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第一面时，他就很郑重地向我介绍他的名字以及名字含义：“我姓张，叫厚朴，来自英文hope。”
    为了发好那个英文单词的音，他的嘴巴还认真地圆了起来。
    一个人顶着这样的名字，和名字这样的含义，究竟会活得多奇葩？特别是他还似乎以此为荣。
    他激动着兀自说了下去——
    他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原本只有小学毕业，后来自考了英语，作为全村唯一懂英文的人，在村子里的学校当英语老师兼校长。他父亲不仅通读世界文明史，还坚持每天听美国之音，他认为父亲是那个村子里唯一有世界观的人。别人家的院子，一进门就是用五彩瓷砖贴成的福禄寿喜，他家一进门，是父亲自己绘画、乡里陶瓷小队帮忙烧制的世界地图。
    “这世界地图有一整面门墙大，”厚朴尽力地张开手比划着，好像要抱着整个世界一样，脸上充满着说不出的动人的光。
    他像面对广场演讲的领袖，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名字和名字的含义。
    他的行李是用两个编织袋装的，进门的时候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像少林寺里练功的武僧。身上穿的一看就是新衣服，头发也特意打理过，只是天太热，衣服浸满汗水，粘在身上，头发也横七竖八地躺在头上，像被吹蔫的野草，全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种潇洒。倒是有几根顽固地站立着，很像他脸上的表情。
    他很用力地打招呼，很用力地介绍自己。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仿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然而，我却喜欢他脸上的笑。一张娃娃脸，脸上似乎还有帮忙种田留下的土色，两个小虎牙，两个酒窝，笑容从心里透出来。
    我想起了家乡小镇，改革开放后莫名其妙地富了。而我所在的中学是小镇最好的中学，有钱人总拼命把孩子送进这里。
    每个小孩到班级的首次亮相，都映射出他们父母想象中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该有的样子：戏服式的夸张制服，有的还会别上小领结，头发抹上光亮的发蜡。父母在送他们上学的时候，也许带着骄傲感。然后，在饱含紧张和骄傲的期待中，小孩走进教室，惹来一阵哄堂大笑。每当此时，我总能听到来自孩子以及父母内心，那破碎的声音。
    不清楚真实的标准时，越用力就越让人觉得可笑。
    厚朴大约也是这样的小孩，他们往往是脆弱的，因为干净到甚至不知道应该要去判断和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时宜。
    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仿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气，仿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中学过集体生活时，我把这个动作掩饰成用水擦脸时舒服的“哼哼声”。我自嘲这怪癖是我让人喜欢的一个原因。唯独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经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因为擦脸舒服，而是因为觉得扮演自己太累。他“呵呵”、“呵呵”地笑着，诡异地离开。而我当即有被一眼看穿的感觉。
    中学时，总会碰到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的同学。看穿我的那位同学就是其中一个。他干过的大事包括：临高考前的一个下午，邀请年级考试前十名的同学，到团委活动中心集合。等到大家都满脸茫然地坐好的时候，他突然一蹦，跳上讲台，大喊：“诸位护法，我召集尔等是为了正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等待的神，尔等是我的亲密子民，必须发誓永世为我护法。”同学们一愣，有的翻了白眼，有的直接拿书往他头上一扔，还有的笑到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他却还在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半晌不动，像个雕塑。
    一直在内心期待，他终有一天会变成邪教头目吧。让我失望的是，这家伙后来竟然是高中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的，也是第一个发胖的。他在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最喜欢教的课是青蛙解剖课。毕业十周年的高中同学会时，他抽烟、喝酒，说黄色笑话，一副活在当下、活在人间的尘俗感。
    我实在好奇，他“神奇”的那部分跑哪儿去了。借着酒劲，我凑到他耳边，用故作神秘的口吻提起当年那件事：“其实你是唯一看穿我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哈哈大笑：“当时都是开玩笑。”
    看我怅然若失，他严肃地说：“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个才是我应该坚持的活法，哪个才是真实。”说完抬头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内心发毛。他又突然重重用手拍了我的肩膀，说：“怎么？被吓到了啊？骗你的！”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处理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任何不合时宜的想象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
    那天下午，我在厚朴的脑袋里看到了他的想象：他以为他现在到达的，是整个世界的入口；他以为再走进去，就是无限宽广的可能；他以为正在和他对话的，已经是整个世界。
    我忍不住提醒：“厚朴，你最好不要和同学们说你名字的来历。”
    “为什么？”他转头问我，脸上认认真真地写着困惑。
    “因为——”
    我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
    他果然、终于还是说了。
    班级的第一次聚会，他喝了点酒。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喝酒。
    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人，才会动辄把自由挂在嘴边。
    他的脸红红的，口齿有点不清，最后描绘到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加重了口气，甚至因为酒劲的缘故，还夸张地跳了起来——“有这么大一面世界地图。”
    一片哄堂大笑。
    或许是喝了酒，又或许厚朴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嘲笑这样的词，同学们的大笑反而让他像受了鼓励一般越发激动了。他开口唱了一首英文歌，好像是big big world。唱完后他郑重地宣布自己要尽可能地活得精彩，还矫情地用了排比句：“我要谈一次恋爱，最好马上破处；我要组建个乐队，最好再录张专辑；我要发表些诗歌，最好出本诗集；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现在就开始精彩。”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概以为自己是马丁·路德·金。“多么贫瘠的想象力，连想象的样本都是中学课本里的。”我在心里这样嘲笑着。
    厚朴的言行果然被当作谈资到处传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点都没在意。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谈论是嘲笑，甚至可能以为这是某种认可。
    去食堂的路上，有人对他意味深长、不怀好意地“呵呵”笑，他直接冲过去，双手搭在人家肩上，“兄弟对我有好感啊，那认识下？”反而搞得那人手足无措，仓皇而逃。调皮一点的，看见他走过，就模仿着漫画里的角色，双手高扬大喊：“热血！”他也开心地跟着认真地欢呼起来：“为青春！”
    我在一旁看着，总觉得尴尬。
    出于担心，又或者出于好奇——这样的人会迎头撞上怎样的生活——我有段时间总和他一起。
    我终究是务实和紧张的，我开始计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时间，打工需要多少时间，还有赚学分和实习……这样一排，发觉时间不够用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那次冒险将决定我的一生。高中时父亲的病倒，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这很难，就像火箭发射后，在高空必须完成的一次次定点推送一样。
