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小说界》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日文。
    一
    我的记忆越来越糟。我明明记得朋友就住在这个学校，住在荷塘边一列平房的最南端，我去敲门时，应门人却是一位眼生的老头。他说他痔疮出血无法排便，一听说我不是李医生，没好气地狠狠关门。
    这使我惊讶不已。我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至少窜了半小时，从各个视角来核对我记忆中的印象，最终还是来到了老地方。不可能不是这口荷塘，不可能不是这列平房。我再次敲门，把老头惹火了，说你神经病呵，我要报警啦。
    但我明明记得上一次自己就是在这扇门前告别朋友。朋友不甘心惨败，定要拉我再战三盘棋。他那天喝醉了酒，照例把明天说成昨天，把昨天说成明天。他结结巴巴地威胁：“你昨天要是不来你你你就不是人。”他的妻子则在他身后捂嘴一笑。
    我不敢再敲门。我想打一个电话，问问另一个朋友我是否记错了地方。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一个汉子从亭里冲出来与我撞了个满怀。他发出见到蝎子时的尖叫。
    我看见他的笑脸，才知道叫出的是喜悦。
    他叫了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见过面么？”
    “你怎么这样健忘？”
    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是苏志达呀。”
    我假笑，差不多默认了这张胖脸，这几根稀疏的胡子以及破旧眼镜。这是我认识的，是我应该认识的，对我完全拥有尖叫和拳击胸脯的权利。
    “我是长坡公社的，不记得了？那时候经常到你们那里去挑种子，买秧苗，下象棋。你想想看。”
    依稀有这么回事。我慢慢能记起种子和秧苗，但还是没法回忆出这张胖脸。
    胖子又给了我一拳：“真是贵人多忘。”
    “对不起，对不起。”
    “你太对不起我啦！”他哈哈大笑，“听说你去俄罗斯至少赚了一百万，有没有这回事？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
    这年月，关于钱的谣言一造就有人信。其实我没去什么俄罗斯，更没有贵到多忘的程度。就说知青吧，我能记起李建国，他刚下乡就疯了，戴着满胸的毛主席像章去寻找花果山和水帘洞，后来被母亲接回城。据说，谁去见他，他都不认识了。我还能记起徐辉幼，他年岁最大，但总是笑眯眯的可以被任何人开心，病退回城不到三年就死于癌症。我还能记起田敏，好像没记错，是叫田敏，走路像是一惊一跳的，算是回城最晚的之一。我有次看见她推着小车在街上卖咸菜。我能记得很多很多，只是记不起眼前这张脸。
    按照他的揭发，我与他相当熟，为什么我没留下一丝一毫印象？我既然忘了与他下棋，是否也可能忘了借他的钱？忘了抽他的耳光？忘了与他合谋偷卖队里的牛？……他突然出现了，如同检察官在法庭上突然出示要命的铁证，使我自以为是的陈述和申辩变得不堪一击，全部动摇瓦解。
    我不服气，怀疑以前并不认识这个苏什么人，他不过是拿我开心，像我一样喜欢胡说八道，在情面上先占个上风，下一步就让我请客赔礼。这家伙！
    我们握手和抽烟。
    他说他在等人，说他在等他的那口子。他有点羞涩地说，他那口子以前叫邢立，你们不是认识么？你们不是还很熟么？
    我再次吃了一惊。我好久没见邢立，只听说过她再婚了，没想到最近落网的是眼前这一张胖脸。苏、志、达——我努力记住这个名字，努力记住现在是下午两点多，记住在这个公共电话亭边有擦皮鞋的小贩，有卖西瓜的摊子，有汽车卷起的尘浪。我记住公共电话的牌子已掉了个“共”字。我记住苏志达在这个时刻正不无焦急地把右脚一踮一踮，正等待着他的老婆，即那个人间消失多年的邢立。我得把这一切记清楚。
    一个女人在菜市场那边出现了，左顾右盼注意来往的车辆，准备横过马路而来。这个身影太眼熟，尤其是她侧看什么时甩动的头发，还有尖削的下巴线条，总是散发出莫名的寒意，让你感到一阵隐隐的胃痛。
    二
    油菜花的灿烂金色延绵天际，曾让我心潮起伏。我后来才知道油菜花并不浪漫，它只能远看，一旦进入近距离，就意味着追肥时的粪臭烘烘，意味着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完没了牛拉磨盘吱吱呀呀，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通通通——是大棰猛烈撞击油榨的声音，是人造地震。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着去榨房，因为缺油的枯胃可以在那里大补一次。记得我当时舀了一大碗热乎乎的新油泡在饭里，迫不及待地喝下去，最后呕得天旋地转，不无幸福地栽倒在牛腿下。
    我们从榨房里回到工区的时候，农场里出现了两张新面孔。一位胖，左眼斜视，走路时下身垮垮地朝前挺，大家命名她“罗太太”。其实她不姓罗，好像她模样长得该姓罗似的。另一位就是邢立，也是个母的，长得眉长眼大，扎两只羊角辫，穿一件男式军棉袄，一个被男知青们争相观看摩拳擦掌的焦点人物。
    她们的来历是大家长时段的话题。时逢中央下达保护女知青的紧急文件，这些重新安置的“转点”知青，一般都有点案情。比如罗太太就差点是个喜儿，不过是自愿受害的喜儿，曾与一地主子弟私通，打过胎。事情败露后，地主崽子去蹲大狱，罗太太就来到了我们解放区。至于邢立，肯定也有过妇女的冤仇深和战士的责任重，只是她一直没有向解放区的军民倾吐过苦水，让我们有点不甘心。
    我们都处在身体发育的危险阶段，正在偷偷地从农民粗痞话、母猪配种以及判刑布告中得到生理教育。何满就劲头十足地看过许多布告，对布告上言之不详处暗暗揣摩，找我共同探求一些肮脏的想象，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新布告上看到了又一桩流氓案，其中的受害者叫邢x——不会就是新来的这盘菜吧？
    “邢妹子被强奸？鬼话，她强奸别个还差不多。”一位叫小三子的农民愤愤地说。
    我不理解这种愤怒。
    “她生吃蛇，生吃鱼，还生吃猪肝。”小三子说。
    “那是治病吧？”
    “她还杀猫。不要棒子也不要刀，一只猫硬是被她活活掐死了，你看毒辣不毒辣！比日本鬼子还凶呵。”
    “你们平时怎么杀猫？”
    “我们从不杀猫。”
    “要是饿得没办法了，硬要杀呢？”
    “那我们就拿棒打。”
    “差不多么。”
    “怎么会是差不多？”小三子余恨未消，“要是她找了老公，哪天气不顺，不会把老公一把掐死？”
    “只有你们城里人搞得下。”另一位农民表示痛恶。“下”大概是下流的简称。
    小三子对邢立怒气冲冲，但一见面还是十分客气和殷勤。他在伙房里当厨工，见邢立要洗头，立刻去挑水。见邢立吃饭来得太晚，立刻打开炉火热饭和热菜。他是不是暗中加了半勺菜油，也在我们恨恨的想象之中。他只是容不得邢立借刀去剐蛤蟆，一见菜刀没有了，立刻冲到地坪里破口大骂，哪个瘟狗婆爪子痒，把菜刀偷走了呵？是剐你的爹爹还是剐你的外婆？是剁你的肝还是剁你的肺？……
    邢立受不了这种词汇丰富的恶骂，更受不了大家的哄笑。有一天晚上，听到小三子又在地坪里叫骂，又在挨门挨户寻刀，她立刻紧急打扮自己。这样，当小三子推门的时候，油灯突熄，一声尖叫，一只手电光从下往上照，勾勒出白惨惨的一张鬼脸，映照出她脸上蓝墨水和红药水的五光十色，还有裹在身上的飘飘白床单。小三子果然找到了刀，不过是阴风习习的魔鬼伸出长舌，张牙舞爪地操刀而来，吓得“娘呀”一声，连滚带爬逃出门去。
    他后来病了一场。
    他再也不敢进那间房，还好几次忘了给菜里下盐，声称是邢妹子吓散了他的魂。他说他以前还认得百多个字，经过那一吓，现在只认得一小半了，锣鼓也敲不成点子。其他农民也证实，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农民差不多都不敢惹邢立，至少不敢再去她的房间偷肥皂和摸酱油。他们都说这个贼婆子太神了，动不动就骂人，就装神弄鬼——她半夜里还敢一个人到坟坡上去游荡，这样的人哪个惹得起？
    ……我回想起这些事，完全是因为碰到了苏志达。要不然很多事情就忘了。比方说，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当初邢立为什么要改掉原名邢丽，为什么很少说到她的父母，为什么喜欢生吃鱼肉。有一次我随意说说，身高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她就追问我根据是什么。我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她说你别开玩笑了。第二天她旧事重提，追问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到底是在什么报上看的这种根据，如此等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蚂蚁的肠子，韭菜的性别，扁担挑土时的杠杆原理……都是些古怪的问题。
    我也不记得，当初她夜里装鬼还吓过哪些人，为什么要吓那些人，包括用一对血糊糊的狗眼睛，吓得什么人屎尿都拉在裤裆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事都是她干的，或者说很像是她干的。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走近了。
    她发现了我，好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她说，你好。
    三
    为了回忆苏志达以及他的女人，我得借助日记。
    我有好几本日记，包括记录乡下生活的三本，算是我热爱写作的历史证明。另有一个红皮本的在围湖工地上丢失了。那一阵总是下雨，草棚外的淅沥沥雨雾落出了满地泥泞，也吃去了那个红皮小本，一年多生活的残迹。
    我总以为那一本最为重要，是因为其他三本现在看来没多大意思，至少不宜拿给女儿看，以免损害为父的威信。有几次我都差点把它们烧掉，只是犹疑之后没动手，才有现在重新翻看的可能。
    这几本尘封日记，内容大致可归纳为：
    叹服和歌颂贫下中农优秀品质并一再督促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约占百分之三十；
    夸张热恋中山盟海誓呵呵呵之类的，约占百分之十五；
    崇拜和研究革命样板戏的，约占百分之十；
    不知作何用途的格言，约占百分之十；
    几乎是模仿初中课文里的景物描写，约占百分之五；
    关于胃痛、打架、偷西瓜、到镇上偷肉馅等等，约占百分之五……
