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萌萌在“文革”中
    萧帆
    第一章
    1966年，萌萌17岁，是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一（3）班的学生。
    那时萌萌是武师附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她的数学和外语都很好，语文总是全班第一，作文经常被拿到高年级去当作范文。萌萌能歌善舞。她领衔的孔雀舞在武师全院引起过轰动，她饰演的孔雀公主形象多年后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萌萌的乒乓球也打得很好，她曾代表附中参加武昌区的比赛，名列前茅。萌萌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手不释卷，打乒乓球的间隙也不放过看书。萌萌特别喜欢诗朗诵。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爸爸就教她读诗，诗歌从此伴随了她一生。附中和师院组织的联欢晚会上，萌萌的诗朗诵总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由于幼年时的家庭变故，萌萌是早熟的。破碎的家庭生活在她与生俱来追求完美的心灵上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但不易察觉的忧郁眼神并没有稍减她典雅的气质。无论在什么场合，萌萌总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她身边总有一群快乐的女生，像鸟儿一样飞出飞进。萌萌也是高傲的。男生们背地里都称她“校花”，爱慕者、追求者不乏其人；她在男生面前则是彬彬有礼却又凛然不可侵犯。
    “文化大革命”风暴来袭，萌萌的境遇完全改变。
    萌萌的妈妈鲁开先是师院附中的校长，继父李成文是师院的院长。运动一开始，他们两位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在武汉师院和附中均是重点炮轰对象，遭到多次批斗。
    萌萌的爸爸曾卓是一位诗人，1938年参加中共，1949年武汉解放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处处长、《长江日报》社副社长和武汉市文联常务副主席。1955年5月胡风案发，他被毛泽东点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与胡风同一天遭到拘捕，关押两年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曾伯伯被安排在武汉话剧院做编剧，这期间他创作的话剧《江姐》在全国上演后获得好评。“文革”中曾伯伯又被下放农村劳改，还被关进“牛棚”，大会批斗，再次投入牢狱。
    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批判李院长和鲁校长的最多最醒目，而萌萌则被拎出来作为他们培养走“白专道路”后代的典型。毛主席点名的大“反革命分子”曾卓是萌萌父亲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沸沸扬扬。一夜之间，萌萌从众星捧月的贵族公主变成无人理睬的黑帮子女；友好、热情和羡慕的目光为鄙视、冷漠和闪烁回避的眼神所代替。她陷入了可怕的孤立。
    私下里萌萌也曾暗自落泪；但是面对怪异的眼光，她依然那么高傲，特立独行，依然凛然不可侵犯。
    校园里的氛围如此不堪，我便拉上萌萌到外面去看大字报。大字报最多的地方是湖北大学和武汉大学，几百米长的大字报栏上贴满了各种揭发批斗的大字报、漫画和来自北京的小道消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当时从北京传来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轰动一时。这幅血统论对联成为“红五类”学生排斥欺压非“红五类”学生的理论依据，一些“红五类”还索性把横批改成“绝对如此”。有一次，在湖北大学一张鼓吹这副对联的大字报上，萌萌在“绝对如此”旁边批注“未必如此”，引来不少人围观，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几个红卫兵围住她，气势汹汹地质问她是什么出身，萌萌也不示弱地说：
    “革命干部！”对方的口气软了一点，问她为什么这样写。萌萌反问道：“恩格斯家里是资本家，毛主席的爸爸是富农，你能说他们是混蛋吗？”对方听了一愣：“你造谣！”萌萌说，你看过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吗？看过梅林的《马克思传》吗？对方哑口无言。人群中有人叫好，引来更多的人围观。萌萌索性继续说下去，什么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毛主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要警惕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等等，说得掌声四起，而那几个大学生则不见了踪影。钻出人群后我对萌萌说，你很大胆啊，说是革命干部子女。萌萌说，爸爸不是反革命，他是三八年的老革命，你看他们那个架势，不这么说能行吗。萌萌从不以革命干部的子女自居，除了这一次，我再没有听她说过。
    还有一次也是在湖北大学。那天晚上该校办公大楼前搭起一个灯光讲台，被张体学称为“南下一小撮”的北京学生与湖北大学的红卫兵激烈地辩论“怀疑一切”，台下黑压压站满了人群。
    “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是“南下一小撮”从北京带来的，与当时武汉保守派红卫兵喊出的“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口号针锋相对，成为“文革”初期武汉红卫兵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与“南下一小撮”辩论的那个武汉保守派红卫兵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怀疑你自己吗？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吗？
    北京学生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绕了一大圈也没有说清楚。我们替北京学生干着急，和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听我们说的有理，怂恿我们上台去解围。我拉着萌萌跳上台去，却结巴着说不出话来。萌萌见状走上前问武汉大学生：
    “你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吗？”
    对方看了看她不屑地说：“当然不怀疑！”
    “为什么不怀疑？”
    “小学生都知道，哥白尼发现的！”
    “你上小学以前呢？哥白尼以前的人呢？”
    对方一时语塞。萌萌接着说了一气：没有怀疑就没有思考；怀疑是认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毛泽东思想也被怀疑过；你没有怀疑过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学生，今天也不可能站在这里，等等。萌萌最后大声说，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怀疑一切就是这个意思！台上“南下一小撮”的学生们鼓起掌来，台下也响起掌声，还有人高叫对方下台。那个北京学生问我们是哪里的，还写下自己的名字塞给我们。钻出人群后，我们跑到湖北大学对面的小餐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锅贴饺子。
    进入9月份，“红海洋”席卷武汉三镇。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和旗帜，毛主席的红色语录刷满大街小巷，“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震天响。中山公园、卢沟桥路、亨达利钟表店、品芳照相馆、曹祥泰副食品商店改成了人民公园、红卫路、新时代钟表店、东方摄影店、工农兵副食品商店，许多人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向东”“卫彪”“永革”和“兴无”。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为时髦的风潮，有人甚至把像章直接扎穿皮肉别在胸脯上以示忠心。从这个时候起，萌萌就再也没有佩戴过毛主席像章，她不喜欢人云亦云，更厌恶浅薄的庸俗化。事实上我不记得萌萌什么时候佩戴过毛主席像章；唯“红五类”才有资格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她已经从“红五类”被打入另类。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恶化，“红海洋”变成了“红色恐怖”。街上出现红卫兵剪头发、撕裙子、剁高跟鞋的现象，同时兴起了抄家、砸四旧和挂黑牌游街的风潮。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黑五类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一队队红卫兵押着他们游街示众。示众者胸前挂着“不法资本家”“老右派”“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分子”等黑色示众牌，有的头戴纸糊的高帽，有的头上倒扣一个污秽不堪的痰盂。长江大桥上投江的人多起来了，长江下游那个叫阳逻的回水湾，打捞尸体成了兴旺的职业。有一次在武昌司门口，一帮红卫兵把抄家的书籍、画报、西服、洋伞等等当街焚烧，那家的女主人被剃成阴阳头，罚跪在火堆旁边。萌萌发现跪着的是一位认识的阿姨，挣脱我的手挤进人群去搀扶她，还与那几个红卫兵辩论，差一点也被他们抽皮带。
    萌萌惦念爸爸的安危，执意要去找曾伯伯。那时曾伯伯一家住在汉口首善里14号。弄堂口有一个公用电话间，由居委会老太太值班照守，是去曾伯伯家的必经之地。萌萌贸然走进去，势必会给曾伯伯一家带来麻烦。想来想去只有蹲守曾伯伯出来。萌萌和我在一个大清早赶到汉口，我在首善里对面的早点摊子旁守候，萌萌则去一元路电车站等待。我慢慢地吃油条喝豆浆，一直等到早点都收摊了，也不见曾伯伯出来。第二次我们挑了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我吃到第三根油条的时候，终于等到曾伯伯出来。看他来到早点摊子旁站队买油条，我站起身走到他前面插队进去，回头冲他一笑，曾伯伯见是我吃了一惊。我随即向一元路走去，曾伯伯在后尾随。快到电车站时，萌萌离开人群欲迎又止，曾伯伯快步走上前去，两个人紧贴着交谈起来。我远远站着，看有没有人跟踪。回去的路上萌萌告诉我，爸爸所在的话剧院闹得也很厉害，也有红卫兵来要揪他去批斗，不过居委会的人对他还算客气，只是叮嘱他不要随便出门。爸爸说，“破四旧”“立四新”，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坏的，时兴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好的；烧掉那么多书，太可惜了；我们年轻时也是闹革命的，但决不会这样胡乱打人，被打的可怜，打人的更可怜。爸爸还说，这次运动看来和以前的不同，上面说要批斗“走资派”，下面却大抓地富反坏右，上下脱节，究竟怎么样现在看不清楚。要我们冷静观察不要冲动，还要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第二章
    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一千多万红卫兵引发了全国大串联，到11月初，校园里已人去楼空。萌萌和我都不是红卫兵，轮不上也不想去赶热闹。我哥哥是三十三中学高三学生，他约我和萌萌一起去韶山。我们三人来到武昌火车站，挤上了塞得如沙丁鱼罐头般的火车。在长沙和韶山转了一圈后，哥哥还想去北京参加检阅，萌萌不愿意去，于是我和她一起继续南下来到广州。
