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
    附记 成禄 胜保 王家璧 张之洞 宝廷 宋初君臣 光绪后妃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兰州人，初以举人入仕。照例本省人可做本省学官，吴可读曾官羌山训导，后中道光三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清人笔记中言，吴可读少时倜傥，好狎冶游。某科入京会试被摈，留京候再试，而实为眷恋一妓，不忍言别。数月后，资斧渐罄，有人劝他移居九天庙。此庙在广宁门外，为关中会馆公产，陕甘一体，吴可读移居九天庙是省费之一法，不意甫居三日，入城仍住某妓下处。
    迨至床头金尽，壮士无颜，他的同乡自不能不加接济，但以还居九天庙为条件。此下如此记载：
    侍御不得已，乃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侍御为“吴大嫖”。初，京师菊部向推三庆、四喜。咸丰中叶，四喜渐不振，诸伶谋散去，余三胜自江南归，乃悉囊中金重兴之。都人撰联曰：“余三胜重兴四喜班”，而颇难其对，至是曰：“或得之矣！吴大嫖再住九天庙。”当其时，闻者为之绝倒。
    按：吴可读是否有此雅号，不得而知，既非以道学自命，则走马章台，原无损于忠义直节。但此言会试被摈后事在咸丰中叶，则于吴可读经历不符。吴为道光三十年两榜出身，咸丰中叶，已升刑部员外，接眷在京，其母死于咸丰十年七月，正英法联军内犯之时。则所谓“再住九天庙”之语，并无着落。
    吴可读于同治十一年由吏部郎中补授河南道御史，到台第一疏为“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其时各国公使要求觐见，为礼节大费周章。顽固派咸以夷狄目洋人，自居为天朝大国，夷狄得见天子，已属无比之荣，岂能不行跪拜之礼？唯独吴可读敢以“不必跪拜”为请，足见思想明达，理路清楚，则其尸谏，绝非愚忠，亦就可想而知。
    到台第二疏严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此人行伍出身，本隶胜保部下。胜保被诛，成禄改隶雷正绾军，积功升至乌鲁木齐提督，但久驻肃州高台县，为人贪残懦怯，为左宗棠所劾，奉旨交宁夏将军穆图善查办。吴可读看穆图善的作风，将为徇军轻纵，乃上一疏，以为“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笔挟风霜，严于斧钺。体裁是骈散兼行，虽欠渊雅，但质胜于文，仍为柏台文献中有数文字。撮叙其“十可斩”如下：
    成禄初到甘肃时，雷正绾新正贺年，见帐门绑缚一人，查问之下，方知是厨役煮面不熟而获罪。雷正绾命人释放，进帐力戒成禄不可如此。岂意成禄恼羞成怒，等雷正绾一走，立斩厨子。“宰夫腼熊蹯，以秋毫细过而受戮；尚方斩马剑，于春首吉日而行刑！虽军行不忌往亡，誓师不拘月吉，而事非军机之重，情涉口腹之私，元夜迢迢，未见昆仑之夺；威风凛凛，惟严刀匕是供。蔑视统帅，草菅人命，可斩一。”（作者按：十可斩之罪，由轻而重，此为最轻者。）
    成禄部下有名马天祥者，刚直奋勇，成禄一军，始尚能小胜，得力于此人。不意成禄听信谗言，并中敌反间，竟杀马天祥。“长城自坏，帐下儿无不心寒；猛士已亡，寨中贼闻之额庆。”成禄知众情不服，因于保案内，窜入马天祥名字，说他力竭捐躯，奏准旌表。“男儿要当边野死，竟以无罪而诛；将军本非阵前亡，猥以无功而恤。假借朝典，掩饰己非，是成禄妄杀营员之罪轻，而欺瞒皇上之罪重！可斩二。”
    前任甘凉道黎献，颇得人心，为成禄排挤以去。自此西路军务，败坏于成禄一人之手。“暗箭阴施，忍于进明之坐视；含沙射影，甚于庄贾之后期。妒功忌能，失误军机，可斩三。”
    原任安肃道窦型，在胜保营中时，窦型为巡捕官，而成禄为一马弁，因拜之为师。及至得志西来，留窦型襄办营务，捏报战功，将窦型荐为府道。窦型在官，曾有通贼情事，百姓啧有烦言，谓成禄乃通贼主谋。成禄为求洗刷本身，竟将窦型所带来的“回目”二十余人，全行诛戮，以致窦型气忿而亡。“小人无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实，破败成局，杀戮降人，可斩四。”
    成禄自奉旨授为乌鲁木齐提督，迄今八九年，一直在高台，从未过酒泉一步。“汉廷屡下出关之诏，骠骑绝无度幕之期；遂今万里夷洋，西邻有责；坐使九重明诏，北鄙无灵。抗违延玩，贻误至斯，脐纵能燃，肉岂足食？可斩五。”
    西军皆言，成禄富逾百万，拥兵既久，剥民日甚。闻其兵勇，聚溃无常，聚则一军坐食，溃则数月不能成队。“夫养猫所以捕鼠，畜犬所以吠盗；当此鼠盗纵横之秋，又安用养此不捕之猫，畜此不吠之犬为哉？徒竭民膏，虚糜国帑，可斩六。”
    成禄拥兵养寇，坐令贼势日大。“初来张掖，不开李广之弓；继驻高台，永税贰师之驾。今岁不战，明年不征，高克御狄之师，逍遥河上；卫人平陈之旅，居处林下，致令锐气消亡，寇氛张炽。逗留观望，老我师徒，可斩七。”
    “然或兵威不扬于境外，而将令克肃于军中，将一邑之鸡犬不惊，即四境之烽烟暂息，乃复滋扰不堪，纵容特甚。”其部下种种不法情形，甚于贼匪，关内外人民，不敢明言，群相隐语，以为遭“回禄之惨”。回者回乱，禄则成禄，“纵军掳掠，到处骚然，可斩八”。
    成禄到甘，从未闻立一实效，奏一实绩，所报胜仗，半属“以亡为有，以败为功”。部下自将领至士卒，无不携带眷口。“闻其广有姬妾，由京至甘五千余里，数数送往迎来，络绎不绝。逐日在营，张筵演戏，贼匪幸其如是，惟恐成禄败奔，另易他将，故纵之不复来攻，来亦佯败而去。成禄不自知其可耻，乃反以为得计，安坐帐中，日事淫乐。成禄前在胜保军营，事事效法，无胜保之胆略，而有胜保之昏淫。夫以胜保之功，一朝有罪，尚立置之重典；而以成禄之罪，九载无功，反幸免于严诛。有罪无功，可斩九。”
    成禄驻军高台多年，亦苦高台百姓多年。嗣以捐派逼迫，村民公恳缓免，“并声言‘俟大军出关时，再行应付军营裹带’。成禄恶闻‘出关’二字，适触其怒”，诬合村士民为谋逆，发兵包围，不分男女老幼，诛杀二百余人。办捐输的绅士被指为首逆，他村寄居的生童，亦难幸免。“以箪食壶浆之众，罹刀剑锋镝之加。当斯时也，值此际也，妇孺之号呼尽绝，老羸之血肉皆飞，天地为之震惊，鬼神为之饮泣，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渺渺天颜，无缘上诉；茫茫地狱，有恨难申。生受覆盆之冤，死加叛逆之号，悉怛谋之被戮塞上，酷未至斯：王温舒之流血境中，惨不如是。诬枉良善，屠害生灵！可斩十。”
    按：成禄事事效法胜保，洵非虚语。胜保以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不知如何转为翰林。因有一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又有一印：“我战则克”，则以字“克斋”之故。但胜保长技则在招抚，打仗不胜时多，所以有一外号叫“败保”。胜保在军中，不但豪侈，且多僭妄：食前方丈，一肴必同样的两份，常撤馔“赐文案某”，仿上方玉食之例。一次军次同州，跟文案们说：“今天中午吃韭黄，绝妙，晚餐与诸位共尝。”及至就座，并无韭黄，找厨子来问，则中午食余，已弃于临潼。胜保大怒，立斩厨子。此成禄行事之所本。
    至于吴可读之上此疏，最主要的原因是，成禄在高台村，诬良为盗，“剿洗净尽”，伤天害理，前所未见。而上疏之前，亦颇慎重，自叙经过如此：
    臣于去年上半年，即闻其事。彼时臣尚未补御史，迨七月初补授今职，又以事体重大，未敢冒昧举发。臣屡向来京之甘省绅宦、商民询问故乡之军务，一及此事，辄皆错愕顾而他言。自是臣现居言职，恐因臣言而受累。然始终总未有慨然言成禄于此案绝非妄杀，而该士民等实有谋逆情事之说。臣探访再三，正欲具折上陈，适闻左宗棠查询明切，已据实入告。其一切起衅根由，暨残忍凶戾情状，自必详于折内。
    成禄为满洲人，虽以左宗棠劾奏于前，吴可读严参于后，因宫中有奥援，所以虽逮交廷议，已定斩立决，而竟得改斩监候。陈宝琛题张佩纶所藏《围炉话别图》为送吴可读谪归所作，诗中注云：
    廷议成禄罪名，疏稿已具，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以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请谴言者。众愕然。某君奋笔署奏，曰：“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争不得。
    “奋笔某君”为刑部尚书桑春荣；“中堂”则指左宗棠，其时正得协办。桑春荣字仙根，号白斋，京师土著。在刑部尚书任内，以平反杨乃武一案知名，其实此案为翁同龢所一手主持，其间数度龃龉。桑春荣、贺寿慈之流，媕娿取容，宜其有“王爷大、中堂小”之语。
    按：当成禄定罪之疏即上而未奉旨时，吴可读得知其事，大愤，复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一疏，精辟异常：
    自来戡定祸乱者，未有无诛而能有济者也。是故青麟诛而后湖北之军威振，胜保诛而后陕西之回务平，何桂清诛而后金陵之贼氛息。前事不远，此即明效大验也。
