皆敷衍故事，而肃顺以欲畀高心夔状头，处置特苛。向例，殿试一日，以不给烛为度，有怜士者，则于天暮而犹有人未完卷时，每为之设法供给灯火。常用的一法，即是用抽水烟的纸媒照明。乃肃顺提前“抢卷”，翁同龢亲历其事，曾有日记：
    殿试监试者有尚书肃公，传旨某时撤卷，甫届时，即纷纷掣取，有誊一行者，数字者，均不得免。发出寿字圆印，完卷者钤于卷尾，不完者就所止钤之。肃公颐指气使，视士人若奴隶，掣卷毕，日犹未落也。
    是科杭州钟骏声（字雨辰，又作雨人）之得中状元，据《清朝野史大观》记：
    庚申，高中式。迨殿试，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虑有优于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页半，无一补缀。肃不觉大愠，即受而置之靴中。既毕事，亦忘之矣。
    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及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盖高作字甚缓，日将没，犹未毕，遂一例被撤，而肃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询置末等，以知县发江苏，补吴县知县，有强项声。肃之爱才，多此类。
    按：高心夔殿试二甲十五名，其不得翰林，由于朝考试帖诗出韵。十三元的韵，本来最不合理，极易出韵；前既已有此失，此次自当加意，而竟蹈覆辙，所以王壬秋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巧对相嘲。但如肃顺所期，能得状元，则胪唱之日，即授职修撰；朝考等第，已无大关系。
    我在想，由于肃顺的提前撤卷，必有好些人应得庶吉士而未得；相对地，即有好些人不应入翰林而竟入翰林，可能导穆宗冶游的王庆祺，即为不应得翰林的翰林。如王非翰林，绝无在弘德殿行走之理，则穆宗亦不致早死。不想肃顺爱才之一念，竟导致皇嗣之绝，真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李慈铭自天津讲学回京，于光绪十三年五月补实缺。亦因此得与考差。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考差卷为福珍廷相国取置第一，都下人人传说矣。及简放学政既毕，外论纷然，无不为余不平者。余一生偃蹇，当轴皆以简傲目之，济宁尤衔余甚。此中得失，何足置怀，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福珍廷应作福箴庭，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福锟，与翁同龢同官交往。李慈铭被取为第一，不知有翁同龢的人情在内与否？但放考差，军机有很大的建议权。“济宁”即孙毓汶，讨厌李慈铭，必以其人怪诞偏激，取士以己意可否，所取恐非醇士为言。故虽第一，仍旧摈落。
    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李慈铭应试差，复又向隅。自记：
    简放试差毕，余又不得命。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此自来所无，非政府力沮之，不至此也。弢夫来言：黄漱丈仲弢乔梓，与可庄敦夫，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也。诸君不以告余，先自集赀，俟试差放竣，即具呈户部，其意甚盛。坚嘱止之，已代呈部矣。
    其前又有记：
    黄仲弢邀一善相者闽人赵冲甫来为余谈相，言余神清骨秀，世所仅见，聪明正直，一望可知。然非功名富贵中人，故一生偃蹇，亦无子息。眉采太重，故三十岁外尤为困厄。其言皆中，然亦老生之常谈耳。
    虽为老生常谈，但“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不能不归诸命该如此，同时其牢骚亦可想而知。因此，直至好友为之“集赀捐试俸”。捐纳有各种花样；实缺郎中应御史考试，何以亦须斥资上捐？此则须看《清史稿·选举志》，方知究竟：
    六十一年，帝以捐纳部员，补主事未久，即升员郎，外官道府亦然，饬议试俸之法，寻议郎中道府以下、小京官佐杂以上，于现任内试俸三年，题咨实授，方许升转，从之。乾隆间，试俸复得捐免。
    原来李慈铭所捐的是“年资”。他在光绪十三年五月始补郎中，试俸三年，则应于十六年五月，方始俸满，具备升转的资格。
    光绪十五年考差，行于四月十五日。翁同龢是日记：
    是日翰詹考差，考者二百二十六人，斌孙与焉。
    按：“翰詹考差”四字为翁同龢率意落笔，事实上凡两榜出身的京官，皆得与考。如考差非翰詹不能应试，则李慈铭根本便无资格。如前一年戊子乡试，贵州考官即为非翰林的工部主事赵亮熙。在雍正以后，进士出身的“中、行、评、博”，台谏及六部司官放乡试主考者甚多；乾隆以后，益重清班，如乾隆七年壬戌会试，十八房官皆为翰林。不过每科总有非翰林的京官一两人，放小省主考，藉资点缀，而又非有关系，或特殊原因者不能得。如赵亮熙，咸丰十年二甲第九名进士，自释褐至光绪十一年，始终为工部主事，沉沦下僚，已历时二十四年，其同榜内则有尚书如祁世章，外则有总督如刘秉璋，相形之下，荣枯悬绝。故赵于光绪十一年，放陕西副主考，至是又放贵州副主考，因怜其既贫且老，特加“调剂”。
    李慈铭久官京曹，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发为怨讪之语，归咎孙毓汶，是不太公平的。
    关于李慈铭之不得考差，更有一层道理可说。李慈铭本可点翰林，而自请归本班，仍为户部郎中者，固以翰林前辈多问学的友生，如执贽称弟子的樊增祥、翁斌孙，早于李一科成翰林，鲍临则更早在同治十三年点的庶吉士。翰林院规矩甚重，不能为后生小子折腰，则唯有避而不入。
    但李慈铭不入翰林，虽似委屈，实际上不到衙门，不应差使，每月有俸米、俸银及印结银可得，等于一个很优厚的“挂名差使”，比当翰林常应文字之役，以及遇有各种典礼，须常到班，是舒服得太多了。权利义务应该是相对的，如平日既无供职翰林院之劳，而应考差时，望与翰林等例同观，岂非不平之甚？
    当时如翁同龢、潘祖荫亦看出李慈铭想得考差，忧忧乎其难，因此为他谋一出路，转入柏台。前记的“弢夫”即翁斌孙，为翁同龢的侄孙，其父即是有羊角风的状元翁曾源；“黄漱丈仲弢乔梓”指黄体芳、黄绍箕父子；“与可庄敦夫”，“可庄”则王仁堪，“敦夫”即鲍临。
    李慈铭应考御史，事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翁同龢是日记：
    晨入，知派阅御史卷（麟书、翁同龢、许庚身、徐郙），即到南书房，每人十六本（两人十五本），共六十二本，又一本倒写未完，未入名次（陈墀荪）。天明毕，星叔归总；余所取在第二，粘签递。递下内侍传旨，问第二卷内“扩被四表”扩字误否？臣对云无误。
    “星叔”即先恭慎公，时官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在四考官中虽位居第三，而实主持此次考试。题目为一论、一策问，翁有记载：“居敬行简论”“同律度量衡策”。翁同龢并记有前列名次，他所取的第二名即为李慈铭；第一名是当时声光过于李慈铭的名士王懿荣，李慈铭对他前倨而后恭。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记：
    齐人王懿荣者，素附南皮，窃浮誉，后以妹妻南皮，益翕热。其父以龙州僻小郡守骤擢成都道，致富巨万。懿荣既入翰林，侈然自满，挥斥万金，买古董书画，昨忽上书争京官津贴，又请复古本尚书与今本并行，言甚诡诞，人皆传笑。
    王懿荣字廉生，籍隶山东福山，因谓之为“齐人”。“素附南皮”云云，乃是张之洞既贵后追叙，故如是云云。今按张之洞年谱，娶王懿荣之妹在光绪二年任四川学政时；年谱于是年“八月、在夫人来归”条下，有张谱作者许同莘附记，所叙“王文敏”即王懿荣。王于庚子殉难，特谥文敏：
    公丧偶久，王文敏有妹才而贤；及试龙安，文敏之父莲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吴勤惠为之作伐，因定聘焉。是岁秋，王夫人来归，赠奁有文待诏渔家乐书卷。成婚之三夕，出长卷共赏，慨然有偕隐志。按公与文敏在京时比舍而居，夫人待字之年，具幽闲之德，夙有所闻；近人李审言记此事，谓公按试龙安，知府例为提调，供张一切。帐额画折技甚工，询之知为太守之女所画，到省请制府为媒云云，乃传闻之误。文敏之子汉章尝为同莘言，夫人不习绘事，更未为人作画也。
    王懿荣祖名兆琛，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父名祖源，拔贡出身。张之洞之得鼎甲，相传系由慈禧拔置为探花；晚年调和宫禁，以范纯仁自拟，及至入军机，慈禧亦已高年，张之洞比之为有“女中尧舜”之称的宋宣仁太后，而自居为苏东坡。张在同光之交，由湖北学政回京，旋放四川主考，复主四川学政，为翰林中得意的第一人。学政亦得专折奏事，但如谓力足以使王祖源由龙安府升为成都道，则张之洞尚无此法力。至于张娶于王，如许同莘所记，已甚明白，为四川总督吴棠（谥勤惠）所作伐，其事当在光绪元年；谓王懿荣“以妹妻南皮”殊非事实。
    李慈铭与王懿荣极熟，日记中如：
    王廉生（懿荣）以李香君小景画扇乞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王廉生获隽，出缪小山房。（光绪五年九月十五日）
    得王廉生书，以蜀汉三阙拓本为赠。（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
    王廉生乞撰其元配黄宜人志铭，此已有成议五六年矣，同居京师，而音问阔绝，今日始寻息壤，思之惘然。（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所谓“今日始寻息壤”，意谓王懿荣至今始践成约。李慈铭何以有光绪十年“齐人”云云的一段丑诋，情形是如此清楚的，大概在光绪七八年，王懿荣丧妻，约定请李慈铭为之作墓志铭。以后即未见提起此事，李慈铭便因此而与王不往来，有五六年之久。光绪十年正在这五六年中。
    不请李慈铭撰文，何以竟能演变几到绝交的程度？答案很简单，李慈铭撰文是有润格的：“墓志铭、墓表、散文百廿金，知好减四十金，骈文百六十金，知好减六十金。”王懿荣请他为妻撰墓志铭，应送八十两银子，大概一时不下葬，则志铭暂缓亦不妨，而李慈铭因此大恚，只看他将此事比作“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可见他对这八十两银子的重视。我最看不起李慈铭的是，有人送钱给他用，明知钱不清白，亦谓之“廉俸”；否则，凡致富者皆视作非法所得。犹如捧相公，在他人是“下流”，在他就是“风流”，言之令人齿冷。
    第二年，亦即光绪十六年，李慈铭补授山西道御史，他是“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是年庚寅，擢为言官，逢庚而利；自青一衿，至此已四十年了。
    李慈铭喜发议论：平时讥刺尸位的御史，辄谓之“仗马”；仗者仪仗，六朝仪中摆队的天厩之马，养于紫禁城内，以不鸣为贵，一鸣即逐出宫门。是则李慈铭既居言路，必然大鸣特鸣，而其实不然。不知是锐气已消，还是老来疏懒，抑或世故已深，总之虽为言官，未尽言责。但私底下则“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本性，由于得以“白简痛治鼠辈”，颇有人大倒其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即为其中之一。
    关于这重公案，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载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中华日报》副刊。在此，可以稍作补充。
