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彝
    附记 恭亲王 醇亲王 王庆祺
    在同光之交，柏台故事中有两大事件，皆与宫廷有关，一为修园庭，一为争立嗣。
    当同治七年，洪杨、“捻匪”先后平定，穆宗亦将亲政。慈禧太后自觉辛苦数年，金瓯无缺，对爱新觉罗皇朝来说，是一大功臣，应该享享清福了。内务府窥承意旨，乃有修圆明园之议。想不到的是，此议发端于御史。其人叫德泰，正黄旗满洲人，由刑部员外，补授山东道御史。听了内务府一个库守贵祥，贸然上奏，按亩收捐，修复园庭。大乱甫平，正当与民休息之时，而竟有此荒谬的建议。恭王大怒，集王大臣议，亦无不以为应该痛斥。于是而有八月初一的上谕：
    前日据御史德泰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制，并称内务府贵祥有拟就章程五条，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度等语。当谕军机大臣将德泰代递贵祥所拟章程呈览，详加披阅，荒谬离奇，实出情理之外。当此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朝廷方欲加意抚恤，以副视民如伤之际，乃该库守则请于京外各地，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如此扰害闾阎，尚复成何政体？前明加饷派饷，以致民怨沸腾，国事不可复问。我列祖列宗屡次引为殷鉴，中外大小臣工，讵不深知。况御史为言事之官，其于国计民生有碍者，正当力陈其弊，藉资补救，不意德泰所陈，欲违列圣之遗训，反欲朝廷剥削小民，动摇邦本，至以贵祥所拟章程为可取。且云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德泰着即革职，库守贵祥以微末之员，辄敢妄有条陈，希图渔利，着即革去库守，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以为莠言乱政者戒。
    德泰为清议所讥，亦不见容于同列，上吊自杀。但民间舆论，自然欢迎这一道上谕。翁同龢其时正请假回籍葬亲，途次日记：
    御史有据内务府微员之请，疏乞修复淀园者。集王大臣议，议上，谕旨切责妄言之罪，御史落职，内务府官发黑龙江为奴。德音涣然，中外相贺。
    到了同治十二年春天，此议又起，主其事者，是内务府堂郎中文锡。其时“亲政”“大婚”两大典相继告成，下一年又是慈禧四十万寿，便拿奉太后颐养天年为名，着手筹备。经过半年的筹备，到了九月下旬，慈禧太后万寿将近时，穆宗下了一道朱谕：
    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朝乾夕惕，备极勤劳，励精以综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被四表，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三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复修。即着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考捐修，若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捐后，随时请奖。并着该大臣等核实办理，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可尽朕之微忱也。特谕。
    于是陕西道御史沈淮，上疏谏阻，穆宗震怒，特地召见。陈康祺《郎潜纪闻》记其事云：
    当园神工议兴，中外错愕，台谏中惟沈桐甫侍御淮，首上书力争。上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沈素讷讷，青蒲独对，慑于天威，但连称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而已。
    沈退朝过予，予曰：上圣明，丈宜补草一疏，剀切和平，必回天听，大略谓天子以天下养，凡可以博亲欢者，何敢顾惜帑项。然淀园之毁，非由天灾。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皇上之意原为两宫颐养起见，但臣恐园工落成，两太后入居其中，反觉愀然不乐，顾皇上自强不息，时时以继志述事为念，则所以仰慰文宗及两宫皇太后者，于孝道尤为光大云云。如此立言，上必感悟。沈丈深韪予言，拟次日削稿，又次日封上。