    昨闻廷臣会奏审定成禄一案，既以例应斩决声其罪，复以请改监候缓其死。在廷臣之意以为官犯有情实无缓决，成禄是大员，斟酌双请，略示以朝廷宽厚，将来朝审时，皇上亦必予勾，不过迟半年十数月之期耳。
    然此半年十数月中，或在监瘐毙，或因他故身亡，使穷凶极恶之辈，与寻常监候斩犯，同邀此法外之仁，获保首领以死，国法之谓何？而姑息若是！
    按：奏议中以模棱两可之语，请旨定夺，谓之“双请”，此为有意开脱成禄的一种手法。吴可读首言成禄应死，次言依律当死。当死而不死于明正典刑，犹为无国法之姑息，则贷其一死，自更不可。下文乃有进一层的反面说法。
    况成禄鬼蜮百端，将来生死用舍，事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为等此一斩，与其宽以死期，使狡猾者得复施其伎俩，何若速加显戮，使观听者咸共凛夫雷霆。窃今廷臣以双请之故，欲令成禄幸邀恩命。臣欲有言，则恐无以厌议者之心；臣欲无言，则又恐无以塞言事之责。仰屋窃叹，无所控告。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辄不胜流连慨慕。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柳堂疏上，穆宗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醇王遂排众议，罪柳堂……王家璧虽疏争不得，而当时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疏。
    按：“穆宗大哭，谓吴可读欺负我”，而细绎原疏，除出语太直以外，并无不敬之语。此则另涉一案，即其时正议修园工，慈禧母子方兴致勃勃之际。吴可读此疏上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恰为游百川谏停园工，穆宗申饬不得复言之后一月。穆宗所谓“欺侮”，乃在“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之三数语。
    按：张咏为宋真宗朝名臣。《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本传：
    抗论言：“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
    又，张咏卒后，遗表上书：
    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万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
    套用张咏遗表的句法，实暗寓谏停园工之意，不明言则迹近讥刺，所以穆宗谓“吴可读欺负我”，意谐欺其不懂，而又如北方谚语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这都是穆宗的想法，少年初解文字，偶有所得，遂尔张皇撒娇，乃醇王意在迎合，欲借此以慑言官，并笼络旗下兵将，竟排众议，欲枉法置吴可读于死地。则张咏之所谓“贼臣”，在此时实以醇王为首。“昆明湖换渤海”之语虽哀，度清朝列祖列宗，不能以其有此悔恨语而恕此不肖子孙！
    至于“原旨斩立决，刑部”云云，所叙稍欠清晰。《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壬申（十四），成禄论斩，吴可读坐刺听朝政降调。
    可知，成禄定罪与吴可读获罪，为同日之事。此即陈宝琛诗注中所记“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云云。既云“坐”，则必经审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三法司”。定制三法司会审，非“全堂画诺”，不得定死罪，与欧美陪审制度相同。
    六部九卿正副首长皆谓之“堂官”，刑部尚书、侍郎，满汉六堂，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满汉各四堂，三法司堂官总计十四。“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吴可读乃得不死。
    王家璧字孝凤，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甲十八名进士，正色立朝，不阿流俗，以非翰林，竟不得大用，是很可惜的事。
    至云“改流”则所记亦有误，所得处分为“降三级调用”，一时无官可补，因应左宗棠之聘，归主兰山书院。启行有期，而穆宗上宾。彼时即欲有所奏谏，为“契友”劝阻而止。吴可读致其子遗书云：
    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冶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
    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书两来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
    我自廿四岁乡荐以后，即束修自爱，及入宫后，更不敢妄为。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至不能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且擢中援引近时事情，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
    据张佩纶说：此一“契友”闻是“粤中陈君”。今按：集中有“挽老友陈荔秋（兰彬）之德配诰封李淑人”一长联，交非泛泛，是则张佩纶所说的“粤中陈君”，必为陈兰彬无疑。
    吴可读之补缺，在光绪元年。新君继统，例有一番更新气象，废员起复，亦为其一。当时吏部开呈废员名单，总计六百余人，吴可读首蒙超用，补吏部主事。其时已决定在穆宗奉安时死谏，故而辞左宗棠续聘主讲兰山书院之约。
    穆宗奉安在光绪五年六月，故事：除特派王大臣及内廷行走人员以外，其他在京各衙门，按人数多寡，派出若干员随扈行礼，亦可自请，例有车马费可领。当吴可读自请行礼时，同事多以为吴可读穷，贪图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而已。知者则以为吴可读向来对大典礼不疏忽，如冬至南郊等，虽大风雪从来不避，所以上陵行礼，在他是必然之事，了无足异。
    到了蓟州住在一座三义庙内，山陵事毕，从容死谏。原来是预备自缢而死，以白绫书联一副，文曰：“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用以结环。但三义庙破败简陋，梁木已坏，恐怕不堪承受他的体重，改了服毒自尽。后来他的儿子之桓割联中“懿德”“忠魂”四字，连同吴可读的照相及遗书八通，装裱成册，题者甚众。
    除对联以外，并有绝命诗一首，题作“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诗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聊聊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诗中预祝光绪生子，殊不知前星不耀，竟尔绝嗣！此则吴可读地下亦必有余憾了。
    现在要谈到吴可读那篇有名的奏疏了。写到这里，想到一段题外之话，学生书店影印了一部《吴可读文集》，广告中谓“高阳说过，此文集应为监察委员所必读”（大意如此），其实我并未说过这话。有天有位“监委”先生去买此部书，提出质问：“何以高阳说监察委员一定要读此书？”学生书店的老板告诉我，希望我介绍吴可读的文集。我未责其鲁莽，而他反要我替他做广告，殊出事理之外。叨在老友，不便计较。
    事后细想，古来言官，或则犯颜直谏，或则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论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草疏时唯求事理得当，归于至善，而不杂半毫名心于其中者，则如吴可读此疏，实所罕见。即论其文字委婉、说理精微，监委诸公亦当细读。因不烦词费，为之笺说。
    按：吴可读此疏，主旨即在防止帝系之转入醇亲王，立言甚难，因稍有不妥，即起两宫猜疑醇王之心。亲贵之间而有心病，庙堂之上将从此多事，这不是太负死谏的本意？所以此疏不知几经锻炼，字字妥帖，我相信谏草定必历数年经营，方始定稿，是绝无仅有之事。就从这一点来说，监委诸公又岂可不一细读？
    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
