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于风雨如晦处——悼萌萌
    文/张祥龙
    1998年底，我第一次到海南，也是第一次见鲁萌。大家都称她“萌萌”，我也就这么叫她了。《诗经》中有很多这样的重叠词。那是现象学的一次年会，安排在云龙湾。我还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这么蓝的海，在如此空旷的沙滩上“迎送绚烂的潮汐”，在12月份见到这么多鲜花与彩蝶，以致有如歌的感受现于心境之中，模糊地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什么。
    萌萌是会议的组办者，到处可见她的身影，包括在会议的专业讨论之中。我觉得这位常听人说起的女子，待人坦诚，看问题有直觉，而且气质生动，只要她在场，就好像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读到萧帆的回忆，印证了这个感觉，她的在场看来让萧帆在“文革”中干了事情。
    会后回到海南大学，受志扬和萌萌之邀，给学生们谈了海德格尔。然后人们一起到校外的一家餐馆。饭前聊了许久，慢慢讲到以前的各自经历。说起“文革”，她与志扬都有过不平常的遭遇，于是我也就随口提到，当年我也曾因办小报而被当“反动”批判和牛棚关押。萌萌一下子来了精神，追问办的什么报，其中什么观点有幸成了反动言论。我大致讲了一下，还没有说完，萌萌就在饭桌对面激动起来，大叫道：“原来是一家人！”我接着讲，她边听边点头，对于各种事件，甚至我们小报观点的委曲之处，似乎都了如指掌，呼应点评得恰到好处。我很多年中既没有场合也没有心情来讲“文革”经历，这时却有了某种异样的感觉。真是奇异，在30年后的海南岛，倒有了对谈的知音。这是萌萌善于社交和沟通的表现吗？后来的接触告诉我，并非如此，她于“文革”确有刻骨铭心、决定她终生的经历，而她那天的激动、那种充满领悟力的呼应确确实实就出自它。
    在她的家里，我们又有过谈话，了解到她的一些身世。比如她的父亲因为与胡风的关联，曾受到长期迫害。这肯定是一个影响她成长和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因为胡风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了御批的阶下囚，萌萌很小就笼罩在这个阴影里，这就大不同于到“文革”才被暂时打倒的走资派子女的遭遇了。至于她讲到的湖北“文革”中的派别冲突，她与后来的夫君到鄂西北山区插队，又再遭长期迫害，“文革”后又如何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等等，我也都能够“感同身受”。确实，我们大家年轻时走了一条很相似的道路，它那么曲折，山重水复，不是过来人怎知其玄机所在？我对她讲了这样一个感受：现在讲“文革”的大多是雾里看花，搞不好甚至线索错乱。我只看到过极少的明白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是在美国留学时读到的杨小凯的回忆，那是真正的过来人才写得出的。她完全赞同，又举了一些眼前的例子，来说明“回首文革”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后来，与萌萌又在其他会议上见过几次，却都无缘深谈了。但她很认我这个新识的旧友，寄来她的书，来信来电话，或邀稿或推荐我的文章给杂志，还一直劝我们在海南买房，这样朋友们可以时常见面。为此，她与内子在电话中相识，也聊得十分投机。于萌萌的热情、善良与乐于助人，我们都感受颇深。知道她患病，很想利用去中大讲学的机会去医院问候一下，却被告之，她目前情况已不适于见人了。后来听说她回海大调养，再后来就从家琪转来的噩耗中得知，她已经走了，在朋友们的送行中离去了。
    我心中沉痛。她带走了那段共同经历的一部分，那沉埋近40年而仍然在“待成追忆”的经历。她写下了她的经历吗？以前有过一些朋友，甚至上我课的台湾学生，力劝我写下“文革”的经历。外面搞“文革史”的，也为了那份小报来找我。去年在浙江安吉开会，家琪又对我讲，明年是“文革”40周年，应该写些东西来追念。我都没有答应。对我来讲，“文革”是“风雨如晦”而又“鸡鸣不已”（《诗经·风雨》）的命运。它改变了我的一生，甚至这个国家的道路——在许许多多的意义上。所以，它太深重，太不容我去轻描淡写。如果要回忆它，只有在未来的长久独处之后，在确有所领会，有不愧于那场经历的心灵感受之后。
    前些天家琪转来了萧帆（萌萌的先生）“文革”回忆录中的一节，即他如何与萌萌去鄂西北山区改造社会，继而卷入武汉1969年6月的“反复旧运动”，并以“曹思欣”的笔名写出震动湖北的大字报和总结“文革”的地下文章，并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长期关押，举家遭难的事情。读它的时候，我才又一次深切感到，我与他们（萧帆、萌萌、志扬等）曾经多么相近！
    我读到：“我不能再袖手旁观。于是萌萌和我连夜拟就了一份观点提纲，带上《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几本马列著作，只身赶回武汉。”我的天，这也正是我们当年读得最多的书中的两本！读它们去理解“文化革命”？那他们下面的思路我已经大略知道了。果不其然，以下触目惊心的文字似乎也是我的某种回忆。“文革”应该是走在巴黎公社的道路上，它的意义并不是推翻一个旧政权，而是要打碎整个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全体人民获得完全意义上的解放，摆脱任何异化机构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马克思）于是，萧帆和萌萌写了大字报，署名是“曹思欣”，“即‘新思潮’三个字的倒置谐音”。可要知道，我当年出事的文章题目就是：论新思潮，于1967年6月刊印。但它太“新”了，新得让似乎应该尊奉它的势力也恐惧它，必打成“反动”、“反革命”而后安。我看到此处，加了一个批语：“正是同病相怜处。书生意气！想要担当天下，反弄得十年凄惶。”
    再读：“9月27日，中央发出《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即‘9.27指示’，反复旧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北、决、扬’被定为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地下组织和反动刊物，‘必须坚决取缔、查封；对其主要编写人员应审查分别严肃处理’……《百舸争流》和‘曹思欣’都被点了名，划入‘北、决、扬’一类。”现在人们读到这些话，还能明白其中许多话语的含义吗？要加多少注解，包括人生的注解才能产生“视域的融合”呢？
    “这张大字报改变了我和萌萌的一生；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是，在1969年那个炎热的夏夜，两个19岁的狂热青年预见不到这些。许多年来，这张大字报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始终紧随。”我这里已经不愿做更多的具体比较，只是想说，我们的经历是“同构的”，是那个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与这些少不更事的“狂热青年”对撞而造成的同构现象。
    我们那时的想法，被“巴黎公社”的彩云托浮着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让我们为之受苦受难的文字，是对的吗？说实话，我今天已经不能对它做出肯定的回答了。近四十年的人生经历让我有了新的（或旧到了家的）理想，那就是朝向我们自己民族本源的追求。但是，我们错了吗？绝不！它要挑战的邪恶，依然是邪恶；它的纯真，依然清白无伪；为它流下的血和泪，也依然滚烫。对于历史，对于我们生命的时间湍流，对或错的二值逻辑并不都适用。
    萌萌，当我们祭奠你时，也是在祭奠我们共有过的青春，那以思想相交、以苦难相印的青春。确实，它已经成了一盏锈迹斑斑的旧灯，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所讲。但是，我不会拿它来换新灯，因为，当我们偶尔擦拭它时，会有神魔出现，吼叫着要施展一番。新的灯，却只会照明，而不会造幻了。萌萌，当我将来的某一时刻，再次摩挲这灯的时候，你也会来临吗？
    丙戌（西元2006年）闰七月海岮哀记于畅春园望山斋