    事实上沈淮未再上疏，另一福建道御史游百川起而响应。沈淮字东川，浙江宁波人。游百川则是山东滨州人，字汇东，他是翰林出身，奏折写得很婉转，但仍旧惹得穆宗大为光火。上谕多负气之语，大为失态。
    由于游百川革职，而上谕似乎不可理喻，台谏认为犯颜直谏，除了招祸以外，而且情势会越说越僵，于公于私，都无好处，因而相率不言。
    至于中外大臣、翰林讲官，倒不断有奏谏，只是穆宗之后有慈禧太后在，所以奏折类皆留中不发。而自同治十二年秋天至第二年夏天，穆宗复有借视察园工而微服冶游的情形，因而爆发了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的大风波。由恭王领衔，列名者御前大臣惇王、醇王、僧格林沁之子袭王爵的伯彦讷谟祜、额驸景寿、贝子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师傅李鸿藻、翁同龢等共十人，共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计陈六事：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并声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奏上，穆宗置之不理，恭王坚请召见，乃于十八日召御前及军机。李鸿藻以军机资格随班入见，翁同龢不与，共九人入见于养心殿。《吴汝纶日记》“时政类”载其事极详，足为信史：
    见都下某官与某中丞书，言停罢园工之事云：七月十八日，政府亲臣闻大内将于二十日园中演戏，十余人联衔陈疏，复虑阅之不尽，乃先请召见，不许，再三而后可。
    疏上，阅未数行，便云：“我停工何如，尔等尚可哓舌？”恭王云：“臣某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请容臣宣诵。”遂将折中所陈，遂条读讲，反覆指陈。上大怒，曰：“此位让尔如何？”文相伏地一恸，喘急几绝，乃命先行扶出。
    醇王继复泣谏，至微行一条，坚问何从传闻？醇王指实时地，乃怫然语塞。传旨停工。
    至二十七日召见醇王，适赴南苑验炮，遂召恭王，复询微行一事，闻自何人？恭王以臣子载澂对，故迁怒恭王，并罪澂也。又某枢直言：二十七日原旨中，有“跋扈弄权，欺朕年幼，着革去一切差使，降为庶人，交宗人府严行管束”等语。文祥接旨，即陈片奏，将朱谕缴回，奉旨着不准行。复奏请暂搁一日，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比入，犯颜力争，故谕中有“加恩改为”字样。
    逾日复草革醇王谕，不知何人驰诉，忽传旨召见王大臣，不及阁学。时已过午，九卿皆已退直，惟御前及翁傅直入弘德殿，见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云云。
    以上所记，于七月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非外间所能知，尤详于八月十八日召见的经过，殊为可贵。但第二次召见御前、军机及翁同龢，以及降旨革去恭王爵衔等，稍有未逮，自应以翁同龢亲历所记为可信。翁记：
    七月廿九日：晴热。辰入至昭仁殿庐，闻有御前军机合起已下矣。仍上，午初一刻忽传旨，添臣龢起，随至月华门，见诸公成在，略坐，问上意如何，缘何事召对及小子？则云大抵因园工责诸臣何以不早言，并责臣龢此次到京何以无一语入告。午初三刻随诸公入对，上首责臣因何不言。对曰，此月中到书房才七日，而六日作诗论，无暇言及，今蒙询及，即将江南民间所传一一详述，并以人心涣散为言，语甚多，上颔之。其余大略诟责言官，及与恭、醇两王复辩难，且有“离间母子、把持政事”之言，两王叩头申辩不已。
    臣徘徊进曰，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旨先定，诸臣始得承旨。上曰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时，园工可许再举乎？则皆曰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遂定停园工修三海而退。凡五刻，同至军机处拟旨，复同阅斟酌毕，坐内务府朝房，递后留饭。
