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需转身就知道是谁在说话。霍尼格博士拖着他那沉重的身躯坐在高脚凳上。尽管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但他的瞳孔内仍隐约流露出恶毒的目光。皮埃尔注意到他穿着一套深棕色的西装，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太过厚重了，铁灰色的头发下大汗淋漓。
    “不用，谢谢你，”他草草回答。
    “恭喜，你懂得如何克制自己。就个人而言，我不喝酒，实行素食主义。这与我们试图灌输给人们的卫生习惯是一致的。不是吗，斯特拉勒？“他说着看向那个棕色头发的年轻人，如果他不那么瘦的话，兴许会有人说他俩如影随形。后者毫无热情地表示赞同，因为他正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放在他面前的那杯水。
    霍尼格向他介绍了这位助手，一个协助他工作的精神病学学生。还跟皮埃尔补充——尽管皮埃尔并没有询问，并对德国人破天荒的亲近态度抱有怀疑——自己的工作有关犯罪学的遗传特征，特别是犯罪病理学中显性基因的存在；他热情地解释说，这项庞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严格的筛选过程消除病理因素，消除所有伦理道德的肿瘤，从而创造一个健康的种族。皮埃尔在科学议题上没有任何天赋，他彬彬有礼地听着，点了点头。由于受过天主教教育，他并不相信先天的恶，但也不打算就此展开争论。
    德国人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狠狠地瞪了皮埃尔一眼，突然改变了话题。
    “哦对了(这里用了法语a-propos，有哦对了和刚好的意思)，”皮埃尔的第一反应是他翻译错了，因为他接下来所说的话完全不合逻辑。“我妻子跟我说，她很高兴认识你那迷人的妻子。她很幸运能遇到了一个德语说得这么好的人，因为她只会说母语。”
    “是的，”皮埃尔说。“她是在德国长大的。”
    “我记得，她的父亲是柏林的领事？”
    “没错。”皮埃尔回答。
    “我可能认识她的父母。请问她娘家的姓氏是？”
    皮埃尔记得妻子不曾告诉过他，但他在结婚证上见到过。那个名字很好记。
    “我想是杜维诺瓦。索朗热·杜维诺瓦。”
    “你真这么认为吗？告诉我卡尼尔先生，你们结婚多久了？相信我，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我们去年结婚。下个月就满一年了。”
    “就一年......”审判官若有所思。
    皮埃尔绞尽脑汁想弄清楚当下的情况，并暗自咒骂自己没有鼓起勇气把这个家伙打发走。酒吧内的人流开始减少，几群客人正往餐厅走去。斯特拉勒也未能免俗，他将杯子搁在柜台上，完全没碰过。酒吧里唯一的外人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中等身材，穿着一套成衣，与人群格格不入。皮埃尔感觉他在观察他们，但当他转过头看时，那家伙正盯着他的半杯啤酒。
    “我好像有读过几篇文章……”博士的目光落在了这个陌生的人身上，流露出好奇的眼神，然后又回头看着皮埃尔。“由一位叫做卡尼尔的先生所写的诸多文章，他是一位有敏锐分析头脑的人。其中一篇是关于德·昆西(托马斯·德·昆西，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批评家)的著作《onmurder，consideredasoneofthefinearts》，一部关于罪犯——男性或女性——性格和动机心理剖析的基础性著作。对吗？”
    “是又怎样？”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在对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的深入分析中也阐述了罪犯的精神分裂症状。你是从哪里获得所需材料的？”
    换做是其他情况，皮埃尔都会非常开心地回答，甚至乐于接受别人的奉承，一显身手。但眼见这人在捉弄自己，就冷淡地回应：
    “我读过两三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
    “弗洛伊德？”
    “包括他的。”
    霍尼格医生恼怒地笑了笑，看着天花板。然后他又转向皮埃尔，脸上阴晴不定。
    “我看得出来，年轻人，你在私生活中并不比在演讲时更加精明。”他调整了一下座位，吧台的高脚凳发出了呻吟。“最后一问：你能再告诉我你妻子的名字吗？”
    皮埃尔此时已经非常恼火，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彻底爆发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可能没说清楚，”博士回答着，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悲伤的神情。他一边问一边将目光移向别处：
    “你知道那个自称索朗热·杜维诺瓦的女人到底是谁吗？’
    皮埃尔瞠目结舌，惊恐地看着他。
    “我想，”霍尼格的声音中混杂着痛苦与慈悲，“我迟早会告诉你的。”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从凳子上爬下。皮埃尔像被冻结了般愣了几秒，揣摩着他刚才听到的话，而那人则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步出酒吧。皮埃尔此刻的震惊盖过了怒火。他告诉自己那家伙一定是疯了，耸了耸肩，强装漠不关心的样子。
    皮埃尔·卡尼尔在那位年轻的哲学家身旁找到了一个空座位，他名叫阿尔伯特·梅斯特，是皮埃尔的老相识了。两人都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虽然梅斯特晚几届毕业，但二人之间依然形成了某种纽带。排排长桌摆放在巨大的餐厅内，与会者坐在大落地窗下沐浴着阳光，热闹的交谈声此起彼伏。
    梅斯特报告了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德国仍在求吞并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已进入战争状态，而法军则在等待达拉第(指爱德华·达拉第，时任法国总理)总理的命令，犹豫不决。桌子另一头的一小群法国人却在谈论何时收拾行李。有人大声宣称战争是一种罪行，并希望奇迹发生；一些五十多岁的老人回想起了他们年轻时代的可怕经历；其中一位老人毫不掩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事实，他说这是***分子和“二百家族”——达拉第曾如此描述法国的金融巨头——想要看到的战争，犹太人和美国人也希望如此。
    梅斯特是全场唯一一个处在可动员年龄段的人，他听着众人的争吵，脸上却带着嗤之以鼻的微笑。他们毫无共同之处，这使得他更亲近于皮埃尔。在低声诉说中，他透露，自从人民阵线(1935~1938年间法国左翼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为反击***势力而组成的统一战线)上台以来，法国已经失去了空军，坦克的数量也很少，因此与德国的任何对峙都将在短时间内结束——皮埃尔记得里皮也做过同样的预测——坦率地说，他一点也不在乎战事。他觉得这个世界无比荒谬，认为除了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驱使的纯粹行为外，其他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为自由而战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是自由的。
    虽然皮埃尔并不愤世嫉俗，但他对于朋友的观点还是抱有一定的同情心。他不大关注当代的天灾人祸，对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事表露出一种刻意的漠不关心，只要它们不威胁到自己蜷缩其中的茧壳。在服役期间，他患上了急性坐骨神经痛，心脏杂音更是雪上加霜，在一家军事医院进行了长期康复后方才出院。过去尚处于学生时代时，他一直受到文化和书籍的熏陶。如果他选择了大学生活，那是因为他认为大学生活会给他提供一个修道院式的温馨港湾，他可以在那里宁静地思考困扰着人类的难题。1914年，他十岁，十三岁时，他的父亲，一位爱国的教师，在艾辛战役中头部中弹身亡。看着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日渐消瘦，他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世界已经陷入混沌，人类不值得去努力理解，野蛮兽行已经统治了世界。他与索朗热的偶然相遇只加重了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欲望，他实在是太过幸福了，以至于想把两人局限在爱情的缩影里，把他们自己的幸福当作唯一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