    观此可知吴可读参成禄时，“请斩臣头，以谢成禄”，亦非徒效张咏劾丁谓的句法，而实不惜招杀身之祸。如王大臣果然奉准传吴质讯，吴可读必有罔识忌讳，极其激烈的言辞，以致“触忌、触怒”而获极严重如“大不敬”等罪名，甚至吴可读自己愤激过度，折槛触柱，亦在意中。
    穆宗其实并不欣赏吴可读，且欲死之而后快。但吴可读竟以死为争嗣，恩怨不侔。故陈宝琛题“话别图”诗，有“宁期再出殉龙驭”之语。“宁期”二字的来历如此。
    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吴可读之意，当时不择近支“溥”字辈为穆宗立子，继承大统为一误；既为文宗立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皇帝生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而竟不明言此大行皇帝嗣子即为将来大统所归，又为一误。“即谓懿旨内”云云，就目前而言，固然皆有此了解，嗣皇帝之子为穆宗继嗣，亦即继统。但时移势变，未奉明文，终觉不妥。于是而有下文：
    自古拥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
    所谓“观王当时一奏”，当时因谕令王公大臣会议，醇王原奏曾经发抄：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坠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讦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饼檬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仓猝间昏迷”，并非虚语，见于翁同龢日记。震动如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醇王本身的，一听慈禧的宣布，突然发觉他成了“太上皇”，不知是祸是福，即所谓“罔知所措”。
    另一个是为了爱子。溥仪自传中有一段分析慈禧性格的话，相当深刻：
    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磕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话虽如此，子孙得以世世为帝皇，毕竟是无上的诱惑，所以拥立往往成为取富贵的捷径。吴可读所说“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征诸史册，确为实情。是故醇王此日虽传“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警句，但又安知他日不受人蛊惑，受“太上皇”的尊号，为太庙中不祧之祖？所以吴可读要以死争“懿旨数行”。以下即谈“为臣子所难言”的故实：
    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
    赵普“背杜太后之事”，在《宋史纪事本末》中，有专章论述——卷十“金匮之盟”。杜太后疾革，遗命以国赖长君，特为定下将来大位递嬗的顺序。赵家五兄弟，长幼二人早亡，匡胤是老二。一传老三光义；再传老四光美；三传匡胤之子德昭。谓赵普：“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赵普于榻前设誓，并记遗命，藏之金匮。赵普此时的身份“同记吾言”为遗嘱的见证人，“不可违也”，则是遗嘱的执行人。但最后是赵普出卖了杜太后及宋太祖赵匡胤。
    这是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间的话。同年七月，以光义为开封尹。五代至宋初，凡都汴梁者，皆以开封尹为储贰之位，匡胤不违母命。十三年后的开宝六年，赵普为卢多逊排挤而罢相，出为河阳三镇节度使，上表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匮”。
    唐宋明清在开国以后，皆有皇位递嬗系统发生变化的情形，而以宋朝为最微妙。如赵普上表自诉，所谓“轻议皇弟”光义者何事？又何以要上表自诉？太祖对赵并无答复，又为何要“手封其表，藏之金匮”？细细想去，都是疑问。王夫之《宋论》卷二，对此有所论列，差得真相，但犹欠精确。兹先引录《宋论》：
    普在河阳上表自诉（云云），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宫中，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议与不议，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诉？苟无影迹，太祖抑可宣诸中外，奚必密缄以俟他日？然则欲盖弥彰之心见矣。（一）
    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逼，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献谋，其事甚秘。（二）
    卢多逊窥见以摘发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衅隙。（三）
    这段议论，我把它分成三小节，以便于分析。第一节最精彩，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是仍遵杜太后的遗命，还是父业子继，将来传位于德昭。此事既为君臣二人，不传六耳的密议，赵普又何必作此表白？若以为“外人”（指卢多逊）所传，赵普会在太祖面前进谗，谓光义如何如何，以致影响了政局的安定，而进谗之说，本无其事，则太祖即应宣示赵普的“自诉”，平息流言，安定人心。不此之图，而又手封密藏。可知原有“轻议”之事，而留此文件备异日之用。是何用处，见第三节。
    第二节分析太祖兄弟间的矛盾，以及何以有“轻议”光义的原因，“其事甚秘”，则王夫之所论，亦为想当然耳。但根据当时情势，此“想当然”实为必然之事。不过太祖未接纳赵普的“献谋”，亦不尽由于不敢违太后之命。其说详下。
    第三节中王夫之的看法，比较可议。谓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强调母子兄弟间的情感，并未搔着痒处。事实是，陈桥兵变，本出于光义一手策划，以太祖仁厚得军心，故以拥戴，其情事与武昌起义推黎元洪为都督，仿佛相似。张溥论“金匮之盟”，有一段话精警非凡：
    太祖宠隆周宝，窃器孤雏，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视大物，不韪之名，推兄居之，除取纳怀，并忘久假，哲人世济，南渡始绝。获天过厚，为涂典午，死不服也！
    “复社二张”——张溥、张采知人论世，持论皆不免于苛。此论杂以感情，诸如“死不服也”之类，尤非史论正体。但论太宗（光义）“虎视大物”及篡夺“孤儿寡妇”的天下，“推兄居之”实为卓识。只是“推兄”居“不韪之名”，则又未必。
    如果光义自忖能取天下，又何惜乎居功篡夺天下？无奈其势不可：第一，威望不足；第二，此时光义官衔不过“供奉官都使”，如自取黄袍加身，则“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将何以处此非常之变？若谓公不顾私，则帝位未登，先有阋墙之祸，倘或将顺行事，莫非伏地向光义称万岁？凡此皆情势至为不顺之事。是故光义“虎视大物”必先“推兄居之”，以为过渡。
    我在想，“金匮之盟”，言之成理。杜太后未必有此见识，极可能是光义自己所设计。宋太祖照他的设计实行，则在建隆五年七月，即杜太后崩后一个月，光义便已心照。因为以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开元尹，即是一个很显明的信号。
    但杜太后的遗命，由赵普做成记录，藏之金匮，则为光义始料所不及，说得明白些，光义只知道杜太后临终前有遗言，不知还有书面遗嘱。
    因此，在光义久任开封尹时，无异太子之在青宫，储位早定。如果解除光义开封尹的职务，即无异于废太子，是件动摇国本的事，此所以即令太祖有不遵遗命、传位于子的意念，亦不敢轻发。
    但事虽未行，形迹应已显露。光义如果证实了太祖一度有背母而传子的打算，当然会生嫌隙，则将来大权在握，可能会对德昭不利，因此必须设法弥补此一可能已存在的裂痕。
    分析到这里，读者当可明了，赵普自河阳上表，是为他们君臣掩盖曾作“轻议”的痕迹。表面看是赵普声辩，根本不曾“轻议”皇弟，实际上是要表示太祖根本不曾与赵普有何“轻议”。
    为了一清眉目，我将赵家兄弟篡周及“享国”的分配计划与演变过程，条列并作必要的补充如下：
    一，周，显德六年十一月，赵光义主谋，发动“陈桥兵变”，赵普亦与谋，推戴赵匡胤为天子，为宋太祖。太祖仁厚简率，不喜繁文缛节，居常饮酒自适。领袖欲、权力欲，皆远淡于其弟光义。
    二，由于形禁势格，赵光义不得不推戴其兄，以为过渡。但父死子继的宗法观念，因以“主少国疑，国赖长君”，以柴氏失国的现实教训为鉴，说动杜太后定下皇位嬗递的顺序，以兄终弟及的原则，使赵家三兄弟相继为帝，最后再传回太祖之子德昭。