    广州串联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华南工学院，我们除了看大字报，也常常跑到市区去逛街。有一次我们在火车站附近遇到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我们要找赵紫阳”的巨大横幅，落款是“全国124所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赵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出于好奇随着队伍一路前行。天色渐晚时，来到广东省委大院的一块空地上，几百人席地而坐，继续高呼口号。为首的几个学生站在台阶上，其中一个手持话筒，征求大家对广东省委的要求和建议。人们七嘴八舌乱哄哄的，主持者就叫大家写纸条传上来，他念一个大家表决一个。萌萌也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反对经济主义，不要把重点放在要火车票和自行车上面。大部分人都举手通过。主持者与身边的人耳语了一下，高叫写纸条的同学上台来，萌萌走上前去，其中一人认出萌萌，热情招呼，原来是不久前在湖北大学辩论“怀疑一切”时的那个北京大学生。他向其他人介绍了萌萌，并让我们参加讨论与赵紫阳谈判的要求。
    将近入夜，赵紫阳和中南局的金明、李一清、李尔重等人终于出现了，人群中响起掌声，赵的态度也较谦和，直说让同学们久等了。代表们向赵提了几条要求，包括提供笔墨纸张、油印机、自行车，安排滞留的师生离开广州，以及随时接受革命小将的批判等。赵紫阳都答应了。赵紫阳还让人送来面包汽水，他也坐在台阶上和我们边吃边聊。李尔重听说萌萌是武汉的，也坐过来主动打招呼；但听到萌萌的爸爸是曾卓时，又立即走开了。事后我听曾伯伯说，李尔重曾经是他家的邻居，当年正是他带人把曾伯伯抓走的。
    萌萌成了“全国124所大中学校革命师生驻穗联络站”领导小组的成员，在领导小组中是年龄最小的。她参加了几次与赵紫阳的见面会，地点就在省委办公楼的一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是北京大学生，他们对广东省的情况其实并不了解，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半是道听途说，空洞抽象；赵紫阳话语不多，沉稳冷静，谦和而倔强。他承认省委犯有错误，但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几乎总是从空洞的批判开始，以讨价还价的谈判结束；时间则总是从晚上九十点钟开始，搞到半夜甚至天亮才结束。开头两次萌萌还有点认真，到后来就常常坐在后面打瞌睡。
    这个由全国各地学生组成的联络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临时组织，没过多久就分崩离析了，各地学生们逐渐分成以地域或学校为单位的联络站。萌萌和我参加了“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联络站设在中山医学院，负责人是华工的大学生。
    有一次我们半夜出去刷大标语，中吉普上放了几桶墨汁和一大桶糨糊，开车的是一个技校学生，结果转弯时翻了车，墨汁和糨糊泼了我们一身，狼狈不堪，所幸无人伤亡。
    我们这个联络站做的最为轰动的一件事情是带头查封了《羊城晚报》（当时已更名为《红卫报》），这算是广州“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广州各路群众组织由此开始形成对立的两大派。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布通告，表态支持封闭《羊城晚报》，宣布报纸停刊。这天下午，萌萌和几个同学去羊城晚报社散发通告，老远就看见报社门外人山人海，喧嚣鼎沸，支持和反对封报的人群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我们挤进报社，在小礼堂门口遇到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儿，他立即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封报。周围很快聚集起人群，基本上都是反封派，对着我们七嘴八舌，气氛紧张。我正要开口辩解，被萌萌扯住。待他们说完后，萌萌大声说了一句：“封报不是我们的目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萌萌接着说，今天封报是为了明天把报纸办得更好。有人质问凭什么说《羊城晚报》办得不好，萌萌讲述了珠江边上卖艇仔粥女孩的可怜情况，反问对方《羊城晚报》可以开辟“五层楼下”栏目，为什么就不可以开辟“艇仔舟旁”？那个头头儿的脸色变得友善起来，拉着我们走到礼堂舞台上，要我们对台下的人讲讲。人越聚越多，还有人大声提问，萌萌一一回答，还表示回去向上反映。当萌萌说到自己的父亲也是老报人，家里也有很多《羊城晚报》时，人群中发出笑声。气氛逐渐缓和下来，我们几个都松了一口气。突然，那个头头儿把萌萌拉到一边说，赶快跟我走！然后领着我们从后台往报社后门走，说是外面反封派联络总站的人听说带头封报的武汉红卫兵在报社里，正在往里冲。我们几个跑到街上后，一边庆幸脱险一边感叹其实本来可以不必搞得这么对立。萌萌看了看大家手里的封报通告说，不要再散发了，全部带回去。
    以后我们又参加了几次行动，感觉也是五味杂陈。
    一次是批判和抢夺王任重。12月中旬江青在北京点了王的名，武汉二司马上派了若干人来广州寻找王，名曰“专揪王任重造反团”，要把他抓回去批斗。身在广州的武汉造反派红卫兵自然不甘示弱，力争抢先一步拔得头筹。一天晚上萌萌随联络站的人坐上一辆交通车，被一辆吉普车领着在广州城内兜了好几个圈子后，来到广东越剧院的一个小礼堂。我们将做报告的会场布置成批斗会的会场，又等了一会，王任重披着军大衣从舞台后面走进来，大家马上呼喊口号，王见此阵势扭头就走，随即又折返坐下，好像是在后台被人劝回。陪同王来的一位中南局干部对我们说，王书记身体不好，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革命小将，任重同志回广州，半天休息半天检查。大家不再呼口号，王也很快镇静下来。主持批斗会的那个大学生所提的问题看似吓人其实空洞无物，例如为什么要镇压学生运动、怎样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王从容应答，轻松驳回。王写过一首诗：“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主持者质问为何要说“衣锦还乡”，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攻击。王由此讲述了他陪毛泽东回韶山的种种细节和感受，反令我们这些崇拜毛主席的年轻娃娃听得津津有味。但是这首诗后来传到北京以后王还是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会议进行中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听说是“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正在赶往这里，要抢走王任重。批斗会戛然而止，王被匆匆转移。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又在那辆神秘吉普车的引领下，驱车狂奔，一会冲到这里一会冲到那里，最后来到白云山飞机场。领队的同学说王就躲在候机楼里，要大家仔细搜寻。此时已是凌晨，萌萌和我困得不行，就在车上睡着了。事后听说，这次行动其实是被中南局的人耍弄了。他们不希望王继续留在广州，情愿让“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把他带回武汉，对我们使了调虎离山计。
    再一次，是参加对广东省委的夺权。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袭来，广州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我们联络站与其他一些组织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布向广东省委、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等机构夺权。萌萌随联络站的人去公安厅夺权。所谓夺权不过是把公安厅的大小干部集中起来，宣读夺权通告，然后到各个办公室去收缴公章和钥匙。公安厅的人无奈而顺从，学生们则兴奋而茫然。忽而又有另外一派组织赶来，声称夺权不合法，他们要实行“再夺权”。双方争执不下，我方为首的大学生急令同伴抱着一书包公章赶紧溜走。
    还有一个滑稽插曲。夺权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来广州访问演出，我们联络站的头头儿作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和对方握手时自我介绍是“广东省负责人”，阿方团长诧异地看着这个学生娃娃，站在一旁的省委译员随即将原话翻译成“广东省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孰料这位头头儿听出来了，竟当着外国客人的面训斥译员，要他重新翻译，场面十分尴尬而可笑。
    这些事让萌萌感到无聊以至反感。参加公安厅夺权时，一位长者把我们拉到一间无人的办公室，自称是公安厅副厅长，说公安厅内部斗争复杂，南下干部压制本地干部，还有美蒋敌特混入，他有重要情况向中央反映。他拿出一封信，说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谢樘忠是他的老战友，问我们能否设法当面交给他。萌萌对于联络站的革命行动已逐渐失去兴趣，遂以这个理由离开了广州。
    我们一路扒火车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所在地三座门，向哨兵报上我们的姓名和来意。一个军官出来让我们在接待室等待，一会又出来说谢不在。我们去了三次都是如此答复。当时正值“二月逆流”，估计是谢不想惹麻烦。我们只得把信交给那个接待军官，算是交了差。二月的北京依然北国冰封，我们从广州来更感到冷不可挡。萌萌带我找到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的大舅，加了几件御寒的衣服，便匆匆南下回汉了。
    第三章
    与阴冷肃杀的北京不同，武汉三镇的“文革”运动风起云涌煞是热闹。先是造反派一月夺权，全市全省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全部靠边站，被揪出来批斗；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也随之土崩瓦解。然后是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为“钢”“新”两派，兄弟反目互相攻击。紧接着是武汉军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接管地方大权，军代表进驻厂矿学校，与造反派群众抵牾摩擦。真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7日，军区宣布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为反动组织，一夜之间抓捕朱鸿霞、胡厚民等四百多名大小头头儿。“新”派感到唇亡齿寒，遂与“钢”派再次结盟，共同向军区抗争。保守派群众趁势于5月16日宣布成立“百万雄师”，拥护军区镇压造反派，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武汉两大派群众的对立迅速升级，大街上人潮涌动传单飞舞，街头演讲和辩论此起彼伏。待到满载手持棍棒长矛的百万雄师战斗队员的车队在武汉三镇横冲直撞的时候，文斗迅速演变为武斗。进入6月盛夏，整个武汉处在躁动、震荡、亢奋和仇恨之中。三镇武斗愈演愈烈，血案不断，形势已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2月中旬我们回到武汉后，萌萌听说爸爸被抓走了，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一次我们跑到省文联去，遇到进驻那里的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联络站，为首的是半年前认识的武大中文系学生庆元兄。庆元兄赏识萌萌的才气，劝她留下了来。当时武汉文艺界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狂妄师”喧嚣一时，文艺界许多演员和作者被他们打成“三名三高”和“摘帽右派”，被整得苦不堪言。萌萌征得庆元兄同意，以联络站名义到武汉话剧院、汉剧院等单位去调查情况，也趁机打探爸爸的消息。受迫害的演员偷偷向萌萌诉苦，还是被“狂妄师”的人发现了。我们劝“狂妄师”的头头儿不要矛头向下整群众。萌萌说，“右派”摘帽了还是右派，那“解放战士”还是国民党的兵吗？狂妄师头头儿说不过萌萌，把她轰了出来，还到处打听这个梳着两根辫子的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幸亏他们不知道萌萌是曾卓的女儿。萌萌后来写了一篇名为《反狂妄师论》的大字报，开头第一句就是“黑格尔说历史上的大事通常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武汉“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第一次是‘百万雄师’，第二次则是‘狂妄（雄）师’”，然后逐条批驳“狂妄师”的荒谬理论。大字报张贴在汉口民生路口工艺大楼的橱窗上，围观者众，几天之内被支持者广为传抄。
