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社会理论的空间——城市转向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等的深化与问题频现，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为我们理解现实、把握世界开拓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视域。面向中国问题、强化对话意识、推进跨学科创新，建构直面中国城市化及城市社会特殊性的城市哲学，对推进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空间转向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空间问题（全球地理与文化变迁、城市景观与社会结构变革、身体权利与身心关系等）的关注。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空间问题日益进入学者与理论家的视野。一是空间视域的兴起与创新。学者们把古已有之的空间范畴进行当代激活，赋予其新的方法论、价值论等能指意义，并以空间为视域理解与解答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现实问题。研究对象与研究视域的空间化，是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两个基本内容。
    方法论上，空间转向标示着一种新的理论态度与研究进路。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理论主要以进化论为基础，更加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变革的一元性、强制性，制度与形式的标准化；那么，以空间意识为基础的社会研究，则更加强调地理、景观、身体、文化等的多样、多元，强调尊重与保护对象与主体已然存在的个性、权利、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空间转向具有深厚的后现代意蕴。如果说，强调时间性的社会研究如同注重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制”，那么，强调空间性的社会研究则好比注重个性化定制、个性化生产、个体化满足的“后福特制”。
    空间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再次以自己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回应了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当代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为人们理解时代、世界、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更在于其为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相贴近的新路径，为哲学同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跨界互动、跨学科创新提供了一种重要可能。
    正如“后福特制”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福特制”不再有意义与作用，空间维度的显性化也并不意味着时间维度、时间性研究将失去价值。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性研究与空间性研究的双向反哺中，面对目前时间维度、时间性研究的相对强势，可以预期，在未来数十年中，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仍将继续进行空间转向，产生诸多关注具体空间问题的新成果，诞生空间研究的诸多新范式、新思潮。
    在正在展开的诸多形态的空间理论中，一个不可缺少并需要加强的部分是城市哲学。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与城市化和城市问题密不可分，城市哲学是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一个核心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大规模的重建以及科技进步、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同步，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城市化是一个地理、景观等物质性空间及社会结构、生活样态等非物质空间的综合性的空间重构与建构过程。正如《比较城市化》的作者贝利、《空间生产》的作者列斐伏尔、《城市文化》的作者芒福德等所指出，当代城市化伴随着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意义上的严重后果。城市化在具有正效应的同时，也具有深重的代价与负效应，在给人们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对生态、文化、观念等的破坏。如何把握城市化以及城市的本质，成为人们亟须解决的核心空间问题之一。
    在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学者的推动下，诸多领域的学者以城市化、城市问题为论域与研究对象，重新反思空间的本质与时代特征，实质性地使空间与城市哲学兴起并得到推动。虽然学界目前还未十分自觉地使用“城市哲学”这个范畴，但反思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主要内容与趋势，概览当代空间研究相关著作，可以发现：空间理论、空间研究正日益聚焦于城市化及城市问题。没有城市意识、不关注城市问题的社会理论将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时代性与现实性。离开了城市问题这个关键词与问题域，对空间转向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抽象的。
    自觉建构城市哲学，根本动力在于城市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迫切性。如果说，19世纪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工业革命；20世纪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科技革命；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就是城市革命。城市化及城市社会建构是一个既与全球化、身体化密不可分，又对现实日常生活、未来生活样态更具感性影响的一个综合空间问题。深化城市哲学研究，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我国学者对空间转向的关注近年来才渐成热潮，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只有在近几年才逐渐成为显著的大问题。没有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也就没有我国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当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反思城市化等空间问题，推进当代西方社会研究空间转向时，其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问题，其成果对中国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空间维度。
    推动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路径主要有两种：其一，译介西方空间转向的相关著作，评价、把握其源流、特征、趋势，以此为我国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思想资源；其二，直面中国正在遭遇的诸多城市变迁等空间生产问题，在解答困惑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互动与统一中，城市问题是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核心动力。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城市意识，建构以中国问题为背景、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城市哲学，是我们参与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并为这种转向提供新论域、新理论、新范式的根本路径。
