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我说，不是总统套房也算是空中花园哪！”我的眼睛饱揽大康办公室高雅名贵的办公设备，我的屁股坐进了肯定相当昂贵的，进口的，款式罕见的真皮沙发。
    “不瞒你说，你可以说我气派，但你不能说我腐败——牙还行吧。”大康把一篮子花花绿绿的进口水果推到我的面前。
    “你听我说，你这不是气派，也不是腐败——”我捏下一粒美国提子，剥下带霜的皮儿，放进嘴里。
    “——那会是什么！”大康这才开始注视我的眼睛，而且没说“不瞒你说”。
    “——而是无奈！”我为自己聪明表述能力而暗自兴奋，也没说“你听我说”。
    “哎呀，老姚啊，说的太好啦！不瞒你说，我还真就是个无奈呀——你是来软‘中华’还是来大‘三五’。”大康同时递过两种烟来。
    “你听我说，我还是没有那个口福啊。”我把那两盒没开封的名烟推回给他。
    “不瞒你说，我可是离不了了——酒总可以来几口吧。”大康又把倒好的少半杯xo递到我面前。
    “你听我说，酒就更不行了，尤其是洋酒。”我接过酒杯，又放了回去。
    “怎么——”大康把所有的动作都停下来，“你还是那个你？”
    “怎么——”我也把所有动作都停下来，“你已经不是那个你了吗？”
    “咳！不瞒你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你永远是那个你，我永远是那个我——怎么会不是呢——20多年过去了，你的口头禅还是‘你听我说’，我的口头禅还是‘不瞒你说’，改不了。不瞒你说，我最讨厌别人说，‘你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一个人怎么会改变自己，又怎么能改变自己呢？你变了吗，你已经变得不是咱们下乡时候的那个老姚了吗？你已经变得不是咱们一起在窝棚里偷着复习考大学的那个乔玉钢了吗？变的是你的身份地位和你的体貌特征，而永远不变的是你的秉性和你的心性——你觉得，你以为，我当了行长，穿着名牌西装，吃着山珍海味，开着宝马奔驰，天天进出全市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办公大厦，坐在比总统套房还舒适气派的办公室里优哉悠哉地像个帝王一样地办公，时常还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漂亮女人投怀送抱，我白世康就变了？就变成另一个白世康了——不瞒你说，等到了金瓜酒都，脱了衣服进了冲浪浴池，看见我身上当年留下的疤瘌结子，你就会发现，我大康没变，什么都没变，——你不也是吗？”大康说话间，已经喝了三个少半杯的xo酒。
    “是啊，有谁会把一棵扬树变成一棵松树呢。”我又吃了一粒美国提子。
    其实，大康能这么快，这么顺利地当上行长，是因为前任行长在银行大楼还没盖完的时候，就由于一只手没能回绝别人精心设计的回扣圈套，而两只手同时被人拷了去。几千万的大案虽然保住了命，可是这辈子也就基本交代了。前任行长的突然变故，让大康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大楼一完工，大康也正好被任命为该行行长，本来是给前任行长精心设计装修的豪华办公室，一宿之间，钥匙就落到了大康手里。
    大概大康说的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投怀送抱的漂亮女人八层也是前任行长留下来的活体礼物吧。不过谁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天大的肥缺或是机遇还是给了像大康这样早就准备好了的人。大康是个早就有经济脑瓜的人，不然不会一起考上的大学，我念的是中文系，而他却念了经济系。毕业之后我执意去了新兴的媒体电视台，而他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银行系统。
    我当记者的时候他做科员，我当编导的时候他做营业部主任，我当文艺主任的时候他当上了支行副行长，我当文艺中心总监的时候，他已经是市分行的常务副行长了。这家伙一步一个脚印，人生的每一个台阶都稳、准、狠地踩在了点子上。这回入主行长宝座，竞争者多达十几人，而且似乎每一个的后台和实力都不比他差。
    可是大康硬是凭着他那“不瞒你说”的秉性或是心性，在强手如林的险恶境地，一路过关斩将，独自杀出一条血路，并且成功登顶……
    去金瓜酒都坐的是大康的奔驰600，那辆车在高速飞奔的时候，静得如同在太空中滑行。而我的那辆旧奥迪100，就像一堆废铜烂铁，在银行崭新大楼前，破旧地停了整整一宿……
    刘芳第一个来找我让我多少有些意外。而真正令我意外的是她来说的第一句话竟是退出竞争。我开始还以为她是在欲擒故纵，以守为攻。后来听了她的真情告白还真让我信以为真了。她说：“姚总监就不必为我劳心费神了。