    申初朱谕一道封下，交文祥等四人，余等即退出，微闻数公邸之失，革去亲王世袭及伊子载澂贝勒也。文祥等请见不许，递奏片请改不许，最后递奏片，云今日俱散直，明日再定。申正二刻停园工一件述旨下，无更改，遂出。访兰孙谈朱谕诸事，有“跋扈、离间母子”，又有“欺朕之幼，奸弊百出，目无君上，天良何在”等语，皆传闻未的也。
    七月三十日：晴。辰入，见枢廷御前皆在殿庐，盖同一起，犹未下也，二刻许即下，无书房，余等亦退。是日奉朱谕，自朕亲政后，恭亲王对召时，言语诸多失仪，加恩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伊子载澂革去郡王衔贝勒。
    八月初一日：晴，清晨拜祠堂。出门谒客，送李若农，谈钟鼎古文奇字，不觉久坐，巳正归家，则苏拉送信被召，急驰而入，已散门矣。至内务府朝房，请兰孙出，告以故，并问须请处分否，即出。是日本四起，一军机，一钱宝廉，一宝珣，一六部官及阁学，俄顷，撤钱宝廉及六部起，添召军机御前及臣龢，龢既未至，待良久，比入则两宫皇太后御宏德殿宣谕诸臣，念恭亲王有任事之勤，一切实还。上侍立，亦时时跪而起奏。三刻毕，并谕李鸿藻传谕臣龢请书当切实明白，务期有益。明发一道，复恭亲王亲王世袭罔替及伊子贝勒。夜访兰孙。
    君臣冲突，最严重的是八月初一那天，穆宗曾欲尽革上疏十人之职。翁同龢日记未载此事，独见于《越缦堂日记》：
    其疏草（按指陈六事之疏）出于贝勒奕劻，润色之者李（鸿藻）尚书也。上大怒，醇王三进见，以死要上下停园工诏。上益怒。今日有朱谕，尽革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人职，谓其朋比，谋为不轨，故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即将宣谕。两宫闻之，亟止上勿下，因出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慰谕恭王，还其爵秩云。
    园工虽停，但有修西苑与南、中、北三海的工程，所以穆宗仍有微服冶游的机会。见于翁同龢日记，可考者如下：
    八月十八日：此两日上连幸南北海，晚膳后始还，故无书房。
    按：宫中晚膳为下午四时（申正），至六时（酉正）则宫门下钥。通常驾出，必在申正之前还宫。
    九月初十：午初三刻上至，讲书毕，读古文，余等先退。已而中官传旨，独召王某入，写诗一首而退。
    “王某”即王庆祺，为穆宗冶游的罪魁祸首。所谓“写诗一首而退”，乃王庆祺自言奉召的缘故，其实非进春方，即进春册。
    八月十二日：午初三刻上至，臣与王庆祺偕入，而令臣下取诗本。
    此为借故遣开翁同龢，以便密语。
    九月廿二日：昨日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至景运门而止，护军参奏该班官兵矣，然同坐车者中官（上乘轿）小李，照旧当差莫问也。
    十月廿三日：访兰孙，知数日内事，有旨掌院保南斋翰林，口敕宝鋆与王公庆祺商酌，次日特召王公见于乾清宫。
    “南斋”为南书房；“掌院”则翰林院掌院，此时由宝鋆兼领。保南书房翰林，特命宝鋆与王庆祺商酌，其红可知，但好景不长，至十月底，大清朝开始遭遇了极严重的危机。
    十月三十日：连日圣体违和。
    十一月初一日：知圣体发疹。
    十一月初二日：五更起，辰初到东华门，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出城访兰孙，甚彷徨，仍入城。是日同僚王君未约而至。
    此王君即庆祺，“不约而至”亦以心怀不安，而来打听消息。而穆宗天花虽出，却以引起梅毒并发症，延至十二月初五“六脉俱脱，酉刻崩逝”。
    王庆祺如何送穆宗一条命，《清朝野史大观》有一条记载，颇为详实：
    清穆宗御极时，春秋鼎盛，好微服冶游。然微行时从者仅一二内臣，若无便给之士为其狎邪侣，未能曲尽游兴。
    京师著名之饭庄，曰宣德楼。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楼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长昆曲，乃以红牙檀板各献所长。一曲既终，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询太史等姓名官阶，曰：“所奏曲良佳，盍为我再奏一曲。”