    周氏在绍兴是世家，周福清有个堂房伯父名周以均，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洪杨以后，成为地方上很有势力的绅士，以一举人，居然作了阳明之学昌大之地的蕺山书院院长。当然还有其他把持公务、盗名射利之事，因而李慈铭大骂。房兆楹所作的《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周以均在绍兴做绅士时，还有修海塘一件工程。那是同治四年，钱塘湾一带地方闹水灾，须修理海塘河闸。于是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们便出来设法筹款。李慈铭这年正在家，他在日记里说绍兴府的小地主们希望能报灾免粮，得政府赈济，由政府出修理海塘的工费。但是大绅士们认为这样办理便不能从中取利，于是决定的是不只不报荒，而且连修理费也向省政府暂借，以后由本地按亩加捐分年摊还。
    这样一来，省政府方面自然高兴，绅士们也可以分肥，苦的只是老百姓，水灾的时候不但不得赈恤，还不得免税或是减税，不止如此，反要加税作修理海塘的费用。所以李慈铭在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大骂这些绅士，说：“故辰州知府沈△△，故御史章△△，举人周△△，三人者固助官虐民稔恶于乡，乡人所不齿者也。”周某便是周以均（据绍兴县志资料第十二册里收有六篇关于这次塘工的文件。提到的办事的绅士有沈元泰、章嗣衡和周以均）。骂虽然骂，到了分赃的时候李慈铭也是少不了的，在塘工上他给他兄弟办到分修一段工程的事。同时周以均也请他给蕺山书院阅学生试卷，送他“一百千”钱。于是在同治四年后半年里他不再骂周以均，而且两人颇有些交往酬酢的事。
    房兆楹也谈到李慈铭之于周福清：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不客气。同治十年会试，李慈铭下第，周福清却中了，《越缦堂日记》里说，“山会两邑只一人，曰周福庆”，庆字又点去，改为清。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不过过了几天，李慈铭又拿这一榜进士的名字来批评，说“即以姓名言之，有足供捧腹者”。他举的例子里有后来做到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湖南瞿鸿禨，和曾任出使美国大臣的安徽崔国因，但是也有郑声锵、许虎变一类奇怪的名字。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越缦堂日记》说：“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来辞行，言金溪刻书甚贱，可任剞劂之事。此人能为此言，盖窥予好好也。予因嘱其购王氏谟所著书。”
    王谟是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经史小学都有著述可称。但是只做到教官，官小无名，著述流传很少。何以李慈铭托周福清去搜求购买？
    这件事并无下文。大约周福清是为了做官去的，上任以后就忘了买书的事了。李慈铭的话好像很刻薄，却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事不久以前，即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李慈铭还有关于章学诚《章氏遗书》的一段，原文如下：“仲修（谭献，仁和人）来，为仆辈辞去。以《章氏遗书》一部为赠，凡《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共五册。道光壬辰其子华绂所刻，不知何时版归于郡绅周以均，故印行绝少。近年以均死后其子某及其从子福清，谋铲去章氏之文更刻以均所著制艺。仲修、子缜（陶方琦）等知之，力向福清阻止，遂以闻当事，购浙江书局为之补刻印行。此即实斋之厚幸也。”按：此事亦见于谭氏《复堂日记》卷三，所记并不如是之苛。大约绍兴名士好骂人，李越缦如是，周介孚又何尝不如是？章实斋又何尝不如是？
    按：同治十年辛未一榜，颇不理想。会试四总裁为毛昶熙、朱凤标、皂保、常恩，皆无衡鉴之名；十八房官，除边宝泉外，皆碌碌之辈。殿试榜发，颇致讥评。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记：
    此次前十卷原定四川李君第一，交军机复阅，看出“温卷”误“温养”，且有讹字两处，因改置第九；延树南与恭邸辩，颇费辞，今殿撰梁君卷甚空疏，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第三郁君有讹字，第十乾健讹建有黄签；吴子俊卷语切直，季口有三抬，庞宝生皆尖圈之，故未列前十。
    是科状元为梁耀枢，广东顺德人；“四川李君”为李泯琛，二甲第六名；“第三郁君”为郁昆，浙江萧山人；“第十”即二甲第七名，为刘韫良，贵州普定人。吴子俊即吴观礼，杭州人，文名甚盛，久参左宗棠戎幕，应会试时，已在四十外。
    延树南为延煦，宗室、官户部左侍郎；庞宝生名钟璐，左都御史。延、庞皆读卷大臣。军机本不预殿试之事，但因穆宗冲幼，尚不能亲定左右，所以交“军机复阅”，而恭王得以手定鼎甲。但梁耀枢“卷甚空疏，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则连列入“前十名”亦似侥幸，何以竟得状头？颇疑与内务府有连；粤督、粤抚及粤海关监督，每由与内务府有密切关系的下人充任，其时粤督兼署粤抚为瑞麟，为慈禧同族，为人长厚而庸碌，贿赂贪得，起居豪奢，但不甚聚私财。
    梁耀枢之得以大魁天下，疑由内务府进言于恭王，其原因不外乎：一、笼络广东人，因为其时同治大婚、慈禧四旬万寿，将接踵而至，需广东报效，及向广东采办之件甚多，以一状头媚粤，便于需索；二、与“闱姓票”有关；三、梁耀枢通过内务府活动而得。最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种。
    因此，这榜之必为李慈铭讥讪，是可想而知的事。“庆字又点去，改为清。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其实亦可想而知，既非“骂人”，亦非“自悼”，必言人才如此，祸清有余，岂能为“清”之“福”？李慈铭的日记，常有人借了去看，似此谤讪朝廷之语，可兴大狱，所以不能不涂去。
    金溪隶江西抚州府，宋朝理学家陆九龄、九韶、九渊即金溪人。其地出纸名为“清江纸”，又多刻工，刻书甚贱，所以周福清向李慈铭自告奋勇。
    当时京师的各行各业，大致皆以地域分帮口，书贾分为两种，旧书以苏州、湖州为主，新书则是金溪人的天下，其集中地除琉璃厂以外，复有打磨厂。新旧书坊以多朝士光顾之故，因亦为走门路的媒介；琉璃厂的旧书店，常有大老的踪迹，门路甚广，如工部尚书贺寿慈与琉璃厂一书坊老板李钟铭结为姻亲，于光绪五年为张佩纶所纠参，曾引起轩然大波。李慈铭是年六月三十日记：
    上谕，都察院刑部将李钟铭讯明具奏，着照所拟杖六十，徒一年，年满解回原籍，严加管束。李钟铭即李炳勋，自惇邸以下，大学士宝鋆、载龄，尚书毛昶熙、万青藜、李鸿藻等皆与之亲昵，而鸿藻尤狎之，不止贺寿慈一人也。其造宅也，仗诸贵之势，逼死其邻人，无不知之。凡奏参查办之巨案，多为之夤缘消弭，居间取贿，外省大吏入京，无不以重金委之。张佩纶之疏下，朝士过慰之者车数百辆，厂市为之道塞，今之定谳，投鼠忌器，避重就轻而已。
    至于新书店所刻售者，无非普通实用之书，以及乡会试闱墨，供士子揣摩之用；集中于打磨厂，亦以此为中等客栈汇集之处，便于各省士子就近访购。又凡放主考、学差，须购历科闱墨供出题参考，亦多光顾此类书坊。由于有此两重关系，所以士子买关节、朝士活动乡试主考，多托金溪书坊主人。而周福清从光绪四年开始，即以做此类“经纪人”为生财之道。
    周福清于光绪四年，因案被议，由县官改教职。教职者，府县的教谕、训导之类的学官，通称“学老师”，多由举人充任；缺分清苦，且翰林做学老师，亦忒嫌委屈，因此，周福清加捐了一个内阁中书。此职在京官等级中，在“小九卿”之次，与各部司官相等。“中”为中书；“行”为行人司行人、持节的使者；“评”为大理寺评事，相等于最高法院法官；“博”为国子监博士，约同于今之大学教授；而内阁中书在明朝等于清朝的军机章京。此四类京官，或以身份，或以地位，或以实权，均不同泛泛，故归为一类。中书称为“中翰”，居“中行评博”之首，翰林当中书，面子上不算难看。
    清朝科场风气，以乾隆朝代最为严肃，因为高宗在这方面极其重视，而且兴趣特浓，经常亲自干预试务，对于防弊，无微不至。至道光以后，“条子”之风大盛。所谓“条子”者，即是关节，以两字或四字，嵌入首场诗文中，作为暗号。此又分两种：一种是由考官授予；一种是由贿买的士子自己所指定。及至咸丰戊午科场案起，闱中复又整肃，如是者约十余年，至光绪年间复又不振。周福清乃得通过金溪书贾的关系，以介绍贿买关节为常业。
    光绪十九年癸巳乡试，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锡恩。其时周福清丁忧在籍，得信赶至苏州，遣仆送信到主考船上，贿通关节，事败系狱，于是年十一月审结出奏。据浙江巡抚崧骏奏报案情如此：
    缘周福清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
    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启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
    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联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查拿。
    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审办。
    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即鲁迅之父，本名凤仪。崧骏此奏，为周福清多所开脱，所叙颇多隐饰，事实并非如此。最重要的两点是：
    第一，周福清并非“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而是有计划地贿买关节。
    第二，所谓“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云云，亦是假话，周福清要活动的对象，根本就不是殷汝璋。
    然则事实真相如何？先谈第一点，殷汝璋、周锡恩放浙江正副主考，在是年六月十二日。乡试主考按路途远近，分批简放。最早是云南、贵州，通常五月初一就有上谕；最迟是顺天，到入闱当天，方始传宣。江西、湖北、浙江是属于第四批；但交通情况，已非昔比，由京城到浙江省会杭州，除了沿运河南下以外，亦可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转杭州，为时不足十日。周福清以为殷、周会取捷径，所以在七月廿三日赶到上海迎候；到上海一打听，才知考官仍沿往例，循运河南行，于是转往殷、周必经且必逗留之地的苏州坐等。
    浙江主考的官船，于七月廿七抵达苏州，泊于金阊码头；周福清派了“家丁陶阿顺”去投帖、送信。这个陶阿顺是周福清在绍兴向一个叫陈顺泉的人借来的听差；其实呢，陈顺泉即“五姓”之一，亦就是周福清的“主顾”之一，为了取信于“银主”，要求派一个随同办事，即由此蠢材陶阿顺承之。
    原奏中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云云，是因为前文指出，周福清活动的对象为有年谊的殷汝璋，所以此处不能不如此说；事实是投帖管投帖，投函管投函。
    主考入闱之前，关防特严，沿途地方官除外，往往不见他客；周福清当然知道这一惯例，根本不会期望殷汝璋能够接见，而且贿买关节是秘密交易，更不会自暴行迹，所以“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的话，根本是欺人之谈。投帖不过礼貌上的拜会，兼有打招呼的作用，意思是我无所干求，不让你为难，但亦望你眼开眼闭，莫找麻烦。