    岁月不饶人哪，机会是年轻人的，我是该做铺路石和甘当人梯的时候了。”刘芳的表白让我好生感动，随口就说：“虽然不能主持晚会，但元旦春节前后还有几个专题需要功力扎实的人来做，你就多承担一些吧。”
    我的本意只是要安慰她，谁想这正是她想要或是求之不得的。从她心满意足的表情上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提前放弃晚会竞争的目的所在。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是感激刘芳的，她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大有个大样，老有个老样；总是等机会到手，而不是抢机会到手。
    玉环和飞燕是携手并肩一同来找我的。
    “我们两个想好了，一起出去找广告拉赞助，然后一同主持晚会。”玉环说。
    “一肥一瘦，一个冬瓜一条黄瓜，把李咏夹中间！”我差点儿脱口而出。
    “我们是想，两人拧成一股绳，两个人同心协力。”飞燕说。
    “行啊，我不是说了吗，谁拉来的广告和赞助多谁就主持晚会吗。”我打官腔。
    “那，我们两个人拉来的钱怎么算呢？”玉环问。
    “是啊，我正想问你们呢。”我说。
    “要是除二可不公平，只要我们拉来的钱总数最多，就由我们来主持晚会。”飞燕毫不客气地说。
    “姚总监就把我们当成一个人好了。”玉环的口气有所缓和。
    “这还是一个新课题，你们先回去，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我拿出官场通用的“缓兵之计”。
    “那我们可就开始行动了！”玉环和飞燕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先回去，等我和班子的几位领导沟通沟通，看看他们什么意见，然后再决定这事儿——我在市里还有个会，等我回来——行不”我又拿出了官场通用的“走为上策”。
    “那我们就回去等，姚总监可得快点啊，时间可不等人哪！”飞燕最后说。
    一整天都要过去了，彩虹和春泥硬是没来单独找我。其实不能说我对由谁来主持这两场跨世纪的晚会没有个人倾向。与公与私我不可能不搀杂某些个人色彩。只是我一直奉行“都得罪了也就谁也不得罪了”的为人哲学，所以每件事总是取一个中线，为的是给人一个一碗水端平的印象。
    我最倾向的是由春泥来主持，首先，她是目前本台的当红播音员，由她主持至少广大电视观众会认可；其次，与中央台请来的男主持人的搭配上看，也是春泥最合适；第三，就面向未来，培养新人来说，也该由她来主持；第四，还有某些个人的或是历史的或是暂时还不能示人的原因也促使我暗中在为春泥使劲儿。
    当然彩虹也行。若是她站在李咏、朱军旁边也不会给山城人民丢脸，她的能力也够，观众也还能认可，只是她两年前的突然离开和两年后的突然回来，让人对她有了某种隔阂和距离感。我曾不只一次问过台长，彩虹是什么原因走的又是什么原因回来的，她为什么能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
    可是答案只是台长的一句：“别问那么多，知道了反而不利于你的工作。”可是，总该有个合情合理的哪怕是牵强的解释才会让人过得去吧。可是，没有，一点也没有，简直就是滴水不漏，风雨不透。而那些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我又不愿意或是不肯轻信。
    所以彩虹现在在文艺中心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渐渐形成了对她好也不是，对她坏也不是的不尴不尬的局面。她自己也发生了巨变，短短两年的时间她仿佛经历了一次沧海桑田，她的容颜未改，可是她的神情却再也不是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众恋人的彩虹了。
    如果不记后果地可以随便给她改名字的话，我一定让编辑给她的名字由“彩虹”改成“乌云”。我有时候也在猜测，一定是有了一次惊心动魄骇人听闻或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经历才会把一个人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由天使变成幽灵吧。
    如果有一天我真正知道了原因的话，我一定把她的经历写点什么东西出来，找个大导演把它搬上银幕，国内的票房不说，说不定在国际什么电影节上拿个什么金熊银熊或金球银球回来也说不一定。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手机响了。一看号码，原来是春泥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