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亲戚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6年《福建文学》杂志，获同年福建文学奖，后发表于1997年香港《明报月刊》，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
    三伯伯来看我们。三伯伯就是三姑妈的意思。老家很少对妇女的称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称呼，只是在称呼前面加一个“小”字，比如姑妈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军的时候去了贵州，给共产党送药品，被国民党特务杀了。也许幸好他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穷得靠卖盐茶蛋为生，经常忙了一天还赚不回半升红薯。土改时她被划成手工业者的成分，又是烈属，成了革命依靠对象。让她当了几个月的妇女会会长，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灾，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便把儿女两个送进城来，托付给我父亲。大表哥被我父亲带入部队，当了兵，还读了军校。大表姐则在城里继续读书。据说大表姐初来时一头的虱子，母亲洗了三大盆碱水，又给她剪一个男头，才把她剪出个有鼻子有眼的人样。她的书当然也没有读好，母亲带她去考城北女中时，她还总是把“手”字写成“毛”字，把“目”字写成“木”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要写错，“常”字上面总是写成“宀”。父母后来一说起这事就要笑。
    他们兄妹两个年幼失父，所以特别懂事和用功，也给我家很挣面子。大表哥后来当了空军军官，大表姐读完中专后去了西北一个矿山，也是劳动模范。他们的成绩总是成为父亲教训我们的理由。你们看看，大哥哥入党了，大姐姐立功了，还当上工段长了……父亲带领我们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让我们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满。
    我对那一段没有什么印象。我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比方说我出生以后第一个抱我的是大姐姐，她当时还惊慌地说，舅妈舅妈，这伢儿怎么这么难看？一身的毛呵！我也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我在街上走丢了的那一次，大姐姐听说此事时正在洗脚，她立刻吓得哭了起来，鞋也没来得及穿，赤着脚就跑出门去找我，狂奔乱喊简直疯了一样……我应该记得这件事情的，不知为什么居然记不起来了。是不是我真的脑子有了什么毛病？
    每逢开学，我们姊妹几个便兴奋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来礼物。钢笔、球鞋、计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贝，一般还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学费。其实我是白等和傻等，因为我还没有上学，即便上学也永远在家里处于幼稚的地位，没有资格得到那些赠品。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把那些东西分给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们高兴，我也跟着高兴，跟着他们在几间房子之间不停地窜来窜去。
    二
    父亲死了之后，我们首先通报的亲戚就是他们——三伯伯当时就住在表哥那里，在北京某部队大院。
    很久没有回信。我问过母亲，不料她冷冷地说：“你说谁？”
    我说：“大哥哥没有来信么？”
    她说：“回没回，我不晓得。”
    我说：“他应该来信的。”
    她说：“你以后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点不妙。后来才知道，大哥哥是回过信的，只是回信较为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绝于党和人民之外，没敢再说别的什么，甚至没有提到他母亲是否伤心。整篇信还没有写满一页纸。
    母亲当时没太顾及对方的处境，没考虑人人自危的整个政治大形势，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两百多元钱，立马寄去北京，算是彻底清偿了这些年他们的资助。她只是寄钱，没有写一个字。
