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梅里美吧，还是与他同时的一个欧洲流浪作家，记不清了，在旅行笔记里留下一段经历。
    总是瘦马、披风，总是在黄昏时分到达一个村庄，总是问了三家农舍后到第四家才勉强同意留宿。吃了一顿以马铃薯为主的晚餐后刚刚躺下，就听到村子里奇怪的声音不断。
    似乎有人用竹竿从墙外打落一家院子里的果子，农妇在喝阻。又有人爬窗行窃被抓，居然与主人在对骂。安静了片刻，又听到急切的脚步声，一个在逃，一个在追……
    流浪作家感到惊讶的是，始终没有一家推出门来，帮助受害者抓贼。因为在他听来，那些窃贼并非什么外来大盗，而只是一些本地小流氓而已。他长时间地竖着耳朵，想听到一点点除了窃贼和被窃之外的声音，哪怕是几声咳嗽也好，但全村一片寂静。他终于想自己出门，做点什么，但刚要推门却被一个手掌按住，壮实的房东轻声而严厉地说：“你不要害我。你一出去，明天他们就来偷我家的了！”
    三年后，流浪作家又一次路过了这个村庄，仍然是瘦马、披风，仍然是黄昏、农舍。但他很快就发现，所有农舍的门都开着，里边空空荡荡。他急步行走，想遇到一人问问，但走了两圈杳无人影，他害怕了，牵着瘦马快速离开，投入暮色中的荒原。
    村庄废弃了，或者说毁灭了。
    其实那些夜晚也有人喊过。巴金先生曾经喊道：他们以批判为名，在射杀叫声特别动听的飞鸟。没有反应。他又喊道：他们在拔茬砍树了。还是没人理会，只听得砍伐声越来越响，笑语声越来越高。
    于是，不久，这个村庄也荒芜了。
    巴金先生叹一声：荒芜的时间应该算得更早。
    那个可能是梅里美也可能不是他的流浪作家的所见所闻，在那个地区有历史先兆，那是宗教裁判所的功劳。
    我在古城托莱多（toledo）的一所老屋里读到过一些档案。先后四十多万人被处决，罪名全是莫须有，定罪的惟一根据是揭发、告密、谣言、批判。执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欢，揭发者和告密者戴着面套，作为英雄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批判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即将处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闹着向他们丢掷石块和垃圾。实证意识、怀疑精神、同情心理，一丝无存。甚至，连下次会不会轮到自己的担忧，也一点看不出来，大家都在“驱魔亢奋”中表演着自己的纯净和高超。
    因此，揭发、告密、谣言、批判，成了多数人的主流职业。把一个疑点扩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娴熟；把邻居亲族告发成天生魔鬼的步骤，已演练得不动声色。除了虐杀，就是狂欢；除了狂欢，就是虐杀，几乎成了当时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则。
    当虐杀和狂欢的高潮终于过去，社会出现了新的宣言，但共同的心理法则却沉淀下来，渗透到每条街道、每个农舍之中。集体狂欢的表演不必了，那就彻底回归自私，只剩下了对一切暴虐的胆怯，包括最小的暴虐。于是，村庄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毁灭。
    也许，不仅仅是自私和胆怯。
    当自私和胆怯纵容了暴虐，那么，它们也就随时随地可以投身暴虐。
    中国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个片断，颇可玩味。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忿恨，请教镇中两位道学儒生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道学儒士笃信“丽服诲谣，艳容引奸”，闻之反叹民女不守妇德。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他们必定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咎由自取。镇民粗鄙无文，遂信之而息声，惟儒士之夫人不服，时有挑衅口角。半年后，恶棍暴行更其嚣张，镇民迁出逾半，未能迁出者惟有逆来顺受。某夜一道学儒士之夫人察觉夫君行止有异，跟踪相随，方知夫君早已与恶棍混成一体，另一位道学儒士亦在其内。
    时评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道学儒士历来只责受害民女丽服艳容，现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如此伪君子，迟早必成施害者。
    疑惑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辞严，岂能尽假？
    时评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参与整人的第一步，大多出自于从众；
    参与整人的第二步，大多出自于嫉妒；
    参与整人的第三步，大多出自于炫耀；
    参与整人的第四步，大多出自于乐趣；
    参与整人的第五步，大多出自于本能。
    ——五步既毕，被整者倒下满地，而整人者也不复为人焉。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整人的第一度借口，大多是“政治问题”；
    整人的第二度借口，大多是“两性问题”；
    整人的第三度借口，大多是“历史问题”；
    整人的第四度借口，大多是“经济问题”；
    整人的第五度借口，大多是“学术问题”；
    整人的最后借口，大多是“态度问题”。
    ——一轮既毕，片甲不留，整人者浅笑一声，搓手寻取新的对象，开始又一度轮盘转。