    推进我国城市哲学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开拓我国哲学发展的新空间，更在于为我国哲学社会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互动、跨界创新，提供了一种态度和平台。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建构关乎世界未来，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具有复杂性、高综合性，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学科所能参透。建构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而又没有学科归属与学科边界的一般城市学、一般城市论，对把握城市本质、城市社会建构规律具有基础意义。因此，城市哲学虽名为哲学，在本质上却并不归属于目前学科专业分类的哲学，而是代表一种综合性、超越性、整合性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研究视域。
    空间转向、城市哲学正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在看到和呼唤其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正如曾经发生的价值转向、语言转向，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空间转向终会“终结”并凝成新转向发生的一个底板。但这一天的到来，并不能否认当下建构城市哲学、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作用和意义。
    二
    “20世纪60年代城市危机暴露了前一个世纪都市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层次的弱点和严重不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爆发的都市危机是先进工业国家长期战后经济繁荣将结束的几个信号中的一个。”面对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危机，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苏贾等开始从不同角度建构空间哲学、空间生产理论。当列斐伏尔等用不同形态的空间理论反思、批判当代社会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所指：以全球化、城市化、都市化等为重要表现的现代性的空间化。
    在列斐伏尔等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空间化。现代性的空间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地理学层面。以资本为主体力量，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城市化为重要形式，现代性向全球蔓延，感性地改变了世界诸多地区的地理学外观，使作为物质自然的全球地理变为具有深刻资本色彩的人文自然、文化地理。二是社会知识论层面。当列斐伏尔、哈维等聚焦空间与城市问题，建构不同形态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哲学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代表、象征了面对现实世界的空间化，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人们观察与认识社会的视域、方法所发生的重要转换：从以时间为主轴的进化论思维转换到以空间为主轴的延展性思维。三是社会人类学层面。在苏贾等看来，现代性的空间化不仅体现在文化地理与思维领域，更体现在社会关系层面，体现在人们为了解决住宅、道路等空间问题，争取空间权利、空间权力，建构与实现空间正义所进行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空间日益成为新型社会关系的触发点与关节点。一方面，都市化、城镇化等现代空间运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人们也日益自觉地以空间问题为纽带建构起具体的社会关系、新型的社团与集体，以维护、追求自身的空间利益、空间权利。
    在安迪兹看来，现代性的空间化以辩证的形式存在。在苏贾看来，“空间辩证法”是既相对独立又深层互动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所谓第一空间，就是城市空间意识的感性对象，物质化的“空间性实践”，“这里城市空间被物理和经验地意识为形式和过程，意识为都市生活可衡量、可标志的形状和实践”。所谓第二空间，就是“概念性空间”，即人们对经验、现实空间的主体观念性反映。“如果说第一空间视角更客观地考虑和强调‘空间中的物体’，第二空间视角则倾向于更为主观，更涉及‘关于空间的思想’。”所谓第三空间，就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以人们的集体行动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空间，“在这个不同的或‘第三’视角中，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殊性是完全鲜活的空间，是既真实又想象化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在三个空间中，苏贾对第三空间的地位与作用尤其重视，原因在于，在他看来，面对日益具体而突出的空间问题、空间失序、空间不正义，只有通过自觉的有组织集体行动，各类具体的空间与城市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空间与城市正义才可能逐步实现。
    空间与城市理论以多样形式存在。当人们聚焦全球化问题时，空间与城市哲学便与全球化理论相共生，全球化与城市化的、世界城市与传统城市的关系往往成为研究的焦点；当人们聚焦社会问题时，空间与城市哲学就与都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相共生，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的焦点；当人们聚焦于现代人性问题时，空间与城市哲学则与都市人类学、城市人类学相共生，城市与身体、城市与人性的关系等往往成为研究的焦点。随着不同向度空间与城市研究的具体发展，空间与城市哲学的主要形态将逐渐辩证收敛，并形成空间与城市哲学的主导范式。
    如果说，列斐伏尔、苏贾等代表着空间与城市哲学的“问题理论范式”，这种范式相对注重对现代性的空间危机、都市危机进行理论反思，相对注重建构作为一种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的空间哲学与城市哲学。那么，芒福德、科特金等则代表、象征着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的“问题历史范式”，这种范式更加注重从城市本身出发研究城市问题，注重城市史研究与城市问题研究的有机互动，更加注重对城市问题、都市危机进行以城市历史为基础的综合沉思。批判反思片面、不合理的城市观、城市发展观，对“什么是好的城市”、城市性、城市本质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空间与城市哲学“问题历史范式”的基础内容。
    在建筑学视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不同建筑的集合体，一个好的城市首先是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与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经济学视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产业结构合理、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经济竞争力的城市；在政治学视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一个独特的权力与治理结构，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一个有良好权力关系与治理秩序的城市；在社会学视野中，城市是一种不同于乡村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一个社会矛盾较少、社会关系和谐的城市。不同学科对城市本性的揭示都有其理由与价值，也都有其问题与局限。
    在芒福德看来，对城市性应该进行更加全面的理解。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芒福德、科特金等对城市本性的文化学、人性论断定或需商榷，但超越简单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城市观，城市发展观，却是化解诸多城市问题的一个必须前提。