    这些字或是圆头圆脑，或是斜眉吊眼，根本不像是我写的。很多话更不像是我写的，几乎每页都充满“继续革命”、“资产阶级法权”、“修正主义道路”、“时代在召唤”、“退路是没有的”之类。说也奇怪，我从未打算把这些日记送到长官那里去，送到媒体编辑那里去，送到历史博物馆去，然后自己被追认什么甚至被伟大领袖题词。事实上，我从来不容许别人来偷看这些日记，就像不容许别人偷看我撒尿。这就是说，一种最为真实的自我表达，也只能真实成这个样子——令我惊讶和难堪。
    我居然发现，我曾对一个当过旧警长的老头充满着仇恨。我叹号丰富地写出批判文稿，说他偷偷用豆豉蒸肉，是想恢复剥削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说他在地上倚着锄头把，一次次注意天边的飞机，眼里放射出恶毒的绿光，肯定是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老头恢复了革命军人的身份，住进了县里的光荣院。除了有点好为人师，他其实极为和善。
    我还发现，我曾经为王洪文上台激动万分。我连夜给远方的朋友写信，说工人阶级终于站到历史最前线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场新的斗争正在前头，请你们密切注意军队的动向，注意复出老官员们的动向，注意东南亚以及苏联当局的动向。我们应该随时准备集合起来向凡尔赛进军，让巴黎公社的红旗插遍全球……
    我几乎不相信这就是以前的我。但它是，确实是。严格地说，这是一九七三年前的我。对此感到惊讶的另一个我，则发生在往后的日子里。惊讶是两种记忆之间的碰撞。如果我在一九七三年碰上车祸死了，就没有后一种记忆。如果这三本日记某次也在淅沥沥的雨声中丢失，就不会有前一种记忆。更进一步说，如果我现在再写日记，多年以后拿来翻看，会不会还有新的惊讶与疑惑？会不会觉得今天写的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换句话说，到那时候，我的记忆又会出现两个或更多的版本？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总是被后来的阅历悄悄增减，永远没有最标准定稿。我知道，一种儿时好吃的东西，成年时再吃也许觉得不爽。一种儿时有趣的图书，成年后再看也许觉得乏味。其实呢，不一定是所吃的和所看的变了，只是吃者和看者自身不复如昨，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变了。
    同样的道理，人们常常宽谅以前的仇人，常常赏玩以前的苦难，一代代老家伙（像我父亲或者以后的我）都有怀旧的感叹，甚至叫叫喊喊地希望复古。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的官僚就不贪污，而是因为人非往昔，比如说已经远远离开了过去，不再亲临其境而只是远远的看客。
    历史就这样成了一笔糊涂账，让人不能不有点沮丧。一九八五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会，与其他作家一起被总书记胡耀邦接见。会见之前，人们三两聚谈在接见厅门外等候。一个很有名的白桦先生，也许当时知道这天的接见没有预先安排座次，大家可以随意选择位置。等接见厅大门一开，他抢步上前，第一个冲了进去，占住某张椅子后面的位置，那张椅子上有写着总书记名字的字条。胡耀邦来了，比电视里看去要老态一些，脸色红艳得有点奇怪，似乎是一种化妆的结果。他向大家问好与握手，当然不会漏掉离他最近的白桦……摄影师的镁光灯此时刷刷刷闪成一片。
    有位女作家在我身旁大不以为然，冷笑了一声：“看看，这就是白桦。”
    她的意思很明白，是说白桦又在抢风头，有意给自己制造新闻。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白桦不过是大胆表示对胡耀邦的诚心敬慕，何况他们还曾在战争年代有过一段情谊，抢先握个手，实为人之常情，完全无可指责。至于第三种解释，则是第二天西方很多媒体的激情述评。考虑到白桦是一位刚受到政治批判的敏感人物，他们说胡耀邦特别礼遇白桦，无疑是放出明显的政治信号，是大胆挑战中共领导层的主流路线，看来一场精心策划的自由化浪潮将重新席卷中国，如此等等。
    到底哪一种解释是真的呢？我后来遇见一些人，包括外国记者和大使夫人。我笑他们的联想太丰富，说握手只是握手，恐怕谈不上精什么心和策什么划。但不论拥护还是反对总书记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话。尽管胡耀邦与很多作家都握过手，但他与别人握手不是新闻，与白桦握手才是新闻。新闻经媒体广为传播，受众就成了多数，就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我，就完全有资格在将来代表历史。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当时也是一个远观者，离总书记至少也有十米或者十多米吧？你能说你就洞悉了一切真相？
    我哑口无言。
    是的，任何人也是他自己的远观者，自己一切往事的远观者。多少个月或多少年以后，胡耀邦或者白桦大概也很难确定，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现在翻着尘封的日记，看着那些不知谁写下的字，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认识过一个叫苏志达的人。
    四
    因为有老鬼的热心发动，回城知青们又在新年聚会了。事前我有点激动，准备唱一些抒情的歌，说一些亲切的话，还准备拥抱与击掌，乃至酒酣之时与大家一起低头冥想。《红莓花儿开》，《三套车》，《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也许会在这样的歌声里眼潮。“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这样的诗我们还能背诵一二？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聚会的主题只有扑克牌和笑闹。多数人回城以后混得并不太好，在小厂里拉煤，在酱食铺里卖货，如果胡子拉碴地混个电大文凭，已经算是飞黄腾达，就可以被旁人羡慕或者嫉妒。女人们尖叫着，有了皱纹的女人们尖叫着，哄孩子屙尿，骂孩子捣乱，把孩子支到室外去。吵死人呵。她们都抱怨，然后谈孩子的缺钙或者中学的收费。一位名叫金哥的老友还缠住我，一心让我知道他增收节支的韬略和伟业。桌子、沙发、大柜、床，都由他自己进料自己制作，油漆也没花钱，是从车间里捎出来的。他笑得吱吱吱的差点接不上气：你算算，我省了多少？
    我不断回答几个孩子对电视画面的提问。他还是不放过我，一定要我重复他早有答案的演算。桌子，八十七。沙发，起码一百六十。大柜，六十五块只会多。还有床……他吱吱吱地押着我演算。
    另一个电大毕业生被满地瓜子壳激起了豪情，宣布：“我的调动必然是总公司的一次地震！”
    幸好开始吃饭了。吃饭把聚会推向了实惠的高潮。如果说我来到这里没找到要找的东西，但至少找到了粉蒸肉或臭豆腐干什么的。
    除掉死了的、疯了的、进了牢房的、失去联系的，还有几个老知青没有来参加聚会，其中包括邢立。这很正常。大家都做的事，她一般都不做。大家不做的事情，她反而会兴致勃勃大显身手，比方说生吃猪肝，比方说两手掐死一只猫，比方说晚上独自去坟坡上拉提琴，比方说与某个农民大打出手——她有一次路过一家农户，听见屋内有女人惨叫，有两公婆在打架，便去屋里劝解。大概是劝得很不顺，大概是她受到什么辱骂，一阵惊天动地的扑打声之后，她从大门里出来时，手里竟操着一把菜刀，吓得男主人连连后退。“你哪来的贼婆子？”男主人的嘴还硬，“老子一巴掌把你拍到塘里去！”
    “你再骂，再骂呵！”邢立追上去啐了一口，“你这号畜生也配讨老婆？我今天非把你阉了不可！”
    男主人已经不见踪影。如果他不害怕对方手里的菜刀，至少也害怕陌生女人的泼劲，还有围观知青们的哄堂大笑。
    妇女主任前来感谢她，说她打抱不平有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成绩。没料到她哈哈大笑：“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有什么用呵？就该接受我的教育！”
    主任哭笑不得，只好悻悻地走了。
    聚会的知青们大多记得，当初男知青对邢立都大为佩服，从此把她捧成女侠，甚至奉为太妃和太后。他们甘愿被她支使，还常去她的房间，在她面前表现文雅，互相之间也绅士，见面时你给我拍拍灰，我给你递一支烟，哈哈笑声中规中矩，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勾结感，但又暗暗较着什么劲。他们向她奉献蛤蟆肉、酸西瓜、咸萝卜以及猪油，还争相表示愿意教她游泳或拉小提琴。何满一咬牙，献上了自己珍藏多时的军帽一顶。
    太后对此并不满足，与女友们分享供奉品以后，做一个鬼脸，说某某太讨厌了，在这里吃饭时嘴巴呱哒呱哒，猪吃潲一样。见女友们大笑，又说某某不论蓄多少胡子，还是一张娃娃脸，任何女人见了都只能产生母爱。于是女友们又笑。有一次，她还瞪大眼，说你们没见过何满刷牙吗？太有意思啦，他牙刷不动，只有脑袋来回甩。
    女友们回想了一下，猛笑。
    不过，她也看到了危险。据说有人半夜里来无耻地敲门。她的门闩已经非常可疑地被撬坏，一张照片和一条内裤也不翼而飞——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她用竹刺、铁钉、机油、死蛇等为暗器，大布地雷阵，加强自己的夜间防务。
    罗太太与她同住一房，很长一段时间在制茶车间值夜班。她对朋友负有责任，强烈要求改上白班，理由是她的眼睛夜盲。场长看了看她的斜视眼，觉得事实有目共睹，也就不好拒绝。
    罗太太兴奋地回到房间，“成了！”
    邢立问：“什么成了？”
    “我不用上夜班了，晚上可以陪你。”
    “好呀。”邢立应该高兴的，却不显得太高兴，好像完全忘记了以前说的话，反而发问：“你晚上睡觉不打鼾吧？”
    罗太太生气地说：“我什么时候打过鼾？”
    晚上，金哥那家伙来邀邢立去游泳，被邢立拒绝。又邀邢立去抓蛤蟆，也被邢立拒绝。但金哥很会吹口哨，吹得声音又长又亮，还有颤音和滑音，一曲《冰山上的来客》电影插曲，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足以把人吹醉。邢立眉开眼笑，立马就要学，学着学着同对方出了门。罗太太立即掩门跟出。但她不过是慢了一步，就发现他们已经走远，而且两个背影在前面说笑着什么，毫无危险迹象，邢立更无寻求解救的暗示。
    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金哥很不客气，“罗太太你来做什么？还不去洗衣服？”
    “洗完了呵。”
    “你快回去吧。莉莉刚才正在找你。”
    “我怎么没看见？”
    “你斜着眼睛怎么看得见？”
    “姓金的，你一张嘴巴干净点！”
    邢立也猛捶金哥一拳，“讨厌！开口就流腔，讨打呵？”