    湖北艺术学院的二司红卫兵看到《反狂妄师论》后找到省文联来，邀请萌萌去他们那儿。二司红卫兵总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设在湖艺，萌萌很快和她们搞熟了。她和她们一起唱歌跳舞，找到了久违的欢愉。萌萌的舞姿也吸引了众人，包括当时驻扎在湖艺的“新华工敢死队”。
    新华工敢死队其实是一帮舞文弄墨的秀才，为首的是华中工学院二年级学生鲁礼安。武汉军区抓捕大批工人造反派头头儿时，乌云压城万马齐喑，鲁礼安等人冒死贴出抨击军方镇压工人运动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提着脑袋向武汉军区一小撮混蛋挑战”，署名“新华工敢死队”以示决心。鲁礼安和他的文人敢死队之名由此传开。
    萌萌和我在湖艺附近的一个小食店里与鲁氏（圈内对鲁礼安的昵称）见面，谈得很投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萌萌参加了敢死队的一些宣传演讲活动，还参与创办了敢死队的第一份小报《激扬文字》。
    进入6、7月份，“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加紧武装围剿，“三钢三新”则拼死抵抗。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死伤已逾数百人。六渡桥大街上陈尸数日臭气熏天无人敢收，恐怖笼罩三镇。7月14日毛和周罕见地共赴武汉就地解决问题。18日周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公开检讨。毛要陈再道释放朱鸿霞等人，屁股坐到造反派一边来。随行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则跑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公开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此举激起“百万雄师”和支持他们的8201部队的强烈不满、委屈乃至绝望。7月19日夜，他们武装冲进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围攻谢富治，把王力拉去军区大院批斗，混乱中甚至误打了自己的司令员陈再道。情急之下毛被迫转移上海，周化装离开武汉，造成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当晚，数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暴徒和武装士兵的卡车在武昌城内鸣笛呼啸，吼声震天，全城一片恐怖。一群暴徒举着长矛冲进敢死队的驻地湖艺学院四处抓人。正在赶印传单的萌萌和我闻讯冲出来往家属区跑，暴徒们在后面追赶，杀声一片。我们跑过大操场，躲进路边灌木丛后，一动也不敢动，但见月光下亮晃晃的长矛一路朝灌木丛里戳过来，我连忙叫萌萌往左边跑，然后我起身往右边跑去。所幸左边是几排平房，有几个胆大的人开门观望，见萌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有好心人将她藏进家里，才得脱险。
    20日凌晨，我们转移到造反派仅剩的几个据点之一湖北大学，躲进30号楼的一个楼梯间里。30号楼是图书馆，我们驻扎在这里时常溜进来找些被封存的禁书看，楼梯间便是我们偷偷看书的地方。在百万雄师数百辆全副武装的卡车的围攻下，湖北大学也被攻破了，枪声大作，暴徒们提着长矛和大刀挨个大楼地搜查，见人就抓，抓住就打，然后拉到大门口的卡车上，不问青红皂白往俘虏的脖子套上一块硕大的示众牌，无非是“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小爬虫”之类，扭住双手围站在车厢四周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当暴徒们冲进30号楼时，萌萌和我翻窗逃跑，我被抓住了，萌萌在一片混乱中居然逃脱。
    “七二〇事件”以后，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组出于各自目的都谴责武汉军区搞兵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五人被抓，武汉军区改组，武汉造反派咸鱼翻身，“钢派”在全国红极一时，新华工敢死队也十分风光。但萌萌经历了这些腥风血雨之后，开始以较为理性的眼光看待“文革”。此时鲁氏积极鼓吹向军内“走资派”夺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提出彻底砸乱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常备军；还支持浠水县巴河一司王仁舟搞农民武装，建立共产主义新农村。我们不同意他的这些观点，便离开了新华工敢死队。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武汉运动波澜迭起。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省市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紧接着便是清理阶级队伍和复课闹革命……阵阵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掩盖着军方头头儿排斥异己独揽大权的脚步声：新任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的一二把手分别担任省市革委会正副主任，大权独揽；被造反派掌控的基层革委会被当作“马蜂窝”捅掉，造反派头头儿们被清洗和批斗；“三代会”形同虚设，保守派受到重用，文官们则根据他们对军方的态度被决定取舍。毛让底层群众参与政权机构的想法看起来是认真的，但博弈的结果却是武汉政权实际上进入了军政府时代。待到毛流泪对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萌萌虽然和许多学生一样感到某种失落，但也意识到是时候离开政治舞台了。
    离开新华工敢死队以后，萌萌再没有参加社会上的运动，也没有回校“复课闹革命”。她开始阅读一些能够到手的政治书籍，而以前她感兴趣的多半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雪莱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屠格涅夫。
    那时新华书店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书了。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而被打入冷宫，政治书籍则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萌萌读《共产党宣言》《评德意志书报检查制度》《黑格尔法哲学导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私有制、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而这又驱使她想去了解欧文、圣西门、傅里叶、蒲鲁东、杜林、伯恩施坦、鲍威尔、托洛斯基和考茨基。但是，市面上根本看不到这些人的书。
    想看这些书籍只有跑到大学和党政文化机构的图书馆去。混乱的局面使得这些单位的图书馆无人看管也无人光顾，我们可以随便进入书库，翻看那些被封存的书籍。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灰皮书”和“黄皮书”，便忍不住干起了“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的勾当。
    这些“仅供内部阅读和批判”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萌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她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书籍，包括《怎么办》《解冻》《人·岁月·生活》《绞刑架下的报告》《人世间》《被背叛了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西行漫记》《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帝国的兴亡》《通向奴役之路》《等待戈多》《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等等。
    这些书籍对萌萌思想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她开始了解到，在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东西方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前景以及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等一系列问题上，竟然会有如此不同而新鲜的见解。这促使她开始以新的视野和多种角度去思索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文革”运动。萌萌和我热烈地讨论、争论，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后来她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捕时，这些笔记都被搜走了。
    1968年10月，萌萌和萧帆在武昌
    在窃书过程中，我们交到几个“窃友”，有以前实验中学的同学，还有武大附中、华师一附中、东湖中学和武汉一中的几个学生。我们各自的战利品不尽相同，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相约见面，相互交换书籍，也顺便交流一下读书心得。书的来路不正，而且本来就没有资格看，所以交流活动也只能避人耳目，这次是在珞珈山，下次就在东湖边，有时还跑到中山公园去。两年后，审讯萌萌的专案组把这些聚会统统说成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地下活动”。
    第四章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武师附中对口的下放地，一个是江汉平原的洪湖县，一个是鄂西北山区的郧县。绝大多数学生都选择去鱼米之乡，萌萌却愿意和我一起去山区。我们四处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后形成了一个来自四个学校的七人知青小组，来到郧县南化区南化公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
    郧县南化塘地处鄂西北偏远山区，是鄂豫陕三省交界的一个山沟沟。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丹江口，再坐船沿江而上到郧县城关镇，然后坐汽车翻山越岭走一百多里山路，三天之后才到达这个崇山峻岭之中的山镇。我们知青小组被安置在离小镇五里地外的半山坡上一个叫作兴阳寺的破庙里，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上坡干活。在这里，萌萌目睹到农民可怕的赤贫和愚昧，惊讶于他们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条件下近乎平静地生活着。这种情况令她痛苦和不安，也令她深思。离开武汉时萌萌带了两大木箱的书籍上山，此时再读那些政治历史书籍，萌萌的感悟又有所不同了。
    1969年4月，“七二〇事件”后风光一时旋即受到军方长期压制的武汉造反派在朱鸿霞、胡厚民、吴炎金等“钢新”头头儿们的号召下终于再次走上街头，他们声称“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矛头直指曾刘方张，要对省市革委会实行再夺权。标语口号和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各级革委会基本瘫痪，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局势重又陷入混乱。