    三，杜太后崩后一月，以皇弟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开元尹（按：开封为东京；开元即洛阳为西京，与唐朝相反。唐朝建都长安，洛阳在东，故称东都）。五代以来，以京尹为储位，如郭威篡汉而为周，以养子柴荣为开封尹，继位而为周世宗；以后太宗以寿王为太子，兼判开封府，皆其明证。所以太祖以光义为开封尹，即明示将传位于弟。又，“开元”为“西京”，则其地位仅亚于东京开封。以光美为开元尹，等于宣示其为第二储位。俟光义接位，则光美必由开元尹调开封尹。凡此安排，均显示杜太后已有遗命，而太祖遵遗命行事。但光义并不知杜太后的遗命，已成书面的盟约，藏诸金匮。
    四，太祖开宝六年，光义任开封尹已十二年，赵普献议背弃金匮之盟。按：赵普的建议，如果见用，则必立太子。但以前既未立太子，且以光义为开封尹，明示储位已定，较之清朝康熙以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用天子自将的正黄旗纛，以暗示继承有人，尤为明确。但其时光义羽翼已成，一旦建立东宫，形同废立，后果不测，所以太祖虽欲背盟传子，其势不可。
    五，但“轻议皇弟”之事，已有风传。卢多逊乘机排挤赵普，因而罢相，出镇河阳，为对光义的一种安抚手段。
    六，太祖犹恐有“轻议”之事，致光义猜疑，将来不利于德昭，所以务欲洗去此痕迹，能有力地证明他始终遵守“金匮之盟”。既然如此，光义自亦不能违母背盟，而皇位终得传于德昭。因有赵普河阳所上一表，太祖手封藏诸金匮，乃是预先制造一个坚强的证据。同时，封光义为晋王，班在宰相之上，暗示将坚守遗命。
    以上是开宝六年的情况。七年曹彬下江南，八年李后主“仓皇辞庙”，九年吴越王钱俶朝宋。是年十一月，太祖崩，有所谓“斧声烛影”之疑，此实妄人误会，因一“斧”字，以为晋王光义有弑兄之嫌。殊不知此斧名“柱斧”，以玉雕成斧形，长约尺许，为太祖随手所携，作指点之用，亦似议会主席所用木槌。当廷议时，有维持秩序的功效，岂能用以杀人？
    光义即位，是为后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宋史纪事本末·金匮之盟》记载：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嘱以后事。左右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而帝崩，时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甲寅，晋王光义即皇帝位，改名炅。号宋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兄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西南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兴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寻诏太祖、廷美子女并称皇子、皇女，以示一体。
    这一段记事非常清楚，赵家兄弟均照金匮之盟行事，以廷美为开封尹，取三兄弟之子女并称“皇子、皇女”，含意尤为明显，大宋的下一位皇帝是齐王廷美。而德昭继廷美而“兼侍中”，以及具有“皇子”身份，亦暗示着若干年后可能继廷美为帝。至于太祖临终所嘱，当是将杜太后的遗命复述一遍，显然，他亦不曾明说有书面的金匮之盟。
    至太平兴国四年，骨肉之祸萌生，而先死者竟为德昭。《金匮之盟》记：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杀。初，德昭从帝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有谋立德昭者。帝闻，不悦。及还，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赠中书令，追封魏王，谥曰懿。
    太宗征契丹，事在其年五月。时当平北汉之后，思量乘胜取幽蓟，诸将多以为师疲饷匮，又值盛夏，不宜远征，唯有一将相赞，太宗意决，自太原发兵。起初势如破竹，眼看破燕在即，不道契丹遣名将耶律休哥救燕，高梁河一役，宋军大败，死者万余人，战场上混乱不堪，契丹追太宗至涿州，太宗臀部中箭，几于不免，后来终因箭创复发而崩。
    至于“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其事离奇之至！既谓“有谋立德昭者”，可知其时为行军途中，非接战之际，否则环境不容许议此大事。而行军扎营，御幄为中军大帐，刁斗森严，警跸重重，岂有不知御驾所在之理？细细想去，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太宗亲征，载宫眷于后车，大概半夜微行，不知宿在哪个爱姬帐中，一时无处寻觅，又当新败之后，以致大起恐慌。如果推测属实，则军中携妇人不祥的说法，信而有征了。
    德昭之自刎，到底是一时愤激轻生，还是太祖旧人，借机拥立，德昭惧祸自杀，已无可考。但德昭既死，其弟兴元尹德芳于两年后又卒，使得廷美失去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对他非常不利，是件很明显的事。《金匮之盟》载：
    时（太平兴国六年春夏间）卢多逊专政，赵普奉朝请累年，多逊益毁之，谓普初无立上意，普郁郁不得志。会晋邸旧僚柴禹锡、赵镕、杨守一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帝疑以问普，普因言愿备枢轴，以察奸变，且自陈曰：“臣忝旧臣，为权俸所沮。”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及前朝上表自诉等事。帝发金匮，得誓书，及览普前表，因诏见，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
    “帝疑以问普”，便有不信卢多逊之意，赵普至此始具道“金匮之盟”始末，是掌握了最适当的时机。否则，便有斧凿之痕，反坐实了他当年“轻议”之事。即或太宗虑不及此，亦自有卢多逊会提醒他。此为高度的政治技巧，但关键在于能守得住，所以这种高度的政治技巧，非可言于轻冒躁进之徒。
    凡为英主，都善于操纵矛盾。是以赵普的复起，即意味着卢多逊已失势了。他的内心自然不安，赵普亦屡次暗示，上表引退，而卢多逊“贪图权位，不能决”。于是赵普就不能不动手了。
    卢多逊并非纯臣，要捉他的短处多得很，但赵普“一石两鸟”，侦得卢多逊曾遣人交通秦王。所遣之人名赵白，身份是所谓“堂吏”，堂者宰相的“都堂”，堂吏即在都堂管杂务的事务人员，但往往是宰相的心腹。所以这一状一告，太宗大怒，先解除卢多逊宰相的职务，只留兵部尚书的本职，两天以后下御史狱，接着逮捕赵白及秦王廷美的另外两名侍从，派大员审问，据说卢多逊承认：
    累遣赵白以中书机密事，密告廷美，且曰：“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逊云：“承旨言正合我意。”因遗之弓矢，多逊受之。
    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以卢多逊的智计，绝不可能说出“愿宫车晏驾”的话，秦王亦绝不可能答以“正合我意”。因为照上述所记载的问答，语气是本无皇位之分，妄存野心，尤其“愿宫车晏驾”之语，意味着将谋弑太宗，使廷美接位，更是如梦呓般的空话。事实上储位既定，只要安分供职，迟早会接皇位，何用轻举妄动？所以卢多逊果真说过这话，也是诬服。
    按：卢多逊之狱，命“翰林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杂治之”。所谓“杂治”，即非专就一事而鞫问，钦派的审判官，皆得就本身职权有关者，单独提审。“杂治”一词，常见于史籍，最早见于《史记》列传五十八，《淮南衡山王传》：
    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衡山王）。
    宗正管理皇室的亲属，大行（令）掌接待藩国。以淮南王刘赐的身份，与此两官员必曾打过交道，此两官亦必明了其过失，淮南王已难诿罪。乃“沛郡”亦参加“杂治”，则淮南王在藩封之地种种不法情事，地方官即有资格审问。相对地，淮南王为地方官所提审，自为削爵以后的庶民身份，既为庶民，不妨用刑。因此“王闻即自刭杀”，缘已知非死不可，且将受刑受辱，不如自杀为妙。
    奉旨“杂治”卢多逊的，一共四人，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扈蒙及滕中正。扈蒙为知制诰的翰林院学士，其人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一样，有“笑疾”，虽“御前不免”，为人亦很宽和。他早年与卢多逊同事，而卢多逊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开宝九年元旦，太祖御乾元殿受贺，十国降王，大多在朝班中。扈蒙作了一篇《圣功颂》，太祖颇为欣赏，因而招了卢多逊的忌，将他放去知江陵府。有此一段嫌隙，扈蒙自是以直报怨。