    事后据罗太太说，她跟是跟了一段，最后被邢立支去拿手电筒，但她返回来时，不知那两人到哪里去了。她急出了一身汗，用手电筒四处照，找遍了桐树林、篮球场以及水塘边，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人影。她只得马上去告诉干部，然后带上几个职工在工区附近拉网似的搜查。邢立——邢立——她一次次朝黑暗的前方大喊。
    听她说事的人都哈哈大笑。有人说：“罗太太，你缺心眼吧？人家有人家的好事，你插在中间算哪碗菜？”
    罗太太瞪大眼，“是邢立要我陪她的。她晚上有点怕。”
    “你脑袋上挂着猪耳朵？怎么话都不会听呢？她什么时候怕过男人？只有男人怕她吧？”
    “怕她什么？”
    “怕她欺侮呵。”
    大家又笑。
    五
    邢立把口哨越吹得好，何满就越生气。照何满的说法，邢立曾叫他修整过板凳，叫他修整过门窗，还帮他管理着餐票、布票和粮票一类。一件件铁的事实俱在，怎么吹几声口哨就把老交情忘了？
    何满是头超级大河马，坐垮过好几张椅子，坐塌过我的床板，一顿能往肚子塞下五钵饭，吃得痔疮流血，弄脏了我们一条条短裤。为了表示回报我们的短裤，他说他爸来信了，这次一定想办法给大家弄到招工指标，尽可能保证六个，说不定弄到八个，让弟兄们尽早脱离苦海——虽然我们听说他爸最近犯生活作风错误，已经丢官下台。但何满怒斥谣言，说他爸只是短期下放锻炼，还是握有实权的。
    他总是抽伸手牌香烟，实在没处伸手，就从衣袋里小心地摸出一支，说那是最后一支，最后一支，实在对不起了，弟兄们。我们对他爸存有希望，希望成为他爸恩宠的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直容忍着他衣袋里可疑的空洞。
    何满说金哥多次偷他的烟，这是我们不大相信的。他揭发金哥的其他罪恶，我们也将信将疑。他说金哥在学校里是留级生，在街上是个有名的二流子，当红卫兵那阵什么正事也没干，只是偷了老师的上海手表，偷了驻校军代表的军大衣，在派出所都是挂了号的。他为什么不同自己的同学一起插队，定要混到我们这些外校学生里？不就是想隐瞒自己的历史污点，重新混入革命队伍，骗过党和人民雪亮的眼睛吗？……何满说到这里的时候，吐出一口口唾沫，骂出些不干不净的话，刻骨仇恨溢于言表。
    这一天，他终于与金哥双双丢了白手套。我在一场昏昏的午睡中惊醒，听到隔壁房间有惊天动地的响声，跑出门一看，只见何满捂着头跑出门来，半边脸都是血，只有眼睛在血光中间闪动。“我破相了，我破相了哇——”他无目的地狂跑和疯跳，如果不是流着血，那样子倒像欢呼雀跃。
    从房间里飞出一块砖头，差点砸了他的脚。还飞出金哥的一声怒吼：“你娘的套鞋！”
    何满撞翻一只粪桶，在地坪里跑了一圈，没干什么，又血淋淋跑到原地来了。“姓金的你这个杂种哇，老子今天不撕了你就不姓何！”
    金哥操着一把锄头冲上去，二话不说就挖。
    幸好有几个人猛扑上前，拦住了金哥，七手八脚夺了他的锄头，缠住他的手脚，把他拉到桐树林那边去了。看到形势已经缓解，暂时打不起来，何满就两脚跳得更高，“你来呵，你来呵，你不怕死的就来！老子今天非废了你不可！你这个臭王八蛋，翻脸不认人的杂种，你不想活了你……”他骂着骂着就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小三子从灶里抓来一把草木灰，急急地给他涂抹伤口。
    围观者也有邢立。她满脸的不屑，捡来一块砖拍在何满面前，“怎么就歇手了？去追呵，一砖拍死他。”
    “你怕我不敢？”何满喷出一个鼻涕泡。
    “就凭你这一身好肉，至少也要打个平手吧？”
    何满没去操砖，一口恶气撒给邢立。“你少来烧阴火，我晓得你同他是一头的，合伙欺侮我。”
    “我怎么欺侮你了？你想打架，我帮你呵。”
    “告诉你，他是个流氓！”
    “你不是流氓，但你哭鼻子，是个鼻涕虫。”
    “你呢，女流氓！白骨精！美国女特务！”
    旁观者发出一阵大笑，笑得邢立沉下脸，终于撒了野，手里一盆涮饭盆的浑水，带着几星菜屑，哗啦一声泼了个何满的满脸。
    何满越哭越伤心。我把他扶到房间里，帮他洗了脸，包扎了伤口，还见他鼻涕泪水横流。他哇哇哇地痛恨邢立变心，哇哇哇地诅咒女人水性杨花，还哇哇哇盘点自己各种损失，包括餐票、猪油、香皂、当归——据说他不乏妇科知识，偷偷买下当归什么的，算准日子送过去，让邢立补一补身子。他只差没有给对方送上卫生巾。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要呕，“你无聊不无聊？同她的关系没深到那一步吧？”
    “你鸡屎粒子懂什么？”他抹了一把泪，“我同她什么没干过？都老夫老妻啦，餐票都是合用的。没想到她还胆敢背叛我！”他说到邢立的手是什么手，脚是什么脚，腰是什么腰，胸是什么胸，右耳下的一颗痣是什么痣，发出的呻吟是什么呻吟……好像他是个生理课老师正讲解着标本。
    我听得笑了，几乎不敢不笑，好像不笑就默认自己是什么也不懂的毛头小子。“你吹吧，好好吹吧。”
    “你以为我上不了她？实话告诉你，母的就是母的。老子揉上几把，她就全身都软成一摊水……”
    “还真事似的。”
    “呸，别说一个她，就是蔡小婧……”他又点出几个名字，“我什么鱼没有钓过？哪个咸菜坛子没掏过？”
    我听得心里怦怦跳。帮他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朝他饭盆里吐了两口唾沫，用筷子一搅，就搅到饭菜里去了。如果不是看在他一脸血迹的分上，我还会捡块狗屎搅到饭菜里去，让他好好尝一次鲜。
    六
    何满的伤口不久就好了，而且脸上长出更多粉刺，痣疮更多地发作，更显得堂堂男子汉。他后来招工回城，又参军去了前线，在一次边境战斗中阵亡。据说他一个人敲掉了敌人两个火力点，自己一条腿打断了，还爬行十几米，把手雷扔进了敌方的工事。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发现他全身已被乱枪打成蜂窝眼。
    每当听到《血染的风采》一类的战争歌曲，我就会想起他，心里有些难受。我搜索自己的记忆，不知为什么只记住了他那些可笑往事。这小子怎么可能成为英雄？他不是白长了一身肉只会没出息地哭吗？不是抠门得让人痛恨吗？也许，某种成见遮住我的眼睛，使我对另一个何满熟视无睹，很多见过的、听过的、嗅过的、尝过的、触摸过的东西在记忆中流失无痕。成见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何满害得蔡小婧打胎的事，事后被证明是出于金哥的捏造。说何满参军前夕还搅着大舌头，硬把罗太太拉着去油菜地动粗——这一情况也只是由罗太太提供，一面之词并不可靠。
    我再一次对记忆深感困惑。
    像人一样，社会也有记忆，记录在前人留下来的纪念碑、小说、电影、回忆录、历史著作乃至成语和积习那里。社会的记忆，其实差不多就是胜利者的记忆，比方有胜利种族的记忆（如征服了美洲的白种人），也有胜利阶级的记忆（如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在群众集会上，耸耸肩，摊开手，宣布要准备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使很多红卫兵热泪盈眶。去井冈山干什么？这个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一口号燃起了诗情，使大家想起了篝火、马背、传单、紧紧的握手、新女性的短发、白色恐怖下的飞行演说，等等。大家不是被蒯大富蛊惑，更重要的是被革命的记忆所感染。这些从小说或电影里得来的闪闪烁烁印象，早就在培训着一代新人的美感，引导着他们的向往。
    他们早就想找个机会来练一把。
    毛主席并没有重上井冈山，只是用工宣队和军宣队教训了蒯大富，在那一年横扫了清华园。但青年们对革命美学的崇拜后来还是一次次表现出来，在一九七六年，在一九七八年，在一九八一年，在一九八六年，在一九八九年，他们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在大街上和广场上重演前人留下的记忆。这些运动的性质各各不一，但有大致相同的形象（旗帜、演说、高歌、捐款、争论、喊口号、抗议当局的血书，等等），而这些形象在记忆中总是最能经久。想想看，幼儿教师都知道看图识字，这是因为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记住，就像一个我这样的人，历史知识十分贫乏，对很多历史英雄的浪漫风度却决不陌生，动不动就把自己想象成刑场上的李大钊，街垒上的丹东，演说台上的列宁，流放途中的十二月党人。
    有一个几乎参与了上述所有事件的人，叫孟海。我发现他至今还对游行有特殊爱好，不管是维权请愿还是抗议官倒，不管是反对洋人（他们不给签证或者倾销劣质汽车）还是拥护洋人（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他都一律投入，都觉得与自己有关，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如同一只打了吗啡的山羊。他的游行史始于中学时代，每次都是带上水壶和草帽，头上勒一布条，斜挎书包里塞着折叠小马扎，装备齐全走在队伍最前头。他走起路来一肩高一肩低，指挥高唱《国际歌》时把一头长发扬过来抛过去——让我一次次觉得似曾相识。那时候有一位少女曾慕名求爱，不料一见面竟大失所望，说他的脸怎么这么白净？一条疤都没有！
    少女弃之而去。她一定觉得英雄的脸上不能没有伤疤，不能没有痛苦感和沧桑感。我总算想起来了，她肯定读过曾经风靡一时的英国小说《牛虻》。
    孟海在中学里比我高几届。当我还在着迷抗日斗争小故事，他已经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经常召集几个弟子，讲解什么是生产关系，讲解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何不同。有一天深夜我们打扑克，肚子饿了，上街找辣豆腐干。他突然指着街灯下的空寂广场对我们宣告：“这是属于人民的，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我当时立刻肃然起敬，境界阔大，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人生真谛，只是得意妄言，一时说不清楚。
    他下放在长坡公社，离我们农场有几十里路。我去玩过一次，冒着大雪跌跌滑滑走了一整天，才摸入他的茅草屋。我们吃了些烤红薯。他指着门外的汪汪水库说，你看那像不像贝加尔湖？
    我知道贝加尔湖，知道很多俄国革命者曾在那一方流放。我也听孟海背诵过很多俄国革命诗歌，大海呵大海什么的。
    他坐在火塘边哆哆嗦嗦笼着袖子，破棉袄好几处开了花，肩上和头上都盖着很多轻轻欲飘的柴灰。他咳嗽，很同志式地让我大吃烤红薯。
    我永远记得屋外面那俄式的风雪。
    我被借到县里绘制水利规划图的时候，住在县招待所。孟海来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借些钱给他。他有一位朋友最近打算出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差不多就是革命的先头部队，急需得到大家的资助。我有点为难，说自己没有钱，只有一些粮票。他收下粮票以后就倒头睡了。