    对当代中国而言，建构空间与城市哲学尤其迫切。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正确理解、统筹协调、和谐推进城镇化、市场化、民主化将深刻决定中国社会的未来面貌。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却往往更多地从“物”的层面理解城市化，或者把城镇化理解为单纯的经济行为，或者理解为对自然空间的人化或已经人化了的自然空间的再改造，或者理解为相对简单的政府行为、政绩工程。应该看到，这种目标“物化”、手段分裂的城市化，虽然有其阶段性合理性，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在不断累积社会危机、心理危机、生态危机。如不未雨绸缪，未来中国有可能在某一时段爆发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的都市危机。推动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的当代出场，是解决我国城市问题的需要，建构更加合理、全面的城市观的需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城市问题，当代中国需要建构一种空间与城市哲学的“问题综合范式”，从三个层面系统推进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其一，强化“理论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空间与城市理论的研究成果，加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对话，建构一个直面城市问题，没有学科归属的、综合性的空间与城市理论。其二，加强“战略研究”。建构空间与城市哲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形成所谓的学术新热点、理论新体系，而是探索有效解决诸多城市问题的方法与战略。是否真正具有国家意识、服务意识、战略意识，将深刻决定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的理论命运。其三，深化“问题研究”。努力把握我国城市问题的非孤立性、综合性、具体性，对探索建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基础意义。
    直面当下问题，当代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加强以下研究。其一，城市目的论研究。以反思城市与人类文明史的关系、世界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深层问题为基础，具体揭示城市的综合本性、文化本性。其二，城市模式论研究。以揭示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共存性为基础，具体揭示城乡关系、城市化目的与路径的文化多样性，呈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深层合理性。其三，城市手段论研究。以揭示城市化的综合属性为基础，探索行政、市场、文化等手段相互协调、规范合理有序的城市化推进策略，努力实现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城市效率与城市正义的有效统一。
    三
    在城市成就与城市问题的复杂交叉中，人类正在步入城市社会。我们能否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建构城市哲学，对迎接城市社会挑战，深层把握城市本性，系统应对城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人类实践能力与社会本性的空间化实现，城市化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机遇等综合效益。同时，城市化又是一个充满问题、矛盾、冲突的过程，城市日益成为一个人们难以把握其本性的复杂存在物。城市化、城市问题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动态过程，日益表现出巨系统性甚至非系统性。建构城市哲学，是把握城市本质，应对城市社会与城市问题挑战的实践需要。
    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中后叶以来，与城市问题的出现、深化相伴随，诸多学科的学者对城市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城市社会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政治学、城市文化学等研究领域或子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芒福德、林奇、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苏贾等的城市研究所呈现，不同学科、专业的城市研究之间交叉、融合并日益具有哲学意蕴，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建构城市哲学，是城市研究、城市知识发展的内在趋势，对推进城市研究的基础创新，不同向度城市研究的自觉整合具有基础意义。
    以自己的方式关注、解答时代问题，是哲学的责任，也是哲学发展、不断获得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市场化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建构起管理哲学、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颇具特色与生机的部门哲学。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率目前已近50％，我国正在快速步入城市社会，同时，诸多城市问题也日益突现。“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构好的城市”，“如何迎接城市社会挑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全局性问题。深层关注城市问题，为城市研究、城市实践提供基础理论支撑，是我国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城市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是澄清城市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与基本态度，为城市研究的深层化、城市实践的合理化提供哲学基础。
    城市地理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政治学等对城市本质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揭示。但问题在于，人们日益发现，城市是人的社会性的复杂空间展开，一个多因素的复杂有机体，一个介于系统与非系统之间的复杂文明生态，任何一门甚至几门科学都无法全面呈现城市的本质。因此，城市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梳理、探索能够呈现城市复杂本质的范畴体系、理论假设，努力为城市研究的系统化、深层化提供“元理论”支撑。
    从历时态看，城市发展经历了古代的民主城市、集权城市，中世纪的封建城市、宗教城市，近代的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当代的后工业城市、世界城市、复杂城市。从共时态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只存在一种形态的城市，即使在多层面交往日益深化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国家、区域的城市形态与发展模式仍然存在深层的文化多样性。如何理解城市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别是如何解读中国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方向与文化特殊性，是我国城市哲学研究的核心任务。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城市生活？城市的意义、存在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城市不是一个永远无序的丛林社会，而是一个可以进行整体理性把握与自觉规范和改善的文明有机体，那么，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方式规范与建构城市？是选择民主的、精英的，还是混合的方式？是否存在全球普适的城市意义实现形式与城市治理模式？城市化是一个与人性、现代性、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等问题深刻相关的复杂全局性问题。努力呈现城市意义的历史内涵，为建构更加正义、合理、适于生活的城市提供价值基点，是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