    视其人气度高华，口吻名贵，太史心知其异，乃如命为之再歌。歌未竟，蓦有二少年被玄服立帘外探望，见客则拱立肃然。俄而车马喧阗，人传恭王至，行马数十，奉一朱轮车停楼下，恭王从容下车，入与客耳语，久之客始微颔，怏怏从之去。
    客登车，恭王为之跨辕，游龙流水，顷刻已渺。太史与某部郎皆心惊不已，知遇上也。不数日上谕下，二人皆不次晋秩，某部郎以枉道为耻，辞不拜。太史则数迁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蛊惑上者无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
    所谓出痘者，医官饰词也。及薨，人有撰挽联讽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人工词曲。进春方、献春策，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王后为陈六舟弹劾革职，永不叙用。陈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词又含蓄得体，惜不记忆云。
    穆宗一崩，杀了好几个太监，但对罪魁祸首的王庆祺，却无奈其何。因为如果说他导帝冶游，彰先帝之丑，岂非有伤国体？是故朝中上下切齿，而欲加之罪，适患无辞。后来是湖广道御史陈彝，即陈六舟，打听到王庆祺好些劣迹，才有了参劾的材料。
    王庆祺是京东宝坻人，他的父亲叫王祖培，道光二十年两榜出身，当了一辈子的穷翰林，直到同治九年才放了广东主考。广东因为有独一无二的赌博“闱姓票”的缘故，凡放学政、主考，都是第一等的肥差。哪知王祖培走到江西，一命呜呼。江西巡抚刘坤一，为他料理后事，也替他凑到一笔颇为丰厚的奠仪，等王庆祺去盘灵。
    哪知王庆祺竟不回宝坻原籍，南走广东去打秋风。两广总督瑞麟与慈禧太后同族，而且与慈禧母家有很深的渊源，颟顸无能而官运亨通，得力在生性慷慨。所以除本人厚馈之外，又授意这年承办“闱姓”的南海伍家，送了一大笔钱给王庆祺。
    同治十一年秋天，王庆祺服阕赴都，仍授原检讨，这年冬天，便有非凡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这年癸酉乡试，王庆祺放了河南副主考。撤棘以后，流连大梁风月，招呼过哪些姑娘，言者举证历历，不像是冤枉他的话。
    于是陈彝上了个奏折，措辞含蓄得体：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当王庆祺入直时，编修张英麟亦同被恩命，很见机地看出将来会有大麻烦，乞终养而归。《十朝诗乘》载：
    王庆祺之入直讲幄，张振卿都宪师，以编修同被恩命，在直未久，不善庆祺所为，即乞养归。庆祺膺眷日隆，华秩崇衔，舆论薄之。
    穆宗升退后，坐典试匿丧为台谏劾罢，实借辞也。孙琴西太仆《读吴柳堂遗疏感赋》有云：“王陛金铺散晓光，钓天一醉梦难长，谁知十部龟兹外，别有人间万宝常。”即刺庆祺而作。
    穆宗好乘马，宫车晚出，有御马名乌之珠者，悲鸣于景山林树间，不食以毙。黄公度诗云：“多时不见宫车驾，一马悲嘶夜复夜，自蒙拂拭众人惊，奚啻黄金长声价。青丝络头伏道旁，反因受宠丛讥骂，何如死殉侍昭陵，风雨灵旗驰石马。”言外亦寓讽刺。
    万宝常隋人，坐父罪而成乐户，因而妙解音律。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召问万宝常，指其为“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孙琴西引万宝常以喻王庆祺，为反面的讥刺。黄公度则直欲王庆祺死殉谢罪，可见士林恶之之深。王庆祺晚年潦倒不堪，几亦同万宝常之饿死，孙诗竟成语谶。
    穆宗无子，所以随着大丧以来的大问题，便是皇位由何人继承？皇位的递嬗，以父死子继为正格，兄终弟及为变格。但若非同胞兄弟，以叔伯之子入继，则为变格的变格，最容易出麻烦。如明朝的“大礼议”，扰攘多年，搞得乌烟瘴气，正人去位，小人幸进，影响颇为深远。因此迎立外藩，实以为穆宗立嗣为上策。易言之，即应在近支溥字辈中择一而立。