    留在武汉的哥哥激情澎湃，一个人创办油印小报《百舸争流》，拖着瘸腿骑着自行车到处散发张贴。不久他得到钢工总一些基层头头儿的支持，把《百舸争流》书写成巨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市中心水塔下面的大墙上，轰动一时。哥哥几次来信热切希望我们回去参加这场“革命扼杀自己孩子而逼出的运动”，看看“人民大众的真正觉醒”。萌萌和我在回信中表示：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看，这次“文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保住群众代表在革委会里的现有地位已属不易；“反复旧运动”的目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推波助澜反会使革命群众丧失更多。我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作用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在经济基础领域里生产关系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在信中批判了哥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狂热性”，他在回信中则流露出受到委屈和伤害的情绪。不久，中央将武汉造反派头头儿尽数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并于5月27日发出要求停止“反复旧运动”的指示，周恩来还点了《百舸争流》的名，说它是“北决扬”一类极左思潮的刊物。哥哥感到很大压力。于是萌萌和我连夜拟就了一份观点提纲，带上《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几本马列著作，赶回武汉。
    哥哥的心情很矛盾。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但又反对我们回来卷进去。我们说：当初冒进和现在退却都是错误的。既然群众运动已经起来并遭受挫折，就应当像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那样，设法把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
    为了寻找正确轨道，萌萌和我做了一些调查采访。街上的大字报已经不多，江汉路、六渡桥、司门口几处闹市区和省、市革委会附近还有一些，多半是些标语口号：“反复旧反潮流”“斗则进、斗则胜、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要三结合不要两结合”“不做花瓶要做主人”“警惕穿新鞋走老路的假革命派”“曾刘首长不革命我们不答应”“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还要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我新生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在一簇簇辩论的人群中还能听到各式各样的议论。有的认为矛盾应该在革委会内部解决，不应该搞到社会上来；许多人则对革委会内稳健派干部表示不满，认为他们背叛了并肩战斗的造反派；还有一些人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收”，再闹也是白闹。随着对中央首长“五二七讲话”的宣传，更多的群众成为观望派。我们还在哥哥的引荐下走访了工厂革委会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儿。他们觉得那些干部一旦解放出来结合进革委会，很快故态复萌，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过去的“走资派”表面上点头哈腰，实际上瞧不起工人老大粗。革委会里的工人们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和那些“当官的”坐不到一起去。他们感到憋气和迷茫：过去那种无政府状态多半不会再有了，但革委会像现在这样勉强捏在一起也显然难以长久。留在革委会不自在，离开又不甘心。人们问：如果说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那不是眼看要被摘了桃子？新生红色政权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央支持武汉造反派，又说“反复旧运动”搞错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萌萌和我白天走访调查，晚上翻看马列本本。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在政权机构的改革上进两步退一步的产物，它是国家政权机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获得的现实形式，又是很不稳定的一种过渡形式。它的前景，要么是被巴黎公社式的政体所取代，要么是退回到旧的官僚机构。“反复旧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这种过渡政体的不满和继续前进的要求，但是这个运动并不能实现巴黎公社，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走资派”还没有完全走向反动，群众造反组织也没有产生自觉把握历史进程的领袖。“反复旧运动”想要改变革委会内部力量结构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企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则更不可能。但是，如果能够将工代会确立为反映人民意志的新型代议机构，从外部对革委会实行监督，倒不失为“反复旧运动”有可能争得的积极成果。这个代议机构即便不能推动革委会向前发展，它也将作为革委会的合法对立面而存在。随着双方矛盾的加剧，两个权力机构并立的局面将不能继续，能够承担新的历史任务的社会力量也日益成熟起来，那时人民群众对革委会实行再革命的时候就会到来。
    我们自以为找到了“反复旧运动”的正确轨道，于是连夜起草了两张大字报。哥哥看后深表赞同，建议也贴到水塔墙上去。说到署名，哥哥建议用《百舸争流》，反正已经被周总理点了名，出了问题他一人承担。我说凭什么让你承担，再说都是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会有什么问题。我提议以“新思潮”作为署名。萌萌说太张扬了，不如倒过来，就叫“曹思欣”，像个人名些。哥哥找来市建工局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用卡车拉来脚手架，四五个青年工人忙了大半夜，将大字报张贴在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十多米高的大墙上，每个字足有碗口大，贴满了数十米长的水塔墙。
    这两张心血来潮匆忙拼凑的大字报改变了萌萌和我的一生；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许多人被抓，被斗，被开除；另一些人则不能招工和入学。我和萌萌的知青伙伴们几经批斗后被分散隔离在绵延数百里的群山之间，彼此不通音信。多年以后我们辗转得知，鄂西北那贫瘠的大山沟里，至今还留有当初的知青伙伴，其中一个永远失去了双手，另一个则成了有几个孩子的村妇。我还听说天门乡下有一位姓刘的年轻人，在那个杀人最多的1970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了，而当初在那里曾经帮助过我的一位青年正是姓刘。因为这些，我必须把这两张大字报呈现出来，不管我现在面对这些充满“文革”语言的文字如何脸红，也不管今天的读者会怎么看它。感谢我们的老友鲁礼安先生找到了这两张大字报的原文。2007年鲁氏搜寻到当年批判“北决扬”的文件《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他在其中发现了作为“反面教材”的这两张大字报，当即以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孰料鲁氏不久竟绝尘而去，不知所终。但愿他还活着。
    应当表明的观点
    曹思欣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语），而“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语）。
    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语）。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非消灭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语）。
    国家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语）。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从这个祸害中产生出来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不得不像巴黎公社一样，立即去掉这个祸害最坏的一面（恩格斯语），并对它实行革命地改造。
    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要牢记列宁的伟大教导，消灭寄生虫——国家。但是不能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要求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逐步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有能力把全部国家机器这一废物最后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恩格斯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以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实际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学说问题。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第一次大革命，总结了群众运动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反复旧运动是一场在不成熟的条件下由不成熟的人们进行的不成熟的革命。这次革命并没有获得彻底的敌人和自觉的自己。但是英勇战斗的劳动群众在运动中表现出了决心冲天的革命精神和极其可贵的历史主动性。
    反复旧运动先验式地预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第二次政治大革命，预示了第二次政治大革命进一步改革国家机构的历史任务。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的胜利成果，是对旧的国家机器实行革命改造的现实产物，是这次革命所能获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也是向新的更加成熟的政权形式过渡的必经阶段。它应该而且可以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巩固和加强。
    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即三代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最高产物，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型代表机关。它是革命委员会联系人民群众的天然桥梁。
    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是以三代会为直接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给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权力监督革委会。
    十七年的国家机关，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置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使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长期隐藏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而“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泽东语）。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义务监督革委会。