    城市哲学是城市本质、城市问题的哲学自觉。当代城市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性、交叉性，人口结构、资源结构、生态条件、技术水平、土地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运行方式、主体文化水平等，诸多已知及未来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复杂交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如土地制度、人口结构的变化，都可能引发社会运行的整体性变动，并导致诸多始料未及或无法预料的人类学、政治学、生态学等意义上的后果。深入城市问题，对避免部门哲学建构中可能出现的用已有哲学概念解读现实的抽象化问题具有基础意义，是建构有生命力的城市哲学的重要基础。
    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城市发展史，是建构与深化城市哲学的基础路径。城市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更是历史问题。城市哲学是城市发展史的哲学自觉。正如黑格尔所指出，哲学也就是哲学史。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我们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没有历史意识，离开了对城市变迁史、城市发展史的哲学关注，城市哲学将失去依据、走向空泛。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万斯的《延伸的城市》，科斯托夫的《城市的形成》，莫里斯的《城市形成史》，沃特金的《西方建筑史》等，从不同维度对城市变迁史进行了探索。反思这些成果，对建构城市哲学具有重要思想资源意义。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具有更开放的态度，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与流派的城市知识、城市思想，对深层建构城市哲学具有基础意义。地理学、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对城市问题进行了探索，总结、提炼这些学科中的城市知识，梳理这些城市思想的生成基础、主要类型、变迁线索、基本走向、方法论基础，对厘清城市研究的主要范畴、基本假设、主要方法、价值基点，建构作为城市研究“元知识”、“元逻辑”的“没有学科归属”的一般城市学、城市哲学，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是城市知识史、城市思想史的哲学自觉，一种反思与反省意义上的城市批评史。
    建构城市哲学是时代对哲学的要求，也是哲学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对什么是合理的城市观与城市发展观进行哲学呈现，是城市哲学的基本任务。回归问题、回归历史、回归思想，是建构城市哲学的基本路径。
    四
    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并将继续提升。人们在不断感受城市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遭遇诸多始料未及的城市问题。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城市，成为人们聚焦和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科特金等学者所指出，城市是人类的最伟大作品，“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没有对城市本性的深层把握，没有合理的城市观，城市的发展前景将令人担忧。树立合理的城市观与城市研究视域，对规范城市发展行为，建构更加合理的城市与城市社会，具有基础意义。
    关于城市本性（城市性），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如前文所述，城市学、政治学、经济学对城市的认识各不相同。而在文化学视野中，“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在文明史与历史学视野中，城市是诸多人类文明要素的聚集，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可以保存与发展人类文明的场域。
    在分门别类研究城市的同时，面对日益巨大的城市、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诸多学者开始注重用一种多维、综合的眼光看待城市，努力呈现城市本性的复杂性、杂糅性。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意义、繁荣、安全是一个可持续城市的三个必备要素。“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存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在列斐伏尔、苏贾等看来，城市社会是深刻区别于乡村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建构方式。城市发展不仅是人口、资源、技术、产业等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更是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明传承方式等的整体性转换。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空间改造与经济增长过程，城市化是人们在历史与社会条件下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作为经济过程、资本运作过程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实质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文化性。在《韵律分析》（rhythmanalysis）一书中，列斐伏尔倡导从社会、历史、空间相统一的角度认识空间生产与城市发展、社会变迁。在他看来，城市发展、空间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场域（place）、时间（time）与精神（energy）的互相作用的过程，这就是韵律”。在苏贾看来，城市是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其中的作为聚集性和社会性产品的空间与场域也以一种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行动和思想”。需要从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三个维度的统一中，从第一空间（作为实物的空间、空间中的物体）、第二空间（作为表达的空间、关于空间的思想）、第三空间（作为行动、意义的实现和表达的对象与载体的空间）的统一中，从空间的感知性（perceived）、构想性（conceived）和鲜活性（lived）的统一中，去理解和认识城市。
    在黑格尔看来，密纳发的猫头鹰到傍晚才起飞；认识论上，人们对仍处于过程中的事物往往很难把握其本质。城市研究也是如此。芒福德认为，“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面对仍处于过程中并日益复杂的城市化，一方面，需要从不同专业视域出发，对城市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推进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需要自觉确认一种综合的城市研究视域，建构一种没有学科边界与专业归属的广义城市学、城市哲学，以对城市本性、城市问题、城市理想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系统的把握。
    生活城镇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是当代中国的三个重大发展任务、发展问题。能否正确理解、科学推进、统筹协调生活城镇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将深刻决定中国未来面貌。在快速发展中，城市化对中国的综合影响日益增大。一方面，城市化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因城市化方向设置与推进方式不合理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有增多的趋势。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方向、转换城市发展方式、推进城市综合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我国城市发展中实际存在的gdp情结、经济中心主义倾向，需要为城市发展注入自觉的发展伦理精神，突现城市发展的伦理视域。
