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体裁遇到新世俗 注释标题 此文为王山主编‘末路狂花——世纪末小说系列’总序，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
    在历史上，作家们曾是大众娱乐的供给方，因此每一种文学体裁都受到过道德家的歧视。
    先是诗词歧视。古希腊人柏拉图曾经宣称，哲学与诗歌之间永远有“旧仇宿怨”，这正是中国道学家们“诗词害道”说的意思。宋代程颐指诗歌为“闲言语”，朱熹发誓“决不作诗”，连大诗人陆游也申明“文词终与道相妨”，对自己写诗常加忏悔。
    后有戏曲歧视。中国诗歌在唐宋后总算获得了正统地位，歧视对象便轮到了戏曲。元代的戏曲最为繁荣，但被当时最权威的典籍文库《四库全书》排斥在外，拒不述录。《西厢记》一类作品被儒士们视为“淫词艳曲”，连暗中神往的林黛玉一开始也要假惺惺地斥之为“混账话”，以示自己一身清白。这情形，如同当今优等女生为讨得教师和父母的欢心，便夸耀自己一心热爱数学和钢琴，不可招供玩了电游。
    小说歧视的故事当然更长。清末王国维一改学界偏见，著戏曲研究多种，使戏曲终有高尚名分。于是京戏遂为“国戏”，政要巨商鸿儒纷纷以充当梨园票友为雅事。新文化主将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也多涉笔戏剧，让进步和革命的男女们把剧院入得更加放心。我当时随长辈去看戏，就有去博物馆或科技馆以继承严肃伟业之感。比较起来，当时的“小”说虽也在政策宽大之列，但仍有“小”的卑琐出身，而无“国说”之尊，仍让很多人暗暗存疑。比如“爱情”、“接吻”“破鞋”一类让人心惊肉跳的直白字眼唯小说里可觅，于是孩子们在书包里藏一本这样的野书，大有前面所说林黛玉式的惴惴不安，算不上正大光明之举。
    到二十世纪结束，小说歧视基本上已得解除。但是从诗词到戏曲再到小说，诸多体裁所受道德歧视的一步步减压，其实也是这些体裁一步步告别盛期的过程，是大众的感官满足和欲望宣泄在这些体裁里一步步潮退的过程。这真是得中有失，乐中有忧，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无情。
    文学本是俗事，以近俗、容俗、言俗为发达之本。然山外有山，俗外有俗，小说再怎么俗，一晃眼就已经俗不过商业化电子视听产品了。不久前，我去一个街头影视放映厅闲逛，发现一大群青年正拍椅子起哄，要求老板把王朔的一个作品换成香港“猛片”。我记得王朔多年前还被批评家指认为中国“俗”主，可仅仅时隔数年，他在这些观众眼里已太啰嗦了，太正经了，太高雅了，太不怎么“猛”了，必须在起哄声中退场。可以想象，其他那些作家累人不浅的小说，更是热销地位渐失，娱乐功能锐减，不再成为大众文化主潮，差不多已成为无韵之宋词和无乐之元曲，有了青铜色彩和文物意味。古代道学家们倘若活到今天，面对声色迸放的电游、mtv、动作片和色情片，恐怕是宁可让子女们正襟危坐大读小说的。
    小说不大能追得上世俗化的更新换代，小说即便浓妆艳抹，也渐多沉静和端庄的面容，这是小说的不幸还是小说的大幸？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小说当然不会消失，盛期已过的诗词和戏曲也依然有用武之地，足以使我们宽心。不过就大体而言，小说的功能弹性，并不能取消体裁特点对作者的制约。这个形式选择内容的道理，只要想一想用七律来做广告的别扭，用京剧来唱星球大战的荒唐，用胡琴来拉爵士和摇滚的力不从心，大概就不难体会。这就是说，小说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小说可以多变，却无法万能。每一种体裁都有所长也有所短，都有审美能量的特定蕴积，因此便有这种能量的喷发或衰竭之时，非人力所能强制。这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生活的流变，随着一些新兴媒介手段不可阻挡地出现，每一种体裁都可能出现悄悄的角色位移，比如从青春移为成熟，从叛逆移为守护，或者从中心移向边缘。
    小说家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远，小说的“边缘化”越来越多地成为业内话题，这当然与人类的感官开发和欲望升级有关。可以设想，也许要不了多久，更为新潮的大众文化产品——包括直接植入大脑和肉体的娱乐芯片便可轻易跨越技术障碍，被商家们一一推向市场，连电影电视都很快会沦为夕阳产业。这难道不是已见端倪的前景么？老体裁总要遇到新世俗，炫目的现代化正使一切文化成规迅速地过时和出局，正使人们被自己的欲望驱赶得气喘吁吁而不知所终。这是一个小说曾经为之前驱和呼唤的时代，也是一个小说正在因此而滑入困顿的时代。今天的小说，能否避免昨日宋词和元曲的命运？
    或者问题应该是这样：面对这种可能的命运——
    小说还能够做什么？
    小说还应该做什么？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