    其实我们家这时候并无还钱能力。因为父亲的失去，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挣回钱，包括农场里的我姐。父亲的积蓄也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紧起来了。母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好几次去打听有没有地方愿意雇人写大字报，但人家一看这家庭妇女的模样，都觉得这种谋职滑稽可笑。她又想去给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体反对，而且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没有人给她提供机会。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整齐排列在桌上，然后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我也帮她调派着这些小硬币，看着它们银光闪闪地列阵待发，心里十分踏实。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以至我到现在还保留了嗜咸的恶习。我们退了一间房，变卖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级机关最终办下了遗属抚恤卡，让母亲和我每月能领到一份钱，最困难的危机才算熬过来了。
    父亲的政治结论仍然前景不明。每到晚上，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总是不由自主地搂抱她的双脚，怕她离开我去当保姆，更怕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路。节日和假日的时间漫长得令人生畏。邻家来了客人，锅盆碗盏叮叮当当，笑语和肉香朝我家里灌，使我不得不关紧门窗，或者用铁锤敲打什么，发出些惊天动地的声音，以便扫荡自己的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母亲也不耐孤寂，会带我去街上走走，其实没什么目的，不是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把一个个商店胡乱看去，或者挤在充满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能够在“文革”之外来展开命运的想象么？不能。因此我们只能在大字报中寻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员、将军的自杀，就知道同难者众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们如果不因此而宽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比方我们还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势逆转，看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批判，使曾经红极一时的派别正土崩瓦解，那么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将好运不长？——这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暗自高兴的想象。虽然我后来知道这种想象纯属无稽，发现那些迫害者还是在节日里炖出肉香，对什么人倒台了或者什么路线结束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时候是往回走，在凉粉担子当当小锣敲出的深夜里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房门——咔嗒一声，门锁开了，一手推开满屋的黑暗。我们怎么又回到这个小屋？我们为什么只能回到这个小屋？我拿这个漫长的夜晚怎么办呢？
    三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的。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钱就知道我母亲误会了，但很多事情没法明言，也不便由他这个军官来说，只好请老人走一趟。三伯伯就这样带着四岁的小孙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后在一片荒地下车——据说整个铁路线处于半瘫痪状态，火车站被红卫兵占领，列车没法进站。她们是半夜下车，两眼一抹黑，摸索了好几个小时，到天亮时分才跌跌撞撞找到我家。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推开窗子一看，只见一老一少两张满是煤灰的黑脸，四只眼睛眨了眨，似乎是笑了，根本没法分辨谁是谁。一个旅行包丢在地上，看来她们已再没有气力把它拎起来。
    “你们找谁？”母亲问。
    “快叫舅外婆，快叫哇这丫头！”是湘西老家人的声音。
    “你是德芳……”母亲怔了片刻，露出了惊讶之色，很快又把神情整顿得非常冷淡，“你怎么来了？”
    我高兴地跑下楼去把她们接了上来。三伯伯一进门就抱着母亲痛哭，母亲则显得冷静许多，虽然也红了眼圈，但连连劝三伯伯去洗脸，去换衣，去吃面条。三伯伯当然吃不下，冲着一碗面条又哭。
    三
    小姑娘对大人们的哭声有点害怕，偷偷向我身边挤靠。她叫小红——那年头叫这个红那个红的小孩很多。
    她第一次见到我，却不怎么畏生，很快就胆敢揪我的鼻子和耳朵。她也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判定为小红，比如图书上的小兔、红旗、苹果、小房子、风筝等等，她一看见就笑，一笑就指着说：“这是小红。”然后继续翻页寻找下去。
