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高墙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光明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母亲的老家在湖北西部，与父亲的老家相隔不远，但分属两个县。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很少听父母说起那里。唯一与老家有联系的，是我对爷爷的印象。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斑驳的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了，那边就有了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向我们摇着一条女人的头巾：“阿毛，拿洋火来——”
    我吓得不得了。
    疯子是在学爷爷的腔调。爷爷是瞎子，要抽烟的时候，总是这样朝家里有动静的地方发出呼唤。除此之外他很少说话。他经常穿着灰色长衫，坐在阶檐下晒太阳，听我们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眼皮间或微微张扩一下，显出他还是个活人。他圆圆的脑袋很柔和，像一只褪了毛的猫头。有时候我故意不给他火柴而给他一块瓦片，或者躲在他身后不吭声，他也不发火，咕哝几下，又朝刚才有动静的地方呼唤：“阿毛，拿洋火来呵——”
    他在我们家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乡下去了。后来就听说，他死了。那时的我不会注意他是怎么死的，也不会久久地记住他。只记得他每一餐要吃很硬很硬的饭粒，而且夜里有点发梦癫，常常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喊叫：“来了！”“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此而已。
    倒是邻家的疯子总是重演他的语调，要时时提醒我们什么似的。街坊邻居的小把戏们对疯子兴致勃勃，也纷纷模仿他的模仿。
    “阿毛，拿洋火来——”
    “阿毛，拿洋火来——”
    像是一大群幼龄爷爷的大合唱。
    父亲非常生气。拿来一根竹篙，扑打得墙砖叭叭响，把疯子轰下去了。但墙那边还有敲桶的声音和爷爷永不消失的留言：
    “阿毛，拿洋火来——”
    父亲操一把菜刀往墙上碰得当当响：“你再疯，你再敢过来，我剁了你的手，割了你的舌头！”
    墙那边终于安静下来。
    我还是睡不着。一直给我摇扇子的爸爸早已鼾声响亮，扇子滑到竹床下。姐姐也蜷曲着身子入梦，一条沉沉的大腿压在我肚子上。我仍然看着高墙上的夜空，看流星偶尔飞过。我很着急，怕疯子再次冒出墙头，甩砖头或放火什么的。家里人怎么还能这样睡大觉呢？我想把家里人都叫起来警惕邻家的夜袭，但又怕他们笑我胆小。他们正睡得香甜，睡出很劳累很不高兴的样子，总是皱着眉头或者哎哎哟哟地呻吟。
    我总算熬到了很安全的白天，我去外边玩，见邻家的孩子擦着鼻涕朝我笑。“阿毛——”
    我讨厌阿毛这个名字，装着没听见。
    他们更加来劲了：“阿毛，你的瞎子爷爷呢？”
    “阿毛，我们到你家院子里玩玩好么？”
    我退入门，把门紧紧关上。我很少同邻家的小孩来往，母亲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让那些野崽子进院子。我现在有一把红红绿绿的木刀，看守这张门就更加坚定和勇敢了。那两个小孩还是要进来，挤门，嘻嘻笑，而且不怕我的木刀。一不小心，我的木刀在门缝里夹断，我气得哇哇大哭。他们见势不妙，赶快溜了。
    他们没有这样的木刀，更没有我家漂亮的庭院和房子，只有糊在脸上的鼻涕，旧鼻涕干成壳子了，又糊上新鲜鼻涕，层层叠叠，像糊鞋底的浆子。南边的一家姓王，姐弟两个总是打架，互相骂娘，然后父亲抄着扁担来把他们统统打出门去。有一次当姐姐的躲在我家大半天不敢回去，用竹竿去偷取她家的饭篮——她家厨房正好有一个窗口对着我家的院子——居然成功了，让我觉得非常激动。王家的父亲还经常自杀，而且总是去街头那口公用水井。据说他好几次等井边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就光着膀子，冲着井口烧香，叩头，骂子女不孝骂自己腰子痛有风湿，然后向东南西北的各路神仙一一谢罪，再往井口里钻。但他每次都没死成，只要别人一放下绳子或竹竿，他就紧紧抓住了。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不免有些单调得有点让我失望。我总是听母亲向罗家的女人打听他的下落。“他哪里舍得死呢？下去洗个澡。”罗家女人这样说。
    但罗家女人连连叹气地去王家，好像要去分担什么悲痛，为善后这件惨案做点什么。
    罗家在我家北边。罗家女人的屁股肥大无比，我总是担心她洗澡时一屁股坐下去，就会把脚盆里的水挤得一滴不剩，甚至把整个脚盆沾起来。她时常摇摇摆摆来访，讨点米潲水或者烂菜叶，以便养大她家的猪；有时候还来我家院子里寻点车前草，说是用来煎药治病。她特别关心街对面的俞三婆婆，差不多每次都要向我母亲叹息：“哎呀呀对门街上的俞三婆婆没有细崽子没有九多……”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九多”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她一口气说这么长的句子时有腔有板就像唱歌，很好听。
    罗家再过去，就是张家。张家老头卖西瓜，拍着搓衣板似的胸脯说保证是红瓤。顾客当场剖开，白的。张老头又愤愤拍着搓衣板：“甜哇，你吃你吃！虽说白瓤但它甜哇！”
