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第一场演出在三个月之后，我想他们应该进行了异常刻苦的训练吧。那场演出我被安排出席，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还被派了活——上台献花。事实上，我非常不乐意这么做，容易让人产生奇怪的联想。但厚朴坚持：你是看着我爆发生命力的人。
    演出地点在学校第二食堂，舞台就是把大家排队打饭刷卡的地方清空了，接上厚朴找学生会文娱部借的音响。吃饭的桌椅是天然的座位。为了烘托气氛，从食堂的大门到走廊到打菜的窗口都贴满诗歌式的标语：“你是否听到自己的灵魂在歌唱”、“我不会允许自己的青春夭折，所以我要让我的无知放肆地宣泄”、“孤单是所有人内心的真相”……我想，传销公司的装修标准也不过如此吧。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乐队的名字叫——“世界”。读到海报上这个名字时，想起了厚朴张大双臂描绘他家那面用五彩瓷砖贴就的世界地图的样子。
    或许实在有太多话想说了，当不了主唱没法亲自用歌曲表达，厚朴自己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
    各种乐器准备好，食堂的五彩灯点亮。厚朴带着成员一起上台。他拿起麦克风，似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大家好，我们是世界，请从现在开始，听我们歌唱……”
    事实上，整场演唱会我没记住一首歌。或许是为了赶时间，“世界”乐队的所有歌都是用既有流行歌曲的曲子，厚朴自己填词。厚朴的词笨重又血脉偾张，流行音乐的曲子当时还多是轻巧简单的节奏循环，两者实在不搭。但我确实记住了厚朴开场前吼的那一嗓子：我们是世界，现在听我们歌唱吧。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那一刹那，我竟然被触动到了，竟然很认真地想：自己是否也可以活得无所顾忌、畅快淋漓。
    显然，记住那一嗓子的不仅是我。“世界”乐队没红——那些歌大家都没怎么入心，但厚朴在学校红了。
    演出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在宿舍门口探头；到后来，去教室的路上都开始有人和厚朴打招呼；最后，中文系主任给整个系开大会，在传达如何应对sars的通知时，也开玩笑地说：“听说我们中文系有个世界，还开口唱歌了……”
    每次被人肯定的时刻，厚朴不会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也没有故作姿态地矜持，而总是马上笑开两颗小虎牙，大声回应：“对，是我，我是厚朴，我是世界。”
    我总结是：厚朴确实在用生命追求一种想象，可能是追索得太用力了，那种来自他生命的最简单的情感确实很容易感染人，然后有人也跟着相信了，所以厚朴成了他想象的那个世界的代言人。
    我喜欢这样的厚朴，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厚朴，但我总觉得他是在为所有人的幻象燃烧生命。假如这个幻象破灭，别人只是会失望，但厚朴自己的内心会发生什么呢？
    厚朴谈恋爱了。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走红后，我们的宿舍简直成了个性人士在这所大学的必游景点，这么多人来来回回，都带着打开的内心，总会有和厚朴对接上，并最终睡到一起的人。
    那时，我采写的一篇报道意外获得省里的新闻奖，报社给我派的活越来越多。我在外面采访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到宿舍都晚上十点后了。但宿舍里，总还是异常热闹，聚集而来的人又总是性格各异。有那种神叨叨的人，拽着厚朴坚持讨论“人活着的意义”；有整个手臂纹满刺青，身体到处打洞的人，狂躁着要拉厚朴干件牛逼哄哄的事；有那种书呆子气重到让所有人避而远之的人，怯生生地问，能否和厚朴一起发起一个什么实验；还有拉着厚朴要做音乐生意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天马行空的愿望和想象，在现实中因或多或少的原因和困难“正在筹备”或者“暂缓执行”，但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口：厚朴你来带头做吧！
    每晚，我走进宿舍，总会看到他们围着厚朴，像真的围着他们生命的希望一样，极力鼓动着，要厚朴马上投入某个由他们策划的伟大计划。大学统一十点关灯，这群人在关灯后非但不散，反而更能释放自我，仿佛黑暗容易让人忘记理性。总在我迷迷糊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得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有一次青春啊！”
    然后肯定会听到厚朴更激烈的回应：“对的，就是要这样！”
    因为在报社兼职有了积蓄，也因为兼职的活太累、太需要好的休息，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夜夜群体激情”，在大二期末考前搬出宿舍，租了一个房间。
    搬家那天，厚朴突然有种被抛弃感，甚至有种警惕：你不认同我了？或者吵到你了？
    厚朴担心的显然是前者。
    我解释了一遍自己工作的强度以及需要休息的迫切度。厚朴似乎依然还想得到我的认同，但他自己也没想到办法，只是反复问：“所以你一定会支持我吧！”
    “当然！”我回答。
    “但是你真的不是因为不认同我？”
    我实在不想来回绕，也突然想到，这何尝不能成为我换取稿费的一个选题：“校园乐队青年和他的热血青春”。采访他不恰恰可以是我对他认同的证明吗？所以我说：“对了，不如我采访一下你吧，你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他愣住了，然后马上开心地笑出了那两颗著名的小虎牙：“真的啊？我太高兴了。”
    于是我顺利地搬离了宿舍。在我搬离后，厚朴认真地用油墨笔写上“神游阁”，严肃地贴在宿舍大门上。
    在我搬离宿舍的第三天晚上，凌晨两点，厚朴打通了我的电话。
    “你在干吗？”他问。
    我知道是他有话想说：“什么话说吧。”
    “我刚那个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实在不想把这对话继续：“晚安吧。”
    他着急地嚷着：“别挂电话啊——”在电话挂断前，我听到他在那兴奋地狂嚷着：“这样的青春才有意思啊，才有意思啊——”
    即使我没怎么去学校，还是听说了厚朴足够夸张的事迹：一周换三个女朋友；在学校外的饭店里和人打架；在上当代文学课时，直接把老师从课堂里轰下来，跳上讲台演唱自己写的歌……甚至，还有一次在宿舍里当着一群人的面和一个男同学接吻，用那种一贯的宣誓口吻说：我想尝试世界的各种可能。
    学校辅导员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到厚朴山区里的那个家。没想到的是，厚朴的父亲，那个著名的乡村英语老师，听到这一番描述，只是哈哈大笑。
    我不禁开始揣测，或许厚朴是他父亲自认为未尽兴的青春，在新一个肉体上的延续。
    最后辅导员找到了我，希望我从未来的角度劝说下厚朴：“谁没青春过啊？但得有个度。你比较成熟，知道这样下去厚朴的档案里有这些，他以后会吃苦头的。现实的生活就是很现实的……”我知道辅导员的好意，他说的话我也认为在理。但我知道自己劝说不了厚朴，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或许正因为我们是相反的人。
    然而，厚朴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闹哄哄的厚朴突然安定下来了。更想不到，让他安定下来的女孩会是王子怡。
    王子怡在学校里也算是名人，有名的原因不在于她多漂亮或者她多出格，而在于她的父亲——据说是市委秘书长。这样的传说，没有人当面问过，但是学校的老师，在她面前也总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
    对这个学校的人来说，王子怡始终是面目模糊的。除“秘书长的女儿”之外，她似乎害羞、傲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歪着头，似乎看不到任何人。许多人本来是那么笃定，王子怡应该是与厚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王子怡所属的世界，充满着的，应该是家里也同样握有权势的继承者，或者钻破脑袋想往上爬的凤凰男。王子怡似乎就应该属于同学们心目中又土旧但又让人嫉恨的圈子。