    主考只得两位，非杨即墨，周福清的对象既非正主考殷汝璋，必是副主考周锡恩。此复乃我所发，如无证据则厚诬古人；周锡恩为湖北罗田名士，张之洞的高足，通小学、易理、骈文、诗、古文，翁同龢誉之为通才，如无证据，亦不忍相诬。
    证据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事实本身所显示的真相，一方面是当时的文献对周锡恩的攻击。首先谈周福清交给陶阿顺的东西，一共两件，一件是“年愚弟”的名帖，一件是封套上并未写明收信人的信，信中有：
    一、周福清名片一张。
    二、“凭票洋银一万元”的“空票”一张。
    三、写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的纸条一张。
    “宸衷茂育”即为关节，四字当然不能连用，但一看即知须分为两组：因为用到“宸衷”字样，照例双抬，一望而知；然后再在上下文中，找到“茂育”字样，便知是关节到了。周福清老于此道，设计得很妥当了。
    这三样东西，稍一推究，疑问重重：
    第一，如崧骏原奏所云：投帖不见再投信，则信中何必又附名片？
    第二，只有空票，及关节字样，其他一无交代，显然是早有默契；而事实上，周福清在六月间放浙江正副主考后，始终没有跟殷汝璋、周锡恩通过信，此从周连主考是走海道，还是走运河亦无所知，便可证明。然则默契从何而来？
    因此，就此情况下一判断，周福清与此两主考之一，至少曾合作过一次，故而连价钱都不必讲的，“洋银一万元”以“五姓”均分，每名两千元，这大概是当时的“公价”，至于“小儿”周用吉，当然叨光了。
    这是就事实推演，自然而然产生的结论。然则从何得知会与周福清合作过的，是周锡恩而非殷汝璋？这只要一翻“清朝贡举年表”即可了然。殷汝璋自当翰林以来，还是第一次放出去当主考。而周锡恩则是第二次，第一次为光绪十四年当陕西的副主考。《清朝野史大观》有“科场舞弊”一条，末云：
    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杨泰亨，浙江慈溪人，同治四年翰林，放湖南主考在同治十二年。费念慈，江苏常州人，徐郙之婿。《孽海花》中对他们夫妇有很生动的描写。他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放浙江主考在光绪十七年。
    翁同龢对周锡恩，本来是很欣赏的，但以后就不往来了。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翁记：
    若农谈陈伯育、周伯晋居官居家状，颇骇听闻。
    周伯晋即周锡恩，居官贪污、居家豪奢，故骇听闻。可知周锡恩前一年在浙江满载而归。再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慈铭所奏：
    翰林储才之地，近年编检多至数百员，人品不齐，如陈鼎、费念慈、周锡恩、盛炳纬、饶士腾、陈光宇、魏时钜，此数人素行诐邪，不知自爱，京察宜加惩罚。
    陈鼎即前翁同龢所记的陈伯育，湖南衡山人，光绪六年翰林，翁同龢的门生，亦即李慈铭的同年。光绪十五年放浙江副主考；正主考即李若农（文田），见闻自确。陈光宇即南闱有名的枪手，光绪十六年翰林，但从未得到过考差；饶士腾为江西金溪人，他有个族弟叫饶丹诏，是琉璃厂书场中、在明朝就有的老招牌“二酉堂”的东主。饶士腾介绍他的同年丁惟活动四川主考；饶丹诏转托一个出卖风云雷雨的御膳房太监张秀林，结果未曾成功。但后来丁惟又放了陕西主考，张秀林借机需索，闹出纠纷，为李慈铭的房师林绍年纠参，结果饶士腾竟因此自杀。
    现在要谈机关败露的经过。崧骏原奏中有一句：“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这“一并”二字，是史学中的“隐笔”；隐藏着的事实是，名帖、信函应该分投正副主考。“一并呈送”则送给周锡恩的信，亦由殷汝璋拆开；若不检举，便成受贿。
    一说，当陶阿顺送信到殷汝璋船上时，周锡恩及苏州知府、状元出身的王仁堪都在他船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斡旋的余地，殷汝璋明知误投，亦无法帮老同年周福清的忙。但苏州府，还算是留情的，开了一面之网，且看崧骏奏报案发经过：
    浙江会稽县在籍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在苏遣仆陶阿顺赴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舟次投递信函，经殷汝璋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系嘱托关节。由苏臬司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前据臬司赵舒翘禀报，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会同藩司督饬杭州府讯取陶阿顺供词，并臬司钞呈原信，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字样。
    当查马姓官卷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一并扣考。其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无凭查扣。奴才出闱后当经恭折具奏，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一面饬司委员前往查拿。即据周福清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会稽县知县俞凤冈先后解省，发委杭州府讯办。
    其时周福清亦在苏州，他是由上海雇船到苏，事毕原船回绍兴，当然住在船上。苏州府讯出主名，倘或依法办理，可以禀明大府，先将周福清软禁，而结果没有这样做，让周福清得以避到上海。至于以后“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之前，当然先已有了一番活动。房兆楹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清代文官考试制度，到了光绪以后就渐渐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是因为不经考试也可以做官的缘故。这正是西太后当权时代，贿赂公行。有钱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而举人、进士若不出钱往往就得不到实职。做官的要想升官也可以用钱来买。考官受贿大约是不算稀奇。就连一个穷翰林想得一次考官的差使也得出钱。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就有这样的案子，考官由贿买太监得到优差，而过付的人一个是书店老板，一个是裁缝。同月里有一位御史上奏，论到周福清案和当日考场舞弊的情形。
    他说：“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大家似乎同意说都是他的这位家丁陶阿顺不懂事给闹翻了的。因此崧骏和刑部都竭力要给周福清减刑，这正反映了当时人对这种事的态度。
    这位御史就是参丁惟禔的林绍年。周福清“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足见他是以此为常业，与周锡恩早有往来；而科场风气之坏，亦由来已久。因为如此，虽有赵舒翘这种精干有魄力的臬司，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仍从宽减，不愿兴起大狱；当然，其中还需要一个人的合作，这个人就是殷汝璋。
    对于整个内幕，殷汝璋在事后是非常了解的。案发之时，他扣留陶阿顺送苏州府讯办，整个处置，干净利落，无可置疑。但如扩大来看，周福清那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很容易令人疑心他跟殷汝璋由于同年的关系，对于贿买关节一事，早有联络，不但已获殷汝璋首肯，而且价钱都谈好了。至于扣送来人法办，只由于关节送到时，恰好有副主考在座，事成僵局，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求自保。
    这是合理的猜测，舆论将会如此评估殷汝璋，言官闻风言事，亦可奏请在殷汝璋浙江试差竣事后，候命听勘。此案如在乾隆期，必兴大狱，殷汝璋为了免祸及不为清议所讥，必须主动要求彻查，洗刷嫌疑。那一来，周福清以交通关节为常业的历史，将被泄露；而周锡恩亦必不易脱却干系。所以浙江当道即令有意将此案化大为小，如果殷汝璋不愿默尔而息，上奏陈明如本文前述既为同年，复有名帖，则信中又附名片为不合理，指出周福清行贿的对象并非自己，事情仍旧难以摆平。
    是故，此案化大为小，所必须取得殷汝璋的合作，即为“不作为”。不管崧骏如何出奏，只要不说他有受贿之嫌，他都能容忍。这样，周福清的捏供，“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云云，才能成立，作为判刑时，“量从末减”的根据。
    殷汝璋的合作，自然是愿念年谊之故；合作所生的效果，可从崧骏奏报结案的处置中看出来：
    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亲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草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
    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予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毋议。
    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重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着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
    浙江的奏折于十二月十二日上达御前，照例“下刑部议奏”。由于下一年为慈禧六十正寿，有恩赦、停刑、恤囚等恩典，所以重大案件，都要在年内赶办，出奏定案。周福清一案，刑部在十三天之内议竣，复奏这天是十二月廿五日。引《大清律例》吏律职制下的“贡举非其人”一条说：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样，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
    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安拟，庶无枉纵。此案……该前抚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