    再有一个就是御史滕中正。此时他的官衔是“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的职掌有四：“推、弹、公廨、杂事”。推是推问，弹是弹劾，公廨谓稽查各衙门府务，杂事则是管御史台内部事务。“御史狱”正由滕中正主管，当然亦就是主要的“推问”官。《宋史》本传谓其“性峻刻，连鞫大狱，时议以为深文”。则卢多逊在滕中正深文周内、步步逼紧的严鞫之下，不得已而诬服，亦是情理中事。
    狱具，交廷议，太子太师王潦等七十四人会奏：“多逊及廷美顾望诅咒，大逆不道，宜行诛戮，以正典章。”所谓“诅咒”，即指“愿宫车晏驾，早日事大王”一语而言。
    奏上，卢多逊流崖州，家属期亲（丧服一年的亲属，如孙之于祖）徙边远之地。廷美原已罢开封尹，为西京留守，这年三月西行时，褒赐甚厚。此时“勒归私第，其男女等复正名称”，即不再称皇子、皇女。廷美的官属，除牵涉案中如赵白等处斩以外，复多贬斥，罪名是“辅导无状”。
    解决了卢多逊，接下来便轮到廷美了。《金匮之盟》载：
    赵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讽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诏降封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国封。以阎彦进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岁余卒。
    按：房州在湖北郧阳府。武则天夺唐中宗之位，封庐陵王，安置房州，则天晚年从狄仁杰的劝谏，密召庐陵王入京，复立为太子，乃得于武则天死后，二度为天子。依此一段史实来看，实不知将廷美安置房州，用意何在？这当然不是太宗自拟于得位不正的武则天，也不像是暗示廷美如唐中宗那样，将来会恢复储位。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就只好说是偶然的巧合了。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肚子里墨水有限，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宋太祖即位后，年号初为“建隆”，后改“乾德”，即出于赵普所拟。及至已经颁朔，天下咸知，有人上奏，说“乾德”的年号，以前有过，是犯重了。宋太祖叫人一查，果然，前蜀王衍的年号为乾德。
    前蜀王建、王衍父子两代，享国三十五年，乾德是亡国之君的年号。宋太祖大为恼怒，拿毛笔在赵普脸上抹了一道杠子，骂道：“你怎么及得上卢多逊？”一说揭赵普之短者，就是卢多逊，为赵普与他结怨之始。照此看来，安置房州，或者即为赵普的决定，他根本就不知道唐朝庐陵王的故事，以致在地点上有此很不得当的选择。
    秦王廷美到了房州，忧悸成疾，下一年——雍熙元年正月，殁于房州。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宗应早预知，而不惜骨肉相残者，由于赵普的一句话。《金匮之盟》载：
    他日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对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廷美遂得罪。
    所谓“太祖已误”者，即不应传位于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赵普胸中城府之深，竟也露了马脚。以君臣关系而论，太祖之与赵普，远比太宗之与赵普来得密切，今日既有“岂容再误”之谏，则当日必有“轻议皇弟”之事。太宗恍然大悟，于是在廷美刚到房州时，就解除了赵普的相权，出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侍中为宰相之职，太尉则武将最高的官职。赵普文武皆臻极品，但只是虚衔。《宋史》本传记赵普二次出征时云：
    帝作诗以饯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帝为之动容，翌日谓宰相曰：“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坠泪。”宋琪对曰：“昨日普至中书，执御诗涕泣，谓臣曰：‘此生余年，无阶上答，庶希来世，得效犬马力。’臣闻普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
    赵普死后，太宗曾有手诏说：
    普事先帝，与朕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众所知也。
    两相参看，可知“金匮之盟”的真相，已为太宗识破，“作诗以饯”的诗，虽不知原文如何，但亦可以想象得之。
    就情理上推测，太宗的诗中，定有很深刻的暗示，对于赵普当年的“轻议”以及投机取巧的用心及手法，完全了解。但顾念当年在太祖麾下同事的情分，不咎既往，尽管安心度其余年。
    这种情形，与乾隆赐诗于张英，仿佛相似。只惜张英亦少读书，若能以赵普为鉴，见机而作，则声名俱泰，何至于有后来的自取咎辱？
    至于赵普，虽因机变而得保富贵，但“一误再误”之语，既负太后，亦负太祖，自不免内疚神明。《宋史》本传：
    淳化三年……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岁，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赍器币鞍马就赐之。承宗复命未几卒。次岁，普已罢中书令，故无生辰之赐，特遣普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馆张秉赐之礼物。普闻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笃。先是，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潜还，普力疾冠带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闻之震悼。
    赵普的恤典甚厚，“赠尚书令，追封谥忠献；上撰神道碑铭，亲八分书以赐之”，备极哀荣。但身后其家属中有一不近人情之事。《宋史》本传又载：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愿为尼。太宗再三谕之，不能夺，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
    赵普古稀而卒，及笄之女，自是庶出。元勋娇女，家门正盛，何愁不得贵婿？岂意厌弃红尘，天子亦不能夺其志，世间人事变幻不可测者，岂能复逾于此？则知二女必欲遁入空门，实在是为父忏悔之故。
    赵普虽负太祖，但未负太宗。或者由于太宗英武，赵普不敢再耍什么手腕，勉尽臣道。因此，吴可读许以一“贤”字，谓“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则不贤者，又将如何？立论固当如此，但引前明景泰年间王直的故事，不知何以发生极大的错误，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了。
    吴可读的原奏，已如前引：“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云云。意思是储位有关国本，凡此大事，不论建储废立，都是大臣的职责，不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竟出于西南土司，则是大臣失职，应引以为愧。但史籍记载却恰相反。《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附易储”云：
    （景泰）三年五月甲戌，废上皇长子皇太子见深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储，语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顿首对曰：“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从，乃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陈循、王文等，遂以为太子可易。
    时有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黄者，思明土知府庶兄也，老，子均袭知府。欲夺之，与其子……夜驰入家，支解父子……仆诉父子杀父子状……惧，乃谋为逃死计，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请易太子。上大喜曰：“万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议，且令释罪，予官都督。