    半夜里，服务员敲门查房，问我为什么擅留客人，为什么不去服务台登记？说着把孟海盯了一眼。
    我立刻感到这一眼盯得不同寻常，史无前例的深夜查房也特别可疑。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孟海赶快走人，见他的跑鞋湿透了，让他匆匆穿走了我的皮鞋。
    我去服务台补缴罚钱，注意服务员的神色。还好，那女子倒也没说什么，一边嗑瓜子一边与旁人笑闹，根本不看我一眼。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也许纯属自己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一位电工来我的房间检修线路，大概是嘴闲得有点慌，便东拉西扯，包括说到服务员对我的意见：鞋袜臭烘烘的，烟灰到处乱弹，前不久还害得她们一夜未眠，陪着公安局的人监视这个房间。
    我吓了一跳，“哪有的事！她们肯定记错房间了，我坐得稳行得正，凭什么被公安局监视？”
    “她们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我故意哼小调而且吐痰。
    我等对方一离开，立即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找一切可以找到孟海的人，希望他们赶快给孟海传话。我怕吓着别人，当然不能明说，只能由他们传达一种暗示。“一个叫秦纪为的朋友病重，正在找他。”这就是我编的黑话。“秦”是指情况，“纪”是谐音“急”，“为”是谐音“危”。情况又急又危，他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应对么？凡读过几本革命地下工作者回忆录的人，能不对这种黑话心领神会？
    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已没法找孟海了，因为他几天前进了笼子，听说案情特别严重，是涉嫌偷越国境。
    我大出一身冷汗，立刻赶回农场焚烧材料，包括两个笔记本和一些文稿，包括孟海以及其他朋友的普通来信——信中那些情绪消沉或狂妄自大的话，在那个时代也完全可能带来麻烦。其中一封信是孟海入狱前发出的，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谢谢我的粮票和皮鞋。我注意周围人的动静。他们吃饭的吃饭，走路的走路，打扑克的打扑克，上厕所的上厕所，没有什么反常。但他们完全可能暗中充当警察的眼线，我不会掉以轻心。
    过了好些天，居然没什么事。
    我算是暂时漏网了吧？
    回想我和孟海被警察暗中监视的那一夜，当时我虽有不祥预感，但没想到事情有那样险恶。那一夜我幸好没说什么话，没被窃听的警察们抓到什么把柄。我一直怕孟海看不起我，本想好好展示一下理论成果，比方吐出一些俄式烟雾，谈谈林彪坠机事件，谈谈国家的政治危机和前途，谈谈我从美国和台湾广播里听到的一些紧要消息……我几乎会按照警察们所想象的那样行动，为他们的动手拘捕提供充足理由。不料我还没来得及露一手，孟海就呼呼大睡了，让我相当扫兴。
    他不过喝了半杯白酒，就醉成这样，实在有点奇怪。我怀疑某乡镇工厂出产的这种酒里有假，就像小三子说过的，农民有时也搞下的，在谷酒里掺敌敌畏，使酒变得烈一些和香一些。
    孟海像只蟑螂被点杀在地。
    假如他没有醉倒，我必定夸夸其谈大放厥词，让门外的警察记录在案。然后，我将很快入狱，被判以重刑，甚至在某个重大节日的前夕饮弹伏法，都不是没有可能。我听说过，有一位少年只是无意地用硬币在墙上乱画，一不小心在伟大领袖名字上画了几个叉，后来就差一点被枪毙。
    但事态进程竟被一个小小的偶然打破。敌敌畏，神奇的敌敌畏，不知何时由一位敬爱的农民老大爷掺入了谷酒，然后装瓶装箱地运到县城，辗转曲折地经过一个个销售环节，最后出现在招待所这张小桌上，掐灭了我的话头，救了我。
    我崇拜敌敌畏。
    七
    有一声长长的口哨。“可以进来吗？”
    “当然。”
    “不打搅吧？”
    “我没做什么。”
    “样子蛮深沉的。”
    “就是发发呆。”
    “发呆都深沉，不发呆怎么得了？”
    我不再说话，目光投向棋盘。
    她也不再说什么，撩了撩头发，把几件叠好的衣放在我床头。
    自知青们一批批招工走了以后，加上很多人以病退的名义返城，场里的知青已为数不多，深不见底的寂寞弥漫在空空房间。听不到歌声与琴声，听不到球场喧哗，也听不到同学们的打架骂娘。曲终席散，人走茶凉，每一天早上在被子里睁开眼睛，我望着漏光的瓦盖，都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郭小川的诗眼下一旦读出，字字都成了冰团子。
    因为与场长对骂过一次，邢立也没混进招工名单，甚至没法得到轻松点的差事，像进厨房帮工或者进车间制茶那种。她跟着男人们去担粮，锄草，挖树洞，碰到坚硬的岩层，挖得钯头直跳和火星四溅，脸上有一种要哭要骂的表情。碰到这个时候，我会走过去帮她挖一阵，把硬土层挖松，只需她轻松取土。
    不知为什么，在当这种挖土骑士的时候，我们都不说话，硬要说的话，也只是“喂”一声或者“哦”一声。比如她把水壶递给我，就“喂”一下。或者她指一指土洞里半截需要斩断的老树根，我就“哦”一下，取来板锄和柴刀帮她斩掉。她当然感受到我的好意，收工以后去塘边洗衣，有时也会把我几件脏衣顺手拿去。但在取衣和还衣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多话，“喂”一下或者“哦”一下，就算礼数周全了。
    她在我衣袋里发现了孟海的信——当时孟海还没有被捕。“你怎么有那个，有那个……”她声音哆嗦，像发现了定时炸弹。
    “打算去举报？”
    “关我屁事，但你们也太不知死活了吧？”
    “什么死呀活的？我们是提高思想觉悟，制造一些反面教材，看反革命分子到底是怎么阴谋夺权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入虎穴……”
    “鬼信你那一套。”
    “那你要怎么样？”
    “我早就看出你鬼鬼祟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不再说话，走了。
    她近来没接到金哥的来信，过得有些无聊，对我的秘密突然有强烈好奇。我后来发现，我不在房间里的时候，她翻过我的箱子，擅自拿走我的藏书。在她发誓保密的前提下，我却不过她，只好说了秘密之一二，比如说到我的几个同道弟兄，说到在武汉和桂林的秘密聚会，还说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很快发现她搂住双膝睡着了，在水塘边月色朦胧中发出粗重呼吸。被我推醒之后，她伸出一个懒腰，还嘟哝出一句：“都是神经病！”
    但有了这第一次长谈，她后来常常来到我的房间，坐在飘飘忽忽的油灯旁，补着她的衣或者鞋袜，似乎想同我说点什么，哪怕就是沉默一段，哪怕就是比着背诵两句郭小川或普希金的诗，也是寒夜中的一缕温暖。
    “我今天很高兴，收到了三封信。我表姐说她最近招到交响乐团了，马上要到上海演出。前几天他们还给外宾演出……”她提到一位元首的名字，“他听了演奏大加赞赏，还送了她一个花篮哩。”
    我说那家伙什么也不会干，赖在中国讨饭，是想在中国纳妾吧？你表姐居然还给他去献艺？
    她被我扑得晕头转向，只好另找一个话题：“何满当司机了，知道不？听说他马上还要参军了，爬得比哪个都快。”
    “你是不是现在有点后悔？”
    “说什么呢？他是罗太太的骑士，差一点还是张场长的乘龙快婿。你没见过张场长的女儿吧？嘴巴蛮小的，眼睛水灵灵的。咯咯……”
    “何满可不是你这样说的。”
    “他说什么？”
    “他要说什么，你还不知道？”我埋头去打棋谱。
    她久久没有吭声。我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她停止缝补，眼里竟然亮晶晶的一圈，不觉大吃一惊。“你哭什么？”
    她用袖口擦擦眼睛，“不是被你气的吗？”
    “对不起，何满没说过你什么。我刚才也就是开个玩笑。”
    “哄谁呢？你相信任何人，就是不相信我。你心里那几根肠子我算是看清了。你不就是认为我贱吗？不就是认为我骚吗？还骂过小破鞋吧？你硬要这么看，那我就认。我就把这个小破鞋当到底了。”
    “我没有这么说。这是你说的。”
    “少来这一套！”她气冲冲地夺门而去。
    第二天，大家都没有看见她上地，到她房间去查看，也没见到人。队长和场长都气得大发脾气，说没见过这么自由散漫的家伙，真把这里当菜园子呵？眼里还有没有领导？以后还要不要前途？直到第四天，她汗水淋淋地回到工区，据说是去了县城，去了邻县县城，差一点就去北京和上海散心。她没钱了就讨饭，就借宿，就爬车，据说返回农场时爬上了一辆粮车，一段助跑两腿一跃就解决问题，功夫不在铁道游击队之下。面对小三子的惊疑，她还满不在乎地夸口，这有什么了不起？没偷他们的车，算客气的啦。
    她带回两个陌生的女知青，大概是邻近公社的，好好地吃了一顿，疯了一阵，才送客人离去。
    她说她们成功爬上了粮车，不知是真是假。她说自己跳下粮车时没摔倒，也不知是真是假。她说自己花两块多钱玩了三天，到哪里都有吃有喝，都有朋友相助，而且从不需要她装嗲卖娇巧施美人计，更不知是真是假。就如她自己承认的，她经常一开口就有假话。只是她给我买来了一件汗衫，说我身上的那件都破成渔网，该换新的了。
    八
    坦白地说，我越是戒备邢立，就越证明我受到了诱惑，青春病已经防不胜防。有一段时间，附近小学有女教师生孩子，农场让邢立去代课几个月。也就是几个月吧，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特别漫长，日子过得缺盐少油。
    在常人眼里，她显然不是个好老师。她带着同学们偷学校附近的西瓜，考试前向同学们泄露试题答案，发现有些女学生被父母责令退学，就唆使男学生去开展游击战，朝这样的父母扔牛粪，扔狗粪，扔鸡粪，直到他们同意孩子复学为止。老师们都认为她太疯了。但孩子们喜欢她，在她代课结束返回工区的那天，他们找来一辆板车，让这个孩子王坐在车上，俨然是太后巡驾出宫，几十个孩子前呼后拥一路高唱猛进。女教师用旧报纸叠了些船形帽，让男孩子一人戴一顶。用红纸浸出一些红水，给女孩子每人脸上抹两块红。她自己扬起一根竹竿，像扬起一条马鞭，在车上吆喝不已。“大鞭子一呀甩呱呱地响哎……”她在车上唱得前俯后仰。
    看着她前来的身影，我哈哈大笑，差一点把这个活宝贝拥抱入怀。但我没有迎上去。我得严正提醒自己，我不喜欢她太疯，不喜欢她总是零钱乱放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喜欢她总要在男人面前占个上风，不喜欢她动不动就谈她的提琴手表姐和当画家的叔叔，似乎自己出身名门，鼻子里哼的都是高等气息。我更不喜欢她睁大眼睛假装天真，其实手段高超，把一个个男人都逗得神魂颠倒——只可惜没人同她玩真的。她越是对我友好，我就越挑剔和刻薄。我吃饭时崩了一颗沙子，也似乎觉得她太可恶，必须对我的牙痛负完全责任。