    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赂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核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按：所议完全支持浙江的建议。依律，科场贿弊为斩罪，未成减一等，改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自首原应再减一等，因周福清为翰林，明知科场禁例极严，仍旧以身试法，则是“故犯”与“自首”相抵销，不准再减，所议维持原议。但周福清运气不佳，复奏一上，结果是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刑部奏，遵议革员周福清罪名一折，据称“革员周福清于考官中途遣递信函求通关节，当即举发破案，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钦定等语”。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递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旨下，无不大感意外。历来凡遇钦定刑案，总是部议从严，候朱笔减等，以示恩出自上。周福清一案竟一反惯例，分析其原因有二：
    一、借此整饬科场风气。
    二、光绪因为内务府筹办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多方需索，靡费特甚，到年底还要跟户部要六十万两银子，情绪很坏。
    尤其不巧的是，此案赶在十二月廿五日呈上，以便年内结案，而每年这一天，是皇帝一年治公的最后一日，要裁决的奏折，总在一百件以上，事务特繁，更易动怒，只要批一个“斩决”，军机自会承旨去找理由、拟上谕。
    周福清的罪名是“斩监候”。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每年秋天，由各省造册报部；刑部有个特设的机构，名为“秋审处”，就各犯案情及家庭状况，逐一审查，分为“情实、缓决、矜拟、留养、承祀”五类，造册送请皇帝裁定，名为“勾决”。如遇国家庆典或有其他重大事故则“停勾”，凡是斩监候的犯人，这年皆可不死。
    周福清从光绪二十年“监候”，直到拳匪之乱，方始释出，前后在狱七年，除甲午叨太后六旬万寿之光“停勾”以外，每年秋冬皆须经历一次死亡的威胁；而事先进京到刑部活动，希望列入“缓决”，得以不死，又须筹措一笔相当的费用，是故狱中的周福清固有度日如年之感，鲁迅的父亲用吉的日子亦不好过。
    上谕到达浙江，已在光绪二十年。虽说“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须经过秋审勾决，方始行刑。这年慈禧六十万寿，一律“停勾”，凡是斩监候的人犯，都可无条件多活一年；以后廿一到廿五年这五年，年年须到刑部活动，列入缓决，多活一年。刑部书办，绍兴人很多，路子是有，但须上下打点，加上盘缠应酬费用，对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同时，用吉是胃溃疡患者，这个病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充分休息以及饮食调养，而周用吉不具备这一条件，死于光绪廿二年丙申，得年三十七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乱起，周福清得以出狱。曹聚仁在《鲁迅评传》记周福清遭祸事说：
    （周福清）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名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开，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
    到辛丑（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依照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当他入狱时，周建人说：“本家们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个议单，这时父亲避难未回，本家就带着专制的态度，叫十三岁的鲁迅签字，鲁迅觉得这些言语及举动对他是很大的压迫和侮辱。”
    可想而知的，李慈铭亦必在被骂之列，结怨已非一日。至于此案之初次上达天听，并非由于崧骏的奏报，而是由于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溥所发难。褚成溥字伯约，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成进士，与李慈铭同年。我很疑心，褚成溥上疏论此案，出于李慈铭的嗾使。褚疏上于九月初二，即日奉上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着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隔了两天，浙江的奏折才到。
    按：光绪十九年秋闱，弊案迭起，上疏抨击者，除了褚成溥以外，还有江南道御史联、山东道御史庞鸿书、福建道御史安维峻，以及浙江道御史林绍年等。林绍年所劾的丁惟禔，以及由丁案所牵涉的饶士腾，还有投信仆人姓名，奏折中称为陶阿顺。此处名为徐福，可能陶阿顺为顶名。因徐福到案，如供出实情，则殊多未便。所开为一万两银子期票，此说可信；兑现日期，自然是在发榜以后。奏折中说是“空票”，无非照应“虚赃”二字，以便改轻罪名。
    鲁迅生于民前三十一年，亦即光绪七年，至十九年正为十三岁；据此记，可知周用吉当事发时一度逃避。周氏族人趁火打劫，处分了周家的财产。可见，周福清在亲族中，人缘不佳。鲁迅记其祖父性情云：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
    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追悔。后者的说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力与狗咬更要厉害，可以说有的用意了。
    后来为李慈铭斥为“素行诐邪”，当主考贪贿有名的费念慈，也是光绪十五年己丑的翰林。此榜与嘉庆四年己未科，都号称得人最盛：饶士腾二甲第三名，丁惟禔第五名，费念慈第六名，则皆在进呈的前十本以内，有鼎甲之望者，而品行如此！又冒鹤亭《续孽海花人物琐谈》一文中说：
    木斋神经极敏，岁辛卯，馆荫轩相国家，知荫轩最恶鸦片烟，故于榻上置烟具，荫轩见之，问是谁的，对云：门生因病，是以近来抽两口。荫轩正色斥之，谓鸦片烟上瘾后，将不能戒也。木斋遽起，摔烟灯，断烟枪，誓云：门生宁因病死，断不再吃此洋鬼子害人的东西。荫轩反安慰之，谓何必如此亟亟，退而逢人辄赞其勇。是年即得江南试差，荫轩之力也。
    木斋即李盛铎，江西德化人，是科榜眼。所记之事亦见于《官场现形记》，初不知主名，阅此文方知为清末民初负重名的李盛铎。鼎甲的品行，亦复如此；士风不竞，清朝的气运将终，固不待甲午、庚子以后而始知。
    冒鹤亭为冒辟疆之后，周星诒的外孙，曾撰《孽海花闲话》，对李、周之怨，记之綦详，下笔亦尚公允，特为补记，以应读者之嘱。据冒鹤亭记：
    李治民为李慈铭，号莼客。道光末，余七外祖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创立言社。李与王平子咸隶社籍，七外祖名星誉，五外祖名星鉴，外祖名星诒，于是平子名星诚，李名星暮，号“言社五星”。继以唐人已有李谟，乃改李模，又改李慈铭。其后周、李凶终隙末事，徐仲可尝询余，余详告之，仲可载入所刊日记。
    李以赀郎，从田间来，七外祖为适馆授餐，为游扬于翁、潘之间，又荐其馆于商城周芝台相国家，莼客始知名。外祖尝语，彼以怨我故，怨及七兄，七兄无丝毫负莼客也。其后七外祖官广东运司时，莼客乃具疏稿，嗾邓承修参之，为忘本矣。
    按：此当是咸丰初年之事。冒鹤亭谓“道光末，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所记微失真。周星誉为道光三十年翰林，而宣宗崩于是年正月。周星誉以庶吉士家居不过两年，因至咸丰三年必须进京应散馆试。李慈铭托周星誉捐官，而周以一部分款子移为其弟星诒（字季贶）捐外官用，即在此时。
    徐仲可名珂，杭州人，辑有《清稗类钞》；其兄名琪，字花农，为曲园入室弟子。西湖“俞楼”，即徐花农为师所建。
    咸丰六年丙辰，李慈铭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上，作一眉批云：
    此处涂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来为予挚友，常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下石，极力挤予，致予流离困苦，屡濒于死，又向老母绐卖田金三百以去。呜呼，古来交道之不终者有矣，或势利相轧，或意见乖舛，若予于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听，而计陷之若是，真禽兽不食其肉者矣！予见其姓名，辄痛愤欲绝，而年来踪迹甚严，日记中无一二页不其见名者，不能尽去，随见随抹而已。呜呼，以予之深于友朋，惟恐伤交道者，而至于如此；天下后世，可以想见其人矣。李生而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时乎？特志于此。
    所涂去的姓名，即为周星诒。观其“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其时”之语，可知传闻后之假邓承修之手，痛劾周星誉，确非虚语。
    周星诒移用李慈铭的一部分捐官款项，损人利己，自是恶行；以后在福建因亏空公款去官，则操守当然亦有问题。但其人实为风雅好古之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咏周星诒云：
    第一杨风癸巳人，韭花帖里证前身；鸥波生日儿初度，更锡嘉名是甲寅。
    又自注云：
    周季贶别驾，名星诒，河南祥符县人……季贶少藉华朊，收藏甚高，精于目录之学，四部甲乙，如别黑白，筮仕闽垣，获谴亏公帑，无以偿，亡友蒋香生太守，出三千金资之，遂以藏书尽归蒋氏心矩斋。余未识季贶，尝从香生闻其绪论。
    同官中尚有大兴傅节子太守，名以礼，工文能诗，尝见其所刊宋傅崧卿《夏小正》，校勘精核，一字不苟。仁和魏稼孙尹，名锡曾，嗜碑版之学，辑有《绩语堂碑录》，此三君。香生皆严事之，故晚年颇窥学问疏略，非复吴下阿蒙矣。
    季贶书数十椟，余在心矩斋尽见之，虽无宋元旧椠，甄择甚精，皆秘册也，尤多前贤手录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黄烂然，各有题跋，今散为云烟矣！季贶生于道光癸巳，仿杨少师之例，镌“癸巳人”一印，藏书精本，用以押尾，其子亦仿赵鸥波，有“甲寅人”一印，详见前冯定远诗注。
    按：蒋香生名凤藻，苏州人，先世经商致富。蒋凤藻是捐班知府，分发福建后，竟得补福宁府，后为陈宝琛所劾去职。在福建时从周星诒，尽传其目录之学。
    “杨少师”指五代杨凝式，自称“癸巳人”；明末藏书家冯舒，生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因亦号“癸巳人”；周星诒生于道光癸巳，则为十三年，较李慈铭小四岁。
    叶昌炽所提到的魏锡曾，与周星诒、谭复堂及赵之谦都是至交，以好金石碑版之故，与赵之谦过从更密。凡此在李慈铭看，都是同恶相济，李慈铭因周星诒而更恶赵之谦，亦因赵之谦而更恶周星诒。
    李慈铭著有一部《萝庵游赏小志》，送给潘祖荫，志中大骂二周，潘祖荫劝他删去，李慈铭作一函复潘，自道为二周所卖经过。前曾引叙其中一段，为详始末，特引全文如下：
    承示志中宜删一节，具承风义，勉我古贤，刻状虺豺，诚污简牍，当如来旨，即事芟除。但弟与二周，憾深创巨，迹其射影，直可灭宗，固交道之必无，亦士林所仅见，远近同愤，道俗羞称。
    弟初以家难频仍，屡试被放，不自揣量，思效明时，二竖遂因之生心，卖人设计，甘言苦口，变乱是非，致违亲弃家，入资自污。二竖乘其便利，为季得官，乃得包藏祸谋，从臾北上，攘肥弃瘠，中道背言。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