    至于西邻，就是疯子家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最瞧不起这一家。有一次我问，他们姓什么？
    “屙吃困。”
    “屙吃困是什么？”
    “你想想，一天到晚只是屙屎，吃饭，困觉，不叫屙吃困还能叫什么？剥削阶级都叫屙吃困。”
    我觉得好笑。
    父亲朝墙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呢。”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怀娥铃就是小提琴，就是当年高墙那边偶尔飘溢过来的好听的声音。那时我以为父亲指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是鼻涕，是尿湿了的床单，是电影里狗特务的电台耳机之类。
    我和哥哥姐姐很快把邻家奇怪的名字编成了整齐有力的口号，诸如“屙吃困狗屎棍”、“屙吃困锅里蹦”什么的，准备用来对付疯子的挑衅。不料疯子很快就不见了。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去墙那边交涉，以转业军人和革命干部的身份，终于迫使他们家把疯子送去了医院，也就把爷爷的声音送走了。从此，墙那边除了偶有一两声咳嗽之外，再无任何声音，寂静得令我奇怪。我怀疑那一边的人早已经死了，死去很久很久了，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外人从他们家门前来来去去，还以为那里有一户人家。
    其实那里还有人，还有一位母亲和兄妹俩。疯子是他们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有一次用竹签挖蚂蚁窝，在墙基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发现那边也是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挤着，甚至爬上了一角屋檐。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有这么些毛呢？丑不丑呵？难道大人都有这种丑物么？
    我看看自己开裆裤，没有发现毛，觉得有点高兴，也有点扫兴。
    晚上乘凉，我看着星空，终于忍不住问姐姐：“屙吃困家里有好多好看的花，你看见过么？”
    姐姐不怀好意地眨眨眼：“哈哈，你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
    “没有，没有。”我急了。
    “不，你一定是到他们家去了！哈哈阿毛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她在竹床上翻了一个跟头，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奇耻大辱。竹床吱吱呀呀响。
    “我去了是狗。只有你才去，只有你才去！”
    “你说了，他们家的花好看！”
    “我没说好看，我没说好看。”
    “你就是说了，你就是说了！你赖！”
    我愤怒地猛扑上去，把姐姐推下竹床。她的两腿朝天虚蹬了几下，有尖声放了出来，是哭了。父亲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的鼻子下面一片血光。父亲骂我，她就哭得更加有劲头。
    我气冲冲地走出门去，看外面昏昏的街灯。罗家女人在那边摇着大蒲扇：“阿毛，来来来，我给你掐痱子。我喜欢你。”
    我装作没听见，没有去。
    好几天我没与姐姐说话。为了昭示我对屙吃困一家的蔑视依旧，我第二天就用泥巴把那道墙缝塞住了。我还很解恨地朝那边的房顶上扔了两个石头，怒气冲冲地喊：“打倒屙吃困——”
    墙那边没有声音。墙那边的回答推迟了二十年，成了机械冲床咣当咣当的某种恐吓——那边已经改成一个街办小工厂了。我重返旧居，回忆起一九六五年我家离开了这里。就在离开这里的第二年，我的父亲死于“文革”最初的迫害浪潮。尽管他把我那位逃避农民斗争的地主爷爷送回乡下去交给农会，尽管他把我家的这所房子捐献给了国家，他还是没有被革命阵营接纳，没有逃脱厄运——这些事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
    旧居已经苍老。原来的砖房外又搭建了一些偏棚，如同繁殖出一些寄生物，把小院子都挤占完了。我以前住的那间房，眼下成了一个饮食店，门前堆着一筐白生生的猪骨或牛骨。父亲的那间房则成了一个五金铺，但蛛网封门檐草森森，看来早已倒闭。西墙竖着一辆胶皮板车，上面还挂着尿片。
    没有人认识我。当年的罗家、王家、张家等等全换上了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搬走了。
    至于疯子那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只有墙基的蚂蚁依旧，仍在一线线地爬行。它们从二十多年前爬到了现在。我想起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孩子们就常常玩蚂蚁。我用一只死苍蝇分别引出两个窝里的蚂蚁，让它们分头回去报信，引来各自的蚁军争夺蝇尸昏天黑地大战。看着蚁头蚁肢蚁钳纷纷被咬下来，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常常唱出电影里的战斗音乐为它们助威。
    199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