    离开图书以后，她对我的一个大贝壳羡慕不已，也指着它宣布：“这是小红。”
    我得意洋洋把哥哥带回家的一颗手榴弹找出来，向她讲解这家伙的威力。“这也是小红吧？”
    “不。”她不喜欢粗粗黑黑的军用品，让我不免扫兴。
    我指着桌腿上一颗冒出头的锈钉子：“这是小红。”
    “不，不！”她更急了，“这是你，是你！”她想了想我的名字，总算想出来了，“这是小叔叔！”
    我指着我的一双破布鞋：“这也是小红？”
    她气得跑过来要打我，追得我东逃西躲，怎么也没法摆脱她要抓要撕的两只小手，最后只好逃进男厕所。“我要屙尿了！”
    她毫不犹豫冲进来：“我要看你撒尿！”
    “哈哈，你是女的，怎么进了男厕所？”
    她想了想这个问题，撅着嘴退出门去。
    我是真要小便了，但没料到刚解开裤子，突然听到小红的哈哈大笑——她极其狡猾地又溜进来，弓腰缩头，手指我的裤裆：“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
    我来不及拉裤子，当下窘得一脸通红，心想怎么碰上了这么个疯丫头？
    她一路欢呼着跑回家去。三伯伯哭笑不得，拍了她脑袋一下，责怪她这么大了也不知羞。她背靠奶奶，黑白分明的眼珠朝上翻了一下。
    三伯伯拉着她要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就要走，要走到哪里去。后来我从另一个姑妈与母亲的谈话中，才知是母亲请她们走的。母亲太要强了，坚决不受三伯伯退来的两百多元钱，也不愿她住在我家，说是担心我家连累他们。我的另一个姑妈叫四伯伯。她几乎要哭了，说她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十几个人一间房，都是睡高低床，有些女工还有妇科病，厕所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大人就不说了，小孩子怎么能住在那种地方？天呵，天呵，我拿她们怎么办呀？嫂子你心别太狠……母亲仍然冷冷地说，我们这样的贼窝子，怎么敢高攀他们革命干部？
    “你不要翻老账了。他们当时也不是没办法吗？”
    “我不是翻老账。我是怕她们这一次来，与我们扯来扯去，到时候又添上新账，影响他们的前途。我可担不起这个罪责。”
    母亲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无理。大院里还是迫害者们当权，警惕的目光经常有一下没一下地投向我家，谁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事？这样，三伯伯她们无处安身，在这个城市只待了两天就走了。我瞒着母亲去找过她们一次。她们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房间很暗很潮湿，我进房门后好一阵才能看清房里确实有人，确实是她们。三伯伯呆坐着，还有二十几个小时才能上火车，但她无事可干就只能呆坐着。小红在哭，脸上被蚊子咬出十几个红点，又被自己的手指抓出了一道血痕。三伯伯闪闪烁烁地说道旅店蚊子臭虫太多，又说没什么没什么，这孩子真是太娇气。“痒什么呢？一点都不痒。蚊子咬几下痒什么？”
    她坚决不允许小红的皮肤痒起来。
    她说有苹果，定要洗给我吃。出去寻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水，便说用毛巾擦擦算了好不好？
    我吃了半个苹果，然后带小红出去玩。我让她骑在我头上，从中山路游到黄兴路，想好好地当一回叔叔。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只能带着她多看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说街头的爆米机，药局里的老虎皮，还有消防队红色的救火车等等。我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总算还好，有一个小店里卖绿豆沙，五分钱就可买一碗——我的钱刚够。我买了一碗让她吃，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她掩藏着自己的高兴，吃了一小口，眼睛朝上翻了一下，像是看头上油漆剥落的楼板。她的短腿吊在椅子上，不停地前后甩动。
    我吐了一泡口水，抹在她脸上的红斑上，说孙悟空被蚊子咬了就是这样止痒的。她笑着说她已经不痒了。
    也许是吃高兴了，她说：“小叔叔，我给你唱支歌好吗？”
    “你唱吧。”
    她从悬吊双脚的高凳上跳下来，背着双手，冲着一个脏兮兮的墙角鞠躬敬礼，把这里当成了演出舞台。刚要开口，她又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脸上没有抹红呀。”
    “不要红，你就这样唱吧。”
    她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
    她咿咿呀呀唱得不太清楚，我开始没听明白，一旦听明白了便顿觉恐惧，继而愤怒：“不要唱了！”我大喝一声。
    她吓了一跳。
    “唱得一点也不好！”我恶狠狠地说。
    她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火，哇哇哭乱了一张脸。后来被我拉着往回走的时候，两脚乱蹬乱踢，把鞋带都踢散了。
    四
