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所有课程的最终走向，是要塑造一个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对于这一点，曾经统领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他又说，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正是出于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想，很多杰出的学者都走进书院任教，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为一体。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向岳麓山走来。因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们以前见过面，畅谈过，但还有一些学术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朱熹希望把这种探讨与书院的教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果然如朱熹预期的那样，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一个徽州婺源人，一个四川绵竹人，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们在会讲中，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两种浓重的方言，一种是夹杂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话，一种是四川话，三天三夜唇枪舌剑，又高深玄妙，使听讲的湖南士子都毫无倦意。
    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个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
    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连床”，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有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
    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漩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知识分子“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