    有一天，一个叫小安子的后生告诉我，他昨晚上看见邢立同一个男人在水塘前散步，那人的身影有点像我。他后来去问过邢立，问那人是不是我。邢立当时的回答是：“可惜不是，要是就好了。”
    邢立不会不知道，这话要传过来的。
    我把传话者轰走了，不一会又喝令他回来，把全过程再详说一遍。“小安子你也一肚子坏水呵？想给你大哥下绊子设圈套是不？”我当然得加上这样的责骂。
    我不可能不说一些邢立的坏话。据小安子后来揭发，我当时说邢立不过是残花败柳，在娘肚子里再翻两个跟头，我也不大可能正眼瞧她。你大哥是什么人？一尘不染，坐怀不乱，特殊材料造就的钢铁战士，哪是金哥和何满那种轻骨头？那娘们自以为百战百胜，其实也没什么招，充其量只会装疯卖傻，再加几滴眼泪，拿手好戏就是痛说革命家史，说她后妈如何虐待，说她生母如何可怜……但本子没怎么编好么，每次说得情节有出入。
    我同小安子下棋，连胜了他两盘。他要悔棋，被我坚决拒绝，便同我吵了一架，红着脸冲出门去，把棋子拂得满地乱滚。
    第二天，队长急匆匆来找我，问我对邢立作了什么孽。“你快去看看吧。要是闹出人命，你要坐牢的哟！”
    我莫名其妙去了邢立的房里，才知道小安子前一天大发脾气，竟跑到邢立那里揭发，算是对我的狠狠报复。邢立一听我那些恶语，加上揭发者夸大的恶语，禁不住两眼发直，大口吐血，要找我拼命，但刚走到门口就晕了过去。我走进房间时，一个医生刚打完针，正在给她灌药。为了阻止她的挣扎抗拒，几个人抓的抓手，按的按脚，还在她嘴里横塞竹筷，意在撬开她的嘴巴。屋里乱糟糟的，不像是闺房倒像是刑场，被子上和蚊帐上，墙上和地上，到处都有血。小三子吓得哭了，说没救了，没救了，血都吐光了吧？
    我没料到事情会闹成这样。不就是几句玩笑话么，如何把她伤成这样？她平常不也是一张刀子嘴经常刻薄别人？我想向她解释几句，但她一看到我，死鱼般的眼睛再次放大，全身再次抓狂并发出尖锐长叫：“呵——”
    不光是在场的其他人，连我也吓得手足无措。
    我只能赶紧逃出门去，找小安子他娘的算账。
    直到好几天以后，见她房间没有太多动静，我才硬着头皮端上一碗鸡蛋去向她道歉。她半躺在床上，依然气呼呼的，不论听到我说什么也不给我好脸色，只是以各种命令考验我的道歉诚意。你给我扫地——你给我倒水——你给我洗脸——过来，你给我梳头，听见没有？——她只差没再生一计，要我抱着她去洗澡了。见我折腾得大汗淋淋，笨手笨脚地帮她梳头发，她苍白的脸上才浮现出得意之色。“你以为这就算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我都成奴隶了。”
    “你耐心点，你得负责到底，我这病不是三两天能好的。”
    “奴隶也得有解放的日子吧？”
    “我喉笼里痒，说不定还要吐血。”
    “吹什么牛？想吐就能吐？”
    “你以为我吐不了？”
    “你吐痰吧。”
    怪我再次失言，她触电一样，猛地弹起来，没等我看清是怎么回事，床头的杯子药罐什么的都乒乒乓乓地到了地上。她疯了似的扑打我，撕扯我，掐我，一只手还伸向桌上的鸡蛋。我惊恐地抓住那只手，于是一切就没法避免：我把她搂入怀中，两双眼睛紧紧对视，一只嘴压向另一只嘴。事情怎么会这样？连我自己都不怎么明白。我事后能记起来的，是那一刻我两脚没站稳，膝头被床沿顶着，姿势不免别别扭扭，扑倒下去时更像跛子失足，毫无美感可言。她也手忙脚乱，大概是动作太大，使床板发出断裂之声，全身突然向下坠落。她的脑袋狠狠撞了我的脑袋。她的牙齿把我的手背狠狠刮了一下。更使人扫兴的是，我们还没吻上，就带垮了蚊帐。一张大网昏天黑地罩下来，网住了两个活物——我挣扎好一阵也没找到出口。
    九
    我应该纠正上面的一些说法。
    一、我后来才知道，邢立在吐血的那天，发现她养的一条小狗被人打死，只剩下垃圾堆里的几根狗骨头。她非常生气地四处叫骂。这是否也是她吐血的原因之一？如果是，我在她吐血的问题上是否有点枉担罪责？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
    二、说实话，我享受了她的激情，但偶尔也有一种被俘感，只是没敢说出来。她曾经轻易制服了何满、金哥等很多男人，眼下没有多少目标了，是否也不容许我漏网？是否无法容忍我的矜持和傲慢？这种征服，通常被当作爱，但在多大意义上真正与爱有关？
    三、上面关于拥吻一段其实涉嫌虚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事情就要越界的那一刻，小三子送开水来了，我也就中止作案，松开了她的手，借机溜出门去。我写到上面一段时情不自禁略加发挥，无非是笔头一滑，受到许多既有小说的影响，似乎孤男寡女混在一起，都已经洗过脸了，都已经梳过头了，不再做点什么就说不过去。正是这种对通则的迎合，使我由小说逻辑挟持，在纸面上与邢立欢爱了一场。
    我现在需要回到事实。
    我匆匆离去的主要原因，就像我说过的，与金哥他们有关，与邢立的小狗有关，也与其他事故有关。不久前的一天，我走进工区的茅房，那种到处通风、通气、通声响的简陋棚子。我在茅房里清晰听到隔壁女人们的声音，听到她们那些响亮、复杂以及丑恶的排泄，一声声轰击我的耳鼓，令我突然惊骇和沮丧。我似乎有点可笑，有点少见多怪。这些声音不是很正常么？不论人们如何风度翩翩仪态万方光彩夺目，不都有撅着屁股的时候么？——后来读伟人传记时我也曾偷偷这样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摆脱一种心理病态，一见到可爱的男人和女人，就立即想到他们的头皮屑和耳屎，想到他们胃里的沟纹和须毛，想到他们肠胃中混浊的泡沫和腐臭的渣滓在偷偷蠕动，如此等等。我深知文明的意义就是要略掉这一切，做文明人的意义就是要善于忘记，似乎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生活中只有美好和灿烂，比方说只有“南方的甘蔗林”和“北方的青纱帐”。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在非文明状态中离开了女舍。我想起一件事：小三子曾教我玩一种把戏，同我赌一张饭票，看谁能记住这几天每餐吃过的菜。我以为这件事太容易，但拼命回想一阵，记忆的触须顶多上溯一两天，再远的菜目就一片模糊。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菜目，也就是一些缺油少盐的南瓜冬瓜黄瓜，但就是记不起来。
    这有点奇怪。人们的记忆是如此粗疏，如此挂一漏万和不负责任，那么产生于记忆的历史和文学是否还值得信任？相比之下，也许小三子更为可靠吧，至少他还能有序说出五六天之内菜目——这种历史与文学如果说不是最好的，肯定不是最糟糕的，至少是对某种记忆空白的必要填补。
    对不起，我差点忘了小三子。在我凌乱的记忆片断中，他依稀是孤儿，一个地主子弟。场长曾经说他是地主，让知青们吓了一跳，没料到有这么年幼的阶级敌人。后来才知道本地人看人不是一个个地看，是一窝窝地看，地主子弟都被看作地主。小三子这个“地主”当然要干最累的事，可以被任何人怠慢和戏弄，比方我也曾以脱光对方裤子相威胁，要他乖乖交出一点猪油。奇怪的是，他在这种环境里居然过得很快活，刚生过我的气，转背去切菜就“皇里个皇皇里个皇”，唱些没人能听懂的歌。
    后来，我看见一张陌生面孔在伙房里切菜，才想起好几天没听到“皇里个皇”。我打听小三子，听说他已经回家了。
    又过了几天，还没看见小三子。别人说，告诉了你么，他回家啦。
    我去小三子住过的房间，发现他的床空了，只剩一堆乱糟糟的铺草，几只鸡猖狂地扒来扒去，似乎在啄食一个人的音容，还有“皇里个皇”的余韵。我这才知道，小三子的一个姑妈是麻风，过年的时候跑出医院来看他，没想到竟使他染病，于是从我们的视野突然消失。
    我们农场地处二级麻风流行区，病人一般都往县麻风院送，还有些医院收不下的，或者顽固恋家的，就被安排到偏僻山地，让病人在那里自给自足自生自灭。有一次我随几个职工外出担树，路过一个寨子。歇脚的时候，有人指着对面的山岭要我看，说那里有两个麻风户，小三子就住在那里。
    小三子我认识。我想起来了，小三子原来是我们工区做饭的那个“地主”。天气正晴朗，山里的雾浪翻腾，漫下一个山坡之后，把两间孤零零的房子遗留在山坡上。那里没有炊烟，也没有任何活物的迹象，连通向外界的一条小路也被草木封死。
    我冲着那里只能长喊一声：“呜呵——”
    没有回答，只有越来越远退的回音。
    “张舜志——”我第一次喊他的大名，还是没有听到回答。
    我们走了。我听到山谷里几头牛被我们的叫声激发，此起彼伏地发出叫唤。那就是小三子的回答么？小三子是不是已经变成了牛？……我曾经亲眼见过烧麻风，一种屡禁不止的本地民俗，一种据说是灭毒的有效方式。我同几个农民在夜幕下来到一个山谷，听见对面山上麻风村里有锣声，有人的叫喊。“快看，火！”有人推推我。于是我看见火星亮起来了，一点，两点，三四点……火汇聚成一大匹金浪，跳跃和飞舞，与天边暗紫色的晚霞交相辉映。我离得这么远也无端退了两步，似乎怕被热浪灼伤。不知为什么，我还听到一阵嗬嗬嗬的声音，好像是人的喘息，但我四处寻找也没发现喘息者，只能怀疑是自己出现幻觉。
    叭——叭——我听到了枪响。
    肯定是有人在麻风村补枪。应该说说的是，当老弱麻风患者强烈要求自焚时，旁人补枪不算谋害，通常被本地人看作一种帮助。
    那天晚上，我肯定是中了邪。直到我回到家里睡下，我还听到莫名的喘息声一直跟随着我，嗬嗬嗬地压迫我的耳鼓。我找遍了附近的房间，也没有找到声源。我用被子蒙住头也不管用。
    十
    我被抓起来了，一路押往公社。当时不免有些慌乱，怕他们动不动就打人，我反复提醒他们记住革命纪律：“你们不能虐待俘虏！”
    我的严正立场使他们果然客气了一些。他们是乡下民兵，没有像样的枪，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其中一位还挂着鼻涕浑身汗臭，让我有点莫名的失望。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谁出卖了我？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好准备口供，就不知该如何控制案情减少损失。我尤其担心孟海，他被捕已经一年多，假如他扛不住，把什么事都吐出来，那我和很多人就完了。
    我心里虚虚的，但装出一副死相，企图博得审讯者的同情，其实是在暗中察言观色，紧张地分析和判断着形势。
    场长有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我早就看出你是个现行，成天抱一本书看，还看外国书，还晓得写艺术字，思想也太复杂了吧？”
    另一位主审官是公社政法委员，老谋深算得多，皮笑肉不笑的，只是要我自己坦白。我说一件，他点点头，要我再说。我又说一件，他点点头，又要我再说。他不时看看炭盆里炖着的一个瓦罐，闻闻那里冒出的肉香。直到我说出偷电线、不慎撕坏毛主席肖像、有一次把革命歌曲“万物生长靠太阳”猖狂篡改成“外婆出来晒太阳”……他仍然不动声色，只是往一罐肉里添加姜片和蒜花。