    我以为小红会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件事的，这是我的错误。十几年后她再见我的时候，已经是通体散发出成熟气息的大姑娘。她对那一天早已没有任何印象，只是一个劲要我洗手。她的未婚夫以及大哥哥全家都一个个热切地要我洗手，对我的手争先恐后地给予关心，使我擦了三道肥皂也暗自惭愧。
    他们为我摆上了丰盛的饭菜，安排了防疫病的公筷，然后神色紧张地讨论流行病，流感、流脑、乙肝、甲肝、二号病等等。她的未婚夫说了一个乡下人边揉面边揪鼻涕的笑话，小红，哦不，现在是小虹了——对他投去开心和欣赏的目光，抿着嘴带头笑了，于是全家也哈哈大笑。
    首都的周末之夜充满笑声。小虹关切地问我是怎么来他们家的。我说坐地铁。他们立即齐刷刷惊恐地睁大了眼，说你怎么能坐地铁？地铁最危险了，万一断电什么的怎么办？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他们强烈要求我今后坐公共汽车，再不就打个电话来，让你大哥哥派车去接一接。
    吃完饭，表哥披着他的将军服，正要同我说说中东战争。他的几个下级探头探脑来求见首长，进门后立即熟门熟路地把小筐荔枝和小箱鱿鱼送进厨房，并且对包括我在内的首长家人一一强加媚笑。表嫂嗔怪地说，老王你怎么又这样？被称作老王的理直气壮：“这有什么？我这次出差广东，一点也不麻烦么！”
    表哥只好放下中东战争，去与他们在客厅里应酬。我无事可干，只好看看他家的书柜，看看成套的党史、军史、哲学以及政策。书柜旁边挂有一只巨大的龙虾标本，冲着我张牙舞爪。
    表哥送走了客人，又过来与我聊天。他说你还在作协工作么？你们文艺界也真捣蛋。你看现在那些流行歌，成天就是爱呀爱的，战士要是都爱来爱去，还怎么打仗？
    我想说明作协不等于文艺界，我更不是文艺界，没法对流行歌负责。
    他没等我申冤就说：“我不准他们唱了！”
    “你这不是违反政策吧？”
    “哪来那么多政策？打得赢就是最大的政策！”
    然后，他再次叮嘱我下次来不要坐地铁了，地铁太容易出事。
    我说：“我坐公共汽车，不会坐地铁了。”
    “对，不能坐了。”
    “我不坐了。”
    “我马上要出差。不过不要紧，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住什么招待所？那多不卫生，就住到家里来么，这不就跟你家一样？好不好？嗯，我跟你说，不要坐地铁了呵。嗯？”
    我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是再次谈地铁还是谈招待所？我只能含糊地点头，看他急匆匆地寻找话题，似乎心事重重没话找话。
    我有点后悔到这里来了。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骑到大哥哥的肩上，抢过他的军帽或者挂上他的皮带，而且愚笨得总是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那么来这里做什么？三伯伯已经去世，死于咯血，死前常闹耳鸣。我只能瞥一眼她睡过的那间房，那张床。那张床拥抱过一位老人的夜晚长达几十年——她给过我苹果，长相也与我极其相似——亲人们都这样说。因此我忍不住想象我的鼻形，我的眉形，我脸颊的线条，曾一次次淹埋在那张床上的黑夜里。那是不是我呢？为什么那不是我呢？如果说人都是首先以其面相而存在并且被人认知的，那么床上的面相为什么不就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曾经在那张床上咳嗽然后耳鸣和咯血？
    母亲曾经一直不让我们子女来这里走亲戚，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就是那样做的。那一次我下火车时太晚，没法去找住处，我宁愿提着沉重的行李包走去天安门，在广场坐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去敲响大哥哥家的房门——尽管我知道那繁密的灯海里有我的亲人，是的，是亲人。我在广场橘黄色的灯雾里抱着双臂，有点冷。
    我那次离开北京时听另一个来京的亲戚说，大哥哥一家在“文革”中其实也很难。他每次随军队去制止武斗，都是带血回家，一进家门就偷偷溜进厨房，洗掉脸上或身上的血迹，偷偷给自己包扎或换药，不让老母亲知道真相。亲戚说这话的时候，眼里红红的。
    这些事都很遥远了，以后会更加遥远，被我淡忘。就像小虹一样，我以为她至少可以记住绿豆沙，我下定决心踏进这张家门，至少还可以同她说说这件事。
    但她不记得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
    哪怕她能记住这首曾深深刺痛我的歌也是好的。不，她也不记得了。她的大眼睛里纯净得什么也没有。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说返程机票已经订好，是明天的飞机（其实是五天后的飞机），我今天算是告别了。真是不巧，真是不巧。表哥全家都为此遗憾。小虹送我去汽车站。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她把她原来读中学时的那幢教学楼指给我看，把他们家原来住的破楼房指给我看，把她现在取牛奶、游泳、看电影、定做蝙蝠衫的地方指给我看。她偏转头的时候，乳房高挺突出。
    我毫不怀疑，长安街上秋夜里流淌着的橘色光潮，能够哺育太多这样美丽这样爽朗这样充满自信的少女。
    她以前的名字叫小红。
    这是小红。
    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