    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时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亲弱弟，犹于苍黄之中鬻田数十，得四百金，将谋寄都，而季尪公肆无良，劫敚以去。
    老母痛恨逆竖，兼念远人，积忧成疾，京师识与不识，无不駴叹，而叔云洋洋自得，若为不闻，弟犹强与周旋，未遽弃绝。迨今夏五月，叔云忽得重赀，俨然安富，弟适缠灾疾，宛转箦床，连函呼救，深拒不应，延至秋初，乃始投书告绝。此弟与二周之始末也。
    呜呼，铜臭司徒，名士所耻，赀郎微末，尤不足言。然弟既已破产为之，便不得不视为性命，而二周鬼蜮百变，毕力挤排，使之生为愍隶，殁为转尸，书生之魂，羞归旧壤，穷人之影，难见天日。
    近得家书，病亲崎岖兵火之中，犹谆谆以不肖官事为念，弟所以痛心疾首，思食二竖之肉者。弟虽无似，幼承义方，一行一言，伤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为，自绝人理，仇关家世，非仅一身。自恨力强手孱，不能白刃相报，聊因执事垂教，故略及一二而已。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榜发即授职编修；周星誉早一科，这年散馆，庶吉士留馆，三甲授职检讨，二甲授职编修。周、潘有同官之谊；李慈铭之得识潘祖荫，出于周星誉的引见，李慈铭骂周星誉，潘祖荫自然看不过去，所以作函规劝；李慈铭虽说“即事芟除”，而犹龂龂争辩，几同不共戴天之仇，则周季贶“卖人设计”的真相，不能不稍作探索。
    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
    畇叔见莼客之局促乡里，劝其入赀为员外郎，莼客从之，斥金托季贶为之上兑。时季贶方捐同知，知闽之丞缺，有一小花样者可补，赀不足，乃移莼客金以足之，仅为莼客捐双月之候选员外，莼客不知也，贸然入京。欲到部，格于例，不可，乃大困，怨季贶甚。书中所云“中道背言，出处都非”云云，皆指此事。
    按：咸丰末年，因军需浩繁，大开捐例，花样繁多，周星诒加捐的“小花样”应该有两个：一是“尽遇缺选补”；二是“指省”，即指明分发福建。所谓“双月之候选员外”，为最普通的捐班。吏部选官掣签，双月为“大选”，单月为“急选”。所谓“大选”，数百人争一缺，渺茫之至。李慈铭“来自田间”，对官场一窍不通，只以为花了钱就有官做，以致贸然入京，进退失据。
    于此可知，负李慈铭者是周星诒；而周星誉为弟补过，纵不必邀得李慈铭的感激，至少亦不应挨骂。其后周星诒得补汀州府同知，托同官傅以礼将挪用李慈铭的款子带至京师，傅以礼说：“他已经在‘行路难’的诗中骂了你，钱可以不还。”据说：周星诒“但笑而已”。照李慈铭的日记中看，此事大概不假；但李亦确未收到此款，或者中间为人干没，也是可能的。总之其详不得而知了。
    李慈铭与周星誉另一结怨的原因是，周将赵之谦亦引入潘门。据冒鹤亭记：
    李慈铭善骂。初由七外祖介绍，得交潘祖荫，继而赵?叔公车入京，外祖又为潘言，潘有一室，榜书曰，非读五千卷者不得入，室中所储，皆金石碑版之属。赵得入，李不得入也，乃衔赵，兼衔及介绍之人。其日记所称曰天水妄子，指赵；所称曰蜮，指余七外祖也。此长笺满纸之妄人，即张之洞，以之洞所寄金未到也。
    《清史稿》中，李慈铭有传，赵之谦无传，是件不公平的事。《艺术传》为夏孙桐所撰，于书画非外行，即有私意。《艺术传二》，专论书家，以一杨亮为殿，谓“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士大夫多称之，书亚于熙过（按：指吴让之）”云云。也许我是孤陋寡闻，杨亮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看到。
    兹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引叙赵之谦小传如下：
    赵之谦字?叔，号益甫，又号梅庵，更号悲庵，晚号无闷，浙江会稽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九年，卒于德宗光绪十年，年五十六岁。咸丰举人。性狂放，游京师，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肆，挥扇纵谈，人目为狂士。与姚瑜伯善。官南城知县。之谦工书画刻石，卓绝一时。诗文皆新奇骇愕，著有《悲庵居士诗胜》《梅庵集》《缉雅堂诗话》《勇庐闲话》《二金蝶堂印存》，辑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并行于世。
    悲庵的别署，起于三十二岁时，因洪杨乱起，继以疫疠，家破人亡，故有此号。艺事不论，以赵之谦的为人而论，自有胜于李慈铭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叙其对书籍的态度云：
    （赵先生）《书严剩稿·跋》：“魏鹾尹锡曾，尝言为前人搜拾残剩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谓欲人弗见，令万马蹴平，世多有矣，异时当节缩衣食刊行，庶有封树置防护。”昌炽按：痛哉斯言！为书续命，先哲有灵，实共鉴之。撮录于此，以告世之能爱惜古人者。
    反观李慈铭，狎优争风，穷訾毒骂，浪费了好些笔墨。平时又亟亟乎纳妾生子。如光绪四年四月十五日记：
    纳席姬，字曰贞。为此婢价，驰书乞贷，平生风节扫地。同人怜其贫老，祝其生男，皆谊等倾囊，谋如在己。
    光绪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又记：
    遣席姬去，事我十年矣，伤哉！无德畜此痴獠，闭户自挝，悔之何及。
    但不久“又置妾王氏”，名之曰兰娘，字以纕男，而终无子。
    赵之谦亦无子，以侄为嗣。他在江西任知县，初宰南城。后调奉新，接印前一晚，嗣子与仆妇大吵，仆妇自缢而死，闹出轩然大波。其致友书云：
    第初十日接印，愤恨兼以怨苦，实无心恋此，现惟照常处置，俟廿七日观风后到任。排扬已了，再看下面。……然弟之现成谣传尚可防乎，故至今日仍静候撤任而已。若在中秋节后，则官亏可得千金。私亏有兴隆票做主，官亏则不可，并不能行。拟先斥卖衣服器具，不足，而后以募化完之，拂衣归去，做一品百姓如何。儿子若亲生，则今日已杀之矣，此时只能待案了而后遣去。杏林得高安，楼上重楼，弟水底加以水底，有子而遭横祸，不如无子而发大财也。署中朋友，皆面面觑，此场笑话，以弟成之，真千古妙文，岂所谓前生注定耶。
    赵之谦颇有豪士气格，其子所作传状，说他“身体魁梧，饮撰兼人，虽严冬不戴帽，头上蒸气如汗流”。这样的人，脾气坏的居多。叶叶舟序赵氏《二金蝶堂印谱》云：
    晚年孤愤，好嬉笑怒骂，诗文皆务为新奇，以訾议当代作者为能事，坐是与世不谐。
    这就可想而知，李慈铭骂他，他亦在骂李慈铭。不过他骂过就算了，不像李慈铭形诸楮墨。又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云：
    人言?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负者，亦虚怀相接。
    此是能服善的性格。狂上而不能服善，动辄以为无人能及，真成妄人，必无成就。
    以此种性情之人牧民，自是“强项令”；据赵之谦自述，宰南城时，似乎严刑峻法，疾恶如仇；至奉新后，由于一到任即遭遇意外之祸，挫了锐气，处事审慎得多了。其致友书云：
    来此日对案牍，不曾开书箱，兼以终日忿恨；然有一好事，遇事不操切。前日一起贼案，若胆壮肯操切，黑夜前往，必无漏网，因其寓主乃妇人也。昨日天明始往，贼不及半矣！在鄱阳责人万板，亦不介意，今则数百板即须察看矣。
    县官有捕盗之责，勇于捕盗，必为好官；然有时不免草菅人命，“责人万板”而“不介意”，则立毙杖下者，不知凡几？故不肯操切，则“数百板即须察看”，唯恐其死。
    赵之谦与李慈铭皆深受龚定庵的影响。不过李得龚之狂，如轻视前辈，及于师门；赵则得龚之奇，而嫌浅露。序吴让之印存自叙其个性云：
    少日师赤荪沈先生，同学者有何自芸，力学诗，始学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进而晋，又进而汉魏。其言以三百篇为准，穷年累月，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长吟。
    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谑，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癫痫，余亦侮自芸为蠢愚。争不下，质之师。师告自芸：汝诗譬窭人子，勤谨操作，铢积寸累，以事生产。初获十百，久而千万，历知艰难，深自护惜，不自暇逸。彼诗譬膏粱子弟，生长豪华，日用饮食，宫室妻妾，奴婢狗马，为所欲为，纵恣狼藉，朝慕游侠，夕逐荡子，兹歌未终，叱咤数起，幸货财多，非年齿与尽，酣豢挥霍，无虑中落，然其乐也，人忧之矣。自芸犹欲争，而余駴汗竟日。余生平所为，岂惟印与诗？皆此类也。
    赵之谦的诗文，当然不及李慈铭，但赵之谦的书法、篆刻都为第一流，画亦有名。李慈铭多才，赵之谦多艺复多才，欲为轩轾其高下，颇为不易。
    赵之谦喜藏书刻书，李慈铭的书亦不少，日记中记购书、易书之事甚多。不分时日撮录数条如下：
    偕节子（即大兴傅以礼，著《华延年室题跋》）至清风弄口书坊，购得吕东莱《读诗记》一部，严氏《诗辑》一部，吕东莱《大事记》一部，朱竹垞《明诗综》一部，《范文正忠宣恭献父子集》一部，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一部，《清白士集》一部，计直四番金。莲士尝规予曰：买书虽似雅事，实人生嗜欲之一端，其无裨于俯仰则一也。节子亦谓以急需之钱，易缓读之书，去挥霍浪费者仅一间，皆足称药石之言，从而不改，吾未如何。同人中犯此病者，惟予与季贶两人，往往相悔相戒，而卒相营且相竞。
    日来贫甚，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质钱十五千，适问月携武进臧玉林《经义杂志》一书来，遂以购之。昔吾家元忠令婢卷褥质酒，时人叹其率素，若仆者，可谓不坠家风矣。书此一笑。
    以《秦淮海全集》六册，张清恪刻《司马温公集》六册，《谢叠山全集》两册，邹行士文一册，与莲士易孙渊如《平津馆丛书甲集》六册，汤文正拟《明史》分修稿八册，大吃亏。而出此者，司马非传家集，秦谢两集，纸椠不佳故也。然所易者，皆系全部中之一集，终让他便宜，真大吃亏。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不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拈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呜呼，措大作此生活，不觉沾沾自喜，长安贵游，日夜奔走牛马间者，焉知世界中有此事耶。
    李慈铭颇以其藏书自矜，春联中两榜大门，一联是：“户部郎中，补缺五千年；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一联为：“藏书差足五千卷，来岁便为六十人。”下联为五十九岁所作。十万与五千，相差过巨，必有一误。按：李慈铭于同治十三年七月，由骡马市大街西的铁门，移寓丞相胡同的保安寺街。这条胡同在“宣南”很有名，王渔洋、施愚山、邵青门、翁方纲，都在那里住过。李慈铭寓保安寺街东首，与米市胡同潘祖荫寓、承相胡同李文田寓，相去极近，常有过从。李慈铭慢师，独于李文田不敢无礼，据冒鹤亭所记，似另有一段渊源。其言如此：
    李文田庚午典试浙江，以关节授慈铭，慈铭遂由京回浙乡试。又以关节授其同乡胡毓麒，胡亦中式，故其日记，于入京会试盘川一层，不着张罗一字。盖名利双收也。