    革委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难免有一些错误的。革委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是由旧形式脱胎而来的，它不免带有旧的残余。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责任监督革委会。
    将革命委员会置于直接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之下，是反复旧运动的应该目的，也是我们的最低要求。革委会在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之下，行使权力，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重要表现，是“一元化领导”的必要内容，是现阶段的群众专政。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对革委会实行必要的正确的监督，是巩固和加强革委会并使之更加联系人民群众的切实步骤，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也是这一次反复旧运动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果。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监督革委会，将有效地推动革委会自身的改革。它将进一步清扫蒙在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上的污垢，进一步铲除国家机构中滋生走资派蛆虫的官僚主义垃圾。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监督革委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改革国家机关的伟大尝试，它将在运动中越过自身继续前进，为下一次更加彻底地改造国家机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崭新形式而准备必要的历史前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将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完整性和彻底革命性，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解放全人类的最高历史使命。
    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
    曹思欣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应是国家的主人，而应当是社会的公仆。所谓社会就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
    十七年来的国家机关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在很多情形下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盛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是做群众的公仆，而是做群众的主人，结果产生了很多的走资派。
    我们不仅要打倒走资派，而且要消除产生走资派的条件，不断改革国家机构，并逐步从组织上保证群众的监督，使国家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当前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革委会是改革了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革委会不同于过去国家机关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比过去的国家机关接近了群众，联系了群众。这一方面表现在革委会里有群众代表，另一方面表现在革委会依靠群众并接受群众的直接监督。失去了这个特点就失去了作为革委会的革委会，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旧干部不经群众通过就进入革委会，群众代表不经群众通过就扒下来。比较接近群众的，更能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基层革委会被“更新”靠边。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委员会有回到过去旧的国家机构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广大群众都来监督它，是避免这种危险的有效措施。
    不能认为群众代表重新进入革委会，比较接近群众能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的基层革委会恢复权力，以及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反复旧”运动中的一些正确要求，问题就解决了。不把革委会置于广大群众正确的监督之下，革委会就仍然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人民群众在“反复旧”中提出的各种正确要求，即使现在得到了，将来仍然有可能失去。
    在现阶段，人民群众监督革委会，应该通过它的代表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来实行。因而，人民群众必须要求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完全代表自己，彻底依靠自己，自始至终不脱离自己。
    取消工代会领导人员的一切特权。他们必须完全从工人群众中产生，可以由工人群众随时罢免，并且在平时以所在基层工代会普通成员身份参加活动。这是第一条。
    取消工代会领导人员一切经济特权。他们的工资和普通工人一样，取消各种额外补贴。在平时，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是第二条。
    尽量简化工代会的工作职能，坚决反对繁琐哲学，废除一切不必要的秩序，使工代会的工作每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工人都能胜任。这是第三条。
    革委会在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下行使权力，就能保证革委会不变质。（即不被更新）不丧权和少犯错误，就能够实现人民群众在“反复旧”运动中的各种正确要求。工代会监督革委会，这才应当是“反复旧”运动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能够做到的。
    连续几天，水塔墙下和中山大道上站满了看这两张大字报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我和萌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紧张而兴奋。听到人们在议论这个曹思欣是什么什么人，我们感到又好笑又得意。但是，这两篇后来被称为“曹思欣口号报”的东西对“反复旧运动”并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也只满足于表明自己的观点。6月底我们返回了郧县。
    收工之后，在兴阳寺昏暗的油灯下，萌萌和我边读书边讨论，共同撰写了一篇名为《一九六九年的武汉四月革命》的文章。我们本来想对“反复旧运动”做一番理论清理，实际上却写成了我们自己对“文革”和中国社会的一些认识。
    这篇文章试图说明，作为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但是它必将而且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在取得政权胜利后力挽狂澜，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伟大尝试和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目标是：在政权领域实现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经济基础领域实现工农商全面普遍的国家所有制（公社制就是农业中的国有制）。这个目标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是历史的局限。现在这三个目标已经基本达到，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恩格斯说，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胜利的人们通常会发生分裂：大部分人满足于既有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要求继续前进。他们提出一些臆想的或至少是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口号，因而不免遭到失败，使稳健派重新占得上风。于是失败的少数便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原因归咎于偶然。实则情况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所获得的成果只有经由第二次激进派的失败才能获得巩固。当这点一经达到，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得到实现，激进派及其代表便又退出历史舞台。“反复旧运动”中造反派的情形正是如此。没有“反复旧运动”和它的失败，革委会不可能在历史给定的位置上巩固下来。现在三个领域的集权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并将发挥它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这些体制中都包含有矛盾乃至对立的成分：集权与民主；个人崇拜与思想解放；经济制度一大二公与小农生产分散落后。马克思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中国社会的这些矛盾对立的力量之间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社会生产力之间，将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日益尖锐的斗争。这将是一个充满亦此亦彼、顾此失彼、此消彼长最后由此达彼的过程，是中国式的卡夫丁峡谷，称之为“勉强的时代”更为确切。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率先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现阶段也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东西方人民处于不同的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却都面临同样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的，并且总会在一切领域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将能够走出“勉强的时代”，迎来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这篇文章后来也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搜走了。它不同于那两张公开张贴的大字报，写得更直白一些，被专案组当作给我们定罪的重要依据。
    就在萌萌和我写《一九六九年的武汉四月革命》的时候，这场革命的结局已经来临。