    在古莱、可思波等看来，“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得发展行动保持人道，以保证在发展旗号下发动的痛苦变革不产生反发展，反发展摧毁文化，付出过度的个人痛苦并牺牲社会福利，这一切都是为了利润，为了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或是为了某种所谓的效率需要”。面对经济中心主义发展实践所引发的诸多问题，需要确立一种符合伦理精神、以人为目的的新发展观、发展伦理观。发展伦理学对发展进行两个层面的反思，其一，什么是发展的目的，什么是好的发展？其二，什么是合理的发展手段，如何实现好的发展？关于发展的目的，古莱等认为，在发展与人的关系中，发展是手段，人是目的，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由三个要素构成。“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这些目标是普遍性的，虽然特定方式因时因地而异。”关于发展的方式，古莱等认为，不论是采取何种技术、经济、政治手段，“发展的好处应当惠及所有的社会，惠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推动发展时，“所有的社会都可以找到物质刺激与精神刺激的某种混合，因为两者都是必需的”。普遍参与、普遍团结对推进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受益者的参与或者发挥某种积极作用是一切形式的发展所不可少的特征”。符合伦理精神、具有伦理底蕴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发展的手段与目的两个方面都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发展，一种具有自觉的“内在善”的发展。
    对我国城市发展而言，明确城市的发展伦理底蕴，自觉建构“城市善”，对规范中国城市发展、解决中国城市问题、推进城市综合转型，尤为迫切与重要。“城市善”是“什么是好的城市”与“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城市”的深层伦理统一，是对城市发展目的、城市发展手段的“人本性”的自觉确认。推进“城市善”的过程，就是用“以人为本”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手段的过程。其一，推进城市善，需要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的目的。城市是一个财富有机体，更是一个生活有机体。“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是为了居住。他们之所以聚居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在人与城市的关系中，人是目的，城市是载体与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是评价城市发展目标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其二，推进“城市善”，需要进一步规范城市发展手段。面对不合理的城市化手段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规范城市发展手段势在必行。能否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城市空间扩张、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生活幸福的关系，是评价城市发展手段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其三，城市发展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多元主体的普遍团结及其对城市发展的普遍参与，是实现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手段相统一，构建“城市善”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发展的现实语境下，逐渐淡化各级政府发展与政绩考核中的gdp色彩，对建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生活幸福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城市，对建构“城市善”，具有基础意义。
    城市化、城市社会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城市化、城市社会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另一方面，人们对城市意义、安全、繁荣的理解和建构，不同国家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又具有深刻的本土特殊性、文化多样性。面对突出的城市趋同化、无差异化、无个性化，尤其需要确认城市发展的本土“城市根”，为建构既符合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切合本国实际、直面本国问题、各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形态与中国城市社会，提供基础视域、文化自信。
    五
    明确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视域，确认中国发展的本土“城市根”，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1）城市目的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而言，城市以人为目的，城市是一个综合文化体，确认城市发展的人本性、文化性，对规范中国城市发展行为、明确中国城市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与文化又都是具体的，不同地区与国家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具有差异性，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走向也存在差异性。城市形态是人的主体需要与文化精神的对象化、现实化，没有人性与文化的具体性，也就没有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的个性化。充分考虑和尊重城市发展文化基础与文化走向的具体性，是建构既符合城市化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城市体系、城市社会的重要观念前提。（2）城市发展构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市场等的关系，是实现城市良性发展的一般构架。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有其特殊性。“中国城市是在以农为本的文明框架内兴起的。”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及当代复杂竞争环境，共同造就了政府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自觉培育城市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力量的同时，客观历史地评价“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对当代中国、当下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意义。（3）城市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地区的城市功能有趋同的趋势。这与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构性及产品、技术、业态等的全球同质性内在相关。但城市功能的这种趋同化，并不意味着城市个性的必然消失。在芬伯格看来，即使是现代性技术，也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可再造性、可选择性。如何结合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文化传统，挖掘、创新有一定差异性的本土化城市元素，构建有本土特色的城市形态，对提高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建构中国城市社会的文化独特性，实现中国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意义。