    至于藏书，自以“十万卷”为是；“五千卷”一联出于孙雄《壬辰诗存》，孙、翁同龢同乡门生，素喜标榜，其言不可尽信。五千卷藏书，好读书者，每每有之。一部《资治通鉴》，即已二百九十四卷，加上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不必再数其他拾补校勘之类，即已达八百卷。加《十朝东录》四百二十五卷，只两部参考书，便是五千卷的四分之一。故可肯定其藏书接近十万卷。
    李慈铭书虽多，但并无珍贵版本，所以不能列入书家之林，但其附于书中的眉批笺注，珍贵又过于宋椠。所以民国初年，浙江当道，决定议购李氏藏书，乃竟遭议会否决。曾见有陶承杏所作《关于越缦堂藏书》，记其事云：
    民国七年，其子承侯故后，全部遗书，经其友人徐维则、族人李钟骏为之整理检点，抄目封藏，计二十八箱，九千一百余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共二百余种，约二千七百余册，考证经史，殊可珍奇。其家属拟得价出售，而踵门请价者络绎，且有外人亦来询问。
    当时浙江省当局闻悉，即派委员沈镜蓉，会同绍兴县教育会长茹秉铨，至李宅开箱查看，并与商酌估价。家属因系公家收购，允以一万元出让，省公署据覆没，以是项书籍，攸关地方文化，应由公家购置，发交图书馆，庶保全文献与嘉惠后学，一举两全，所需书价，即据在八年度特别预备金项下支拨，抄附书目（坊间所售《越缦堂书目》，即由此传抄）。咨请省议会议决施行。讵竟遭议会否决，不果购。
    其后，李氏藏书曾由人介绍金梁（字息侯，满洲瓜尔佳氏；与三六树皆为杭州驻防旗人中有文采者），议价未成。至民国十三年，杭州书坊中，已有李氏遗书散出；至民国十七年，经由北大图书馆收购，这当然与蔡元培有关。
    李氏藏书得归北大图书馆，实为大幸，馆员王重民就其批校书中，辑出著作多种。据陶承杏记：
    由馆员王重民君整理，就其批校书中，迻录纂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均由该馆刊行。又《读书记》二卷，散见馆刊第一卷各期。该馆并广告征求李氏遗著，拟辑为李氏全书，以成一家之学。
    民国二十二年，该馆又经顾颉刚先生之介，购入越缦手稿，计《丧服传经节要》一册，《越缦经说上》一册，《复社绍兴姓氏录》一册，《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柯山漫录》一册，《困学楼丛抄》一册，《越缦山房丛稿》一册，《知服堂读书学略》二册，《越缦笔记》一册，《萝庵日抄》一册，《越缦堂日记》一册，《越缦堂集》二册，《湖塘林馆骈体文钞初集》一册。《越缦堂外集》一册。《庚寅病榻小草一册》，《越缦笺牍》一册，共十六种，十八册，其已有刊本者只三种（见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报）。故李氏之书，该馆可谓集大成矣。
    关于李慈铭的日记，陶承杏亦有记述：
    李氏日记原稿六十四册，亦于前年由杭州书贾分批卖出，余均见之，因索价巨万，实非穷书生如余者，得能问津。平步青日记，余亦见之，内容不及越缦远甚，然有关掌故之事亦甚多。该书闻售与知堂老人，愿老人于著述之余，将该日记中有价值之作，札刊以供同好。
    按：李慈铭殁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而今所传李氏日记印本，止于光绪十五年；最后五年日记原稿，为樊增祥所借阅，因其中有骂樊的话，所以借故藏匿。樊为李的得意弟子，光绪初年，师弟绸缪，观李所记，实所欣羡。其情谊不终，则因樊增祥与张之洞接近之故。李慈铭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记：
    云门来夜谈。近日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萌，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遂广引孅子，诱以美官。南皮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炫惑一时聋瞽，尤恶余之触其隐也，故日寻干戈。以云门盛气负才，益笼络之，诱以随往粤东，甘言重币，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树敌仇。云门既恶所选宜川荒瘠，闲言不能无动，遂欲从之过岭。余谓之曰：“仕宦惟州县可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为非计。且君以有母呈请近地，今远适岭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云门虽不然余言，虽亦因此自阻。余与云门本无素分，既欲割宁之席，不妨弯羿之弓，我岂容心，彼何过计。
    按：樊增祥于光绪六年散馆，改为知县，在京候选时，其父病故，奔丧回里。十年初冬，服阕进京；呈文户部，以养老母为词，请选于近地，以便照料；结果选为陕西延安府宜川知县。他是湖北宜昌人，陕西与湖北接壤，所以算是近地；其实宜川距宜昌，何止千里？而且地瘠民贫，是个苦缺。樊增祥大失所望，迁延不肯赴任，意在观望。
    其时正好粤督张树声疾殁，张之洞由晋抚调粤督，想罗致樊增祥入幕。李慈铭这段日记中，所谈的樊增祥的背景如此，但最后樊增祥还是听从劝告，赴陕到任。当时的陕西巡抚是张佩纶的老丈人边宝泉，当然会有张佩纶的“八行”带去。下一年，边宝泉与河南巡抚鹿传霖对调；鹿为张之洞的姊丈，亦有渊源可叙。这样到了光绪十三年冬天，樊增祥又以母殁丁忧，致书李慈铭，谓“止余宦囊二千金，拟暂寄孥秦中，过百日后，复须橐笔依人矣”。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樊增祥有一函致新由两广移湖广的张之洞，足以察见樊、李之间关系的变化。其中亦颇多珍贵史料，兹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所载，分段转引，并略作笺注如次：
    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抵京后，三肃禀函，度可次第上达。顷由折弁赍示手谕，欣悉福躬康复，惟脾湿未除，尚望随时节宜，辅以上药，去病犹平贼，要当铲除净尽耳。
    受业抵京，因有两月耽搁，赁居北半截巷（三迁然后定居），幼樵故居之间壁，事定甫投文。据部友云，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复引见，近来朝命，均系毋庸坐补原缺，则以知县归起复班候铨，不准呈请仍归原省。此时指捐陕西，便可省却捐离直隶一款，惟指分后，又须昼接，则是两次引觐矣。此月廿四日，吏部验到，两觐均在十月，出都总在仲冬。
    伏蒙垂念捐项，挚爱逾恒，受业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吁。所幸此次虽多引见一番，却省却捐离一款，受业所携赀用，尽可敷衍出都。惟到陕后，恐定兴中丞以幕府见縻，恳祈函丈贻一纸书，属其予一地方，缺无论肥瘠，但求免首剧，不胜幸甚。
    按：张之洞于同治六年浙江试差告竣后，放湖北学政，樊增祥即在此时进学，自为受业。九年，生员岁科两试毕业后，张之洞择其诗文雅驯者，编为《江汉炳灵集》。胡钧《重编张之洞年谱》附记：“以门人樊增祥操选政。”则樊原为张门高弟，渊源深于李慈铭。张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调补鄂督，樊增祥适于是时服满赴京，至吏部报到起复。
    首言定居“北半截巷”，即北半截胡同，在菜市口之南，亦即同光时人盛称的“宣南”；“谓幼樵故居之间壁”，可能即为吴可读的旧居。次言起复仍拟回陕西，则因鹿传霖尚在陕抚任内（鹿为河北定兴人，故称“定兴中丞”），以张之洞的情面，樊一至西安禀到后，即可补缺。
    受业前过天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据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无望，自函丈节次电信，深相推挹，渠已涣然冰释。至三厂交伊接替，则自云无出山理，且云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
    又云在甥馆本不与公事，惟函丈三厂事，若有稍近琐屑，不欲径达合肥者，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云云。
    又云，合肥此次得书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钱不能助。合肥云，钱亦能助，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钢轨既出，我少买洋轨，多以轨价付鄂，俾资周转，是亦相助之道也。受业窥此两人，均已为函丈所用，丰润尤有结托之意，但使时时假以书问，必效臂指无疑。
    渠又云，密电可不用，缘电报房密迩合肥，若渠致鄂电，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实情。在津时，渠云，合肥三日内必复书，渠俟见合肥信后，再作复函，此时想均达签室矣。总之，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往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绝可怜也。
    丰润即指张佩纶。“津通”者津通铁路，当时李鸿章支持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已如所请，而翁同龢等交章谏阻。张之洞则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所以李与张不和。据樊函，知张之洞曾多次向李解释，“深相推挹”，李对张的态度，已趋缓和。
    “三厂”云云，黄秋岳谓“指湖北纺纱、织布、缫丝等三厂”，大误。当樊作此函时，张方以广东“恩科乡试，入闱监临”。按：张之洞年谱有两本，向所据者为许同莘所编，颇病芜杂，近由周弃子先生赠胡钧所编一谱，取裁较有法。两谱皆商务出版，既印许作，复以胡作列为王岫老所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三辑》，可知商务亦认为后胜于前。唯“监临”（据许作），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到武昌，翌日接篆；湖北其时亦并无此纺织三厂。故知“三厂”也者，指张之洞督粤所办的三厂。
    张在广东办了三个有关国防、金融的厂：黄埔造船厂、枪炮厂、铸钱厂。此三厂创设的经费，既请部款，复开“闱姓”，由广东殷商报效，此即当时嘲张之洞的谐联下句：“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的来历。
    清朝自洪杨之后，对于督抚生财用财，有一原则，如取之于地方，只要你是在办事，言官既不讲话，地方亦无讦告，朝廷眼开眼闭，不加过问，然而“京饷”须解，亦不能请部款。
    张之洞督粤，既处膏腴，地方上有办法，又以各种名目请部款，而在慈禧与土木，以及内务府借“亲政”“大婚”，各自敛财等事，则报效不遗余力。这是张之洞的最大的术，内邀慈眷，外张羽翼，牵丝扳藤，去之不可，此所以能在湖北二十年之久。
    对国家财政来说，张之洞的作风犹如双斧伐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是，等于帮助慈禧太后挥霍；在亲政后，想劝励图治，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及“帝党”，自然深恶痛绝，只以他慈眷优隆，动之不得，就只能抑制他“屠财”。
    张之洞托名《抱冰堂弟子记》的自述中说：“己丑庚寅间（光绪十五六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大枢指孙毓汶，大司农指翁同龢。
    又，张之洞送翁氏书遣戍诗自注，言“与翁氏交情极洽，而叔平必欲置我于地为不可解”云云，即指张之洞请部款，动遭驳斥而言。