    武汉“反复旧运动”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刚刚形成的时候把矛头指向红色政权革委会，而且正值“九大”召开期间，显然犯了毛的大忌；但对武汉造反派毛并不想一棍子打死，这毕竟是他牵制林掌控的武汉军区的一支力量。“五二七指示”表明他对造反派手下留情，对军头们也有所批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所希望的那样。曾刘首长对武汉造反派已经不能容忍，处心积虑给他们罗织罪名；造反派头头儿也不听招呼，满怀委屈和希望，力图挽回得而复失的权力和地位。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而此时周微妙地站到了林的一边，康生和陈伯达也诡异地参与其间，毛身边的这三股力量在武汉“反复旧问题”上似乎结成了临时同盟。毛权衡取舍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武汉造反派的最终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给武汉造反派罗织的罪名，是他们参加了“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
    所谓北（北斗星学会）、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扬子江评论》），其实是鲁礼安在1968年间先后成立的三个二十来人的小组织，前两个没几天就夭折了，《扬子江评论》的时间稍长一点，大约半年左右。鲁氏的文笔洋洋洒洒，《扬评》的观点激进犀利，甫一发表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在造反派们屡遭迫害时鲁氏总是一马当先为他们摇旗呐喊，但鲁氏那些被视为“极左思潮”的激进主张却并不被“钢新”两派所接受。鉴于“反复旧运动”的发动者多为省市革委会领导成员或党中央委员，需要足够的理由才好把这些革命功臣打下去，于是军头们抓住鲁氏宣扬“极左思潮”的辫子，把他这三个昙花一现的小团体说成是一个庞大的“反党乱军”地下组织，还特意和北京的“五一六”挂上钩，然后扣在武汉所有造反派的头上。这与周的意图至少是不谋而合，且得到支持曾刘方张的林的认可，也使毛无可如何。于是，在得到中央解决“北决扬”问题的“九二七指示”这把尚方宝剑后，曾刘方张便借助周积极推动的“一打三反运动”，掀起大抓“五一六、北决扬分子”的人民战争，把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儿们统统装进这个“反革命大杂烩”的袋子里。据“文革”后的披露，湖北武汉因“北决扬”一案而受迫害的达六十余万人，被抓被斗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
    10月3日在全省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的动员大会上，曾思玉和刘丰发表了声色俱厉的讲话，《百舸争流》和“曹思欣”都被划入“北决扬”一类反动组织。哥哥很快被抓起来，不久就遭迫害致死。我们并不认识的一些人被当成“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嫌疑犯抓了起来。与此同时，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四处搜捕“口号报”的作者“曹思欣”。
    武汉发生的这些情况萌萌和我并不清楚。鄂西北三省交界的南化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山沟，在这里很难听到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11月3日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专案组突然来到兴阳寺，我们才知道闯下大祸。
    第五章
    萌萌和我被分别押回武汉后，开始一周被临时关押在师院附中教工宿舍里。我和萌萌分别关在两个单元门栋里，但却是同一层楼而且相邻。专案组的这个疏忽使我们在严密看守下还能找到联络的机会。
    萌萌首先发现了这一点。第三天晚饭时分，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立刻明白这是萌萌在用这种看守不能禁止的方式呼唤我，马上放下饭碗走到阳台上去，果然望见萌萌的身影。她把右手贴在胸口上，静静望着我，好一会才退回房间。
    我和她关押的这两套房间是背靠背的！发现这点后我这个建筑工程师的儿子立刻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对厕所隔墙仔细观察起来。真得感谢那个年代房屋装修的简陋，我在厕所水箱背面的墙壁上看到了一根通向隔壁厕所的水管，在水管与墙洞之间，居然留有一圈缝隙。
    第二天一早上厕所时，我向缝隙里塞进了第一张折叠得细细的纸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张纸条即使被发现，传递毛主席诗词也不能算是什么罪行。
    晚饭后我走上阳台，终于等到萌萌出现，我做出手指敲打墙壁状，然后迅速走进厕所。等了很久，听到隔壁有响动，我咳嗽了几声，随即听到萌萌的回应，我在那根贯穿墙壁的水管上轻轻敲打了三下，一阵寂静之后，听到水管那一头也传来了敲打声。我立即将准备好的铅笔插入水管缝隙中来回抽动，等我再把手指伸进缝隙，那张纸条果然被取走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起身走进厕所，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把食指伸进缝隙，什么也没有摸到。挨到中饭过后，我再次走进厕所，再次用食指在缝隙里探索，终于摸到了一张同样折叠得细细的纸条！
    我屏住呼吸打开纸条，果然是那熟悉的字迹：
    不管我到哪里，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我反复看着纸条，心潮起伏，然后把它撕碎冲进厕所。
    那可真是个宝贝缝隙。我们借助这个秘密通道每天传递纸条。当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清楚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置，想不到有什么需要攻守同盟的，只能传递一些名人名言彼此鼓励：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
    无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飞虻！
    我赞成牛虻的忠诚，和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不诉苦的人，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
    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还将为欢乐而死。
    让悲伤永远不要与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萌萌和我还约定了在不同条件下表达意思的办法，例如歌声和手势，这些办法以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在武师附中关押了大约一周之后，一辆中吉普把我和萌萌押解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押解车上萌萌和我相对而坐，身边各坐着两名一言不发的士兵。我们近在咫尺，四目相望却不能说话。萌萌眼里满是柔情，悄悄把拇指和食指连成圆形，这表示：我很好。
    进到戒备森严的警备区司令部，情况为之一变。
    我被带进一栋楼房，大门和楼道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进得一个偌大的房间，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军官。他照例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之后，命令我把书包打开。那个黄色军用书包里装有洗漱用具和几本马列的书，其中《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是萌萌当初塞给我的。我们那张大字报就是依据这两本书上的语句发挥而成。当我把这两本书放到桌面上时，那位军官一把抓过来，狠狠甩到地上，大声训斥：“你还想为自己狡辩吗！”我吃了一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时都是革命的圣经，在那个“无限崇拜”的年代，因为弄脏弄破毛主席画像和著作而被打成反革命挨斗挨批乃至判刑的事比比皆是。这位军官把马列著作扔到脚下，显然属于大不敬。我望望地下的书，又望望这位军官，一言不发。军官愣了一下，似有所悟，弯腰把书拾起放回桌上，随即叫士兵把我带走。
    后来得知这位军官是一位营级政工干部，战士们都叫他刘教导员，是我们这个专案组的成员。他当然熟知我和萌萌写的那张大字报，所以看到我还带着预备为大毒草辩护的书籍，自然是怒火中烧；但这又是革命经典，不得不强压怒火重新拾起。
    萌萌押进警司时的那一幕则是另一种情况。
    讯问萌萌的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姓张，警备区政治部的一位处长，级别比刘教导员高，清秀沉静，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当他看到萌萌也带了这两本书时，并没有发火；萌萌则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什么马克思讲的巴黎公社三原则，革命委员会其实并没有做到；什么恩格斯说的国家是个祸害，不只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体也包括无产阶级的国家政体；什么列宁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国家”，至多只需要“半国家”；而三代会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创造出来的新型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等等。这位张处长居然没有打断她。待到萌萌说完之后，他只说了一句：“你还挺能说的啊，按照规定你不能带上这些书，先放我这里吧。”
    张处长后来的表现，显示他与那位只是在对待“圣物”的态度上陷入两难的刘教导员还不一样。一个被定为“反革命”的中学生，稚气而又执着地大段引用革命导师的理论，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对于一个真诚信奉革命真理的审讯者，不能不引起内心的触动。
    萌萌开朗活泼的性格、毫无矫饰的率真，她那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大难临头时无所畏惧的勇气，构成了一种天使般的人格魅力。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无论是在戒备森严的警备区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这种魅力依然发射着光芒，穿透军装后面冷漠的心脏，感动那些尚未泯灭的良知。
    1970年是“文革”最恐怖的年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有一百八十多万人被打成反革命，超过二十八万人遭到逮捕和判刑，数万人被处决。很多现在被称为“仰望星空的‘文革’思想者”，都是在这一年被捕被杀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遇罗克和张志新外，南京的“马列主义小组”查金华等人、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吴述森等三人、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徐关曾等十三人、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谢洪水等二十一人，以及北京的顾文选和沈元、河北的张坤豪、甘肃的毛应星、湖南的丁祖晓、新疆的忻元华……，都是在这一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我和萌萌能够侥幸逃过这一劫，应该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也许就包括遇上了这位良知尚存的张处长和萌萌的这种人格魅力。
    从1969年11月初到1970年5月初，萌萌在警备司令部举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