    第二天，审讯没有继续，这位委员不见了，而且一连几天没看见人影。我估计他们正在广泛深入地调查取证，正在广州、桂林等地我所有的朋友那里翻阅口供，分析疑点，搜集证据，准备对我给予致命的最后一击。我的监房离公社电话室不太远。一听到电话铃响，我就觉得那电话与我大有关系。我注意到接电话的人都面色严峻并行走匆匆，相信他们在广州、桂林那边已大有斩获，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正越拉越紧。
    大概七八天之后，委员终于回来了，指挥值班民兵从拖拉机上卸瓦，也要我这个囚犯去帮一把。我听见他对别人说，他这些天回家做屋，累死了。
    我这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去调查取证，更没有一个兵强马壮的庞大专政机器在对付我。我当然松了口气，但再一次感到失望：我来干什么的？只是个来卸瓦的伙计？
    我的案子久拖不决。政法委员的最后疑问是：“老实交代，你曾经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北京，看毛主席呵。”
    “不对，你仔细想想。”
    “我想招工回城。”
    “你不要避重就轻。”
    我做出苦苦回忆的样子，一件件试着说。我说曾经想去县城玩耍，想去西藏和云南旅游，想去某个海港看看军舰和潜艇……委员一直在摇头，到最后，他实在不能继续老谋深算下去了：“你没想去苏联？没想叛国？”
    我没听懂。
    场长扇了我一耳光：“你没想去苏联？就是修正主义那里？”
    我的半边脸立刻失去知觉，一手捂上去，手指触到了热烘烘的一堆。那是我的脸么？怎么突然膨胀如球？怎么安装在我的肩上？
    我其实被这一巴掌打得心花怒放，因为我立刻洞察了目标：看来事情是邢立引起的。只有她看过孟海的来信，也只有那封信上提到过苏联什么的。谢天谢地，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有关广州的聚会，有关私藏之后又丢弃的手枪，有关胎死腹中的地下筹备建党……更可怕的那些炸弹都摘除了引线。但我必须掩盖自己眼下的喜悦，两手发抖和结结巴巴，拿出走投无路坐以待毙的样子，继续把审讯引向误区。
    “有是有……这么回事……但我是想去解放苏联人民，让他们摆脱修正主义的黑暗统治呵。”
    “不要狡辩！你只说，哪些人同你一起去？”
    “人？没什么人。”
    “骗得了谁？干这么大的事没有同伙？你以为是去上街赶集？”
    “联系人倒是有，我不敢说……”
    “那好，你明天就到公安局去说，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我说我说，他们是外国人……”
    “外国人？果然是里通外国了，狗胆还不小哇！”
    我再次结结巴巴目无定珠，深呼吸两三次，似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才真正认清了眼下的形势，终于痛下决心回头是岸。我说到一些人名，都是些很反革命的那种人名，第一是普希金，第二是托尔斯泰，第三是果戈理，接下来还有肖洛霍夫和柯切托夫……我还得加上不厌其详和颠三倒四的情节，看他们脑袋大不大，看他们眼睛花不花，看他们舌头转不转筋。我要用一个无比复杂的故事把这些乡下人彻底拖垮。
    “普什么？你慢点说，那个人姓普吗？……”委员果然开始皱眉和冒汗了，一只手正在发抖，往笔记本艰难地下笔。
    “就是普志高的普。你知道普志高吗？”
    十一
    男女交往时，双方都容易弱智。不过男人的弱智是没主意，女人的弱智是太有主意。邢立一口认定我对她“那个”了，还认定我的冷淡，躲避甚至恶语诽谤都不过是掩饰。我越是这样掩饰，越证明我已经情火如焚——她对这一点几乎洞若观火。
    这种蛮不讲理真是让人生气。
    我得承认，我对她并非心静如水，有时走在月夜的土路上，走在秋天稻草的气息里，我的裸臂与她的裸臂无意间相撞，心里便有咯噔一下的异样，以至于在往后很多日子里，我还会在心头掠过月夜里凉凉的这一撞。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至少不能说明她魅力无穷。我没法忍受她洋洋得意的思想拷问，哪怕搬出刑讯的辣椒水和老虎凳，我也不能承认无中生有的一切：我给她倒水时目光颤抖了吗？我给她洗脸时血压上升了吗？我给她梳头时呼吸粗重了吗？全身都在放电吗？捋着她的一头长发在故意拖延时间吗？手指一次次摸向她的脖子和肩膀吗？目光偷偷向她领口里钻吗？似乎不经意掉了梳子然后手指借机碰触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吗？……她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知道我借口帮助病人，故意赖在她的房间里，一心向往着在她身边蹭来蹭去甚至把她抱到水桶边去洗澡？
    “你的联想也太丰富了吧？”我冷冷一笑。
    “别不老实！你不要以为我是瞎子。”
    “说实话，你的自以为是，真是让我讨厌。”
    “你脸红什么？”
    “金哥是我朋友。朋友妻，不可欺。我怎么会重色轻友？”
    “少来这一套。我再向你说一遍，你不要跟我提他。”
    “好吧，就算你让我也心猿意马，也没什么了不起呵。举目无亲，穷乡僻壤，日子这样单调和苦闷，看见一头老母猪，也会当作大美人的。”
    “你混蛋！”
    “我压根就不想同你鬼混……”
    “呸，你才鬼混！”
    “好，就算是恋爱吧，就算我们海誓山盟了，你以为可以当真？说句实话吧，你同金哥、何满他们也就是鬼混，穷极无聊，找点刺激而已。”
    “我再说一遍，不准你提……”
    “好，我不说了。”
    “没想到你这么世故！”她的脸色已经变白。
    “世故的同义词就是成熟。”
    “成熟的同义词是虚伪！”
    “没错，我虚伪。这下对了吧？”
    “你还愚蠢！”
    这样拷问过几次以后，她没有太多收获，结果不是生气冲走就是洒几滴猫尿。我劝她不要哭，有一次她大概是哭累了，哭得没趣了，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女人不哭一哭，其实也没什么事好干。”
    我最后约她赌棋，赌注是我的诚信：如果我输了，我所说的都不算数，一切都算她说得有理。我不过是用下棋取代争吵，而且相信这是毫无悬念的较量，就凭她那一手臭棋，我即使退掉一半车马炮，也足以杀她个片甲不留。但事情偏偏这么怪，这一天她紧咬嘴唇，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盯住棋盘，竟有超常态的发挥。不是笨中有谋，就是乱中有计，虽然走得毫无章法，但冷不防就杀气腾腾步步紧逼，似乎巨大的仇恨使她换了个人，脑子突然充满着深不可测的奇思妙想。女人是能创造奇迹的。我在满头大汗应付将军时想到了这一点。
    我终于输了。但我执意悔棋，坚决毁约，装出健忘的样子。“你记错了吧？我怎么会打这种赌？”
    她气得整个脸变了形，哗的一下抽来一把镰刀。
    “砍呵，朝这里砍。”我笑一笑，朝她亮出自己脖子。
    “臭流氓！”她脚一跺，一刀钉在桌面上。
    我的被抓就发生在这件事以后。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案子不了了之，虽说还在等待继续调查，但政法委员不甘心我天天白吃饭，责令我先回农场劳动，下一步再看着办。我回到工区的第一天，邢立就来找我，给我蒸了一碗肉，还带来两大瓶白糖，看来是想补偿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太气了……”她看一看我的脸色，一进门就忙着打扫卫生，“谁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以为他们就是开个批斗会……你不要生气，我只是想不让你再欺侮我。”
    “没什么，我得谢谢你。休息了个多月，身上都发福了。”
    “真的没生气吧？”
    “生哪门子气？我住在公社里都乐不思蜀。”
    “这事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听说又要招工了……”
    “你放心，我再怎么倒霉，也比你的前途要好。凭我的劳动力，凭我这聪明脑袋，凭我家老爷子平反昭雪，我肯定要走在你前面。”
    “那不一定。”
    “除非你再去告。就算你把女叛徒的全套手段都使出来，罗织罪名，造谣中伤，也伤不了我半根毫毛。”
    “那也是你自作自受！”
    “我欠了你什么？”
    “你还没欠我？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没良心的！”
    “你活该！”
    她一耳光扇在我脸上，见我没回手，突然坐下去，捂住脸大哭，哭得长发垂落下来随着哭声一吊一吊。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只记得她最后一句话是：“你等着，你等着……你要死在我手里的！”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工友们也不知她去了哪里，说她没同任何人打招呼，看来也没带走任何东西，变戏法一样，说没就没了。该不会投河自绝吧？我还记得她临走前夕的那个夜晚，她房里熄了灯，但一直没关门，因为我一直熟悉她的关门声：一张变了形的木门，被门框挤得嘎一声，然后是长长一声吱——如果在晚上，这关门声就更为响亮。等到伙房里的劈柴声没有了，老场长奋力咳痰的声音没有了，狗吠声或蛙鸣声渐渐平息，一般来说，那间房就会传来大家耳熟的嘎吱——
    但那一夜一直没有这样的声音，使夜晚没法真正降临，一个日子没法真正结束。我注意到隐隐哭声还在传来，注意到她在我桌子上留下一个饭盆，大概想给我留一个去她房间的借口。我如果不敢去劝她，至少得去送还饭盆，省得她明天一早就抓瞎。
    这个饭盆该不该还？
    我心里怦怦跳。
    我发现夜里原来有这么多声音。有虫鸣，有风声，有一条鱼哗啦跳出水面，有山林间几乎无声的叶落，有远处几个捉蛤蟆者不时的窃窃私语，听不太清楚。我还听到隔壁房间里一位工友的磨牙，像一种恨恨的咬牙切齿。
    终于，快到鸡叫的时分，嘎吱——关门声传来了，让我听得清清楚楚。
    十二
    孟海出狱的时候，我已经回城好几年，虽然工资不算高，但也存了几个小钱。我立即约朋友给孟海摆酒接风，也算是答谢他的义气——要不是他在局子里一直守口如瓶，我们都一定搭进去了。
    他没有白读俄国革命诗歌，真是条汉子。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腰被打得严重内伤，至今还要经常敷草药。他的一条腿也坏了，是几年前为了争取保外就医，自己给自己的小腿静脉偷偷打煤油针打坏的。很多犯人都这么干过。
