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答《北美华侨日报》记者夏瑜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北美华侨日报》。
    夏瑜：有些评论家常常把你看作“寻根派”的代表性作家，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韩少功：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其实，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夏瑜：最近的青年“黑马”评论家刘晓波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批评了“文化寻根”，也批评了李泽厚。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是压抑人性的，与西方文化的非理性主义水火不容。你的意见呢？
    韩少功：刘晓波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见，我可以赞同。问题在于，批判东方封建就否定东方文化，那么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西方就没有封建？就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宗教法庭？或者说那些东西倒要中国文化来负责？他要解放人性，这也没错。但西方的宗教就不压抑人性？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艺术一笔勾销？这样的思路都太简单了。他还说“寻根”就是倒退，但即便是向后看，文学中的题材后瞻与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多是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很难说那是一场倒退的运动。更进一步说，一个有文学常识的人，谈文学是不宜用“进步”和“倒退”这样一些词的。不懂得功利观和审美观是两种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学附庸于功利，用一种即便是十分现代的功利观来统一所有的文学，这本身就不“现代”，与现代多元思维方式相去甚远。
    夏瑜：刘晓波说的“理性本位”主要是指孔孟之道。你是否可以谈谈自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
    韩少功：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正如西方文化传统也从来不只有一种声音。我就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从古希腊哲学到欧洲启蒙主义，我们能得出“非理性主义”的结论吗？反过来说，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使这种文化传统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刘晓波把一种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是什么意思？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都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我们也许不必过分认真。
    夏瑜：你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一类作品，让有些读者觉得比较难解，不知它们的主题是什么。你能否谈谈对作品主题的看法？
    韩少功：打个比方吧：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有些读者可能已经习惯了结论式的主题，单一性的主题。但《爸爸爸》这一类作品的主题可能是多义性的，甚至不构成什么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我对这一点表示抱歉。有时候，小说不一定通向结论，倒是通向一些困境。道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在上海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从历史上看，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但悖论并不可怕，倒是思维懒惰比较可怕。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夏瑜：西方很多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是比较不易把握，对读者的智力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你认为这种情况是必然吗？
    韩少功：我并不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我想，作者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责任；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恐怕就在于读者自己了，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读者预感到这些作品有含义，觉得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夏瑜：你怎样看待《爸爸爸》里面那些原始文化的元素？包括那些具有非理性色彩的神话和传说？
    韩少功：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这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应该说，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人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人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人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充分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其实，这些研究是互有关联的。因为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夏瑜：这么说，你也是赞成刘晓波所说的“非理性主义”？
    韩少功：一说成“主义”，就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我们也应该赞成和提倡理性主义。问题在于，在很多人那里，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在中国的“文革”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倒是那时候的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自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其实，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遍布各个单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把各种意识用对地方的问题。文学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夏瑜：现实主义文学追求“客观真实”，但在你的近作中，很多事物变得似真非真，比如《爸爸爸》里的丙崽吃了毒药也不死。你写作时是怎样考虑的？
    韩少功：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测不准原理”就是基于这样的发现：一千次观察可以有一千种结果，哪一种结果才算得上“真实”？所以，我们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一个人写作，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关。
    夏瑜：你是“文革”后出道的作家，《月兰》、《西望茅草地》等表现了你对“文革”的尖锐批判。请你谈谈对“文革”的看法。
    韩少功：“文革”是中国的灾难，是制度积弊、文化积弊、人性积弊的一次集中爆发。但它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有利于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中国新时期作家，还有他们史无前例的广阔眼界和深入思考，都是“文革”孕生出来的。
    夏瑜：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前景，你有什么预测？
    韩少功：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可能有很多作家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但也会有少数作家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文学的大手笔。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大众传播，或者说电子文化，将对文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字是印刷文化时期的帝王，但现在它的地盘大大收缩了。电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大众性、快捷性、简约性等等。人们见多识广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现一批批速成的观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读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浅薄，容易速朽。这对文学将亦祸亦福。当然，这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文化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嬗变，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电子文化洞开了一个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险的精神空间，也将大大重塑人性的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作者，我不必为未来算命。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作家常常管不了那么多。
    198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