    尚书胡濙……会廷议，王直、于谦相顾眙愕。久之，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勿署名，无得首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奏是。”诏从之。王直得所赐金，叩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
    皇太子见深即后来的宪宗。按：见深生于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景帝谓“东宫七月初二生日”，是一种试探，司礼监金英假作不知，据实回奏，所以景帝默然，迟至景泰三年始下决心。廷议中“王直、于谦相顾眙愕”，而“王直得所赐金，叩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是由于自觉出卖了上皇（英宗）长子见深而内疚外惭，生由于易储之请，出于蛮夷，自问失职而内愧。《明史》本传中，叙得更清楚：
    帝欲易太子未发，会思明土知府黄以为请，帝喜下礼部议。胡濙唯唯，文武诸臣议者九十一人当署名，直有难色，陈循濡笔强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进兼太子太师，赐金币加等。顿足叹曰：“此何等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吾辈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濙等会诸大臣台谏，请复位沂王为皇太子，推大学士商辂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贞等夺门，迎上皇复位。
    按：王直不肯做秦桧，当时主迎英宗回国最力。当时唯恐景帝学宋高宗，领衔上疏。末云：
    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复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则天伦厚，而天眷益隆，诚古今盛事也。
    王直与诸臣的意思是，让景帝做皇帝做到及身而止，将来大位复归“皇太子见深”，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忠诚如金英也者，故作不解，让景帝始终开不出易储的口。谁知“如此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此所以应该“愧死”。只看署名时，王直有难色，强而后可；景帝病危时，王直领头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可知是反对易储的。吴可读征此典竟适得其反。其故何在，亦就不能亦不必去研究了。
    总之，“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目前既不为穆宗立嗣，将来欲求皇位仍归于穆宗的嗣子，在太庙中仍处于承先启后，血食不绝的地位，是件非常渺茫的事。因此，吴可读以为：
    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
    按：这一建议中，最要紧的话是“子以传子之家法”一语，用意在彻底防止醇王将来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嗾使德宗归宗，同时亦含有保护两宫皇太后的深意在内。当然，慈禧在日，能彻底控制醇王，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是另一回事。但就理论上说，远引明孝宗的张皇后，近看穆宗的嘉顺皇后，其遭遇之惨，足资警惕，确是需要有成宪来保护的。
    明武宗暴崩无子，太后张氏与杨廷和定策迎外藩入继大统，纯依宗法，不存私心：“以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与献王长子厚熜……伦序当立。”因即日遣官迎取来京，是即世宗。
    世宗时方十五岁，但处事之老练，罕与其匹。《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记：
    （四月）丁卯，礼部员外郎杨应魁上礼仪状，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翌日，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皆俞允，择日即位，大学士杨廷和命仪部郎中余才所拟也。
    壬寅，车驾至良乡，帝览礼部状，谓长吏袁宗皋曰：“遗诏以吾嗣皇帝位，此状云何？”
    癸卯，至京师，止城外，廷和因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入，日中即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凡正德间冒滥军功、将校夤缘、监织、榷税诸币政尽行厘革，赦死，杂犯以下未减有差。
    丙午，遣官往迎帝母与献妃。
    戊申，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
    按：“三上笺劝进”，非禅代，即篡位，非正常帝位嬗递之道。杨廷和既以为世宗伦序当之，何又“三上笺劝进”？在世宗看，已奉遗诏嗣位，则又何烦劝进？而遗诏又有“伦序当立”之语，则天生该他当皇帝，任何人不得居功，他亦不必见任何人的情。因此，张后亦不在他眼中了。此后议礼，张璁驳朝议“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本生父母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皇叔母”一疏，提出三点论据：
    一，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明为人后。而迎立“今上”时，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未尝明言为孝宗之后，情形不同。
    二，如本生母称皇叔母，则迎母来京，当以君臣礼见，子无臣母之仪。
    三，长子不得为人后，且兴献王为独子，嗣孝宗则自绝其亲。
    这都是驳不倒的议论，而毛病出在杨廷和处如此大事，不能从各个角度去一一考察，预设可能会有的纷争。张后当时的处境，与后来慈禧相同。以我的看法，当时斟酌亲贤，为武宗立嗣，尽心教导，使成明君为上策；迎取兴献王子继统，明定为孝宗嗣子，张后仍能保持太后的身份为中策；而贸然以“伦序当立”，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对孝宗、张后，乃至武宗，均无交代，根本不成其为“策”。
    慈禧在穆宗崩后，由于私心，打算二度垂帘，所以既不愿当太皇太后，亦不愿立长君，而是择数岁的载湉嗣为文宗之子，此为我上面所说的中策。此策是否有隐忧呢？有的。
    按：明世宗及清德宗入承大统，关于尊隆所生的问题，皆引“濮议”为言。“濮”者宋英宗的本生父，江宁节度使宗室允让，于仁宗宝祐四年卒后，追封濮王。英宗于四岁时，抱入宫中，由皇后抚养。至二十八岁始立为皇子，翌年继位。尊隆所生，而有所谓“濮议”。结果仍只称王，非如明世宗尊兴献王之为“皇帝”。光绪继统，醇王的身份略同于濮王，不同的是，濮王在英宗接位前即已下世，而醇王不但健在，且值英年，自然是有隐忧的。
    说得明白些，“濮议”只不过议礼节，醇王的身份如果不明确规定，将会发生“太上皇”的问题。因为光绪虽嗣为文宗之后，本生父醇王变成叔父，但两宫太后驾崩以后，光绪引“大礼议”尊亲，固为一大反复。而将来以一子嗣穆宗，另以一子继位，则此嗣皇帝尊隆所生，溯及醇王，对文宗及慈禧的尊称都会改变。因此，吴可读建议“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将大统与穆宗嗣子合而为一，则在光绪，上则醇王，下则诸子，皆为旁支。帝系自文宗以下，仍旧保持“子以传子”的家法，在宗庙中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地位。此即所谓“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而异日相引万代，“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语重心长，但不经解释，不知吴可读谋虑周至，确为清朝的社稷之臣。
    当然，主旨是在预杜醇王生异心。事实上，醇王亦确是不甘寂寞的，观其后来的作为，可以想见。至于慈禧，对吴可读的深意，当然彻底了解，所以对醇王的防范，非常周密。在醇王生前几次相试，死后亦仍留意种种不寻常的迹象，唯恐醇王会为兴献王第二。
