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守约者 注释标题 此文为杨晓萍《枫叶红了》序，花城出版社，1999年。
    所谓七七级是“文革”结束后最早考进大学的群体，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同学们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或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军营的大哥大嫂甚至大叔大婶。人人都有苦斗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像是坏事。先读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级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
    我与本书作者杨晓萍就是这一届的同学，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分配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岳麓山下，枫林似火，四年的同窗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恍若一梦。印象里，她在组里同学中年龄偏小，身体也弱，却是一种热情开朗和急公好义的高能物质，声音很占地方，公共事务中多有她的存在。她发动群众扶贫济困，主持公道惩恶纠顽，自然也少不了登台献艺载歌载舞，有一次跳出木偶舞，给我很深的印象。
    毕业前夕，全组同学在我家临别聚会，约定五年后的同月同日再来这里相见。说实话，这一浪漫约定并没有被所有的人当真，或者很快被多数人在忙碌日子里忘却。对于散布在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来说，这一规划大概也确实难以实行。但五年后的敲门声还是响起来了，不是邮递员上门，也不是左邻右舍来访，而是一张风尘仆仆的笑脸出现在门口，让我吃了一惊。
    说实话，我也把这件事忘了，好半天才明白她冒出来的理由。
    只有杨晓萍没有忘。只有她一个人来了，越过漫长的时光，越过山山水水，从遥远南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赶赴一个同学们差不多都忘却了的约定。她孤零零离开我家的时候，踏几缕斜阳，想必心中一片黯然。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文学？那么我想说：这就是文学。文学不是大学里的教科书和繁多考题，不是什么知识和理论。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人间的温暖，是遥远的惦念，是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惊讶和感叹，是脚下寂寞的小道和众人都忘却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消费化、功利化的时代，这样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罕见，却也越来越珍贵。
    五年之后又是五年，我因工作需要移居海南，七七级同学都不常见面了。即算碰上有些热热闹闹的大型重聚活动，那些名录册里关于官职或学位的显目标注，那些从来都属于资助者或成功者的讲台，总是让我找不到多少同学的感觉，更找不到多少文学的感觉。我常在这种场合搜寻缺席的人影，包括杨晓萍。幸好，最近接到了她的电话，又读到了她的文章，算是知道了一点她后来的情况。当年我目送她背影远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中是能够生长出文学来的，是能够生长出诚挚和智慧的，这甚至不需要用什么出版物来加以证明。我甚至想说，当出版更多受到市场或权力的制约，更多关涉到稿酬、名声、职称、官位，一句话，当文学越来越像一门产业时，书本里的文学倒可能流失一尽。
    这值得一切写作者悉心警觉。
    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杨晓萍的新作感到高兴。我希望同学们都能读到这本书。我们这些失约者，也许可以通过这本书把她多年前那次扑空的来访永远接纳在我们深夜的灯下，接纳在我们的心里。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