    他走路一拐一拐，更是一肩高一肩低了。我想起他以前走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命数昭然？就已经注定有煤油针在前面等着他？他的脸上也有了伤疤。当年希望他脸上有伤疤的那位姑娘，现在是否满意了？是否还会来献上爱心？应该说，他精神还很好，哈哈朗笑，说坐牢也是上大学么，他这几年算是从铁窗大学生存系毕业，不光学会了打煤油针以骗取疾病证明，还学会了用一根蜡烛和一个罐头盒烧出三菜一汤，学会了用麻绳和木头来钻木取火。你们都不会吧？
    他说他还给难友们上过数学课——可惜一位最得意的弟子后来被枪毙了，那人上刑场的前夕，没有剃刀，就用一块碎瓷片刮脸，刮出脸上一道道血痕，但胡须还没刮干净，自己摸来摸去十分遗憾。其实那人也是冤死，在“文革”武斗中忘了自己的枪借给谁，结果几桩破不了的枪杀案，就挂在他的名下。
    孟海说，幸好后来公安局里的造反派重新上台，把这个冤案平反了，而且大抓司法系统的改革开放，把孟海这样的造反派都放了。
    我对这一结论疑疑惑惑：造反派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
    他未婚妻打断他的话：“放了是放了，八年牢也坐了，人家在外面的该玩就玩，该吃就吃，什么也没耽误，你以为还占了什么便宜？”
    孟海肯定注意到我们的难堪，沉下脸，“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就是这话，当说的还是要说。这些年你充好汉，什么事一个人揽了。你那些亲密战友呢？到哪里去了？也去担点责任没有？送了两碗牢饭没有？”
    孟海大喝：“你晓得什么！”
    “我是不晓得，但我不会去犯法。”
    “你看你那样子，一条花短裤也敢上席，简直有辱斯文，一点教养都没有！”
    对方红了脸，“天气热呵。”
    “你还说！”
    “我偏要说！嘴是我自己的，你管得着吗？”
    孟海猛拍桌子，“滚——”
    女人眼一红，跑进另一间房，抽泣不已，摔东打西，弄得我们都六神无主。我劝孟海：“何必呢？她等你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事情只怪我们，让你一个人顶着。她有些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朋友也劝：“是呵是呵，天气热，穿短裤有什么要紧？现在街上的超短裙比短裤还短，你不能太封建。”
    孟海气呼呼地抽烟，手哆哆嗦嗦，粗声说：“吃吧吃吧，别管她。”
    孟海的女人原是他一邻居，一个木匠的女儿，没读多少书。她以前就对我们没有多少好脸色，今天还算是高兴的，没去邻居那里打牌，还破例给我们上了茶。她说的那些气话，其实也没大错。她虽然穿着花短裤，但确实比我们义气得多，一等六七年，完全有权利在这里指东骂西算老账。
    孟海后来与她结婚，但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又离婚。她说孟海没有用，还靠她来养活。她丢下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跟着一个什么布贩子跑了。我怕孟海难过，上门去安慰他。孟海说没什么，没什么，她一家人在“文革”那几年都是保守派，同他本就没有共同思想基础。
    我对这个结论同样疑疑惑惑：保守派？什么意思？
    孟海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就摆了个豆腐摊，几个月下来总是亏损。他要带养儿子，还要参加各种业余政治活动，没法管好自己的豆腐。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朋友特别热情，重返社会以后仍然是公共的老大哥。谁要修房子，谁要办丧事，谁要写状纸，谁大逆不道辱骂顶撞了父母，他都会很快出现在现场，忙得非常认真，忙得满头大汗和喉干舌燥，以至于他的一辆自行车和一串串钥匙，不幸在忙乱中丢失。
    我经常去买他的豆腐，但没法使全体人民都成为他的铁杆顾客，而且买来豆腐通常不是太粗就是发酸，没法吃，只能倒进厕所。我老婆为此经常生气。更可气的是，孟兄常来我家串门，屁股沉得很，一坐就到大半夜，尤其是有政治新闻的时候，还常常带来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共同关心着国家大事。他那小崽子则关心我家的每一个抽屉，进门不到十分钟，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他翻出来，遭到他粗暴的折磨。刚捡走他打烂的碗，他又撕了一本书。我老婆只好跟着他转，平定家里一次次动乱。
    孟海说，改革开放没什么新鲜的，我们早就是这么干了。反官倒，不就是铲除特权阶层么？要民主，不就是号召人民造反么？他说最近形势越来越好，化工局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一下子发展了三个造反派。化工局因此有希望，只有林业局和团省委还不行。他甚至把他的豆腐摊也看成了“文革”斗争的继续，说工商局要吊销他的执照，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就是原来保守派的头头。那人的背景是某某副省长，是反对给右派平反和反对农村联产承包制的那一伙，是反对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那一伙。他们哪是要吊销执照？分明是反攻倒算顽固阻挡历史潮流！
    我觉得他这些看法很奇怪，担心他要是再一次丢了钥匙，也会将其看作政治事件，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动向，说不定还由此查出一大串可耻的这个派或那个派，一直查到国务院甚至联合国去。
    没有什么政治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回忆点往事。我没想到他的记忆力惊人：xx年x月x日他在红旗电影院地下室会见过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在场的还有xx，xx，xxx。xx年x月x日，他目睹了群众占领军区抢走枪支的全过程。xx年x月x日下午三时左右，他参加了有周总理联络员在场的停战协议签字，签字的还有xxx，xx，xxx，xxx……他差不多总是说“文革”的事，也只能说“文革”的事，而且有关时间必精确到天，精确到时甚至分钟。我问他如何有这等了得的记忆力。他说这是在牢里练出来的。他在牢里不是经常需要写交代材料么？警察问出的每个问题，他都至少回答和交代过一百多遍，写材料的用纸至少也有几十公斤。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什么样的往事不能在他嘴里倒背如流？
    他说累了就咳嗽，面如纸白，手不由自主地哆嗦，像要发热病。他的咳嗽总是一朵朵开放在一九七二年（他被捕入狱的那一年）前的日子里。
    十三
    我想让他散散心，拉他去听歌。他在歌厅里坐立不安，扫一眼红男绿女，最后骂了一句“颓风败俗”，就一跛一跛地坚决要求回家。
    我只好约他去旅游，让他那没娘的儿子也高兴一回。我特地请了假，把女儿骗到她娘那里去——我的钱不够带她。我兴冲冲到了孟海家，没料到他脸色发白，说不想去了。他的儿子看来刚挨过打，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脚一蹬，一只鞋子滑出老远。
    我问为什么。
    孟海闷闷地说，今天早上把钱丢了，大概是买菜时丢的。
    我给小崽子擦鼻涕，洗脸，穿衣服，掏一包鱿鱼干哄着他去看小人书。“你怎么老是丢东西呢？仔细想想，会不会忘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有多少钱？”
    “我什么地方都找过了。”
    “菜场里不会有什么小偷吧？”
    孟海冷笑一声：“丢了就是丢了，我没丢还会说丢？”
    “不一定。你找一找再说么。”
    “你放心，没有钱不去就是了，我不会找你借钱。”
    我发现有点不对味，这才记起来刚才他的一声冷笑。“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我带了足够的钱，完全可以借给你，完全……”我有点说不清。
    “我再穷也不会借钱去玩。”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别人看不出，我还看不出？”
    “借钱也没什么问题呵。我们之间还言借？”
    “是没问题。我以前借钱给你从来不当回事。”
    我有点吃惊，记不起他借钱给我的事，不得不问一句：“什么时候？你是说……”
    他更加生气：“只说在县招待所那次。二十还是三十？”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次他拿走了我的一些粮票，还穿走了一双皮鞋，是翻毛的工作皮鞋那种。但我没敢把这些说出来。
    我的沉默大概有点不认账的嫌疑，使他必须认真到底。“忘记了？那次你还穿走我一双皮鞋，也忘记了？”
    皮鞋成了他的？那次明明是我住在招待所绘图，他来了，喝了点酒，睡在我床上。第二天他要走，发现湿透了的鞋子还没干，就穿走了我的皮鞋……这事绝对不会错的，怎么可能错？
    “海哥，对不起，皮鞋的事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既然要说，恐怕就得说清楚，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你刚好记反了？是不是你当时穿走了……”
    “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呢？”他怒气冲冲，跛着脚在房里走来走去，脸上的伤疤涨得又红又亮。
    “如果真是你的，我完全可以还，也应该还。”
    “无聊，无聊！不说了！”他气呼呼地去看报。小崽子发现家里气氛不对，跑过去，把我刚才洗净的脑袋埋进父亲怀抱，不时又探出头，投来同仇敌忾的目光，朝我喷出稀稀的涎水星子。“打你！打你！”
    “孟海。”
    他头也不回。
    “孟海，说这些是很无聊，不说了吧。但我今天确实没有怀疑你要揩油。我是真心想让你们高兴，玩个痛快。你看我买了多少东西。你看看，橘子、苹果、烧鸡、酒、钓鱼竿，还有你胖佗最喜欢吃的鱿鱼干。我知道你腿不好，我准备背你的儿子，所以没让我的女儿来添乱。她在家里还哭得一塌糊涂哩……”
    他冷冷地说：“多谢了。要我如何报答你？”
    小崽子则对我更加愤怒地高喊：“打！”
    我突然发现自己实在太傻。我可怜巴巴地想打动谁呢？他对往事的记忆可以精确到年月日乃至时刻，是不会相信自己记错的。我即使买来一个食品公司又能改变他的记忆吗？我今天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是打算说服这位老同学核查和确认我的一份份情义吗？
    我抽了一支烟，终于平静下来。“对不起，很对不起。我慢慢想起来了，海哥，是我记错了，是我穿了你的皮鞋，是我借过你的钱，在乡下那次是三十。还有一次买车票，好像是十五吧？……”
