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聆听那树叶的哭叫——悼萌萌
    文/鲁枢元
    生命的存在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生命的拥有者就像一位在冥冥中被支使着的行人，艰难地向前挣扎着。生活是一条路，一条生命就是一位跋涉者。在萌萌的著述中，生存之谜却又被揭开十层新的帷幕：一边是生存的闷闷的锣声，一边是死亡的咚咚的鼓点，在这晨钟暮鼓的轰鸣中是庄严、肃静、如醉如痴舞动着的生命。
    这是16年前，我为萌萌撰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话，16年过去，萌萌的生命的晨钟暮鼓已经歇息了声音，她那庄严、肃静、如醉如痴的生命之舞也已经静止下来。她已经重归天地宇宙的大化中，开始了生命的又一轮演进。
    我最后一次见到萌萌，是2005年11月27日，在海口海甸岛她的家中。我是为了筹备生态文艺学的田野考察活动回到海南的，听张平说，萌萌这段时间身体状况很不好，颈椎病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她曾经陪她找过按摩医生，效果不知如何。于是，我在回苏州前，便去看望了萌萌，还捧上一束雪白的康乃馨。
    萌萌果然有些憔悴，但依然笑得很有精神。她笑着说，我是梳洗打扮了才见你的。我知道，萌萌从来都是这样，她不愿意让朋友看到她病痛的样子。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们这次活动的设想，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劝我快一点调回海南。我答应退休之后就回来，她说，回来后我们几家人就全都搬到乡下住，过田园生活。接着就兴致勃勃地计划盖什么样的房子，扎什么样的篱笆，种些什么样的瓜果蔬菜，养什么样的家禽家畜。这时，已经完全看不出她是个病人。
    等我回到苏州不到半个月，海南那边就传来噩耗，萌萌得的是肺癌，而且到了晚期，已经严重扩散。后来，又说在广州进行化疗、放射治疗，效果很好，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大约是2006年7月初，萌萌在广州的病榻上还托欧阳洁捎话来，说她要参加我们在海南举办的生态文艺学田野考察。
    暑假期间我偕张平到俄罗斯看朋友，偶尔打开电脑，竟看到萌萌已经于8月12日去世的消息。我对于萌萌的病原本就近乎绝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她走得竟如此匆忙，一个端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我没有来得及为她送行。但就在她去世前的一周里边，我曾经两次梦见她，憔悴，依然美丽、端庄，似乎在收拾行装，往一个什么地方去。那也许就是在向我告别。也许只是由于我心里一直在为她的病情担忧。
    我认识萌萌，是在20世纪80年代，先是由于和她父亲曾卓先生通信。曾卓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几乎每封都要提到他的这个宝贝女儿，言语间总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赞赏与骄傲。后来，遵照曾卓先生信中的指示，我给萌萌寄去了我的书。接下来便有了我与萌萌的通信。一年后，她和萧帆到郑州，我们见了面。同时，我还把我郑州的朋友王鸿生、耿占春、李艾云介绍给了她，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些雪莱、济慈、普希金一类的人，精神上可能更为投契。果然，萌萌要回武汉，在火车站送行的时候，三个人与萌萌握手相对，竟无语凝噎，一一为萌萌唱起歌来，唱得萌萌泪流满面，全然不顾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最近，我清点了一下萌萌写给我的信，不多，共16封。每封信中谈论的主要内容，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她和她的朋友们（志扬、道坚、祖慰、世南、尚扬、友渔、家琪、小枫、晓芒、有伯、雁瑾……）在忙着张罗什么事，她似乎是个专为朋友活着的人；二是她正在撰写一部题为“在逻辑与想象的背后”的专著，写得很苦，时时写不下去。而那时，我正在写《超越语言》，希望借助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深入探讨一下“语言”上边与下边的存在，初稿已经完成，已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萌萌真诚地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和我进行一些切磋与交流，并在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中，详细地指出《超越语言》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大约是1988年的深秋，我到武汉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讲课，讲文学语言问题，萌萌执意来听。霜降过后，天气已经很冷，桂子山上的树木已开始凋零。她衣服单薄，穿了我的一件破毛衣坐在教室后边，一连几天，听得很专注。结果，我感到，她听得也很失望。甚至，课下的交流也很难进行。在《超越语言》正式出版时，我曾在书中记述了那时的情景：
