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蒙蒙的穹顶下，毛毛细雨落在真理山上。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很多人都穿着外套，围着围巾；那些在房间外等待的人边聊天边走来走去，好为自己取暖。昨晚的暴雨将露台冲洗得一干二净。雨水从樱桃月桂树和纺锤树上滴落下来，并随着每一阵强风从棕榈树高悬的叶子上滑落。公园里茂密的树林散发出秋天的潮湿气味。往下，薄雾笼罩着湖面。人们正在陆续离开酒店，走廊里堆满了手提箱，到处都是一片忧郁和离别的氛围。
    皮埃尔想着天气，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平静内心。他告诉自己，一旦他们越过国境线，意大利将会是更好的去处。他走向了一个由里皮的高大身影主导的小团体，唯一和他在一起的是普罗科施、梅斯特和少数冷漠的旁观者。梅斯特告诉他，哈维当天早上乘了第一班火车离开，没有花时间说再见。
    皮埃尔想逃跑，他不在乎这件毫无意义之事的结局，甚至对自己缺乏的好奇心也一点不感到惊讶。他已经准备了一些简短的告别词：“我不能留下来听讲座了。我只是来道别的。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样才能在黄昏前到达威尼斯。”但他审慎正直的本性下意识地反抗了他后来会经受的怯懦感。他要怎么跟索朗热交代？她会怎么看他？
    说什么都行。皮埃尔仍在为推迟的演讲而发愁，揭开真相的时刻又被拖延了。
    因此他留了下来。
    “糟糕的天气。”
    “确实。”
    “没什么可抱怨的，这周过得不错。”
    “你什么时候走？”
    “今天。”
    “我明天就走，”梅斯特说，“我们会保持联系的，好吗？”(这对才更像两口子...)
    警笛声越来越响，布伦纳出现在酒吧门口。警长今天看起来很沮丧，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穿着皱巴巴的夏装，系着一条相当花哨的领带，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已经24小时没睡觉了。他眯着眼朝停车位的方向看去，一个肥胖的警察正从一丛月桂灌木后走出，手里拿着一顶军帽。
    “亚瑟爵士在哪里？”布伦纳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对下属讲话时，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他快到了，警长。他刚才睡得像根木头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弄醒。他还很生气。”他擦了擦额头补充道。
    老人在另外两名警察的陪同下出现了。他们庞大的身躯使得老人看起来更加矮小。他穿着一件尺码过大的外套，显然是借来的，大了好几号，在他那脆弱的身躯上飘动着。他的夹鼻眼镜歪了，一簇段发竖在大秃头的两边，似乎对自己所受的待遇大为光火。他直奔布伦纳而来，脸上带着威胁的神情，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并抨击了警方盖世太保般的做法。
    警长并未理睬他的话，彬彬有礼地向他敬了个礼，然后转向第一个警察。
    “施塔勒呢？你找到他了吗？我们不能没有他。”
    施塔勒前一天晚上不在旅馆，布伦纳确信他会出现在诊所，于是就把那个人派去了那里。
    只见那名警察立正站好，开口说：
    “我做不到。”
    他的声音里有某样东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什么做不到？”布伦纳厉声问。
    他凑到警长身前，语调中满是沮丧。
    “找到施塔勒。他走了，警长，他和那个女人走了。他们已经收拾行李离开了。”
    亚瑟·卡特·吉尔伯特爵士所作的演讲和随后的辩论在研讨会的正式会议记录中作了报道。但是，报道中所采用的学术风格并不能准确描摹出这位伟人向听众展示的非凡画面，也无法完整地刻画出藏在那硕大的秃顶之后的一个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位于长鼻子末端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那个发明并解决了近五十个不可能犯罪谜题的人，用他的理论震撼了神秘文学的世界；此刻他坐在舞台上，宛如审判日的耶和华一样平静而坚定；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个即将根据鸟类的飞行模式或被宰羔羊的内脏发布预言的占卜师。
    老人一手优雅地捏着夹鼻眼镜，另一手示意听众为他的演讲造势。由于他的位置较高，所穿的裤子也过短，导致桌下露出了他那双拧成一团的红袜，也许它们穿在别人的脚踝上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杂志记者和街头顽童的无情嘲笑说明了一切——这一事实让听众们充满了宗教般的敬意。在他面前坐着的是本州的每一位侦探、所有的当地媒体、相当多的政要和著名学者，还有一些在研讨会中断后决定留下的少数外国人——其余的人选择了回家，但却后悔了一生。