    但慈禧有私心，根本不愿为穆宗立嗣。因溥字辈继嗣入承大统，则穆宗皇后成为皇太后，慈禧便是太皇太后，垂帘毕竟隔了一层。同时意中有一胞妹之子在，乃宣示立醇王之子载湉。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载：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等入，孝钦后泣语诸王曰：“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
    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立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已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醇亲王大惊，哭失声，伏地晕厥，恭亲王奕訢叱之，令内侍扶出。诸王不敢抗后旨，议遂定。
    又，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
    午奠毕，再诣内阁议醇亲王辞免使折。恭王曰：“宜开去差使，请予亲王，世袭罔替。”万礼部曰：“醇亲王之称如何？”恭王曰：“但愿千百年永远是此名号。”余参酌数语，唯唯否否，良久始罢。再入，哺奠后退。与荣仲华、潘伯寅论此事，余曰礼隆于缵绪则义绝于所生，与伯寅合。又曰他缺皆开，惟神机营重镇，与仲华合。与陈六舟论此事，六舟有议数条，稍迂缓，惟谓称谓一节此时缓议最为允洽，余意此等勿着痕迹为妙。
    “万礼部”为万青藜，问醇亲王称号，已有张璁、桂萼的居心。恭王答以“但愿永远是此称号”，亦即明白表示，勿蹈前明议礼的覆辙，兴献王竟成为兴宗献皇帝。翁同龢以为“礼隆于缵绪则义绝于所生”，此自司马光以来，久成正论。所以对醇王虚礼尊崇，防止嗣君亲政后，会以太上皇视生父，致启干政之渐的工作，做得很切实。
    翁同龢又记：
    十二月初十：议醇亲王折，已具稿矣。略言该王公忠体国，宜允所请，一切差使，概行开去，以节劳勋。又每年派往东、西陵一次，又朝会无庸入班，又大政事则备顾问，有应奏者准其陈奏，皆空语也。余具疏责以大义，并请留神机营差使以资弹压。同人中知之者徐荫轩、殷谱、黄恕皆皆愿联衔。
    翁同龢请留神机营差使，为结纳醇亲王的一种手段。徐荫轩（桐）、殷谱（兆镛）、黄恕皆（钰）皆请列名，黄、徐旋又退出，别自有故：
    十二月十一日：黄恕皆告余不列衔。
    十二月十二日：荫轩告余不列名矣，未喻其故……晚崇文山来长谈，因言神机营章程之谬，人才之杂，劝余不必请醇王，然耶，否耶。夜未寐。
    据崇绮所谈，则徐桐等不愿列名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此举虽可讨好醇王，却得罪了恭王与伯王。神机营当时确已为醇王纵容得不成样子，伯彦讷谟祜久有整顿之意，很想借此机会，不让醇王管事，但醇王是不愿放手的。
    醇王资质驽下，不过生性好武。辛酉政变以后，恭王当权，而醇王又颇思有所作为，于是便让他管旗务，管“禁军”。《溥仪自传》首叙“醇贤亲王的一生”，对他的祖父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我祖父……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的大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世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醇王以武略自命，不过辛酉政变，于热河回京途次，捉拿肃顺一事而已。至于翁同龢单衔奏请留神机营差使一折，不论邀准与否，醇王均有知己之感。十二月十四日，奉懿旨，命醇王、魁龄、荣禄、翁同龢于“东西两陵旁近，相度山陵吉壤”为穆宗营葬，自是出于醇王的保荐。翁同龢由此得与醇王及荣禄深相结纳，而终于又膺帝师之命，开启了他个人后半生的一番事业。以后二十四年中，与国同其休戚，推原论始，皆由此一奏折而来。
    穆宗葬东陵，陵名惠陵，奉安之期在光绪五年三月。未几京师忽传吴可读为穆宗立嗣事尸谏。吴可读为前任河南道监察御史，降调吏部稽勋司主事，但自来谈此事者皆书为“吴侍御可读”，疏中亦自言：“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因此，亦应算是“柏台故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