    武昌东湖畔。湖水湛蓝、湛蓝，落叶杉凝重得绛紫一片。路很平坦，上坡。m女士正在写一本题为“在逻辑与想象背后”的书，构思得很苦。“你说的那个情感我以为不应是这样的，情感算什么算得了什么有多少哲学意义有什么很了不起……我说的是情绪，最要紧的是情绪，最抽象最具体最游移最漫无边际的是情绪，也直观，也感性。谁说不是现象学的直观？你的情感是笼统，没有分析就不具备意义。本体论性质。是利科尔还是斯托曼？展现于时间中的在世结构……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你这你这么糟糕……”看来我实在不是一个谈哲学的对手，尤其是和一位女士谈哲学。m女士气得杏眼圆睁，我更加无所适从。阳光始终铺在石子路上，有些耀眼。沉默大约350米，话题终于转换……
    萌萌对我在《超越语言》一书中的哲学蒙昧表现出掩饰不住的烦恼，我自己也深感内疚。使我聊以自慰的是，当她读到我书中征引的一段文字时，她哭了。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一段话：
    孩子的咿呀声，既是语言，又不是语言；不是音符，却是诗歌；不是字母，却是话语；这种喃喃学语是在天上开始的，到了人世间也不会终结；那是诞生以前就开始的，现在还在继续，是连续不断的。这种含糊的话语包括孩子过去做天使时所说过的话，和他成年以后所要说的话，摇篮有“昨天”，正如坟墓也有“明天”；这个明天和这个昨天的双重神秘在这种不可解的孩子歌声里混合起来了……
    萌萌揉揉眼睛说，真好。看来，萌萌坚持去做的，是从文学与诗歌现象中开掘哲学的精义，而我所从事的往往只是采摘现成的哲学观念为我的文学命题证明。况且，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没能达到与萌萌进行哲学对话的水平。后来我们都到了海南，虽然同在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我和萌萌也从未能在学理上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曾经对王鸿生提起过，在海南，有的人与我学术观念接近，但情感上很难贴得更近；有的人与我声气相投，而治学却不在一条路上，这是我在岛上的一大苦恼。当我决意离开海南时，在朋友们为我饯行的那个晚上，萌萌难过得再次流下眼泪。以后，每次见到我，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枢元，回来吧！萌萌的这份情谊当然不只对我，她总希望她看重的、热爱的朋友都聚集到海南来，为此她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然而，这些朋友调来了，却又调离了，一个一个又都远走高飞，对萌萌来说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20世纪80年代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当年，萌萌在主编《1999独白》的时候，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新世纪未必没有些许期待。然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些许的期待也已经落空。新世纪开始，我不知道萌萌在思考些什么，我只是感到她的情绪越来越坏，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萌萌最看重的是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她自己却已陷入无可调解的生存矛盾中。萌萌曾经对我说过：“我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甚至，我比许多人有更强的虚荣，只不过我有企求更高的心……如果这一辈子我有什么值得自诩的，仅仅可以说我有一定的反省能力，我几乎是不断地在审视着自己，我因此生活得很累，很沉重。我付出的多，收获的少，我不能说我伤心，然而却真的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萌萌天性里执着地追求清洁与完美，从写书、交友，到选购一双鞋子、一只发夹，然而新世纪的空气里却日益弥漫起污浊、恶俗和油滑。对于别人可能是一分的失望、一重的打击，对于敏感而又脆弱的萌萌来说可能是十分百分、千重万重。在这生命的晨钟暮鼓的催逼下，她已经挣扎得筋疲力尽。后来，当她想到退居林野、潇洒度日的时候，已经迟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癌症，只不过是最后终结她的生命的一种方式。萌萌的死，或许还提示我们：那纯真的、高贵的生存本来就是一场悲剧。
    先前，萌萌在给我的信中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样一个诗的意象：“树叶的哭叫”。她说：“在幻想的贫乏中，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它存在于自身之中，翻滚着、喧哗着，却又不为任何人聆听。”“不为任何人所聆听的哭叫是最悲惨的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为别人聆听，而在于它只是在自我沉溺里萦绕在自己耳际，从来没有变成过真实的声音。”
    如今，树叶已经枯萎，从树上飘落到泥土中。我深深地遗憾，直到那树叶枯萎，我终未能听出树叶哭叫的声音。
    也许，心灵的树叶才刚刚开始在泥土中萌芽——那将是一个再生的萌萌。让我们学会聆听，学会聆听那无声的声音，尤其学会聆听那无声的哭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