    生前相试之事，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特赐醇王坐杏黄轿，醇王亦忧谗畏讥，始终小心，从未坐过一次。
    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谥贤，饰终之典，以乾隆御制“濮议辨”为法，定称号为“皇帝本生考”，建庙称“醇贤亲王庙”，正殿七楹，祀仪视天子礼。葬西山，与皇贵妃、皇太子坟墓同称为“园寝”。《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醇贤亲王园寝，有银杏树甚古，或云有龙气，遂为慈圣所伐。叶伯高记诗云：“五陵王气古来钟，松柏交枝欲化龙。郁郁佳城天子拜，丸丸寝庙大夫封。藩垣迫处无滋蔓，堂密相惊有美枞。莫问葛藟先纵斧，有如此树翦强宗。”
    王小航《方家园杂咏》有云：“甘棠余荫犹知爱，柳下遗丘尚禁樵，濮国贤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株桥。”自注谓：“有英年者，以少府兼步军总兵，习堪舆，尝为慈圣选定万年吉地，即今定东陵也。忽乘间言于太后，谓醇贤王园寝古银杏树，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俗名白果，以白加王上，是‘皇’字也！当伐。”
    太后即命英伐之，诫勿告上。内府密陈于帝，帝坚持不可。诸臣复诣太后劝阻，太后亦坚持。一日帝退朝，闻内侍言：“太后黎明率内府诸臣往伐树矣！”上亟命驾出，经红山口，伏舆中大哭。盖往时幢幢如盖者，至此即睹之，今不存矣。抵园寝，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遭十余丈掘为池，以石灰沃水遍灌之，虑滋蘖也。上无语，绕行数周，顿足拭泪而返。
    此丙申年事，后数年拳乱作，英年以袒拳伏诛。小航尝过园寝，闻村人言，其树七人合抱不交，掘根时出大小蛇千百。或谓拳匪即蛇之附身报复，则齐东野语也。
    此即唯恐醇王后人接承大统。按：丙申为光绪廿二年，这年春天，慈禧杀太监闻德兴，逐文廷式，母子感情，已成水火。慈禧忖度如崩在帝先，则无子的德宗，可再援兄终弟及之例，传位于胞弟，亦可选胞侄辈为嗣继统，而另为穆宗立嗣。两者有一于此，帝系即转入醇王一支，对慈禧本身的尊号祀典，及其世居京城东北隅方家园的娘家，皆将不利。因而迷信英年之说，有此非常的举动。
    吴可读为穆宗争立嗣，蓄意已久。原疏中自叙云：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
    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有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
    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箭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
    但何以不惜死谏，又何以必须死谏？这是意中不能无疑于慈禧之故。以常理来说，穆宗为慈禧所出，母子骨肉之情，非比寻常，如痛爱子之早夭，对于穆宗的后事，自必顾虑周详，妥帖安排，庶几可慰泉下。而事实上不然，当穆宗初崩，慈禧不为其立嗣，而以光绪入嗣文宗，并承大统，固由私心，得仍以太后的身份垂帘。但既遂所愿，即应为穆宗着想，而历时多年，始终未有明文。
    其间慈禧、穆宗、嘉顺皇后，宫闱事秘的母子婆媳之间矛盾冲突，逐渐为外廷所知。传说议论，始终不绝，以致吴可读有一想法：慈禧是有慊于子媳，对将来大统之必归于穆宗的嗣子，有意不作明确的宣布，是隐然含着报复之意的。如果慈禧的存心真是如此，则泛泛一疏，未必能回慈听，故而必须以死力争。
    以我的看法，慈禧当穆宗初崩，不为立嗣，除了不愿当太皇太后以外，多少亦含有虐待嘉顺皇后，不使有子之意。凡后妃当居孀时皆母以子贵，后来隆裕的处境，最能说明这一点。光绪初崩时，慈禧的处置，为高度政治技巧的运用，与嘉顺皇后当年的遭遇，成一极其无情的对比。
    对吴可读形成讽刺的，或者也是吴可读死而有知最伤心的是，光绪竟亦绝嗣，他所顾虑的“将来大统之承”，未必归于穆宗“承继之子”的问题，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但吴可读一疏，仍有其深远的影响，此可分两个问题来谈。
    第一个是“大阿哥”的问题。光绪未老先衰，由于先天不足，神经过敏，从小畏闻雷声。而自幼至长，长期在慈禧严厉控制之下，神经极度衰弱，稍一受惊，就会遗泄，所以他之不能得子，是早就有了明显的征象的。但臣下从无人言及，应该像仁宗那样，选宗子中资质优秀者，育于宫中，以备储位。这因为清朝自康熙晚年，即无形废除立储之制，至雍正朝，更见诸明文，臣下不敢言其事；再则外廷不知光绪有此衰象，总以为春秋正当，不患无嗣，不忍言其事。
    及至戊戌政变后，以载漪之子溥儁育于宫中，为称“大阿哥”，仿佛建储，而实为废立之计。当时除载漪一党及徐桐、崇绮以外，连慈禧的心腹荣禄都不赞成。士大夫更无有以此举为然者，终于因刘坤一那两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的警句，保全了光绪。而舆论之反对此举，一方面固然是同情光绪；另一方面亦由于吴可读死谏之疏中，强调“子以传子”的“家法”，对于不明不白的溥儁继位，将来载漪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出现，后患无穷，有所警惕之故。
    第二个是溥仪的兼祧问题。光绪三十四年秋天，慈禧痢疾，久而不愈，老年人有此征象，皆知不吉，而光绪则为慢性疾病，一时无可死之理。我研究过所有当时名医为光绪“请脉”的记载，确信他是被毒死的，但下手的绝非李莲英。
    皇帝崩后，大臣应瞻视遗容。但被鸩必有毒瘢，岂可落入大臣眼中？尤其慈禧本人朝不保暮，而近支亲贵中如肃王善耆等，久有保护光绪之计，所以光绪非命而死，如果处置不善，可以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就显得慈禧老谋深算、手段厉害了！她的办法是，命隆裕守护在瀛台。有皇后在，大臣岂可迫近注视？加以殿廷深远，光线不足，遥遥观望，能看得出什么来？事实上据说光绪崩后，脸是黑的，不知是何毒物，会产生这种现象。
    那么，隆裕以夫妇之情，膺此难堪之任，所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呢？是让溥仪兼祧德宗。
    按：两宫先后升遐，汉大臣中身经其事者，为大军机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唯张之洞年谱有记载。张谱有两本，一为许同莘编，一为胡钧重编，两本记此事相同：
    （十月）十九日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命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二十一日酉刻，宫车晏驾，皇太后命摄政王监国，以王子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二十一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谕：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庙上宾仅一日，人情疑惧，只以仓卒之间，措施悉当，旋即帖然。
    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第闻景庙崩后，军机大臣入临，皇后自内出，卒然问曰：“嗣皇帝所嗣者何人也？”诸臣未及答，公对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问曰：“何以处我？”曰：“尊为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
    由此可知，慈禧咽气时，隆裕并不在病榻之前。历史上恐曾无太后病危，皇后不在寝宫照料之理。隆裕与光绪在末年彼此望影而避，而光绪崩后，隆裕忽而守灵不去，况又当慈禧危在旦夕之际，此为情理上极不适之事，其故何在，岂不可思？
    至于溥仪入宫，慈禧当然记得吴可读的死谏，故为穆宗立嗣。此时隆裕的身份不明。如果溥仪不是兼祧，隆裕的处境，便有如明世宗朝的张太后，溥仪将称之为“皇叔母”。慈禧手握决定隆裕未来的绝对权柄，驱遣隆裕去掩护毒杀她丈夫的形迹。慈禧玩弄权术的手法，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至于慈禧的末命，以溥仪兼祧，并尊隆裕为太后，对于隆裕的关系之重要，只看溥仪自传中，记“母子之间”的情形便可明了：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晋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