    哥哥已死，涉嫌“百舸争流反革命案”和“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几十个人并案处理，按照上头的意思，似乎非打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不可。而且，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那两张口号报是出自十几岁娃娃之手。他们要萌萌交代组织联络图和行动计划，还逼她交出“脸上有皱纹、嘴边有胡子”的幕后指使人。
    每次审讯时，专案组都要对萌萌宣读《敦促杜律明等投降书》：“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并且要萌萌朗读毛主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一切顽固分子都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专案组的人还拿来《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让萌萌看，上面尽是批判“北决扬反革命大杂烩”的报道和文章。有几篇署名“武钢大批判组”“武汉大学大批判组”的大块文章，说“曹思欣”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污蔑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祸害”，宣扬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提出工代会监督革委会，为“反复旧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还鼓吹推翻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第二次政权大革命，恶毒之极猖狂之至，必须彻底揭露斗倒斗臭等等，报纸上整版黑色的通栏大标题触目惊心。
    然后审讯者轮班上场对她采取“车轮战”，不分昼夜，软硬兼施。
    萌萌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她不仅要保护我，还要保护曾伯伯。她承认口号报是有错误的，但是坚决否认有什么组织活动，更没有什么人指使她。她甚至把起草口号报和《四月革命》的责任一人担起来，还把我的一些“反动言论”说成是她的，例如“毛主席也有局限性”“早请示晚汇报是宗教仪式”“赫鲁晓夫说不能用棍棒把人民赶进共产主义天堂”等等，害得我这边的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对我拍桌打椅，说我不老实。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见过萌萌两次。
    一次是在专案组把鲁礼安带来充当“反面教员”的场合中。那是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我被带进去时，里面已经坐着几十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我一眼就看到了萌萌，还有我的四弟。萌萌明显消瘦了，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是那么清澈。会场四个墙角都站有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颇具杀气。当士兵押着鲁氏进来时，只见他光着头，从耳朵到脖子胡乱裹着一条围巾，显然是在掩盖什么伤痕。鲁氏看到了我，嘴角边露出一丝苦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他掏出事先准备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检讨了自己的罪行，说自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感谢党和政府的挽救，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整个过程中鲁氏都是低头念稿，面无表情，仿佛临时上场背台词的演员。被士兵带离会场时，鲁氏突然抬起头来，四下环顾，我察觉到他嘴角边又露出一丝苦笑，似乎是想与我和萌萌做最后的道别。
    这种从布哈林受审以来不断上演的扭曲人性的荒诞剧，现在看起来可叹可笑；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特定语境下，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娃娃的震慑作用却非同小可。鲁氏被带走后会场一片沉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会议结束时人们鱼贯而出。萌萌经过我身边时，举手拢了拢头发，我看见她右手的中指压在食指上。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的暗号，来自一部苏联电影，表示“不背叛”。
    还有一次是在把我们带出去批斗的时候。那天早上，我被带到一辆中吉普跟前，远远看见萌萌也被带过来了。一看她那模样，就知道也经受了同样的折磨。上车前张处长过来对我们说：现在带你们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要抵触，不要说话，卫兵会把你们安全带回来的。我们被押进一个很大的会场，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我们一出现，震耳的口号声就不断响起，无非是“坚决揪出……”“彻底批判……”等等。我听不清给我们安的是什么头衔，扭头想看看头顶上方悬挂的批斗会横幅，马上被两只手按下了头。旋即有人上台来扭住我们的双手，把两块很大的“示众牌”挂到我和萌萌的脖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得咣当一声，萌萌挣脱双手，把示众牌从脖子上取下来摔到了地上！
    愤怒的呼声立刻此起彼伏，“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一些人冲上台对萌萌拳脚相加，很快被士兵阻止了。士兵拾起示众牌，低声对她说了句什么，重新给萌萌戴上，萌萌才没再继续反抗。
    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来声讨我们的罪行，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全是萌萌刚才摔牌子和被殴打的情形。
    在回去的中吉普上，我担心地注视着萌萌。萌萌强忍泪水惨淡一笑，掠了掠凌乱的头发，凝神地望着远方，中指依然压在食指上。
    直到专案组结束时，他们也没能从萌萌那里得到任何有关“组织”和“幕后指使人”的交代和证据。
    第六章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寒冷。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一辆中吉普呼啸着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地方。事后得知，这就是有名的“白求恩医校”。
    “文革”时期，为了关押不经法律程序而抓捕的人，武汉白求恩医校被改建成了看守所，名曰“甄别教育所”。这个法外牢狱比之常规监狱更为黑暗恐怖。有一首顺口溜在囚犯中广泛流传：
    一进白求恩医校心惊肉又跳
    两人行走一副手铐
    三餐霉饭吃不饱
    四季单衣无棉袄
    五层楼上有人放哨
    六块地板挤着睡觉
    七根铁柱根根牢靠
    八天过后饿得开叫
    九九归一点子不高
    实实在在不该坐牢
    来白求恩医校坐牢的实在不少，除了那些未经批捕的刑事犯，还有不少政治犯。曾卓就在这里坐过牢，还有王任重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慧纳和武汉市市委书记谢滋群等等。据说这个甄别教育所就是谢任武汉市公安局长时批准改建的，建成不久他自己便成了里面的“客人”。
    萌萌被关在一楼女犯号子里。和她关在一起的，还有小梅。梅是我们的知青伙伴。她本应参加郧阳军分区给我们知青小组举办的“五不准学习班”；但她追求爱情追到内蒙边境，犯了“叛国投敌”的嫌疑罪，被当地关进大狱，然后押回武汉，抓进我们的“学习班”，这回也一起给转到白求恩医校了。有小梅做伴，萌萌的铁窗生涯稍稍好过一点。
    除了失去自由，囚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甄别所的伙食极其糟糕，量少无油不说，饭里尽是沙子和老鼠屎，难以下咽。萌萌和小梅要求改善伙食，反遭呵斥。她们唱起国际歌，枪兵冲进来照着她们的胸口一人一枪托，把她们打倒在地。萌萌挣扎着站起来，高呼“坚决抗议解放军打人！”引来看守，枪兵才被制止。
    同囚室的其他女犯们对于她们这两个政治犯表现出明显的尊重。外号“七仙女”的七个女孩子因为裙子里面不穿内裤而被抓进来，萌萌和小梅给她们讲道理讲故事，后来她们说，出去以后不做流氓了，做政治犯。“七仙女”还把夹带进来的钱送给萌萌和小梅，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我被关在三楼的一间号子里。忽然有一天，外劳送饭时悄悄递进来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是几个发饼，大喜过望。我一口气吃掉两个之后，再仔细查看包发饼的那半张报纸，在一段毛主席语录旁边果然发现了熟悉的字迹：认真学习改造思想109号萌。我赞叹萌萌的聪明，以这种方式告诉了我她关押的地方；更惊叹她如何能让外劳甘愿冒险。
    就这样，在戒备森严的牢狱里，通过同情我们的外劳人员，我和萌萌互相传递了几次纸条。
    萌萌说她的情况很好，每个礼拜可以放一次风，到院子里晒太阳，每次她都往楼上张望却总是看不到我。她说经常听到楼上传来哀号声，很担心我。她还告诉我她已经认下了哪几条反动言论，要我不要再揽到自己身上。萌萌还告诉我，与她同号的有一个关进来不久的老革命，听了我们的案情后认为，我们在这里属于“羁押”，时间不会长，至于能不能活下来，那要看运气。老革命还说，那些反动言论上纲上线可高可低，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幕后操纵者和组织行为，那性质是不同的；如果真的只是几个学生娃，也许就是有期徒刑吧。
    这个消息让我轻松了许多。我想，沙洋农场总不会比我们下放的山沟沟还差吧，至少不会老挨饿，也不会每逢下雨就整夜折腾着四下找盆子搁在被子上接雨水。
    但是萌萌没有告诉我，她始终担心我会被枪毙而老做噩梦；也没有告诉我她被枪兵打伤的事。挨枪托的滋味不好受，我就尝过一次。
    那是我被转到另一间号子后的事情。我发现这间号子的窗口也是朝着院子，与萌萌的号子是同一个朝向。于是我趴在铁窗上，想也没想就唱起了《国际歌》。唱到“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就听得萌萌的歌声从楼下传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我大概是忘乎所以了，完全不知道歌声引来了枪兵。只听得砰然一声牢门大开，枪兵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到墙根，照着胸口就是一枪托，打得我应声倒地。我挣扎着站起来，看了一眼枪兵，这是一张尚未脱去稚气的脸，凶狠却又朴实。我知道与他争辩无用，便挪到门口用尽力气大喊：报告“政府”！报告“政府”！不一会“政府”来了，见状便问怎么回事。枪兵说：他违反监规，唱歌。我大声说：我唱国际歌！有什么罪？就算是反革命，唱国际歌有什么罪？“政府”没作声，带着枪兵离去。不一会，“政府”又来了，递给我几张伤湿止痛膏，一声不响地走了。
    第二天我胸口剧痛，躺在地铺上，想着萌萌会不会也挨了打，会不会站在窗口等我的歌声，忽听一阵熟悉的声音飘来。我爬到窗口聆听，是萌萌在朗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是“老三篇”。“老三篇”那时是家喻户晓人人必读；朗读“老三篇”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算违反监规。想到萌萌的这个妙计，我禁不住抚掌大笑。
    那以后，我和萌萌每天晚饭后对着铁窗背诵“老三篇”，隔空互报平安，这成为我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候。
    冬去春来，守望着铁窗外的树叶抽芽，由嫩黄到翠绿直到满树郁郁葱葱。4月28日刚刚吃过早饭，刘教导员就来到号子，向我宣读了一份处理结论：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定为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我说，我交代过了，没有组织集团。刘说，听清楚没有？阴谋组织！我说，阴谋也没有。刘不耐烦地说，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这对你们已经是够宽大的了，收拾东西跟我走吧！我迟疑着问，萌萌呢？刘大声说，你们是怎么搞的，你问她，她问你，你们以为这是谈恋爱呀，不想走就都待在这里吧！我得到答案了，连忙跟着他走出去。事后得知，专案组将萌萌带离甄别所时，她执意不肯走出号子，直到望见我也出现在院子里的时候，才匆匆收拾行李。