    张之洞调督湖广，在粤三厂正值草创，钱花下去了，效用未见，将来报销恐成问题，因而希望由张佩纶“接替”。接张之洞督粤者为张佩纶的伯岳李瀚章；如果张佩纶愿意去办这三个厂，毫无问题，但张佩纶不愿去接烂摊子。事实上李瀚章亦不愿多事，除了造船厂因为有船坞的关系，无法移动，铁厂、制械厂以及张之洞正在兴办的织布厂，皆移湖北。
    此事大概在李瀚章赴任前即已决定，所以张佩纶表示“三厂事若有琐屑，不欲径达合肥，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即言关于三厂移交接收事，如果需要海军衙门照应，张佩纶可从旁相协助。
    苏鄂对调，由于高密自危，求救于济宁。高密之弟（现已物故），是济宁门生，前此高密在京，亦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绝爱怜之。其必调苏藩者，闻博泉前辈述北池语云，军机处得星下书云，醴陵尽闹脾气，此次鄂藩需才，遂有此调，枢意以为寿丈与函丈必不相下，欲使同室操戈，以快渠辈之意。
    受业与再同早见及此，再同谓祥云：我写信，老人必不听，而最信君言。祥于五日前，已详致寿丈一书，备言夫子艰巨孤立之状，及欲得寿丈共事之心，恳其勿信浮言，彼此匡助。（传说函丈令庄道开湘中富人名单，庄道不肯，湘人以是怨函丈，不审有此事否？）
    缘湘人近来颇与函丈树敌，寿丈得湘人书，意不能无惑。总之，函丈与寿丈，同一为国为民之心，其本原无少异，所稍歧者，外著之规模耳。此次寿丈到鄂，惟求函丈优加礼貌，倾心委任，如于次公之在粤，不惟吾党之幸，亦天下之幸矣。祥若早知此事，必不遽行，若使增祥奔走其间，似不无少裨也。
    黄秋岳释此段所隐人名云：
    高密即荣禄；济宁者孙毓汶；醴陵、寿丈，皆指黄子寿彭年；博泉者刘恩溥；北池者，张子青之万也，时住北池子，故云北池。再同者黄国瑾，彭年之子。
    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邓禹，字仲华，封高密侯。荣禄亦字仲华，故称以“高密”。但此处“高密”绝非指荣禄，则可断言。
    荣禄时任西安将军，且亦绝无“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之理”。且明言“苏鄂对调”，即湖北藩司与江苏藩司对调。黄彭年其时方以江苏藩司署理巡抚，此人父子三代，都值得一谈，因附记于此。
    黄彭年之父名辅辰，字琴坞，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醴陵，官至陕西凤邠道，殁于任内，入祀名宦祠。黄辅辰道光十五年成进士后，以部员用，由吏部主事累迁至郎中，有“硬黄”之称。《十朝诗乘》载：
    贵筑黄琴坞观察，道光中官吏部，与同僚遍稽旧案，分别存销。存者分类入簿，又手抄小册，随检即得，吏不能欺。且屡与堂上官抗争，因有“硬黄”之目。自纪诗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赢得人呼作硬黄。”
    黄彭年字子寿，饶有父风。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先随父在籍办团练，后入骆秉章幕；同治初又主关中书院；又为其同年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志莲池书院。虽为告假的编修，但颇负时望；光绪八年特旨授为湖北襄郧荆道，欣然奉诏，以此为他的儿女亲家王湘绮所讥。
    其实，黄彭年是有用世之志的。入仕应该有个迁转进身之阶，他不能在同年早就当到督抚，还回翰林院去当编修，等到“开坊”转侍讲、侍读学士，升京堂，再补内阁学士，方能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得有发抒抱负的机会，但那一来非二十年不为功，因而屈就道员，等一擢监司，便得展长才。
    果然，黄彭年的路子是走对了，不久即升湖北臬司，《清史稿》说他此时“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余结京控案四十余起，平反大狱十数”。
    但在湖北不能久于任，这也是可想而知的。臬司如此出色，足见巡抚尸位，自然排之而后快。黄彭年一调陕西，署理藩司，旋于光绪十一年调补江苏藩司。《清史稿》本传：
    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余补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
    光绪十四年十月，疆吏有一大调动，皖抚陈彝内召，以桂抚沈秉成调补；江苏崧骏，山西刚毅，浙江卫荣光三巡抚大扳位，即崧骏移浙，卫荣光移晋，而刚毅移苏。崧骏交卸后，由黄彭年署理江苏巡抚；刚毅卸任后，却迟迟不赴新任，原因甚多。其时江南大旱，方议赈济；而大婚及颐和园工程，皆需巨款；乃流民数千，强占荒田，江苏的情形极糟。刚毅虽称能员，去了亦未必有办法；而最主要的是，以刚毅的个性，与强项的黄彭年永不能相合；所以一直在京中观望。枢府亦以为此时的江苏，既由黄彭年主政，不宜掣肘，所以亦并不催刚毅赴任。
    到了这年七月间，张之洞调湖广。此公居官，喜欢揽权用威是有名的，初到广东时，即与粤抚倪文蔚大起龃龉。胡思敬《国闻备乘》记云：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游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藐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卸吏事不问也。”
    百川惧，归检会典，仓卒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督署，而巡抚成虚设矣。
    此记中的巡抚，即为倪文蔚；但藩司非游百川，而为游智开（见《一士类稿》）。及倪文蔚不堪张之洞的压制，光绪十二年四月活动入觐，旋调河南；粤抚初由湖北巡抚谭钧培调任，亦深以为苦，至冬天云南巡抚出缺，谭钧培宁愿就滇，于是广东巡抚虽为好缺，竟无人逐鹿，副都御史吴大澂，乃得脱颖而出。
    胡钧所作《张之洞年谱》“后序”云：
    公督粤时，内简吴大澂为粤抚。电致吴云：“吾其为官文恭矣！”嗟乎，欲为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鸣求友，抑可伤已（原注：吴承倪文蔚之后，倪与公大龃龉）。
    胡钧此论，为护师门，颠倒黑白。致吴大澂一电，是有意要改变一个公认的看法，即张之洞过于揽权。究其实际，他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官文，亦从未期望任何巡抚为胡林翼。
    现在要谈樊增祥函中的所谓“高密”了。高密既指高密侯邓禹，而又非“仲华”，则所隐指之人，必姓邓，或名中有一禹字。细看当时缙绅，实指邓华熙。
    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举人，光绪十五年由云南臬司于六月初调升湖北藩司。未几，张之洞由粤移鄂，见于上谕。邓华熙深知张之洞难侍候，复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张之洞以其为科目前辈而稍加礼遇，所以“自危”，求援孙毓汶。其弟不知何名，但孙毓汶任考官之时不多，或不难索解。
    孙毓汶于咸丰六年，与翁同龢同膺鼎甲后，以为恭王所恶，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编修一主四川乡试；既未放过广东考官，亦未与北闱乡试，则邓华熙之弟，当非孙毓汶的乡举门生。
    自光绪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枢，孙毓汶入政府后，于光绪十二年以工部侍郎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以“正大光明”排列，位居“光”字。吏部尚书蒙古锡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寿阳祁世长，既为后辈，又无衡文之名，且为人老实。孙毓汶之下为户部侍郎满洲嵩申，更无足与数，所以此科完全由孙毓汶一手主持。
    查题名录，光绪十二年会试，三甲第十七名邓士芬，广东英德人，殆即其人。顺德属广州府，英德则在韶州，当系远宗，或者“认本家”，此在科举时代亦为常有之事。
    所谓“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即是硬拉关系。如邓华熙为邓士芬胞兄或近支从兄，则以通家子弟礼见孙，可以公然磕头，不必“夤缘”。邓为咸丰元年举人，孙为咸丰六年进士，年齿及乡榜，邓皆高于孙，而“以弟子礼见济宁”，且“绝爱怜之”，此是樊增祥下笔轻薄；但亦足见邓华熙畏张之洞，不惜卑躬屈节，务求去鄂。而苏鄂两藩司，亦即黄彭年与邓华熙对调，则别有缘故在。说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抚的一种手法。
    军机对张之洞头痛，对黄彭年亦未必不伤脑筋。江苏京官而在原籍有田产者，对于黄彭年动辄想减租，帮佃农讲话的作风，颇有戒心。“星下”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误字，以情理而论，除非江督曾国荃致书军机，言“醴陵尽闹脾气”，才会考虑调动黄彭年，而借口“鄂藩需才”，自是不通的说法；鄂藩需才，莫非苏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不会不干预湖北的钱粮、民政，而黄彭年亦绝不会唯命是从。互不相下就必然演变成互相攻讦；在樊增祥看，这是“同室操戈”，徒使亲痛仇快，因与黄彭年之子国瑾（字再同）相商，谋调和之计。
    以下谈京中大老近况，接叙得自许景澄的消息谓：
    竹筼昨日谈及，大圣近来于函丈亦不甚为难。常熟虽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不肯显然树敌。户部自子开物故，实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则广东报销，无复他虑矣。
    竹筼又云，凡兵部有所驳斥，函丈初疑洨长为之，实则不然。兵部现由香山当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笃，（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复多次）。传说身如枯木，山东林令来声言无碍，人初以为妄，近日居然大愈，禀赋可谓极厚，亦国家之福也。
    竹筼即许景澄，出使德国因丁忧回国，此时方起复在京，任翰林院侍讲，“大圣”即孙毓汶。“洨”指先恭慎公，《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选除洨长。”洨者，洨县之长；切许姓。先恭慎其时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在枢桓之时为多，所以兵部“由香山当家”。庄练兄谓“香山”指兵部右侍郎白桓，以香山切白姓；良是。按：白桓字建侯，直隶通州人，同治二年进士，用为部员，分吏部，积资升至文选司掌印郎中，掌文官除授，为京官中有名的好缺；李慈铭称他“清强有声，吏不敢为私”。光绪六年升内阁侍读学士。其任兵部右侍郎在十五年二月；所谓“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因吏、兵两部，文武不同之故。
    “邸病”指醇王之病。黄秋岳谓函中以醇王病愈“亦国家之福”，因“醇王为德宗之父，故曰国家之福”，此一解释，未免浅露。其实乃指翁同龢而言，翁为帝师，德宗信任方专；但有醇王在，多少可以裁抑翁同龢。樊增祥的意思是，如醇王不起，翁将益发难制，故醇王病愈为国家之福。