    厚朴不一样，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
    厚朴参加了吉他社——理所当然，毕竟他想组建乐队，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说的，生怕别人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充满着太多诡异的想象，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后他还报名了诗歌社。
    他热情地拉我去各个社观摩他的“精彩尝试”。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吉他社应该更名为“想象自己在弹吉他的社团”，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分别是想象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写诗歌的社团。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通过假装弹吉他、跳街舞、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以为自己变得现代、时尚的邪教组织。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大一，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生活费都从那儿来。打一份工，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然后进报社实习。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就这样，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抬头、收小腹、翘屁股，用气音说话，放慢语速。面试的现场我还以为是表演课的课堂。
    第一关，端庄，他勉强过了；第二关，谈吐，据说他又热血了一回；第三关，身材——里面传来“吭吭哐哐”摔东西的声音，然后厚朴走了出来：“草泥马的一米七。”咖啡厅老板对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认真地打了个x。他拉着我就跑，边跑边笑：“端庄个毛啊。”
    咖啡厅的工作没找到，但厚朴开始忙到不见踪影。经常我睁眼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宿舍，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宿舍里的乐器越来越多，他皮肤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精瘦。我几次问他干吗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报社的记者到学校后山的采石场采访，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抡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块。
    我吃惊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当时全身汗涔涔的，一条毛巾搭在头上防日晒，活脱脱一个农民：“去他妈的世界，难得住我吗？文明人才怕东怕西，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线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厚朴的乐器在大一下学期购买完毕。大二上学期刚开始，他自己写了个组乐团的启事，挤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团里面，大声吆喝。
    海报特别简单，就写了个标题：组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
    然后下面是两句他自己写的诗歌：
    你问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遥远
    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远处还遥远
    你问我，想抵达的生活有多宽广
    我回答你，比你能想象到的一切还宽广
    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齐全所有乐器，还是参考着网上的资料进行的。自以为能用吉他弹完几首曲子，对于乐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个团员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个眼镜，父母都是公务员，此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场边布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个又白又净的小男生默默地换完衣服，认真叠好，像豆腐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外，蹦了几下当作热身，就跑进球场里。然后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转头一看，小五青筋暴涨，满脸狰狞，和刚才活生生两个人。厚朴就冲过去邀约了。
    第二个团员绰号瘦胖，父亲是国家武术教练，每次从班级到宿舍，总要评点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质——“她脸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点，导致人中过长，嘴巴即使小巧精致，也已经无法构建整体的美感了，可惜”、“她是个狡猾的女生，其实身长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带围得那么高，这种女人不能泡”……
    第三个团员叫圆仔，父母是开小卖部的，他后来写了许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称之为物质主义流派：“脆脆的虾条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软软的话，苍苍的天空，这满地的花生壳，流动的河水，这浓浓的啤酒香……”
    团员还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来想自己当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试音，他一张口，就马上被轰下台了。瘦胖的原话是：不彻底的文明，不彻底的土，彻底的乱唱彻底的难听。结果，扁鼻当了主唱：他起码能用鼻腔共鸣。
    最终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我们宿舍。据说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点，全程五个小时，雷打不动。但有效排练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中间总是要应付前后左右宿舍传来的抗议，必要时，还得和某个宿舍的人干场架。
    使用“据说”这个前缀，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不在。大二开始，报社的实习转成了兼职。我每个下午都去市区跑新闻：退休干部养成了稀世兰花、老人的孙女爱上自己的老友、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某场斗殴导致几死几伤……
    这个工作经常接触到车祸和事故。带我一起跑新闻的是个女记者，遇到这样的事件，尖叫声的音量总是和靠近尸体的距离成正比。我却有着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冷静，若无其事地详细打量，记录细节，必要时，我还会用笔去挑开尸体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惧的原因在于，我把他们都当成“事件里的某个细节”，而不是“某个人”。然而，每次从事故现场采访回来，走进学校，看到这里乌泱泱的人群，努力散发荷尔蒙、享受和挖掘身体的各种感官时，总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甚至会矫情地想，这么努力追求所谓青春的人，意义在哪？
    这种心境下，厚朴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奇观。
    我担心着、羡慕着、怀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会活出什么样子，他到底能活出什么样子？
    看着他，犹如在看老天爷正在雕塑的一个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却又莫名为他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