    第七章
    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干部的押解下，我和萌萌、小梅被送到郧县武装部。几天后，1970年5月4日，我们被分别带往不同的地方。萌萌被带到大堰人民公社永先大队第二生产队，交给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在这个山沟沟里，萌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艰难也最难忘的四年。
    首先面临的是生活的窘迫艰辛。在被押离武汉前，萌萌身无分文也无行囊。押送人员见她随身只有一个黄书包，问她要不要回一下家，萌萌默然摇头。来到大堰河后，萌萌被带到一个废弃的茅草屋里，除了一个灶台和一张木板床，连锅碗瓢盆都没有。天知道那段时间她是怎么过来的。后来小梅的妈妈从武汉来探望小梅，顺道看看萌萌，萌萌情不自禁扑上去叫妈妈，弄得小梅妈直掉眼泪。小梅妈见萌萌脸色憔悴，衣服也是破的，便把给小梅准备的食品、衣服和钱给了她一些。一向不愿接受别人东西的萌萌这次也不推辞了。
    劳动的繁重对于萌萌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到生产队，萌萌就被安排到兴修水渠的工地去挑土。两天过后萌萌的肩膀就磨起了血泡，血泡磨破后肩膀一挨着扁担就火辣辣疼痛，她只能弯着腰以背部承受重担。一周后萌萌的肩膀和背部都肿得老高，衣服也磨破了，收工回来常常顾不得做饭，倒头便睡。收割麦子的季节，萌萌连续劳作到直不起腰，最后只能跪在地上挥镰。至于锄草磨破了手，打连枷震裂虎口，以及插秧时被雨淋得个落汤鸡，就不必提了。
    “郧阳遍地三大宝，包谷红薯龙须草。”在这四年多里，红薯和包谷是萌萌的主要粮食，大米和白面只能偶尔吃上。萌萌住的是干打垒草房，阴暗潮湿，她又不懂得保管粮食，红薯易烂，红薯干易霉，金贵的米面也难免霉坏生虫。萌萌只得削去烂红薯，刮掉红薯干上的霉斑，把生虫的米面拿出来晒一晒，将就着吃。萌萌逐渐学会了煮红薯，搅玉米糊。只是做米饭、面条的机会太少，难得做一次不是把米饭烧糊了，就是把面条煮成了一锅面糊糊。
    这些磨难萌萌都默默地承受下来；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屈辱和孤独。农民们搞不清眼前这个大城市来的文静女娃娃与那个传说中十恶不赦的“白脚羊”是什么关系，诧异的目光里闪烁出躲避。工间休息时，她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没有人敢接近她。无数个夜晚，在那个半坡上的茅草屋里，与萌萌相伴的只有一盏昏暗摇曳的煤油灯。有一次公社召开社员大会，没有人通知她不能参加；当她走进会场时，只听得远处的主席台上有人发出大声吆喝，叱令她立刻离开。萌萌在上千人众目睽睽下走出会场。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跨入任何会场一步。多年以后，进入会场对于萌萌仍是一件困难紧张的事情。不管在什么场合，萌萌从不主动与人搭讪。即使面对同情的目光，她也会设法回避。她得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不愿意别人受到牵连。
    只有与小梅的相聚能带来难得的慰藉。小梅被安排在与萌萌相邻的公社，她有时以买煤油之类的理由请假出来，和萌萌跑到附近山上的果园里见上一面，说说彼此的情况，分给她一些食品和衣物，间或还能交换几本各自弄到的书籍。小梅劝萌萌想开点。萌萌说，我不会消沉的，总有一天，你我的书架会摆上彼此的著作。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萌萌和我都不知对方身在何处。郧县武装部把我们押送各地前，规定我们以后不准串联不准通信。事实上没有这些规定我们也无法通信更不可能来往。我常常在收工后登上水库工地附近的山顶，遥望四下重叠的群山，猜想萌萌会在哪一处山峦之间，想着她也会朝我眺望，就像我们最后分别时相互目送那样。这样望着想着，心情便平复下来。
    到大堰河三个月以后，萌萌感觉对她的监视松懈了一些，便开始试探着给我母亲写信。信写得无懈可击，但母亲从字里行间依然读得懂她急切想知道我的下落；只是那时母亲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能够与家人通信是在半年之后。信寄出后不久便收到了母亲的回信。信是被拆开了的，但夹在信中的十块钱和三斤粮票并没有被没收。母亲在信中说给其他的弟妹也寄了钱和粮票，以此告知了萌萌的下落。
    我不敢贸然给萌萌写信。正好母亲随后寄来了一铁盒奶糕，我留下一些后寄给萌萌，在邮包上写明寄出地址。一周之后萌萌的回信便到了，信也是被拆过的，但我们终于联系上了。
    我们能够自由地通信了，但是在信中我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萌萌写到她的生活和劳动情况时，极少诉苦。我只能从她偶尔问我能否寄一点钱和吃的东西的字里行间，揣测她的处境。彼此传递听到的形势和信息，则采取交流读报心得的形式。
    有了这些通信，有了我母亲每月寄去的钱和粮票，萌萌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她间或能够从当地农民那里买下一担松枝柴薪，不必每天都靠绞草把子烧火做饭，弄得烟熏火燎两眼流泪；能够买点香油和盐巴，不必顿顿都吃无油无味的煮菜叶。特别是能够多买一点煤油，晚上看书写字的时间可以长一点了，这带给萌萌很大的喜悦和温暖。至于粮票，萌萌则尽量积攒下来。她在来信中说，等着我有一天能够去她那里时一起分享。
    时间长了，萌萌渐渐赢得了队上农民的同情和尊重。队长不再派她去干重活，下雨天可以待在家里。遇上大队或公社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什么的，萌萌照例不能参加；队长会有意提前给萌萌安排照看果园之类的活路，或者提醒她是不是进城去办点什么事情。有几个女青年对萌萌特别好，家里做了米饭、面条常常给萌萌端一碗去，还帮她种菜园子。
    四年贫困艰辛中为生存而勉力的生活，和社员们一起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以及与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妇村姑们的朝夕相处，让萌萌逐渐融入到中国最贫困的农民之中。她和他们一样操心天旱对粮食收成的影响，一样用舌头舔净碗里残留的玉米糊，一样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倾注最多的心血，一样希望平静的生活，见到公社干部进村也顿生警觉。萌萌体验到农民的期盼和恐惧，分享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她开始理解到，绝对的贫困和闭塞如何造就了农民的节俭淳朴，也造就了他们的愚昧盲从；理解到这种稍有意外就能把人抛入绝境的命运如何培育出他们保守和忍耐的性格；理解到遥远政治中心的狂风巨浪如何难以撼动底层社会的根基。
    时隔46年后，2016年的春节，儿子陪我驱车去郧县，探访他妈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昔日清澈的大堰河现在变成一条干涸的山谷，岸边的村庄也不见踪影，只剩几处断垣残壁。我们在周围山梁上开车转悠，四下打听，直到黄昏才找到一户当年永先二队的搬迁农民。我完全没有料到，萌萌的名字在当地流传得如此久远而清晰。这位农民立即找来几位当地的老农老妪，与我促膝谈心良久。他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讲述了萌萌的很多故事，包括她如何坚持要学着像男人一样犁田耙地，以及如何教她们唱歌跳舞。他们讲的一件事情令我吃惊：萌萌在这个闭塞贫瘠的大山沟里居然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老农老妪们现在还记得四十多年前萌萌带领他们一起学习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怎样凭着记忆教他们背诵——普希金的诗！
    离开大堰河，我伫立在高高的山梁上，回望鄂西北大山中那条干涸山谷边月光下黑影般的断垣残壁，仿佛看见微弱摇曳的煤油灯光，有普希金诗句的诵读声飘忽传来：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
    1971年的中秋节那天，萌萌和我在时隔近一年半之后终于见上了面。为了这一天，萌萌和我在通信中策划了很久。她和我都只能请一天的假，时间只够我们在半路上相见然后各自折返，而中秋这一天最可能准假。我们两人按照事先的约定前一天都向队里请了假，后半夜就出发相向而行。我和萌萌相距一百二十多里地，沿途要翻越好几座山岭，特别是雷峰垭，山高路险，天黑以后常有狼巴子出没，我们不能不早早出门。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在一个叫作五里沟地方的公路上相遇了。萌萌提着一袋苹果，我提着两只腌鸡和几个月饼。我们呆呆地站在那里，相互端详说不出话来。自从1969年11月3日离开兴阳寺以后，两年来我们只能在枪兵的监督下见面，相望不能相语；只能借助于眼神、手势和纸条传达彼此的思念，使用曲折隐晦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想法。此刻，可以直接交谈，自由地倾诉，可以拥抱和哭泣，我们却有些不习惯了。我努力想笑，萌萌却终于低低饮泣起来。我扶她在路边坐下，默默轻抚她的后背，直到她平静下来。
    我们说了很多，又仿佛什么也没说。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太多，死的死，散的散，友情凋敝，亲情冷漠，我们自己也历经磨难，韶华不再。但毕竟都过去了。重要的是，我们都活下来了，又在一起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才感觉又累又饿又渴。我们走到公路下边的山涧旁，我手捧涧水给萌萌喝，她用清凉的涧水洗净了洗风尘仆仆的脸颊。然后我们啃着苹果，吃着月饼，在那个崇山峻岭的密林中，那片荒无人烟却可以让我们自由呼吸自由说话自由拥抱的草地上，度过了我们自己的中秋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必须要走了，又一再推迟离别的时间。直到再不分手就不能够在天黑之前翻过雷峰垭，我们才回到公路上，背道而行。萌萌不愿意首先迈出第一步，她一定要看着我走到老远的山路拐角处，频频向她挥手，才转身离去。这一天萌萌往返走了近一百里山路，出门的时候月亮还没落下；回到大堰河，一轮明月已然高悬。
    那次见面我们也谈到了对于时局的担忧。国庆节刚刚过去，我和萌萌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都发现了那个极不寻常的迹象：没有举行国庆检阅，也没有刊登毛和林的照片。我们当然不知道林出了事，但直觉到一定是发生了大事，这早晚会对我们的处境发生影响。我说，历史会证明我们无罪，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大山。萌萌说，我们经受着大山的考验，也要能经受历史的检验。再难都要活下去，我们一起等着那一天，没有那一天我也和你在一起。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林彪事件后，经萌萌和受我们牵连的小梅、小阮等人多次上访和要求，1973年11月30日，郧阳地区革委会对我和萌萌以及我们知青小组一干人等的问题重新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虽然还是认定我们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毕竟划为了“人民内部矛盾”，算是给我们平了反。这个决定并没有向我们宣布，不过我们的境遇却逐渐改善了。1974年10月，在当地农民的一致保举下，萌萌被公社革委会推荐到郧阳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萌萌又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一年。她能够比我早获自由，还是得益于她那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和大难临头时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坦诚率真的亲和力。1979年9月，萌萌考取华中师范学院欧洲文学史专业研究生，结束了十年的山区生活，回到武汉。这一年，萌萌30岁。
    1974年8月，萌萌和萧帆在湖北郧县
    摘编自萧帆回忆录《我和萌萌》“文革”五十年萌萌十周年祭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