    按：醇王因“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平生雄心壮志，都成虚话。清议与神明交责，衾影自惭，抑郁寡欢，因致沉疴。自光绪十三年冬天起，即长在休养之中。至光绪十六年七月，复又中风。据翁同龢是年日记：
    七月初九：是日上回宫，行礼毕后出后门诣醇邸府，皇太后辰刻前往也。归小憩，入署遇孙、徐二君。午刻问醇邸疾，晤福相于左近公所，见昨日脉案，始悉昨午正抽风，口眼歪斜，遗溺，神识不清，视物不见等症。酉刻子刻两方云稍愈，痰得下，夜进糕干两块，脉见代象，危险云云，药则人参黄芪而已。因诣府亲问，云今日方未下，似稍转机。戈什爱班等在内，不便往谈，遂归。日暮着人问，则云进粥半碗，神渐清（昨厥五刻始苏，雷雨时适渐清，其门上言如是）。上申刻还宫，太后中正还官，明日未定再诣与否。
    七月初十：辰初上至书房，语甚是，退时早。诣醇邸问疾，见昨今案方，方大致同，案称今日辰刻得大解，脉代象退，惟目视不明，手仍掣动，饮人乳数口，进粥半碗。
    七月十一日：两次遣人问醇邸病，昨日大便二次，今日案云自酉至卯大便四次，目视物仍不清，药用参芪等补中益气。自余观之，恐元阳已陷矣。
    七月十二日：上诣建福宫行礼后即诣醇邸看视，皇太后于辰刻前往（申正回）。
    奇怪的是，自此以后，翁记中并无此君臣二人视疾的记载，直至七月廿八日，始有“问醇邸疾仍如前”一语。殆慈禧不喜人与醇王过亲近之故。至八月初二日又有记：
    八月初二日：寅正二刻引见吏部，内阁堂未到齐，即往醇王府看视。到朝房坐良久，退诣邸，闻云昨日已正厥四刻，夜亥正复厥四刻，胸胀神不清，小水数，大便不下，医云攻补两难。时上已到，太后尚未到也。
    出城拜客，过厂，入署事繁（复奏顺直赈务，徐小需云原折专指顺天，不以直隶阑入，因改请福相酌之）。未初归寓，检书，周生霖来辞行，后日起焉。
    遣人问邸状，案云脉兼代，神虽清目直，指凉胸胀，言语气怯神倦，症未见减，药用人参胆星白芥等，此寅初方也。其家人云午后仍如前，神识不清，饮水辄吐，未进食，见上至无言也。司官来云上于申正二刻还苑。
    第二次病危，但很快即转危为安，直至十一月中旬第三次病危，终于不治。此期间，曾国荃、潘祖荫、孙诒经、宝廷相继下世，病危之时，自然家人、亲友探望，死者享受了最后的人世温情。如翁同龢记潘祖荫死前情状：
    十月三十日：李兰荪信来，云伯寅疾笃喘汗，急驰赴，则凌初平在彼开方，已云不治矣，余以参一枝入剂。入视，则伯寅执余手曰：“痰涌，恐难治矣！”尚手执眼镜看凌方，汗汪然也。李若农至，曰：“参附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欤？”再入视，益汗。余往横街，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徒步往哭。
    以下接叙为潘祖荫主持后事。潘祖荫天阉无子，为之择嗣子成服。但醇王病殁之前，是相当凄凉的，因为慈禧不知为何，在醇王病危时，采取杯葛的态度，托词头晕，不加临视；且又驻圆明园，使得光绪只能抽空到醇王府，匆匆一面，无法与家人谈醇王身后之事。
    至于八旗贵族、文武大臣，因为前一年吴大澂奏请延议尊崇醇亲王典礼，奉懿旨将醇王于光绪元年所奏“预杜邪论一疏宣示”。现在醇王病危，而光绪对生父颇有孝心，将来万一发生追尊所生，如明世宗追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帝的故事，一定为慈禧所痛恨，暗中查究何人作醇邸的谋主，则踪迹较密者，皆不免蒙嫌，所以探病都不敢。排印本《翁同龢日记》中，先说“门如水也”，或以为“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以醇王的身份地位，自然是“门如市也”，水字为误排；再看下一天所记“门庭悄悄”，才知“门如水也”确为原文。
    樊函末段述“京师故人”云：
    京师故人，廉生气体颇壮实；再同病甚，头童齿豁矣。黄漱丈不动不变，老辈风流。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函丈之意，祥已转达，渠甚感幸也。黄楼、百泉，谨饬可喜。玉叔稍不羁，致有盐大使之讼。博泉前辈，想已函告，不复赘陈。然博翁亦有过听者，如云玉叔烟瘾甚大，玉叔实无此癖也。
    廉生即王懿荣，为张之洞的内兄，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谓李慈铭自得御史，牢骚渐平，封奏“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则殊不然。黄秋岳于此有所辩证，语颇精审。
    黄秋岳说：
    樊函中有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云云。以樊山与莼客之亲密，此数语，宜可信。然莼客得御史后，实不如此。
    考莼客以户部郎中考御史，资浅不及格，于是黄漱兰盛伯希代捐俸满。考取后，自期言人所不敢言，一补御史，即参顺天府府尹孙楫“辱詈属员，威逼自裁”。属员者，东路同知郝联徽，为兰臬先生之孙，实有此事。而折交潘文勤查复，文勤徇情面，强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莼客因深鄙潘郑庵。樊函殆尚未知莼客劾楫时所发，而所谓“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八字，即南皮居谏垣时之秘诀也。
    按：顺天府府尹孙楫，号驾航，其父为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孙毓溎，堂叔即孙毓汶。孙楫本人是咸丰二年的翰林，科名犹早于其叔。
    孙楫自然是仗了他叔叔的势力，敢于辱骂属员东路厅同知郝近垣（联徽）。李慈铭参孙楫，亦可谓不负其“言人所不敢言”的自期。折交潘祖荫查复，即是军机照应孙楫；因为孙楫被参，固应交部院大臣查复，则名正言顺应为左都御史的差使。若以为左都为台长，恐有庇护原参御史的可能，则应交吏部尚书或兵部尚书。潘祖荫以二部尚书而膺此差，明是军机处知道潘李交厚，可以化解。
    如交他人，倘或包庇孙楫，则李慈铭到台第一疏就碰了壁，必不肯善罢甘休，会第二次、第三次上疏争辩，案情固结不解，越闹越大，孙楫非去职不可。至黄秋岳谓“莼客因深鄙潘郑庵”，则未必尽然。类此事情，官场常有，李慈铭亦不免借他人之白简，泄一己之私憾，并非背人焚谏草，对事不对人的真御史。老实说，军机以此折交潘查办，即等于表示承认李所参不误，希望和解。而潘之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是否用“强”，亦难率尔断言。以潘祖荫的个性来说，应该对李、郝两方面情商而非硬压的。
    除李慈铭、王懿荣外，樊函中其余所提到的人，黄楼、百泉、玉叔，都是张之洞的侄子。黄漱丈为黄漱兰（体芳）。“再同病甚”四字最可注意。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潘文勤师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其藏书印曰八求精舍，曰龙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癸未奉讳归吴，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
    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赏析之乐，宛如昨日。
    客冬十月，遽构龙蛇之厄，越月而又闻贵筑黄子寿师殁于鄂渚。师开藩吾吴，将掖寒畯惟恐不及，昌炽拨受知最深。戊子之冬，公子再同编修相约至京，馆于其邸，得尽见所藏书。再同孤介违俗，顾独与余有水乳之契，病肺误服温剂，致失音，骤罹大故，一恸几绝。正月南旋，朋辈往送别，皆忧其不起，乃未几而讣至矣。余此稿再同曾录副，而文勤师欲为付梓，不意数月之间，师友沦丧，泚笔赋此，不胜梁木之感云。辛卯二月晦日。
    辛卯为光绪十七年，所记皆前一年事。据胡纂《张之洞年谱》载：“二月，湖北布政使黄彭年卒。”则其卒期与叶昌炽所记不同。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记：“闻子寿师薨于鄂。海内知己，凋零尽矣。再同病躯，何以堪此？”则黄彭年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应无可疑。
    又翁同龢日记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记：
    饭后吊孙子授（诒经），唁黄再同（原注：其尊人子寿卒于鄂藩任），再同病甚，未能见也。
    此更为确证。胡钧以许同莘所编张谱欠精确，故加重编，不意亦未详审；则后胜于前之说，亦未必尽然。
    黄国瑾于十七年正月南旋，未几病殁。黄氏父子，得在藏书家之列，别有渊源。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河间君子馆砖馆，厂肆孙公园后园；月老新书紫云韵，长歌聊为续梅屯。
    此为大兴刘位坦、铨福父子而咏。厂肆指琉璃厂。原注云：
    何绍基怀都中友人诗：退翁余韵在檐楹，天咫宦中面百城，妙有儿郎能好古，动收翠墨撰先生。自注：刘宽夫所居，即孙退谷遗址，乃郎子重，亦好古。昌炽按：宽夫先生，名位坦；子重，名铨福。大兴人，收藏极富，贵筑黄子寿师，其女夫也。
    余客岁馆子寿师次君再同前辈京邸，见宋刊《婚礼备要》《月老新书》，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皆先生旧藏，《月老新书》尤为奇秘，余仿梅村祭酒体作长歌一首纪之。
    同云，先生叠书龛在城中广济寺，因仿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名其居曰君子馆砖馆，又曰砖祖斋，所居在后孙公园，其门帖云：“君子馆砖馆，孙公园后园。”今其孙尚守旧宅，而藏书星散矣。
    刘铨福字子重，藏书中有一部残本，在红学界极其有名，即胡适之先生所藏的“甲戌本”。刘位坦两婿，名字中皆有一“年”字。黄彭年之外，另一“年”为乔松年。李慈铭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记：
    河道总督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故御史大兴刘位坦之婿也。御史精于金石之学，收藏甚富，松年得其指授，亦喜书画，能为诗。而性不能人，卒无子。
    “性不能人”，则又是一个天阉。其时大老名流而天阉者，所知有翁同龢、潘祖荫、文廷式、梁鼎芬（或谓志锐亦天阉），如今又添一个乔松年，何天阉之多？亦事之不可解者。
    现在再回到李慈铭的藏书上来。民国三十二年《古今半月刊》三十一期载周炎虎一文云：
    关于越缦堂藏书的出售，颇多轶闻，自越缦嗣子承侯患心疾殉后，家道日替，遂拟出售藏书。先浙江图书馆议价万金，派人查勘，据复称：“校勘称绝，而二十四史已大多丹黄竣事，尤堪珍视。”卒为省议会所梗，事遂中辍。
    其后有钱僧胡某者所得，欲售诸日人，而日人所重者在宋元精椠，顾越缦贫，平生所聚书籍无善本，乃作罢论，已而胡某之钱肆闭歇，乃押之陆姓。陆姓亦俗物，不好古，旋乃售于北平图书馆，越缦遗书至此始得其所。当遗书捆载北运时，其每叶签注纸条，途中被人抽去，汇订成帙，另去获利。
    其中也谈到李慈铭的日记：
    先后所刊两次影印日记，都六十四册。惟最后一函日记原稿，被樊山攫去，因其中多责樊山之语，故日记付印时，坚持不出，或云已遭毁弃，今则樊亦下世，益无可踪迹了，环宝不传，有识同慨。闻樊山之盗稿必有所据，愿世之洞悉兹事者，为之缕述颠末也。
    按：目录学专家陈乃乾，著有《越缦堂日记》一文，以日记原稿与“石印本勘对一过，凡涂抹之字，悉为校补”。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工作；昔年曾见过此文，惜已忘其出处，无从复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