    确认城市发展的本土“城市根”，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具体统一。一方面，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城市社会，需要挖掘、传承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元素，没有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的传承，也就没有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塑造中国城市个性，更需要不断进行自觉的城市文化创新。从起源始，城市就是人类创新的产物，“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推进城市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充分发挥不同文化主体在城市形态构建与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首创性、创造性，将深刻推进中国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的特色化、本土化。文化保存意识与文化创新意识的双向自觉，将使中国城市发展、城市形态、城市文化既符合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个性。
    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城市的兴起晚于农业革命，城市化是一个近代的发展现象，社会演进的常规次序是“狩猎与采集—农业—村庄—城市—国家”。苏贾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还存在另一种次序，一条“首先是城市（puttingcitiesfirst）”的次序。通过反思坐落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谷的杰里柯（jericho）等城市的发展，苏贾指出，“新石器和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书写的发展、纪念性的建筑、国家和其他文明的先决条件都可以视为从城市的起源中发展而来的，而非相反。这个观点推翻了很多史前史的传统解释”。在苏贾看来，城市的起源早于农业革命，城市化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源性动力。需要把“城市的起源在时间上置于农业革命之前”，“有必要把村镇的联合……看作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基本和持续的动力”。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早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早期的城市以多样化的面孔出现。在进入主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放弃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是从村庄形式开始有机地生长起来”。苏贾、科斯托夫的观点当然值得商榷，但他们对社会发展次序、城市生成与作用的这种颠覆性反思，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城乡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对城乡关系进行更加细致与辩证的考察与理解，离开了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深刻理解，对城市本质、城市化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
    需要在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视域。在哈维兰等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当代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相对论，承认、尊重多样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一个基本功能是反思、批判片面的自我中心论，倡导从多样统一的角度考察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对当代中国城市研究而言，引入以多样并存为基本观点的文化人类学视域对于重新理解、合理定位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方向，重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的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分裂。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分裂，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表现在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上的巨大差异。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中国当代的城市化，在诸多方面仍然深层延续着传统的城乡二元模式，中国当代的城市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或间接的“盘剥”基础上。形成这种城市与乡村深层多重分裂、城市压制乡村的社会建制、社会运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自觉引入人类学视域、文化人类学态度，有利于克服这种以城市为中心、不尊重甚至歧视乡村的城市社会观、社会发展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从具体条件出发，探索推动城市与乡村共同发展、平等发展、平衡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一般而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由上而下的城市化，一是以乡村为主导的由下而上的城市化。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会出现第一种模式，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往往会出现第二种模式。众所周知，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既是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取得诸多成就的地区，也是率先遭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城市化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与矛盾的地区。作为资本主义较早萌芽的地区，作为人口、土地、资源的矛盾相对紧张的地区，作为乡村经济较早发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江南地区表现出强烈的自发城市化、由下而上城镇化的强大动力与深层需要。当这种内在需要与政府的强力推动相结合时，便产生了以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本土经济与外来经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共同发展为重要支撑的颇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江南模式。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南发展，可以看到，所谓的江南发展，不仅是一种有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中国城市化模式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中国城市化的江南模式、“江南类型”有其巨大的成就，也有其需要进一步改革、转型升级的深层问题。反思江南的城镇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对形成、运用中国城市研究的伦理视域、文化人类学视域，建构既反映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城市发展特殊国情的中国城市理论，探索由不同具体模式构成的中国城市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模式体系”，理解与解决城市与乡村关系的中国特殊性，具体、和谐、合理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