    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在以下五项上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贴身的行业，一般不以远距离批判为满足，而是非要逼得对方亲自检讨、亲自认罪、亲自忏悔不可。如有可能，最好是自己掌嘴，或当面下跪。被整者的直接表情，永远是决定整人者行动的主要图谱；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坦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魔幻的行业，一般不暴露整人者和被整者的真实关系，而是让一块黑布永远遮盖着，让私人恩怨永远躲藏着，只需一个人站出来摆出整人架势，他立即成为刀枪不入的魔术师，而他的奇幻想象力也不再有人怀疑和验证。从此，由他张罗，真假可以互换，生死可以颠倒，绝壁可以穿越，活人可以失踪，众人明知其假却能给予全场掌声；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安全的行业，一般从不惩罚整人者，即便被他们伤害的人已获平反。从不揭穿他们的诬陷伎俩，从不嘲笑他们的自露马脚，尽管他们羞辱了那么多人，却从来没有人把“可耻”两字交还给他们。中国法治对于整人者，历来表现出最大的模糊和宽大。中国文化对于整人者，更是表现出举世罕见的容忍和理解。他们永远受到媒体的宠爱，永远受到青年的崇拜……
    由于以上五项优势，整人在中国，“坏事变成了好事”。
    王小波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怎么才能不让别人做事呢，最有效的方法，整他们。因此，整人的人，和不让别人做事的人，是同一拨人。
    有时，对人群的简单划分，比长篇大论更加重要。
    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使他们无法再去继续追逐事情，固然是一个悲剧；当他们追到了事情正在埋头打理的时候被后边的人追到，更是一个悲剧，因为到那时被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了，真可谓“人事皆非”。
    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得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
    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
    我在追事，他们在追我，为的是不让我做事。
    ——这场赛跑具有永恒的价值。
    有人设想，只让我安心做事，没有后顾之忧就好了。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这样的事情，在社会转型期值得安心去做吗？
    因此，重要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杀脚步，很可能是我们生存价值的真实写照。
    不必阻断这样的赛跑。只希望周围的观众不要看错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时候，把希望交付给我背后的追逐者们。他们不可信任，他们看到我倒下，立即会更换跑道去追逐其他想做事的人。他们与大家，有着相反的目标。
    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外，人间灾难的核心便是人整人。
    在灾难时代跟着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便不再整人的人，是一个介乎好人、坏人之间的庸人；
    在灾难时代从不伤害他人的人，是上等的好人；
    在灾难时代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还在整人的人，当然是坏人；
    在灾难过去之后以清算灾难的名义伤害他人的人，则是顶级坏人。
    灾难的脚印总是由伪装道义的脚步留下。
    当践踏他人的事端一旦开始，脚印里渗出血迹，而背后又紧跟着密集的脚步声，那么，灾难就开始了。
    能在这个时候阻止吗？很难，因为脚步正形成节奏，道义的旗帜正越举越高，追随者的队伍正越来越大。
    灾难的脚印，必然连成深深的沟壑，任何转向或改道的可能，已渐渐失去。
    倘若天佑大地，走出沟壑，那也应该是在长远之后。
    圣洁总会遇到卑劣，而卑劣又总是振振有词，千古皆然。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那么有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人折腾人的本事，粗粗划分有两大类，即明里攻伐，暗里用间。大至两国之间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间的纷争，均无出其外。
    古人云，虽有百疵，不及一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
    因此，找世间巨恶，除杀人、制毒、抢劫者外，必是揭发者和批判者。
    这后两者，主要集中在文人间。
    中国人的素质若要提高，有一个终极标准，只有五个字，那就是：以毁人为耻。
    无道义的媒体，是一个虚假的战场。
    没有明确的正方反方，没有真正的公平的搏斗，只为热闹而喷发烟雾，只为刺激而实施爆炸，只为轰动而伤及无辜……当一种公权力被滥用，这个虚假的战场只能大规模地制造邪恶。
    不能企求它自建道义，而必须争取公民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惩处。
    在这之前，不要过多地理会，却要警惕地关注。
    伪装道义的脚步在哪里最先露出破绽？当它们要以道义的名义践踏他人的时候。
    与谬误辩论，很可能获得真理；与无聊辩论，只可能一起无聊。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