    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以上是吴可读死谏之疏内容中主要部分的分析，以下叙个人拳拳忠爱之忱，以及深恐由于他的非常举动，使吏部堂官受累，特别加以解释。吴可读在蓟州三义庙饮药以后的情形，知者亦多，皆不必赘述。以下谈死谏之疏上达后的反应。
    按：吴可读复起于废籍，为吏部主事。各部司员无封奏之权，有所陈述以达宸听，例由堂官代奏。吏部出奏后，朝野震动，两宫太后因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除优恤外，将原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此即所谓“廷议”，而会议地点，实际在内阁。廷议的规模，有大有小，像这一次在规模上是第一级，非有关国家大计，而须博咨周访者，不举行此种规模的廷议。以前曾有读者来函，嘱对清朝廷议参与人员作一解释，现在借此机会作一答复：
    一、王大臣——顾名思义，为亲王、郡王而兼大臣衔称者，始得谓之“王大臣”。如仅为亲王、郡王，即无资格。事实上，亲郡王必有大臣衔称，因为“大臣”的名目极多，最重要、地位亦最高的是御前大臣，此外有后扈大臣、专操大臣等等，最普通的是散秩大臣。
    二、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清朝中叶以后，定制大学士四员、协办大学士两员。各衙门堂官大致皆有满汉两缺，唯独大学士专殿阁，一衔只一缺，不分满汉。如文华殿大学士，非满即汉，非汉即满，同时不会有两个文华殿大学士。
    三、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堂官，每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共六员，合称“六堂”。又理藩院亦归入六部。
    四、九卿——明朝以六部加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为九卿；清朝则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为九卿，此为“大九卿”。又有“小九卿”，则钦天监、太医院堂官之类，但“小九卿”之称，并不为朝廷承认，不赘。
    五、翰、詹、科、道——此为清贵之职，翰者翰林院，詹者詹事府，科为六科给事，道为各道监察御史。
    凡廷议，中坚分子必为翰詹科道。这一次议吴可读原疏，亦无例外。上谕谓：“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所谓“即是此意”，究竟是何含义？这含混笼统的四个字，即成为廷议的重点。
    按：“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八字，接于“此次吴可读所奏”之下，意思很明白，谓穆宗初崩，所颁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即是吴可读所奏“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之意。命王大臣等“妥议具奏”，无非将“即是此意”，订成具体可行的办法。但复奏的结论，竟是以吴可读所奏“毋庸置疑”。其理由是，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有类乎建储，而建储为本朝家法所不许。而将来如何继统，早包含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至于“神器所归”，嗣皇帝在将来“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奉天下以无私”。
    对于内阁集议的结果，由“妥议”一变而为“毋庸置议”，不满者甚多。廷议不合，例许单衔或联衔陈奏。于是先有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徐桐、翁同龢，及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合疏，继有声名极盛的清流宝廷、黄体芳、李瑞棻，以及一定少不了的张之洞，纷纷建言。
    对问题了解得最透彻的是宝廷。他在附片中说：
    廷议谓穆宗毅皇帝继统之议，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苟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申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以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
    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就命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
    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预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
    宝廷分析问题，相当深入。但不述于原奏，而用“附片”，则有深意在内。因为原奏预为成年后的光绪设教，有保存的价值，而附片则谈一时之事，可以抽出另作处置。章奏之法，固应如此。
    至于宝廷的原奏，在起草时，就已想到将来让嗣皇帝亲自阅看，有所感动，所以又是一种立言之体。颂圣是必然的，而最精彩的一段议论是引乾隆《御批通鉴辑览》，说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是因为先有私天下之心，所以佞臣才进邪说。最后的结论是：
    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之辈，皇上仰遵祖宗遗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慈训，弃置忠言，何以对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
    此次廷臣议上，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详为引申，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皇上孝悌仁让，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兴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官，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咸知我朝家法，远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托得人也，岂不懿欤？
    宝廷提到的广安，是首先谈到继统问题的，穆宗崩时官内阁学士，于光绪元年正月上疏，主张颁立铁券，以期确定皇位必传于穆宗之嗣，结果是“传旨申饬”。
    张之洞一疏，可想而知的，必是旁征博引，惟恐言不尽意。论吴可读的原奏，有“不必虑者三”“未及虑者三”“不足辨者三”，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但传诵人口的，只是哀穆宗无出，充满了感情的一小段话：
    惠陵永闭，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无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
    其实，诸疏中言简意赅，最中肯的，还是翁同龢起草，邀徐桐、潘祖荫联名合上的一疏：
    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繁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
    “总之”以下二语，亦如铸铁券，万不可移。后来结束此重公案的一道懿旨，大致即采其意：首先申明，因本朝不建储，所以“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与本朝家法不合。接下来说：
    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合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