    但王子怡却成了厚朴的女朋友。
    得知这个消息，我确实也吃了一惊。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也是厚朴。有些人确实一门心思突破一切想抵达所谓的新世界，但转头一看，却发觉，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才发觉，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不过这一点，或许厚朴也不自知。
    在我看来，厚朴和王子怡的恋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朴以为通过拥有王子怡可以证明自己又突破了什么，而王子怡以为通过厚朴完成了对自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实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彻底的反叛者，或者说，来神游阁的其他人，其实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么。
    无论如何，这段恋情确实揭发了厚朴。自从王子怡搬到神游阁后，来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为自己不愿意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来自旧世界”的王子怡，以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许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察觉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个部分。
    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世界”：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请自来了。没说什么话，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到处认真地搜索。停留没一会儿，就走了，下午再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帐、一个枕头、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我愣在那，来不及拒绝，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
    然后她坐下来聊天，说，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她说，父亲交代，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从得失的角度，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没有娇养的气息，没有功利感，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我慌乱地、笨拙地催她离开。
    等静宜离开后，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我没搞清楚，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我也没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我没预想到，厚朴在学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大三一开学，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偶尔还会私下讨论，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他们甚至会回溯：“你看，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最蹊跷的是，他明明不会唱歌，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然后，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乐队又要开唱了。
    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多层次全方位——学校电视台、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
    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其他队员分列两侧，“世界”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想，关于青春”。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妆，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
    演唱会的那天，我因为在报社加班，最终缺席了。听同学说，状况奇差：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就坐了两三百人，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x，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
    与此同时，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你本来不应该是——”。比如，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在这难受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少了助学金会死啊？
    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按照我的规划，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但据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何况，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我必须攒够经费。
    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剩下的时间，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散散步。
    大三下学期，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我问她，逛街干什么？她红着脸说：“想拉你去买衣服。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让我经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当时我认真地想，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
    我至今依然记得，看演出的那个晚上，静宜真的很美，或者说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礼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头上俏皮地别着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剧院门口迎接我。她得体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过分亲昵的距离，把我一一介绍给她家族里的长辈：省建设厅副厅长、省艺术学校校长、北京某部委领导……这些长辈也确实非常好，对我轻声细语地关怀，恰如其分地鼓励。这显然是个已经养出气质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