    只见亚瑟爵士漫不经心地说：“在我无数次的会议中，我注意到公众更喜欢特定而不是普遍的东西，更喜欢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东西。因此，我建议——至少最初如此——你们这些理智之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案件的本质上，把自己局限于讨论和解决一项罪行内，这一次它并不是由多萝西·赛耶斯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繁忙的打字机所引发的。”
    他用那双闪烁的小眼睛环视着观众，不时引来一阵笑声或赞许的嚎叫，然后，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用拳头猛击桌子。
    “我错了！”他大叫道，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我错了，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关于密室和行尸走肉的故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物证可以作为依据。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计划采用如此荒谬复杂的方法在两堵墙之间犯下罪行。不幸的是，在本案中，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要对付的人为了追求理性的目的，制造了一种非理性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变得合乎逻辑。但要小心！我们所讨论的逻辑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卷入这件事的那一刻起就觉得——我已经向你们其中的几人表明了这一点——一定是有人根据侦探小说的准则谋划了一个导致事件发生的计划。也就是说，警方调查的常规步骤——物证、指纹、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的疯子收集到的微小灰烬颗粒，可能只来自于瓦尔帕莱索(智利城市)一家只有一个客户的雪茄店——这样讲似乎有些失礼——彻底失效了。我们必须把自己局限于讨论和抽象地解决一个智力问题，这个问题离日常生活中的肮脏现实有一百万英里之遥。”
    “你们看，这种东西不属于现实主义者，而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需要智慧，而不仅仅是想象力：我们称其为侦探小说。我不是指那些充斥着暴力和其他淫秽调味剂的书籍，这些年美国读者习正惯性地为这些东西买单。而法国作家加博里奥、勒布朗、勒鲁，和比利时的steeman(指s.a. steeman，目前还未引进国内)与西默农(指乔治·西默农，代表作梅格雷系列)这些文人都是很容易被遗忘的，他们的法文作品也同样饱受无政府状态与庸俗之苦。”听众们发出几声不赞成的咳嗽，甚至有一个声音高喊着“不！”卡特·吉尔伯特抚慰性地举起一只手，“然而，我从中排除了令人愉悦的《黄屋之谜》，即便经历了糟糕的校订工作，黄屋的精彩推理也幸存了下来。”他的这番话赢得了相当多的掌声。
    “不，我说的是那些文雅的小说，内容发生在文明人之间，在一个宁静的英国村庄，在一艘冠达(cunard，英国著名航运公司)远洋客轮上，或在布莱顿最受尊敬的寄宿家庭里。那里的犯罪是文明的，不流血的。在那里，一切都是逻辑和理性的，文明礼貌、茶杯交错。让我们感谢这类侦探小说：就像现代版的骑士史诗一样，它在这些困难时期成功地维护了经典美德，在一个普遍混乱的时代顽强维持着秩序。”
    几声掌声响起，甚至有人高呼赞同。卡特·吉尔伯特谦虚地举起双手，待全场肃静后继续开口：
    “我现在谈谈——”
    “演讲者能说重点吗？”一个声音带着夸张的礼貌问道。
    “我现在正要说，”卡特·吉尔伯特流利地接过话茬，“关于这类小说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一具被关在一个无人能离开的上锁房间里的尸体。”
    其中一位坐在前排的研讨会组织者举起手来。
    “请原谅我，亚瑟爵士，但这是里皮教授早先一篇论文的主题。”
    “我知道，我的朋友：我研究过记录。我只想在那才情横溢的演讲后谦虚地补上一笔附录，这是我从无可挑剔的德·昆西身上学到的：懂得如何发现一个问题比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同样令人钦佩——而且，我可能会加上一句，比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更为巧妙。大家都知道，埃德加·爱伦·坡发明了侦探小说。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他抛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但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在此，我请求年轻的卡尼尔原谅......”
    他调整了一下夹鼻眼镜，发现皮埃尔坐在梅斯特和里皮之间，于是朝他那个方向做了一个狰狞的鬼脸，显然并无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