    孟海瞟我一眼。
    “我有时确实打小算盘，以为你忘了，也就装装蒜。还有那次在你舅妈家，我还拿了你一条烟，你也毫无印象，是不是？”
    “我是经常忘事。”
    我掏出钱来，数数，放在桌上。“我今天还清。今天不还，说不定我哪天没钱了，又会耍赖的。”
    “你要同我公事公办？”
    “是的是的，是我要还的。”
    “要了清就了清吧，我收了。”他嚓嚓两下把钞票撕碎，朝我劈面摔过来，勃然大怒使他的眼睛有点斜视，还有点散光。“你不就是读了个大学？不就是写了两篇屁小说吗？有什么了不起？没想到你这等下作！”
    碎片纷纷飘落。我像个偷偷摸摸来行贿的小人，惨遭失败，无地自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晕晕地不知该去哪里，走进一家小铺子买了瓶酒，胡乱灌进肠胃，灌得自己天旋地转。天啦，我怎么也说不清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二十多年的交情就在这碗酒里了，要喝完了。我发现自己流出了眼泪，怀疑自己确实欠了孟海很多。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决心相信皮鞋确实是他的。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决心相信他从没有拿走我的粮票。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努力相信自己还欠过他的钱、车票以及更多的一切。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努力相信我不曾为他担心为他奔波为他拔刀相助并且义买他的馊豆腐。我一定要相信我今天兴冲冲找他是彻头彻尾的虚情假意是圈套是下流——我必须相信。我看见苍蝇优雅地飞绕一圈然后飞向了白晃晃的窗外。
    我东倒西偏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辆辆汽车在我面前忸怩作态或东藏西躲，一位妇女在我面前突然激动地手舞足蹈，一个烟贩子的烟卷突然在我面前腾空而起，红红绿绿地迸散天空，像节日的礼花停驻空中。最后，一根水泥电线杆不怀好意地游动着和摇晃着，迅速壮大而来——
    我向电线杆扑吻过去。
    十四
    医院化验室在三楼，只有一个小小窗口，碉堡枪眼那么大。窗口内外的双方一般只能看见对方的手。大概化验师们厌恶排泄物，延及排泄物的提供者，拒绝与病人堂皇见面。
    我把化验单与一只塑料样杯递进窗口，见一只手把它们接过去了，但久久没有动静。
    我压低脑袋往窗口里看，一只白口罩上面，一双眼睛有长长的睫毛。“你的胃病还没有好？”白口罩说。
    “不不，我是新来的。”
    口罩摘下来，原来是——我大吃一惊。
    我没料到邢立会在这里冒出来，更没料到自己会这样狼狈地与她重逢。多少年以后的今天，我肠胃炎发作，虚汗淋淋，腹痛难当，肯定还面色惨白双目无神。我急匆匆来医院急诊，可怜巴巴呈上一个脏兮兮的样杯，就是要让她从显微镜里考察我的病菌、虫卵以及一切腐臭之物？考察我几年来大小便一样的别后生涯？
    我匆匆逃走，庆幸窗口小得恰到好处。但她不容我逃走，很快追来诊室，给我一纸化验结果，拉着我去见另外一个医生，据说是更有经验的老医生。她在老头面前低声说了些什么，在谈到我的病史和病状时，好像成了我的代言人，几乎不用我开口，就知根知底地揭发我好酒、好烟、嗜辣、贪咸、不洗手、不吃早饭一类坏习惯。老头教训我的时候，她望了我一眼，嘴角有一丝得意的暗笑。
    她当然可以得意了。看见我送上门来丢人现眼，毫无反抗能力地任她宰割，她心里不知该有多开心。说不定要心花怒放地哼出小调和走出舞步吧？她熟门熟道地去划价，缴费，取药，安排打针和输液，指挥我坐在这里，指挥我站到那里，指挥我搂起上衣或退掉裤子，暴露我窝窝囊囊充满汗臭的一切。在帮助护士给我扎针的时候，她抓住大好时机扮演了一个两肋插刀无微不至的拯救者。不，我不承认这种演出，不接受这种角色安排，更无法容忍她心花怒放的权利——但我实在挺不住。强忍腹痛去注射室的时候，我气喘吁吁，由她从旁尽力搀着，整个身子几乎是挂在她身上。我闻到了她的发香，感觉到她手的冰凉，还有白大褂里瘦削身体透出的惊人力量。
    窗外是哗哗大雨，还有无声的闪电。玻璃窗上不断下泄水帘，使窗外的高楼和树丛变得模糊不清。
    “今天谢谢你了。”
    “不用谢。”
    “你回去吧。不都换班了？”
    她看了看输液瓶，低头剥着自己的指甲，“再等等。只有半瓶了。”
    “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来玩。”
    “有空会来的。”
    “你还没有问我住在哪里，也没问我的电话号码。”我看了她一眼。
    她想了想，淡淡一笑，“你觉得真有这个必要？”
    我有点狼狈：“也对，我有点多事。”
    停了停，她说：“你戒烟吧。”
    “我会努力。”
    “酒要少喝。”
    “我会注意。”
    “早餐一定要吃。”
    “我知道。”
    “饭前一定要洗手。”
    “……”
    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
    不知道她此刻是否想起了这首诗。窗外的雨声更汹涌了。在空荡荡的输液室里，我感觉到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只是我对这一记忆没法完全确定。
    十五
    你好。
    你好。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来到了我的面前。
    又是好几年过去了，她已有了中年人的暗淡，虽然形体线条还没完全解散，但类似旧货和古籍的某种气息，正从肌肤里透出来，淹没了她往日的鲜明。
    她旁边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我差点没注意到。她说这是她的儿子，让我几乎吓了一跳。据说她后来在云南生过一个孩子，想必就是他了，想必就是这生猛的胡须、喉结以及宽宽的肩膀了。
    他一只脚尖在地上旋转，冲着母亲娇娇地嘟哝，说要去买拳击手套。苏志达有点讨好地说，好好好，我支持你买，我带你去！苏志达扶着他的肩要走，他却把肩膀从继父怀里滑了出来，快步朝前走去。
    我们等着他们，必须说说话。不知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久别之感，不过是在院子里遇到邻居，在走道里遇到同事，如此而已。“今天像要下雨，你看这闷的。”我说。她看看天，接着说：“老天是不是睡着了？整整一个月没下雨了。”我说：“是有点怪。昨天降了点温度，但雨没落下来。也就是玩点形式主义。”她笑着说：“你没看天气云图？台风还没上岸就不走了，好像是迷路了，不玩了。”
    我们的说笑为什么不能这样轻松？几十年已经过去了，生活的谜底一个个解开，所有的底牌都已经见光，彼此间的好奇变成彼此间的会意，很多话不必再说，激动更显得多余。即使是往日的恩恩怨怨，也可以进入今天的笑谑，让我们笑得有点没肝没肺。我捶了她一拳，“你那时简直是乱党乱国呵，有一次只是扔我一石头，就让我激动了好几天，还以为是接到绣球了。”
    她哈哈大笑，“那一天正是我生日。你不知道么？你要是回赠我点什么，我脚一跺，还不就私订终身了？”
    “可惜，当时不善于体会领导意图么。”
    “后悔了吧？”她捂住嘴，“时光一去不复返呵。你要是早下毒手，我后来也不会孤苦伶仃跑什么云南。”
    “谁信呢？你眼角里从来都没我。什么石头不石头，刚才我随口一说，你还真事似的。”
    “你看你看，你这人就是赖，辜负了本大姐当年一片芳心，还不当回事。好险呐，我当年要是真跟了你，还不知道要倒多少霉。”
    直到苏志达父子回来，我们还在开心地斗嘴，计较着她当年送给我的一件汗衫，到底是优质品还是劣质处理品。儿子戴上了拳击手套，兴奋地手舞足蹈在母亲背上试拳，打得母亲皱着眉头，连连躲避。她耳边一根白发十分触目地晃荡，让我有瞬间的无语。
    他们请我去他们家玩玩。我去了，吃西瓜，喝茶水，听音乐，看他们儿女的两大册照片。那里显得有点乱，桌上有散乱扑克没有收拾，杯子里还积着酱色的剩茶，一大堆衣服胡乱地扔在床上，一只长毛大狗窜来窜去。苏志达系着围兜要下厨，被邢晓兰拦住——这是邢立的新名字，也许标志着她新的生活。
    苏胖子笑着说：“你不会招待我们又吃饼干吧？”
    邢晓兰撇撇嘴，“那可不一定。”
    我与苏志达在客厅里说古道今，听他老婆一直在厨房里忙碌，一会儿是抽油烟机嗬嗬响着，一会儿是自来水哗哗响着，一会儿是煎锅噼里啪啦地冒出鱼香——她一扎进厨房就没再露面，但忙了好半天也没个眉目，让我们饿得慌。
    苏胖子说，你以后要多来玩。
    我说，一定来。
    你记住这个地方了吧？
    记住了，记住了。
    其实我心里暗想，我不会再来了。
    因为我不愿意再遭遇谜团。我家中抽屉里确有一块石头，如天然的一方水墨山水。但这块黑石头难道不是女儿从外面捡来的？怎么与邢立的生日有了关系？她是否真送过我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是否在我的遗忘中消失？
    除了黑石头，家里至少还有下列谜团需要破解：
    汽车票——一张发黄的旧车票，夹在日记本里。票面上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记录，只有票价十二元六角。是谁坐了这趟车？为什么车票会留在我这里？
    奇怪数字——我的一本日记封面上赫然记录下一个数字：八二二二八。像是电话号码，也像是日期。如果是日期，那是一个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卷曲癖——我老是手闲不住，随手抓到一片树叶或纸条，就不由自主地把它卷成棍棍，有时候连钞票都被我卷破了，卷丢了。这种恶习来源不明。
    月光恐惧——我不喜欢月光，甚至害怕月光，特别是在秋天，一见到月光我就会哆嗦和冒冷汗。这种生理反应无人可解。
    幻听——我常常在晚上产生蛙鸣的幻听，听到屋后或窗台上有青蛙的叫声。这种幻觉在我迁居海南岛以后才稍有所减弱。
    以上等等，像一些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多年但无人指认，眼看就要废弃。但是，如果邢立能够指认其中一块石头，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将来也能出面指认其他？然后让我的生活里重新充满惊讶？
    我最近读到一本犹太作家写的书。书中写到他一位朋友也有月光恐惧症，因为那位朋友曾经在月夜里逃走，从尸体堆里爬出，爬过他妻子的尸体、他女儿的尸体、他父亲的尸体，还有一条条没主的腿或胳膊。他从此以后一见到月光就呕吐，就情不自禁地要往地上爬。这与我的症状多少有些相似。
    199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